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第四，心外無理，理必須根據自己的良知，從心而出。而外在的理是別人根據當時的情境呈現出來的，情景一變，理就會變。
一以貫之的“一”就是良知
來書雲：“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複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雲：“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雲，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嚐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譯文】
來信寫道：“您認為《大學》‘格物’之說的意思是專注於探求本心，還勉強說得過去。至於六經、四書所記載的‘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都是明明白白在處事作為之中、論辯談說之間探求事物的道理，由此可見下功夫的次序不能紊亂。”
格物的意思前文已經詳細說過了，至於你覺得有所牽強疑惑的地方，想來也不用我多做解釋。至於“多聞多見”，則是孔子針對子張的毛病而說的，子張好高騖遠，專門向外探求，以多聞多見為學問，卻不能反求諸心，因此他的言行難免有過錯和悔恨，所謂的見聞恰恰助長了他好高騖遠的毛病。所以孔子的話是糾正子張的毛病，並非教導子張把多聞多見當作學問。孔子曾說過：“有一類人不知道什麽卻憑空亂說，我不是這類人。”這就是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意思。這句話正是要彰明德行的良知並非由見聞得來。至於孔子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門探求見聞的細枝末節，已然是第二等的事了，所以說“知之次也”。以見聞之知為次要的知，那麽首要的知是什麽呢？在此可以看到聖人致知用力之處。孔子對子貢說：“賜啊，你認為我是學得多、知識廣博的人嗎？不是的，我的學說是以忠恕之道一以貫之的。”如果良知真的在於多聞多見，那麽孔子為何要以這樣的謬論欺騙子貢呢？一以貫之之道，不是致良知還能是什麽呢？《易經》中說：“君子應該多反思自己以前的言語和行為，以此來存養自己的德行。”如果用意在於存養德行，那麽更多地了解前人之言、過往之行，不也是存養德行嗎？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所謂“好古敏求”，是愛好古人的學問，勤奮地探索心中之理。心就是天理，學就是學習此心，求就是求索此心。孟子說：“做學問的道理十分簡單，隻是要將放縱的心收拾起來而已。”不像後世的學者廣泛記誦古人的言辭，認為這就是好古，卻又念念不忘追名逐利，追逐那些外在的東西。“博學審問”，前麵已經談過了。關於“溫故知新”，朱熹也認為溫故屬於尊德行。德行難道可以向外去探求嗎？知新必然經由溫故，溫故了才能知新，這也證明了知行功夫並非兩個。“博學而詳說之”是為了“返回到簡約中去”。如果沒有“反約”的說法，那麽“博學詳說”究竟是為了什麽呢？舜“好問好察”，就是以中和的方法使其心體達到“精研專一”於向往大道的心。所謂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學問何時離開了處事作為、拋棄了論辯談說呢？但是君子從事於處事和論說，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這正是為了實現自己本心之良知，而並非像世人隻會誇誇其談就認為這便是知，將知和行分作兩件事，然後說什麽下功夫有先後次序。
【度陰山曰】
第一，君子的學問從未離開過處事作為，從未拋棄過論辯談說。
第二，君子處事和論說，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這正是為了實現自己本心之良知，而並非像世人那樣隻會誇誇其談，然後認為這便是知，還將知和行分作兩件事，說什麽下功夫要有先後次序。
第三，經典上所有的方法論，都是為了知行合一，都是在致良知，良知之外更無知，心學之外更無學。
第四，孔子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一”就是忠恕，忠恕就是致良知。
如何進入大同世界
來書雲：“楊、墨之為仁義，鄉願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證，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嚐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製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願、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
【譯文】
來信寫道：“楊朱、墨翟看似仁義，鄉願看似忠信，堯、舜、子之的禪讓，商湯、周武王、項羽的放逐殺伐，周公、王莽、曹操的輔佐攝政，這些事跡散見於史書卻無從考證，該聽誰的呢？況且對於從古至今的事變、禮樂名物度數都沒有考察認識，如果國家要設立明堂、建立學校、製定曆法樂律、進行封禪儀式，又怎能發揮作用呢？所以《論語》說的‘生而知之’，就是理和義。其他比如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等事，必須學習後才能知道是否可行。這已經可以認為是定論了。”
