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過度，不執著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有一天忽然接到家信，信上說，他兒子病危。凡是個爹，聽到親兒子有危險，就不可能無動於衷。於是他的臉馬上呈現了憂苦狀，心裏更是萬分憂愁，不能自已。
王陽明聽他說了這件事後，居然有點小欣喜：“啊呀，這正是大好時機啊！”
陸澄有點生氣：我兒子可能要病死了，你居然說這是大好時機，你為何不說蒼天有眼呢？
如你所知，陸澄誤會了王陽明。王陽明說的“大好時機”其實是這樣的：“你現在正是用功時，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平時講學又有什麽用處？人就是要在這時候練心。”
原來，這是練心的最好時機，怎麽練呢？
王陽明說：“父親愛兒子，感情至深，但天理有個‘中和’處，過分了就是私心。此時，人們往往認為按天理應該煩惱，就去一味憂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一般說來，七情的表露，過分的多，不夠的少。但稍有過分，就不是心的本體，必然要調停適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雙親去世，做兒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裏才痛快呢？然而，《孝經》中說：‘毀不滅性。’並非聖人要求世人抑製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隻要認識了心體，自然分毫都不能增減。”
這個故事在《傳習錄》中相當有名氣，它是陽明學方法論“事上練”最經典的案例解讀。要通透了解這段話，首先應普及理學的基本概念。朱熹認為，人的心分為性和情兩部分。性是天理，比如人心所固有的仁、義、禮、智、信。情則是欲，比如七情。朱熹說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保存仁義禮智信，祛除七情。既然把人心所固有的七情祛除了，人心就不圓滿，所以朱熹讓人去萬事萬物上求索“理”來填補七情六欲的陣地。
這就是朱熹所謂的“性即理”，而王陽明則說“心即理”，就是性和情都是天理。
王陽明說：“喜怒哀懼愛惡欲，人稱七情，七情都是人心固有的，從良知生發出來，需要良知去控製。七情好比浮雲，良知好比太陽。太陽不會總停留在一處，但無論何處，隻要有一線光明，就全是陽光所在處。天空即便布滿雲霧，隻要太虛中還能分辨顏色和形式，便為陽光不滅處。
“不能僅因為雲能遮日，就要求天不產生雲。七情順其自然地流露，也是良知在起作用。但是又不能太執著。執著、七情都稱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當然，稍有執著，良知就會發覺。發覺了就會克除遮蔽，恢複本體了。”
把這段議論和陸澄的故事聯係起來，我們就可知王陽明的人生觀：每個人都有七情，但不能過度。陸澄半死不活的樣子就是過度了，過度就是執著，死盯一點鑽牛角尖。這就不是“和”，不是中庸。
不過度、不執著，不逆情、不立異，始終處於良知所指引的平衡狀態，這就是貴和尚中。
怎樣理解不立異、不逆情呢？
僅以陸澄的故事來說，陸澄在“哀”這個情感上過度了，所以是逆情，違背了良知所教導的人的情感。假設陸澄得知兒子病危的消息後，哭天搶地，絕食絕飲，奔走呼號，這就抵達了逆情的高境界：立異。
在王陽明看來，七情是人固有的情感，中和時是天理，過了就不是，太過就是立異，那簡直就是喪良知的表現了。
什麽是在人固有的情感上立異呢？
比如“守孝”，儒家認為，父母去世後，兒子應該守孝三年。王陽明也認可這種禮，因為這是良知的指引，它是我們對待父母情感的一種儀式和表露。但有人為了證明自己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大孝子，竟然守孝六年，更有人守孝九年。還有人本來守孝三年，過了幾年後，突然發神經又跑去守孝三年。這就是立異，因為它已不是中和，太過了。
用王陽明的說法，你做得這麽過，安的是什麽心？
當然，這種“立異”害不了別人，幾乎成不了榜樣。還有一種立異，可就是在良知上插刀了。
公元632年，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執掌大唐帝國的第六個年頭。春節前夕，李世民突然頒布一道動人心魂的聖旨：明年秋季斬首的三百餘名重犯釋放回家過節，可在明年秋天回來受死。
要知道，這些死刑犯可都是殺人越貨的主兒，釋放他們回家等於是放虎歸山。令人萬分驚愕的是，第二年秋天，三百餘名重犯全都回到刑部大牢，無一人缺席！
李世民心花怒放，說：“看看這些人，如此守信，這說明還有良心。”
眾大臣說：“是啊，應該好好獎賞他們的良心。”
李世民大手一揮：“無罪釋放！”
這就是史冊上白紙黑字的“李世民縱囚”事件，當時的大臣們紛紛讚頌李世民的英明和仁德。他們認為，是李世民讓他們回家過節的“仁愛”行為感動了囚徒們被遮蔽的良知，使他們紛紛致了良知，信守諾言，心甘情願地回到大牢裏等著被砍腦袋。
這件事真有如此簡單？
如果你用陽明心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隻需如王陽明那樣問一個問題就可得到真相：李世民你釋放囚徒，安的是什麽心？
李世民明知那些囚犯都是死刑犯，卻釋放他們，這是視國家法度為兒戲。傻子都知道這是不對的，可李世民卻故意犯錯，他安的心肯定不是公心，必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粉飾太平，向天下人宣揚自己的教化。這就失去了“中和”，就不是良知的本體了。
另外，那些囚犯居然都回來受死。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尤其是這些死刑犯的心理。他們竟然不趁此逃避山林，反而回來引頸就戮，他們安的是什麽心？
固然，他們安的也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既然你要門麵，我就給你門麵，你好了，我也肯定好，我按你的程序去表演，你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免除刑罰是肯定的！
