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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屏幕中播放著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
“好，上！”
深夜，大山正紀在自己的房間裏為支持的巴塞羅那加油，激動不已。
隨著時代的變化，足球比賽從地麵電視轉到了衛星電視上。有意見認為，以後的主流會變成網絡直播。但正紀嫌電腦屏幕不夠震撼，有比賽還是想在電視上看。
球員每高光表現一次，正紀就興奮一次。
上初中時，他隻顧著練習克魯伊夫轉身、彩虹過人、牛尾巴過人、馬賽回旋等超級巨星的絕殺大招，一比賽就招教練罵。
隻要培養出實力，打下穩固的地位，輕鬆有趣的球風也會成為俘獲觀眾的武器。
總有一天，他要在大賽上技驚四座。
正紀閉上眼，沉浸於內心的幻想之中。背負太陽旗的世界杯關鍵一戰，對手是豪門巴西，他用羅納爾多和內馬爾一樣的技術令對手國家的觀眾也為之驚歎。然後，得分！
幻想時，他總會聽到歡聲雷動。
“大山，大山！”
“正紀，正紀！”
大賽上的精彩表現令“大山正紀”這個名字傳遍全世界，歐洲四大聯賽的名門俱樂部紛紛遞來橄欖枝，他就此飛上枝頭變鳳凰。
退出幻想世界的正紀用手機打開新聞網站，看起體育欄目來。網站上登了歐洲足球快報和比賽的報道。
看完報道，了解過其他比賽的動向後，他在瀏覽器上點了後退，國內新聞的欄目映入眼簾。
《愛美被害案凸顯出〈少年法〉的局限》
這道新聞標題給他的足球**當頭澆了盆冷水。母親喜歡看《新聞秀》，他不想看也不行。和同學多聊了那麽幾句，他平時也開始留心報道了。
他知道看了會影響心情，想滑過它，卻還是抵不住好奇心，點開了報道。
文章在談及六歲的愛美被刺死的原委後，講起未成年犯罪的問題。
對於罪犯為十四歲以上的少年，且罪行相當於死刑、徒刑或監禁的案件，家庭法院認為刑事處分相當時，會將少年移送至檢察院。這叫作逆送。
被逆送至檢察院的犯罪少年被起訴後，將與成年人一樣，由刑事審判而非家庭法院做出判決。
此外，十六歲以上的少年致被害人死亡時，原則上會被逆送。
愛美被害案的嫌疑人少年A今年十六歲。隻要他沒有精神疾病等特殊情況，想必會被逆送，以成年人的標準受到判決。但這並不代表他的所有待遇都和成年人一樣。
《少年法》第六十一條禁止對少年進行實名報道，在這樣的保護下，他連真名都不會曝光。《少年法》的用意在於保障少年改過自新的機會，但不少犯下殘忍殺人案的少年回歸社會後，既不反省，也不改過，反而又走上凶殘的犯罪道路。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少年法》的局限就在於此。
少年A。
少年B。
少年C。
都隻有符號的意義。
盜竊的少年、強製猥褻的少年、誘拐兒童的少年、殺人的少年，在報道中都叫作少年A。如果是多人犯罪，就加上B、C、D——字母不斷增加。
從發現被捕的犯人是少年的那一刻起，犯人就不再有“臉孔”，而隻是單純的“符號”。社會隻會記住殘忍的罪行，犯人卻被遺忘——不，犯人沒有名字，所以一開始就不會被記住。
如果法律隻會讓案件被淡忘，那又有何意義呢？
與此同時，無論被害人家屬何等傷心，如何請求，被害人的真名與個人信息都會被公之於眾，名義是“如果不是實名報道，就難以保證案件的真實性（是否真的發生過）”“為了公眾性與公益性”。
照這種邏輯，不更應該公布犯人的真名嗎？
世人多半都希望實名報道。
