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

直到1520年農曆九月前，王陽明始終把“存天理去人欲”作為他心學的終極目標。每當有人問他應該如何成為道德聖人時，他給出的方法也隻是“存天理去人欲”，但經曆了張忠團夥處心積慮地讒誣構陷而能毫發無損後，王陽明的心學來了一次飛躍，這即是“致良知”的正式提出。從此後，王陽明什麽都不提，隻提“致良知”。

有人考證說，“致良知”早就被南宋的理學大師胡宏提出過，我們已無從得知王陽明是不是抄襲了胡宏，還是根本不知道胡宏而自創出來的，無論哪種情況，在今天，“致良知”和“王陽明”已成一體，不容置疑。

“致良知”其實很容易理解，就是用良知去為人處世。按王陽明的話說則是，由於良知能分清是非善惡，所以它就是天理，致我心的良知於萬事萬物上，萬事萬物就得到了天理，於是皆大歡喜。

“致良知”的運行原理是什麽呢？王陽明和弟子陳九川的一段對話是最佳的答案。

陳九川向王陽明提出這樣一個困惑：“心學功夫雖能略微掌握些要領，但想尋找到一個穩當快樂的地方，倒十分困難。”

王陽明告訴他：“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尋找一個天理，這就是所謂的‘理障’。此間有一個訣竅。”

陳九川就問訣竅是什麽。

王陽明回答：“致良知。”

陳九川問：“如何致良知？”

王陽明回答：“你的那點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為準則。你的意念所到之處，正確的就知道正確，錯誤的就知道錯誤，不可能有絲毫的隱瞞。隻要你不去欺騙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著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惡。此處是何等的穩當快樂！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訣，致知的實在功夫。若不仰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關於這點，我也是近年才領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開始，我還懷疑僅憑良知肯定會有不足，但經過仔細體會，自然會感覺到沒有一絲缺陷。”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致良知”就是“格物致知”裏的“致知”，它的運行原理就是按良知的本能（能分是非善惡）指引去為人處世。

我們現在可以追溯王陽明如神的用兵事跡，他對付江西土匪和朱宸濠未敗一戰，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他在多方麵考察和大量資料搜集後，一旦定下戰略就絕不更改。這恰好就是“致良知”的力量。

由上麵的論述可以知道，王陽明心學認為人心中有個能分是非善惡的良知，所以人不必靠典籍，也不必靠其他外在的方麵來證明，良知刹那間一發作，那就是正確答案。但千萬不能有第二次發作，也就是在一件事上不要反複思考，記住你麵對事情時腦海中的第一個解決方案，那就是最佳方案，這也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一個出色的軍事家就應該致良知，相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按良知的指引做出決定，這樣才不會疑慮和悔恨。

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王陽明是在1520年農曆九月的哪一天提出了致良知的心學思想，我們隻是知道，王陽明心學又被稱為“良知學”，可見，致良知在王陽明心學中的分量。

據王陽明自己說，提出“致良知”還要特別感謝張忠團夥，如果沒有他們對他進行的百般構陷使他每天都在生死一線徘徊，他就不可能在這極端惡劣的人為環境中提出“致良知”。

王陽明對良知的評價非常高，他曾在給弟子的書信中說，考察人類曆史和神鬼曆史，發現“致良知”三字是聖門正法眼藏，能規避災難、看淡生死。人如果能致良知，就如操舟得舵，縱然無邊風浪，隻要舵柄在手，就能乘風破浪，可免於沉沒。

聽上去簡潔明快的“致良知”真的有如此神奇？王陽明的回答是堅決的肯定，不過他也有擔憂，說：“就是因為致良知如此簡捷，很多人會不太重視，走向歧路。實際上，我的致良知之說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真不可以輕視。”

王陽明這種擔憂是必要的，多年以後，王陽明心學的衰敗就是他這種擔憂成了事實。我們也無從明白，王陽明怎麽會把“致良知”看得如此重要，並且預見性地認為人們在學習良知學時會走歪路。

