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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時，警察杜湘東正為調動的事兒憋悶著。

他是1985年警校畢業以後，直接分配到所裏的，至今工作已滿三年。當初上麵找他談話，說有個郊縣剛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學生，你過去算了。杜湘東有點兒抵觸，他說：“我是刑偵專業的，不讓我到街上抓人，倒讓我在號子裏看人，這不是本末倒置嗎？”他本想說大材小用，後來一想，這麽說太狂妄了，所以話到嘴邊就換了詞兒。有情緒自然要做工作，上麵就用螺絲釘、時傳祥等套話來磨他。一來二去，杜湘東的耳根子就被磨軟了，腦子也被磨亂了。正在這時，上麵又拋出一個條件：你是異地生，按理該回湖南原籍，如果答應去看守所，就可以留京，考慮考慮吧。

考慮考慮，杜湘東就答應了。但再考慮考慮，他又覺得組織上不太地道。所謂異地生留京一說，他有不少同學都是這個情況，但為什麽有人能留在分局甚至市局的機關裏，偏他要去郊縣的看守所？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體能考核永遠不達標，案例分析隻要有女受害者都答成“情殺”，結果怎麽樣，人盡其才地分配到治安科管掃黃去了。還不是因為人家有關係，他舅舅是學校新調來的政治部主任。再說那時的北京，出了永定門就是一片倉庫，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東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邊緣的山底下——這種地方算“北京”嗎？如果算，幹嗎周圍的老鄉管進城不叫進城，而是要說“上北京”？就算落了個北京編製，杜湘東卻感覺自己是被發配出京了。

但他這人又和別人不同。別人是有了情緒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緒越玩兒命工作。都受情緒影響，但影響的方向是反著的。在所裏待了半年，他值了幾十個通宵夜班，連過年也把探親的機會讓給科裏的缺牙老吳了。監舍裏有人自殺，吞進了七個雞蛋大的象棋子，是被他掐著脖子愣從嘴裏摳出來的，犯人臨了還狠狠咬了他一口，差點兒把他的小指頭咬掉了。所裏給他開表彰會，他的臉上還是冷冷的。讓他發言，隻有一句話：“都是職責之內。”倒把所長晾了個大紅臉。

後來所長也找他談話，開門見山：“在咱們這兒不痛快？”

杜湘東說：“沒有。”

所長說：“心裏有事兒就說吧。除了關心犯人的思想，還得關心你的思想，我也夠累的。”

杜湘東便也直說：“我覺得我不該幹這活兒。”進而又說，他當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風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壯誌不言愁，從沒想過要在陰森森的走廊裏巡視犯人的吃喝拉撒。他還說，他知道光想著幹大事兒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但要是這麽稀裏糊塗地被誑來，再稀裏糊塗地把心裏那點兒浪漫給打消了，他就覺得窩囊了。

之所以有話直說，是因為杜湘東認為所長能夠理解他的情緒，或者說得虛點兒，就叫情懷吧。所長是從部隊轉下來的，在越南前線指揮過一個連，身體裏至今留著兩枚手榴彈彈片。記得剛來報到時，所長還仔細看了杜湘東的簡曆：各項考核成績全隊前三名，擒拿格鬥在省級比賽裏拿過名次……看完以後嘟囔了一聲：“喲，屈才了。”

如今麵對他的抱怨，曾經的戰鬥英雄會做何感想？所長點了顆煙，三口抽完，然後開始轉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舉高，牽引著那條膀子緩緩轉動，正反各十下。一邊轉著，額頭上就冒出汗來。這是例行功課，每天若幹次，說是能防止彈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頭。這時屋裏沒聲兒，所長專心地轉，杜湘東專心地看。片刻，所長籲了口氣，重新開口：“可要剛來就走，別的單位怎麽看你？會不會覺得你這人不踏實？”

又說：“幹滿三年再說。”

說完揮手讓杜湘東出去，不談了。三年之約，這當然有可能是隨口而出的托詞，更有可能是想耗著杜湘東。不過從個人立場上，所長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說是承認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這個態度，杜湘東便感到了欣慰，進而又不好意思起來。說到底，警察就是份職業，風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個像樣兒的人既然拿了工資，就該對這份職業盡心。心沒盡到還說怪話，那就有點兒不像樣兒了。

