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光輝的斷頭台——何心隱

何心隱本不叫何心隱，而叫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何心隱早慧，十幾歲就把儒釋道三家經典爛熟於胸。然而他不肯專注八股文，所以直到三十歲才中鄉試。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顏鈞見麵，二人促膝相談，何心隱扔掉朱熹理學，虔誠修行王陽明心學。此後的十二年裏，何心隱在家鄉踐履心學思想，成為名震一方的心學大師。他最有力地實踐心學的一件事就是在家鄉組織了集約合作化的共同體“聚合堂”。這是一個王陽明心學的理想世界，王陽明隻把它停留在《拔本塞源論》中，王艮、顏鈞都是如此，隻有何心隱把它落到了實處。

實際上，“聚合堂”是一個社會改造計劃。政治上，何心隱把分散從事經營生產的小農戶組合起來，由“聚合堂”出麵統一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交納賦稅錢糧，統一協調對付各級官員剝削農民的種種不法行為，統一保護農民的集體利益。經濟上，何心隱在“聚合堂”中設立征糧、催糧、管糧、分糧的管理幹部，實行精細分工、嚴密組織、公平分配的管理製度，這是一個驚雷，因為他把千百年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第一次通過合作化的方式組織了起來，初步實現了農村的合作化生產經營模式。教育上，何心隱主張人人平等，無論你是窮人還是貴族，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他創辦學院，集中所有的學生食宿在校，搞軍事化管理。課程的設置可謂五花八門，除了王陽明心學外，還有農業、經濟、原始物理、原始化學，甚至是烹飪。經過一係列的改造，何心隱把他的家鄉變成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樂園。

依何心隱的見解，“聚合堂”不過是對農村改造、改革、改良的試驗室，可君主專製的明帝國政府注意到，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能注意到，“聚合堂”正在搞自治。“自治”就是分裂，就是要獨立自主，就是要遊離到政府之外，不承認政府的存在，這是任何一個獨裁者都不允許的。

首先是地方官找麻煩，加重賦稅。何心隱不可能和官府明目張膽地對抗，雖然他有一張能把死人說活的嘴，也有心學的強大力量作為心理支撐，但在擁有權力的政府麵前，他隻能認栽。其次是地方鄉紳的反對，如果人人都平等，人人都能享受教育，那鄉紳在地方的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他們千方百計阻撓何心隱樂園的前進。最後的結果則是，在各方勢力的圍剿下，何心隱的財政發生困難，“聚合堂”在敲鑼打鼓中開張，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這一劇烈的打擊並未讓何心隱心灰意懶，相反，困難和逆境讓他快速地成長。他謹遵王陽明早期提倡的“知行合一”，把心學思想毫無保留地投入到現實中去。

42歲時，何心隱家鄉的地方官強征“皇木”稅，何心隱認為地方官是在濫收稅，於是寫信不陰不陽地臭罵了地方官一頓。地方官暴跳如雷，把何心隱捉到監獄，準備判他一個無期徒刑，幸好他一位同道認識當時在浙江大權在握的總督胡宗憲。在胡宗憲的幫助下，何心隱才重見青天。

在政府官員們的認識中，何心隱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永不安分。政府說“是”，他絕對說“非”；政府說“非”，他肯定說“是”。他在家鄉受到嚴厲的監視，行動受阻，出獄兩年後，他北上到達北京。

在北京，他以心學家的身份受到了北京底層民眾的熱烈歡迎。有那麽一段時間，在心學信奉者禦史耿定向的幫助下，何心隱講學、著書、辯論，忙了個四腳朝天。就在這萬般忙碌中，有一天他見到了未來的首輔、手腕強硬的張居正。當時張居正正在國立大學（國子監）擔任二把手，沒有政治權力，卻有文化權力。

那天二人相會的情況是這樣的：何心隱正在耿定向家和其聊天，忽然張居正來了。何心隱馬上躲了起來。張居正早就聽說大名鼎鼎的何心隱在這裏，於是要求見一麵。耿定向按何心隱的叮囑說何心隱病了，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為何不肯見他？

何心隱神秘地說：“這個人將來會掌握天下權柄。”

耿定向半信半疑，說：“如果真是如此，你更應該見他，如果能和他搭上關係，將來王陽明心學可能會成為顯學。”

何心隱歎息道：“嚴嵩（當時的首輔）想消滅道學而辦不到，徐階（大學士）想扶持道學也不成，能興滅道學的隻有這個人。你記住：這個人一定會殺我！”

