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廢帝訓政
1.廢帝風波
修建三海本是光緒帝和醇親王為慈禧準備的五十歲壽禮，花費了巨額銀兩，慈禧卻沒有在三海中的任何一處住過，反倒南海瀛台最後成了光緒帝的 “監獄”。
瀛台四麵環水，北麵有一木橋與陸地相連，其中心建築為涵元殿，雖比不上紫禁城，但也富麗堂皇，恢宏大氣。光緒帝在戊戌政變那天恰好住在瀛台的涵元殿，被軟禁後，光緒帝的活動僅限於該地，從此瀛台成為囚禁他的一座 “水牢”，使他變成一個不戴枷鎖的 “囚徒”。
皇帝突然被囚，慈禧總得給天下人一個交代。要殺要留，都得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她找了很多證據，包括從光緒帝寢宮和養心殿搜查到的資料，她要讓光緒帝心服口服。政變第二天，即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七，慈禧趕至南海勤政殿召見光緒帝，對他進行突擊審訊。這次審訊是逼迫光緒帝表態，承認康有為等人為亂臣賊子，並下旨捉拿。光緒帝心如刀絞，卻又無可奈何。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維新誌士，此番要他論罪後再親自下旨捉拿，他如何能做到！但是，麵對咄咄逼人的慈禧太後以及強大的後黨集團，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張蔭桓口述而成的 《驛舍探幽錄》記載：“呈與皇上，皇上轉呈太後閱畢，仍遞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視軍機諸臣子，躊躇久之，始發下。”
慈禧將光緒帝囚禁起來後，要殺掉或廢掉光緒帝可以說易如反掌，但她心存隱憂，不敢草率從事。政變後南方各省民眾的情緒極不穩定，隨時可能發起示威反抗活動甚至暴動；而且歐洲國家對光緒帝的改革持同情態度，列強很有可能以此為借口再派大兵壓境。國內外的形勢使慈禧意識到自己必須小心謹慎才不至於惹禍上身。八月初，整個京城流言四起，稱光緒帝活不過這一年。對光緒帝是殺是留，慈禧糾結了很久。
皇帝掌握天下人的生殺大權，而慈禧則掌握著皇帝的生殺大權。但無論是殺是留，慈禧都得先讓光緒帝認罪，所以她多次組織大臣圍攻和訓斥光緒帝，羅織罪名，逼迫他認罪。晚清民國時人蘇繼祖在 《清廷戊戌朝變記》中較詳細地記載了政變第二天早晨光緒帝慘遭圍攻和訓斥的場麵：
這一天，慈禧把慶親王奕劻等王大臣召集至勤政殿，令光緒帝跪於案旁，並置竹杖於座前，營造出威嚴的氣氛。然後，慈禧對跪在麵前的光緒帝厲聲嗬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你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任，你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何物康有為，能勝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祖宗所立之法？你何等昏聵，不肖乃爾！”慈禧在群臣麵前，將 “離經叛道”“變亂祖法”等罪責加在光緒帝頭上，在慈禧的怒罵聲中，光緒帝成了不折不扣的 “敗家禍國”之首！
光緒帝伏地哭求太後寬恕自己的魯莽之舉，但並不認罪，慈禧很不滿意。八月初八，她又將群臣召集至勤政殿，繼續對光緒帝大加斥罵，並對從皇帝寢宮、書房和康有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條訊問，逼迫光緒帝認罪。在慈禧的威勢下，光緒帝不僅認了罪，還率領百官到勤政殿向太後行三跪九叩禮，懇請太後訓政，慈禧見目的已經達到，便裝模作樣地答應了。
懇請太後訓政的詔書是在政變當天，由慶王、端王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的，大意是說，現在國事艱難，朕日理萬機、公事繁忙，皇太後已經兩度垂簾聽政，辦理朝政盡善盡美，為了國家大計，懇請太後重新訓政。如果太後同意訓政，將是天下臣民的福氣。而光緒帝本人對這份詔書的內容一無所知。之所以舉行這個儀式，隻是為了表示太後訓政是光緒帝所請，合乎祖宗規矩。從此以後，光緒帝對任何政事都一言不發。
這樣宣布訓政在程序上似乎沒有什麽問題，但稍一分析就會發現很大的漏洞。因為訓政的基本前提是皇帝年幼，而此時光緒帝已經結婚且名義上親政十餘年，政治曆練足夠，思想也已成熟，根本不需要後宮參政。慈禧當然也想到了這一層，但一時之間到哪裏去找一個符合要求的小皇帝呢？所以，作為緩兵之計，慈禧在八月初十又以光緒帝的名義頒布了一道尋醫上諭：“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毋稍延緩。”慈禧通過這道諭旨意在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生病已四月有餘，太醫久治無效。既然連太醫都無計可施，一定是病得很重；遍召天下名醫速來京城，“毋稍延緩”再次告知天下，皇帝病重矣。顯而易見，慈禧 “以帝疾作，宣示中外”，將一個本該是宮中的秘密公之於眾，且令太醫捏造脈案，故意製造出光緒帝大病且不能理政的緊張氛圍，這樣，太後第三次訓政就有了正當的理由。
緩兵之計給了慈禧足夠的時間在朝廷中重新布局。不過，既然皇帝隻是生了病，意味著太後訓政是臨時應急措施，遲早還須歸政。人們眼下相信皇帝生了重病需要數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治療，但慈禧的本意並不在此，她要廢了光緒帝。
