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錄001
意誌力就是血液
侃問：“持誌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語、管閑事？”
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隻死死守著，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譯文】
薛侃問：“持守意誌好比心痛，一心一意全都放在感受這個痛上，哪還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先生說：“初學時這樣用功固然好，但是要知道意誌的生發與作用是‘出現與消失都無法確定時間，也不知道去往何方’的。心的神妙靈明本來就是如此，功夫才能夠有所著落。如果隻是死守著，恐怕又犯了執著的毛病了。”
【度陰山曰】
陽明心學將意誌力解釋為：它是以我們良知的判定，對一件發自正念的事物保持長久而高度的熱情，並能知行合一，最終將此正念呈現，將事物完成。
擁有這種意誌力，就是擁有良知，無時無刻不在用良知提醒自己，現在做什麽，下一步該做什麽。所以它就如心髒病一樣，時刻都會被我們感受到。一旦擁有意誌力，就沒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一門心思都在這意誌力上。
然而，王陽明的說法是，保持意誌力如得了心髒病，這還隻是初期。當我們做一件事，在初期階段時，為了完成此事而有此意誌力，沒有問題；可如果這件事已經到了中期甚至晚期，還把意誌力保持得如得了心髒病一樣，就有點過度了。
真正的意誌力不會有意識地展現在你心中，它就是你的血液，在你體內不停地流動，但你感覺不到它。倘若你每天都有意識地傾聽自己的血液流動，並且能聽到它，這就不是純粹的意誌力了。
如果一門心思關注意誌力，哪裏還有心思去關注必須用意誌力貫穿其中的事情呢？
成吉思汗一生的成就，靠的全是意誌力。但在他看來，意誌力就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已經和你身體融為一體的東西。在無事時，它安靜如死水，一旦有事，它就在你身體裏沸騰起來，催著你向前向前。
我們過度關注意誌力，就會喪失意誌力。真正的意誌力不需要關注，它就是你的呼吸、你的細胞、你的血液。你何嚐關注過這些？
可它始終在幫你，幫你修身養性和成就功業。
涵養講求合一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隻是涵養。不講求，隻是涵養之誌不切。”
曰：“何謂知學？”
曰：“且道為何而學？學個甚？”
曰：“嚐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隻要自心地無私意。”
曰：“如此則隻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
曰：“總是誌未切。誌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隻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譯文】
薛侃問：“專注於涵養德行而不注重講究求索的功夫，把私欲認作天理，應該怎麽辦？”
先生說：“人必須知道如何學習，講究求索也隻是涵養德行。不做講究求索的功夫，隻是涵養德行的意誌不夠堅定。”
薛侃問：“什麽叫知道如何學習？”
先生說：“你且說說為何要學習？學些什麽東西？”
薛侃說：“以前曾聽聞先生說過，學隻是學習如何存養天理。心的本體就是天理。體認天理，就是要使得心中沒有私欲。”
先生說：“如果是這樣，就隻需要克除私欲便可，又何愁不明白天理和私欲呢？”
薛侃說：“我正是擔心辨認不清哪些是私欲。”
先生說：“說到底還是意誌不夠堅定的緣故。如果意誌堅定，眼睛、耳朵都在察覺私欲上，怎麽會認不清呢！‘辨別是非的能力，是人天生所具備的’，不需要向外去求。講究求索也隻是體會內心的感受，並非向外去求別的認識。”
【度陰山曰】
陽明心學，最講究二合一，德行的提升屬於涵養，研究事物屬於講求。但是，王陽明卻認為，體認天理，克去私意，求之於身心，即是講求，即是涵養。向高手學習，隻要是依憑良知，真心實意，這就是講求，同時也是涵養。
人生總向外求，原因是對自己的不自信。王陽明拎出人心中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就給了人以高度自信。既然良知無所不能，那還向外求取什麽？
況且，王陽明斷定，心外無物。為何心外沒有事物？因為萬物是一體的。你不能把你的手當成是外物，也不能把你所看到的萬事萬物當作外物，所以隻要你用心去求索，被求索的事物就成為你心中的一部分，那麽心外哪裏還有物？
所以，一切都在心中求。涵養和講求本是一回事，它們都必須在心內完成。
中國古人始終主張“德藝雙馨”。德，就是涵養；藝，就是講求。缺藝，空有德，你隻能算是個好人，影響力有限；缺德，空有藝，你也隻能算是個匠人，算不上大師。
德藝必須兼備，才算是人生大師。世上很多人，隻有其中一樣，所以費盡周折，也無法抵達圓滿境界，問題就在這裏。
因為涵養和講求是一回事啊，非要搞成兩回事，那就是分裂。這和人格分裂一樣，都不是美好。
隻談功夫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
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
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
二友惘然，請是。
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隻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隻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譯文】
先生問在座的學友：“近來功夫有何進展？”
一位學友說自己心中感到清澈明亮。先生說：“這是說做功夫的情景。”
一位學友敘述了自己過去和現在的區別。先生說：“這是說做功夫的效果。”
兩位學友一片茫然，向先生求教。
先生說：“我們現在下功夫，隻是要使得為善之心更加真切。為善之心真切了，見到善就自然會貼近，有過錯就會改正，這才是真切的功夫。隻有這樣，才能使得人欲日漸消弭，天理日漸明白。如果隻是探求做功夫的情景和效果，反而會助長向外求的毛病，不是真正的功夫。”
