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心學改變中國
使一個國家改變，無外乎兩個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前麵我們說過，王陽明心學在這兩方麵都是一把鋒利的武器。
滿清政府統治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開始向下坡路飛奔，太平天國運動險些撬開了它滅亡的墳墓，它雖然僥幸躲過這一劫，但也是奄奄一息，再加上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持續的攻擊，清政府下的中國已是危如累卵。人人都知道必須改變，但人人都不知道該怎麽變，心學門徒們因此挺身而出。
晚清三傑中的曾國藩和左宗棠是王陽明心學的推重者，曾國藩後來雖然頭腦發熱反駁王陽明，但連他自己都無法否認，他在平定太平天國叛亂中執行的團練政策是從王陽明那裏偷來的，他在給他家人的書信中，屢次提到要以良知為人生信條，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說曾國藩屬於三心二意的心學門徒，那左宗棠則把王陽明當成一生的偶像，推崇之，效仿之。左宗棠“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業績和他從王陽明心學中吸取的精神力量關係密切。
左宗棠雖然年輕時受到的是朱熹理學教育，但卻側重於“經世致用”，而朱熹理學對這一塊的涉及非常少，所以左宗棠就拋開朱熹理學去讀實用類的書籍。他後來始終不能考中進士，和他對朱熹理學的漠然有直接關係。雖然不是進士，但左宗棠憑借聰明的頭腦始終充當當時許多頂級大員的參謀。太平天國之亂時，左宗棠擔任曾國藩的參謀，曾國藩大為賞識，命他自行組織軍隊直接和太平軍作戰。從此，左宗棠如蛟龍入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搞定陝、甘回民的叛亂，收複了此前失去的西藏，毫無疑問地成為晚清的三根巨柱之一。
他對王陽明的崇敬幾乎到了癡醉的程度，王陽明曾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他幾乎是生吞活剝了這句話：天下之盜賊易去，人心之盜賊難除。
他認為，隻要祛除私欲物欲，把個人生死利害榮辱拋到腦後，隻問是否利於天下國家，這就是致良知，就可以做到“修齊治平”。
左宗棠把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大加發揮，他說，一個人隻要能夠克製自己，就必能克製敵人。一個人必須先自強，才能戰勝敵人。自強的方法不必拘泥傳統，應該向西方列強學習，畢竟他們比我們強。而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戰勝他們。他到處興辦近代工業企業，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強”運動中去，直到他的暮年，他還堅信一點：隻要人人都堅持本心（良知），自強自立，就必能讓國家強大，戰勝外敵。
左宗棠屬於掌握權力的王陽明心學門徒，而康有為與他的戰友梁啟超先是屬於沒有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後來則成了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異常精彩。
康有為1858年生於廣東南海，自幼讀書就很有主見，而且從古典理學中找不到樂趣，所以搜索百家，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這產生了一個弊端：樣樣通則樣樣鬆。所以後來有些嚴肅的學者評價康有為的思想理論時，說他是野路子出生。康有為學習王陽明心學不知是什麽時候的事，1888年，他就無所畏懼地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圖強，但當時慈禧太後掌握權力，所以他的上書石沉大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康有為恰好在北京準備進行會試，他倡導舉子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並同時要求政府能進行變法。年輕的皇帝被康有為一幹人等的熱血所激勵，突破慈禧太後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898年開始變法，這場變法進行了三個多月就以流血收場，史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非常讚賞王陽明心學，排斥朱熹理學，他說隻要真切地致良知，就能使人具有確乎不拔、獨立不懼的精神，做到大難臨頭時“不動心”，不退縮。
他還提到了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他目睹天下殘破如此，實在不忍心，必須站出來為天下為國家為百姓貢獻精力和智慧。