依我們之見，致良知無非是用良知去為人處世而已，這有什麽難的？可王陽明卻說，人人都明白，但很少有人能真的做到。一件壞事到眼前，良知明明告訴你不要去做，可無數人還是違背了良知的教導。這就是王陽明為什麽說“致良知”看似簡易，其實艱難的原因：知行不一。

按王陽明的意思，如果我們做每件事都按良知的指引去做，那就能獲得不動如山的心和排憂解難的智慧。他在張忠團夥的非難中能安然度過，除了一點點運氣外，靠的就是這種不動如山的心和排憂解難的智慧，而這兩種東西，必須長時間地堅持致良知才能獲得。

王陽明心學無非如此！

它難就難在我們很多人都不能持之以恒地致良知，如果真能堅持到底，那超然的心態和超人的智慧就會不請自來。遺憾的是，我們很多人都不能把致良知堅持到底，所以我們缺乏不動如山的定力和解決問題的智慧，煩惱由此而生。

1520年農曆九月後，王陽明開始向弟子們講授“致良知”。第二年五月，王陽明在白鹿洞書院大事聲張“致良知”，並且聲稱，他的“致良知”學說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直接從孟子而來，也就是說，聖學到孟子後就戛然而止，賴天老爺垂青，終於讓他接下了孟子手中的棒子。這種說法，韓愈、程頤、陸九淵、朱熹都用過，並無創新。王陽明還煞有介事地說，他提出的“致良知”是千古聖賢尤其是孟子遺留的一點血脈。對於那些譏笑和反對他學說的人，他長歎說：“這些人頑固得很，就是滴血認親得到證據，他們也不會相信。”

王陽明顯然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孟子所謂的“良知”純粹立足於人的情感上，也就是道德上，惻隱之心、羞惡之心都屬於道德，屬於善惡之心。而王陽明提的“良知”則除了關於道德的善惡之心外還有關於智慧的是非之心，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在王陽明弟子越來越多的同時，他的學術敵人也越來越多。這些人攻擊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是枯禪，理由是，禪宗主張直指本心，人人都有佛性，佛在心中坐，不去心外求。而王陽明的心學和禪宗異曲同工，無一例外的，他的學術敵人都是朱熹門徒，發誓有生之年和王陽明心學不共戴天。

王陽明的反應很讓這些人憤怒，他不但未有所收斂，反而變本加厲。1521年農曆八月回浙江餘姚後，他居然肆無忌憚地擴招門徒，搞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餘姚有個王陽明在講心學。在他的敵人看來，王陽明明知道自己的學說是荒謬的，應該痛哭流涕地向他們懺悔。可王陽明不但不知悔改，還拿聖人孟子當擋箭牌，這真是恬不知恥。

攻擊謾罵王陽明的聲音在整個明帝國成了學術界的主旋律，上到中央政府高級官員下至地方小吏，王陽明的敵人滿坑滿穀。當然，對他頂禮膜拜的人也是浩如煙海。王陽明大有不管不顧的氣勢，用他的話說，我隻相信自己的良知，其他一概不理。

他曾和弟子們談論過這樣一件事：為什麽王陽明自平定朱宸濠後，他的學術敵人像雨後的狗尿苔一樣層出不窮。有弟子說，因為先生立下與天地同壽的奇功，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先生，因妒生恨，這應該是真理。還有弟子說，這是因為先生的學說影響力已如泛濫的黃河一發不可收拾，而那些朱熹門徒自然要站出來反抗讓他們耳目一新的學說。更有人說，先生創建了動搖山河的功勳，所以尊崇先生的人越來越多，根據辯證法，那些排擠阻撓先生的人也就越來越賣力。

王陽明說：“諸位的話有道理，但並不是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這樣的，未發現良知妙用之前，我對人對事還有點鄉願的意思，也就是言行不符。可我確信良知的真是真非後，就發現隻要我按照良知的指引去為人處世，心情非常愉快，由此就養成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講我言行不符也毫無關係。這就是自信，真正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良知！良知告訴你什麽時候該做什麽事，那就去做，不必顧慮、不必計較。”

