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學在清朝

1644年，清帝國繼承了明帝國的遺產，統治中國。有些人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發現，明帝國政府在統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勁，對百姓的思想控製太寬鬆。所以明帝國後期層出不窮的民變，除了天災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陽明心學的泛濫，也就是心學洪流讓底層民眾過分覺醒，讓他們有理由去爭取獨立和平等。清朝統治者認為，王陽明心學是洪水猛獸，必須嚴厲禁止；朱熹理學最適合治國，必須高調提倡。

當然，清朝統治者們禁止的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對於已經趨向於朱熹理學的右派，他們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這似乎給了王陽明心學滿血複活的機會，一批心學大師站到了清朝思想聖壇上。他們是孫奇逢、李顒、毛奇齡。確切地說，他們是王陽明心學的修正主義者。

孫奇逢在明帝國就是名聲大振的人物，他曾營救過被權監魏忠賢陷害的忠義之士，也曾帶領全族抵抗過清軍，明亡後，他帶領弟子隱居深山，講學不輟。清政府多次請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絕，後來在河南輝縣的蘇門山終老，他活得幾乎過了頭，享年九十二。

孫奇逢原本是王陽明心學忠實門徒，認為“天理”兩個字是自己體貼出來的，不是那些好為人師的人製定出來的。他說，王陽明的“良知”說，是王陽明自得而來，和孟子的良知無關。他認為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過，王陽明心學中禪的成分太大，導致了心學左派的洪流在民間沸騰，人人都能成為聖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而在廟堂上，心學左派產生的畸形“東林黨”，往往空談，意氣用事，才導致了國家的覆滅。他認為這樣很不好，於是傾向於朱熹理學的“慎獨”，也就是說，還是需要通過外在的種種規矩來修行才可以真切地體貼到“良知”的效用。

不過，雖然用朱熹理學來矯正王陽明心學，可孫奇逢還是堅持王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他說，必須要付諸實踐，從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費掉一天甚至一時。

我們都知道，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矯正自己的意識，孫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別重視“行”，這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悄悄的轉變：王陽明心學變成了崇實經世的思想。

這其實也是王陽明最大的心願，心學本來就是要拿來用的，而不是用來講的。孫奇逢被後人稱為學術界的“泰山北鬥”，可能正是他把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做了調和，雖然成績微小，但他畢竟做了努力，而且開了修正王陽明心學的先河。

李顒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性格孤僻，但好學，全靠自學讀通了經史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後，明朝滅亡，他南下講學，影響極大。滿清政府要他出來做官，他寧死不為。有一次，地方官親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六天六夜，絕食六天六夜，最後，他居然要拔刀自殺，地方官見這人簡直變態，急忙逃走，再也沒有來請過他。李顒晚年反鎖房門，過起了置身墳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時間也很長，享年78歲。

李顒雖然博學，但學術思想的源泉卻是王陽明心學。他指導他們的弟子說：“做學術先要看陸九淵、楊簡（陸九淵心學慈湖學派創始人）、陳白沙，尤其是王陽明，闡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們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見到大道。”

他也強調“知行合一”，認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記誦之學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體適用”的思想。所謂“體”就是王陽明心學，而“用”則指的是經世致用的一類實學。這是他對王陽明心學的修正，王陽明心學發展到後來，逐漸流入枯禪虛空中，李顒希望用“實學”來補充它，從而矯正它。

我們可以從李顒開的一個書單中明白他這一思想。在“明體”類的書籍中，他選了陸九淵、王陽明、王汝中、王艮、陳白沙等心學大師的著作，還有朱熹、二程、吳與弼、薛瑄等理學大師的著作。

在“適用”類書籍中，他選了諸如《武備誌》《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曆代名臣奏議》《水利全書》《地理險要》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書籍作為弟子們的必讀書。

李顒和從前的心學家們一樣，激烈反對八股文。他說：“八股文就是洪水猛獸，束縛人心的最大枷鎖。洪水猛獸雖然危害人類，但隻造成對人身體的侵害。而八股文的泛濫，使一代學人醉生夢死，渾然不覺，禍患無窮。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人心陷溺之深，終會昏死過去。”

他主張應該自由講學，自由講學應該講實學，人人都可以成為某個領域才華橫溢的人，如此才能讓國家的人才越來越多，而清初的八股取士，隻能取到如李贄所謂的白癡人才。

孫奇逢和李顒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和修正還停留在王陽明心學本身的思想洞窟中，毛奇齡已經開始觀察和修正王陽明心學中的“事功”思想。

明帝國滅亡的前一年（1643年），毛奇齡出生於浙江蕭山，成年後，他曾參加過抗擊清政府的義軍，失敗後在江淮東躲西藏達三十年之久。這三十年他並未浪費，全身心地鑽研王陽明心學，成績不俗。

與孫奇逢和李顒不同的是，毛奇齡做過清朝的官，而且還是國家人才儲備庫翰林院的學士。這大概緣於兩點：第一，毛奇齡出生在明帝國滅亡前夕，對明帝國的感情並不深；第二，受到王陽明心學提倡建立“事功”的思想，他認為應該到政府的大平台中去尋找機會創建事功。