【度陰山曰】
按中國傳統的思想，人生隻有今生，沒有前世和來生。所以它不像宗教，對未來有所期待，隻要為善這一生，就足夠。
這為善就是功夫，為善之心真切，見到善就自然貼近，有過錯就會立即改正，這就是功夫用得好。
功夫若用得好，人欲日漸消弭，天理日漸明白。你能識得天理，還會擔心結局很差嗎？
但問題恰好在這裏，許多人不是不用功夫，而是總想用了功夫就立刻出效果，目的性太強。
一個目的性太強的人，在某件事上用功夫時就會不停地關注結果，一旦結果緩慢或者不如他意，他就會放棄這一功夫，改另外的方法。正如我們常常看到的那幅漫畫，在漫畫主人公身後有多處馬上要見到泉水的井，但沒有一處井水被挖掘出來。
隻談功夫不談結果，就是讓我們一門心思地專注於功夫，而不要分心去想結果。功夫到了，結果自然會好。功夫沒到，想那麽多結果也毫無意義。
王陽明所謂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把這一功夫做好，也就等於過好了你的人生。反之，總想著“存天理、去人欲”後會有什麽效果，這念頭就大錯特錯。因為人生就是個“存天理、去人欲”的過程。
在“存天理、去人欲”中尋找快樂，身心愉悅，功夫就成了本體。
有心求異，就是錯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裏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嚐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譯文】
學友們看書，時常指摘議論朱子。
先生說：“存心去找區別，就是錯誤的。我的學說與朱子往往有所不同，在入門功夫上甚至有毫厘千裏的差別，必須分辨清楚。然而我的用心與朱子並無二致。如果朱子在文義上解釋得清楚明白的地方，又怎能改動一個字呢？”
【度陰山曰】
朱熹和王陽明的學說肯定不同，陽明心學是對朱熹理學的撥亂反正。朱熹說心能辨別出天理，王陽明卻直接說，心之好惡就是天理；朱熹說，隻有人性才符合天理，情欲不符合，王陽明則說，人性和情欲都符合天理；朱熹說先知後行，王陽明說知行合一。
兩人學說黑白分明。
在入門功夫上同樣如此。朱熹的方法論“格物”是探究萬事萬物的真理，王陽明的方法論“格物”是在事情上正念頭；朱熹說“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說“存天理、去人欲”。總之，方法上，一個如果是劍，那另外一個就是流星錘——二者固然都是兵器，卻一眼就能分辨出來。
王陽明的弟子們讀朱熹著作時，常常指責朱熹的錯誤（和王陽明不同就是錯誤），王陽明卻說，存心去找區別，就是錯誤。
為什麽？
因為王陽明和朱熹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人能做聖賢，二人的學說、方法論雖然不同，卻都是導人向善的，沒有說讓人去做壞事。
即是說，兩個人的學說都是好學說，都是讓人為善之學說，有人可能在王陽明這裏找到方法，而有人卻能在朱熹那裏找到方法，雙方沒有高下之分。
人一旦要存心去找兩個學說的區別，就是要分門別派，就是要自立門庭，自我關閉。王陽明說，心外無學，不論是什麽學說，隻要學說的出發點是好的，那你但肯用心去鑽研，就必有所成。一切好的學說，都是從心出發的學說。你若有心求異，念頭就先錯了，求出來的東西再讓人耳目一新，它也不符合天理。
認可別人的“是”，就遵循；發現了別人的“非”，也別張牙舞爪，繞過去就是了。真正的聰明人，永遠在學別人的“是”，從不在別人的“非”上較真。
從來沒有人因為給別人挑毛病而成就學問的。一旦盯著人家的“非”不放，就忘記了人家的“是”，最後學了一肚子小肚雞腸和意氣，於學問和做人，都不是好事。
所以，做人和做學問一樣，有心求異，就是錯。
不比才力比減人欲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
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煉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煆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煆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複有金矣。”
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
先生又曰：“吾輩用力，隻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複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譯文】
希淵問：“聖人可以通過學習來達到，然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才學與能力終究不同，為什麽孟子均稱其為聖人呢？”
先生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隻是心中純粹都是天理而不夾雜著人欲。好比純金之所以是純金，隻是因其成色足而沒有銅和鉛等雜質。人達到心中純然是天理就是聖人，金達到成色十足就是純金。然而聖人的才學能力也有大小的區別，好比金的分量有輕有重。堯舜好比是萬鎰的黃金，文王、孔子好比是九千鎰的黃金，大禹、商湯、武王好比是七八千鎰的黃金，伯夷、伊尹好比是四五千鎰的黃金。他們的才學與能力雖然不同，但心中純粹都是天理這一點是相同的，因此都可以稱之為聖人。這就好比黃金的分量雖然不同，但成色十足是相同的，故而都可以稱之為純金。將五千鎰的純金融入一萬鎰的純金中，成色還是相同的。以伯夷、伊尹的聖德與堯、孔子的聖德相比較，心中純粹都是天理是相同的。因此純金之所以為純金，在於成色是否十足而不在於分量的多少；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於心中是否純粹都是天理，而不在於才學和能力的大小。