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逃跑事件後來成了杜湘東心裏的雷，隨時會炸，炸得他寢食難安。但在當初，杜湘東卻認為自己善待那倆犯人是理所應當的。比如給姚斌彬看手，既符合管教的職責，又符合“人道主義”。他先問過看守所的獄醫，獄醫表示犯人確無重傷表征，非說手疼，或者是逃避勞動的幌子也未可知。但這就與姚斌彬的表現不相稱了。於是杜湘東又給城裏打電話，約了一位法醫專業的同學。在常人印象裏，法醫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實活人也能看，而且因為接觸的外傷居多，反而比普通醫生有經驗。過去練擒拿散打時摔著扭著了，警校的同學往往不去外麵掛號，先到法醫專業的宿舍遛上一圈兒。
那天法醫其實也有任務，大興發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鄉去驗屍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經又是晚飯的點兒。來了先感歎，在這種地方待久了不會得抑鬱症吧，今天那個喝農藥的婦女就是抑鬱症。又說長此以往，個人問題得不到解決，沒準兒還會憋出別的毛病。杜湘東隻能訕笑，自掏腰包請食堂師傅做了幾個小炒，招待同學吃好喝好，然後把姚斌彬從監舍提出來。這次就沒讓許文革跟著，不過經過隔壁十八監舍時，他留意到許文革正往窗外望著，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
人骨子裏都有三分賤，如果一個既冷又硬的人對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過親昵的人的噓寒問暖。杜湘東旋即又為這種暖意感到惱怒，喝道：“靠牆坐好，輪流背監規。”
領著姚斌彬來到辦公室，便由同學問診。法醫見過的死人太多，對活人也懶得廢話，直接讓把手交出來，像玩兒“九連環”一樣又捏又扭。姚斌彬明顯疼得厲害，但卻忍著不叫，娃娃臉上淌滿了汗珠。忙活一陣，法醫臉色似乎一變，招手把杜湘東叫到屋外。
杜湘東問：“什麽毛病？”
同學卻問：“這孩子跟你什麽關係？”
杜湘東又問：“什麽意思？”
“麻煩了。”同學說著，露出理解的神色，“如果是親戚，有親戚的處理辦法，如果是熟人托你幫忙，或者他們家屬跟你‘意思’過了，那麽總也要給人家一個交代，否則情麵上說不過去，對不對？”
“要是沒關係，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勸你別給自己添亂。直說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節受到鈍物重擊，造成了粉碎性骨折。這種傷勢從外部往往看不出來，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沒了這根軸，其他指頭差不多就相當於白長了。所以在評定傷殘的時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頂多也就是個八級，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喪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級。出了這種情況，你要是裝沒看見，其實也能遮過去，反正案子一結，犯人就交給監獄了，到時候再怎麽處理自有監獄的規矩；但要是從你這兒捅上去，那就相當於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樁案子——這麽重的傷是怎麽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監期間弄的，你這個管教有沒有責任？”
法醫分析得頭頭是道，杜湘東聽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畢業就在城裏待著的人，雖然見的盡是死人，但卻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東不禁再問一句：“這傷還有得治嗎？”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誤了這麽久。明白了嗎？”
