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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犯人的逃跑，起先被視為一起突發的偶然事件，後來才證實是早有預謀。
過程並不複雜，沒有電影裏跳牆、挖地道之類的情節，在此後人們的講述中，甚至帶著幾分兒戲的意味。一切也都巧了。那天又到了該向食品公司交付冰棍棍兒的日子，所長又讓杜湘東和老吳這一組負責。這次程序卻與往日不同：所裏的一輛北京212吉普剛報廢了，另一輛後勤科要開出去買菜，因而先與冷庫商量好，所裏組織犯人把貨搬到方便的地方，再由食品公司調來一輛卡車拉走。挑選人手時，姚斌彬和許文革就有意無意地站在了隊列前側。杜湘東還沒說話，老吳先對他們開了口：“你，還有你——搬最後一截吧。”
按照計劃，被挑選出來的犯人們要分成若幹小組，每組三到五人。前一組先把貨物搬到某個中間地點，替換的另一組再過去接力。一撥兒人幹活兒時，其他人就在各自的監舍裏候著。如此幾趟，等把貨物從勞動車間運送到高牆的牆根附近，就該最後一組登場了：他們隻需要讓貨物跨過警戒線，碼放在看守所正門內側的那塊空地上即可。而畢竟是要靠近門口，茲事體大，因此對這一組的人員選擇是有講究的。首先，人數不能太多，絕不能超過三個，怕的是人一多就亂，亂了就看不過來；此外，他們還得一貫表現良好，能讓管教們“放心”；再另外，不管多麽老實的犯人，幹多麽繁重的工作，隻要過了警戒線就必須戴上手銬，這也是不容商量的鐵規矩。當一切就緒，管教立刻清場，然後才敢開門，把食品公司的車放進來，讓冷庫職工自己裝貨。
如此一來，讓姚斌彬和許文革負責最後一段，也是順理成章的了。姚斌彬雖然手上沒勁兒，可許文革幹活兒一個頂倆，這就不會耽誤約好的交接時間。再說這倆犯人還曾經立過功呢，功臣總是格外值得信賴的。後來上麵調查逃跑事件的時候，杜湘東如實交代，如果由他挑人，挑的也會是姚斌彬和許文革。
交代完畢，開始幹活兒。起初一切正常，犯人們或扛或拽，把車間裏堆放的麻袋往外運去，遠看好像螞蟻搬家。這些麻袋散放在屋裏還不算什麽，聚攏在陽光下，就變成了一座相當巍峨的小山。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長的扁平小木棍組成，就可以聯想到北京城裏有多少怕熱的胖子和饞嘴的小孩兒，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小豆和牛奶冰棍。這還不算最壯觀的呢，杜湘東聽劉芬芳描述過他們冷庫儲藏豬腿的場麵：幾百條豬腿在一字排開的鐵鉤上齊齊掛著，膝蓋微彎，蹄尖筆直，毛發早已煺盡，皮肉覆著白霜，簡直像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團正在集體會演。真不知她怎麽會從豬腿聯想到芭蕾舞，而豬腿和芭蕾舞都是讓她憂愁的。想到劉芬芳，杜湘東的心裏便痛了一下，那種痛感倒不劇烈，隻是隱隱的，但卻讓他感到憋悶。這時看到老“杆兒犯”又在偷懶磨洋工，他煩躁地吹起哨子，訓斥了幾聲。
就這樣，麻袋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集中再分散，終於移動到了牆根的陰涼處。這時已經快到中午十二點了，隻好先讓犯人們吃飯，吃完飯，杜湘東和老吳才從十七、十八監分別叫出了姚斌彬和許文革。走到勞動地點，杜湘東四下望望，確定附近並無閑雜人等，又低頭檢查了一下倆人的手腕，確定手銬上好了鎖，這才點頭，表示他們可以開始幹活兒。許文革彎下身子，兩手抓住一個麻袋，硬生生往肩上一甩，直起腰來就走；姚斌彬則左手攥著麻袋角，右手愛莫能助地搭在一旁，屁股朝前搗著小碎步，仿佛一鬆手就會摔個四腳朝天。倆犯人先後到達了終點，又規規矩矩地折回來，開始第二趟搬運。杜湘東依次看了看他們的臉，都是沉靜的、心無旁騖的，仿佛他們並未意識到那道自由與監禁的分水嶺近在眼前。隨後是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他們沉默地重複著機械勞動，臉上、脖子上淌出了一道一道的汗水，粗布“號服”被滲濕了一片。牆根的小山漸漸瘦了下去，靠近鐵門的小山此消彼長地胖了起來。