在實施廢掉光緒帝這一計劃之前，慈禧進行了必要的試探。光緒二十五年 （1899）冬，慈禧召集軍機大臣、各部尚書、內務大臣及幾大王公入見，商議廢立之事。她試探道：“今之上立，國人頗有責言，謂不合於繼嗣之正。況哀家立之為帝，自幼撫養，以至於今，不知感恩，反對哀家種種不孝，甚至與南方奸人同謀陷害哀家，故起意廢之，選立新帝。”她表明廢立的原因是光緒帝 “不孝”，試圖 “陷害”她。軍機大臣孫家鼐聽了勸解道：“臣請太後勿行廢立之事，如果執意廢帝，恐怕激起南方變故。”慈禧聞言大為不滿，慍色道：“這既是國事，也是我愛新覺羅氏一族的家事，兼召漢臣，不過是為了體麵。”可見，在慈禧看來，大清的國事其實就是她自己的家事，家事與國事無異，皇帝的廢立完全可由她自行定奪，與他人無關。
隨後，慈禧讓榮祿代她征詢朝廷中最有權威的兩位漢族大臣——劉坤一和李鴻章的意見。李鴻章表示此舉不妥，他說：“時局動**，天下易主，太過危險，請太後三思後行。”至於 “太過危險”的原因，他進一步解釋道：“老臣以為此事斷不可行。第一，貿然廢帝必會招致列強的幹預；第二，朝中王大臣多是愛新覺羅後裔，一旦太後登基，勢必玉石俱焚；第三，光緒皇帝是國家的象征，在老百姓心目中頗有威望，如果強行廢帝，勢必引發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
由此看來，直接廢黜光緒帝很難實行，慈禧還須另想別的招數。對慈禧來說，皇位何時奪和怎樣奪，全看自己安排，她所要費心的隻是怎樣使廢帝計劃變得理所當然、順理成章。
經過苦思冥想，慈禧終於想出一個 “好辦法”：光緒帝沒有子嗣，如果在有愛新覺羅血統的孩子中，給 “生病”的光緒帝找個繼子，那麽 “廢舊立新”有依據了。根據 《崇陵傳信錄》中的記載，慈禧問榮祿此事如何，“榮曰：‘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承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太後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二人不謀而合。於是，為光緒帝物色繼子，冊立大阿哥就成為當務之急。
冊立大阿哥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首先，必須是近支宗室，且必須在 “載”字輩之下的 “溥”字輩中挑選；其次，皇嗣品質必須良正，是可造之才。然而，清王朝自雍正帝開始已不立太子，其因在於 “康熙末年，諸皇子陰謀奪嫡，理密親王(1)再立再廢，諸子各樹黨羽，互相傾軋，聖祖因此憂憤而殂。泰陵(2)既已智數登大寶，有鑒於前，遂垂永不建儲之諭，臣下有請者立斬”。但這條祖製對慈禧並沒有足夠的震懾力，特事特辦，不正是革新嗎？
這是慈禧第三次物色皇帝，已經輕車熟路，可以隨時給相關的王公大臣以暗示。王公大臣們環顧近支宗室子弟，找出幾個有資格的人選，最終慈禧選中了端郡王載漪的次子溥儁。載漪是道光帝之孫、惇親王奕訁宗之子，後來過繼給瑞敏郡王奕誌 （嘉慶帝四子瑞親王綿忻之子）為嗣，承襲郡王爵位。他自幼好武，曾統領過由八旗子弟組成的神機營。在宗室子弟紛紛鑽營文職謀求發展的時候，載漪卻熱衷於戰場拚殺，並在統軍過程中顯示了自己的才幹。載漪本來沒有什麽權勢，因慈禧後來疏遠漢臣，信任懿親，他才乘機幸進。在戊戌政變中，他堅決支持慈禧的行動，受到慈禧重用。載漪的福晉是慈禧之弟桂祥的三女葉赫那拉氏，所以溥儁既是慈禧婆家堂侄的兒子，又是慈禧娘家侄女的兒子，可以說是親上加親。此時溥儁已十四歲了，雖然性情暴躁，但也比較好控製。再說慈禧讓他治理朝政顯然還需要修煉、見習很長時間，留給慈禧訓政的時間還是較充裕的。
光緒二十五年 （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頒諭宣布 “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預定於庚子年元旦光緒帝舉行讓位典禮，改元 “保慶”。慶親王奕劻念完上諭後，一旁默默不語的光緒帝馬上摘下戴在頭上的紅絨結頂貂帽，親手給溥儁戴上。溥儁向光緒帝叩了三個頭謝恩，同時又轉過身對慈禧行同樣的大禮，一時間，大殿上全是恭賀老佛爺的聲音。看著眼前的情景，慈禧滿心歡喜——她又奪權成功了。七天後，慈禧派溥儁代光緒帝行禮，並將他接入宮中，暫居弘德殿。
然而，慈禧的廢帝之舉很快遭到多方勢力的強烈反對，很多人公開揭露慈禧立嗣廢帝的陰謀和真實用心。保皇派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讓慈禧難以招架。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一家報紙將慈禧決定 “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的諭旨公開發表。上海的電報總辦經元善(3)聯合上海維新人士和紳商一千二百餘人，發出反對 “己亥交儲”通電，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此事公開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反對立儲的通電、公告如雪片般飛向北京。慈禧起初並不在意，後來禦史餘誠格(4)的一紙參奏使她勃然大怒，她下令全國通緝經元善，查抄其家產。經元善被迫遠走澳門。
同時，在華列強反應強烈，紛紛提出抗議。外國公使皆不承認這位大阿哥，理由之一是他的父親載漪是義和團領袖。更糟糕的是，載漪火上澆油，偽造了一份勒令老太後歸政的所謂 “洋人照會”，令慈禧暴跳如雷。未久，慈禧以 “縱容義和團、獲罪祖宗”之名廢除溥儁大阿哥之位，讓他仍然歸宗於生父載漪。光緒二十八年 （1902），朝廷下令將載漪父子流放新疆，載漪父子逃到蒙古。
2.義和團運動的濫觴
