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心學讓日本脫胎換骨
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待王陽明心學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民國時期，曾留學日本的蔣介石在主掌中國後要人們學習心學，並且武斷地說，日本能從一個窮苦落後的島國一躍而起成為世界級強國，王陽明心學功不可沒。眾所周知，日本崛起於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就像是一劑靈丹妙藥，讓日本脫胎換骨，能與西方諸強爭勝。章太炎為此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民國時期的大部分傳統知識分子都曾大聲疾呼要把一件寶貝從日本拿回來，這個寶貝正是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心學是如何在日本落地生根茁壯成長起來的呢？
有兩個人的名字被記入史冊，第一個叫了庵桂梧，是個日本和尚，另外一個就是日本陽明學的創建者和傳播人，大名鼎鼎的中江藤樹。
了庵桂梧和王陽明相識的具體時間不詳，不過從1513年他回國時，王陽明為他寫了篇感人的送行文章足以證明，二人交情不淺。1513年，王陽明創建心學已五年，了庵桂梧肯定了解了這門不同於朱熹理學的新學說。了庵桂梧回到日本後，把王陽明心學傳播開來。稍有遺憾的是，他把王陽明心學仍然看作是朱熹理學的分支，而且當時的日本思想界是朱熹理學一家獨大，王陽明心學在牆縫中苟活著。
中江藤樹（1608—1648年）獨具慧眼，發現了王陽明心學的無上價值，在把王陽明心學擺到台麵上的同時也成就了他自己。
中江藤樹家境一般，隻是能讀得起書而已，從小接受了規範的朱熹理學教育，由於他聰明異常，所以20多歲時對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有獨到見解，這使他在日本思想界擁有了一席之地。他自信之餘，開始把目光對準當時風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出現於公元7世紀，是中國儒道的加強版：臣為君死，天經地義。“忠誠”和“勇氣”是日本武士講究的最高天理（道）。
中江藤樹發現，武士道發展了幾百年，堅持的最高天理不過是些準則，而準則背後沒有思想支撐，很容易受到質疑。比如，武士必須對他的主人忠誠，但如果主人不停地淩辱武士，武士該怎麽辦，還要忠誠嗎？
中江藤樹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他在中國儒學，特別是朱熹理學中找不到理論，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實際例子。如果稍對中國曆史有所了解就知道，理學家們都是偽道學，李贄對他們的抨擊可謂入木三分。理學家們平時提倡殺身成仁，危機來時，全都明哲保身。
中江藤樹麵臨困惑，直到他37歲時接觸了《王陽明全書》，了解了王陽明心學，他的困惑才得以冰釋。
中江藤樹從王陽明心學中看到了哪些寶貴的思想呢？他說，陽明心學告訴我們，道德秩序的最高範疇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隻要“明德”“慎獨”“格物”，每個人都能成為聖賢。而真正的學問（聖人之學）就是“以心讀心”的“心學”。他重新回到“武士道”精神上來說，武士遵循的那些準則都是外在的，是盲目的遵從。真正的武士應該問自己的心，隻要和自己的心契合，才能達到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毫不留戀地死，毫不顧忌地死，毫不猶豫地死。
武士不應該為主君毫無保留地舍棄性命，真正的武士應該為自己的良知毫無保留地奉獻生命。無論是武士還是普通人，都應有這樣的覺悟：隻向心中的真理稱臣！
在中江藤樹的後半生，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陽明學的修行和傳播上，他撚出了王陽明心學的精髓“練心”作為自己和弟子們的終生課。王陽明心學雖然緩慢但卻紮實地開始在日本落地生根，在中江藤樹的眾多弟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後來明治維新的豪傑。當然，還有一位更加惹人注意，甚至是光芒萬丈的，此人就是大鹽平八郎。