舉例來說，當在便利店或飯店裏拍“惡搞”視頻、在社交網絡上發表歧視言論的初高中生激起眾怒時，網民根據其賬號從前的發言來人肉當事人的案例不勝枚舉。真名自不必說，學校名、打工地點，有時候連住址都會被挖出來。
個人信息會以驚人的速度擴散。這正說明，人人都認為應該公布實名。
近年來令人目不忍視的少年惡性犯罪層出不窮，保護加害者的《少年法》第六十一條隻能說是過時了。法律也需要更新換代。
市民團體舉行了要求公開少年加害者真名的簽名活動，現在已收集到一萬兩千人的簽名。
《少年法》必須改變。
文章中有掩不住的怒氣。
正紀對足球的**熄了火，卻弄到了和朋友聊天時的談資。和足球比賽一樣，他在聊天時也愛當主角。
他關掉房間的燈，直接上了床。
到了午休時間，正紀在六個人的小團體裏侃侃而談。他拿桌子當椅子坐，興致勃勃地講他的足球。這次講的是他在東京預選賽上上演帽子戲法的那一場。
“大山，你好帥，”一個當時來為他加油的辣妹有些興奮地說，“真的，我都哭了。你比完還接受采訪，太厲害了。”
“嗐，那隊伍挺弱的，小意思。我的目標可比這個高多了。”
“可我激動壞了，周圍的人也都喊著你的名字，興奮得不行。”
“我自己倒是更忘不了第二場的逆轉助攻，補時的高速反擊。”
“是啊，是啊，我也很激動。”
辣妹不像是懂得那記助攻精彩在哪裏的樣子，但畢竟是在誇他，他自然受用。
他們又津津有味地聊了會兒足球。
沒聊多久，一個朋友提起愛美被害案，話題就轉到了案子上。
“僅僅為了愛美，也非判凶手死刑不可。”棒球部的朋友義憤填膺地說。
天然卷的朋友反對：“可他才十六歲，判不了死刑吧，而且也才殺了一個人。”
“這都是因為法律太寬鬆了。殺人手法那麽殘忍，凶手還能很快就回歸社會，簡直離譜。我接受不了。正紀，你也這麽想吧？”
雖說事不關己，但正紀仍覺得凶手罪無可恕。畢竟一個無辜的六歲小女孩死在了公廁裏，還是被小刀連捅二十八處，連著頭部的脖子隻剩一層皮。任誰都會感到憤怒。被害人被剝奪了夢想、生命乃至將來能享受的一切樂趣，毫無道理可講。
“對，對。”正紀立刻表示同意。他的人設賣點就是足球社的十號王牌球員加充滿正義感。
“可是現實來說，死刑就別想了，凶手連名字和長相都不會公開。他虐殺了小女孩，卻能躲在‘少年A’的名字後麵。這就是個符號而已，隻會讓大家慢慢忘記這個案子。”
這套觀點照搬自前天的報道，同學們卻欽佩地連連點頭。
棒球部的朋友厲聲說：“我說真的，還是公布他的名字吧。”
“說得是，”正紀點頭，“隻有被害人的隱私被公開了，太不公平了。”
“她和姐姐一起開開心心地散步，在兒童雜誌上當讀者模特，將來的夢想是開花店，這些根本就不重要吧？”
新聞中反複報道這類被害人資料，正紀的母親看電視時也對凶手激憤不已。
同學們爭論起來：“可能因為報道這些，大家會更同情被害人吧。像這種加害者的名字和長相都保密的案子，差別就更明顯了。”
“凶手就是人渣，渣到家了。明明殺了人，卻躲在十六歲的年齡後麵。”
“聽說凶手的房間裏搜出了動漫周邊。”
“我媽都一臉嚴肅地問我：‘你沒問題吧？’”
“這年頭，誰還不看點動漫。”
“我懂，我懂。可是父母那一輩有偏見啊，他們不明白漫畫跟動畫也是分很多種的，看見遊戲機也都叫紅白機[1]。”
聊到慘案，大家總會更起勁。
最後，足球的話題讓位給了愛美被害案的凶手。
[1] 紅白機：日本任天堂公司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推出的遊戲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