我們注意到，作為當時還未進入仕途掌握權力的康有為，他沒有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國家，而是采用了相對溫和的改良主義，一部分原因是康有為畢竟還是個知識分子，長期受儒家忠君愛國的教育，另一方麵則是他對王陽明保衛國家的欽慕，使他不可能做出違背王陽明心願的事情來。
不過，當百日維新開始後，康有為的思想開始變化了。他教唆光緒皇帝向慈禧太後奪權，結果計劃失敗，康有為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從開始的溫和改良思想到後來的動用暴力手段鏟除慈禧太後，康有為恰好符合了心學家的一貫思路：一旦手中有權，必走上集權道路。正如王陽明在江西剿匪時，向王瓊要到了所有大權一樣。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暢通無阻地推行他們的理想，這是良知告訴他們的，並非是野心家所能感悟到的。
康有為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那個時代形勢所造成的，因為當時沒有人可以撼動慈禧太後的力量，當然，這是曆史的問題，在此不須深究。
維新派的二號人物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同樣也是王陽明心學最忠實的門徒。不過，在對待心學的態度上，梁啟超要遠比康有為簡易明快。
梁啟超擁有超人的智慧，四歲即能讀《四書》，特別喜歡談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七歲讀透中國曆史，九歲可以寫出千字的文章，十七歲中舉人後開始跟隨康有為。雖然他被稱為康有為的助手和弟子，但在思想上，尤其是王陽明心學思想上，他遠勝於老師。
梁啟超熱情維護王陽明心學，有人說王陽明心學是枯禪，梁啟超反駁說：“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一談到王陽明心學，就誣為逃禪，實在是不懂裝懂。”梁啟超解釋說，王陽明心學是孔子之學和孟子之學的結晶，既能讓我們不動心，又能讓我們可以從心所欲，達到這一境界的就是王陽明所提倡的“練心”“養心”。
養心到底有多重要，梁啟超危言道：“每個人眼前都有富貴利益、耳目聲色、遊玩嗜好來奪我們的誌向。這正如八十歲的老頭過危橋，稍不小心，一落千丈，粉身碎骨。還有利害毀譽、苦樂生死來侵襲我們，如果沒有堅定的心力，一經小勝就驕傲，一經挫折就氣餒，臨事失措，身敗名裂，這就是古今能成大事的人少之又少的緣故。”
如何養心呢？梁啟超的方法仍然是王陽明的：靜坐。先消除雜慮，然後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他說：“靜坐養心於是分兩種，一種是收斂其心（靜坐），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身，誌氣如神；另外一種是縱心（事上磨練），遍覽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者可以模擬一件困難在眼前，如何來克服它，最好想象一下當你麵對生死存亡關頭時該如何行事，日日思之，熟能生巧，將來有事就可以把模擬放到現實，必能渡過難關。”
這兩種練心的方式是王陽明心學獨有的，它不是讓我們胡思亂想，而是要把胡思亂想先祛除，然後嚴肅地模擬困難的來臨和解決困難的方法，這些方法當然很簡單，那就致良知。
梁啟超謹遵王陽明的教誨，用王陽明的“萬物一體之仁”、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樹立為天下國家獻身的誌向。他激烈地斥責數千年來充斥著中國每一個角落的“看客”們，他大罵這些人是沒有責任心和惻隱之心的無腦動物。這些人隻計較自己的利害，對於群體的利害和國家的危亡始終采取看客的態度。
不做看客，就必須要做到“至誠”，隻要人人都做到“至誠”——對自己的心中賊誠實地祛除，對客觀世界的現狀真誠地對待——這個國家就會有希望。
王陽明心學始終提倡豪傑主義，梁啟超也說，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王陽明心學中無所畏懼的聖人、超人的精神。如何做超人，梁啟超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祛除心中的奴隸。
首先是不要做古人的奴隸，特別是那些死掉的聖人的奴隸，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他激烈地發揮王陽明“學貴自得”的觀點說，心是我的，聽一句話，受一句教，隻有我用心，才能有這句話，有這句教。可我思考後有兩個結果：一是，那句話是錯的；二是，那句話是對的，我該如何？尤其是當那句話是古聖人說的時。梁啟超的答案是：相信自己心的判斷！
第二，不可做世俗的奴隸。也就是說，要有獨立思想和獨立意識，不可人雲亦雲，尤其是那些俯仰隨人、隨波逐流的人，正是王陽明最鄙視的人。梁啟超認為，任何人來到世上就必有用處，人人都有當頂天立地大丈夫的潛質，所以不必借助他人的扶助和庇護。