就在這時，杜湘東想起了一件事。他遲疑了一下，朝幾米開外的老吳做了個手勢，意思是要離開一會兒，就一會兒。
老吳叼著煙，大大咧咧地揮手：沒問題，走你的。
杜湘東便小跑著穿過看守所，從側門繞回宿舍，到屋裏取了一包東西出來。那是劉芬芳給他織的圍脖與毛衣。前兩天劉芬芳又打了個電話，交代說，她會在收冰棍棍兒的日子再“下鄉”一趟。這就是督促著他要換東西了。換就換吧，在完成冰棍棍兒交接的同時，也完成他們這段戀愛的最後交接，真是一舉兩得。以後劉芬芳就不會來了吧，她會在城裏過著她的日子，那些日子將與杜湘東再無交集，她的憂愁也不是他的責任了。杜湘東的心裏又是一痛，他提醒自己，一會兒見到劉芬芳，他得盡量表現得不軟不硬、不卑不亢。太軟太硬太卑太亢了都會招人看不起，作為一名警察，他需要在這種時候保持尊嚴。他也就剩一點兒尊嚴了。
於是，杜湘東回去時故意挺直腰杆兒，把大簷帽又正了正。那副樣子簡直不像是去分手，而是像去立功受獎。圍脖和毛衣就夾在腋下，軟乎乎卻沉甸甸的，誰知道今年冬天就要穿在誰身上了。
然後，他就聽見了電喇叭的警報聲，緊接著是56式半自動步槍的槍聲。聲音是從正門方向傳過來的，驚得杜湘東渾身一抖。
他撒腿往槍響的方向跑去。
隔著好遠，便看見看守所的正門開了個洞。那是鑲嵌在大鐵門裏的一道小鐵門，也就一人多寬，平時鎖著，隻有接收或者釋放犯人的時候才會打開。小山一樣的麻袋穩穩當當地放在門裏，而老吳已經屁股朝天趴在了空地上。姚斌彬和許文革卻不見了。就這麽一會兒工夫，就這麽一會兒。杜湘東的腦子“嗡”了一聲，那一瞬間眼睛再看什麽都是花的。好在心思還算鎮定，他的第一反應是撲到老吳身旁，看看同事是死了還是活著。
老吳身上並無傷痕血跡，隻不過迎頭挨了一記重擊，被打成了烏眼青。杜湘東搖著他的肩膀晃了晃，一道口水從缺牙縫裏流了出來。老吳這才叫喚起來：“哎喲我操！”
“人呢？”杜湘東吼道。
老吳好像還蒙著，叉腿坐在地上，揚手指指敞開的小門。他身上那串鑰匙就掛在門上的鎖孔裏。門外是條土路，通往南邊的農田和柏油公路，但土路側麵卻有一條河溝，蜿蜒著往東分出岔去，最終會與一條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
杜湘東又吼：“到底往哪兒跑了，路上還是河裏？”
老吳說：“沒在一塊兒，一邊兒一個。”
這下杜湘東也蒙了。他既沒想到這倆犯人居然敢行凶，敢越獄，更沒想到他們在行凶和越獄時居然還那麽冷靜，懂得要往兩個方向逃——這樣一來，同時落網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而接下來，最讓他沒想到的情況出現了。當杜湘東衝到門口，站直了往外眺望，心裏盤算著該朝哪個方向追時，身後的老吳卻結結巴巴說：“槍，槍……”
看守所的管教平時本不佩槍，需要執行重大任務時才佩。而重大與否，就取決於犯人有無失去控製的可能。既然今天是相對自由的室外勞動，因此杜湘東與老吳就都配了槍。槍內共有滿匣子彈八發，沒拉保險栓。
杜湘東往老吳腰間看去，空****的皮套晃悠著，槍沒了。
“拿槍的往哪兒跑了？”這次杜湘東連吼都吼不動了，他嗓子眼兒發空，甚至覺得整個兒身體都是空的。好像自己是個橡皮人，剛挨了一槍，漏氣了。
老吳總算還沒糊塗到家，他再次抬手，指指土路下麵的河溝：“這邊。”
“你確定？”
“他們把我打了以後，就到我身上來搶鑰匙，一個還讓另一個先跑。先跑的那個順手從我身上抄走了槍，我看見他蹦到河底下去了……後跑的那個又補了我兩拳，我就暈了……”
沒等老吳叨叨完，杜湘東已經縱身躍下了河溝。就算釀成了大禍，但他確定，此刻他的選擇是正確的。僅僅幾年前，東北的“二王”還讓半個中國的人聞風喪膽，而要是在北京的地界上丟失一把槍，那種後果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兩公裏以外，就是最近的一個自然村；五公裏以外，就是郊縣的縣城；二十公裏以外，就是西單、王府井和天安門。哪怕挨上一槍、兩槍，直至八槍，他也不能讓那把槍流落出去。他杜湘東的從警生涯已經夠憋悶的了，絕不能讓這種憋悶變本加厲，成為壓得他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的恥辱。
