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聶文蔚（二）
除了致良知，其他都不必講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隻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誌，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複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遝，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浚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複一二。
【譯文】
來信收悉，看到你近來學問驟進，欣慰之情難以言表。你的信我仔細讀了幾遍，中間有一兩處還未能理解透徹，恐怕是因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純熟，如果到了純熟的境界，自然不會如此了。這就好比是駕車，已經走在康莊大道上了，有時出現迂回曲折的情況，是馬性沒有調好、韁繩沒有勒齊的緣故。然而已經在康莊大道之上，決計不會再誤入歧途了。近來海內同道達到你這種境界的還不多見，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這是聖人之道的萬幸！
我原有畏熱咳嗽的毛病，來到炎熱的南方後，就複發得很厲害。皇上聖明洞察，托付的責任十分重大，不敢立即推辭。地方的軍務又十分冗雜，我不得不帶病處理。好在叛亂已經平定，我已奏請皇上讓我回家養病，如能在山林清涼之處養病，或許還能痊愈。來人就要回去，我趴在枕上草草寫信，匆忙間難以訴說得盡。另外，給陳九川的信請你轉交給他。
你信中所詢問的問題，我簡單地回複一下。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雲：“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雲：“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隻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隻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隻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隻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呆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複能經綸宰製。此皆有誌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夫“必有事焉”隻是“集義”，“集義”隻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真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製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隻有此性，隻有此理，隻有此良知，隻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
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譯文】
今年來到山中講學的人，常常說“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難。我詢問原因，他們就說：“稍有意念便是助長，一不留意便是忘記，所以很難。”我就問：“忘是忘記什麽？助是助長什麽？”他們默然無言，便向我請教。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裏講學，隻講“必有事焉”的功夫，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時時刻刻去“集義”。如果時時刻刻用“必有事”的功夫，其間有中斷便是忘記，就需要“勿忘”的功夫；時時刻刻用“必有事”的功夫，求速之心切便是助長，就需要“勿助”的功夫。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之上，“勿忘勿助”隻是在其中起個提點警醒的作用。如果功夫原本就不間斷，便不須說“勿忘”；功夫原本不求速效，那麽便不須說“勿助”。如此功夫何等明白簡單！何等灑脫自在！如今卻不在“必有事”上用功，卻懸空苦守著“勿忘勿助”，這好比是燒火做飯，鍋裏不添水加米，卻專門去添柴加火，不知最終能煮出個什麽東西！恐怕火候還沒調好，鍋已經先燒破了。近來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們的毛病正是如此。整體憑空去做“勿忘勿助”的功夫，茫茫****，全然沒有落實下手之處，最終隻落得個死守空寂的功夫，學成了個癡呆。剛遇到一點事，就會心緒紛亂，難以應對。這些人都是有誌之士，卻因此勞苦困擾，耽誤一生，這都是由於學術的錯誤耽誤人的緣故，真叫人可惜呢！
“必有事焉”就是“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說“集義”一時還未抓住主旨，說“致良知”那麽當下便有切實用功之處。所以我專門說“致良知”的功夫。隨時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去致良知，並且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妄意，便是“正心”。著實去致良知，便沒有“忘”的毛病；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妄意，便沒有“助”的毛病。所以說“格、致、誠、正”，便不需要再說“勿忘勿助”了。孟子說“勿忘勿助”，也是針對告子的毛病對症下藥。告子通過強製的功夫來框定人心，是“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專門說助長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長的毛病，也是因為他將義看作外在的東西，不知道在自己心中“集義”，在“必有事焉”處用功，所以才會如此。如果時時刻刻在自己心中“集義”，那麽良知本體便會豁然開朗，是是非非全都呈現，又何來的“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孟子“集義”“養氣”的學說，固然對於後學有極大的功勞，然而也不過是對症下藥，隻說了個大概，不及《大學》中“格、致、誠、正”的功夫特別精研專一、簡單明了，這實在是上下貫通，千秋萬世永無弊病的功夫。
