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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天起，杜湘東就對這倆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為打了人家。用老吳的話說，進來的人本來就記吃不記打，可要是再不受點兒皮肉之苦，真會以為誰都治不了他們了。工作三年，杜湘東不是個“雛兒”了，他見識過各式各樣的“刺兒頭”和“滾刀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老吳的說法。而他之所以一直沒破這個戒，是因為總覺得一碼歸一碼，賬得算清楚。哪怕是個死刑犯，該承受的也是一顆子彈，而不是一頓拳腳。
讓杜湘東心裏硌得慌的，是一個耳光之後倆犯人的反應。挨打的那個自然被抽愣了，瞪眼呆看著杜湘東。在四十瓦燈泡底下，杜湘東第一次看清了那犯人的麵貌。他長了一張娃娃臉，兩頰各有嬰兒似的一嘟嚕肉。眼睛又大又圓，長睫毛上沾著淚水，讓人想起某種鹿類。這犯人嘴一癟一癟的，還在哭，但又因為管教的命令而不得不壓抑著哭，那副樣子哪兒像個盜竊犯？簡直像個偶爾犯了錯的三好學生。
“媽——”娃娃臉犯人又拖著長音叫起來。他這麽一叫，把杜湘東稍稍冷靜的大腦再次刺激得煩躁不堪。他就沒見過這麽[img align="bottom" alt="" src="../Images/Figure-0017-0001.jpg" /]的犯人。都到這個份兒上了，叫媽能幫上你？知道叫媽早幹嗎去了？他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來，這次變成了拳頭。
但這隻拳頭轉瞬被人拽住了。側眼一看，是一旁那個高而壯的犯人。他雙手攬住杜湘東的胳膊，手銬鎖鏈纏住了杜湘東的腕子。手勁兒特大，一掙竟掙不脫。協同押送的兩位管教吃了一驚，幾乎同時掏出電棍來：“你要幹嗎？”而杜湘東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犯人的肩膀，一擰身，腳下使個絆子，轉眼就讓犯人重重躺在了地上。接著，他用膝蓋頂著對方胸口，逼視著那張棱角分明的臉：“管教是你能動的？”
犯人從他胳膊上鬆開雙手，甕聲甕氣說：“政府，要揍你揍我得了。他有傷。”
這話說的，好像看出他現在氣兒不順，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東沒再動手，但繼續瞪著**的犯人，直到對方遲疑著把眼睛挪開，這才慢慢起身，撣了撣警服。後麵的倆管教也跟了上來，其中一個問：“給他上鐐？”
對於特別不服管教，尤其是顯示出暴力傾向的犯人，所裏專門備有腳鐐。那玩意兒由幾十斤重的鐵環和鐵球組成，人掛上以後就像一頭拖著破犁的牛，走到哪兒都咣當響。多掛兩天，就連道兒都忘了怎麽走了，有些人還會腳踝腫得像倆饅頭。而杜湘東掃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搖了搖頭，默不作聲地打開了十七、十八監的兩道鐵門。這倆人是同案犯，按照規定，必須分開關押，防止串供、密謀或鬧出別的什麽亂子。一股又臭又餿的氣息撲鼻而來，那是二十多個犯人共同散發的味道。杜湘東又拿出手銬鑰匙，示意倆犯人過來開鎖，摘了銬子就可以去他們該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們今天晚上都得挨著尿桶睡，而原先在監舍裏地位最低的人，則會榮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這道門裏，另有一套規矩。