第三，不可做境遇的奴隸。人生在世，有順境就必有逆境，順境時，不可消磨誌氣，逆境時不能放棄心中的夢想，每個人應該發揮自信、自尊的固有價值，和逆境做生死鬥爭，才有機會成為勝利者，屹立於世。如果不敢鬥爭，那就會成為境遇的奴隸。他擴大到國家說，一個國家如果安於現狀，跟著境遇走，那不但會成為境遇的奴隸，還會成為別國的奴隸。他認為中國人應該拋掉傳統中的保守思想，要做個冒險家。他強烈批判老子思想，認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懦弱無能的表現，正是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所以才消滅了中國人本應該具有的冒險精神，隨遇而安，必將失敗。人們必須要自信、敢想敢幹，要像初生的牛犢一樣敢衝敢闖，以絕大的氣魄和絕大的膽量，為改造中國而拚盡全力。
最後，無論何時，都不要喪失信心。梁啟超說，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成了行屍走肉。所以必須要“正本”“養心”“致良知”。他說，世界上那些能夠做出驚天動地事業的人都是內心強大、自信滿滿的人。沒有一顆自信的心，就不可能有未來。
梁啟超博學百家思想，但其核心思想卻是王陽明心學的“獨立自主”，過度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比如他非常強調自信心，並武斷地說，人隻要有自信心，就能戰勝逆境，就能創建大功。與其說他的思想是心學思想，不如說是心靈雞湯。他的《少年中國說》處處充斥著這種雞湯味，的確能鼓舞人心，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用王陽明心學作為武器發動的“百日維新”最終以慈禧太後的反擊而失敗，不過他們讓當時已成古老僵屍的中國聞到了一股新氣息，實際上這一氣息還是王陽明心學的氣息。人人都認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試圖改造中國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他們本身的問題，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沒有權力的光緒皇帝身上，後來又頭腦發熱準備向慈禧太後奪權。
於是，另外一批王陽明心學的鬥士們登上了曆史舞台，這一次，王陽明心學好像可以呼風喚雨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是溫和的改良，孫中山、汪精衛、宋教仁、章炳麟則主張暴力革命。先來看偉大人物、王陽明的門徒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年輕時受的是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後來主攻醫學，但他從小就崇拜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眼見中國殘破，於是棄醫從武，決定反清。他秘密組織了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會旨，開始踏上了他反清革命的征途。他在南中國各地發動小規模的“起義”，這種“起義”有個很大的特點：直接針對當地政府高級官員進行恐怖襲擊。他屢敗屢戰，從不言退。他四處流亡，那顆反清的心卻從未黯淡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的革命事業獲得的豐厚的回報。王陽明心學在他的革命人生中到底起了什麽作用呢？
首先是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加強，他提出了“知難行易”論，但他的目的是強調人的信仰，也就是強調“知”，認為隻要將信仰問題解決了，一切事情就都好辦了。也就是說，隻要那些抱著炸藥包向清政府官員猛衝的革命黨人接受他的思想，統一認識，協調鬥爭，就能“驅除韃虜”，在日後的南北混戰中，他也成功地讓他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統一認識，打垮北方軍閥，建立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其次，是對王陽明注重“心”的重申上，孫中山提出“心為萬事之本”的理論。反清時期，雖然有很多人把自己當成人肉炸彈，但孫中山還是認為這樣的人太少，為什麽少？就是因為人們的心裏存在著不能坦然麵對死亡的障礙。孫中山力圖喚起所有的民眾，要他們都以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掃清革命與建設的路障。這一思想貫穿於孫中山的後半生，在他晚年改組國民黨時，仍堅持“心為萬事之本源”的思想。
最後一點，孫中山受王陽明心學左派，尤其是何心隱的“知行”影響極大。孫中山開始革命時，和民間秘密教會的關係非比尋常，而且他本人就是上海青幫的弟子。何心隱當初也和白蓮教來往密切，並且還製訂了不可告人的計劃，隻是因為後來突然被殺，計劃未見天日而已。孫中山讓他的人進行暗殺這一行為本身就是王陽明心學左派那些徒手能縛龍蛇的人的最愛，“俠客”“壯士”都是明朝後期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
在這一點上，汪精衛的思想和行為首當其衝。