如果說，王陽明在龍場悟道的“格物致知”是王陽明心學的基調，那麽，他後來提“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則是探索模式。1520年，他提出“致良知”，由此給了王陽明心學的靈魂。到他1521年這次和弟子談話後，王陽明心學第一次在他身上有了成果：超狂入聖。王陽明心學的主張就是要成為聖人，先要成為狂者，然後才能循序漸進，進入聖人殿堂。

所謂“狂”，就是在相信真理的前提下時刻堅持真理、踐履真理，其他一概不管。或者說，和真理無關的事就不是我的菜，對於不是我的菜，我不需偽飾，隻要本色表現就可以了。

王陽明年輕時就是個狂放不羈的人，堅持建功立業的真理。為了這個真理，他廢寢忘食苦讀兵法，不屑眾人的嘲笑在飯桌上用果核排兵布陣，這就是狂。因為他本是個狂人，所以他英雄相惜，他也喜歡別人是狂人。1520年他收服王艮就是個典型例子。

王艮原名王銀，出生於儒家大本營山東泰州，父親靠煮鹽維持全家生計，王艮七歲開始學習理學，四年後輟學繼承父業，二十五歲時成為當地富翁。由於經濟條件許可，王艮重新回歸理學，他的天分和刻苦成就了他，二十九歲的某天夜裏，他從夢中驚醒，渾身大汗如雨，突然感覺心體洞徹、萬物一體，確切地說，他悟道了。

其實，即使朱熹本人，也不可能在四年時間裏悟透理學之道，王艮的悟道隻是他沒有深厚的理學基礎，沒有基礎就沒有思想負擔，一番胡思亂想後就很容易讓自己誤以為悟道了。王艮自悟道後，就四處講學，他的講學有個特點：不拘泥陳說舊注，而是根據自己的心理、以經證心，以悟釋經。說白了，就是望文生義，但因為可以言之成理，所以他的聽眾越來越多。三十七歲時，王艮已在泰州聲名大振，他把自己塑造成超級特立獨行的人物：按古禮定製了一套冠服，帽子叫“五常冠”，取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之義，衣服是古代人穿的連衣裙“深衣”。穿戴完畢，他捧著笏板，行走時邁的步子經過精致的測量，坐時一動不動，和死人唯一的區別就是還有氣息。

王艮還有一特立獨行之處，就是嗜酒、嗜賭如命。1520年他到江西挑戰各路理學大家並且百戰百勝。他最後狂傲地宣稱，天下沒有人可以當他的對手。當有人告訴他，江西有個叫王陽明的在學術上很厲害時，他冷笑。

王陽明聽說有這樣一個人後，派人隆重地去邀請。王艮沒有時間，他正在喝酒賭博。王陽明不停地去請，王艮不停地在喝酒賭博。

王陽明的弟子勸王陽明：“這種人還是算了，他既然不想來，強求不得。”

王陽明說：“據說這人很有‘狂’氣，我非要他來見我不可。”

弟子們問：“難不成去綁架他？”

王陽明笑了笑，找出幾個學習能力強的人專門學習喝酒賭博。這幾名弟子學成後就跑到王艮麵前，先是喝酒，把王艮喝得大醉三天，又和王艮賭博，王艮輸得一塌糊塗。王艮大為歎服，對方卻告訴他，我們不是自學成才，而是有名師指導。王艮問是何人，他們就把王陽明的名字告訴了王艮。

王艮大吃一驚，說：“想不到王陽明這老儒還會這些東西。”

這些贏家就說：“我們老師非腐儒，而是能靈活變通的聖人。”

王艮打了幾個酒嗝，推開牌局，說：“那我要去見見他。”

王艮戴上了他的複古帽，穿上了他的非主流衣服，捧著笏板來見王陽明。二人開始了一段有趣的對話。

王陽明：“你戴的是什麽帽子？”

王艮：“舜帝的帽子。”

王陽明：“穿的什麽衣服？”

王艮：“春秋道教創始者老萊子的衣服。”

王陽明：“為什麽穿這樣非主流的衣服？”