當晚在食堂吃飯時，杜湘東隻覺得臉上發燒。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還猜測人人都在議論他想走而又沒走成的事兒。老吳那張臭嘴肯定閑不住，也許在同事們中間，他已經被說成了一個心比天高，但卻誌大才疏的家夥——不光如此，還拿犯人撒氣。這麽一想，剛才的那個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臉上。一頓飯沒吃完，他就回了辦公室，咕咚咚灌了半搪瓷缸子涼水，這才想起還有工作沒做。對於新進來的犯人，管教有義務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實。看守所也不光是個關人的地方，在理論上還負擔著協助偵查機關取證的任務。這些理論在老吳他們那兒也就是個理論，但在杜湘東這兒可不是，今天尤其不能是。看他的笑話是吧？幸災樂禍是吧？越是這樣，杜湘東就越得證明自己和他們不是一樣的人。
他耗費兩個多小時，翻閱了派出所轉過來的審訊筆錄，以及廠保衛科提供的相關資料。娃娃臉犯人名叫姚斌彬，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許文革。姚斌彬比許文革小兩歲，倆人一個二十一，一個二十三，都是一家機械廠的青工。倆人的住址也在廠家屬區，是頂班招收進去的工廠子弟。工作以前，姚斌彬上的是全日製高中，許文革則是工業局下屬技校畢業。工作以後，姚斌彬分在了模鍛車間，許文革分在了維修班。按照保衛科的說法，此二人深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毒害，自從入職伊始就不安於工作，頻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麵幹私活兒、賺外快，被廠裏發現後還挨過處分。這次他們企圖盜竊的物品尤其貴重，是一輛日本進口皇冠轎車的發動機。被發現時，案犯自帶簡易工具，已將機器從車內拆卸出來，遭到抓捕時又囂張拒捕，許文革用扳手將保衛科副科長開了瓢。
人贓俱獲，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那年頭，青工淪為階下囚的並不少見。本來社會上的**就變多了，再加上年輕人血氣方剛，腦子活絡，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東曾經遇見過倒賣銅線的電工，還有自製火槍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車工。而要說這倆犯人和他們的前輩相比有何不同，恐怕還在各自表現出來的性格特點上。一個特別軟，出了事兒光知道叫媽；一個又特別硬，跟管教都敢動手。無論特別軟還是特別硬，在杜湘東看來都是潛在的危險。軟的很容易自殘，硬的很容易傷人，以前鬧出過這兩種事端的都是這兩種人。
情況了解之後，杜湘東本想再到監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話，對倆犯人進行一番教育也可以。這是未雨綢繆的意思。然而剛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響了：“杜湘東，你未婚妻找你。”