此後兩年多，杜湘東沒再提調動的事兒。慢慢地，他對看守所的生活也習慣了。單位小有單位小的好，起碼人際關係簡單，不必時刻哈著誰拍著誰，這就很對杜湘東的胃口。郊縣也有郊縣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鮮。就連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閱覽室訂了幾本文學雜誌，上麵的作家都愛在個人簡介裏聲稱自己是個“享受寂寞的人”。其間還真有個作家來所裏體驗生活，卻怎麽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來就叫嚷著要到女隊蹲點兒，去記錄女犯人“靈與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麵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兒。唯一讓杜湘東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時回警校去參加同學聚會。那些分在重要崗位的同學都熱衷於吹噓最近又破了什麽大案要案——這兩年的案子的確多了，也變得光怪陸離了——什麽在歌廳裏販毒的，冒充港商詐騙的，還有承包了個印刷廠，白天印黨員學習材料晚上印**撲克的。光榮負傷的同學更會撩起衣服展示傷疤，還不忘對杜湘東告誡一句：“哥們兒好不容易把人抓進來，你們可得看好了啊。”

心裏一不痛快，聚會也懶得參加了。有時一想，留京以後別說沒交上什麽新朋友，就連老朋友都慢慢淡了，這實在有點兒悲哀。但再一想，什麽日子不是過，如果總能這樣，人簡單著，嘴新鮮著，心寂寞著，那其實也挺好。

至於重新想起那個三年之約，是因為杜湘東要結婚了。這說來有點兒不可思議：一個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單身漢，想結婚簡直比動物園裏的大熊貓配種都難。其實還是拜所長所賜。那兩年什麽地方都在搞創收，看守所的經費本來就緊張，於是也創。項目之一，就是替輕工業局下屬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裏組織犯人生產冰棍裏麵的那根棍兒，每個禮拜打包運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庫去。剛開始都是所長親自帶人去送，去了兩趟，就指名讓杜湘東代勞了，並且指名讓他找一個叫劉芬芳的冷庫管理員交接。所長還替倆人算了賬：劉芬芳二十一，杜湘東二十五；劉芬芳一米六，杜湘東一米七五；劉芬芳雖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裏，但她就是高中畢業，編製是工人，杜湘東雖然是外地人，常年駐守在郊縣，但卻是大學畢業，編製是幹部……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以彼之長補己之短，怎麽算怎麽“登對”。

杜湘東被催著去了兩趟，果然喜歡上了這個長了一雙小說《丹鳳眼》裏的丹鳳眼、留著電影《小街》裏張瑜的發型，從側麵看比從正麵看更有風情的冷庫管理員。劉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歡他的。雖然她見到杜湘東的時候冷冷的，不愛說話，但要是有一個禮拜她從城裏趕到冷庫，而杜湘東恰好有事兒沒去，再下個禮拜見麵的時候，那種冷淡就會變得更冷，冷得簡直像在賭氣了。這些表現杜湘東剛開始不懂，還是所長和老吳幫他分析出來的。所長認為“這很說明問題”，老吳則進一步對問題給予了通俗易懂的說明：“這妞兒動了春心唄。”

倆人就談上了。而相處日久，杜湘東發現劉芬芳也與別人不同——這麽說其實不客觀，因為他從來沒接觸過別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說，那就是劉芬芳是一個憂愁的人，或者說，是一個願意讓自己顯得憂愁的人。她說話之前習慣先輕歎一口氣，她懂得盡量用有點兒像吉永小百合的側臉而不用如同紅蘋果的正臉麵對杜湘東。作為一名冷庫管理員，她的業餘愛好不是通過喝熱豆腐腦來溫暖內髒，而是通過讀席慕蓉的詩和三毛的散文來溫暖心靈。每當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與理想，她的第一反應常是抱怨，末了還會感歎一句“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學化。記得有年“五一”，杜湘東也豁出去了，進城去找劉芬芳，帶她到紅塔禮堂看了場內部放映的美國愛情電影，又到同學裏那些幹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頓西餐。當這物質精神雙豐收的一天接近尾聲時，劉芬芳終於讓他親了親自己洋溢著小豆冰棍味兒的側臉，但剛親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樣。”

這一度給杜湘東帶來了苦惱，然而苦惱之餘，他卻發覺離不開劉芬芳了。他嚐試著自己進行分析：劉芬芳是讓他感到累，但這種累是有勁的累，不累反而沒勁了。再進一步分析，他所喜歡的，也許恰恰是劉芬芳對於生活的不滿意。滿意了不就俗了嗎，傻了嗎，沒追求了嗎。假如說杜湘東在這三年裏學會了享受寂寞，那麽劉芬芳的檔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憂愁。他覺得劉芬芳的情緒呼應著他的情緒，這是一種貼心的感覺。