法醫撇下這麽一句，看到杜湘東麵色有異，就沒讓他送，急匆匆先告辭了。杜湘東靜立片刻，耳中似有什麽東西嗡嗡鳴叫，使勁晃了晃腦袋才把那聲音驅逐出去。他往走廊門外走了一段，這才想起屋裏還關著個人，便又折回辦公室，叫姚斌彬起立，跟他回監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東半步之前，表情有點兒呆滯，一雙眼睛卻格外地亮。難得是個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從窗外透進來，照得他的臉也是一團透亮的白。這孩子以後就是個殘廢了。直到看到監舍門了，杜湘東才開口：“你沒大事兒，也就是軟組織挫傷，養養就好了。”
姚斌彬沒說話。杜湘東又道：“心別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點了點頭。而當杜湘東示意他可以回去的時候，他突然說：“您是個好人。”
杜湘東本可以說，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壞之分，那麽按照通常的標準，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壞人了。但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卻是另一句話：“你還有什麽要求？”
姚斌彬說：“能不能托您給我媽帶個信兒？”
“帶什麽信兒？”
“說我知錯了，說我一切都好……說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東看著姚斌彬那張溫良的、不管何時何地總帶著三分羞怯的臉：“那得看我有沒有時間，還得看工作上有沒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東鞠了一躬：“謝謝政府。”
這天晚上杜湘東沒睡好，躺在**隻是來回來去地翻騰，麵朝牆感覺堵得慌，麵朝桌子腿又感覺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吳的那半瓶白酒，湧起了灌兩口的衝動，但又想到一個警察是不適合當酒鬼的，也就沒付諸行動。好容易挨到上班，他還是決定找一趟所長。一進門，就見所長正扯著脖子對著電話吵吵，聽了兩句才明白，是所裏的一台吉普車打不著火了，汽修廠的人來看過，說沒法修，隻能報廢，而所長向上麵申請換車時又遇到了刁難。人家說，別的單位還缺車呢，你們一個看守所，反正也沒什麽出勤任務，沒車就湊合吧。說得也不是沒道理，可言語中流露出了輕視看守所的意思，所長就受不了了，反戧道：“看守所怎麽了，看守所就是家裏蹲嗎？說句不好聽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讓我們拿腳去追？”
但戧也白戧。沒車，這是客觀事實，更是全國上下各個係統的普遍事實。恰因如此，姚斌彬和許文革涉嫌盜竊日本皇冠發動機的案子才會被描述得那麽嚴重。杜湘東等所長在電話裏泄完憤，這才硬著頭皮把姚斌彬的傷情匯報了。才剛廢了一輛車，又聽說廢了個人的事兒，所長的臉就繃得更緊了。他不說話，先點煙，三口抽完，又轉肩膀，右手牽著左肩，正反各十下，轉完才說：“你說的屬實？”
杜湘東道：“找了個法醫先看了。”
所長說：“那你什麽意見？”
杜湘東道：“要真是這種傷，所裏肯定沒法治。獄醫老張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黴素包治百病，紅藥水抹哪兒哪兒靈。要不我帶著犯人到城裏的大醫院，找個專家再看看？”
所長卻問：“上哪兒看？協和還是積水潭？你要有門路，弄得到這些醫院的專家號，那能不能先給我掛一個？我這膀子一疼，半邊身子都動彈不了。”
吃了一癟，杜湘東隻好閉嘴。半晌才又問：“那您的意見是——”
“這倆犯人在咱們這兒待了多久？小一個月了吧？現在要求大案要案從速從嚴，他們的判決也快下來了，到時候就要正式移交給法院和監獄係統。這樣吧，辦移交的時候你寫份補充材料，說明犯人有傷，到時候是該保外就醫還是減輕勞動，就由其他機關酌情處理。”所長說著又點了顆煙，“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裏，你得對他負責，但責任分個輕重緩急，更分個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麵撥下來的經費就那麽點兒，大夥兒的加班費和改善夥食還得靠自己創收呢，真要做手術，拿什麽給他做去？”