汪精衛在今天的中國受到的評價是不堪入耳的，但在清末民初時，他就是淩然正氣的熱血英雄。汪精衛1883年生於廣東番禺，五歲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學習，八九歲時就能自己讀書，而且頗有見地。汪精衛的父親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遊，汪精衛受父親影響，也對二人產生了興趣，陸遊的豪放文風和王陽明靈動的心學讓汪精衛異常歡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二人的著述上，尤其是王陽明。
和很多王陽明心學的信奉者一樣，汪精衛也非常重視人的“心力”的作用，他後來跟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每次都被孫中山的演講激得熱血澎湃。於是，他頭腦一熱，準備搞刺殺。但這是個有難度的事，因為當時孫中山手下所有人都是殺手，而且殺的人都是政府高級官員。汪精衛想要一舉成名，必須要找更大的家夥，他挑來選去，挑中了當時的攝政王載灃作為自己成名的靶子。
遺憾的是，他沒有成功，而且還被活捉。在獄中，他反複默誦王陽明心學思想，王陽明告訴人們，在良知的指引下勇敢去做，失敗了也不要害怕，殺身成仁是天下第一等好死。汪精衛每每想到王陽明這樣的思想就激動起來，寫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千古絕句。不過，他沒有被殺，武昌起義後，他被釋放。或許是獄中生活給了他很多人生的啟示，或許是他致良知的功夫不深，自此之後，他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直到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他縱身一跳，跳到了日本人的陣營，成了賣國賊。汪精衛是如何走上這條被萬人唾罵的路，並不是我們要解釋的問題。我們隻是想說，汪精衛早期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深入骨髓。
他曾有一段“釜薪”論，很讓人動容：“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萬丈，顧體質雖毀，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舍生取義……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
這正是從王陽明心學思想衍發而來，為了正義，可舍生忘死。汪精衛是鼓吹暗殺活動最狂熱的革命黨人，也許有人說他是急躁冒進，但當時跟隨孫中山的，哪一個不是急躁冒進？如果不是武昌起義意外地爆發，而且爆發之後又產生了讓人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各地紛紛宣布獨立），孫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終點。
還有人說，汪精衛雖然信奉王陽明心學，但做不到“知行合一”。這顯然是事後追溯，因為汪精衛後來賣國，所以就把他從前的幹淨之身也潑上髒水。
汪精衛何嚐沒有知行合一？刺殺攝政王，是神鬼皆驚的大事，連孫中山都不敢想，而汪精衛一想到就去做了。即使是為了成名，人家也有這個“行”的膽量！
孫中山和汪精衛是暴力革命的實踐者，而宋教仁則是暴力革命的理論家。
宋教仁是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幼年接受儒家教育，但考中秀才後，眼見國家殘破，就放棄科舉，和革命黨人走到了一起。
宋教仁是徹頭徹尾的王陽明心學研究者，投身革命運動後，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讀王陽明的著作和王陽明年譜，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可以成為幾本書。宋教仁最後得出結論說，王陽明對於當時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國、對中國革命大有益處，比如“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練”都是當時治療中國的一劑良藥。
在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對王陽明心學精粹有著相當深刻的辨析解讀：
觀《王陽明年譜》，記先生龍場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餘以為此言誠是，但案之於心的聖人之道一方麵則固不錯，然聖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學，原是混圓一團之象，舉天下萬事萬物皆包含在內焉，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若分別之，則固有二方麵，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學問，物的即物質上之學問，所謂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謂致焉者，致此者也。若盡用力於一方麵，而遺其一方麵焉，則所謂道也，所謂學問也，皆不完全矣。吾嚐謂中國自三代以下，學者無論如何純粹，皆得聖人之道之半部分，誤認半部為總體，使天地間真理與人道皆不現出渾圓之象，與在哥倫布未發現新大陸以前之地球相似。蓋人類進化未達極點，亦不能怪其然也。陽明先生之此說，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吾人可以聖人之道一貫之旨為前提，而先從心的方麵下手焉，則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者矣。