因此，即便是一般人，隻要肯用功學習，使得心中純粹都是天理，也可以成為聖人，好比一鎰的純金，相比於萬鎰的純金，雖然分量上懸殊，但就其作為足色的黃金而言並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正因為如此，孟子才說‘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為學之人向聖人學習，也不過是學習摒棄人欲、存養天理的功夫，好比學習煉金也就是學習如何將黃金煉到純淨。如果原料成色本身就比較足，冶煉的功夫就相對省力，煉成足金也相對容易；成色越差的原料，冶煉起來也就越難。人的氣質稟賦有清澈渾濁、純粹駁雜的差異；有一般人以上、一般人以下的才能差異；對於道的體悟，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學而知之、踐而行之的差別。各方麵較差的人，必須比別人多下數倍，甚至數十倍、數百倍的功夫，然而一旦功夫做成了就都是一樣的。後世的學者不理解學做聖人的根本在於心中純粹都是天理，卻專門在知識與才能上下功夫，認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認為自己必須將聖人的許多知識和才能都逐一掌握，才能成為聖人。故而，這些人不務求在存養天理上下功夫，卻費盡心思鑽研書本、考究事物、追求形跡。知識越發廣博，人欲也日益滋長；才能越發增進，天理卻日益遮蔽。好比看到有人有萬鎰的黃金，就不去冶煉黃金的成色，不求在成色上無可挑剔，卻妄想在分量上與他人相同。錫、鉛、銅、鐵等雜質一並投下去，分量是增長了，但成色卻下來了，煉到最後，連黃金都不是了。”
這時徐愛在旁邊，說：“先生這個比喻足以破除現今儒者唯恐學問支離破碎的困惑，對後世的學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說：“我們做功夫，隻求每日減少，不求每日增加。減去一分人欲，便恢複得一分天理，多麽輕快灑脫、多麽簡單的功夫！”
【度陰山曰】
這段“精金分量之喻”在陽明心學中，分量重如泰山。
古人認為，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朱熹一針見血地說：人人都是稟氣而生，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稟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
也就是說，人的生死貴賤是由生而稟受的氣所決定，這是典型的宿命論。幸好，古人還認為，氣的清濁隻能決定你後天的才力（智商、家庭背景、事功、影響力）大小，卻無法決定你是否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賢。
王陽明說，你的氣注定你是一斤重的金子，而有人的氣注定他是十斤重的金子。在金子的分量上，你肯定比不過人家。
有人是含著金湯勺出生，有人在娘胎裏智商就比你高，有人天賦中就有影響別人的能力，這些硬指標，你是絕對比不了的。
在事功上，有人被萬眾矚目，有人卻默默無聞，有人能飛黃騰達，有人卻總遭遇失敗。如果你的奮鬥方式是正確的，卻仍無法超越別人，那可能就是你稟的氣不怎樣。
如果你非要在才力上超越那些比你稟氣好的人，那如王陽明所說，你就要在金子上增加重量，把些破銅爛鐵摻雜進來——重量雖然上去了，你卻不純了。
這就是為什麽有些人在開始的時候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到最後又長期處於心不安的狀態。那麽，我們是否要通過奮鬥來完成我們的人生價值？
當然要！但要量力而行。別拿你的努力去和人家的天賦拚，這樣會累死你的。
王陽明認為，才力限於氣稟，你若非要在才力上和別人比拚，那你會發現不可能成為聖人；但你若在天理上用功而不論才力，那你就很容易成為聖賢。
在天理上用功，其實就是向內求，接受自己金子的重量，而不是向外求，去弄些破銅爛鐵。向內求，就是減少欲望，“減去一分人欲，便恢複得一分天理，多麽輕快灑脫、多麽簡單的功夫”。
當你毫無欲望時，你就成了聖人。聖人就是好人，好人就是在你的人生圈子裏被所有人喜歡，即使有一天你離開這個人間，也會活在別人心中。
能活在別人心中的人，世界上還真沒有幾個。
歸根結底，王陽明就是讓你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做最傳奇的別人。深刻認識到自己有聖人潛質，而開發潛質的方法也在自己身上——事事時時都依著自己的良知去做，就能成為最好的那個金燦燦的自己。
別給事物貼標簽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
侃未達。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複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
曰：“然則無善無惡乎？”
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
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
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隻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
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是礙，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
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隻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
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
曰：“隻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
曰：“畢竟物無善惡？”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隻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
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