聖賢講學，大多是就事而論，雖然他們的說法不一，但功夫的主旨是一致的。這是由於天地間隻有一個性，隻有一個理，隻有一個良知，隻有這一件事。所以但凡就古人論學之處討論功夫，沒有必要摻雜著牽強附會地說，自然能夠融會貫通；如果需要摻雜搭配，隻是自己的功夫沒有明白透徹罷了。
近來有人說“集義”的功夫必須搭配致良知才算完備，這是“集義”的功夫尚未透徹的緣故。“集義”的功夫尚未明了透徹，恰好成了致良知的牽累。認為致良知的功夫必須搭配“勿忘勿助”才能明白，則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未透徹。“致良知”的功夫尚未明了透徹，恰好成了“勿忘勿助”的牽累。像這類情況，都是從文義上牽強附會的解釋，以求融會貫通，卻沒有自己切實地在功夫上體驗，所以論證得愈精細，實則愈偏離大道。
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
蓋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隻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隻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隻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發不容增減，而原又隻是一個；雖則隻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發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隻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隻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譯文】
你的觀點在“大本達道”方麵已經沒有疑問了，至於“致知”“窮理”以及“勿忘勿助”等說法，有時還是會有摻雜搭配之處。這就是我說的走在康莊大道之上，有時還會出現橫斜曲折之處。等到功夫純熟之後，這一情況自然會消失。
你說“致知的學說，從侍奉雙親、遵從兄長上就應當有所持守、遵循”，此處最能看到你近來功夫的真切篤實。你自己從這裏下功夫倒也無妨，有一個切實用力之處，但如果把此當作定論教給別人，卻難免出現用藥不當、導致疾病的情況，這不能不同你說明白。
所謂良知隻是一個天理。良知自然明覺的呈現就是真誠惻隱，就是良知的本體。所以在侍奉雙親上致良知的真誠惻隱就是孝，在遵從兄長上致良知的真誠惻隱就是悌，在侍奉君主上致良知的真誠惻隱就是忠。隻有一個良知，隻是一個真誠惻隱。如果遵從兄長的良知不能達到真誠惻隱，也就是侍奉雙親的良知不能達到真誠惻隱；如果侍奉君主的良知不能達到真誠惻隱，便是遵從兄長的良知不能達到真誠惻隱。所以，能致侍奉君主的良知，便能致遵從兄長的良知；能致遵從兄長的良知，便能致侍奉雙親的良知。並不是說輔佐君主的良知不能致，卻要從侍奉雙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得來。如果這樣，便是脫離了良知的本原，在細枝末節上探求了。良知隻是一個，隨它發揮呈現，自然完備，無來無去，無須假借於外。但是良知發揮呈現之處卻有輕重厚薄的區別，絲毫不能增減，這就是所謂的“天然自有之中”。雖然輕重厚薄絲毫不能增減，但良知隻有一個；雖然隻是一個，但其中的輕重厚薄又絲毫不能增減。如果能夠增減，如果需要向外假借，那麽便已不是良知真誠惻隱的本體了。這就是良知的妙用，是良知之所以沒有形體卻無窮無盡的緣故，也是良知“說它大，天下任何東西都裝載不了它；說它小，天下任何東西都沒法攻破它”的原因。
孟子說的“堯舜之道，孝悌而已”，這是從人的良知最真切篤厚、不容蒙蔽之處提醒人。使得人在事君、處友、仁民、愛物以及其他所有動靜語默之間，都隻是致自己那一念侍奉雙親、遵從兄長的真誠惻隱的良知，那就自然處處都符合大道了。天下的事物雖然千變萬化，以至於不可窮盡，但是隻要致此侍奉雙親、遵從兄長的一念真誠惻隱的良知來應對，便沒有任何遺漏缺失之處，這正是隻有一個良知的緣故。侍奉雙親、遵從兄長的一念良知之外，沒有別的良知可以致，所以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這就是“精研專一”的學問，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施於後世也不會過時的道理。
文蔚雲：“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雲：“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浚之言而後盡，在惟浚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
“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者，如繈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誌，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做，隻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裏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其不能奔走千裏？又況為奔走千裏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
【譯文】
你說：“想在侍奉雙親、遵從兄長之中，探求我所說的良知的學問。”從自己用功得力之處來說，這是可行的。如果說用致良知的真誠惻隱來探求侍奉雙親、遵從兄長的道理，也無不可。程顥先生說：“行仁從孝悌開始，孝悌是仁的一件事，說孝悌是踐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說孝悌是仁的根本就不對了。”他說得對。