慈禧剛開始第三次訓政，大麻煩便接踵而至。當時，以救亡圖存為宗旨的維新變法運動慘遭失敗，中華民族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麵前，各地民眾出於樸素的愛國情感，掀起一場又一場反帝風暴，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就是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源於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一帶的民間秘密會社，原稱 “義和拳”，參與者被稱為 “拳民”，也被貶稱為 “拳匪”。事實上，義和團的門派和拳民構成很複雜，一般認為其中包括傳播武術的民間團體，如義和拳、梅花拳、大刀會，也有許多白蓮教教徒以及地方鄉團組織。其發動者和參與者有土豪鄉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等，從而形成了一個龐雜的團體。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他們打著 “反清複明”的大旗，反對清朝統治，遭到了清廷的無情鎮壓。
在兩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勢力不斷侵入中國，洋人耀武揚威地出入於沿海各省的開放商埠，並通過武力入侵和不平等條約，迫使清廷同意解除教禁。獲得傳教權利的西方傳教士四處活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外國傳教士出行傳教或坐轎或坐車，有護兵馬弁跟隨，進村三聲炮，很是威風。有些不法傳教士仗著領事館的庇護勾結惡霸地主、地痞流氓，霸占田產，敲詐勒索，行凶殺人，罪行累累。受到洋人欺壓的老百姓的民族意識漸漸覺醒，將鬥爭對象由清廷改為洋人。
為了樹立拳民的信念和強化拳民反抗洋教的決心，義和團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蒙上了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他們通過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他們相信鬼神附體，畫符、吃符，符揣在兜肚裏，掐指念咒，就可以 “刀槍不入”。在眾多團體組織中，有一支組織以婦女為主要成員，她們穿著紅衣紅褲，手裏拿一盞紅燈，四處遊說，揚言洋人的槍炮雖厲害，隻要經紅燈一照，它們自會炸裂。在這一言論的催化下，“紅燈照”傳遍了山東。
山東是義和團的主要發源地。光緒二十三年 （1897），德國強占膠州灣，並強行把山東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隨後，外國傳教士紛紛進入山東各地，修建大小教堂一千多個。許多地主豪紳倚仗教會的勢力，大肆搜刮民財，激起民眾的義憤。是年夏，山東冠縣梨園屯的村民與教堂因土地糾紛發生衝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人邀請，前往援助。不久，趙三多將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光緒二十四年 （1898）九月十二日，趙三多等人在冠縣梨園屯蔣家莊馬場豎起 “扶清滅洋”的旗幟宣布 “起義”，但因清軍鎮壓而失敗。
光緒二十五年 （1899）春，山東平原縣城南杠子李莊的李長水、楊傳文等人從高唐縣華莊請來一個名叫華祿財的拳師，在李長水家中設拳場，練拳習武。杠子李莊的天主教徒李金榜則請來神甫宣傳洋教，似乎有對壘的意味。拳民見李金榜等人信了洋教，順從洋人，很不服氣，又請義和拳首領朱紅燈，以茌平縣五裏莊為中心，開展神拳練武活動，反對洋教。五月間，朱紅燈、心誠和尚率領茌平、禹城、高唐、長清交界地區的拳師來到平原，先後在北堤、杠子李莊設拳場，表演拳術、刀槍，發動拳民與洋教鬥爭，同時利用發傳帖的方式發動周邊村莊的農民加入義和拳。於是，拳民聚眾北堤，破壞小魏莊的兩處教堂，殺了幾個洋教士，並豎起 “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洋人吃了義和拳的虧，便向督撫交涉，巡撫毓賢敷衍幾句便應付過去了，但洋人不肯罷休，進一步向清廷施壓，清廷隻得命平原知縣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往鎮壓，但被義和團打敗。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 “平原起義”。
山東巡撫毓賢之所以不認真對待傳教士的訴求，並非出於膽小怕事，隻是對教會和洋人比較反感。不久，清廷加派候補知府袁世敦等人前來鎮壓，擊敗義和拳。其後，清軍遊擊將軍馬金敘活捉了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但毓賢仇視外國侵略者，對民眾反洋教的鬥爭比較同情，認為 “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提出撫剿並重之策，還罷免了蔣楷、袁世敦等人的職務。他給朝廷上奏說，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 “改拳勇為民團”；並明確說義和拳就是 “義和團”，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建議朝廷采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策略。此外，他還向朝廷申訴，認為民教矛盾的責任在教會一方。
就這樣，有了地方巡撫的默許後，義和團的威勢越來越大，洋人異常恐慌，常常一聽 “義和團”三字便嚇得失魂落魄。是年冬，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毓賢被清廷先免職後改任山西巡撫。袁世凱接任山東巡撫，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
