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王陽明心學的命運 一、王陽明心學的分裂——左派心學洪流

1529年，王陽明在回歸浙江的船上去世，享年57歲。王陽明的離世，注定使他曆經千難萬險創建的心學四分五裂。

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實際上是刹那間對是非對錯的判定，這和禪宗提倡的“頓悟”沒有本質區別。他後來雖然補充了“事上磨練”這一心學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因為是“補充”，而不是他心學思想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視和刻意地忽略。王陽明本人憑借高絕的天賦和所遭遇的艱險，可以隨心所欲地闡述和實踐他的心學，但不能指望別人也能做到這點。他的弟子雖然遍布天下，但真能和他的天分與悟性相提並論的人屈指可數，而這屈指可數的弟子卻又沒有他經曆過的那些苦難，理論有餘而實踐不足。尤為遺憾的是，王陽明有生之年對心學並未有深入的闡述和定型，這就使得他的弟子們在理解王陽明心學時有很大的發揮餘地，所以，王陽明心學的分裂不可避免。

王陽明心學的分裂的直接現場應該是1528年陰曆九月發生在浙江紹興新建伯爵府裏的“天泉證道”，也就是圍繞著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爭論。

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認為：“這是王老師說的根本定理，絲毫都不能改變，必須要按照四句教的字麵意思去理解並奉行：心之體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因為人有習心，心發動的意中明顯地存在著善惡，所以必須要用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去辨析，達到為善去惡。”

另一位王門高足王汝中不同意：“如果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的，它所發出的意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良知也是無善無惡的，你所做的任何事（物）就應該也是無善無惡的。”

錢德洪反對說：“如果都是無善無惡的，那就沒有事上練的必要，但“事上練”可是王陽明心學最強調的。”

王汝中說：“那老師這個命題就含有矛盾。如果說意裏有善惡，那主導它發出的心就有善惡，可老師明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

王汝中的意思是這樣的：王老師的心學本來就是靈動的，而且王老師經常因材施教，同一個問題麵對不同的弟子時，給出的答案也不同。王老師說的“四句教”可能是權宜之說，並非是定型的真理。學問應該靠自身去領悟，而不應該跟在別人屁股後麵。

錢德洪堅持的是“四有說”，王汝中的主張是“四無說”。

王陽明後來給出的解釋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王汝中是單刀直入，適合稟賦上等的人。錢德洪是循序漸進，適合稟賦中下等的人。

這就是著名的“天泉證道”。可惜，王陽明的這次證道，實際上是調和沒有起到任何效果，錢德洪和王汝中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且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傳播他們的思想。

錢德洪一派尤其重視“事上練”，被稱為王陽明心學右派，而王汝中則成為左派，認為人隻要有良知，一切言談舉止就都是對的。他把王陽明處心積慮“要到事上去磨練良知”的教導拋到腦後，把本來就和禪宗相近的王陽明心學中存留的儒家思想全部剔除。如果說，王陽明本人還要為他的心學披上一件儒家外衣的話，那麽王汝中連這件衣服都懶得披了。但他和王陽明一樣，拒不承認自己思想中多少有一些禪宗意味，他固執地認為被自己曲解了的王陽明心學才是真正的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說：“良知光明的心才能產生一切道理。”王汝中則說：“隻要你有良知，心上就能產生道理。”王陽明說：“人須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使得良知光明。”王汝中則說：“我內心有良知，本就很強大，不必去事上磨練。”王陽明說：“所謂‘致良知’有兩方麵，一方麵是向內光明自己的良知，一方麵是向外發揮你的良知。”王汝中則說：“良知就是現成的，隻要向外發揮它就是了，不必向內光明它。”

王汝中對王陽明心學既然有這樣的理解，就很容易產生下麵的深刻印象：由於能分出是非善惡的良知是現成的，天理就在我心中，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束縛，尤其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給人們訂立的種種規矩都是扯淡，它們或者不存在，或者是錯誤的。人生在世，隻憑自己的好惡（良知就是個好惡心）去生活就可以了。

王汝中為王陽明心學的左派點起了燈，而那位怪誕不羈、理學底子單薄的王艮則把左派王陽明心學推向**。

眾所周知，王陽明心學雖然簡易直接，但卻是從千難萬險曲折中來。以良知為例，人人都知道良知是怎麽回事，但卻很少有人明白王陽明運用良知時為什麽那麽出神入化。原因很簡單，王陽明三十多年各種知識的積累和身臨絕境後的體悟共同製造了使用良知的奇跡，這是其他人無法複製的。正因此，很多人在注意王陽明心學時，知道良知是怎麽回事，卻不能恰到好處地使用。我們對一個看上去簡單的事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不屑一顧，一種是把它看得太簡單，從而隻是流於表麵，沒有深刻理解。