毛奇齡在鑽研王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探究朱熹理學。朱熹理學把“聖學”和“聖功”割裂開來，王陽明心學則把二者合二為一，毛奇齡認為王陽明說得對，並且側重於“聖功”。他說，一個人修身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事功”應該成為每個人人生中唯一要追尋的東西。他反對空言說經，認為講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講實學，學生聽完後就可以去實踐中用的。

毛奇齡還有個突破性的思想，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重農抑商”的思想是大錯特錯，因為商人創造的“事功”更顯眼，更有分量，國家應該支持，而不應該打壓。

無論是孫奇逢、李顒還是毛奇齡，他們和清初的那些心學家諸如黃宗羲、張履祥、顏元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在心學聖壇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麵，他們聲稱自己的思想來源於王陽明，而另一方麵，他們又用理學給王陽明心學增加了許多成分，在他們身上，我們發現王陽明心學有點四不像了。甚至張履祥和顏元，從伏首王陽明掉頭又批判王陽明，可他們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陽明心學的思想。

這種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擊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統治者對王陽明心學一點好感都沒有，作為生存在極權下的思想家們，也隻能遮遮掩掩。雖然如此，王陽明心學在清朝卻不絕如縷，一遇國家民族危急時刻，王陽明心學就如沉寂待發的火山一樣，衝天而起，火光駭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的軍隊正式在海上麵對麵，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慘敗，從此開始了它屈辱悲慘的晚清史。實際上就在鴉片戰爭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乃至思想危機已露苗頭。政治腐敗是罪魁禍首，直接導致官員道德素質的下滑，社會風氣的頹廢，思想世界的單調乏味更加重了這些危機。

江蘇揚州人焦循首倡王陽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應該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應該用良知來讓百姓富裕起來，不能總是對百姓空講義而不講利。他巧妙地將“義利”結合起來，要人摒棄理學家的義利水火不容的觀點。他說，一個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滿足人們正當的欲望。和王陽明以及門徒一樣，焦循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和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的思想一模一樣。

不過，焦循並非是個傻嗬嗬的樂觀主義者，他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重重矛盾，所以提出了“變通”。“變通”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大題目，王陽明曾說過，《易》就是變，變則通，心學就是一門隨時變通的學問。焦循對這一思想變本加厲：一切政令措施，應該審時度勢，因時製宜，社會變革勢在必行，誰都阻擋不住！

焦循所謂的“變通”可不是讓農民起義，他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來說話的。“暴力革命”是焦循強烈反對的，他說這些人隻有破壞性根本沒有建設性。他警告統治者，如果你不主動變革，那自有些“小人”先變革，到那時，天下大亂，就很難收拾了。他焦慮地問統治者：你能做到的事為何要等別人拿著刀來逼你做呢？

焦循的心學思想也隻能是口號，沒有統治者意識到和有能力做變革，哪怕是“致”那麽一點點良知，滿足百姓的欲望，都無法做到。

焦循是江湖心學者，林則徐則是廟堂心學家。

林則徐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虎門銷煙”，他從低級官員一直做到總督，可謂仕途暢通。他的為政總結就是：盡心。

林則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陽明門徒，王陽明心學思想深入骨髓。林則徐所處的中國，閉關鎖國，死氣沉沉，而世界風暴已經開始刮起，林則徐發揮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要人睜眼看世界，認為人隻有麵對現實，勇敢地學習先進技術和思想，才能抵抗強敵的挑戰。

林則徐有一股王陽明的勁頭：遇事必盡心盡力，哪怕是不可為的事，但良知認為應該去做，他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在廣東虎門焚燒西洋人的鴉片煙時，所有人都反對，因為這樣會給他本人引來麻煩，但林則徐卻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以避之。”堅決銷毀鴉片。後來的事情正如別人所預料的那樣，英國人把軍艦開到中國大門口，中國政府打不過人家，隻好把林則徐當成替罪羊，發配邊疆。

林則徐是那個時代最合格的官員，官事無巨細，必親自參與謀劃，待人溫和、誠懇，嚴以律己，用良知來對待一切人和事。

他是心學踐履者，而他最後的命運卻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在那時顯然已無法再在中國成長。

和林則徐同歲的嘉慶年間的進士姚瑩同樣是心學踐履者，崇拜王陽明達到難以理解的程度。當有人質疑王陽明時，他憤怒地說：“王陽明豈是你這樣的人可以評說的，給我閉嘴！”

和林則徐一樣，姚瑩同樣強調王陽明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心力的巨大作用。姚瑩說：“人就應該有一股無所畏懼的精神，認準了是良知許可的，就去做，這才是陽明的忠實弟子。”

同時，姚瑩也主張要變通，不能死守著傳統不放，祖宗那點東西如果有用當然好，如果沒有用，留著隻能是累贅。

鴉片戰爭期間，他曾提出仿造外國軍艦和大炮的主張，後來他激進的思想害了他，他被貶到西藏，卻毫不消沉，收集當時出版的關於“外夷”的書籍，製定了“製馭”的方略。他說：“應該派人到夷人那裏，探查其虛實，學其長處，反過來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固我國家。”

姚瑩的這種心學思想也隻能停留在理論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其實，從清朝開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兩百年間，心學家們所創建的“事功”寥寥無幾。他們隻能偶爾迸發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這就足夠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