好在不是汛期，河道裏隻淌著淺淺一條溪水，又好在前兩天剛下了一場小雨，河床裏**在外的泥地半幹不稀的，印著幾個淩亂而新鮮的腳印。看來老天爺總算沒讓他把背字兒走到底，杜湘東順著足跡追了下去。犯人對地形不熟，手上又戴著銬，跑也應該跑不遠，而憑借著百米跑進十二秒的體魄，他有信心追上對方。風從頭頂的河岸沿大地掠過，吹得整片天空像塊破布似的抖了起來，河道裏卻靜謐得連空氣都凝固了，隻剩下腳踢著鵝卵石和胸膛裏呼哧呼哧喘氣的聲音。也就過了五分鍾，或許更短一些，杜湘東便在前方的河道裏望見了一個隱約的人影。那人因為無法張開雙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蹌蹌的，遠看幾乎不是在跑，而是搖搖欲墜地飄在了半空。
“站住——”估摸著進入了對方能聽見自己聲音的距離，杜湘東喊了一聲。
犯人一晃，繼續跑。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無法彌補的，杜湘東咬了咬牙，讓兩腿倒騰得更快了。前麵的是姚斌彬還是許文革？如果是許文革，一旦困獸猶鬥，那麽就要難對付得多。而無論是誰，他的手裏都是有槍的。想到這一點，杜湘東把身體伏低了一些，同時跑起了蛇形路線。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間，握住了事先打開保險的佩槍。兩百米，一百米，前方的背影從模糊變為清晰，杜湘東認出了那是姚斌彬。五十米，二十米，在又一次蛇形跑動時，他已經能看清那孩子毫無血色的臉，以及像棒槌似的握在手裏的槍了。
如果他敢舉槍，那麽自己隻能先開槍。作為警察，杜湘東出槍的速度和準頭都要遠遠強於一個沒受過訓練的毛孩子，這一點毋庸置疑。聽見姚斌彬伴隨著咳嗽，拉風箱一般大喘粗氣，他仿佛看見了7.62毫米子彈貫穿對方胸膛時的血光。電影上的人挨了槍隻會留下一個洞，往往還是一個相當幹淨的洞，帶著這個洞，反麵人物還能求饒，正麵人物還能交黨費，其實這都是扯淡。按照彈道學的原理，子彈鑽進肉裏骨頭裏是會旋轉、打滾兒的，因此造成的創傷麵積遠遠大於槍的口徑。如果打在頭上，半個後腦勺都會給掀飛掉。
因此杜湘東希望姚斌彬別犯傻。
他甚至對姚斌彬喊了出來：“別犯傻。”
而這時，姚斌彬再次做出了一個讓杜湘東意外的舉動。就在兩人之間的距離隻剩不到十米的時候，他猛然站住，轉過身來，對杜湘東似笑非笑。
再一鬆手，槍落在了地上。姚斌彬束手就擒。
此後的行為對於杜湘東而言就是條件反射了。他衝上前去，嫻熟地將姚斌彬按倒在地，又從兜裏掏出一副手銬來，將姚斌彬的手和河道邊上一棵碗口粗的小樹銬在一起。他撿起老吳那把失而複得的槍，檢查了保險和彈匣內的子彈數量，隨即向天鳴槍三聲。跑了犯人，看守所裏一定進入了緊急狀況，按照老吳的指引，也一定有一隊管教和武警正在火急火燎地沿著這條路追過來。
至於逃跑的具體細節，直到日後審訊姚斌彬時才得以還原。據他交代，主意其實早已拿定。在倆人剛到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塊兒被按在盥洗室的水泥地上挨揍的時候，姚斌彬就對許文革說，不能在這兒待下去了。許文革一邊承受著連綿不絕的拳腳，一邊對姚斌彬咬牙切齒地說，那就想個轍。所謂想轍，無非是指製訂逃跑計劃。倆犯人利用放風的空暇，摸清了管教們換班的規律、高牆崗樓上的武器配備，最關鍵的是還觀察到每個當班管教腰間都掛著沉甸甸的一串鑰匙——那裏麵不僅有監舍門的，還有所裏其他門的。而這些信息又是在勞動的間歇得以交流的。雖然杜湘東就在旁邊監工，但倆犯人利用修理機器的噪聲作為掩護，更利用心有靈犀的默契，每次隻蹦幾個字兒，甚至隻用幾個手勢就把想說的都說清楚了。
到了事發當天，杜湘東突然離開，他們認為機不可失，決定放手一搏。也沒商量，一個眼神就夠了：姚斌彬假裝摔了一跤，吸引了老吳的注意，許文革用手銬鎖鏈絆倒了老吳，順勢把他打昏在地。對付這個酗酒成性的老家夥，一個許文革綽綽有餘。然後倆人摸走了鑰匙，很幸運地試到第二把就打開了嵌在大鐵門裏的小鐵門，隨即按計劃分散，姚斌彬跳進了河道，許文革沿著土路奔向農田。崗樓上的武警沒在第一時間開槍，這是因為怕傷了和姚斌彬、許文革滾在一起的老吳。而當犯人分頭跑遠，子彈又沒打準。