關於“不億不信”“不逆詐”“先覺”等觀點，你認為“隻要真誠，即便是旁門左道、刻意提防，也都是良知的運用”，這話說得很對！其中有摻雜搭配之處，前麵已經討論過了。陳九川的說法也未必是錯的。對你而言，要吸取九川的觀點才能完備；對九川而言，要吸取你的觀點才能明白。否則你們免不了各自有偏倚的毛病。舜對淺近之言也要加以思考並向樵夫請教，並不是因為淺近之言值得思考，而是樵夫值得請教，舜才這樣做。這是良知的發用呈現，自然光明瑩透，毫無任何障礙，這就是所謂的大知。一有執著和私意，知就會變小。講學中自然有取舍分辨，然而，隻要心中踏實下功夫，就必須這樣才對。
“盡心”三節，我曾用生知、學知、困知的說法來解釋，已經十分清楚，沒有可懷疑的了。盡心、知性、知天的人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經在其中了。存心、養性、事天的人，雖然沒有到盡心、知天的境界，然而已經在那裏做探求盡心、知天的功夫了，更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然包含在其中了。
這就好比是走路，盡心、知天的人，如同年輕力壯之人，能夠往返奔走於數千裏之間；存心、事天的人，如同兒童，隻能在院子裏學習走走路；而“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如同繈褓中的嬰兒，隻能使他扶著牆壁慢慢學習站立走動。已經往返奔走於數千裏之間的人，就沒有必要再讓他在庭院中學習走路，因為學習走路已經不存在問題；已經能在院子裏走路的人，就不必讓他再扶著牆學習站立走動，因為站立走路已經不存在問題了。然而，學習站立走動是在院子裏學習走路的開始；在院子裏學習走路，是往來奔走於數千裏之間的基礎。本來就不是兩件事，隻不過功夫的難易程度懸殊。
心、性、天的本質是一樣的。所以等到這三類人各自修養成功後，便是相同的。然而這三類人的品行、才能存在差異，因此不能超越自身能力去修養。我仔細思考了你的觀點，你的意思是害怕盡心、知天之人，荒廢了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成了盡心、知天的弊病。這大概是擔心聖人的功夫會有間斷，卻不知道擔憂自己的功夫尚未真切。我們這類人用功，必須專心致誌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這樣就是盡心、知天功夫的開始。正如同學習起立移步便是學習奔走於千裏之間的開始，我正擔心自己不能起立移步，又怎麽會去擔心不能奔走於千裏呢？更何必去擔心能夠奔走千裏的人忘了起立移步的功夫呢？
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雲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
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複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裏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為罪。惟浚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譯文】
你的見識原本就超凡脫俗，不過就你所論而言，也還是沒能去掉過去講求文義的習氣，所以你才將知天、事天、夭壽不二當作三部分，進行分析綜合，以求得融會貫通，結果自己添加了許多糾纏不清的想法，反而使得自己用功不夠專一。近來憑空去做勿忘勿助的功夫的人正是犯了這個毛病，這個毛病最為耽誤人，所以不能不徹底清除。
你認為“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應當統合為一，這沒有什麽可疑的。這是你切實用功之後說出來的話。這本來不是生僻難懂的道理，人們卻有不同的意見，這還是因為良知中尚有灰塵潛伏的緣故。如果除去這些灰塵，良知便會豁然洞見了。
信寫完後，我躺在屋簷下，正好閑來無事，就再寫幾句。你的學問已然得到要領，這些問題時間久了也會自然明白，本不必我來細細講解。但承蒙你的厚愛，不遠千裏派人請教，為了不辜負你的來意，我自然得有所回報。然而我所說的過於直白瑣碎，你對我如此信任，應當不會怪罪於我吧！還請你把這封信抄幾份，分別寄給九川、謙之、崇一，讓他們共同分享你的一片善意。
以上南大吉錄。
【度陰山曰】
這封信，王陽明談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在《傳習錄》上下卷中都有講述，但仍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論點。
第一，“必有事焉”就是“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說“集義”一時還未抓住主旨，說“致良知”，那麽當下便有切實用功之處。隨時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去致良知，並且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妄意，便是“正心”。所以說“格、致、誠、正”。
譬如吃飯，我們在吃飯上致良知，便是“格物”——在吃飯這件事上正念頭，念頭就是細嚼慢咽，著實細嚼慢咽，就是“誠意”，把細嚼慢咽從頭到尾堅持下來，沒有絲毫的私心妄意，就是“正心”。
第二，良知純粹地發用呈現，自然光明瑩透，毫無任何障礙，這就是所謂的大知。一有執著和私意，良知就會變小，良知一旦變小，你對事物的道德感和判斷力就減弱，就無法處理問題。
第三，良知就是個誠，以此誠意去對待天地萬物，無往而不利。如果沒有這誠意，你就不能有真正的良知來對待天地萬物——能致侍奉君主的良知，便能致遵從兄長的良知；能致遵從兄長的良知，便能致侍奉雙親的良知。並不是說輔佐君主的良知不能致，而是要從侍奉雙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得來。
第四，做學問，一定要找到好學問。好比駕車，已經走在康莊大道上，如果偶爾出現迂回曲折的情況，那隻是馬性沒有調好、韁繩沒有勒齊的緣故。然而已經在康莊大道之上，決計不會再誤入歧途。可如果你做學問、做人，一開始就走上歧途，那就永遠走不上康莊大道了。所以說，做學問做人做事，要立定根基，這根基就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