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隻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
伯生曰：“先生雲‘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
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麽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麽心？”
【譯文】
薛侃在花園裏除草，問道：“天地間為何善難以培養，惡難以除去呢？”
先生說：“隻是因為沒去真正去做培養善、去除惡的功夫罷了。”過了一會兒又說，“像你這樣看待善和惡，都是因為從自己的身體出發來思考，這樣就會出錯。”
薛侃沒有理解。
先生說：“天地間的生命，比如花和草，又有什麽善惡之分？你想要賞花，就認為花是好的，草是壞的。如你想要用草，又會認為草是好的了。像這樣的善惡之分，都來自你心中喜歡與厭惡的感情，所以我才知道這是錯的。”
薛侃說：“難道世間就沒有善惡之分了嗎？”
先生說：“無善無惡是天理的靜止狀態，有善有惡的是氣化的流動。氣如果不動，便沒有善與惡的區分，這就是至善。”
薛侃說：“佛家也說無善無惡，如何與之區別開來呢？”
先生說：“佛家執著於無善無惡，一切人事都不管不顧，不能用來治理天下。聖人所說的無善無惡，隻是讓人‘別刻意去為善為惡’，不為氣所動。然而‘遵循王道’‘歸於標準’，就是自然遵循天理，自然會有幫助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的力量。”
薛侃說：“既然草並不是壞的，那也沒有除去的必要了。”
先生說：“這樣說的話就又是佛、道的觀點了。草如果有所妨礙，去掉又何妨？”
薛侃說：“那這樣又是刻意地為善為惡了。”
先生說：“不刻意去為善為惡，並不是要你完全沒有好惡之心，要是這樣就成了沒有知覺的人了。所謂不刻意，隻是說好惡都依循天理，不夾雜一點私意。做到這樣，就好像自己沒有了好惡一樣。”
薛侃說：“去除雜草怎樣才能算是依循天理，不夾雜一點私意？”
先生說：“草有妨礙，理當去除，去除便是；即便並未去除，也不要放在心上。如若夾雜了一點私意，那麽心就會受到拖累，就會為氣所動。”
薛侃說：“那麽善惡完全與事物無關嗎？”
先生說：“善惡隻在你自己的心上。依循天理就是善，為氣所動就是惡。”
薛侃說：“事物本身終究沒有善惡嗎？”
先生說：“對於心而言是如此，對事物而言也是這樣。世俗之儒就是因為不知道這個道理，舍棄本心去追逐外物，將格物的意思理解錯了，整日向外去求，隻是妄想‘不通過積累便獲得成就’，剛開始做時不明白其所以然，習慣後更不明白其所以然。”
薛侃說：“‘好比喜歡美色，好比厭惡惡臭’，要如何理解呢？”
先生說：“這正是依循天理，是天理要求人應當如此，並非刻意而為。”
薛侃說：“喜歡美色、厭惡惡臭，如何不是刻意的行為呢？”
先生說：“這是因為其中的意念是誠摯的意念，而非私意。誠意隻是依循天理。依循天理，便是沒有一絲一毫私意。故而有憤怒、怨恨、喜歡、快樂的感情，心便無法保持中正。必須使得心胸廣闊公正，才是心的本體。了解到這個層麵，就能知道什麽是感情未發時的中正了。”
孟源說：“先生說‘草如果有妨礙，理當去除’，為何又說是從自己身上產生的念頭呢？”
先生說：“這需要你自己去心中體會。你要除草，是出於什麽用心？周敦頤窗前的草不除去，又是什麽用心？”
【度陰山曰】
人因為發自真誠的好惡，而給事物貼上善惡的標簽，這沒有問題。問題是，人在給某事物貼上善惡標簽後，忘記了摘，那件事物的善惡就成了天經地義、自然而然了。
於是，明明是被我們所掌控的事物，反過來控製了我們。
譬如，當你把金錢貼上善的標簽而忘記摘下後，“金錢是善的”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賺到金錢，你高興；失去金錢，你痛苦。金錢控製了你，你卻永遠都不會反省，其實金錢是無善無惡的，之所以有了善，隻是你給它貼的標簽。
你痛恨一個人，就給他貼上惡的標簽，當你忘記摘下後，“此人是壞蛋”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你無時無刻不在想念著他。如果他倒黴了，你就大笑；如果他比你風光了，你就如喪考妣。他成了你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控製了你的喜怒哀樂。
王陽明說，天地萬物是無善無惡的，之所以有了善惡，隻是我們人類用心給他們貼的標簽。沒有了我們人類，天地萬物也就沒有了善惡是非的意義。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沒有了善惡是非的意義，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所以說，善惡隻在我們人類心中，而不在我們心外的萬事萬物上。
薛侃花園除草，是《傳習錄》中最詳細、最有味道的一個故事，從這個故事中我們清晰地認知到：善惡隻在人心，不在萬事萬物。所以說，心外無物。
同時，我們在人世間做的每一件事，隻要是傾聽內心的聲音去做的，事後就不要回想，一回想就是心有掛礙，就不符合天理。
薛侃要除草，那就除掉，除掉後就把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去。薛侃不除草，那就暫時不除，不能因為沒有除草，就整日想著除草這件事，這又是混進了私欲，而不是天理了。
所以我們應該明白的是，人生在世，難免給事物貼標簽。但貼過之後要立刻摘下——摘下也別理解為放下，不是手上的放下，更不是心上的放下——如果你不摘，被貼的事物就有了善惡，它會反過來控製你。
為學宗旨：行良知
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隻做個‘義襲而取’，隻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隻是未見得。”
【譯文】
先生對學生們說：“做學問必須有個宗旨，功夫才有著落之處。即便功夫與宗旨之間有所阻斷，但就好比船有舵一樣，隻要一提就能明白。如若不然，雖然還是做學問，卻隻是做個‘不通過積累便想獲得成就’的功夫，剛開始做時不明白其所以然，習慣後更不明白其所以然，這不是學習的根本，也不是通往大道的路徑。”
先生又說：“如果能夠明白為學的宗旨，怎麽說都能明白。如果這裏懂了，那裏卻不懂，那隻是因為還沒把握為學的宗旨。”
【度陰山曰】
