第五章
1984年1月27日晚，還有5天便是春節，北方天氣仍然凜冽，嶺南的枝杈卻已露出綠色。
廣東中山溫泉度假賓館一號別墅內燈火通明，兩位已經滿發斑白的老人正親切的交談著什麽。
他們一站一坐，站著的老人身形消瘦，雙目炯炯有神，他說話時操著帶有香港口音的蹩腳普通話；坐著的老人身材矮小，但麵色威嚴，濃重的川音中盡是沉浮留下的滄桑。
三妹山中隱隱傳來他們交談的內容，“國家經濟...崩潰邊緣...同胞同祖...鼎力相助”，而最後結束的那句傳的最遠，那是站著的消瘦老人說出來的，“我們最值錢的，就是腳下的這片土地”。
之後，他們談話的聲音，壓得很低，但不久，一項製度改革在全國鋪開，從那一天起，至今影響著中國每一個人。
2003年6月，我大學畢業，那是並軌前的最後一批畢業生，說的直白一點，我們是最後一批包分配的學生。
可不湊巧的是，從這一年的2月開始，一場疫情席卷全國，先是香港、廣州、北京和上海，然後幾乎所有省會城市都被卷入其中。
我當時更希望通過社會招聘選擇自己心儀的企業，所以對包分配這事兒並沒有上心，而是全國各地的一邊旅遊，一邊投送簡曆，希望能夠決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那個時候，資源共享並不發達，信息傳遞也相對較慢，等我5月回到學校後，才知道我所在的學校因為出現了3例疫情，已經被封校了。當我拿著學生證想進去時，卻被校保衛處攔下，等確定了我剛從上海回來，學校保衛處的人一陣的緊張，先是畫了一條黃線不準我越過，等到他們穿好隔離服，竟直接把我帶到了學校招待所，這時我才明白，我被隔離了。
學校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照顧，隻是不能出房間，我性格孤僻，倒是不覺得難受，讓人從窗戶幫我吊了幾本書上來，便天天待在房間裏看書，可沒料到的是，這一個隔離，竟整整隔離了一個月，直到我精神已經有些恍惚，站在陽台上以死相逼，學校保衛處才同意將我放出來。
這時，那場疫情已接近尾聲，而那一屆的應屆招聘，也已基本收尾。
我從招待所出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當時意向的幾個單位打電話問招聘結果，可人家的答複是，“聯係了一個月，實在是不知道你的下落，所以早已另選他人。”
幾番電話打下來，我心裏一陣沮喪，不過好在學校了解情況後對我做出補償，走的還是包分配的路子，我心裏雖然萬般的不情願，但事已至此，隻能騎驢找馬，從長計議了。
現在再回頭看看，人生有時真是玄妙的不可言狀，越是不希望的，越是無法逃避。
接收我的企業是一隻巨無霸一樣的國企，當時這個國企的高層框架裏製定了一個精英計劃，從每一所“211”院校招收一名畢業生，經過三年基層鍛煉，充實到中層領導崗位，這個計劃當時在內部叫做“圈地計劃”，讓我沒想到是的，後來我並沒有離職，而是在這個國企留了下來，直到十幾年後成為公司高層時，我才知道了當年“圈地計劃”的真正含義，以及“圈地計劃”保密附件中，還有一個升級版，被高層稱為“精耕預想”。
那一年9月，我們100人從全國各地奔赴深圳，參加崗前培訓。
四眼兒是我在整整一個月培訓期中認識的唯一一個朋友。
與四眼相識的過程現在看來就像是個笑話，那時候我們剛剛從大學畢業，身上的生活費所剩無幾，而崗前培訓所發的實習工資要下個月才能領到，所以每一個培訓生日子過得都有些孤寒。
雖然公司提供免費早餐和中餐，但晚餐還是要自己解決的，那個時候深圳的物價就已經比其他地區要高出很多了，一份在其他地方能夠賣到1塊5的雞蛋麵，在當時深圳的價格已經是8塊錢了。
我與四眼的第一次談話就發生在公司樓下的喜旺茶餐廳，那是傍晚大概七點鍾的時候，我從宿舍出來去吃晚飯，等坐下卻發現店裏的服務員站在一旁交頭接耳，我順著他們指點的方向看去，就看見一個掛著公司實習工牌的人正埋頭苦吃，當時的一份快餐可以無限量加飯，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桌麵就明白了，他的桌子上，除了有一個隻剩下一點菜汁的盤子，旁邊還摞了七隻碗，那意味著這一次快餐，他加了7碗的飯。
那個時候我還相當自我，很少顧及別人的眼光，看著他掛著自己公司的工牌，就感覺親切，於是便坐了過去，臨時搭台，便聊了起來。