王艮就是這樣的人。曾有人問王艮：“你如何看待伊尹、傅說（二人都遇到了明主，功成名就）？”

王艮回答：“這兩人的功勳，我做不到，但兩人的思想，我不屑。”

這人問原因。王艮回答：“這兩個家夥運氣太好，伊尹遇到了商湯，傅說遇到了武丁，簡直就是奇跡。可如果兩人都認為，如果沒有遇到他們的貴人，就要獨善其身一輩子。孔子和我就絕不會這樣。”

這段話傳遞出了王艮的思想：天地萬物要依我，不是我要依天地萬物。表麵看，這和王陽明的“沒有我的心，天地萬物就不存在”是一個意思。實際上，王艮把王陽明這一思想極端化了：一個人注定能改變客觀世界，如果適應客觀世界，那就是“妾婦之道”。

王艮的這種思想，直白而言就是：唯我獨尊，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惜一切代價創造新世界。最能體現他這種使命感和傳道觀的是他的一篇文章《鰍鱔說》：

有道人在市場散步，看見一家店鋪門前缸中養育的鱔。鱔魚非常多，互相重疊，互相糾纏，互相擠壓，奄奄一息的樣子。忽然，一條泥鰍從鱔魚群中穿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或前或後，周流不息，變動不居，如同一條神龍。鱔魚由於泥鰍的活動而可以轉身通氣，恢複了生氣。能讓鱔魚轉身、通氣、存活，這都是泥鰍的功勞。不過，泥鰍是因為憐憫要死的鱔魚才這樣做的嗎？泥鰍是因為想要鱔魚報答它的救命之恩才這樣做的嗎？都不是，這是因為泥鰍的“率性”。道人為此感歎道：“我和同類並存於天地之間，不是如同泥鰍和鱔魚一同在那缸裏嗎？我聽說士大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就應該像泥鰍那樣嗎？”於是準備車馬，整理服裝，慨然抱周遊四方之誌。突然一聲霹靂，風雨雷電並作，泥鰍乘勢躍上天空，化而為龍，騰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往，縱橫自在，無限快樂。回首見缸中鱔魚，仍然苟延殘喘，於是複作雷雨，傾滿大缸，鱔魚因為得到了水，欣欣然得生意，而且很快就精神蘇醒，一同遊歸長江大海。

王艮用這個寓言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應該像那條泥鰍一樣，憑借現成的良知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這個大事業就是愛一切人和一切物（民胞物與），拯救一切人和一切物，普度一切人和一切物。王艮說，真正的聖人就是那些率性（按良知指引）去做事，“即使不被世免，但亦前進於道”的“誌士”。

實際上，王艮思想和王陽明思想在大方向上沒有出入。王陽明始終教導他的弟子們，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王艮也說，天下蒼生都是聖人。但王陽明承認一點，雖然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可必須要下功夫致良知，隻有把良知光明了，才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因為在王陽明看來，隻有良知在不被遮蔽下才有可能分清是非善惡，才能按良知的標準去做事。王艮拒絕承認光明良知的必要性，他認為不必光明良知，良知是無善無惡的，隻要按良知去做就是了。

如你所知，這種“現成良知”的思想很容易被那些愚夫愚婦所接受，因為不必需要刻苦修行和苦心思辨就能得到真理。所以王艮的弟子都是社會下層人士，上層人士很少信奉他。實際上，我們前麵提到過，王陽明在江西的很多徒子徒孫都是販夫走卒，王艮隻不過是登峰造極而已。

王艮把心學思想全力地向社會下層傳播，聲稱“百姓日用即是道”，無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產生了下麵的影響：中國古代，知識、思想是牢牢控製在知識分子手中的，知識和思想就是他們身份和展現權威的武器。可王艮卻把思想傳播到下層人士手中，這一武器就從知識分子手中滑到了普通大眾手裏。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官場中的士大夫們當然七竅生煙，攻擊和圍剿王陽明心學勢所難免。另外，王艮的心學思想激進到這一步，一個社會問題注定要產生。比如，一個社會閑散人員如果聽過王艮的這套言論，他就會自信心大增，認為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但沒有平台給他施展“民胞物與”，可他覺得自己的良知告訴他，自己可以創造平台，於是，他想到了造反。

本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在道德教化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係列道德法規，旨在讓人安分守己，不要做刁民。可王艮的思想告訴人們，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法律都是扯淡，真正的規矩在我們心中。所以，你想到什麽就去做，隻要是你良知認為對的，就是你良知的旨意，那就符合天理。