學問分很多種，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宗教，甚至鬼神研究。無論你選擇的是研究原子彈的學問還是烹飪學問，在中國古人看來，你都避不開人生學問。
人生學問貫穿我們整個人生，不懂人生，你就萬事難成。
要做人生學問，就必須有個宗旨。這個宗旨，在王陽明看來就是行良知。
很多人會不解，人生中有太多的學問要學，一個“行良知”就全部解決了嗎？
完全可以解決。按王陽明的意思，人生在世，你能掌控的東西很少。天下大勢你掌控不了，不可抗力你掌控不了，人生中許多偶然因素你更掌控不了，你所能掌控的隻有良知。因為它是我們心上的，行良知是我們一念之事，這是很容易被操控的。
所以，無論外麵發生什麽，你隻專注於行良知這一學問，把“行良知”作為你做學問的宗旨，你就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倘若能明白這一點，並且做到這一點，那外麵的任何風浪和**都無法動搖你，因為一旦遇上風浪和**，你就會想到你的學問宗旨是，隻行我心上的良知，不管其他。
這樣，你就能心平氣和，繼續走向通往人生大道的路上。
倘若做學問沒有個宗旨，一遇外部**和風浪，人就很容易放棄這門學問，隨波逐流，半途而廢。
說到底，為學須有個宗旨，這也是立誌的問題。無論做哪一門學問，都要先有誌向和宗旨，它就如同船之舵。無論你遇到什麽困難，隻要想起你的誌向和宗旨，馬上就能聚精會神於學問，從而獲得成功。
明白了這個，怎麽說都明白，不明白這個，說破天，也沒用。
因為宗旨，是靠你自己的心來決定的，外力幫不上任何忙。
有誌向，就沒有牽累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
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雲：‘惟患奪誌。’但恐為學之誌不真切耳。”
【譯文】
有人問：“為父母參加科舉，難免要被科舉所牽累。”
先生說：“為父母參加科舉會妨礙學習，那麽種田贍養父母也會妨礙學習嗎？程頤先生說：‘隻是害怕科舉事業會使學者失去誌向。’為學之人隻需要擔心自己為學的誌向不夠堅定罷了。”
【度陰山曰】
這段對話，要認真看才能明白。
問的人，想必是在王陽明門下學心學很有收獲。但是，陽明心學不是科舉考試的內容，隻是課外興趣班。問的人的父母，希望他能學朱熹理學（科舉考試內容），通過科舉考試，升官發財，贍養父母。
所以，此人才哀歎說：“為父母參加科舉，難免要為科舉所牽累，而不能專心學習陽明學。”
王陽明告訴他：“父母讓你去參加科舉，你說妨礙學習，那麽父母讓你去種田，你也說妨礙學習嗎？”
這段話其實是點出了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個重點：孝。
凡是父母讓你做的事，你都要去做，不能有怨言說妨礙了你的事情。當你認為父母讓你做的事妨礙了你的事時，其實問題不在於你的父母，而在於你的誌向。程頤就說過，科舉之事，無論是誰讓你做的，你都應該抱怨自己為學的誌向不夠堅定，而不應該抱怨其他。
天下事成敗的關鍵點就在於誌向的堅定與否。誌向堅定，心外無物，就什麽事情都妨礙不著你；誌向不堅定，一有風吹草動，你馬上就會發出抱怨，然後放棄。
隻要你確立“學心學是做聖人”這一誌向，什麽種田、科舉，根本礙不著你什麽；如果你這個“學心學是做聖人”的誌向不堅定，豈止是科舉、種田，天熱天冷都會讓你覺得受到妨礙。
很多人為什麽會有那麽多抱怨，就是因為不能堅定誌向，甚至沒有誌向，所以總活在渾渾噩噩中，身邊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成為他的絆腳石。有誌向的人，心中堅定，必須實現這誌向，在通往誌向這條路上，遇到石頭就踢開，遇到鬼怪就繞開，哪裏有時間抱怨？
所以，人有誌向，是多麽重要的事，它不但能讓你意誌堅定，心想事成，還能讓你去除負麵情緒，光明上路。
天，為什麽不忙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隻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譯文】
歐陽德問：“平常思想意念多忙亂，有事時固然忙亂，無事時卻也忙亂，這是為何？”
先生說：“天地萬物生生不息，沒有一刻停止。然而天地之間有一個主宰，所以天地萬物才不會亂了秩序。雖然有千變萬化，但主宰不變。人正是因這個主宰才得以產生的。主宰恒定不變，與天地運動不息一起存在，即便萬物運動變化不止，主宰還是能夠從容自在，這就是所謂‘天君泰然不動，百體遵令而從’。如果沒有主宰，隻是氣的奔放流竄，怎麽能夠不忙亂呢？”
【度陰山曰】
陽明心學和孔孟思想一樣，隻注重人生觀，而很少關注宇宙觀。一切貌似宇宙觀的東西，比如“天”這個字，其實也是為人生觀服務的。確切地說，就是看宇宙識人生、指導人生。
王陽明說：“你看天地萬物，生生不息，從來沒有停止過。人也應該是這樣的，倘若你真的感覺心上不忙了，要麽就是死了，要麽就是枯禪，這就不是人生觀了。”
天地的忙碌有個主宰，這主宰就是從容不迫、自然而然的生生不息。天如果著急了，就會加速度日升日落，地如果著急了，就會快速旋轉，天搖地動之下，豈有生靈？
萬物如果著急了，違背了其生長規律，那長出來的東西肯定不會好吃，今天我們吃的各種催生食物就是證明。
速度快了，急功近利，非但心上忙亂，而且還很難抵達目的地，人生就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和天地萬物一樣，也有個主宰，這個主宰就是良知。
凡事按照良知去做，不急不緩，不焦不躁，形成一種生生不息的慣性，而不要像亂氣一樣奔放流竄，這樣，我們就是天地。
反之，倘若不能按良知來，時時事事都要爭先恐後，該是你的你拿，不該是你的你還拿，你就不可能沒有無事之時。即使有無事之時，也會被閑思雜慮充斥，心上煩亂。
越有事，就越有事；越無事，則越無事。
我們唯一能控製的名就是務實
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
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此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為人？隻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