袁世凱一到任，馬上發布了 《禁示義和拳匪告示》，稱凡是練拳或讚成義和拳的，一律殺頭。他首先對義和團大本營進行了一次突襲，把義和團打得 “落花流水”，一部分首領死於亂軍之中，另一部分則拚命殺出重圍逃脫。接著，袁世凱又痛剿山東地區的義和團，消滅了十多個地方團體。
然而，此時山東的義和團已成氣候，骨幹拳民超過七千人，參與者已達十萬人以上。河北、天津、北京等地也出現了義和團，而且發展迅猛。負有剿滅 “拳匪”之責的直隸總督裕祿見義和團打著滅洋旗幟，同情他們，還請拳民首領到督署做客。
權貴集團看到 “民心可用”，不少人轉而 “同情”、利用義和團。慈禧見義和團聲勢浩大，難以剿滅，便也開始重點關注義和團。這個時候，毓賢、載漪等人上奏朝廷，倡言不能忽視民團的價值。
慈禧看了毓賢的奏折後，特意召他入覲。毓賢早與端郡王載漪串通一氣，稱 “東省拳民，技術高妙，不但刀兵可避，抑且槍炮不入”，這是皇天護佑大阿哥，特生此輩奇才，扶助真主。慈禧並不全信，又傳載漪問話。載漪回稟道：“老佛爺明鑒，奴才們欽佩莫名！但據山東巡撫毓賢密報，此事的確是真。毓賢心性忠厚，尚不致有欺瞞謊報之事。奴才愚見，不如飭直隸總督裕祿召集拳民數十人，先行試驗。果有異術，然後招募。”裕祿對義和團的信賴推崇與毓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慈禧左右盤算，覺得這是一股可以用來對付洋人的力量，更可能迫使洋人不再因廢光緒帝而對朝廷橫加指摘，便接受了毓賢的建議，下諭要各省辦理保甲團練，實際上等於承認義和團為地方武裝。各地貼出告示，將義和拳改稱義和團。這樣一來，義和團在北方地區迅速發展起來。他們打出 “扶清滅洋”或 “保清滅洋”的旗幟，口號雖不統一，但主要是接受清廷統轄，協助清廷與洋人對抗，並明確表示 “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 “洋”有關之人和物極端仇視。
光緒二十六年 （1900）春，慈禧對十多個國家的抗議置之不理，發布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大喜過望，除了向數千拳民發放餉銀外，他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在天津數處開壇聚眾。山東拳民大受鼓舞，紛紛湧入直隸。一時間，從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杆等 “洋物”。由於有了清廷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涿州知府衙門也被三萬名拳民占領。
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及順天府府尹趙舒翹(5)到涿州調查。剛毅、趙舒翹趕到涿州時，適逢地方官緝捕 “拳匪”，已拿住數十人。剛毅立刻下令放人，趙舒翹隨聲附和。剛毅在涿州巡行了一圈，收獲頗大。回京後，他向慈禧報告說 “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慈禧心想，既然諸臣都稱讚義和團神勇，可以利用，何不借其手給外國人一點顏色瞧瞧呢？於是，清廷對義和團的政策由維護改為招撫。慈禧派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去招撫義和團，想利用義和團來牽製洋人，義和團隨後改名為 “虎神營”。
是年春夏之交，義和團拳民總數已有二十多萬。他們湧入天津後，許多傳教士、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 “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義和團的邏輯很簡單，一切帶 “洋”字的東西，皆應被毀。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 “乖戾之天性所好”。而有用洋物者 “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
接著，義和團 “乘勝”開進京城。伴隨著義和團的香火繚繞，北京的天空布滿陰霾。義和團進京後變本加厲，不僅攻擊洋人、所有與洋人有關的人，還損毀所有帶洋字的物品。在京城，曾有六位學士倉皇逃竄，隻因隨身帶有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 “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於非命；甚至有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他們揚言要 “拆毀同文館、大學堂，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 “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義和團宣稱要殺 “一龍二虎三百羊”，其中 “一龍”指光緒帝，“二虎”指主持洋務的李鴻章、張蔭桓，“三百羊”則指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派三百人，他們還一度衝入宮中要捉拿光緒帝。董福祥受端郡王載漪暗中籠絡，其武衛後軍名義上是和義和團聯手抵抗洋人，實際上卻加入燒殺搶掠的行列，肆意奸殺婦女，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而載漪竟奏請朝廷降旨，嘉獎拳民和董福祥軍。