倆貼心人就商量著結婚。那個年代結婚很簡單，簡單得都有點兒對不起自己：隻要組織批準，父母點頭，有張雙人床就能睡到一塊兒去。杜湘東還有三年的積蓄，他買得起一輛永久自行車、一台熊貓半導體收音機和一床大紅緞子麵兒鋪蓋。日本進口的鬆下電視隻好慢慢攢了，再說有錢也弄不著票。不過房子可是現成的，這一點非常關鍵。建所的時候征收了農民的幾畝地，蓋了兩棟筒子樓，每個管教都能分到一間宿舍。綜合了一下條件，杜湘東覺得自己大概是夠資格結婚的。可是商量著商量著，就商量出分歧來了。劉芬芳家住宣武區的大雜院兒，工作以前八口人擠在一個裏外間，她睡廚房，腦袋頂著米缸；工作以後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頂米缸了，但是一間屋子住了八個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試想能從廚房和集體宿舍搬進筒子樓裏的單間，婚後的生活質量可以說是大為提高的，但劉芬芳不這麽想。她指出，郊縣一間房，不如城裏一張床。那時還沒有房價的概念，劉芬芳所說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麽呀？除了倉庫就是菜地，地裏躥著農民和農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書店嗎？有“北影”內部放映廳嗎？有大學交誼舞會嗎？她羅列完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進內部電影院，更不是大學生，於是又補充：“就是哪兒也不去，站在長安街上看看電報大樓的燈，心裏也是舒服的。”

結論是：她不能從城裏搬到郊縣，更不能把工作也調換到這邊的庫房。杜湘東就提出了一個權宜之計：“或者我們平常分頭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鄉盤庫的時候再過來？”

這個提議也遭到了否決。劉芬芳說：“丈夫丈夫，一丈之內才是夫。不結婚則罷，隻要結了婚，我就不要離開你。”進而又援舉了幾個剛和中國建交的資本主義國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場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離，走哪兒都挎著。

杜湘東就作了難：“那你讓我怎麽辦？”

劉芬芳卻不說話了，讓他去想。其實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應他去就和老婆；而他又是大學生，理應人往高處走。所長當初撮合他和劉芬芳，為的是讓他安下心來幹工作，結果倒是劉芬芳激發了他要走的心思。又從劉芬芳想到自己，杜湘東回憶著在警校取得的成績，以及為了取得那些成績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在體內蓬勃了起來。這是年輕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隨著時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麽可惜啊。杜湘東甚至還想到了如今的時代。人人都說時代正在變換，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變換自己。就像歌曲裏已經唱著“跟著感覺走”並問出“你何時跟我走”了，這時杜湘東的走，就不是一個人的走了，而是某種宏大的、名正言順的價值體現。

第二天上班，他正式向所長遞交了調動報告。他在報告裏表示，願意到艱苦的崗位去，到危險的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緝毒支隊也行。他還提醒所長，當初不是說好了“幹滿三年再說”嗎？現在期限已到，他的想法沒變。

所長沒看他，徑自抽煙，轉肩膀，然後在報告抬頭上寫了“待辦”倆字。

一個禮拜後，所長把杜湘東叫到辦公室，甩給他倆字：“沒批。”

“總得有個說法吧。”

“部裏提倡新精神，每個基層單位都要有高學曆人才，可扒拉扒拉咱們這兒，除了你沒一個中專以上的。你要走了，所裏不就不達標了嗎？”

提倡重視人才，結果怎麽卻成了浪費人才？杜湘東心裏反問。但他也隻敢在心裏反問，因為駁回申請的是上麵，不是所長。而戰鬥英雄脾氣暴，要是再糾纏下去，真會跟他戧戧起來。為了無法改變的事情跟對自己好的人翻臉，那太沒意義了。

於是他沒說話，轉身就走。還沒出門，所長又甩過來一句：“要不再幹三年吧。三年之後，有了新大學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崗位你先上。”

人一憋悶就愛多想，在路上，杜湘東又開始揣摩所長的話。話分兩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約過後還有一個三年之約，這次的約定能否兌現，取決於是否有個像杜湘東一樣傻的大學生過來頂缺。可三年複三年，人生能有幾個三年呢？而後半截的意思簡直讓他感到侮辱：難道他的調動申請被所長解讀成要職位、要待遇了嗎？如果所裏的人都這麽看，那可真枉費了杜湘東為這份職業所盡的這份心。這麽想著，他的臉就鐵青了，他的脖子卻漲得通紅。走出辦公區前往監舍時，連有人叫他都沒聽見。

