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這段話的中心就是“勿忘勿助”,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立誌之所以重要,在於我們一旦確立誌向後,就會以它為指南針,所做的一切事都以它為指引。在通往誌向實現的偉大道路上,我們不會被其他事困擾。韓信能忍**之辱,就在於誌向。倘若韓信毫無誌向,那當時肯定會和對方一決雌雄。對於韓信而言,呈一時之勇固然痛快,卻要承擔犯罪的風險,沒有必要為了這一點小事而耽誤了誌向的實現。

倘若我們能明白這一點,就會對身邊發生的一些瑣碎之事一笑置之,因為我們還要趕著去做偉大的事。我們也不會常常感到空虛寂寞無聊,因為偉大的誌向正在前方召喚我們。

誌向就是心內之物,凡是和誌向無關的人和事都是心外之物,確立誌向就是要做到心外無物。這心外無物就是專一,所以立誌貴在專一。

德行和知識,哪個更重要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

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譯文】

在論及先生的弟子時,談到某人在德行存養上下功夫,某人在知識見聞上下功夫。

先生說:“專注於德行存養的人,每天都會發現自己德行上的不足;專注於知識見聞的人,每天都會發現自己知識的富餘。每日發現自己德行不足的人,德行便會日益富餘起來;每日發現自己知識富餘的人,德行卻會日益不足。”

【度陰山曰】

中國有句話叫德才兼備,這不是句虛話,而是確有其事,也確有其人。比如被儒家吹捧為聖人的舜,此人才華突出,治理天下遊刃有餘,最重要的是,他有孝心,無論老爹老媽如何處心積慮要謀殺他,他都一笑置之,拚命地對老爹老媽孝順。再比如司馬光,編寫了《資治通鑒》,做過宰相治理國家,還急中生智砸過缸救了人,當時人認為他有無懈可擊的道德,簡直就是聖人轉世。

王陽明認為,人的才華靠知識見聞得到,這屬於向外求;但人的德行必須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這就必須向內求。向內求,能否求到呢?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意思是所有的德行(物)都在我心中。王陽明則說,德行在你心中隻是一個基本常識,沒有意義,隻有把這些德行呈現出來,才有意義。

由此可知,德行的呈現也要下功夫,去心外謀取知識也要下功夫。而人的時間和功夫是有限的,如果你把工夫用在德行上,知識謀取這一塊就會少些工夫;反過來,如果你把工夫用在知識謀取上,德行的呈現上就會少些工夫。

你得到的知識越來越多,卻發現自己知道得越來越少,這樣就會越向外尋求,結果,你就沒有時間去追求德行了。所以世上很多人都是有才無德。

才華橫溢固然能使你成功,可如果沒有德行保駕護航,那這才華注定會害了你。人類曆史上那些因“恃才傲物”而被殺、被唾棄的人不勝枚舉。

因此,當你的才華很高,足以支撐你的名位時,就必須具備德行。德行是一種軟實力,它會讓人不太關注你的才華而關注你的德行,在讚賞你有德行的時候會更加欣賞你的才華。

才華這東西,和個人智商有關,你永遠拚不過智商比你高的人,但德行可以,它與生俱來,你隻需要把它呈現出來。人有個思維誤區:你的德行超過你的才華,他認為你是德藝雙馨;你的才華超過你的德行,他就認為你是個人渣。

所以德性這玩意兒,看似軟弱無力,不堪一擊,其實隻要把它和才華合二為一,那你就能成為人們口中的聖賢,即使你的才華非常平庸。

德行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受智商和精力所限。我們在知識的探索上總會碰到天花板,這個時候,若想名副其實,就必須用德行來補。

一旦德行補上來,才華這一塊幾乎就可有可無了。如果你不信,可以隨便找幾個曆史上名動天下的人物,就能發現他們都是道德完人。能力、才華固然有,可比他們高明的多如牛毛。

為什麽是他們功成名就?是因為道德在錦上添花。

最後,我們要確定一件事:德行和知識,哪個更重要?其實要分階段來看:前期,你必須靠知識、才華使自己有事功;後期,事功要用道德來保駕護航。

因此,都重要。

居敬窮理合一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間隻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

曰:“居敬是存養功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

曰:“存養個甚?”