大鹽平八郎出生時（1793年）正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江戶時代後期，他的家庭在日本屬於武士階層，享有並不讓人驚喜的一些特權，比如他在14歲時就按傳統繼承了爺爺的大阪東町奉行所的“與力”（警察局候補局長）。當他回想自己的少年時代時，鼻子是酸酸的，大鹽平八郎吃了不少苦，7歲喪父，8歲喪母，爺爺的薪水勉強能讓他吃飽。
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大都個性內向孤僻，死抱著一種倔強的孤獨不放，所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一位同僚挑戰他的權威：你的學識無法支撐你坐在這個位置。
大鹽平八郎的自尊被激了起來，他發誓要出人頭地，開始積極地學習朱熹理學，又學習騎射和槍炮技術，準備“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難以實現的夢想，當時由幕府統治下的日本腐敗透頂，不可能給大鹽平八郎一個晉身之梯。大鹽平八郎因為有誌難酬，而在朱熹理學中又找不到解決的方法開始消沉，不過一段時間後，他就突然生龍活虎起來，因為他接觸到了王陽明心學。
據說，大鹽平八郎是從中國明朝人呂坤的著作《呻吟語》上看到的陽明心學的片段，後來找到王陽明全集，如饑似渴地閱讀。他被王陽明心學思想徹底征服，感動得一塌糊塗。大鹽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很簡潔：人一到世上來就有一顆明辨善惡是非的心，不必向任何人請教。可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總對欲望遷就，於是就遮蔽了這顆明辨是非善惡的心。如何才能讓這顆心重煥光彩呢？大鹽平八郎的方法和王陽明一樣：練心，知行合一，事上磨練。
王陽明心學帶給大鹽平八郎的不僅是“心即理”的洗禮，還有王陽明心學主張的人人平等（滿街都是聖人）的思想。大鹽平八郎眼見當時日本下層民眾倒懸於水火之中，斷定這是極不公平的。他在筆記中說：“貧農也是自天而降生的人……一切人都應受到寬宏大度的待遇。”他質問，“既然人人都是聖人，那麽人人都是平等的，我沒有權力命令你，你也沒有權力命令我，可為什麽那些官老爺會放肆地摧殘我們？”
他說：“我必須要讓百姓懂得這點，為自己爭取權力。”1830年，大鹽平八郎拋棄官職，開辦“洗心洞”學堂，傳播王陽明心學。
這是王陽明當年在中國的重演，大鹽平八郎的弟子幾乎都是貧苦農民，民眾對“自由”和“平等”的覺醒是後來明治維新的基石。
“自尊”的意思有了，但生活在當時幕府暴力統治的日本，“自尊”不可能是坐等來的，必須要主動去爭取“自尊”，向摧殘自尊的人索要自尊，必然麵對的是血腥和暴力，所以大鹽平八郎用王陽明心學教導群眾：不恨身死恨心死；心若不死，乃與天地人做無窮之鬥，要無所畏懼。
1836年，大鹽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的實踐機會到來。本年，日本氣候異常，稻子收成隻有往年的一半，所以糧食價格大漲，貧民無錢購買，餓殍遍地。大鹽平八郎要求日本幕府賑濟，得到的回應卻是日本幕府的冷漠。
大鹽平八郎進一步指出，幕府的糧庫裏明明有很多糧食，可卻被倒賣給有關係的商人，商人加倍售賣。大鹽平八郎對他的徒眾們說：“如今隻有一條路：用我們的血肉之軀去爭取屬於我們的權力。”他的徒眾們被激勵得義憤填膺，開始製造火器，籌備槍炮，準備同幕府大幹一場。
起義之前，大鹽平八郎的弟子見肯為自尊獻身的人隻有一百多人，就問大鹽平八郎：“這會有什麽用？”
大鹽平八郎平靜地回答：“感覺到了長久以來都很排斥的寂寞空虛（因什麽也沒做過而感到的空虛）。”這是王陽明心學“必有事焉”的革命版，也是大鹽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最深刻的感悟：人為了爭取自尊和自主，必須要做點什麽，哪怕是明知不可為的事，也要殺身成仁。
1837年2月19日，大鹽平八郎帶領他的一百多名爭取自尊的革命者拿著自製的火藥和槍炮，衝上大街，攻擊政府糧倉。正如孫中山多次主持的刺殺革命一樣，大鹽平八郎的這次革命瞬間被鎮壓，大鹽平八郎在失敗後逃到一個村莊躲避，後被幕府追擊，大鹽平八郎自殺。
大鹽平八郎的革命雖然轉瞬即逝，但這次革命的火花卻照亮了民眾幽暗的心智，因為這是一次建立在“人人都應該平等”的神聖立場上的革命，它讓人們漸漸地明白，人不受壓迫，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是天經地義。如果有這種情況存在，那就要奮起反抗，絕不能苟活在世，千萬不要有“因什麽也沒做過而感到空虛”的感覺。
