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問道通書

事上磨煉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誌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於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雲：“日用工夫隻是立誌，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誌才精健闊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隻靜坐，或看書，或遊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誌，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隻是如此用，隻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隻是立誌。所謂困、忘之病，亦隻是誌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嚐病於困忘，隻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癢，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譯文】

吳、曾兩位年輕人到我這兒來，向我詳細說明了你懇切求道的心意，令我十分欣慰。像你這樣的人，真可以說是篤信好學的學生。我正為家父守喪，心情抑鬱，未能與兩位年輕人詳談，但他們也是有誌向、能用功的人，每次見到都有所長進。於我而言，實在不能辜負兩位遠道而來的誠意；對兩位而言，或許也沒有辜負自己遠道而來的心意。臨別之時，他們以此書來轉達對你的致意，要我寫幾句話。我此時腦袋糊塗，沒太多想說的，就隻好對你信中提到的幾個問題略加解釋，算是有一個交代。草草數語，不甚詳細，他們兩位會向你親口轉達的。

來信寫道：“先生平日教誨：‘平時用功隻是立誌’，近來時時對此加以體會驗證，想得更加明白。然而我卻不能一時一刻離開朋友，如果有朋友互相討論講習，誌向便會強盛宏大，才會生氣勃勃。如果三五天不和朋友們討論講習，便會覺得誌向微弱，遇到事情就會困惑，有時甚至忘記了誌向。如今沒有朋友討論講習的日子，我就靜坐沉思，或者看看書，或者到處走走，舉手投足之間，都不忘記培養心誌，深感心態平和舒適。但終究不如與朋友講學時的精神奔流來得更有生意。離群索居之人，有什麽更好的方法可以維持誌向？”

這段話充分驗證了你平日功夫的收獲。功夫大體上也就是如此，隻要不間斷，等到純熟之後，自然會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我們做學問最重要的就是立誌，你所說的困惑、遺忘的毛病也隻是誌向還不真切。比如好色之徒，從來就沒有困惑、遺忘的毛病，就是因為好色的欲念真切得很。自己的痛癢隻有靠自己才能知道，靠自己去撓癢按摩。既然知道自己的痛癢，也就不得不撓癢按摩了，佛家所說的“方便法門”正是這個意思。必須自己考慮斟酌，別人很難幫得上忙，也沒有別的方法可用。

來書雲：“上蔡嚐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雲：‘有此理，隻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並看為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隻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隻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係辭》原旨稍有不同。《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雲“殊途”，雲“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隻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雲：“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雲“卻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譯文】

來信寫道：“謝良佐先生曾問‘天下有什麽可以思慮’，程頤先生說：‘有這個道理，但是你說得太早了。’從學者的功夫來說，固然應該是‘時刻在事上磨煉，時刻不要忘記’，然而卻也需要認識到‘何思何慮’的氣象，兩者合並來看才對。如果不明白這種氣象，就有孟子所說的‘拔苗助長’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慮’，卻忘記‘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有墮入虛無的毛病了。必須既不滯留於有，也不墮落於無。這樣說對嗎？”

你所說的也相差不遠，隻是還沒有徹底領悟。謝良佐的問題和程頤先生的回答隻是謝良佐和程頤的意思，與孔子《係辭》裏的本意略有不同。《係辭》說“何思何慮”，是說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沒有別的思慮，並不是完全沒有思慮的意思。所以說：“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說“殊途”，說“百慮”，又怎麽能說“無思無慮”呢？心的本體就是天理，天理隻有一個，還有什麽別的可以思慮的嗎？天理原本寂然不動，原來一感就通。學者下功夫，雖然反複思慮，也隻是要恢複天理的本體與作用，並不是靠一己的私意思索安排個別的什麽。所以程顥先生說：“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果以自己的私意思索安排，便是“為私欲而耍小聰明”了。“何思何慮”正是為學的功夫，對聖人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對學者來說則要勉力才能做到。程頤先生把它看作是功夫的結果，所以他說“發得太早”，接著又說“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他已然覺察到前言尚有未盡之處。如今你的看法，雖然已經算是有所見識，但還是免不了將功夫和本體視作兩件事。

來書雲：“凡學者才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才不會差，才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嚐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秤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嚐雲：“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雲，“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譯文】

來信寫道：“為學之人剛剛明白如何做功夫，便需要認識聖人的氣象。大概認識聖人的氣象之後，將之作為標準，腳踏實地下功夫才不會出差錯，這才是學做聖人的功夫。不知這樣對不對？”

先去體認聖人的氣象，以前也有人這樣說，隻是這樣做的話便缺少了為學的宗旨。聖人的氣象是聖人的，我從哪裏去體認？如果不從自己的良知上真切地去體認，好比拿沒有準星的秤去稱重，拿沒有磨過的鏡子去照美醜。這是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聖人的氣象從何處體認呢？我們自己的良知與聖人是一樣的，如果能夠明白體認自己的良知，那麽聖人的氣象便不在聖人，而在我們身上了。程頤先生曾說：“看著堯，學他做事，卻不及他聰明睿智，如何能夠像他那般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呢？”他又說，“心與天道相通，便能明辨是非。”現在你且說說心所通達於天道的地方在哪裏呢？聰明睿智又從哪兒來呢？

來書雲：“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隻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隻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仍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隻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隻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隻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譯文】