這是一種俠客的“快意恩仇”，是一種最容易被統治者厭惡的“我行我素”，王艮開了這一先河，近一個世紀裏，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如滾雪球般增長，其中多有徒手能縛龍蛇之輩。這恐怕是王陽明永遠都不曾想到的。

王艮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門徒們變本加厲地升級“現成良知”。王棟是王艮的堂弟，繼承了家傳絕學，王艮的兒子王襞，頗有乃父遺風，二人在繼承和發展王艮思想方麵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個曾在王陽明去廣西剿匪的路上從貴州長途跋涉來見王陽明的徐樾，王陽明去世後，跟隨王艮修行，對王艮的思想忠貞不貳。王艮曾對老婆說：“那五個兒子（王艮的五個兒子）是你生的，這個（徐樾）是我生的。”這說明徐樾得到了王艮的真傳。

徐樾的弟子顏鈞是個轟轟烈烈的傳道者。顏鈞完全符合王艮提倡的聖人標誌：狂傲不羈，我行我素，不管不顧。他曾在家鄉聚集全族人口，向他們傳授王艮心學，把家族的人心搞得顛倒沸騰。後來他跑到南昌，對正在準備進行鄉試的士子們大談王艮心學，他指出，天下國家是末，身才是本。所以他勸告那些讀書人，不要把天下國家看得那麽重，人生在世最應該重視的就是自己。他還說，百姓受苦受難，就是因為有些心存不良的人搞的，這些人當然指的是帝國的皇帝和政府官員。他對士子們說，朱熹理學束縛天賦予我們的人性和權力，應該把它掃進垃圾裏，那些禮製隻能把人變成木偶，不能讓人成為真正的人。至於皇帝和其政府，顏鈞大呼：你們不能什麽都管，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你們越管就會越亂。

顏鈞這種激進的思想，即使是智商最低的統治者也不愛聽，所以，政府注意上了他。但當時掌管政府的人是信奉王陽明心學的徐階，徐階對顏鈞的思想大為稱讚，還曾兩次邀請他到北京講學。

顏鈞不僅是個思想家，和王陽明一樣，他還是個軍事家。正如後來梁啟超說的那樣，言心學者必能成大事。1556年，正在浙江對付倭寇的總督胡宗憲邀請他到前線，顏鈞欣然前往。不久，顏鈞擔任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在舟山之役中殺死一千多名倭寇，創造了當時中國軍隊消滅倭寇數量的最高紀錄。

十年後，顏鈞已成為王陽明心學左派最光輝的人物，他的言論風行天下，已勢不可擋。政府終於決心對付他。一個在南京主管教育的叫耿定向的人假裝派人去請他到安徽馬鞍山講學，顏鈞帶上幹糧就上路，想不到他在馬鞍山才講學一天，就被逮捕。

在南京監獄，他受到嚴刑拷打，要他承認自己有大逆行為，顏鈞拒不承認，但他還是被關押起來，直到三年後，才在眾弟子用錢財的營救下被釋放。才出獄，顏鈞就跑到當時兩廣總兵俞大猷帳下擔任軍師。五個月後，俞大猷用他的計策在海上把倭寇打得屁滾尿流。後來俞大猷又在廣西古田剿匪，顏鈞屢出奇計，俞大猷第一次感覺剿匪原來這麽容易。

在軍營，曾有人問顏鈞：“你是一書生，怎麽會有這麽多軍事奇計，從何而來？”

顏鈞回答：“王陽明也是書生，創建的功勳光照日月。我的奇計全從良知而來。”

顏鈞94歲臨終時，給他的弟子們留下遺言：憑良知去做事，不要怕。

顏鈞的弟子羅汝芳更是個傳奇人物，據說他年輕時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裏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愈。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隻好尋找王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顏鈞。

顏鈞把自己對王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隻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欲”入手，這就是致良知。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隻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的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製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人性的法律也是多餘，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鼓吹這些思想時，恰好是張居正初當首輔準備進行改革之時。顯然，羅汝芳的思想不適合張居正的改革大業，自然觸怒了張居正，他被迫辭官歸裏。張居正雖然能讓羅汝芳閉嘴，卻不能讓王陽明心學左派消失。幾十年的時間裏，王陽明心學左派在王艮門徒和其傳人矢誌不移的努力下，於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洶湧的洪流，尤其是社會底層人士，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戰權威，向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稱為“陽明學洪流”“心學橫流”的現象。這種現象到了心學左派門徒何心隱和李贄時，更成驚濤駭浪，神鬼皆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