是年五月初一，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有感使館區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十七艘外國戰船增援。三百餘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在五月初四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防衛使館區。另有近九十名德國及奧地利陸戰隊員在五月初六抵京。五月十二日，慈禧調京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天壇和先農壇附近。董福祥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經聯絡，義和團拳民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人。
五月上旬，拳民湧到正陽門內東交民巷，把各國公使館團團圍住，日夜攻打。各國公使一邊拚命防守，一麵谘照總理衙門，嚴詞詰問。總理衙門此時已歸端郡王載漪管理，故而對所有洋人公文一律擱置不理，導致正陽門千餘家商鋪被焚。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遭武衛軍槍殺，被開腹剖心。載漪聞訊興奮得大叫：“殺得好，殺得好！”各國公使見總理衙門無意出麵解決此事，隻能一邊閉門自衛，一邊向本國緊急求援。
五月十三日，駐天津的各國公使組織兩千人的聯軍，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已被拳民破壞，聯軍受阻於楊村、廊坊一帶，對清兵及義和團作戰不利，西摩爾隻得下令退回天津，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團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五月十五日，義和團拳民在京城燒毀孝順胡同亞斯立教堂、雙旗杆倫敦會、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等十一所教堂。有三千二百餘名天主教徒逃入有四十二名法兵駐守的天主教北堂，兩千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董福祥受命率部強攻。
五月十八日，前門一帶上千家商鋪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二十四家鑄銀廠也被燒毀。拳民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院被當成集體處刑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還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平民為白蓮教教眾而大肆殺戮。不僅平民百姓遭此大難，朝廷官員中凡涉及洋務的，如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內閣侍讀學士聯元、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等人，也因直言上諫剿滅義和團激怒了慈禧及其他權貴而被砍頭抄家。
北京街頭到處是屍體，很多婦女兒童暴屍於野。李希聖在 《庚子國變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煙焰漲天，紅巾左握千百人，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在此期間，慈禧放任不管。
此時，聯軍繼續從天津大沽口向京城增兵。五月二十二日，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擬到總理衙門尋求保護，途中遭到清兵伏擊。洋人知曉此事後十分恐慌，不知道義和團和清軍到底要幹什麽，於是增派軍隊對義和團進行反擊和鎮壓。他們除了槍殺義和團拳民外，沿途也不加分辨地濫殺百姓，燒毀村莊。至此，局勢失控。
3.“庚子事變”的朝廷
就在慈禧處心積慮地廢帝立儲，借義和團的勢力震懾外國勢力時，外麵戰事已起，清廷內外處處不平靜，紛爭不斷。
慈禧第三次訓政後，用強硬手段挫敗了帝黨新政，但是她依然認為自己的執政地位麵臨威脅。為了徹底隔絕光緒帝與外界的聯係，在政變後的幾天裏，她把過去侍奉光緒帝的太監全部發落，或處死，或充軍，無一幸免。後妃之中，她更是對珍妃痛下狠手，施以杖責，並撤去簪環，軟禁於鍾粹宮後的景祺閣冷宮中。
光緒帝被囚禁在瀛台不僅不能理政，連平時的生活起居也受到限製，比如吃的飯菜要等涼了才能吃，即便寒冬臘月也是如此，光緒帝在此期間，受盡折磨。據說光緒二十四年 （1898）冬季，南海水麵已經結冰，一天，光緒帝微服出行，誰知剛走出不遠便被守門人發現，侍衛跪下請他返回。事後，慈禧命人把水麵的冰鑿開，並加派侍衛，以防光緒帝逃走。
光緒帝已然喪失了希望。慈禧雖然看到了國內輿論的反抗，也感受到列強的強硬態度，不能不有所顧忌，但她依然堅持認為自己作為清朝的主宰者，廢立皇帝純屬 “家事”，所以隻是對廢帝計劃進行調整，暫緩廢帝。
在正式宣布傳位給新帝之前，光緒帝仍不得不扮演好 “傀儡天子”的角色，每到重要節日都被 “請”出來主持祭祀大典。按清朝禮製，元旦、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祭祖等，都要舉辦典禮活動。其中，每年的祭天典禮皇帝必須親臨。光緒二十四年 （1898）冬至日，光緒帝主持了他被幽禁後的第一個大祀典禮。頭天下午，榮祿率隊護送光緒帝出西苑，前往天壇。次日日出前，齋宮鳴太和鍾，皇帝起駕至圜丘壇。圜丘壇東南燔牛犢，西南懸天燈，煙雲縹緲，燭影搖紅。光緒帝神色黯然，完成這個莊嚴隆重的儀式後，他又將被關回那個孤寂幽冷、象征恥辱的瀛台涵元殿。此後，光緒帝的作用也僅限於出席此類典禮活動，充當大清 “門麵”。