來信寫道：“先生說‘要在事上磨煉’，一天之內，無論有事無事，都要一心培養心的本體。如果遇到事情有所感動，或者自己心中生出感覺，心中既然有所感，怎能說是無事呢？但是根據事情再仔細思考一下，大概會覺得事情的道理也應當如此，隻是當作沒什麽事一樣對待，盡自己的本心罷了。但是仍然會有事情處理得好壞，為什麽呢？另外，有時事情很多，需要依次解決，時常因為才力不足，總為事情所困，雖然極力堅持，但精神已然衰弱。遇到這樣的情況，難免要退下來反省自己，寧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存養此心。這樣說對嗎？”

你所說的功夫，對你這樣天分的人來說，也就是這樣了，然而難免還有一些出入。做學問的人，終身隻做這一件事，從小到老，從早到晚，無論有事無事，都隻做此一件事，這就是“必有事焉”的意思。如果說“寧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存養此心”，卻變成兩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有事情發生便發揮心中的良知以應對，這便是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的意思。凡是處理得有好有壞，以及有困擾混亂的毛病，都是被毀譽得失所牽累，無法切實地致良知。如果能夠切實地致良知，那麽平日所謂處理得好的事情未必就是好，所謂處理得不好的事情未必就是不好，恐怕正是由於擔心毀譽得失所致，自己毀去了良知吧。

來書雲：“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並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雲雲。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嚐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譯文】

來信寫道：“關於致知的學說，春天再次蒙先生教誨，已經明白應該在何處用力，甚至覺得比舊說更為簡明。但是我認為對初學者來說，還應該加上格物的意思，使得他們知道從何處下手。本來致知、格物就是統一的，但對於那些初學還不知道如何下功夫的人來說，還是應該先跟他們說格物，這樣才能明白致知的意思吧。”等等。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明白致知自然就能明白格物了。如果不明白格物，那麽也無法明白致知的功夫。最近有一封給朋友的信對於這個問題討論得頗為詳細，現在也寄給你，你仔細看看自然會明白。

來書雲：“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為朱、陸爭是非，隻依先生‘立誌’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誌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嚐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為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雲：‘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嚐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誌，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譥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譯文】

來信寫道：“如今為朱熹、陸九淵爭辯的人還未止息。我常常對學友們說，聖學不彰明已然很久了，不必枉費心思為朱陸爭辯誰對誰錯，隻要按照先生‘立誌’二字來點撥人。如果這人能夠辨清誌向，決心要了解聖學，那麽他大體上已經明白了，朱、陸誰對誰錯不必去爭辯，他自己也能有所覺察。我曾經聽聞學友中有人議論先生就十分生氣。昔日朱熹、陸九淵二位先生給後世遺留下許多爭議，這說明兩位先生的功夫還未純熟，明顯還有意氣用事的毛病。像程顥先生就沒有這個毛病。他同吳師禮議論王安石的學問時說：‘請把我的觀點全都告訴介甫，即便對他沒有益處，對我卻必然是有益的。’氣度胸襟是何等從容！我曾經看到先生在給別人的信中也引用過這句話，希望學友們都這樣，對嗎？”

這段話說得太對、太好了，還望你告訴同道們，各自隻反省自己的是非，不要議論朱、陸二人的是非。用言語毀謗別人，這種毀謗是膚淺的。如果自己不能親身實踐，隻是左耳進右耳出，整天嘮嘮叨叨，這是用行動去毀謗自己，這樣的毀謗就嚴重了。但凡天下間有議論我的人，假如有人能從中得到益處，那他們都是跟我切磋磨礪，對我來說也無非是警惕反省、修學進德之處。荀子說“攻擊我缺點的人都是我的老師”，難道我要去厭惡自己的老師嗎？

來書雲：“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雲：‘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隻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譯文】

來信寫道：“有人引用程子‘人天生就處於靜中，靜以上的狀態都沒法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這句話問朱熹：為什麽不能說？為什麽不是性？朱熹回答說：‘不能說是沒有性可說；不是性，是說已然有氣質夾雜在性裏頭。’兩人間的對話我都不明白，每次書讀到這裏，總會有疑惑，故向先生請教。”

“生之謂性”，“生”字就是“氣”字，也就是說“氣”就是“性”。氣就是性，“人天生就處於靜中，這以上就不能說了”，才說“氣即是性”，這樣就把性落在一邊，並非性的本來狀態了。孟子所說的“性善”，是從性的本原上說的。然而性善的端倪，卻要在氣上才能看見，如果沒有氣也無法見到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氣。程頤說：“論性不論氣就不全麵；論氣不論性就不明白。”這是由於為學之人各自隻看到一邊，隻好這樣說。如果能明白地看到自己的天性，那麽氣便是性，性便是氣，原本沒有性與氣的區分。

【度陰山曰】

王陽明心學最講究的就是“事上磨煉”，這封信中雜七雜八地說了很多，其實主旨隻有一個：事上磨煉。事上磨煉的前提就是“必有事”，所謂“必有事”就是一定有一件事主導著你的每天、每年、一生。這件事就是致良知，就是存天理。

我們磨煉本心，就是要去事情上磨煉，麵對**不為所動，麵對毀譽得失不為所動，麵對各種人生問題都不為所動，而是立即去解決。

解決的途徑則是，依憑良知的判定去行動，是為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