宋教仁通過對王陽明的著作和年譜的研讀，將王陽明的思想和學說貫穿於其對革命理論的宣傳中去。比如，關於樹立革命誌向的問題，王陽明關於立誌的言論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說，要確立革命的誌向，首先必須除去自己的私欲：“言我輩初立誌時，千罪萬過，洗滌不勝，每遇事，心亦知其當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實踐者常多，則人欲蔽之也，故現惟以克欲為第一工夫。”而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練”的思想，宋教仁說：“有良知而不致與無良知同也。”
實際上，宋教仁隻是想說，僅有革命的理想，但不踴躍投入到具體的革命實踐活動當中去，那麽，革命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
宋教仁31歲時死於謀殺，有人說是袁世凱，也有人說是孫中山。當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他留下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人們斷定，若能假以數年，他必成為心學巨子。
另外一名民國先驅人物章太炎和上述幾位都不同，他是李贄型的人物，意誌堅強，認準革命事業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他蔑視權威，隻伏首真理，縱然是孫中山，他也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說孫中山的革命計劃短淺，所以總是自敗，還說孫中山“天性褊狹，為人魯莽輕聽，又嫉賢妒能”。最後，他和李贄一樣行為怪誕，語出驚人，人們於是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章瘋子”。曾有人說，有幸得到章太炎提點之人，要麽聲望大增，要麽身價暴跌，屢試不爽。每遇章太炎有話要說，報紙便競相轉載，其中不乏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之說，並經常輔以標題“章瘋子大發其瘋”，如果章太炎的言論一時合了他們的胃口，報紙頭條就會寫上“章瘋子居然不瘋”。
袁世凱要恢複帝製前，章太炎臭罵袁世凱，袁世凱把他軟禁後，不敢動這位名動天下的大人物，隻能好吃好喝伺候著他。並且規定章的每月生活費五百大洋。一切生活開銷及損毀器物都由公家支付，還特意找來官差扮作廚子和仆人，監視章太炎的飲食起居。章太炎則要求他們每天早晚向自己磕頭請安，言必稱“老爺大人”，以此譏諷奚落袁世凱。袁世凱稱帝後，章太炎每天都要寫兩個大字：“袁賊”。他大量飲酒，每次必以花生米為下酒菜，吃時去其蒂，說：“殺了‘袁皇帝’的頭！”
章太炎同時還是個民族主義者，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他的遺囑隻有一句話：“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章太炎曾有過一段對王陽明心學的真知灼見：“所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
而章太炎對於讀書的見解，完全是王陽明的看法：博學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創見；否則就是讀盡了天下書，也隻是書笥，裝了些別人的東西，而不是自己獨有的東西。
或許正是王陽明心學為他注入的強悍血液，才讓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了一生。我們與其說章太炎是個心學理論家和實踐者，不如說他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完全塑造出來的人，他的言談舉止都有心學家左派人士的風韻。
康有為、梁啟超等受心學影響的人在19世紀末的中國成功推動了改良主義，雖然隻有短短的百餘天，但畢竟證明了，心學可以在那個頹廢不堪的時代為人們帶來一絲光。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充當恐怖分子的暴力革命正是在王陽明心學鼓動下才會發生，無可否認，辛亥革命和日後中華民國的誕生，主要功勳並非是王陽明心學，可我們從上麵的論述中已經看到，心學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說王陽明心學改變了中國，尤其是終止帝製的功勞，已不容置疑。
王陽明心學能創造奇跡，人人皆知。但更大的奇跡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