你所說的楊朱、墨翟、鄉原、堯、舜、子之、商湯、周武王、項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分別，與前麵提到的舜和武王的事跡類似，大體上可以類推。對於古今事變的疑問，前麵討論良知之說時用了規矩與尺度的比喻，也不必再多說什麽了。立明堂、建學校等事，似乎還有討論的餘地。不過真的說起恐怕很冗長，姑且就你信中所及討論一二，多少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
夫明堂、辟雍之製，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濡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嚐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製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後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雲：“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製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
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侯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
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
【譯文】
明堂和學校的製度，最早見於《呂氏春秋》中的《月令》篇和漢儒的注疏之中。六經、四書中並未提及。難道《呂氏春秋》的作者和漢儒要比三代的聖賢還賢明嗎？齊宣王的時候，明堂尚未被毀，即便在周幽王、周厲王的時代，周代的明堂也完好無損。堯舜的時代，人們住著茅草屋，壘土做成台階，明堂的製度尚未完備，但這並不妨礙天下的治理；周幽王、周厲王時期的明堂，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的一樣，但對於時代的禍亂也毫無補救。為何會如此呢？這難道不是說“以仁愛之心推行仁愛之政”，即便茅草屋、土台階也可以起到明堂的作用；以暴君之心推行暴君之政，雖然設有明堂，也不過是暴君施暴政的地方嗎？漢武帝曾與大臣討論建立明堂，武則天毀了乾元殿修建明堂，他們的時代天下是治還是亂呢？
天子的學校稱為辟雍，諸侯的學校稱為泮宮，都是根據地形來命名的。然而三代的學問，以彰明人倫為目的，並不先考量其樣子是否像璧環，是否建在泮水邊。孔子說：“人如果不仁愛，有禮的教化又能如何？人如果不仁愛，有樂的感化又能如何？”製禮作樂的人，必須具備中正平和的德行，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才能做這類事。如果隻是一些禮樂器具上的細枝末節，則是樂工和祝史的職責。所以曾子說：“君子所重視的道有三個方麵……至於具體的祭祀禮儀，則由專人負責。”堯“命令羲氏、和氏遵從天道，觀測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他看重的是“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時”；舜“觀測北鬥七星的運行”，他看重的是“安排好七種政事”。這都是念念不忘以仁愛民眾之心推行養育百姓的仁政。製定曆法、明白時令的根本就在於此。
羲氏、和氏在曆法和算數上的才能，皋陶和契未必有，大禹和後稷也未必有。孟子說“堯、舜的智慧並不通曉萬物”，可見即使聖明如堯、舜也未必能具有所有的知識。時至今日，按照羲、和二人的曆法，加上每一個朝代的修改訂正，即使一知半解、小有聰明的人，甚至思想淺薄的術士，都能夠正確推算節氣、占卜天下。難道後世一知半解、小有聰明的人比大禹、後稷，乃至堯和舜還要賢明嗎？
封禪的說法就更加荒誕不經了，這是後代阿諛奉承之徒為了在皇帝麵前討好獻媚，慫恿鼓吹的迷惑君心、浪費國力的學說。這是欺天罔人，無恥之尤的行為，君子自然不屑去說。司馬相如之所以被後世譏諷，便是這個原因。你卻認為這是儒者們應當學習的，大概是沒有仔細思考吧！
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倫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複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複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
【譯文】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因為他們生而知之。朱熹解釋《論語》時說：“生而知之的是理和義。那些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也還是要學習後才能檢驗其是否屬實。”如果禮樂名物之類是聖人成聖的功夫，聖人也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知曉，那麽聖人就不能說是生而知之了。說聖人是生而知之，是專指理和義的方麵而言的，不包括禮樂名物之類，因此禮樂名物與聖人成聖的功夫並無關係。所謂“學而知之”，也就是學習這個理和義而已；“困而知之”也就是困勉於這個理和義而已。如今為學之人學聖人，對於聖人能知道的部分不去學習，卻對於那些聖人不能知道的部分十分渴求，這不是迷失了求做聖人的方向了嗎？我說的這些僅僅是就你的困惑稍加分析解釋，還不是正本清源的論斷。