耿定向仍然不太相信，因為他不太了解何心隱，正如他不了解張居正一樣。

張居正在那時就已抱定了一有機會必要對國家實行改革的決心。但他的改革手法是自上而下的，通過掌握國家權力對體製進行改革。而何心隱的改革思路則是從下到上，也就是說，先從普通民眾的覺醒、自治、獨立、自主開始。二人都想把國家拉到繁榮富強的軌道上，可在張居正看來，何心隱的思路是大逆不道，從底層開始的改革即使僥幸成功，江山社稷也必會受到動搖，因為底層一旦成功了，力量就會壯大，動搖上層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心隱說張居正將來必殺他，不僅僅是殺他本人，還要殺掉蠱惑人心的王陽明心學。

這件事告訴我們，何心隱和張居正沒有見麵。而另外一個故事則告訴我們，兩人見麵了，而且有一段充滿殺機的對話。

何心隱問張居正：“您可知道王陽明心學嗎？”

張居正點頭說：“知道一點，本來是好東西，卻被一些爛人給弄壞了。”

何心隱說：“恐怕是被一些頑梗分子給誤解壞了。”

張居正陰冷地看向何心隱說：“你們總想著要飛起來，我看你們永遠都飛不起來！”（“爾時時欲飛，欲飛不起也！”）

何心隱方寸亂了，後來他對耿定向說：“張居正這小子肯定要殺我。”

“爾時時欲飛”大概是心學家們給張居正的深刻印象，這些人總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樣上躥下跳，永不安分。

張居正對那些心學家何以有這樣的印象？黃宗羲的分析一針見血：心學家們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時常向人推銷“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獲取民心；心學家們大都是聰明極致的人，是出色的實用心理學家，而且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是讓人頓時可以“明心見性”的學說，經過他們些許的努力，就會獲得很多人的親睞；尤其重要的是，心學家們永不言敗，認準了目標矢誌不移，從沒有一時一刻“放下”的時候；最後，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有打破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黃宗羲說，這些人隨時會把傳統和政府尊崇的聖人與禮儀掀翻在地，從不客氣，從不愧疚。

何心隱和張居正見麵後的第二年，又做了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即謀劃除去嚴嵩。

嚴嵩當時以內閣首輔的身份臭名遠揚，何心隱和耿定向一直想把他除掉。耿定向認為應該聯合政府官員們的力量共同對嚴嵩進行彈劾，何心隱冷笑，說耿定向對王陽明心學的造詣太淺。他說，你那種辦法是以卵擊石，事倍功半。當今天下誰不知嚴嵩最受皇帝寵愛？向皇帝控訴嚴嵩和向老虎申訴小老虎的惡跡有什麽區別？耿定向問何心隱有何妙計，何心隱說：“不能靠常規方法，該用陰招時就必須要用。王陽明在江西剿匪全用陰謀，何曾用過陽謀？”

何心隱的陰招就是：積極拉攏朱厚熜最信任的道士藍道行，並且獲得成功。有一天，何心隱得知嚴嵩有奏疏奉上，立即讓藍道行在朱厚熜麵前占卜，得了一卦：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

朱厚熜正在納悶，嚴嵩樂顛顛地來了，說有事上告。朱厚熜為此開始警覺嚴嵩，據說，正是因此，嚴嵩後來迅速垮台。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當嚴嵩得知自己中了何心隱的奸計後，馬上準備對何心隱下手。何心隱沒有力量和嚴嵩對抗，於是將梁汝元的本名改為何心隱，逃之夭夭。

王陽明心學訓導出的心學家大都有何心隱的特質：從不與對手正麵對抗，也從不做不必要的犧牲。一切在良知的指引下，該出手就出手，該逃跑就逃跑。

何心隱後來的歲月可謂東跑西顛，李贄後來評價他“獨來獨往”大概是迫不得已。他在福建大概待了十年，直到嚴嵩垮台後，他的危機才有所緩和，跑到重慶做了重慶知府程學博的參謀。前麵我們說過，心學家大都是出色的軍事家，何心隱發揮了這一心學家的長處，在他的幫助下，程學博把重慶的白蓮教起義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史書說，何心隱每出奇計，計計得逞，白蓮教徒眾成了何心隱手中的木偶。

心學家何心隱的軍事才能並未僅僅體現在重慶，他在流亡福建的十年中，曾到當地少數民族地區傳授神乎其神的軍事常識，後來，這些少數民族兵團靠著何心隱的軍事思想和政府作對，搞得政府頭痛不已。