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

曰:“如此,亦隻是窮理矣。”

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

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

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隻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

曰:“隻是主一。”

“如何是主一?”

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

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

日孚請問。

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隻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隻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

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

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隻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

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

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

日孚悚然有悟。

【譯文】

梁日孚問:“朱熹認為居敬和窮理是兩件事,而先生認為兩者是一件事,為何?”

先生說:“天地之間隻有一件事,何來的兩件?如果從萬物分殊的角度來看,《中庸》說‘禮儀有三百條,威儀有三千條’,又何止兩件事?你且說說看,居敬是怎麽一回事,窮理又是怎麽一回事?”

梁日孚說:“居敬是存養的功夫,窮理則是窮究事物的道理。”

先生說:“存養是存養什麽呢?”

梁日孚說:“存養是存養心中的天理。”

先生說:“如果是這樣,那存養也就是窮理了。”先生接著問,“你再說說如何窮究事物的道理?”

梁日孚說:“例如侍奉雙親便要窮究孝的道理,輔佐君主便要窮究忠的道理。”

先生說:“忠和孝的道理是在君主和雙親的身上,還是在自己的心上呢?如果在自己的心上,也隻是窮究自己心中的理罷了。你且說說看什麽是敬?”

梁日孚說:“專一就是敬。”

“怎樣才是專一呢?”

梁日孚說:“好比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做事便一心在做事上。”

先生說:“如果是這樣,那麽喝酒便一心在喝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這是追逐物欲,怎能算是居敬的功夫呢!”

梁日孚向先生請教。

先生說:“專一的一指的是天理。專一便是一心在天理上。如果隻知道專一,而不知道一就是天理,有事時就會追逐事物,無事時就會心中空空落落。隻有無論有事無事,一心都在天理上用功才可以。所以居敬也就是窮理。就窮理的專一之處而言,便稱之為居敬;就居敬的精密之處而言,便稱之為窮理。並不是在居敬之外還有個窮理的功夫,在窮理之外還有個居敬的功夫。兩者的名稱雖然不同,其實隻是一個功夫。好比《易》中所說的‘恭敬可以使人的內心正直,道義可以規範人的外在行為’,恭敬就是沒有事情時候的道義,道義就是有事情時候的恭敬,兩句話說的是同一件事。例如孔子說‘以恭敬之心修養自己’,便不需要再說道義了;孟子說‘積累道義’,便不需要再說恭敬了。如果能夠領會,隨便怎麽說,功夫都是一致的。如果拘泥於詞句,不知道功夫的根本,就會支離破碎,功夫也沒有下手處。”

梁日孚問:“那麽窮理為何就是盡性呢?”

先生說:“心的本體就是天性,而天性就是天理。窮盡仁的道理,就是要使得仁達到極致;窮盡義的道理,就是要使得義達到極致。仁與義是人的天性,所以窮理就是盡性。如孟子所說的‘擴充惻隱之心,仁的作用便會源源不竭’,這就是窮理的功夫。”

梁日孚說:“程頤先生說‘一草一木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不能不仔細研究’,對嗎?”

先生說:“‘要是我就沒空去做這個功夫。’你姑且先去修養自己、體會自己的性情,隻有先窮盡人的本性,然後才能窮盡事物的本性。”

梁日孚猛然有所省悟。

【度陰山曰】

程朱理學提倡居敬窮理,所謂“居敬”,就是“心”的“主一”“專一”“自我主宰”,不受外物所牽累;所謂“窮理”,就是窮盡萬事萬物的道理,致知明理。

按程朱理學的意思,居敬和窮理肯定是兩回事。居敬是一種態度,窮理是一種方法論,用專一的態度去窮究萬事萬物的道理,這不可能是一回事。

可王陽明卻說,居敬窮理就是合一的。可以想見,王陽明對兩個詞匯的解釋,肯定與程朱理學不同。

弟子說,居敬就是專一,讀書就一心在讀書上,做事就一心在做事上。

乍一看,這沒有問題。但王陽明卻說,好色就一心在好色上,喝酒就一心在喝酒上,這是專一嗎?