正本清源的學說一日不彰明於天下，那麽天下學習聖人的人便會一天天感到繁複艱難，甚至淪落到夷狄、禽獸的地步，還自以為是地學習聖人之學。我的學說雖然暫時彰明於天下，終究隻是解一時之病，解了西邊的凍，東邊又結了冰，撥開前麵的霧，後麵又湧起了雲，就算我不顧安危、喋喋不休地講論說道，也終究不能救天下分毫。
聖人的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他看待天下的人，沒有內外遠近的區別，凡有血氣生命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子女，都會使他們安全、教養他們，以成就他萬物一體的念頭。天下人的心，起初與聖人之心也並無不同，隻是後來夾雜了私心，為物欲所蒙蔽，大的心變而為小，通達的心轉而為塞，人人均有私心，甚至將父子兄弟視為仇人。聖人對此十分擔憂，故而向天下之人推行萬物一體之仁的教化，使人人都能夠克製私欲、去除蒙蔽，恢複心體的本然狀態。聖人教化的大體精神，就是堯、舜、禹一脈相承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於教化的細節，則是舜讓契所規定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條而已。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教學僅僅是教這些內容，學習也僅僅是學這些內容。當時，人人的觀點相同，家家的習慣相同，能自然去做這些事的人就是聖人，通過努力做到這些事的人就是賢人，違背於這些道理的人，即便像丹朱那樣聰明，也不過是不肖之徒。下到田間、市井，從事農、工、商、賈的普通人，也都學習這些內容，都把成就自身的品德放在第一位。為什麽呢？因為沒有雜亂的見聞、煩瑣的記誦、靡濫的辭章、功利的追逐，而隻有孝順雙親、友愛兄長、尊信朋友，以至於恢複心體的本然狀態。這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並非向外求得的東西，又有誰做不到呢？
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扈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傭其器用，集謀並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誌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同，血脈條暢，是以癢屙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複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譯文】
學校的作用主要也是培養人的品德。人的才能各異，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教，有的擅長農事，便根據他們的德行，因材施教，使他們的才幹在學校裏進一步提高。根據個人的德行讓他們終身擔任某個職務。用人者隻知道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得天下百姓安寧，隻看被任用者的才能是否稱職，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輕重，不以職業不同分好壞。被任用者也隻知道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得天下百姓安寧，如果所在的崗位合適，即便終身辛勞也不覺得辛苦，終身從事瑣碎的工作也不覺卑賤。那時，所有的人都高高興興，親如一家。那些才能較低下的人，則安於農、工、商、賈的本分，各自勤於本職工作，並且相互滋養，沒有羨慕、攀比的想法。那些如皋陶、夔、後稷、契之類才能各異的人，則為天下出仕當官，各盡其能。好比一個家庭的內部事務，有人負責洗衣做飯，有人負責經商買賣，有人負責製造器具，眾人出謀出力，才能實現贍養父母、教養子女的願望，所有人都怕自己無法做好承擔的事務，因而都盡心盡力。所以後稷勤勞地種莊稼，不以自己不知道教化為恥，將契善於教化視作為自己善於教化；夔負責音樂，不以自己不明白禮儀為恥，將伯夷精通禮儀視作為自己精通禮儀。因為他們的心中純粹明白，具有完備的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德。他們的精神周流貫通，誌氣相互通達，並不存在他人與自己的區分、外物與自我的間隔。好比一個人的身體，眼睛能看、耳朵能聽、手可以拿、腳可以走，都是為了實現整個身體的作用。眼睛不會因為不能聽而感到羞恥，耳朵聽到聲音的時候，眼睛一定會去看；腳不會因為不能拿東西感到羞恥，手伸到的地方，腳也會跟隨。這是因為人的體內元氣周流全身，血脈暢通，所以痛癢呼吸都能感覺到並做出自然而然的反應，其中有不言而喻的奧妙。聖人的學問之所以最簡單也最明了，容易明白也容易遵從，容易學習也容易學成，正是因為聖學的根本在於恢複心體的本然狀態，相比之下學習具體的知識或技能都沒什麽值得說的。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複以此為教，而學者不複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鬥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製，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複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複可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麵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
