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百日維新
1.決意 “單幹”的光緒帝
甲午戰敗的次年 （1895）春，乙未科三千名會試學子在北京參加完會試，等待發榜。忽聞 《馬關條約》簽訂，其中有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白銀等喪權辱國的條款，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汪春源、羅秀蕙、黃宗鼎、葉題雁、李清琦等在京台籍人士聯名向都察院上書，強調 “無台地則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痛陳割讓寶島，台民 “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慘曷及”，表達將誓死抗日，“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這份奏疏使倡導維新思想的康有為深為感動。三月二十八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多字的 《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四月初八，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門前請代奏。當時凡是被征舉的讀書人進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備馬車來回接送，後來人們就用 “公車”作為舉人進京應試的代稱。所以，這次上書被稱為 “公車上書”。
康、梁在給光緒帝的這份上疏中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張。光緒帝看後十分感動，下諭抄送各省督撫，征求意見。
“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洋務運動到底能不能讓國家自強？甲午海戰慘敗僅僅是因為老佛爺修園子挪用軍費嗎？甲午戰爭帶來了怎樣的教訓？……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六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刊 《萬國公報》，數月後更名為 《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當然，康有為很清楚自己隻是一個剛剛授職的工部主事，人微言輕，要想拯救中國，必須找到一條能直接與皇帝對話的途徑；要想推進變法，沒有相應的高級職務是行不通的。他認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甲午戰爭以殘酷的事實，集中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強中幹，以最徹骨的 “創巨痛深”讓近代中國仁人誌士反省阻礙中國強國強軍的種種曆史積弊。梁啟超曾入木三分地評論道：“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
可是，在全國人民的一片譴責聲中，慈禧卻在頤和園心安理得地享樂。在修建頤和園時，慈禧命人將乾隆帝時期修造的一艘石舫也一並修葺，增建了木結構的二層洋式艙樓，並在兩舷加砌了圓形的明輪，使之形似一艘有動力的輪船，並取名 “清晏舫”，寓意 “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慈禧的這艘龍船，艙樓用上好的木料製成，艙頂雕成琉璃瓦樣，塗著黃漆，顯得金碧輝煌。艙室內掛著龍鳳呈祥的幔帳，設寶座，擺香爐。船頭高懸龍旗，兩條龍須一直垂至水麵，拖得老遠。慈禧遊園時，大批茶船、飯船、保鏢船、奏樂船不遠不近地跟在後邊，還要做出采蓮摘荷的樣子。傳膳時，李蓮英吹一聲喇叭，飯船迅速靠過來，一邊的小船上菜，另一邊的小船撤盤子。李蓮英紅旗一擺，奏樂船就一齊奏樂，為用膳的慈禧伴奏助興。即便已經知曉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裏依然歌舞升平。
此時，對好不容易才接管朝政的光緒帝來說，甲午戰敗無疑給了他當頭一棒。他痛感國運殤失、民族危亡在即，心情沉重地對慶親王奕劻說：“太後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他心灰意懶，朝廷大事也不願過問，依舊請慈禧垂簾親政，自己待在後宮，終日和瑾妃、珍妃尋歡作樂。這二妃雖是慈禧親封，但看到光緒帝寵幸她們而冷落自己的侄女，慈禧心裏很不痛快。瑾妃、珍妃哪裏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隻管盡己所能侍奉光緒帝。姐妹兩個中，珍妃年紀雖小，但性格開朗，活潑好動，好奇心強，對皇宮中的繁文縟節、呆板生活很厭倦。