慈禧這次訓政，皇帝缺席，但她卻可以繼續用光緒帝的名義發號施令，獨斷朝廷大事。她首先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 “正名”，要向朝中大臣、外國使節證明，她發動的這樣一場政變是正確的、正當的、完全有利於朝廷的。糾錯的辦法是全盤恢複舊製。光緒二十四年 （1898）八月十一日，慈禧在諭旨中說，現在時事艱難，一切改革事宜應該斟酌考量。八月二十四日，她下令恢複科舉製度，裁撤農工商總局。九月十八日，武舉考試恢複。如此一來，維新變法的成果可以說**然無存。慈禧的第二步是鏟除那些冒犯、反對她的人，然後將她的心腹安排到重要職位上。任何皇親國戚，不管官居何位，如若存二心，不忠於朝廷、不支持她，都會受到嚴懲。滿族親王若有謀反動機和言行，都很難逃過慈禧的 “法眼”。
戊戌政變後不到一年，慈禧就將支持維新變法的漢臣和帝黨清除殆盡，重用王室宗親和滿人。朝中大臣之間的鉤心鬥角、拉幫結派越來越明顯，對權與利的爭奪越來越激烈。
在戊戌政變中大撈好處的無疑是榮祿、袁世凱等人。早在光緒二十四年 （1898）五月，慈禧就擢升榮祿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控製京津地區，並掌控人事任免權。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簡榮祿為欽差大臣，節製宋慶所部毅軍、董福祥所部甘軍、聶士成所部武毅軍及袁世凱所部新陸軍，統率督練各軍。十月二十四日，榮祿奏請練兵籌餉，將毅軍、甘軍、武毅軍、新陸軍整合起來，分前、後、左、右四軍，各駐防地；榮祿自募一支中軍，駐南苑安營操練，確保京畿安全。
光緒二十五年 （1899）二月二十日，榮祿在北洋新軍的基礎上創立武衛軍，同時奏請獎勵各軍。袁世凱的新陸軍訓練三年，卓有成效，經榮祿奏保，袁世凱因 “勤明果毅，辦事認真”，奉上諭 “著交部從優議敘”。新陸軍則改稱 “武衛右軍”，拱衛京津。
事實上，政變後的滿漢矛盾、新舊矛盾、朝廷與地方督撫的矛盾，彼此交織，異常突出。後黨內部，榮祿與剛毅在軍機處明爭暗鬥，對時局影響甚大，緊緊追隨榮祿的袁世凱也受到波及。
光緒二十五年 （1899）春，山東巡撫張汝梅被參劾。圍繞此事，榮祿、剛毅兩派針鋒相對。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秉和率先發難，參劾張汝梅奉職無狀，縱容義和團，並含沙射影地攻擊榮祿。在奉旨回奏時，陳秉和更明確指出，張汝梅與榮祿 “相交甚密，至其往來交通，事情曖昧”。參劾疆臣，牽連樞臣，顯然事有根源，其幕後主使便是剛毅。對此，榮祿進行了反擊，陳秉和隨後遭到上諭嚴厲斥責：“榮祿由西安將軍於光緒二十年八月來京，張汝梅於二十一年正月由陝西臬司簡放陝西藩司，其護理巡撫則在是年四月，斯時榮祿早已在京供職。所稱往來交通情密，更可不辯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見即有密交曖昧之事？”因 “信口捏造”，陳秉和被傳旨 “申飭”。
但陳秉和的奏折中還有一條是批評張汝梅派差時任用子侄親戚，如“袁保純之委銅山鹽務，袁世敦之委帶營務”等，指責他們 “狼狽為奸”。袁世凱因叔父袁保純、弟弟袁世敦而牽涉其中。朝廷派戶部右侍郎溥良(6)查辦此案，經過多日細查，溥良奏稱，張氏所說 “尚無不合”，“唯該員等究係該撫子侄之親戚，雖例無應行回避明文，該撫當援照李秉衡(7)成案奏明請旨遵行，似不應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張汝梅還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如此一來，榮祿與剛毅打成平手，但這並不是什麽好事，隻意味著鬥爭將繼續下去。此案牽涉榮祿、袁世凱甚至李鴻章，清廷內部開明與守舊陣營的對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東查案的溥良也屬剛毅一派。二月初三，朝廷將長期在山東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寧將軍毓賢調任山東巡撫，張汝梅開缺聽候查辦。後經溥良複奏，稱張汝梅在山東巡撫任內，於捕務 （懲辦義和團）、賑務、河務辦理未能盡善，雖無廢弛、欺飾情形，但用人不當。慈禧上諭將張汝梅降二級，另候簡任；同時命新任巡撫毓賢對袁保純、袁世敦等人 “才具是否稱職”，隨時 “察看”。這個結局恰巧反映了剛毅等人的態度，他雖然一無所得，但內心充滿了勝利的喜悅。
榮祿、袁世凱朝中權勢日盛，但在留用徐世昌一事上受阻。三月十四日，袁世凱以營務繁重、佐理需才為由，上奏請求丁憂服滿的翰林院編修徐世昌繼續留在營中效力，並請求 “免扣資俸”。他列舉翰林院檢討宋育仁(8)奉旨回籍辦理商務、在籍編修範仲垚奏請調充豫省中學堂總教習，均獲特旨準其 “原資原俸，免其截扣”，希望可以援例恩準。但是，上諭僅同意繼續留營效力，“不扣資俸”的要求被拒絕。三月二十七日，與剛毅關係密切的山西監察禦史彭述(9)上折呼應，對此舉大為讚賞，並請飭部將奏調滯留在外當差之京員與候選人員一並明定章程，不準免扣資俸，避免某些官員 “假公濟私”，以為 “巧宦之階”。顯然，這是針對袁、徐的嘲諷，幕後仍有剛毅的支持。
就在朝廷內部紛爭不斷的時候，西方列強的侵華活動也日甚一日。光緒二十五年 （1899）正月，意大利效仿英、德、俄等國，趁火打劫，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門灣，並派軍艦在杭州灣一帶遊弋。二月初六，清廷命兩江總督劉坤一、浙江巡撫劉樹堂全力布置防範。
二月二十日，德國軍隊也借故從山東青島出發，滋擾日照、蘭山等地。朝廷急命張汝梅、毓賢飭總兵夏辛酉(10)兼程前往，相機行事。一個月後，朝廷又以山東德軍情形叵測為由，讓新任山東巡撫毓賢揀派將領，嚴密布置，預占先機，甚至不惜以陸上應戰來阻止德軍進犯。同時命袁世凱率兵前往德州，以 “彈壓匪類，保護教民”。在上諭下發的前一天，榮祿寫信給袁世凱密授機宜：