【譯文】
夏、商、周三代下來，王道衰微，霸道盛行；孔子、孟子死後，聖學晦暗，邪說橫行。教的人不教聖學，學的人不學聖學。主張霸道的人，暗地裏用與三代先王相似的東西，借助外在的學問知識來滿足自己的私欲，天下之人一時間都尊奉他們，聖人之道便荒廢阻塞了。世人相互仿效，天天討論富國強兵、權謀欺詐、攻城討伐的學說，以及一切欺天罔人、隻為追求一時聲名利祿的技術，像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樣的人數不勝數。長此以往，人們相互爭奪，禍患無窮，這些人淪為夷狄、禽獸，甚至連霸道之術都推行不下去了。
世上的儒者有感於此，搜尋過去聖王的典章法製，把未被秦始皇焚毀的書拾掇修補出來。他們的目的誠然是為了挽回先王之道。然而，聖學晦暗已經很久遠，霸道之術流傳影響又十分深，即使是賢明睿智的人也難免有所習染。他們宣傳、修飾聖學，並希望聖學發揚光大，實際上卻是增加霸道之術的影響，聖學的蹤影卻再也看不到了。於是產生了解釋字義的訓詁學，傳授課程以圖虛名；產生了記誦聖學的學問，滿口聖人之言冒充博學；產生了填詞作詩的學問，以文字鋪陳華麗為美。類似的學問紛紛擾擾，在世上群起爭鬥，不知道有多少家！他們流派眾多，不知道該聽誰的。世上的學者如同進了一百場戲同時在表演的戲場，隻見到歡呼跳躍、爭奇鬥巧、獻媚取悅的戲子從四麵八方湧來，前前後後，應接不暇，使得人的耳目眩暈，精神恍惚，日日夜夜都浸**其間，就會像喪心病狂的人一樣，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裏。當時的君主也沉迷於這類學問，終身從事無用的虛文，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偶爾有人能認識到這些學說空疏荒誕、雜亂不通，於是奮發努力，想幹點實事，但他們所能做到的極致，也隻不過是像春秋五霸那樣富國強兵的功利事業罷了。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嚐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嚐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嚐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誌，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譯文】
聖人的學問日益疏遠而晦暗，功利的習氣卻一日盛過一日。中間雖然有被佛家、道家蠱惑的人，但這兩家的學問最終也無法戰勝功利之心；雖然有人試圖拿群儒的學說來居中調和，但群儒的學問也無法破除功利之心。時至今日，功利之心的毒害已經深入骨髓，經由習氣成為人的本性已經幾千年了。人們在知識上互相比較，在權勢上互相傾軋，在利益上互相爭奪，在技能上互相攀比，在聲譽上互相競爭。那些圍觀的人，管理錢糧的還想兼管軍事和司法，掌管禮樂的又想參與吏部的事務，在郡縣做官的又想到省裏做大官，位居監察之職的又垂涎著宰相的位置。原本沒有某方麵才能的人理應不能兼任這方麵的官職，不知道某方麵理論的人理應不能獲得相應的名譽，而實際的情況卻是，擅長記誦，正助長了他們的傲慢；知識豐富，正促使他們為惡；見聞廣博，卻使得他們肆意詭辯；文采富麗，正掩飾了他們的虛偽。所以皋陶、夔、後稷、契都不能兼任的事，而今天初學的小孩兒卻都想通曉各種理論、探究各種方法。他們打出的名號都是“我想要完成天下人共同的事業”，他們的真實想法卻是，不知道這些學問恐怕就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
唉！在這樣的積習影響下，存有著這樣的心誌，又講求這樣的學問，當他們聽到我說聖人的教誨時，當然視為累贅和迂腐的學問。他們認為良知沒什麽可說的，聖人的學說沒什麽用處，這也是時勢的必然啊！唉！生在這樣的時代還要怎麽探求聖人的學問呢！還要怎麽談論聖人的學問呢！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卻還想做學問的人，不是十分繁雜、困難嗎！不是十分痛苦、艱險嗎！唉，太可悲了！
萬幸的是天理自在人心，終究不會泯滅，良知的光明即便曆經萬古也不會變化。所以聽了我的正本清源的論述，有識之士必當悲傷痛苦，奮然而起，就像決口的江河難以抵禦。如果沒有天下間豪傑之士的到來，我還能寄望於誰呢？
【度陰山曰】
這大段內容在陽明心學中的地位很高，被稱為“拔本塞源論”，所謂“拔本塞源”就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陽明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邁向大同世界。
如何邁向大同世界呢？
王陽明覺得不能靠別人，更不能靠聖人，而是先要從自己做起。因為“人皆可為聖賢”，隻要你努力，並且成為聖賢了，你就比別人先一步進入了大同世界。進入這個世界，就等於進入了永生不死之地。
人如何能永生不死？
王陽明的回答是，立德立功立言，做聖賢。聖賢會永遠活在別人心中，也就是永生不死。而做聖賢的途徑就是致良知。
隻要你肯致良知，秉承萬物一體的世界觀，你就能進入大同世界。
良知是打開大同世界的鑰匙，每個人身上都有這樣一把鑰匙，所以隻要人人都立誌做聖賢，那天下就真的大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