王艮：“表示對父母的孝心。”（舜和老萊子都以孝著稱）

王陽明：“你的孝道貫通晝夜嗎？”

王艮：“當然。”

王陽明：“如果你認為穿這套衣服就是孝，那你脫掉衣服就寢時，你的孝還在嗎？”

王艮：“我的孝在心，哪裏在衣服上！”

王陽明：“既然不在衣服上，何必把衣服穿得如此古怪？你是想把孝做給別人看？”

王艮：“……”

王艮：“咱們來談談天下大事吧。”

王陽明：“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事可不是你這樣的人應該管的。”

王艮狂傲道：“我雖是個草民，但堯舜君民之心，沒有一天忘記過。”

王陽明：“當年舜是平民時在山中和野獸玩樂，快樂得忘記了還有天下這回事。”

王艮：“那是因為上有堯這樣的聖君。”

這回輪到王陽明答不上來了。王艮說得對，上有堯那樣的聖君，作為平民的舜才沒心沒肺地忘記還有天下這回事。可如果上有朱厚照那樣的混蛋，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平民，是否還應該沒心沒肺呢？

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和王艮在後者著裝上的談話已經透露了王陽明“心即理”的心學核心，而王艮的回答恰好符合了這個心學的核心。王陽明發現，這是一個可塑之才，大喜之下，連忙給王艮腦子裏灌他的心學思想，從“格物致知”談到“誠意”，再談到“存天理去人欲”，最後談到“致良知”。王艮聽得一愣一愣的，深深拜服。王陽明最後說，其實你已有了“狂”的靈魂，但有點跑偏，你應該靜下心來，專心致誌地得到“狂”的真諦，這就需要你致良知。你的名字“銀”邊是個金字，金乃狂躁流動之物，把它去掉，名為王艮，字“汝止”。這是提醒你自己：要靜止，不要太流動。

王艮同意王陽明的見解，從此專心地學習起心學來。王陽明後來說，我收服王艮比我平定朱宸濠還有滿足感。但也正是這個王艮，後來把王陽明心學的這隻巨舟駛入狂傲不羈的禪宗海洋，讓王陽明心學的敵人們有了攻擊的話柄，從而導致了心學在明代被圍剿，直致沒落。

當然，這是後話了。

從王陽明的角度來看，王艮犯的致命錯誤就是，全力渲染良知的效用，而不注重光明良知。王陽明說，因為我心中有良知，良知能辨是非善惡，所以我隻要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一定符合天理。問題是，良知能分是非善惡，是因為良知光明。如果良知不光明，在是非善惡上，它的作用就會微乎其微。王陽明一直主張，你固然有良知，可別人也有良知，隻有大多數人的良知認定同一件事是對的或者錯的，那才叫心即理，否則就不是。

王艮和他後來的弟子都有這樣的思路：良知告訴我，五花肉好吃，那不管什麽場合麵對什麽人我都吃。可如果我們麵對穆斯林時吃豬肉，那就是大不敬，這種行為就不符合天理了。也就是說，這個時候，你的良知分清的就不是“是”或者“非”，它完全擰了。

不過這大概也不能怨王艮，王陽明在對待良知能分清是非的問題上，也刻意強調良知的作用。曾經有個叫楊茂的聾啞人向王陽明請教如何對待“是非”，王陽明用筆和他交談。

王陽明：“你的耳朵能聽到是非嗎？”

回答：“不能，因為我是個聾子。”

王陽明：“你的嘴巴能夠講是非嗎？”

回答：“不能，因為我是個啞巴。”

王陽明：“你的心知道是非嗎？”

楊茂興奮起來，手舞足蹈，拚命點頭。

王陽明最後寫下這樣的話：“你的耳朵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口不能說是非，又省了多少閑是非；你的心知道是非就夠了。”

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人人心中都知道“是非”，但耳朵不聽是非，口不說是非，那也不是知行合一。

王陽明說他已進入狂放不管不顧的境界，其實這隻是他的一廂情願，至少他在良知指引下的狂放境界就不能絕對地解決下麵的問題——對朱厚照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