蔚廷仁弟大人閣下：十九日差弁來，接奉手書，備悉一是。電報亦閱悉。近日如有探電仍望速示，緣上時常問詢盼念也。洋員巴森斯所述各節，昨已另繕節略，恭呈禦覽，當奉慈諭一切雲雲，此早遵即將致吾弟之函又複呈覽，奉諭即行達知。茲特將原稿二件抄呈，希即遵旨辦理，望即答複以便複奏。是為至要。吾弟於接奉後應帶隊伍若幹，約於何日起行，均隨時示知，以備垂詢。在上意似不動聲色，以免德夷知之，借為口實，故不由樞府、總署傳知耳。尚望秘密為妥，倘將來該夷沒有蠢動，亦須飛電達知，以便請旨遵辦，切勿造次。轉恐外人有所借口，則不妙也。至於該夷一切舉動、情形，務望多發偵探，隨時電兄知之。或專書亦可，萬一有戰事，兄必即來為吾弟接應耳。總之，時勢如此艱窘，原不敢輕於言戰，然設時逼處，此亦不得不較量短長也。老弟明珠在抱，自然措置裕如，不致操切也……
榮祿頓首
廿一日亥正三刻燈下
這封信是袁世凱與榮祿交流對策的確證，透露出榮祿隨時將從袁世凱那裏獲取的情報直接稟報慈禧，並繞過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直接傳達旨意的內情。剛毅之所以嫉恨榮、袁二人，是因為他覺得自己作為軍機大臣的權力被剝奪了，所以他在義和團的剿撫問題上持截然不同的態度。
在權臣中，袁昶和許景澄之死也反映出朝廷內部鬥爭的激烈程度。光緒二十六年 （1900）五月十八日，總理衙門大臣袁昶在連上二疏請求剿殺拳 “匪”無果後又許景澄冒死聯名上書，彈劾大學士徐桐、剛毅、啟秀等人，並暗指載漪等皇親袒護義和團。他們向慈禧力諫剿滅拳民，誅殺縱 “匪”禍首以退洋兵，保全社稷：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於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之奇災。昔鹹豐年間之發匪，負隅十餘年，**十餘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踞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族，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為腹心之疾也。蓋發匪撚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查拳亂之始，非有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 “扶清滅洋”四字，號召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平之而有餘。
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為橫挑邊釁，以天下為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 “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內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月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拳匪仍以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為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後、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朝臣僉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國家三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為孤注之一擲，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間不容發，非痛剿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匪。方匪初起時，何嚐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嚐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為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眾。……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啟秀(11)、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貴議親為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為，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惶之至。
袁昶、許景澄言辭懇切地向朝廷建言將主張招撫義和團拳民的大臣治罪，殺掉那些 “匪首”，讓洋人退兵，勸請慈禧不可依仗拳民神功向列強宣戰，應 “與各國講信修睦”，而不可以天下為戲。
這時的慈禧還在為洋人反對廢帝而生氣，她怎麽可能聽得進逆耳忠言？五月二十日，她召開緊急禦前會議，討論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對義和團是剿還是撫，二是對八國聯軍是戰還是和。這兩個問題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如進剿義和團，必然與八國聯軍講和；若招撫義和團，必然與八國聯軍開戰。榮祿在會前對慈禧說，端郡王載漪呈奏的那份所謂洋人要太後歸政的照會是偽造的，此事由載漪主謀，由軍機章京連文仲起草。慈禧太後聽了非常生氣，階下垂手而立的載漪不敢吭聲，連忙退值。但慈禧並沒有深究載漪的責任，幾天後反而讓他全權代理總理衙門事務。僅此一點，就讓朝中官員清楚地看出慈禧的立場。