杜湘東便說：“明白了。”說完轉身就走。
所長在後麵又跟了一句：“還他媽不如打仗呢，起碼彈藥管夠。105榴彈炮，一枚炮彈就得上千，看見哪個山頭有動靜，先轟丫十萬塊錢的。”
以前也聽所長講過打仗，說的都是大動脈裏的血一噴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腦袋讓彈片削掉了一半還往前衝鋒，也有狙擊手鎖定了一個小兵，從瞄準鏡裏看見人家長了倆**，就哆嗦著扣不動扳機了。從沒想過戰爭也能從錢的角度理解，看來往事的麵貌是多變的，取決於你眼下正在琢磨什麽事兒。所長的話讓杜湘東啞口無言。他出了辦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該和劉芬芳打電話的日子。倆人有個約定，再忙也得每個禮拜通一次電話。製定並強調這一原則時，劉芬芳曾說：“就是因為遠，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裏與郊縣之間隔的是千山萬水。可自從上次劉芬芳掛電話，這習慣就中斷了將近一個月。不僅如此，就連再去冷庫交接冰棍棍兒，也見不著劉芬芳了。換她來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胖大姐，見著杜湘東就翻白眼兒：“你又怎麽欺負母們芬芳了。”非要說個“又”，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負劉芬芳；非要把“我們”說成“母們”，好像在提醒他，這才是郊縣人的標準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東拖毛了。他想，不管怎麽樣，今天得先和她說上話。
於是他沒回辦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電話，大都是劉芬芳給他打，這是因為看守所裏叫人接電話雖然費周折，但好歹是幾十個人使一條線，不像食品公司，電話與人的比例高達二百比一。杜湘東看看表，估摸著劉芬芳已經上班，就打庫房電話。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機轉盤把手指頭都磨疼了，這才插進一個空去。接電話的又是一大姐，悠著**秋千似的腔調問他找誰，杜湘東說找劉芬芳，對方說今兒活兒緊，忙著呢，上班時間不能接電話。杜湘東便賠著小心求人家，說有急事兒。大姐說再急能有五百條豬腿的事兒急？再不入庫下個禮拜保證全臭了。杜湘東便唬了對方一句，說我可是警察。這位大姐大約並沒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劉芬芳的未婚夫，倒抽一口涼氣“哎喲”一聲，說那您等著，我叫去。過了好半天才轉回來，說劉芬芳今天沒上班，是不是從冷庫偷魚偷肉的事兒讓你們盯上了，是不是畏罪潛逃了？要不要把公司保衛科的人叫來，要不要把廠長也叫來？
一驚一乍，倒把杜湘東嚇了一跳。他隻好又說：“其實我不是警察。”
“孫子你有病吧？你這叫冒充執法人員，明兒就讓真警察到你們家抄你去……”
杜湘東忍笑掛了電話，再給劉芬芳的宿舍打時，好像也沒那麽為難了。既然別人都在與豬腿奮鬥，那麽這條線自然就是空的了。又說兩句好話，看電話的人便穿過胡同叫來了劉芬芳。杜湘東問：“你怎麽沒上班？”
劉芬芳說：“歇病假了。”
杜湘東又問：“你哪兒不舒服？”
劉芬芳說：“也沒哪兒不舒服。”
那麽就是憂愁了。既然憂愁就得解憂愁，於是杜湘東便沒提別的，先把剛才和大姐的對話複述了一遍。說完又道：“回頭還得跟你們頭兒解釋解釋，別再把你懷疑成一個藏在群眾裏的壞分子。”
劉芬芳卻不笑，冷不丁說：“杜湘東，沒想到你是這麽個人。”
杜湘東說：“我是怎麽個人？”
劉芬芳說：“你是個滿不在乎的人。”
杜湘東說：“我怎麽不在乎了？不在乎能給你打電話嗎？”
劉芬芳說：“現在才打，早幹嗎去了？”
這誠然是杜湘東理虧。他說：“所裏事兒多。”