那時的看守所共有三部電話，一部在所長辦公室，一部在監舍區緊急情況專用，還有一部才是職工可以使用的公共電話。地處郊縣，誰家都會有人找，但找人的過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樣複雜而且公開：看電話的老大爺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來，並且還一定要說明誰在找、幹什麽。有個笑話，一個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輾轉找到人，聽筒裏已經傳來孩子的哇哇哭聲了。而當杜湘東聽見喇叭響，就說明劉芬芳已經在胡同口等了十來分鍾。今天又是個冷天，她又是個有點兒風吹草動就得犯憂愁的人，杜湘東隻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來到管理科，聽筒在電話機旁撂著，好像一個人睡著睡著，就從**滾了下來。看電話的老頭兒把半導體收音機音量開得挺大，請電話那頭的劉芬芳聽了半集《新聞和報紙摘要》。杜湘東拿起聽筒“喂”了一聲，劉芬芳也“喂”，然後分別匯報了這兩天的生活情況，諸如吃得怎麽樣、排沒排夜班、上個月的工資還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內容。這些說完，劉芬芳才進入正題：“你那報告交上去有幾天了？”
杜湘東說：“嗯。”
“有信兒沒有？”
杜湘東說：“沒批。”
劉芬芳沒問為什麽沒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隻問：“那咱們怎麽辦？”
把“咱們”說得很重，示意杜湘東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兒。這層意思就讓杜湘東囁嚅起來，心裏悶悶一緊。過了幾秒鍾，他才說：“我哪兒知道怎麽辦。”
劉芬芳也“嗯”了一聲，便把電話掛了。這可是倆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變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劉芬芳就會把話筒抓得越牢，打電話的時間也就越長。而這一次的態度，就說明她動了真格的。杜湘東可以想象劉芬芳嘴唇抿在一處、眉頭微微蹙起的模樣——這副表情從側麵看，的確是有點兒像吉永小百合的。現在“吉永小百合”決絕地離開胡同口的小賣部，途經提供“啤酒炒菜”的小飯鋪，捂著鼻子衝過公共廁所的輻射區域，正準備撲到宿舍的單人**去抹眼淚、咬枕巾。
他又把電話打過去，一個老太太告訴他“人早走啦”。
杜湘東隻好怏怏地回到辦公室。倆人生活比一人麻煩，這是早有預料的，但沒想到一個人的憋悶平攤到倆人頭上，也會被放大無數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實看管犯人的人何嚐不是如此。這麽一感慨，他無端又想起了今天送來的倆犯人。按照那些身經百戰的老警察的說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兒”的，拿鼻子一聞就知道誰是良民，誰是隱藏在群眾中的壞分子。這種說法雖然誇張，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學：人違背了社會道德，內心都會掙紮自責，從而也會在神態舉止上表現出來，有所區別的隻不過是掩飾能力罷了。然而姚斌彬和許文革雖然一個痛哭流涕，一個桀驁不馴，但他們的眼神都是幹淨的、純良的，因此直到剃了頭編了號又穿上了囚服，卻還是怎麽看也不像犯人。難道保衛科和派出所弄錯了？可如果是被冤枉了，進來的時候就該一路喊冤啊。或者他們壓根兒就是愚昧，缺乏起碼的法製觀念？就像以前進來過一“山炮兒”，買了個老婆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根鐵釘，像拴狗一樣拴了半年，警察上門解救時他還出示收據，聲稱“真不是偷來的”。但這種假設就更不切實際了，卷宗上寫著，姚斌彬還參加過高考呢。