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雲：‘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譯文】
先生說：“做學問最大的毛病在於愛好虛名。”
薛侃說：“從去年起，我認為我的這個毛病已經減輕了，現在認真省察，才知道並非如此。難道我真的十分在意外人的看法嗎？隻是聽到讚譽便高興，聽到詆毀便鬱悶罷了。想必這就是這個毛病發作時的表現？”
先生說：“正是如此。虛名與實務相對。務實之心多一分，務名之心就少一分。如果全都是務實之心，就沒有務名之心了。如果務實之心像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一樣迫切，哪裏還有工夫愛好虛名呢？”
先生又說：“‘疾沒世而名不稱’中的“稱”字讀第四聲，也就是‘聲名超過實情，君子感到羞恥’的意思。實情與聲名不相稱，在世時還可以彌補，過世後便沒有辦法了。‘四十五十而無聞’是指沒有聽聞大道，並不是沒有聲名在外的意思。孔子說過‘這是聲名，並非賢達’的話，他又怎麽會用聲名來評價人呢？”
孔子有個極端嚴肅的主張，就是正名。孔子堅信，名可以控製實，隻有名實相符才是正道。當時的楚國早就是王國了，但孔子偏不承認它，非要稱它的國王為楚子。子是“公侯伯子男”的倒數第二級，是很多年前由西周國王封賜給楚國國君的。
在現在看來，孔子有點掩耳盜鈴。但孔子卻格外嚴肅地認為，名可以控製實，讓實和名不相符合的人感到慚愧，最後自動自發地承認錯誤，達到名實相符。此意為，楚王會取消國王稱謂，改邪歸正為子。
實大於名，對個人而言是好事。一個人功力深厚，卻寂寂無名，這是符合天道的。最怕的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名大於實。
愛好虛名，是人之通病。其實愛好虛名的人，並非真的是愛好那個名，而是名背後的利。名利向來是孿生兄弟，有了名自然就有了利。
在王陽明看來，人追求名聲沒有問題，中國古人最稱讚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名。但是，一個人若想三不朽，必須有立德、立功、立言這個實。沒有了實的名，就成了虛名，不堪一擊。
我們以一杯茶來做比喻。名是水，實是茶葉，一滿杯茶裏，茶葉多些，水就會少些；水多些，茶葉就會少些。水太多，茶水沒有味道，就不是茶水了，當然，全是茶葉而沒有水，也不能稱為茶水。
所以說，名和實都要有。不過，人還是要重實輕名，這就如同一個少林寺掃地僧，毫無名氣，但一展露實力，就立刻名聞天下。但如果你名聲在外，就會引得人都來和你爭，萬一你實力一般，身敗名裂可立而待也。
王陽明說：“虛名與實務相對。務實之心多一分，務名之心就少一分。如果全都是務實之心，就沒有務名之心了。”沒有了務名之心就全是務實，雖然沒有名氣，但一有機會，立即會名動天下。
倘若全是務名之心，總在名上下功夫，而不去務實，就是舍本逐末，揚湯止沸，最終什麽都不會得到，唯一能得到的就是別人的嘲諷。
務實是向內求，專心用功即可，所以它可被我們控製；務名是向外求，千方百計要別人認可，而我們根本無法控製別人。
我們唯一能控製的名就是務實。
最好的後悔藥就是立即改正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譯文】
薛侃經常後悔。
先生說：“悔悟是治病的良藥，然而悔後能改才難能可貴。如果悔悟之情滯留在心中，又會因藥而病了。”
【度陰山曰】
人非聖賢，亦非未卜先知的魔法師，所以人人都做過後悔的事，但不同的人麵對後悔的事，行為截然不同。
有人會悔悟，而悔悟又分兩種。一種人是捶胸頓足，大罵自己是豬，罵完後就把這件事拋到九霄雲外了。另一種是懊惱後，立即想辦法補救，這補救可能無效，但它是陽明心學真正的後悔藥——他在以行動為自己做的錯事負責，也就是王陽明所謂的“改過”。
悔悟之後改過，一方麵是良知的譴責，另一方麵則是良知給出的最佳方式。正如王陽明所說，如果悔悟之情滯留在心中，又會因藥而病了。
陽明心學主張：心，在物為理。即是說，你的每個念頭，都要去物（事情）上將其呈現，否則就不符合真正的“心即理”。
悔悟也是一樣，悔悟本身就是良知光明的人心中的一個“理”，可如果你不把它呈現出去，那這個理就不能稱為真正的理。它會一直在你心裏折磨你，讓你痛苦，最後就真的病了。
我們必須把悔悟這個天理呈現出去，那就是要改過。一旦改過，就符合了陽明學的基石“心即理”這個理論。
從這一點而言，行動正是陽明心學的特征，一切事情都必須以行動來衡量。離了行動，再偉大的概念、理論也隻是水中月、鏡中花。
古人雲，世上沒有後悔藥可以吃，言外之意是，人做任何事都要謹慎。可一旦做了讓自己懊悔的事，也別焦慮。
首先，你還知道懊悔，就說明你良知還算光明；其次，知道懊悔是“知”，改過是“行”，要把“知”和“行”合一；最後，懊悔和改過這個“知行合一”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後悔藥。
萬不可“希高慕大”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煆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隻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隻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隻論‘精一’，不論多寡，隻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隻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隻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隻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麽，可哀也已！”
【譯文】
劉德章說：“聽聞先生用純金比喻聖人，用金的分量比喻聖人的才力，用煉金比喻學習，十分深刻。隻是說到堯舜是萬鎰的純金，孔子是九千鎰的純金，似乎不妥。”
【度陰山曰】
西漢大儒董仲舒說：“利以養身，義以養心。”意思是，人有兩種食物，一是物質的，它負責供養我們的身體；一是精神的，它負責供養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身體很容易供養，一斤鮑魚能吃飽，一斤饅頭也能吃飽，極端情況下，一斤樹皮也沒有問題。但是，正因為供養容易，所以消失也快——我們的身體很容易餓。這就能解釋，為什麽許多物質的東西無法讓我們愉悅，即使愉悅了，也不持久。