這當然不是,因為前提就錯了。所以,一定要明白,專一的“一”是天理。做事之前,要先問下自己,這件事是否符合天理,符合了天理,才能專一下去,否則就會誤入歧途。

王陽明解釋說,居敬和窮理是一回事,窮理就是遵循天理,如何遵循天理,肯定要有個好態度,這個好態度就是居敬。沒有居敬,肯定無法窮理,而沒有窮理,居敬又有什麽用?

朱熹認為,人必須去事物上求取真理。王陽明則說,你先在心上求,因為所有的天理都在我心。隻要能在心上求到真理,再將其呈現,何愁窮盡不了外麵的事物?這就是,先窮盡人的本性,然後才能窮盡事物的本性。

一個人若毫無人性,不孝順父母,不愛惜友誼,言行不一,就沒有人會喜歡他,他在心外能求得了什麽?!一個人心性美好,做人做事都符合天理,人人都會被他吸引過來,那他還用去主動求什麽呢?!

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陽明心學的“二合一”本質,明白了這個,就沒有二分法,沒有非黑即白的執著,做起事情來就能麵麵俱到。

私欲真難克嗎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

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

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隻是為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為個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

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軀殼外麵的物事。汝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隻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隻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

【譯文】

蕭惠問:“自己的私意難以克除,怎麽辦?”

先生說:“把你的私意說出來,我來幫你克。”又說,“人必須有為自己考慮的心才能克除自己的私意。能克除自己的私意,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

蕭惠說:“我也挺有為自己考慮的心的,不知為何還是無法克去己私。”

先生說:“且說說你為自己考慮的心是怎樣的。”

蕭惠想了很久,說:“我一心想做好人,便自認為很為自己考慮的。如今想來,恐怕也隻是為了自己的身體考慮,並不是為了真正的自己。”

先生說:“真正的自己又怎能離得開身體呢?恐怕你都不曾真正為自己的身體考慮。你且說說,你所謂的為了自己的身體考慮,不就是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四肢嗎?”

蕭惠說:“正是這樣。眼睛要看美色,耳朵要聽美聲,口舌要嚐美味,四肢要享安逸,所以才不能克己。”

先生說:“《老子》裏說過:‘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這些都是對你耳、目、口、鼻、四肢有害的東西,怎麽是為了你的耳、目、口、鼻、四肢好呢?如果真正為了耳、目、口、鼻、四肢好,便要考慮耳朵如何去聽、眼睛如何去看、嘴巴如何去說、四肢如何去動。必須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才是成就耳、目、口、鼻、四肢的作用,才是真正為了耳、目、口、鼻、四肢好。你現在終日向外追求,為名為利,都是為了自己的身外之物。如果你為了耳、目、口、鼻、四肢的好,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難道是你的耳、目、口、鼻、四肢自己能夠不視、聽、言、動的嗎?歸根到底還是通過你的心才能做到的。視、聽、言、動都是心的作用。心通過眼睛而看,通過耳朵而聽,通過口舌而說,通過四肢而動。如果沒有心,就沒有耳、目、口、鼻、四肢。所謂心,並不是指那一團血肉。如果隻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經死掉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為何不能視、聽、言、動了?所謂心是指那個使得視、聽、言、動得以可能的東西,也就是天性,就是天理。有了這個天性,才會產生與性相對應的生生之理,這就是仁。天性的生生之理,表現於眼睛便能看,表現於耳朵便能聽,表現於口舌便能說,表現於四肢便能動,這都是天理的作用。而天理就其主宰具體的身體而言,便稱之為心。心的本體就是天理,原來就沒有不合乎禮儀之處。這才是你真正的自己,這個真正的自己才是身體的主宰。如果沒有真正的自己,就沒有身體。可以說是得之便生,失之便死。如果真的為了自己的身體著想,必須時刻在真正的自己上下功夫,必須時刻保持著這個真己的本體。獨處時也持守德行,唯恐對其造成一點傷害。稍有一點非禮的念頭萌動,就像刀割、針刺一般難以忍受,必須將刀去掉、針拔除。這才是真正為自己考慮,才能克除私欲。現在你就好比是認賊作子,為何還說有為自己考慮的心,還說不能克除私欲呢?”