劉芬芳說：“你事兒多，就沒工夫考慮咱們的事兒了？”
杜湘東隻好麵對那個不想麵對的問題：“咱們的事兒，你怎麽看？”
劉芬芳說：“現在不是我怎麽看了，是我們家人怎麽看。”
杜湘東說：“他們不是覺得我還行嗎？否則也不會同意我跟你……那你們家人怎麽看？”
劉芬芳默然半晌，再說話時，便去除了感情色彩，變成了一五一十的陳述句：“你知道，我們家八口人。我媽生我的時候難產，此後不能幹活兒。我大姐插隊，落戶到了黑龍江。我二姐心野，考大學去了上海，念完大學又去了深圳。大哥[img align="bottom" alt="" src="../Images/Figure-0017-0002.jpg" /]，結了婚嫂子都不讓回家。家裏相當於沒了操持的人，我爸我媽還有倆弟弟，吃飯穿衣，洗涮縫補，靠的都是我。原先說想在城裏結婚，那是我的個人趣味，其實除了個人趣味，還有現實困難。前些天看我猶豫，我們家人就又把咱們的事兒商量了一遍，都說你不錯，就是人在郊縣這一條是個問題。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爸我媽就連口熱飯也吃不上了，倆弟弟沒準兒得變成野孩子。誰沒有爸媽呀，誰沒有家人呀。”
陳述到這兒，劉芬芳就不說了，改為一聲啜泣。杜湘東便明白了她的意思，他說：“那就沒別的辦法了？”
劉芬芳拖著哭腔說：“早說過了，辦法在你。”
杜湘東說：“我沒辦法，我沒用。我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劉芬芳又默然半晌。這時看電話的老頭兒打開了話匣子，還是《新聞和報紙摘要》。本期節目的主要內容有：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訪華，中蘇關係有望實現正常化；各地物價小幅波動，政府號召群眾不傳謠，不信謠，不進行恐慌性囤積購買；全國從重從速處理一批影響惡劣的刑事案件，社會治安得到顯著好轉。
然後劉芬芳道：“那就這麽著吧。趕明兒我去趟郊縣，咱們把東西換回來。”
所謂要換的東西，是倆人以往互贈的禮物，或者說是信物也行。共計：杜湘東給劉芬芳的一塊東方手表、一件呢子列寧裝、一個三克重的金戒指；劉芬芳給杜湘東手打的一條圍脖、一件毛衣。自然是杜湘東送給劉芬芳的比較貴重，不過他並沒想過要找劉芬芳討還。而劉芬芳執意這麽做，就有兩層意味：一是北京姑娘特有的磊落，她不占他的便宜；二是劉芬芳特有的儀式感，相當於林黛玉和賈寶玉鬧掰了，就要把原先亂送的汗巾、手帕、珠兒串兒或鉸或燒，或物歸原主。
杜湘東竟再沒話好說。情況都擺在這兒了，拖泥帶水也沒意思。無非是他個人戀愛史上的第一次失敗，以及看守所年輕職工戀愛史上的又一次失敗。人待在這個破地方，有城裏的姑娘願意跟他才怪。就算丟人，丟的也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單位的人、組織的人。隻不過心裏仍是恍惚的，還有些戰戰兢兢。杜湘東隻覺得他的傷感被覆蓋在了心裏的一層薄膜底下，看似還平靜著，但如果那層膜破了，讓埋藏的東西泛濫出來，他一定會悲痛欲絕。因此他最好不要再想劉芬芳，劉芬芳已成往事。杜湘東便脫了警服，來到犯人們放風的空地上，甩著胳膊跑起圈兒來，並且不是勻速跑，而是紮猛子似的衝刺，仿佛如此一來就能擺脫什麽東西。直跑得呼哧帶喘，渾身透汗，這才突然止步，麵無表情地走向車間。犯人們已經被從監舍帶出來，又開始了一天的勞動。這兒才是他該在的地方，這兒才有他該幹的事兒。
剛一進門，老吳便晃了過來：“那犯人說要找你。”
杜湘東往許文革的方向看去，他就站在車床旁，翹首朝這邊望著。再朝另一個方向望望姚斌彬，他卻在望著許文革。兩張年輕的臉，眼神閃爍，飽含熱忱。
杜湘東做了個手勢，讓許文革出列。
“報告政府。”
“有事兒說。”
許文革便道：“我觀察了其他人幹活兒，大家操作車床的方法都不規範。機器愛壞，和這也有關係。如果能抽時間讓我們，也就是我和姚斌彬講講，再做做示範，不光故障率會降低，象棋子的產量也能提高。”
杜湘東瞪了一眼：“大米飯吃上癮了？”
許文革卻站得更直了：“您知道，我們圖的不是一口吃的。”
“那你們還圖什麽？讓我把你們放出去不成？”杜湘東煩躁地嗬斥，又一甩下巴，“該幹嗎幹嗎去，甭在這兒假積極。”
許文革臉一白，低頭小跑回到車床，不敢再往杜湘東這邊看一眼。老吳卻湊得更近了，缺牙吹著哨兒說：“都是養不熟的狗，就不該給他們丫好臉色。”