越琢磨，杜湘東就越心煩。他也說不清煩的是自己調工作和結婚的事兒，還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個說不上謎題的謎題。或者都不是，他煩的是網羅一切的生活本身。一邊想，他便抬頭在窗台上看見了半瓶白酒。五十六度紅星二鍋頭，是老吳擺在那裏的。隻要所長不來檢查，老吳就會以五分鍾一次的頻率站起來，蹭到窗邊打開酒瓶，連顆花生米也不就，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杜湘東時常覺得老吳活在廉價的醉生夢死之中，並為此對老吳抱有一絲同情，可現在，他卻覺得老吳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於是他情不自禁地效法老吳，起身抄起了淡綠色的酒瓶，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東破了工作以來的兩個戒，一個是打人，一個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
饒是百米跑進十二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卻是不頂用的，五六口下去，他就暈頭轉向地“高”了。等再睜眼，窗外的鳥已經叫得如火如荼，而他還在辦公室裏坐著，腰杆挺直得像條繃緊的“板兒帶”。不愧是個敬業的警察，連醉酒都醉得這麽儀表堂堂。杜湘東使勁甩甩頭，打開窗戶散了散酒味兒，趕緊往監舍裏去。每早查監也是他雷打不動的習慣，現在都晚了。
剛進走廊，就聽見出了事兒。
聲音是從盥洗室裏傳出來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先得點名、整理內務，然後再由管教帶去刷牙洗臉。本所各監區的盥洗室都隻有十個龍頭，僅能容納一個監舍的犯人同時洗漱，所以通常的流程是當一名管教帶著一撥兒犯人進去時，搭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帶著另一撥兒犯人在外麵等候。而當杜湘東三步並作兩步跑過去時，卻見盥洗室的鐵門上了鎖，窗戶柵欄裏人頭攢動，擠得滿滿當當。這肯定又是老吳的傑作——每當杜湘東臨時有事，他常常會把所轄兩個監舍的犯人統統往盥洗室裏一塞，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籠覺去了。至於共處狹小空間的犯人們會不會大打出手，他才不管，反正打個頭破血流也有杜湘東過來處理。他還頗有趣味地把這種事兒叫作“鬥蛐蛐兒”。
鐵窗裏充斥著叫罵聲，壓住了水龍頭放任自流的嘩嘩作響。好在今天的蛐蛐兒不是群鬥，而是大多數觀摩少數幾個鬥，所以場麵還沒大到必須拉警報的地步。杜湘東氣急敗壞地打開盥洗室的鐵門，跟前的犯人居然沒注意到他，仍圍著圈兒往裏看。透過人縫兒，就見水泥地上伸著兩條腿，兩條腿底下又壓著兩條腿。這四條腿的上方還運動著七八條腿，機械而有力地往那兩人身上踹著、踩著，砰砰有聲，如同打鼓。
杜湘東喝了一聲，腿兒們仍不停，他忍著頭疼又喊：“列隊！”人腿組成的森林這才四散，圍成圈兒的也緩緩挪開，沿著水池一字排開。
地上的倆人正是姚斌彬和許文革。姚斌彬側身蜷成一團，渾身哆嗦，纏著厚紗布的那隻手被他攏在胸前，如同夜裏害怕的小孩兒抱著個布娃娃。往下一看，褲子濕了一片，卻不像濺的水。他尿了。而許文革壓在姚斌彬身上，兩肘撐地，肌肉繃緊，也在周期性地哆嗦。杜湘東過去拽了拽這人肩膀，竟拽不動，隻覺得手抓了塊滾燙的鐵。再喝令兩個犯人強行把許文革抬起來，就呈現出一張慘不忍睹的正臉：幾乎沒一塊好肉，不是青的就是紫的，一隻眼被“封”了，血從鼻子以及嘴裏流出來，凝結在脖子上。