【度陰山曰】

李世民執政初期,自控能力特別強,他對所有的正確意見都聽從,克製自己的私欲,滿足廣大群眾的渴求。正是在這種自控能力下,他把大唐推向一個高峰。但李世民執政後期,從前的戒懼和自我克製之心逐漸放鬆,許多人都注意到了這種情況,群臣紛紛諫諍,可李世民像換了個人,一概不聽。

某次,李世民居然要看起居注。起居注是由史官(一般是宰相)負責記載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這是曆代帝王公私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史官必須如實、不虛美、不隱惡地來寫起居注,當事皇帝無權過問。

李世民這一要求讓負責這一工作的褚遂良大為震驚。褚遂良說:“不能看。”

李世民生氣道:“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記錄了?”

褚遂良說:“當然,這是我的職責。”

李世民惱羞成怒:“我有過失,你都記下來,後世人怎麽看我啊!”

劉洎在一旁突然道:“就算褚遂良不記,天下老百姓也會記在心裏的!”

李世民愕然。自這件事後,他稍有收斂,重新回歸自我克製。

蕭惠說:“自己內心的私欲很難克。”王陽明說:“你隻是不想克,否則肯定能克。這和李世民看起居注的故事異曲同工。”

李世民為什麽要看起居注?理由很簡單,他心虛。因為他知道自己做過錯事,也知道起居注裏記下了,他恐怕是想在起居注上改正過來。這個“想改正”的念頭就是良知發現,就是知道了自己心上有私。

每個人做了錯事其實心裏都知道,隻是改和不改的問題。王陽明說:“蕭惠,你就是沒有為己的心,所以才覺得私欲難克。什麽是為己?就是做一個毫無私欲的聖人。如果你真有為己的心,一做錯事,一有私欲,良知馬上會通知你,你立即去修正,這有什麽難的呢?”

但遺憾的是,很多人真沒有為己之心。如李世民,看似要留下美好形象給後人,其實是想通過弄虛作假的手段,而不是靠實際行動,把自己修煉成真聖人。

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如此,都覺得私欲難克,有了私欲,鑄就錯誤後,又想掩蓋它,這就不是真的為己。你在掩蓋私欲和錯誤的同時,本身就是在犯錯。

想要真正克除私欲,其實沒那麽難,隻要有讓自己成為貨真價實的聖人的心,克掉所有的私欲不在話下。如果沒有這種心,你縱然每天都想著克除,也是水中撈月。

心要用在正地方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譯文】

有一個學者眼睛得了病,十分憂心。先生說:“你這是看重眼睛卻輕視本心。”

【度陰山曰】

王陽明年輕時,刻苦攻讀詩書。由於他從小就患有肺病,在長期熬夜和苦讀下,突然有一天,他吐出大口鮮血來。他父親嚇得要死,堅決不允許他再這樣耗神。但他隻是表麵應承,暗地裏仍然勤讀不輟。

王陽明的母親勸他一定要保重身體,但他毫不在乎。也許,正是這個經曆才讓他有了上麵那四個字:貴目賤心。

這段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從字麵來講,似乎是隻重視眼睛而不重視心。但問題是,那個學友之所以重視生病的眼睛,歸根結底,還是從心而來。

即是說,是他的心動了,才重視眼睛,如果沒有心,他根本不會重視眼病。明白了這一層意思,就大致明白了王陽明“貴目賤心”這四個字的含義。

第一,病已經生了,你總把注意力(心)集中到病本身,對痊愈毫無幫助。沒有人生病後會因為對病本身特別關注,而讓身體痊愈的。生了病應該做到“在戰略上藐視它,在戰術上重視它”。“在戰術上重視它”就是要談到的第二點。

第二,生了病,立即要通過行動去治療,但在治療的過程中,要分散注意力,而不是專注於病。

第三,心念應該用在正地方。所謂“正地方”就是,心念所到之處必須產生正能量,而不是負能量。你若總是關注疾病本身,越關注越難受,心長時間處於悲傷狀態,疾病也無法痊愈。

第四,心不是用來愁苦的,而是用來拯救愁苦的,一味地讓心產生負能量,心沒用在正地方,對心是不公平的。

佛道為何不足學

蕭惠好仙釋。

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誌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隻有毫厘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

惠請問二氏之妙。

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隻問我悔的!”