說完掏出煙來，分給杜湘東一根。還是紅塔山呢。老吳兜裏揣著兩種煙，一種是幾毛錢的鳳凰，一種是幾塊錢的紅塔山，平常自己抽的都是鳳凰，求人辦事兒或者給領導上煙才是紅塔山。而杜湘東本來就不抽煙，頂多陪著老家夥們玩兒一顆，給他紅塔山擺明了是浪費。這種浪費對於老吳來說，該有多麽痛心疾首啊。
不僅發煙，還給杜湘東點上，又拍拍他的肩膀：“吹了？”
敢情才這麽會兒工夫，消息就傳開了。一邊聽《新聞和報紙摘要》，一邊就警察們的私生活在全所範圍內發布摘要，這也是看電話老頭兒的愛好。杜湘東鼓著腮幫子沒接茬兒。
老吳便歎口氣：“沒事兒，正常。當年我也是熬到三十多，才娶了現在這娘兒們。你要不痛快，就出去散散心，班兒上我給你盯著。放心，今兒我不喝了。”
竟說得杜湘東心裏一熱，覺得老吳都不是老吳了。而當他重新戴好大簷帽，道了聲謝打算離開時，老吳卻又一擠眼，對杜湘東樂了：“對了，你跟那妞兒弄過沒有？”
原來老吳還是老吳。杜湘東隻好說：“沒有。”
“那虧了。你記著，結婚之前弄的都是賺的，結婚之後再怎麽弄也是虧。”
杜湘東居然也樂了：“下次吸取教訓。”
這一天，杜湘東破了參加工作以來的第三個戒，那就是擅自離崗。他從職工專用的側門溜出看守所，沿著土路走到一條河邊，茫然地發起了呆。出來散散心，這是個明智的提議，相當適合失戀的人。然而到哪兒散呢？進城，“上北京”嗎？再一想劉芬芳就在城裏，他就不想去了。都掰了，還到人家近前晃悠，這不是賤嘛。而如果是在若幹年之後，杜湘東就會知道，在他所處的這個郊縣，其實是頗有幾處景點的。有個什麽峽穀，穀裏可以撐筏子；還有個什麽洞，洞裏有千奇百怪的鍾乳石。可在那時候，此類景點還是農民們眼裏的窮山惡水，想去才怪。無處可走又必須得走，他索性跳上了最先開來的一輛公共汽車，也不問站，徑直坐到了後排的空座上。
接著，他被車一晃悠，竟睡著了。睡著了也沒夢見劉芬芳，再醒過來，卻是被一群鵝吵得。隻聽得四下裏嘎嘎叫，還以為車掉進水裏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農民帶了一筐鵝上車，半路筐漏了，鵝滿車廂亂跑。好容易都抓回來，失主卻堅稱少了一隻，並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車的旅客擄走的。他要求司機把車往回開，拉著他去找鵝。司機哪裏肯依，雙方便吵，鵝的嘎嘎叫裏又混進了人的嘎嘎叫。最後鬧到杜湘東這裏來。
“警察師傅，您給評評理。”農民對他說。
杜湘東遺憾地搖了搖頭，表示這不歸他管。
農民的氣性越發高漲：“那你穿這身‘皮’有個屁用。”
解釋也解釋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東便從後座上拔起來，逃也似的下車。臨出車門問這是什麽地方，售票員告訴他：“六機廠。”
杜湘東這才反應過來，所謂六機廠，就是第六機械廠，也就是倆犯人姚斌彬和許文革原先工作的廠子。當年國家要搞工業化，北京率先響應，在城西邊建了首鋼，東邊和南邊則依次排開了化工廠、模具廠、火力發電廠……光負責機械製造的就不止一個，按照分工不同，一生二、二生三地順延下去。排到六機廠，城裏的地皮已經不夠用了，因此選址在了郊區。而農田和荒野之間生生拔起一座工廠，對於原住民生活的影響可想而知。杜湘東老家所在的縣城附近，也有那麽一家廠子，是個上萬人的鍋爐廠，廠裏的子弟從小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說話的口音都與他這種本地孩子不同。如果不是托了關係到工廠附屬學校上學，杜湘東或許不會萌生出通過考學成為一個“公家人”的願望，更不會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麵向全國招生。他從姚斌彬和許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時下車如同一種冥冥的內定，既偶然又必然，既莫名其妙又順理成章。
於是他跟著身邊的幾名工人，不緊不慢地往工廠方向走去。農田盡頭聳立著廠房和圍牆，越往近處，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虧了這身“皮”，杜湘東剛一出示證件，說想要“了解一些情況”，傳達室的人立刻便給保衛科打電話，叫來了那位膀大腰圓的副科長。過了將近一個月，胖子的臉已經養得直冒油光，頭上的紗布卻不摘，仿佛光榮負傷的癮還沒過夠。這人也認得杜湘東，詫異道：“那案子刑警不是調查過了嗎，你一獄警又來幹嗎？”