北宋大學者歐陽修針對李世民的縱囚，寫過一篇文章就叫《縱囚論》，他把李世民和囚徒們的非“中和”之心揭露得淋漓盡致：“李世民知道釋放囚犯回去，他們一定會回來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被釋放的囚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獲赦免，所以才會回來！料想囚犯一定會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麵揣摩下麵的心思；料想上麵一定會赦免他們才自動回來，這是下麵揣摩上麵的心思。是上下互相揣摩造成這種聲譽，哪裏有什麽教化作用！如果不是這樣，那麽李世民即位已經六年，天下卻有這麽多罪大惡極的死囚；然而釋放一次就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哪裏講得通啊！”
他諷刺挖苦道：“釋放了回來的就按國法殺掉，然後再釋放一批，囚犯又回來了才證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們一定不會回來了！如果屢次赦免，那麽死刑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的法度麽？”
這就是立異，違背了良知的“中和”。在王陽明看來，人生在世，不可逆情和立異，因為他們都不是良知的本意。
“貴和尚中”的另一要求就是“不器”。
很多年以前，孔子和他幾個著名弟子坐在郊外閑聊。當時草長鶯飛，碧空湛藍如洗，好不快活。孔子對幾個弟子說：“不要認為我比你們年紀大，就不敢在我麵前隨便說話，你們平時總在說：‘沒有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們，那麽你們打算怎麽辦呢？現在，你們就暢所欲言，說說你們的人生誌向。”
子路搶先說道：“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常受外國軍隊的侵犯，加上內部又有饑荒，如果讓我去治理，三年工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戰，而且還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微微一笑。
又問冉求：“你呢？”
冉求思索一會兒，慢慢回答：“一個縱橫六七十裏、或者五六十裏的國家，如果讓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來。至於修明禮樂，那就隻得另請高明了。”
孔子又轉向公西赤，問：“你呢？”
公西赤很惶恐，說：“我不敢誇口說能夠做到怎樣怎樣，隻是願意學習。在宗廟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別國的會盟中，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小的讚禮人。”
最後，孔子問一直在擺弄瑟的曾皙：“你小子說說吧。”
曾皙清了清嗓子，說：“我和他們三位的才能不一樣呀！”
孔子說：“沒說才能，隻說人生誌向。”
曾皙臉上呈現出靦腆的紅光來：“我呀，我的誌向有點不著調。我盼望的是，暮春時節，春天的衣服已經上身。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個青少年，到沂河裏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風，一路唱著歌兒回來。”
子路、冉求和公西赤都嗤之以鼻：“這哪裏是誌向，簡直是遊戲人生！”
想不到孔子高興得大叫一聲，道：“我是讚成曾皙呀！”
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臉色微變。
聚會散後，曾皙單獨留下，問孔子：“他們三位的話怎麽樣？”
孔子回答：“也不過是各自談談自己的誌向罷了。”
曾皙又問：“您為什麽笑仲由（子路）呢？”
孔子回答：“治理國家要講禮讓，可是他說話一點也不謙讓，所以我笑他。難道冉求所講的就不是國家大事嗎？哪裏見得縱橫六七十裏或五六十裏就不是國家呢？公西赤所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有自己的宗廟，有同別國的盟會，不是諸侯國家又是什麽呢？如果公西赤隻能做個小小讚禮的人，那誰能去做大的讚禮人呢？”
針對這個故事，弟子問王陽明：“孔門弟子共聚一堂，暢談誌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禮樂，多多少少還有點實際用處。而曾皙所說的，似乎是玩耍之類的事，卻得到孔聖人的稱許，這是怎麽回事？”
王陽明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有憑空臆想和絕對肯定的意思，有了這兩種傾向，就會向一邊偏斜，顧此一定失彼。曾皙的誌向比較實際，正合《中庸》中所謂的‘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前三個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達之人。但是前三個人各有獨特才幹，不似世上空談不實的人，所以孔子也讚揚了他們。”
人生是不斷變化的，是條不規則的波浪線，我們無法掌控這條波浪線。子路、冉求、公西赤就是想掌控這條波浪線，要在這條波浪線上定下一個點，向那個點前進。而曾皙則是隨著波浪線前進，到哪裏就做適合在那裏做的事。
前三人先把自己確定為器皿，子路是大水缸、冉求是飯盆、公西赤是瓦罐，曾皙卻沒有，它把自己當成了水，流到什麽樣的地方就會成為什麽樣的器！
孔夫子教導人要“不器”。不要做器皿那樣的人，比如你認為自己是個飯盆，突然遇到隻有水缸能盛的東西，你就隻能幹瞪眼。
王陽明也教導人要“不器”，有弟子問他：“孟子說，持中庸態度而不變通，還是執著在一點上（執中無權猶執一），您怎麽看？”
王陽明回答：“‘中’就是天理，就是‘易’，隨時變易，怎麽能‘執’呢？必須因時製宜，很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有些人一定要將道理一一說得沒有漏洞，要立一個固定的格式，這正是所謂的‘執一’。”
王陽明不是說，我們不能有人生理想，而是應該因地製宜，不可把自己先限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