就這樣，我與四眼兒成了那批培訓生中最要好的朋友。
在簽入職合同時，我們就被告知，通過崗前培訓後，每個月的工資是4700，這在當時已經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努力，希望順利通過崗前培訓。
其實崗前培訓更多的是一種企業文化滲透和增強儀式感，考核內容非常簡單，但一個月後，全班99人通過考核，一人退出，退出的那個人就是四眼兒。
四眼兒是自己主動放棄的，公布結果那天晚上，我和他在宿舍樓下談了很久。
直到現在，我都記得十五年前新州九街天悅居樓下四眼兒堅毅的眼神。
那時已是十月，北方早已秋高氣爽，但嶺南的天氣仍然特別的悶熱，我和四眼坐在喜旺茶餐廳門前的石墩上，看著檔口的霓虹閃爍奪目，看著滿街的豪車川流不息，我語重心長，四眼兒卻置若罔聞，直到最後，我們互相拍了拍肩膀，搖搖晃晃地回到宿舍，留下一地的煙蒂。
那晚我說的更多的是勸導，希望他不要放棄這樣一個高工資的機會。
但是四眼兒卻神神叨叨，最後竟勸我跟他一起辭職，在當時看來，四眼兒的理由天馬行空，“從我進入深圳那天起，我就在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嗅到了金錢的味道，這個城市就是一個寶藏，難道你毫不動心嗎？”
當時的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麽，對他的說法更是嗤之以鼻。
崗前培訓後不久，我們這批人就被分到各個分公司，而我，很幸運的，仍被留在深圳。
再次知道四眼兒的消息，是他主動打過來的電話，這時他已經成了一名房地產中介，打電話的目的簡單明了；“如果有房地產相關的需求，可以找他。”
我當時隻是覺得可惜，武漢大學2003年畢業那一屆本科生，可能四眼兒是唯一一個一畢業，就投身房地產行業最基層的人。
之後的兩三年裏，我們仍保持聯係，但不論電話或是見麵，都不談工作，所以溝通上非常輕鬆。
2005年的時候，我們兩個相約去了一趟三亞，去的目的主要是休假玩樂，計劃是遊玩三天，但是偏巧天公不作美，整整三天海南暴雨，我們兩個隻好在賓館裏聊天打發時間。
這三天裏有一段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對話。
那時我們正好聊到深圳的房地產，四眼兒突然沒來由的對我說：“現在深圳不買房的都是傻逼。”
我對他的這種說法非常反感，就回道：“有錢的人可以買，沒有錢的人又怎麽買？”
四眼兒竟把眼鏡兒摘下來，盯著我看來良久，然後憤憤地道：“有條件要買，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買，現在買房，是真正跨越階層和實現財務自由的唯一途徑。”
四眼兒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05年10月三亞的一個暴雨天。
這十幾年裏，我每每回憶起這段對話，都覺得自己就是四眼兒嘴裏那個傻逼。
其實這十幾來年我也買了一套房，但那是自住，跟四眼兒的投資自然沒法兒比。
自打黃老太太給我轉了一大筆報酬後，我就動了投資的心思，但是畢竟國內投資渠道太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弄套不動產來的心裏踏實。
既然動了買房的心，找四眼兒幫我參謀再合適不過，於是我約了他，兩個人找了僻靜一個小飯店，既算是聚一聚，也當是幫我拿個主意。
這幾年雖然我們經常電話聯係，但是上一次見到他似乎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
這次再見到，四眼兒已經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一身名牌，挺直的襯衫下擺繡著一個“陳”字，那是他的姓。
我倒是沒跟他說錢是怎麽來的，隻是說手上有四五百萬，想投資一套房產，讓他給我點建議。
他一口答應下來，然後不直接回答，卻反問：“黎粟，你知道我現在的身價嗎？”
這是一個我一直很想問的問題，但畢竟是敏感的隱私，所以從沒提過。
現在他主動提起來了，我當然順著他的話頭往下說，他笑了笑說：“A9。”
看我一臉不解，又解釋道：“這算是行話吧，淨資產九位數的意思。”