杜湘東麵無表情地告訴對方：第一，他不是獄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還是管教，隻要警方有調查的需要，保衛科都有配合的義務。副科長嘟囔起來，說把犯人送過去那天，該交代的情況不都交代了嘛。杜湘東立刻又糾正：目前案子還沒經過法院判決，人也還沒正式移交監獄，因此對姚斌彬和許文革的稱謂就不應該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這就有點存心較真兒了。在那個年代，上述法律常識還不普及，也根本沒人會深究，就連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個“犯人”地叫，仿佛進來的一定會判，不是罪大惡極也不會進來。而杜湘東非要找碴兒，是因為他預估了胖子是哪種人——你要不當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當回事。
胖子果然肅穆起來，引著杜湘東走進廠區，來到主樓一層的保衛科辦公室。他給杜湘東沏上了茶，又專門讓手下科員拿個本子來做記錄，這才說：“您想了解什麽？”
杜湘東直截了當地問：“姚斌彬手上的傷是怎麽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腳道：“你們不會都覺得是我弄的吧？刑警這麽問，廠裏的人也這麽議論我。雖說我當年打過姚斌彬他媽的主意，人家沒看上我，讓我挺沒麵子，可事兒都過去這麽多年了，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於沒完沒了地跟一個女人記仇吧？那孩子的傷真是他自己造成的，當時他們把機器從車殼子裏吊出來，懸在一米多高的鐵架子上，本來就沒掛牢實，我們進去一衝一亂，那鐵砣子就落了下來，正好砸在姚斌彬按著前保險杠的手上——不信你問他，我有人證。”
記錄員便從本子裏抬起頭來：“這是事實。刑事責任，我們也不敢撒謊。”
副科長又說：“我還專門找人問過，這種情況算誤傷，誤傷就不賴我，對吧？”
杜湘東點點頭：“你別激動，我又沒說賴你。那麽許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傷之前還是之後？”
副科長歎口氣：“在這之後。他本來也沒反抗，還偷偷央求我們說要‘私了’呢，不想混亂中姚斌彬傷了，我又沒看清楚，趁勢踹了姚斌彬兩腳，他就跟瘋了似的朝我來了，抄起個扳手就把我給‘花’了。”
杜湘東接著問：“許文革幹嗎那麽護著姚斌彬？”
“倆人從小就跟哥兒倆似的。姚斌彬[img align="bottom" alt="" src="../Images/Figure-0017-0003.jpg" /]，長得像個女孩兒，在外麵沒少挨欺負，為了他，許文革把十裏八鄉的混混兒都打遍了。這孩子性子狠，跟誰有仇當麵不吭聲，但日後一定得找回來。而惹了他還是小事兒，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兒命不可。”
記錄員像個盡職的捧哏，又補充道：“以前還有風言風語，說他倆是……那個什麽……”
聽得杜湘東眨了眨眼，也跟著問：“到底是不是——那個什麽？”所謂“那個什麽”，在當時的日常語境裏不大好說出口，專門的術語則稱為“**犯”。記得看守所也來過這麽一位，是在著名的東單公園被抓獲的。那人剛住進監舍就抗議，說別人要**他，鬧得他不敢睡覺；沒過幾天屋裏的人也抗議，說此人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厭其煩地邀請大家來**他，鬧得誰都不敢睡覺。後來隻好把這人關到單間裏去了。
而副科長卻哈哈一笑，揮手道：“這他媽不是扯淡嘛。廠裏的老人兒都知道，許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為他從小沒爹沒媽，相當於是姚斌彬他媽帶大的。而且他還談過一個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媽當年一樣，也是廠花。”
“許文革的女朋友在哪個車間？”