當然，袁昶、許景澄深知光緒帝的表態並沒有實際作用，他們也知道慈禧的真實意圖，並從慈禧及一些朝臣支持義和團圍攻教堂、使館的“千古奇事”中看出了事態的結局——必釀成大禍。奏折有違慈禧招撫義和團 “借禦外侮”的意旨，他們已經預料到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但還是冒死以諫。慈禧認為這是故意與她作對，挑戰她的權威。另外，內閣學士聯元、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等人也堅決反對義和團圍攻使館的不理智行為，對袁昶、許景澄二人的奏折表示讚同。慈禧一看有這麽多大臣反對自己，更加火冒三丈，加上徐桐、剛毅、載漪等人的反撲，慈禧很快下令處斬袁、許二人，理由是兩人 “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
慈禧之所以堅決嚴懲袁昶、許景澄，與載漪、裕祿、毓賢、剛毅、董福祥等人有很大關係，這些人都主張招撫義和團。尤其是載漪，早就因袁昶、許景澄反對立自己的兒子為皇儲，對他們懷恨在心。在慈禧宣撫拳民為義民、對列強宣戰之際，袁昶、許景澄又與徐用儀、立山、聯元一起表示反對，矛頭直指載漪，所以他必欲除之。
同時，這場鬥爭也反映出清廷的對外政策。慈禧向列強宣戰，不過是她的 “戀權癖”使然。她視國家的一切為私產，也視權力為家產，隻要能保住 “家產”，國家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拱手讓人。盡管她已知外交團照會是載漪偽造，但還是不滿外國勢力插手她的 “家事”，更不滿大臣站在光緒帝那邊。載漪等人正好利用慈禧的這種心理來剪除政敵。
光緒二十六年 （1900）七月初四午時，許景澄、袁昶被五花大綁，在一隊清兵的押送下由刑部大牢移至北京城南臨時搭起的一個刑場。他們遭到麻木無情的市民和狂熱的義和團員的唾罵，“殺死賣國賊”的口號一聲高過一聲。
袁、許二人死後，徐用儀、聯元和立山三人表示同情，結果也難逃厄運。行刑後，因為許、袁二人的家人不敢收殮，徐用儀出麵安葬了他們。載漪、剛毅等人得知後，立即授意一夥拳民闖入徐家，將徐用儀及其家人緊緊捆住，用亂刀捅死。接著，載漪、剛毅又指使拳民去聯元家中殺了聯元。聯元被殺後，載漪親率一隊拳民去 “收拾”立山。因為立山在廷議時說義和團神術多不靈驗，載漪便讓拳民把立山帶到設在其家門口的壇前焚表查驗。盡管查驗時紙灰上升，證明立山不是私通洋人的 “二毛子(12)”，但拳民還是不由分說將他押送至監獄。載漪、剛毅等人隻想借機鏟除異己，根本沒有考慮國家安危和百姓生死。
(1) 理密親王 （1674—1725），即愛新覺羅·胤礽，康熙帝第二子，雍正帝異母兄，清朝以及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經過公開冊立的皇太子。雍正即位後，被幽死於紫禁城鹹安宮。
(2) 泰陵：清世宗雍正帝及其皇後的合葬陵墓。此處代指雍正帝。
(3) 經元善 （1840—1903）：字蓮山，浙江上虞五驛鄉驛亭 （今浙江紹興市上虞區驛亭鎮）人。曾涉足洋務企業，熱心教育，創辦經正女學，開中國女學先河，晚年參與改良維新活動。
(4) 餘誠格 （1856—1926）：字壽平，安徽望江人，晚清大臣，戊戌政變時因是康有為登第時的主考官，一度遭貶。此後曆任山東監察禦史、廣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陝西巡撫、湖南巡撫。秉性剛直，在禦史任內三月共上七十餘道奏章，參劾時弊，一時名震京畿，有“餘都老爺”之稱。
(5) 趙舒翹 （1847—1901）：字展如，陝西長安 （今西安市）人，晚清大臣，曆任提牢廳主事、直隸司主事、刑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軍機大臣、順天府 （今北京）府尹。為官剛直不阿，不畏權貴，多次平反冤案，“直聲震天下”。
(6) 溥良 （1854—1922）：字玉岑，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帝六世孫，清朝宗室，曆任廣東學政、理藩院左侍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滿左都禦史、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等職。
(7) 李秉衡 （1830—1900）：字鑒堂，今遼寧莊河鞍子山人，晚清大臣，曆任廣西按察使、巡閱長江水師大臣。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後，從江蘇率兵北上，保衛北京，在楊村戰敗，退至通州後服毒自殺。
(8) 宋育仁 （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順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國公使參讚，考察西方社會、經濟、政治製度，積極策劃維新大計，提倡民主共和。回國後參加強學會，主講 “中國自強之學”。
(9) 彭述 （1854—1912）：字向青，湖南清泉縣城東郊彭家園 （今衡陽市珠暉區酃湖鄉解放村）人，晚清大臣，曾任翰林院編修及光緒帝的書法侍講，兼教皇族諸子弟。
(10) 夏辛酉 （1843—1908）：字紹襄、庚堂，山東鄆城人，晚清大臣，曾為左宗棠部下，參與平定新疆之亂。中日甲午戰爭中駐防登州，任水師長官。曆任兗州鎮總兵、登州鎮總兵、武衛軍先鋒左翼長、雲南提督兼幫辦北洋大臣、幫辦南洋大臣等職。
(12) 二毛子：當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國人，被統稱為 “二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