許文革用他尚能視物的那隻眼睛和杜湘東對視片刻，眼神不冷不熱。
“說說原因。”杜湘東回頭問。話是對鄭三闖，那個從“文革”後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頑主”說的。之所以沒問“誰指使的”，是因為他知道，沒有鄭三闖的命令，這倆監舍裏別說打架了，連大聲說話也沒人敢。鐵門裏有鐵門裏的規矩，規矩都是牢頭執行的。作為規矩的集中代表，牢頭自然可以享受某些特權，比如在夥食上多吃多占，幹活兒也有人代勞，運氣好了還能混上幾根夾帶進來的煙抽。對於此類現狀，杜湘東一向是極其反感的，在他看來，在公安機關的規矩之外另設一套規矩，這已經構成了嚴重的挑釁。然而他又不得不學著順應現狀，因為那樣便於管理，治住了一個就相當於治住了一群。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看守所的警力不夠，類似於牧羊人總得養幾條狗。
但今天，卻是鄭三闖先壞了規矩。在以往，挨揍的人必得咬牙忍著，被打尿了血也不敢報告，否則會被視為“紮針兒”的，以後的日子就沒法過了。而打人的也有分寸，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臉，不能見血，更不能讓管教看見，隻要看不見那就一切心照不宣。像現在這樣，牧羊犬咬了羊，又是當著管教的麵咬的，他們就不是羊、狗和人的關係了，必須得按照白紙黑字的監規來解決問題了。
鄭三闖立了個正，嘴裏還叼著煙：“新來的，都得過過堂嘛。”
對於杜湘東這個滿臉嚴肅、舉止刻板的年輕管教，鄭三闖從來是暗含著三分不屑的。在他看來，杜湘東的嚴肅是缺乏經驗的嚴肅，刻板也是底氣不足的刻板。然而此刻，杜湘東卻看出鄭三闖表麵上雖然在“拔份兒”，但眼神深處還是有些慌張的。何止慌張，說是驚駭也不為過。這在一個“老炮兒”的身上可不容易見到。
他打斷鄭三闖：“你也是老人兒了，該怎麽說話不用我教你吧？”
鄭三闖把煙吐了，站得直了些：“報告政府，我有責任，他們打架我沒攔住。”
“為什麽打？”
“沒聽見。”
“沒長耳朵？”
“還沒醒透呢。”
杜湘東便不看鄭三闖，轉向了和他同牢房的一個“杆兒犯”。這人是因為猥褻婦女進來的，此前在監舍裏挨揍最多的是他，睡在尿桶邊兒的也是他。
“那你說說。”
“杆兒犯”咽了口唾沫沒出聲，又像害了眼疾似的狠擠了幾下眼睛，偷空瞥了瞥鄭三闖。杜湘東用餘光看見，鄭三闖的嘴角抖了一抖。從這一瞥一抖裏，杜湘東讀出了某種含義，他指指“杆兒犯”，讓他跟自己到走廊裏去。
出了盥洗室，“杆兒犯”仍想含糊其詞，杜湘東一句話就讓他“禿嚕”了：“要不你去單間，請吳管教照顧你幾天？”老吳有著許多花樣百出的折騰犯人的辦法，這是出了名的。而據“杆兒犯”交代，鬥毆的起因也很簡單。新進來的人第一頓飯往往是吃不上的，姚斌彬分在十七監，恰好和鄭三闖同屋，所以昨晚的窩頭剛發下來，他那份兒隻好被迫上供。到了今天早晨，鄭三闖又盯上了姚斌彬手上的紗布——他前幾天剛上完鐐，腳跟子磨破了，還化了膿，正缺一塊裹腳布。但這次的要求卻碰了壁。姚斌彬還沒說什麽，隔壁十八監的許文革先不幹了，吵吵著說不能欺人太甚。
鄭三闖就樂了，道，不服？不服你“翻板兒”呀。
監舍裏的大通鋪就是一塊木板，故而犯人們的黑話都與“板兒”有關。每天麵壁反省叫“坐板兒”，新人進來挨一頓殺威棒叫“走板兒”，有更蠻橫的人物把老牢頭取而代之就叫“翻板兒”。而許文革八成是沒聽懂，又見水池上架著一張擺放牙缸的木板，居然真把它摳起來往上一掀，濺了鄭三闖一身牙膏沫子，還吼道，翻就翻，翻了你就別煩我們。
此言一出，問題就嚴重了。不管是在外麵還是裏麵，統治權的更迭總是伴隨著鐵與血的鬥爭。鄭三闖就讓動手。而許文革還真有兩下子，上來就把鄭三闖的頭號打手、一個絡腮胡子的東北人按在地上了。隨後便有更多的人像瘋狗似的撲上去，除了打許文革，還打姚斌彬。為了護著姚斌彬，許文革就落了下風，一邊挨揍一邊說，打我得了，別打他。鄭三闖又樂了，有條件地接受了許文革的要求：仗義是吧？碰上仗義的人，得先驗驗是真仗義還是假仗義；那就先打你，什麽時候你抗不住了，再讓他替換你。