針對案件的重點，上級派來的調查組還專門詢問了搶槍的事兒。姚斌彬回答，開始也沒這個打算，隻不過當許文革按倒老吳的時候，佩槍恰好從槍套裏滑了出來，他順手就撿了。調查組自然不信，再深入挖掘動機，姚斌彬就交代，他本來膽兒小，再加上跑出去之後又要離開一直保護自己的許文革，於是便想隨身帶上一支槍。也沒準備打誰，壯膽兒而已。這個說法得到了老吳的證實。當時老吳還有神誌，聽見許文革嗬斥姚斌彬：“你拿這玩意兒幹嗎？”似乎還想把槍奪下來扔掉。而姚斌彬則回答：“趕緊跑，趕緊跑。”說完就先跑了。也就是說，逃跑雖有預謀，搶槍卻屬於即興行為。
看守所也在第一時間派人去追許文革，可惜沒追上。那犯人的腳力比姚斌彬強，很快就鑽進了莊稼地，又從田裏潛入了山裏。再組織幹警搜山，已經耽誤了兩天時間，早沒影了。姚斌彬被捕，許文革依然在逃。這是看守所迄今為止最為嚴重的一次工作失誤，也是全國少有的惡性事件。因為這個後果，上到單位下到個人都要付出代價。所裏被取消了先進集體稱號，所長公開做檢查；再調查下去，上麵得知倆犯人作為同案犯，卻獲得了碰麵和共同行動的機會，盡管杜湘東與老吳也盡到了在旁監督的責任，並不算是明顯違規，但還是一人追加了一個處分。
然而在杜湘東的記憶裏，案發當天的情形卻遠沒那麽狼狽。姚斌彬是由所長親自帶隊押回去的。見到杜湘東，所長沒說話，先攬住他的肩膀，前前後後摸索了一圈兒，這才長籲一口氣：“沒受傷就好。”那副神態全不像個在戰場上見慣了血肉橫飛的老兵。
杜湘東說他沒事兒，犯人也沒開槍。
所長瞪了他一眼：“沒開槍不等於沒可能開槍。你哪兒能一個人往前追呢？”
杜湘東說就是因為犯人有槍，他才不能再等。
所長默然不語。一行人回到看守所，就見正門已經站滿了人，不光有荷槍實彈的管教和武警，連廚子、清潔工和看電話的老頭兒都出來了。不知是誰叫了一聲：“杜湘東活著哪。”人群立刻爆發出一陣歡呼，迎在前麵的老吳更是掛著哭笑難辨的表情，臉上淌著眼淚、鼻涕以及口水。孤身一人追擊持槍的逃犯，這說起來是多麽凶險啊！追回來是英雄，追不回來沒準兒就是烈士了。
杜湘東的臉卻僵著，進而紅了。他想到是自己的疏忽導致了犯人逃脫，又想到了姚斌彬帶著笑，近乎坦然地把槍扔下的樣子。他自然還想到了和姚斌彬兵分兩路的許文革。而這時，又從人堆兒裏擠出一個人來，正臉像個紅蘋果，側臉有點兒像吉永小百合。她的臉上掛著憂愁，咬著下嘴唇走到杜湘東麵前，朝他胸口搗了一拳。
然後她說：“你怎麽不去死呀！”
然後她又說：“你死了我可怎麽活呀！”
然後，她的眼淚就湧了出來，“哇”的一聲紮進了杜湘東懷裏。杜湘東的手尷尬地放在劉芬芳肩上，抱她也不是，不抱她也不是。他突然看見劉芬芳手裏還提著個小網兜，網兜裏裝著一件衣服和兩個牛皮紙信封。那是他送給她的列寧裝、手表和金戒指。然而此時，劉芬芳卻把他越摟越緊，勒得他都透不過氣來了。劉芬芳忽地揚起頭來，對著杜湘東的臉，又像對著在場的不在場的所有人宣誓道：“結婚，結婚，咱們明兒就到民政局領證去。”
若幹年後，當杜湘東若幹次回憶起那一幕時，總會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它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在那個春天，人們都在渴望改變什麽並且相信自己真的能夠改變什麽，因而他們醉心於“改變”所衍生出來的概念、理想、夢幻……他們想要實現的“改變”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公眾的也有私人的，有抽象的也有具體的，但總而言之，都被賦予了一層浪漫的、具有審美意義的色彩。為了那點兒虛幻的價值，他們往往能把現實種種棄之不顧，這在後來的人看來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劉芬芳的愛情，算是杜湘東在八十年代的意外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