光緒二十二年 （1896）的春暖花開時節，光緒帝帶著瑾妃、珍妃駕臨西苑。南海是三海中最小的一個，但卻有獨特的魅力。海中有島，四麵臨水，襯以亭台樓閣，像座仙島，故名瀛台。北海的瓊島上建有樓閣亭台，另有一座石橋，橋的南北兩麵豎著兩座華表，上麵刻了 “積翠”“堆雲”兩方匾額。瀛台在瓊島南麵，與中海的紫光閣隔水相望，層甍接天，飛簷拂雲，是避暑勝地和極佳的居住地。
出遊當天，殿上安排酒席，瑾妃、珍妃輪流把盞，光緒帝開懷暢飲，然後帶著兩位妃子來到紫光閣。侍衛、太監、宮女們也散落四處玩樂，一個個都很開心。光緒帝忽聽殿後一個宮女在唱小曲，聲音悠揚婉轉，於是傳諭內監點排幾首曲子聽。
沒想到內監剛安排妥當，慈禧就派人來傳口諭，請皇帝立馬回宮，太後已回紫禁城，有要事相商。這個口諭將光緒帝的興致一掃而光，珍妃見光緒帝一臉不高興，勸說道：“既然萬歲爺是出來尋樂子解悶的，不如聽完這幾首曲子再回去。”光緒帝有些動心，便聽了珍妃的勸，聽完曲子很晚才回宮，以至沒能見到慈禧。第二天，慈禧把光緒帝叫到頤和園樂壽堂，狠狠責備了一番，她說，清朝蒙受甲午慘敗之奇恥大辱，江山將傾，作為一國之君不知解危脫困，反而聽豔歌消磨意誌，實乃國人之不幸、朝廷之不幸。慈禧罵完後還不解氣，又借此事將珍妃降為貴人，以示懲戒。在慈禧的威嚴下生活了二十餘年的光緒帝非常清楚慈禧表麵溫和，實則手段強硬，心狠手辣。所以，即使心疼愛妃受罰，他也不敢袒護。
在治理朝政上，內外交困又處處受限的窘境使光緒帝難以施展才華，再加上朝臣大都是屍位素餐之輩，如果他不另辟蹊徑，終將難有作為，於是他開始尋求為自己和清王朝脫困的出路。
那段時間，慈禧多數時候都待在頤和園享樂，把 “爛攤子”留給光緒帝去收拾。表麵上，她不再過問朝中的很多事情，日子過得怡然自得、安逸舒適，似乎已經忘了剛結束的戰爭以及戰爭帶來的災難，日日有榮祿的妻子和固倫榮壽公主相伴。據稱，慈禧經常在昆明湖邊散步野餐，或欣賞戲劇，或到四周山上的寺廟膜拜，或吟詩作畫，過得逍遙自在。不過，她也要求軍機大臣剛毅、禮親王世鐸及時將紫禁城裏的一切事務向她匯報。由此看出，慈禧表麵上將朝政交還光緒帝處理，但實際上絲毫不放權。
光緒帝每周準時到頤和園向太後請安，以此表示對老佛爺的恭敬。他們的母子關係表麵上十分和睦，風平浪靜，但事實並非如此。軍機處和六部全都是慈禧的支持者，每次光緒帝頒發重要聖諭，他們必定要到頤和園征詢慈禧的意見。
自從珍妃遭貶後，光緒帝的性情發生了變化，他覺得自己實在太窩囊了，家事、國事全都做不了主，他決心改變現狀。初夏的一天，他把老師翁同龢請到禦書房，請教如何讓大清不再受外辱。他說：“我朝學習西夷已三十有年，結果還是被東瀛所敗，到底還有沒有法子讓我大清重振國威，不受辱於他國？”
翁同龢直言答道：“這麽多年辦洋務，我等得到的仍隻是皮毛，未見其骨肉。愚臣認為，自強首先要自我革新，有新意識才可能找到新路子。革新不是花大筆錢買外人的東西裝點門麵，而是要連骨帶肉一起移植過來。愚臣老邁無能，除此之外，恐難想出良策。”
光緒帝聽老師說到 “新”，頓時來了興趣，又問：“哪些是新意識？我朝當下該做何種革新？”這個問題難住了翁同龢，他還沒有深入思考過這類問題，隻得借用別人的觀點：“李中堂曾上奏陛下，說我朝正麵臨 ‘千年未有之變局’，愚臣想這變局大概是可能麵臨的變革，而維新是將辦洋務貫徹始終，由器至道，由軍事至政治文教，全盤西化，推行下去。雖然朝野開始對辦洋務發難，但錯不在洋務，而在辦洋務的人。”很顯然，翁同龢的這席話矛頭直指他的政治對手李鴻章。
此時的李鴻章因為簽訂了 《馬關條約》，正處在民眾口誅筆伐的輿論旋渦中，現在再談李鴻章的觀點似乎不合時宜。光緒帝又問：“老師有沒有這方麵的新人向朕推舉一二？”翁同龢想了想，回稟道：“愚臣那年做會試總裁之時，在許多舉子中選擢出一個才具極優的士子，後來他高中進士第七名，現任工部主事。因他職分甚小，不能上達天聽，所呈的幾份條陳都被大臣扣留壓下了。此人姓康，名有為，因是廣東南海縣人氏，故人稱康南海。他還有一個弟子，叫梁啟超，學問也極廣博，能深析世界大勢。陛下如欲整頓朝政、一意革新，非用此二人不可。”光緒帝聽罷，非常興奮，說道：“老師既有這等能人，何不早說？若真是這樣的奇才，朕早該擢升重用他。”翁同龢慨然說道：“陛下如一意革新，事還不遲，慢慢入手做起來就是；切不可鋒芒太露，使太後生疑，那就是累贅了。”光緒帝聽了，暗自點頭。
實際上，光緒帝心裏早已打定主意，這次要 “單幹”。萬一慈禧過問，那就投其所好，把她喜歡的、讚同的告知於她。光緒帝認為事不宜遲，那天和翁同龢議定後，便準備在便殿召見康有為，谘詢變革維新之事。
