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內聖外王

王陽明認為，每個人的人生態度應該是自尊無畏，而人生目的則是內聖外王。

“內聖外王”是儒家門徒千年的理想，意為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與政治理想的結合。連瞎子都看得出來，這不可能。所以最早提出“內聖外王”的不是擁有超強進取心的儒家，而是舉著高調理想主義大旗的莊子。

所謂政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政治家就是處理這個關係的人。政治先天性的帶有陰謀和血腥氣質，它恰好和道德品質水火不容。儒家門徒千年以來，始終想把二者強扭到一起，可千年的曆史證明：“內聖”的人肯定無法“外王”，比如孔子，他的功業就乏善可陳；而“外王”的人肯定不是“內聖”，比如諸多的開國皇帝，哪個不是靠陰謀陽謀取了天下？

儒家麵對“內聖”和“外王”的割裂，隻能做一件事：幹瞪眼。

王陽明以為，每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內聖外王”，隻要你明白“內聖外王”是怎麽回事。他說，所謂內聖的“聖”不是外在的道德準則，而是你內心的良知。你內心的良知告訴你的是非對錯就是你的道德準則，這個道德準則是按你良知的指引隨時變化的：

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

良知就是《易》，易之道就是變化，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點和條件，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和作用。如果你把道看成是固定不變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同樣，你把道德規則看成是固定不變的，那就更大錯特錯了。

打人違背道德，但當有人正準備把孺子扔到井中時，為了解救孺子，你隻能打他。這個時候，打人就是道德的。欺騙是不道德的，但當你在無惡不作的敵人身邊臥底，你對敵人倘若真誠不欺，非但不道德，而且極不明智。

“內聖”是我們不被遮蔽的良知，“外王”並非是可用外在標準衡量的“功業”，而是行我們那不被遮蔽的良知：

立誌用功，如樹使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隻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說得已很明顯：隻要你能用心栽培樹芽，就必有枝葉花實；隻要你能行那不被遮蔽的良知，就必能產生外在標準衡量的功業！

良知“變動不居”“剛柔相易”，我們行它時自然也要“變動不居”“剛柔相易”。也就是，不要拘泥執著，凡事以適宜為唯一準則：

義（適宜）即是良知。如受人饋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著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不是良知的本體。

聽命於君主是忠，忠是一種道德品質。但在1519年，江西南昌的寧王朱宸濠造反，王陽明正奉旨去福建的路上，得知這一消息後，他立即抗旨不遵，返回江西和朱宸濠開戰。這隻是因為王陽明的良知告訴他，如果不能迅速平定朱宸濠，那江南百姓將大遭塗炭。他隻不過在行良知而已。而其平定朱宸濠後來也成了他的“外王”標誌之一。

由此可知，“內聖外王”就是致良知。隻要你能致良知，那在任何領域都能創建功業。有人問王陽明：如果在聲色貨利上行良知，算不算？

聲色貨利始終是被儒家排斥的，認為它們全是人欲，沒有天理。而王陽明卻回答：“當然算！隻要你能真切篤實地行良知，偶爾碰到聲色貨利，就不會成為負擔，自然會去依循良知並對它作出反應。良知僅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無一絲蒙蔽，那麽，即便與聲色貨利交往，也全符合天理。”

心即理，符合天理，即符合吾心，“內聖外王”後的功業自然而然產生，簡直就是水到渠成。君王能“內聖外王”，就能成為真正的聖君；讀書人隻要能“內聖外王”，就能成為真正的聖人；生意人隻要能“內聖外王”，就會成為富可敵國的王者。甚至是環衛工人，隻要能“內聖外王”，也能成為該領域的翹楚。

在王陽明看來，這就是我們每個人應該具有的人生觀，也是人生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