大鹽平八郎和他的一百多名心學戰士倒下了，王陽明心學又重新尋找可塑之才，這些可塑之才是明治維新前三傑：吉田鬆陰、高杉晉作、阪本龍馬；明治維新後三傑中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
明治維新是一場震動天地的國家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麵，明治維新後，日本徹底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占領和侵略，它比改革前要強大百倍千倍。而正是這些明治維新的鬥士們運用王陽明心學的力量才使這種奇跡發生。現在我們一一陳述，看看王陽明心學到底讓他們擁有了什麽。
明治維新前三傑的首傑吉田鬆陰（1830-1859年）從小就特別關心日本國防，22歲時，他違反幕府規定私自出境考察日本地形被當局判有罪，沒收了他的一切榮譽和財產，他就此成為一個浪人。兩年後，吉田鬆陰又跑到日本沿海，幕府把他投入監獄，就是在這場牢獄之災中，他接觸了王陽明心學，並且深深地喜歡上了它。不久後，他又接觸到了王陽明心學左派巨子李贄的著作，他欣喜若狂，再後來，他又讀到了大鹽平八郎的心學筆記，於是對天發誓，此生隻服膺王陽明一人。
吉田鬆陰當然是有感而發，當時的日本被西方國家強行撞開國門，已淪陷為任人宰割的境地。吉田鬆陰三番兩次到海上考察海防，就是希望能為祖國貢獻力量，可他的一片苦心卻被日本幕府視為大逆不道。當他看到王陽明、李贄，乃至大鹽平八郎的思想和生平事跡時，不禁動容。這些人都曾經曆艱難困苦，但最後都成了名動天下的人物，他們這種頑強的精神不正是他們信奉的心學提供的營養嗎？
吉田鬆陰從王陽明心學中得到了這樣的啟示：必須要立下大誌向，一旦立下大誌向，就要知行合一，為了這個誌向的實現，要奮不顧身，無懼死亡：“生死離合，人世倏忽，但不可奪者誌，不滅者業，天地之間，可恃者獨此而已。”他在給弟子高杉晉作的信中**四射地寫道：“貴問丈夫所可死如何？仆去冬以來，死之一字，大有發明。李贄之功為多，其說甚長，約言之，死非可好，亦非可惡，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死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無益也，魂存、亡無損也。”這是為了心中的真理，奮勇向前，永無畏懼。
吉田鬆陰的大誌很簡單：尊天皇攘夷狄（西方列強）。但他有生之年沒有實現這樣的誌向，也沒有看到日本的崛起，1859年，吉田鬆陰因放肆地宣傳王陽明心學的“無畏”思想而被幕府處以斬刑，離開人間前，他留下浪漫的遺詩：“肉軀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
明治維新的第二傑是被稱為日軍之父的武士出身的高杉晉作（1839—1867年），他是吉田鬆陰最得意的弟子，不過從他一貫作風來看，他並未領會王陽明心學“人人平等”的概念，據說他臨死前曾對老婆說：“武士之妻與町人百姓之妻身分有別。”他叮囑妻子，我死後，你堅決不能接受伊藤、山縣等的接濟（高杉晉作出身於俸祿150石的中級武士家，而伊藤、山縣均屬於最下級武士家）。另外，高杉晉作還有一種王陽明提倡的變了味道的“狂放不羈”：他把嫖妓當成生活的主要部分，上馬指揮殺賊，下馬就嚷著要去藝妓館。同時，他親手創建的奇兵隊雖然不講出身地位，唯才是舉，可他本人卻總保持著日本武士那種昂首闊步，不可一世的派頭，他常常在前呼後擁的侍從保護下攜藝妓張羽傘，悠然醉步徜徉在街頭。
不過，他能成為維新前三傑的一員，必有原因。這就是他在日軍上的獨特創建，而這一創建思路正來源於王陽明。高杉晉作24歲時曾到中國的上海搞過貿易，當時正好是中國太平天國之亂，他親眼見到清朝軍隊的不堪一擊和太平軍的殘酷殺戮，這讓他毛骨悚然。他清醒地意識到，政府腐敗必遭戰亂，不是內部就是外部。
回到日本後，他開始為倒幕和攘夷而大聲疾呼，並且在吉田鬆陰門下學習王陽明心學，小有所成後，他寫下這樣的讀後感：“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義皇以上人。”
高杉晉作要做“義皇以上人”，必須要聽從良知的指引。而良知告訴他，要把停泊在日本沿海的西方列強船隻統統趕走。為此，他仿效王陽明在江西時組織的團練而組織了一支“奇兵隊”。奇兵隊成員都來自社會底層，為了讓這些人死心塌地地為國家賣命，他宣傳“四民（士農工商）平等”的思想：無論你是農民、商人還是武士、小工業者，你們和那群幕府大家夥都是平等的，你們為了祖國而戰鬥是光榮的，曆史必將記住你們。