在考中進士被授工部主事之前，康有為在士子們中間已經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人物。早在光緒十四年 （1888），他有感於時局艱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初作 《大同書》表現出拯救國家、幹一番大事業的抱負，但那時他隻是一個寂寂無聞、科考落榜的學子，光緒帝沒有看到他寫的奏疏。過了三年，他寫完 《新學偽經考》，並在學生陳千秋、梁啟超的協助下寫成 《孔子改製考》。這兩本書把孔子塑造成一個具有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思想的聖人，是一本以孔子之名宣傳改革科考製度、革新政治體製等資產階級思想的書。
光緒帝通過老師的介紹粗略了解了維新派的主張，與曆來國家製度不同，康有為等人宣傳的改良思想為光緒皇帝治國理政提供了一條新思路，他想借維新派之手重振帝業。為了重用康有為，他首先想到為他升官，但又有違祖製，隻得去請示慈禧。
頤和園有座專供慈禧看戲的戲台，叫德和園大戲樓。樓寬十七米，高二十一米，共有三層，分別代表福、祿、壽。最上層的匾額題字 “慶演昌辰”，中層匾額題字 “承平豫泰”，下層匾額題字 “歡臚榮曝”。平日裏慈禧就在這裏聽戲。樓對麵有兩間休息室，放置長炕一具，慈禧每逢聽戲，或坐或臥，非常舒適。
這天，所有京津地區的著名伶人，如譚鑫培、汪桂芬等都被請來表演。光緒帝不能親自宣布駕臨，必須跪在內門，等候大太監進去通稟後才能覲見。大太監李蓮英熟知老佛爺與光緒帝的關係，因此很多時候為討好慈禧，他總是拖拉很長時間後才去稟報皇帝駕臨。因而，每次覲見慈禧，光緒帝也不得不謹小慎微，買通慈禧身邊的侍奉太監才可以入覲。
實際上，這些奴才是受了主子的指使才敢如此放肆。慈禧對光緒帝在紫禁城中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她想看看皇帝想幹什麽、能幹成什麽，隻要不觸碰她的利益，隻管旁觀由他折騰去，但她決不會接受維新派提出的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光緒帝在戲樓外等候了近一個時辰也不見太後傳話入見，心裏已明白了七八分。他起身正要離開，李蓮英才出來表示 “歉意”，連說慈禧老佛爺今日約了名角唱他們最拿手的唱段，不便談論政事，請萬歲爺改日再來。
光緒帝很憤怒，特派人告知康有為封官恐怕一時難成。康有為聽了既生氣又失望，一怒之下辭去工部主事的官職，專門宣傳維新變法。直到這時，朝廷內外的有誌之士才逐漸明白 “由器至道”才是辦洋務的“血肉”，思想革新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光緒二十二年 （1896）七月初一，《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由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主持。《時務報》以變法圖存為主旨，議論新穎，文字通俗，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光緒二十三年 （1897）十月初一，嚴複(1)在天津主編 《國聞報》，成為與 《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光緒二十四年 （1898）二月初一，譚嗣同、唐才常(2)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 《湘報》。在康、梁等維新誌士的宣傳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變法開始之前，各地建立了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三十三個、新式學堂十七所，出版報刊十九種。
2.帝後兩黨明爭暗鬥
“公車上書”中的革新主張雖然沒有被朝廷接受，但在之後的三年裏，維新變法的新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梁啟超作為上海知名刊物 《時務報》的主編和主筆，被認為是變法運動最重要的宣傳者。在上海取得成功後，他於光緒二十三年 （1897）離滬赴湘，成為當地維新運動的先鋒人物。十月，德國強占山東膠州灣後，康有為重返北京，於十二月第五次給光緒帝上書。他慷慨激昂地陳述道：“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啟釁。礦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權亦失……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得也。陛下欲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也。”在維新派人士看來，維新變法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這份奏疏因言辭激烈，光緒帝沒能馬上禦覽。但康有為因多次上書，令光緒帝印象深刻，想親自接見他。不料，朝中的頑固派從中作梗，以祖製勸說皇帝不能接見四品以下官員，光緒帝隻好諭令軍機處與總理衙門派大員代為接見。