不巧又在辦公室遇見了缺牙老吳。老吳是跟杜湘東搭伴的，原則上是一老帶一新，實際卻成了新的兜著老的。活兒都是杜湘東幹，夜班也都是杜湘東值，老吳呢，不是平穀的媽生病就是延慶的丈母娘有事兒，病假事假輪著泡，好不容易在所裏待幾天，還有多一半的時間在喝酒。用所長的話說，郊區農民的幾大缺點，奸懶讒滑，這人算占全了。更讓人受不了的是他那張嘴，愛說風涼話，還沒眼力見兒，逮誰踹誰窩心腳。當他看見杜湘東的臉色，反而嘶嘶漏風地笑了，缺了一顆門牙如同吹哨兒：“沒調成？”

杜湘東沒說話。

老吳又說：“你就是太嫩。跟他們丫鬧去呀。”

杜湘東還沒說話。

老吳接著說：“也怪你找錯了人。你要是跟局長的閨女結婚，早他媽回北京了。非找一冷庫妞兒，原地凍上了吧。”

杜湘東想，再忍一句，就一句了。

不想老吳又來一句：“不過局長有閨女也看不上你呀。現在知道自個兒是誰了吧。”

杜湘東腦子嗡了一聲，抄起桌上的工作記錄本，就要朝老吳摔過去。後麵的動作也設計好了：趁著老吳抬手捂臉，他可以跨個側步，一手鎖住對方的脖子；再接著，他既可以用拳頭把老吳的缺牙麵積擴大幾顆，還可以使個“德勒哈”讓老吳屁股著地。至於後果，他不管了，愛記處分就記吧，開除也無所謂。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那麽當個摔得帶響的破罐子也比窩窩囊囊地憋悶著強。

然而那套教科書式的擒拿動作還沒使出來，天花板上的喇叭卻響了：“十七、十八監接人。”

這才想起，他負責的監舍昨天剛空出兩個鋪位，今天又要送進來兩個新的。走的是一個搶劫犯和一個投機倒把分子，塞上火車拉到新疆去了，來的據說是倆盜竊犯。剛才在辦公區有人叫他，估計就是要說這事兒。杜湘東把記錄本往桌上砰地一摔，狠狠瞪了老吳一眼，終於還是正了正大簷帽，出門。一邊快步走著，心裏的火兒還在騰騰亂躥。知道自個兒是誰了吧，知道自個兒配幹什麽了吧。他也就配接犯人、看犯人、押著犯人車象棋子磨冰棍棍兒，而且還幹得這麽令行禁止，比警犬都聽話。

到了看守所正門，犯人和押送犯人的人已經等在登記處了。來的不僅有管片民警，還有南郊一家工廠的負責人。經過簡單介紹，杜湘東得知這倆案犯是在實施盜竊時被廠保衛科當場抓獲的，不僅“性質特別惡劣，金額特別巨大”，而且“死不悔改，負隅頑抗”。說這話時，保衛科的副主任，一個滿臉橫肉的胖子指著頭上的紗布控訴，他的腦袋被開瓢了。他代表廠方要求看守所對案犯“嚴加管教”，進而又說有關領導會親自過問這事兒。

杜湘東頂了他一句：“你是說我們平時管得不嚴了？”

“那倒沒有，我的意思是，你們得格外……”

“進來都一樣，人我領走了。”

接著喝令倆犯人從牆根站起來，跟他去照相、剃頭、換衣服。一套程序走完，已經快到飯點兒了，杜湘東又領著他們前往監舍，正式收監。直到這時，他都沒有認真看過這倆人。這其實也不是他的習慣，而是因為他今天心情惡劣，不想看任何人。他隻是得到了個籠統的印象，那就是這倆犯人都很年輕，甚至比他還年輕。監舍裏的那條走廊陰暗幽深，一個人走四處都是回聲，人一多就像成群的牛馬在搗蹄子了，此外還有犯人手銬嘩啦嘩啦的響動，這就讓杜湘東心裏更加嘈亂。偏在這時又出了狀況。當他來到監舍門前，正要伸手摸鑰匙時，身後突然響起了撕心裂肺的哀鳴：“我不該在這兒呀。”

回頭一看，倆犯人中比較矮、比較瘦的那個蹲在了地上，雙手捂住了臉，其中一隻手還包著厚厚的紗布。他嗚嗚哭著，另一個壯得多也高得多的犯人卻把頭扭向一邊，一張臉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倆人在燈下投出一長一短的影子。

杜湘東就是在這時情緒失控的。你不該在這兒，我就該在這兒嗎？他跨過去，揪著那個正在痛哭的犯人的後脖領子，把他拽起來，抬手就是一個耳光：“認命吧你。”

這是杜湘東從警以來第一次打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