杜湘東明白，鄭三闖的本意並非要打出個你死我活，無非是想把許文革收服了罷了。隻要說聲“服了”，頂多再按北京街麵兒上的規矩叫聲“爺”，也許從此還能混上一把交椅。混混兒也有混混兒的愛才之心。沒想到許文革愣是沒服，用身體罩著姚斌彬，咬牙挺了許久。就有人嘀咕，看來這孫子是真仗義。這反而讓鄭三闖下不來台了，他也不能停，一停就是他“服了”，於是讓手下發狠再打，而且專照要命的地方打。又有人勸，說再打就出事兒了，鄭三闖卻被激出了橫勁兒，說有事兒我擔著，大不了一年勞教變十年大牢。就這樣，打與被打的拉鋸戰持續到了杜湘東到來。
“杆兒犯”還說：“從來沒見過這麽硬的人，連吭也沒吭一聲。”
這時老吳總算歇夠了，慢悠悠地踱了回來。杜湘東斜了一眼沒說什麽，讓他先帶犯人回監舍，自己則去通知獄醫。許文革挨了幾百記拳腳都有神誌，突然鬆下來，反而沒走兩步就暈過去了，頭磕在水池上，又冒了不少血，隻能用擔架抬往醫務室。料理了傷員，杜湘東這才騰出手來處理後續事宜。他到十七監宣布：鄭三闖從今天開始重新上鐐，參與打人的幫凶勞動量加倍，持續一個星期，完成之後才能吃飯。然後他指指鄭三闖位於靠門處的那個專享鋪位，又指指姚斌彬：“他這兒給你睡，他回頭睡尿桶邊兒上去。”
鄭三闖眼裏凶光一閃。被剝奪了最寬敞的“頭板兒”，這相當於失去了牢頭地位的象征。而杜湘東特地又“照”了他幾秒鍾，表示此意已決，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接著杜湘東招呼姚斌彬：“你過來。”
那孩子小步往前挪了幾尺，臉仍煞白，眼瞅著又要哭了。他的模樣再次讓杜湘東煩躁起來，訓斥道：“不準叫媽，叫媽就把你嘴銬上。”
又說：“你那同犯是為你挨的揍，你就是不能給他幫忙，也別給他丟臉。”
姚斌彬上牙咬著下嘴唇，慘白的臉上泛出一絲紅暈，兩顆豆大的淚珠從睫毛下湧了出來。這副表情讓人想起電影裏給女革命者的特寫鏡頭。
最後，杜湘東掃視監舍裏的所有人：“他臉上有幾道傷，我可都記著呢。從今天起隻能少不能多，多一道，我唯你們是問。”
許文革挨了一頓揍，無意中卻“翻了板兒”，這在犯人裏幾乎算個奇跡。看守所的監舍雖然封閉獨立，但自有一套傳播小道消息的途徑，於是接連幾天放風的時候，犯人們都會對他側目而視，還有偷偷上去“盤道兒”的。杜湘東本來擔心鄭三闖會報複，但事實證明他多慮了。那個戴著腳鐐、屁股後麵拖著倆大鐵球的老炮兒雖然看見姚斌彬和許文革就陰著臉，但當手下的兄弟又想去找倆人麻煩時，卻被他一個眼神就瞪了回去。鄭三闖還下令，以後誰也不準再搶姚斌彬的飯。這麽做當然不是要給杜湘東麵子，而是因為“老炮兒”行事自有“老炮兒”的原則。對於夠硬氣、夠仗義的人物，就算是仇家，他們也要給予足夠的尊重。
而倆犯人再次讓杜湘東另眼相看，是在勞動的過程中。
勞動就是製作象棋子和冰棍棍兒。對於所裏，這算創收途徑；對於犯人，則是必不可少的改造任務。除了死刑犯和臥病在床的，其他人無論刑期長短、年紀大小，概莫能免。在勞動時，犯人也要分個三六九等，具體地說是分成體力工作者、技術工作者和半個藝術工作者：大多數人發張砂紙，打磨上遊加工出來的半成品，這是最費工也最枯燥的流程；有一定技術能力的犯人則被委以操作車床和衝切機的重任；還有一些會刻圖章的，那幾乎是所裏的寶貝，衝壓上字的象棋子都得靠他們進一步修飾加工，“車馬炮”才能成為整齊的篆文。姚斌彬和許文革是工廠出來的，自然被指定在了車床旁邊，但因為是同案犯，倆人不能搭班，而且還被遠遠地隔開。許文革果然底子好，不出兩天，車出來的象棋子的合格率就已經遙遙領先了，而姚斌彬的紗布雖然摘了，右手仍不靈便，操縱不動機床，所以幹了兩天又被扒拉回了打磨組，用胳膊肘夾著棋子幹活兒。