“早不在廠裏了。都是廠花，不過廠花跟廠花可不一樣。現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沒前途，所以找許文革也就是圖一樂兒，後來認識了個工業局的幹部子弟，沒兩天就跟人家結婚了，又沒兩天就調到機關坐辦公室去了。”
說的是許文革的感情生活，卻讓杜湘東仿佛被誰窩心踹了一腳。他又問：“那麽和姚斌彬與許文革關係密切的還有什麽人？”
“也就姚斌彬他媽了。過去是個質檢員，現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給我。”
從保衛科出來，杜湘東繞過高聳的主樓，這時卻從一扇窗戶裏聽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卻沒法分辨，我終日不安，他倆勇敢和可愛呀，全都一個樣……”是蘇聯歌曲《山楂樹》，五一勞動節快到了。再穿過一道鐵柵欄門，就是職工宿舍。院子由若幹幢紅磚樓和灰磚樓組成，紅磚的是近兩年新蓋的居室樓，灰磚的則是筒子樓。一個彎腰駝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檢著空地上的垃圾堆，風把灰土紙屑吹起來，直鑽到她亂蓬蓬的花白的頭發裏去。杜湘東按照保衛科提供的門牌號鑽進一幢格外破舊的筒子樓，隻覺得走廊裏暗無天日，飯味兒、黴味兒和隱約的屎尿味兒悶在一處，近乎發酵。他爬上四樓，先在樓梯拐角看見了個蜂窩煤爐子，爐子上燒了一壺熱水。再往縱深裏踱幾步，總算發現了一道開著的門，門口掛著一道油漬麻花的布簾子。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東在那門口站定，卻不撩簾子，也不叫人。說實話，他此時還不確定自己的這次“家訪”是否得當。屋裏對著一扇窗，光線貫穿而出，透過布簾子與門框之間的縫隙，照得空氣裏緩緩飄浮的塵埃清晰可辨。不知從哪兒又卷過來一陣風，吹得布簾子撲拉一晃，杜湘東便看見了屋裏那人的側影。初時也沒在意，覺得那就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女人：不高，很瘦，臉色蠟黃，留著齊耳短發，穿一件青灰色的勞動布衣服。全然看不出當年漂亮過，但卻很符合一個與兒子相依為命的媽的模樣。也許是警察眼毒，杜湘東隨即察覺到，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對勁。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該傾斜的方向傾斜著。他疑惑了一下，終於伸手把布簾子扯開半寸，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實狀態。她一手扶著窗台，半步半步地往床頭的方向挪著，那裏有個刷著白漆的鐵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裝著四個輪子。這玩意兒的學名叫站立器，是給腦中風和輕度偏癱的患者準備的。也就在這時，女人終於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幾乎壓上了全身重量，喘了兩口氣，這才扶著它往房間一側的書桌挪了過去。左腳拽著右腳，右腳幾乎無法抬離地麵。書桌上擺著兩瓶藥，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標了。
在那一刻，杜湘東很想走進屋去，幫那女人倒水、吃藥。但在小小的助人為樂之後，他又該如何麵對人家？假如她問姚斌彬怎麽樣了，他就告訴她，你兒子正在等候判決，同時成了個殘廢？一恍惚，他僵在了那裏。屋裏的女人卻沒看見他，她正在專心致誌地把手伸向藥瓶。而再一恍惚，背後突然有尖厲的哨聲鳴叫起來。煤爐子上的水開了。
沒等女人扭頭，杜湘東就轉身奔了過去。估摸著女人從屋裏挪到爐子旁還有段時間，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壺，依次把兩隻都灌滿，然後才像逃跑似的衝下了樓。