人的愉悅、人生價值主要還是靠精神食物，精神食物難求而不易得，可一旦得到，就不會消逝。一部經典著作、一首美麗詩歌、一件雅致的藝術品，若能被你吸收，就足以在你的精神世界駐足一生。
義（精神食糧）是養心的，我們人類就是靠心才能活得愉悅，純粹靠利，絕對達不到這種效果。人類追求利（物質食糧），並沒有錯。錯的是一門心思追求利，而忘記了追求義（精神食糧）。
一門心思追求利，就是在軀殼上起念，整個身心都撲在物質上，要享盡世間榮華富貴——別人有的，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也要有。這是典型的向外求，身體被養得如同肥豬，養心的食物卻沒有跟上，最後就成了一個時刻都空虛、無聊的行屍走肉。
王陽明讓你不要在軀殼上起念，隻讓你在心上用功。不要希求高遠、羨慕博大，因為那是別人的，是你心外的。
你要明白一點，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個使命，有的使命大，有的使命小，但無論大小，你都要踐履你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別人的。
致良知，不是不能，而是不肯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隻是不肯移。”
【譯文】
薛侃問：“孔子為什麽說，最聰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他們的性情都不能改變呢？”
先生說：“並不是說不能改變，而是不願改變。”
【度陰山曰】
一年輕人去拜訪一老禪師（或者是智者、老道、仁波切、老和尚），他問：“怎樣才能活得幸福？”
智者閉目不語。
年輕人以為老人家眼花耳聾，所以提高嗓門，又問了一遍。
老道仍不語。
年輕人急了，吼了一遍。
仁波切睜開眼，指了指年輕人的心：“問它。”
年輕人低頭看了半天，作恍然大悟狀:“我明白了，問自己的心。”
老和尚微微一笑。
“能不能有點具體的，可以操作的？”
“日行一善。”老和尚說。
年輕人沉思半晌，不陰不陽地問：“行一善在哪兒？”
有弟子對王陽明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這是孔子老先生的話，孔子把人分三等：“上知”（上等智慧、上等性情）、“中人”（中等智慧、中等性情）、“下愚”（下等智慧、下等性情）。
“中人”是兩頭草，肯學的話，就可升級為上知，不肯學就滑落到“下愚”。也就是說，“中人”可移，但“上知”和“下愚”卻不可移。
王陽明卻評判道：“不是不能移，而是不肯移。隻要肯致良知，‘下愚’也能移成‘中人’。若不致良知，‘上知’也能移成‘中人’，甚至是‘下愚’。”
“下愚”移成“上知”的典型人物是曾國藩。曾國藩天賦奇差，一篇文章背誦一夜，仍磕磕巴巴。他年輕時性情也壞，狂傲輕忽，尖酸刻薄，搞得人際關係如糨糊。但他後來發憤圖強，以比別人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苦學，終成一代理學大師；又在性情上痛改前非，終成人見人愛的道德聖人。
“上知”移成“下愚”的例子也有，無數平庸人物，起初都天賦異稟，但因不肯努力，最終被人遺忘。
當然，“上知”和“下愚”，恐怕不僅僅是單純地指聰明和愚笨，聰明和愚笨指的是致良知的能力，自動自發致良知的就是聰明，被動致良知的就是愚笨。
簡單而言，致良知就是以良知為你行為的準則，致良知永遠是自己的事，而且也是你唯一能掌控的事。隻要你想，你就能致良知，如孔子所說，你欲仁，仁就來了；你欲致良知，良知就在眼前。
因此，每個人都能輕而易舉地致良知，但為什麽仍有那麽多下愚的人呢？不是他們不能致良知，而是不肯。
若想改變社會風氣，那每個人都要致良知。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人們不是不能致良知，而是不肯。
隻要你肯，良知之燈就一定能重現世界。
而難度也就在於此，大多數人在沒有外力推動時，很少能做到主動。不能改和不肯改，有時候就成了一回事。
由此我們知道，王陽明所謂的“移”隻是要人致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以良知為人生指示牌，不停向前奔跑，這就是走正確的道路，你隻有走正確的道路，才有可能把道路走正確。
遺憾的是，很多人走的路都是不正確的，而且他們明明知道，卻不肯改弦更張，這就是不肯移。
交友之道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譯文】
有人向先生請教“子夏門人問交”這一章。
先生說：“子夏說的是小孩間的交往，子張說的是成人間的交往。如果善於運用，都是正確的。”
【度陰山曰】
《論語》中有個故事：子夏的學生請教子張交友之道。
子張很伶俐，反問道：“你師父子夏是怎麽說的？”
那人回答：“我師父說：‘可以相交的就和他交朋友，不可以相交的就拒絕他。’”
子張一拍大腿：“胡說！君子既尊重賢人，又能包容眾人；能夠讚美善人，還能同情能力不夠的人。如果自己是十分賢良的人，那對別人有什麽不能包容的呢？如果自己不賢良，那人家就會拒絕你，又何談能拒絕人家呢？哈哈。”
王陽明的弟子就問王陽明：“您說子夏和子張兩人誰說得對呢？”
王陽明回答得超級巧妙：“子夏說的是小孩的交友之道，子張說的是成人的交友之道。能看清對象使用交友之道，就是正確的。”
這段話太重要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交朋友總出錯，就是把這兩種方式搞混了。
小孩子之間交朋友，就是這樣簡單幹脆：我覺得你可以相交，那咱就是好朋友，某天你把我惹惱了，咱們就絕交。我覺得你不可以相交，那絕對不交。
大人之間的交往就比小孩子複雜得多，對各色人等都要交往，但交往的深度不能一樣。中國儒家主張入世，人是個社會的人，所以人際關係特別重要。問題是，你如何才能交往到各種人呢？這就要從自己身上下功夫，自己要把自己鍛造得特別賢良。
但大多數人活到快入土了，還沒有搞明白交友之道。他們至少犯了以下的錯誤：
第一，像小孩子一樣，以意氣交朋友，朋友符合心意，就兩肋插刀；一旦不符合你心意，馬上就拔刀相向，老死不相往來。
第二，總以為朋友越多，人脈越廣就越好，其實你自己不強大，交再多朋友也沒有用，因為朋友，本來就是同一階梯的人。