我楞了一下，然後伸出巴掌，掰著手指頭一個一個的數，算了半晌才算清楚，這是資產過億啊。
看我確實有些驚呆，四眼兒又說：“今天難得有空聚在一起，就給你講一講這十幾年我是怎麽過來的。”
原來，2003年四眼兒辭職後，做了房產中介，按照他現在的說法，那時他就意識到深圳的土地麵積太小，但沉積的人口過多，新鮮的血液不斷湧入，房價的上漲不過是早晚的事。
當初深圳購房還沒有首付幾成的嚴格說法，很多問題都可以內部操作解決。隻要你願意，甚至可以零首付購房，全額房款用按揭，所以在他入職的第一個月，就自購了兩套新房，用申請到的信用卡套現還住房按揭貸款；再然後，手法更加純熟，先是卡接龍，然後是消費貸，不斷收筍。
四眼兒說：“我是屬貔貅的，這麽多年，在房產上隻買不賣，所以，很多人叫我‘貔貅陳’，那時候深圳的購房政策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又是限購，又是限貸的，最近甚至還出了個限售。”
直到2009年，四眼兒的名下已經有十幾套房產，再然後就是大家熟知的限購政策，嚴格控製購房資格，但這也難不住四眼兒，他在購買房產這事兒上有一種近乎變態的偏執，於是他翻遍政策，竟找到了一處漏洞，那就是用公司購房。
四眼兒先是自己名下注冊了幾間公司，通過公司購買房產，避開購買的政策限製。
現在，按照他自己的話說，“隻要他把自己持有的最貴的那套房產賣掉，就可以還清他名下所有房產的貸款。中介？我早就不做了，現在成立了個民間投資團隊，叫‘地主會’，走知識付費的路子，這樣才能托市。”
這事兒現在看來順理成章，但在當時沒有精準的眼光和驚人的膽識，是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我除了敬佩，實在說不出什麽。
我又問：“如果現在投資深圳房地產，還算不算是一個好的決定？”
四眼兒沒有正麵回答：“前一段時間，有人請我去參加了一個民間研討會，會上一位房產中心的研究員問，未來深圳的房價上限在哪裏？當時我就回答，未來20年，深圳每平米30萬的小區將不是特例。”
這例子一舉，我就知道，四眼兒還是看好，這是間接的建議我投資房產。
我見四眼兒越說越嚴肅，便想揶揄他放鬆一下氣氛，“你這種炒房客現在可最招記恨，要不是你們，起碼房價漲不了那麽快。”
四眼兒卻一臉正色地道：“你以為我投資的是房產？那你就真的錯了，我投資的，是對這個城市發展的信心。”
看我對投資房產實在是沒什麽概念，於是他建議我：“深圳的發展不隻是概念，大灣區，河套北，這些都已經不隻是規劃，我們正處在最好的時代，二十年後再回頭，我們都是曆史的見證者，就向現在回頭看二十年前一樣。”
頓了一頓，他又說：“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城市更新將遍地開花，買舊樓，中心區的舊樓，靠近香港的舊樓，最好是建築年份有30年以上的，棚戶區改造必將製造出一批千萬級的富翁。”
四眼兒說這話的時候，兩眼炯炯有神，像極了十五年前宿舍樓下的那個夜晚，我不得不承認，他說服了我。
之後的幾天，我按照四眼兒教的踩盤路子，確定下來的一套掛牌樓盤，是華湖村小區的一套頂樓，87平，原業主報價470萬，我還到450萬，算上傭金稅費，剛好花掉了黃老太太給我的這筆錢。
賣房子的是個老人家，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急著要把房子出手，我完全沒有想到能比報價便宜20萬。
先是黃老太太的大手筆，然後是房子上的折扣，真是喜上加喜，財上加財。
我是全額付款，中介也相當配合，隻是五個工作日就辦理好過戶和收樓的手續。
房子戶型方正，南北通透，小三房的格局，室內還算幹淨，但畢竟是快30年的老樓，又沒怎麽裝修過，牆體剝落的厲害，於是趁著收樓的當口，我找了個街頭的“遊擊隊”幫我翻新。
這些街頭的“遊擊隊”在深圳老城區隨處可見，活糙得很，而且常常臨時加工錢，但畢竟價格上總體還算便宜，所以我就圖了個方便。
我隻是刷牆，翻新一下洗手間，不是什麽複雜的活，五天的工期，結果他們三天就幹完了，而且居然沒有中途加價，結了錢立馬撤人，大出我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