這天正在看著犯人趕一批訂貨，就聽見鏗啷一響，一枚殘缺不全的象棋子飛了過來，恰好落到杜湘東倒放在窗台上的大簷帽裏。他正靠牆想心事，驀地一驚，還以為又有人打架了，或者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以破壞生產工具來反抗剝削的跡象。但抬頭一看，悶熱的車間秩序如常，隻有最靠把角的一台車床停了下來。負責操作它的那個交通肇事犯愣乎乎地站在一旁，顯然也被嚇了一跳。
杜湘東吹了聲哨子，提醒把守在車間門口的同事注意警戒，又捅了捅歪在椅子上睡覺的老吳，招呼他一起過去看看。來到車床旁問怎麽回事兒，交通肇事犯也不知道，表情像當初看著自行車道上的屍體時一樣茫然。杜湘東又轉了轉車**的搖杆，一動不動，不知是哪兒卡住了。正在這時，他的腳邊卻多了一人，姚斌彬不知何時從工位上閃了過來，蹲在地上，伸著脖子打量著這台車床的底部。
他抬頭對杜湘東說：“主軸上的三爪卡盤掉了。”
杜湘東還沒說話，老吳先踹了姚斌彬一腳：“誰讓你離崗的。”
姚斌彬仿佛這才想起自己是個犯人而非工人，連滾帶爬地回去了。而杜湘東繞著車床這兒拍拍那兒看看，一時頭就大了。他不懂機械，但卻知道這台機器壞了的話，後果有多慘重。如今別說是管教們的加班補助了，就連維持所裏那兩台北京212吉普車運轉的費用，都出在象棋子和冰棍棍兒上。但為了節約成本，所裏購進的設備都是外麵工廠淘汰的，早就超齡使用了。製作象棋子的車床以前也“趴窩”過兩台，請來維修師傅，人家說這種五十年代的仿蘇產品連配件都找不著了——於是隻好報廢，進而勢必耽誤生產進度，進而要受到那些商家惡狠狠的催逼。想到這個，杜湘東的頭就是替所長大起來的了。
老吳卻又說起了風涼話：“壞得好，資本主義的尾巴翹不起來了吧。”
杜湘東倒想提醒老吳，每個月發補助的時候，他可沒少為了塊兒八毛的數目去跟管理科扯皮。但再一想，當著犯人說這些也不太合適，於是沒接茬兒，讓老吳先去找上麵匯報。他自己卻沒走，又把姚斌彬叫了過來：“你怎麽知道哪兒壞了？”
姚斌彬說：“咱們的車床都沒按時保養，機油一虧，主軸就會磨損卡盤。”
他說話時，眼睛又亮了起來，但那就不是淚光了，而是某種興奮的光澤。這眼神讓杜湘東心裏也是一動：“你能修？”
“以前沒用過這種機床，但它結構不複雜，而且機器的道理都是通著的……不過我手使不上勁兒。”姚斌彬說著，朝許文革的方向望了一眼。
杜湘東明白他的意思，便向許文革招了招手，然後又告訴姚斌彬，角落裏還堆著兩台報廢車床，如果需要零件，或許可以從那上麵找到替換的。倆犯人便開始修理，杜湘東站在一旁監工，防止他們發生不該有的交流。過程大致也能看懂：他們拆開主軸機箱，把損壞的卡盤取下來，再拿去和報廢車**相對完整的卡盤進行比對。兩種車床的卡盤卻不是一個製式，於是需要再進行一番加工，把替換用的卡盤爪子磨短一截。車間裏的工具還算齊全，鼓搗一陣，居然鼓搗好了。許文革用修複的車床車出一個象棋子，由姚斌彬遞到杜湘東手上：“政府，能用。”
這小半天裏，杜湘東還在觀察倆犯人的表現。他們配合極其默契，姚斌彬負責拿主意，指到哪兒許文革就拆哪兒，再指到哪兒許文革就裝哪兒。甚而在特殊工序上都不用語言交流，姚斌彬做個手勢，許文革就知道要上油，再做個手勢，許文革就知道要電焊。許多在同一條流水線上幹久了的老工人們都練就了這種本領，如此一來便能在噪聲震耳欲聾的車間裏保證效率。但考慮到姚斌彬和許文革在廠裏時，一個是模鍛車間的，一個是維修班的，倆人的工作並不搭界，他們的默契很可能就是盜竊的需要了。
而當沉甸甸的梨木象棋子掂在手裏時，杜湘東也被傳染了一種豁然開朗的喜悅。他把那顆棋子往高處一拋，“啪”的一聲淩空抓住，接著才意識到這個舉動和管教的身份不符，於是臉上發臊似的熱了一熱，讓倆犯人各自歸位，自己背手走開。