第三，最強大的人脈是實力，隻需要鍛造自己的實力，就是在交朋友。這是一舉兩得之事，一方麵你提高了自己，另一方麵在提高自己的同時還交到了朋友。
這就是交友之道，它是天理，天理自在人心，真正朋友多的人都是這麽想的。
陽明心學的“學習”是學什麽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
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隻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屍’，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譯文】
子仁問：“孔子說：‘學習並時時練習，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嗎？’朱熹認為學習是後覺者效法先覺者的過程，對嗎？”
先生說：“學是學習摒棄人欲、存養天理。隻要專注於摒棄人欲、存養天理，便自然是效法先覺者了。推究古人的遺訓，許多學問思辨、存養省察克製的功夫，也不過是為了去除心中的私欲、存養心中的天理罷了。說‘效法先覺者的行為’，其實隻說了為學的一件事，而且也還是向外求索。‘時習’的時候‘像受祭者一樣端坐’，並不是專門學習靜坐，而是在靜坐時修習本心；‘像齋戒那樣恭敬地站著’也不是專門學習站立，而是在站立時修習本心。‘悅’是‘天理道義愉悅我心’的‘悅’。人心原本就會對天理道義感到愉悅，好比眼睛喜好美色、耳朵喜好美聲，隻是被私欲遮蔽牽累，才會不愉悅。如今人欲日益去除，天理道義日漸滋養，豈會不愉悅呢？”
【度陰山曰】
朱熹認為，人的學習有兩種方式：第一，正諸先覺；第二，考諸古訓。正諸先覺是效仿先覺者，向比你厲害的人學習，考諸古訓是推究古人的遺訓，向經典書本學習。
王陽明則說，學習不僅僅是學習書本知識，也不僅僅是從實踐中學習，學習的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的目的。
這學習的目的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正諸先覺，效仿先覺者，還是在向外學。王陽明不主張效仿他人，隻一門心思發展自己。“時習”的時候“像受祭者一樣端坐”，並不是專門學習靜坐，而是在靜坐時修習本心；“像齋戒那樣恭敬地站著”也不是專門學習站立，而是在站立時修習本心。
一旦如此學習，就能得到天理，而天理總是讓人愉悅的。為什麽天理會讓人感到愉悅呢？
因為良知是個好惡之心，純粹發自良知的好惡就是天理。你特別喜歡美色，美色就是天理；你特別喜歡美樂，美樂就是天理。因此，喜歡天理能讓人愉悅。
但這好惡是純粹的好惡，不能沾染一點私欲。若想得到愉悅，就必須存天理、去人欲。
忠恕合一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
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力，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譯文】
陳桀問：“曾子每日多次反省自身，雖然真誠，恐怕還是沒有領會一以貫之的功夫吧？”
先生說：“一以貫之是孔子看到曾子沒有掌握下功夫的關鍵才告訴他的。為學之人如果能在忠和恕上下功夫，不就是一以貫之嗎？‘一’好比樹木的根，‘貫’好比樹木的枝葉，沒有根，何來的枝葉？本體與作用本就同源，本體未能確立，作用如何生發出來？朱熹說‘曾子在體會心的作用方麵，已經能夠做到隨事情精確體察並努力踐行了，隻是還不知道心的本體和作用是合一的道理’，這樣說恐怕不全麵。”
【度陰山曰】
孔子的弟子曾子特別善於反省，一天至少三次，反省的內容為：“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意思是，替人謀事有沒有不盡心盡力的地方？與朋友交往是否誠信了？有沒有複習師長傳授的學業？這反省恐怕是晚上的事，如果真有錯誤，曾子該如何？抽自己兩個嘴巴嗎？《論語》裏沒有說。
有人就此事問王陽明，曾子雖然反省的條目很多，恐怕還是瞎反省，沒有領會孔子一以貫之的功夫。
王陽明說，沒錯，孔子的一以貫之，就是忠恕。忠是向內，對待人、物上有沒有全心全意；恕是對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無論是忠還是恕，雖看上去有向內向外之別，但其實是合一的。隻有恕而沒有忠，就是隻有知而沒有行。知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在人、事上全心全意執行這個道理，就等於沒有恕。
知行合一就是忠恕合一，忠恕之道就是知行之道。
立誌貴在專一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隻是立誌。學者一念為善之誌，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隻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誌貴專一。”
【譯文】
先生說：“種樹必須先培育樹根，培養德行必須先存養本心。想要樹木生長得好，必須在初生時就刪剪繁枝；想要德行隆盛，必須在初學時就摒棄外在的愛好。如果除此之外還喜好詩文，那麽精神就會漸漸轉到詩文上去。凡是各種外在的喜好，都是這樣的。”
先生又說：“我這樣論述學問，是無中生有的功夫。諸位如果相信，便要立誌。為學之人有一個為善的念頭，就像是樹的種子，既不要去助長它，也不要忘卻它，隻管慢慢培育，自然會日漸生長起來。生機一天天旺盛，枝葉一天天繁茂。樹木初生時，便會長出多餘的繁枝，必須加以剪去，然後根幹才能粗壯。初學的時候也是一樣的道理。所以立誌貴在專一。”
【度陰山曰】
王陽明太重視立誌了，創建心學後不久，就提出王門四規，第一規就是“立誌”。在《傳習錄》《文錄》中，常常提到“立誌”的重要性，其重點想要闡述的就是，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在此處，王陽明說，立誌就像是種下一粒種子，種子落地後，不要去拔苗助長，也不能忘記它，要按照它的生長規律時刻照顧它，這就叫“勿助勿忘”。最後，種子會生根發芽，成為參天大樹，而在生長過程中，如果有多餘的繁枝（私欲），還要剪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