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

先生曰:“汝今隻是了人事問,待汝辦個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

惠再三請。

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譯文】

蕭惠喜歡談論佛、道。

先生提醒他,說:“我小時候也篤信佛、道的學問,自以為頗有見地,認為儒家不值得學習。然後在貴州龍場待了三年,體悟到聖人的學問如此簡易廣大,才歎息悔恨,浪費了三十年的時間和精力。大概來說,這兩家的學問在精妙之處與聖人的學問相差不多。你如今所學的不過是兩家的糟粕,卻還自信歡喜到如此程度,真像是貓頭鷹捉住一隻腐爛的老鼠。”

蕭惠向先生請教兩家的妙處。

先生說:“剛和你說聖人的學問簡易廣大,你不問我所領悟的學問,卻隻問我後悔的學問!”

蕭惠向先生道歉,請教聖人之學。

先生說:“你現在是為了應付我才問的,等你真正有了探求聖人之學的心時,我再和你說。”

蕭惠再三請教。

先生說:“我已經用一句話跟你說完了,你卻還是不明白!”

【度陰山曰】

蕭惠喜歡在王陽明麵前談論佛道,這“佛道”二字應該包括以下內容: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佛教和道教。

王陽明年輕時也對“佛道”癡迷過,他所癡迷的恐怕也是這兩方麵內容。

佛道二家思想,都表現出對宇宙觀的高度熱情,但在人生觀上則采取忽略甚至是逃避態度。而儒家思想很少提宇宙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人生觀上。因此,王陽明才說自己當初浪費了三十年精力和時間。

先不說王陽明“浪費三十年”的講法是否客觀,因為人學習任何東西,看似無用,其實都能有所收獲。這就如同你吃了幾十年的饅頭,後來改吃包子,發現吃饅頭簡直是浪費時間一樣。

王陽明之所以說“佛道”不足學,主要因為以下幾點。

從佛道思想上看,其和儒家主旨截然不同,出世和入世的不共戴天,消極和積極的水火不容,都注定儒家的王陽明要和佛道二家分道揚鑣。

從宗教上看,佛道也和儒家差距甚大。

中國古人有“長生不死”的追求,佛道二教對此都有方法,一個給了西方極樂世界,一個給了白日飛升和長生不死藥。佛的“西方極樂世界”已經超越了生死,或者說不是人生觀的內容,而道教的更是登峰造極,隻要在今生修行就能永遠不死。

王陽明最開始也是追求“長生不死”的,但最終,他發現了這條道路的不現實,於是重回儒家。

儒家也有長生不死之術,那就是做聖賢,活在別人心中。

如何活在別人心中?那就要做到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這就是王陽明力挺儒家而否定佛道的根源,也是為什麽王陽明評價蕭惠喜歡佛道如同“貓頭鷹捉住了腐鼠”一樣。

真知即是行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

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

觀時請略示氣象。

先生曰:“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

時曰仁在旁,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

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譯文】

劉觀時問:“‘感情未發出來時的中正’是怎樣的?”

先生說:“你隻要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時候保持戒慎恐懼,存養心體到達純粹都是天理的境界,自然就能明白了。”

劉觀時請先生略微開示“未發之中”的境界。

先生說:“啞巴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

這時,徐愛在旁邊說:“這才是真正的知,才是真正的行。”

一時間在座的同學都有所省悟。

【度陰山曰】

“未發之中”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這是儒家提倡的最純粹、最中正的一種心境,其實也就是王陽明所謂的良知。以這種心境,以良知去處理問題,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才有下麵的“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這種境界要如何達到呢?