許文革卻在身後叫他：“政府，還有個事兒。”
“說。”
對方追上來，離著杜湘東兩步遠立了個正：“我們也會保養機器。”
杜湘東不禁再次打量許文革。一直以來，這人給他的印象就是硬、傲，好像跟身邊的一切都較著勁。挨揍事件之後，他明知姚斌彬受了杜湘東乃至鄭三闖的照顧，但看人的眼神還是極其冷漠的，那意思很清楚，他壓根兒不想領別人的情。杜湘東懷疑他就是每天都挨一頓暴揍，也是能默默承受的。而現在，許文革卻在“爭取表現”了。
“怎麽著，想吃大米飯了？”他故意譏諷道。
許文革的臉仍是僵硬的，對剛才的建議予以說明：“上一遍油，就沒那麽容易壞了。”
正在這時，所長火急火燎地領著老吳過來了，見車床已經恢複運轉，知道虛驚一場，大舒一口長氣。杜湘東便順勢把姚斌彬和許文革能修機器的事兒匯報了，又說他們主動提出要給設備做養護。所長也對這兩個犯人中的能工巧匠高看兩眼，點頭道：“那就加個班兒吧。”
加班除了犯人要加，管教自然也不能閑著。當天杜湘東沒讓姚斌彬和許文革回監舍，繼續看著他們把那幾台車床和衝鍛機一一拆開，在重要部位上了趟油，又對已經出現小故障的地方進行了簡單維修。活兒多人少，等全幹完，已經快入夜了。倆犯人一頭一臉的機油，拿手一抹，在暗處看和黑人差不多。杜湘東便先領著他們到盥洗室，發了半塊肥皂讓他們洗臉，洗完之後再帶到自己辦公室吃飯。飯果然是大米飯，配有肉片炒西葫蘆和燴雞塊兩個菜，是他委托老吳到管教食堂打出來，又放在鍋爐房裏保溫的。所裏的慣例，對於有立功表現的犯人，都給吃頓好的。況且他下午還半開玩笑地提到了大米飯，說了就不能食言。
根據杜湘東的經驗，犯人假如見著油水，往往比見了媽還親。那種不管不顧的饑餓感，恐怕隻有吃上兩個月的窩頭才能體會。然而這倆犯人卻吃得很慢：姚斌彬是右手捏不住筷子，隻能換左手，於是顫顫巍巍，每往嘴裏送一口都有漏到地上的危險；而許文革則像心裏有事，有時猛扒拉兩口，嚼著嚼著就慢下來了，凝視著眼前的飯盒發呆。
杜湘東譏諷：“嫌不好吃？”
許文革沒說話，喉結一跳，自我強迫似的咽下一口。
“有什麽想法就提。”杜湘東又說，“誰讓你們有功呢。”
他知道，許文革和姚斌彬今天主動請纓，為的可不是這頓大米飯。那麽他們有什麽目的？是聽人說起過減刑的門道，還是想要爭取一次家屬探視的機會？但如果是那樣，杜湘東就愛莫能助了。他們的案子還在審理之中，既然刑沒正式判，因而也就不存在減的可能。又根據規定，尚未結案的犯罪人員都是禁止探視的，所以再想念親人也隻有忍著。說到底，杜湘東作為一個管教，能提供給倆犯人的其實就是一頓大米飯。但他為什麽又要讓倆犯人“提想法”呢？他有那麽在乎他們的希望、失望和絕望嗎？這就說不清了。
許文革果然說話了：“政府，您能不能給他找個醫生？”
“看什麽病？”
“看手。”
“繃帶不都拆了嗎？”杜湘東朝姚斌彬橫伏在桌麵上的右手掃了一眼。那手表皮發紅，略微還有點兒腫脹，看上去大致無礙。
許文革卻有點兒搶白的意味了：“可他還疼，給我遞工具的時候直冒虛汗。”
管教最受不了的就是犯人回嘴，杜湘東立刻反噎：“照你的說法，我還得給他配倆護士，白天晚上伺候著他？”
許文革便低下頭去。畢竟在裏麵待了些日子，也學會看人眉眼高低了。而這時，一旁的姚斌彬又哭了起來。哭也不敢正經哭，一張臉繃得緊緊的，撐著眼眶忍眼淚。忍了一會兒沒忍住，抬手抹了把眼睛，聲響破腔而出：“管教，我也不是怕疼。我是怕出去以後幹不了活兒了。”
這時麵對姚斌彬的哭，杜湘東卻沒有那麽厭惡了，甚至心裏一軟。仨人都不再說話，辦公室裏充滿了不尷不尬的氣氛。過了會兒，杜湘東站起來，把飯菜分別往倆犯人跟前推了推：“有的吃就趕緊吃，想了也白想的事兒就別想。”
姚斌彬和許文革低頭扒拉飯。直到這時，杜湘東隻是感到這倆犯人有些“各色”，但卻沒想到他們能幹出一件大事。那就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