1573年，朱翊鈞（明神宗）繼位，張居正獨攬大權，發動改革。改革的其中一條則是毀掉天下書院，何心隱七竅生煙，宣稱要到采取任何手段把張居正搞掉。張居正也大發雷霆，把“妖人”“逆犯”“盜犯”“奸犯”的帽子統統扣到了何心隱腦袋上，命令各地政府全力緝拿他。何心隱沒有別的辦法，隻好東躲西藏。

1579年，62歲的何心隱被捕，在被逮捕他的地方官處決之前，何心隱說：“就憑你能殺的我了嗎？殺我的不是你，而是某人。”

這個“某人”就是張居正。

何心隱在武昌被處決時，武昌底層人民號啕大哭，對何心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悲痛不已，這足以說明，心學家在當時有多得人心。

何心隱對王陽明心學左派理論上並沒有突破性的貢獻，與其稱他為心學理論家，不如稱他為心學實踐家。終其一生，他始終在努力實踐心學思想勾畫出的理想藍圖，屢敗屢戰，直到最後徹底失敗。

他對心學的實踐更能讓社會底層快速而徹底地覺醒，他反對君主專製，認為人們應該擁有自己的自由空間，他反對政府打著為民謀福利的幌子橫征暴斂，他認為應該在地方，尤其是行政單位最小的鄉村實行完全的自治，讓所有人都受到最完美的教育（這個教育當然是心學教育）。顯然，這在君主獨裁國家必然行不通。所以，何心隱心學的處境非常尷尬：他口口聲聲宣傳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心學卻沒有實踐的機會！

和大多數心學家一樣，何心隱同樣強調作為單個人的重要性。他說，人是天地的心，如果一個人不能支配自己，那天地就不存在。天地不存在，天下國家從何而來？所以，想要天下國家在正軌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每個人可以支配自己。但這在明代，幾乎是癡心妄想。

何心隱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宗師級人物除了李贄外，還有一個人必須要說。此人就是焦竑，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全才人物。焦竑是出色的史學家、金石文字學家、考據學家、文獻目錄學家、印刷出版家、哲學家、佛學家，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藏書，他的家就是個中型圖書館，幾乎在國家圖書館找不到的書，在他這裏總能如願以償。

焦竑師從何心隱，不過何心隱並未在理論上為心學做出貢獻，所以焦竑也隻是學到了心學“挑戰權威”的精髓。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芻狗指木偶，暗指那些被理學家所恭維的死聖人），從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

焦竑大概是才華橫溢到極致的緣故，所以想引佛入儒，把王陽明心學左派變成徹底的禪宗。雖然這件事已被他們的鼻祖王汝中在理論上完成了，可很多心學家還是認為王陽明心學是儒學，而不是邪門歪道的佛學。焦竑不得不失敗，後來，他大致對王陽明心學左派思想做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思想主旨。

第一，現成良知：“致良知”不是應當實現的未來的課題，而是現實具備於自己心中原理的實行，也就是說，人人都不必去向內致良知，隻向外發散良知，而且這種發散不是你有意為之，而是良知的自我運行。

第二，“四無”說：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心的活動也是無善無惡的。

第三，“童心”說：所有人都具備了赤子之心，這一赤子之心是天理至純的典型。

第四，“滿街聖人”：所有人都原封不動地是聖人。

第五，擺脫思想束縛：輕視經書和聖人，將客觀的社會性課題直接作為主觀的自己內心的課題。一切外在規範的評判標注都在我心上，我心就是上帝，我自然就是上帝。

如果把這些思想和王陽明心學思想相對照，則會發現，二者恐怕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王陽明雖然沒有說“現成良知”，可他始終承認人人的確有良知，一些人看上去沒有良知，隻是因為他們不能知行合一。至於“四無說”，王陽明沒有否認過。而童心說，則是王陽明經常提到的人應該擁有一顆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心學家並不是讓你像小孩子那樣不懂事，而是希望你應該像孩子那樣什麽私欲都不想，長此以往，就能鍛造出良知的威力。

至於“滿街聖人”說，在王陽明的《傳習錄》中有此論述。而擺脫思想束縛，是王陽明一直提倡的，不要被任何的經典和聖人嚇倒，一個人如果成為思想和聖人的奴隸，那就不可能獨立自主，擁有自尊。

焦竑不過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一個帳幕，拉起它，目的是為了帳幕後的頂級光輝人物——李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