王陽明沒有正麵回答,因為他也回答不了。這和中國古代思想有關。中國古代思想主張,任何思想、知識、文化都需要親身體悟,唯有體悟了,才能得到。

陽明心學尤重這一點。

為何要體悟?就是因為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不可量化。比如中餐,它告訴你“鹽少許,雞精適量”。

“少許”“適量”就無法量化,你必須親自去炒菜,時間長了,才能明白它到底是多少。

體悟,是由心來支配行為從而得到真理,這樣的“知”才是真知,除此之外,都是假知。

什麽是真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良知是個判定工具。吃了苦瓜立即感覺到苦,這個感覺苦就是良知的判定,就是真知。吃到苦瓜屬於知,感覺到苦屬於行,一吃到苦瓜馬上就感覺到苦,不是你吃了苦瓜後再思考一下,這感覺是苦還是甜呢。之間沒有間隔,一氣嗬成。

凡是一氣嗬成的行為,就是知行合一,它最真實、最簡易。

“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這裏的“知”就是良知,就是判定,你若想判定苦瓜的苦,不去吃(行),即使有十萬人告訴你苦瓜是苦的,你所知道的也不是真知。

如何能長生不死

蕭惠問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

問晝夜之道。

曰:“知晝則知夜。”

曰:“晝亦有所不知乎?”

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隻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麽死生?”

【譯文】

蕭惠向先生請教生死的道理。

先生說:“明白晝夜的變化就知道生死的道理了。”

於是蕭惠向先生請教晝夜變化的道理。

先生說:“知道白天就是知道黑夜。”

蕭惠說:“白天也有不知道的嗎?”

先生說:“你難道能知道白天?迷迷糊糊起床、傻乎乎地吃飯,剛開始做時不明白其所以然,習慣後更不明白其所以然,終日昏昏沉沉,隻是在做白日夢。隻有做到‘時時刻刻都有所存養’,心中清醒明白,天理沒有片刻的間斷,才算是知道白天。這就是與天相同的德行,就是通達晝夜之道才領悟的知,除此之外哪裏還有什麽生和死的道理?”

【度陰山曰】

生死之道,就是宇宙觀,因為我們對生和死都無法掌控,但我們又希望掌控,尤其是死,每個人都希望永遠不死。

如何做到永遠不死呢?

古人給出了方法:做聖賢(立德、立功、立言),做了聖賢後,你雖然肉體死了,但你的精神卻活在了別人心中。說得恐怖一點,這叫借身還魂,這樣你就永遠不死了。

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隻有人生觀而無宇宙觀,即是說,儒家學派永遠把眼光放在人生中,所以對生之前的事和死之後的事很少提及,甚至不提。

宗教會給人類一個死後的願景:天堂或者地獄,這是宗教給出的永生不死的答案。

中國儒家給不了一個死後的世界,它著眼之處隻在現世(人生),因此“活在別人心(身體)中”就是他們給人類永生不死的答案。

有人問孔子生死事,孔子的回答很幹脆——未知生焉知死。後又補充說,知生就知死。

蕭惠也拿此問王陽明,王陽明的回答和孔子的異曲同工:明白了晝夜變化,就明白了生死——白天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麽,晚上則什麽都不知道(因為睡覺了)。

為何明白晝夜變化,就能明白生死呢?

因為白晝就是生,黑夜就是死。白晝時,每個人都在塵世修行,黑夜來臨,就全部休息。一動一靜,是為生死。

人睡去和死亡沒有區別,和睡著了一樣,我們對死亡後的世界同樣一無所知。

蕭惠大惑不解:還有人白天什麽都不知道的嗎?

意思是,人人都知道白天自己在做什麽啊,可為什麽還不知道死後世界呢?

王陽明的回答恰好是孔子“知生就知死”的解析:有些人迷迷糊糊起床、傻乎乎地吃飯,剛開始做時不明白其所以然,習慣後更不明白其所以然,終日昏昏沉沉,隻是在做白日夢;隻有做到“時時刻刻都有所存養”,心中清醒明白,天理沒有片刻的間斷,才算是清楚了白天的一切。

即是說,有的人雖然活著,但已經死了,隻要你把一生都過得特別明白,存天理、去人欲,死後的世界又和你有什麽關係呢?

真正活得有價值的人,還在乎死後世界嗎?

倘若你沒有把這輩子活好,死後若真有世界,你覺得你到那裏會好嗎?

陽明心學的“關注當下”在時間和空間上向外延,就是關注人生(這一生),前世和死後世界,和我們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