自打從工廠回去，杜湘東就是有意無意地躲著姚斌彬了。查監的時候，他故意不往姚斌彬臉上看，監督勞動也盡量遠離姚斌彬所在的工位。此外，他還不得不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媽”的意味：那不是指望媽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媽、牽掛媽呢。沒有兒子在身邊，買菜、做飯、燒水、洗衣服乃至上廁所都成了舉步維艱的浩大工程。經由姚斌彬的媽，杜湘東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縣文化館賣電影票，他媽在菜市場賣菜。賣票清閑又體麵，賣菜則是粗活兒，因此倆人結婚算是他媽占了便宜。但結婚以後，為家裏做貢獻最大的是他媽，最辛苦的也是他媽。每天早上五點之前，他媽就得從鄉下把菜進上來，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聲“包圓兒啦”，就這麽日複一日，零敲碎打地攢出了兩間瓦房、突突響的帶篷“三蹦子”和杜湘東的學費。回家時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開上三蹦子、把兒子送到北京去的媽已經衰老得像個七十歲的人了。都說感謝好政策，好像黨隨便開個口子人民就能富起來，其實如果你是個小老百姓，點滴的豐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換來的。
而姚斌彬的媽所要承受的何止艱難，還有與兒子被捕相伴而來的恥辱。這時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聲“媽”，又有了懺悔的意思——但杜湘東卻為這事兒打了姚斌彬。遠遠看去，那孩子還是那麽文靜，勞動時總是偷偷望著許文革，像走丟的小羊在尋找著頭羊。他們的案子也該判下來了吧，上麵的精神不是從重從速嗎？也許下個禮拜，也許就在明天，囚車就會轟鳴而至。按照以往的經驗，等待他們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碼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沒準兒。十年或者二十年過後，倆人回來，誰還認識他們呢？十年或者二十年過後，姚斌彬的媽不知是否還活著。
恰好過了兩天，管教食堂吃豬肉大蔥餡兒包子，杜湘東心裏一動，央求大師傅多給他留了十個。等晚上值班的時候前往監舍，卻不叫姚斌彬，單把許文革拎了出來。杜湘東將他帶到走廊拐角，從身後抄出飯盒：“吃。”
許文革不吃，站得筆直，兩眼發直。
杜湘東說：“不是全給你的，還有一半給姚斌彬拿過去……隔著窗戶扔給他，不準交頭接耳，也不準擠眉弄眼，我在後麵盯著你呢。再告訴鄭三闖一聲，這包子誰要敢搶一口，我讓他連去年的飯都吐出來。”
許文革便接了飯盒，卻不打開。那意思是全給姚斌彬。
杜湘東歎口氣：“等案子判下來，你們就不必隔離看押了，到時如果還在所裏多耽擱兩天，我把你們調到同一個監舍裏去，你們也聊聊……當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給他媽寫信，我也可以代交。”
許文革的鼻翼翕動兩下，看向杜湘東：“您去過姚斌彬家了？”
杜湘東沒說話。在嚴格意義上，他還沒有實現姚斌彬的請求。
許文革卻又說：“管教，您是個好人。”
這話姚斌彬對他說過，如今許文革也這麽說。作為犯人，妄想評價一個警察是“好”還是“不好”，這實在有些荒唐。而同樣的話由柔弱的人說出來還能理解，出自一個冷心冷麵的人之口，似乎就有點別樣的內涵了。杜湘東竟一怔，搪塞道：“甭說沒用的。”
杜湘東說完指示許文革回監舍。犯人背影挺拔，雖然吃了個把月的牢飯，渾身仍有一團英武之氣。在不明不暗的光線裏，他的側臉像西方雕塑一般見棱見角。杜湘東忽然又想，不知道這倆犯人“下了獄”之後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環境裏，許文革是否保護得了姚斌彬。更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能遇上一個可以被稱為“好人”的警察。但這些都是瞎想了，也與他無關了。而在幾天以後，杜湘東才會懊悔：他其實是早該看出端倪的。他怎麽連一點兒端倪都沒看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