在高杉晉作的鼓吹下，這支民團式的軍隊迅速成長，很快就成為日本國內一支不可低估的軍力，在後來攘夷和與幕府的軍事鬥爭中，這支軍隊屢立奇功，也正是這支受到王陽明心學教育的軍隊後來結束了幕府在日本的統治。
高杉晉作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而另一位維新豪傑阪本龍馬（1836—1867年）則被稱為日本海軍之父。
阪本龍馬是日本海軍現代化的奠基人，也是現代航海、貿易、股份公司的先驅者，更是自由、平等、民權、憲政體製的倡導者。他的“船中八條”[1]是明治維新的理論基礎。
阪本龍馬受教於日本心學大師勝海舟。勝海舟把心學的精髓傳授給了他，那就是：行動在於我，評價在於他人，與我無關。阪本龍馬則自己悟出了王陽明心學的真諦之一：不能執，不要拘泥，永遠要與時俱進，走在別人前麵。
有這樣一個小例子很能說明阪本龍馬的不執與變通：他曾經對一位朋友說：“今後在室內亂打亂鬥的情況會多起來。我喜歡小太刀，小太刀靈活，比太刀實用（當時流行太刀）。”不久，這位朋友帶了小太刀來見他，他卻掏出來一把手槍說：“這個比小太刀更具威力。”這位朋友第三次來見他時就帶了手槍，讓他大為懊喪的是，阪本龍馬居然掏出了一部《萬國公法》（一本國際法方麵的書），說：“手槍隻能殺傷敵人，此書可以振興日本！”
明治維新後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和阪本龍馬關係密切，他不太喜歡阪本龍馬的信口開河：“你前天所說的和今天所說的不一樣，這樣你怎麽能取信於我呢？你作為天下名士必須有堅定的信念！”阪本龍馬卻一本正經地說：“不是這樣的。聖人曾說，君子從時。時間在推移，社會形勢在天天變化。因此，順應時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你呀，一旦決定一件事之後，就想貫徹始終。但這麽做，將來你會落後於時代的。”
這就是阪本龍馬，他從王陽明心學中汲取了最高的智慧之一，敲開了明治維新的大門。
明治維新後三傑全是王陽明心學的理論家和實幹家。西鄉隆盛認為王陽明的“自得於心”的思想最符合他本人，他曾說：“空讀聖賢之書，如同觀人劍術，無絲毫自得於心。若不自得於心，一旦較量格鬥，則唯敗逃而已。”為了和內心相契合，西鄉隆盛兩次和上級發生衝突，被流放荒島。在兩次流放中，他隨身攜帶的唯一書籍就是王陽明心學著作，他後來回憶說，是王陽明心學給了他力量：“即使在貧瘠的荒島上遭受牢獄之災時，我也沒有荒廢提高完善自我。”
大久保利通擁有的是王陽明提倡的為了理想而大無畏的精神，他號稱明治維新第一政治家，他憑借自己的良知，兢兢業業，克服萬難，為推行明治維新的改革貢獻了蒼天可鑒的力量。
於此證明，王陽明心學思想強調的是人人為了心目中的理想都需要自尊無畏的精神，而且要力行實功，在王陽明心學中，日本人挖掘出了尊重個人、強調個性、不懼外物、不畏權勢的精華思想。這些思想被日本維新豪傑們牢牢地抓在手中，並與時俱進地和當時的現實接軌。
日本心學大師井上哲次郎曾有這樣的評論：“陽明學派中人物，多有建樹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幾乎沒有。可見，陽明學果有陶冶人物之功無疑。”正是這些非“固陋迂腐”的人先是無畏地進行了倒幕運動，然後又開創了讓日本崛起的明治維新改革。
這讓我們既歡喜又懊喪，歡喜的是，王陽明心學令人驚異的神奇力量；懊喪的是，為什麽這種力量在當年的中國沒有展現。也許，日本心學大師高瀨武次郎的話會是一個不錯的答案：“大凡陽明學含有二元素，一曰事業的，二曰枯禪的。得枯禪之元素者可以亡國，得事業之元素者可以興國。中日兩國各得其一。”
有一點補充：王陽明心學左派除了我們上麵介紹的那幾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者外，其他都是窮嚼蛆分子，尤以東林黨為標杆。明末清初的很多思想家都說，明亡就滅在黨爭，而東林黨是罪魁禍首。窮嚼蛆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說起話來大言不慚，一遇到事就渾身戰栗。喜歡辯論，別人說是，他必說非，別人說非，他必說是。
另外，自卑猥瑣的清人入關後對王陽明心學的激烈扼殺，也是中國人不能獲得王陽明心學大能量的主要原因。
想到此，不由一聲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