光緒二十四年 （1898）正月初三，康有為被邀至總理衙門，與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以及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恒、張蔭桓等人進行了一場有關變法的大辯論。廖壽恒開門見山地問如何變法，康有為回答說：“宜變法律，官製為先。”已經垂垂老矣、在京城賢良寺閑居的李鴻章對於變法的前景將信將疑，問了一句： “然六部盡撤乎？”康有為的回答非常幹脆：“誠宜盡撤。”這位維新派領袖和盤托出的變法主張，幾乎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他甚至建議光緒帝效仿明治天皇誓眾變法，由此 “舉國便可風從”。康有為在他的 《日本明治變政考》中，描繪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變法藍圖：“歐美三百年造成治體，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以中國之廣土眾民，三年可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十年而霸圖定！”
光緒帝沒有親耳聽到這些變法主張，但他讀到了康有為的奏書，任命他為翰林院侍講、總理衙門上行走 （正六品），並且嚴令如有折上奏，任何人不得阻攔耽擱。康有為終於迎來他人生中最春風得意的日子，一雪十年前在京師拜謁顯宦備受冷落之恥。正月初八，康有為再上《應詔統籌全局折》，他把自己所著的 《日本明治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呈送給光緒帝，寄望於皇帝能以此二國為榜樣，變法維新，富國強兵，救亡圖存。
四月十三日，楊深秀上 《請定國是明賞罰以正趨向而振國祚折》，陳述 “台灣既割，膠變旋生”的危急形勢，要求光緒皇帝 “明降諭旨，著定國是，宣布維新之意，痛斥守舊之弊”。二十一日，徐致靖上 《請明定國是折》，要求光緒皇帝立即施行新政， “求可求成，風行雷動，其有舊習仍沿，阻撓觀望者，亦罪無赦”。
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在民眾的強烈呼籲下，慈禧勉強同意頒詔試行新法。四月廿三日，朝廷頒布 《定國是詔》，宣布革新變法，新政由此開始。詔曰：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製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在 《定國是詔》下達兩天後，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奏密保人才的奏折，保舉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3)、梁啟超五人。奏折提及張元濟時言稱：“刑部主事張元濟，現充總理衙門章京，熟於治法，留心學校，辦事切實，勞苦不辭。在京師創設通藝學堂，集京官大員子弟講求實學，日見精詳。若使之肩任艱大，籌劃新政，必能勝任愉快，有所裨益。”這份奏折惹來了不小的風波，因為按照康有為的政治策略，“肩任艱大，籌劃新政”就要進入政治核心決策機構，而對慈禧來說，這是禁地。奏折中還說，在變法時期須破格用人，“蓋行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又稱 “查康有為、張元濟現供職京曹，梁啟超會試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對，若能稱旨，然後不次擢用。”
慈禧原以為光緒帝鬧不出什麽名堂，但從她的心腹提供的情報來看，光緒帝正在物色人才，準備取代她的心腹在朝中的職位。這個夏季，光緒帝表現出來的決心、采取的堅決行動，讓朝臣大吃一驚。慈禧這才意識到，光緒帝隻要得到機會，一樣能夠辦大事。因此，她不能不加以重視，雙方開始出招拆招，朝中暗流湧動，矛盾呼之欲出。
當初，翁同龢把康有為介紹給光緒帝是出於部分私心，並非完全是為了維新變法。這涉及朝中很微妙的派係鬥爭，主要是翁同龢、李鴻藻與徐桐(4)、剛毅之間的矛盾糾葛。翁同龢、李鴻藻在恭親王奕訢主政軍機處時就是軍機大臣，“甲申易樞”時被慈禧貶黜。朝中有幾位重臣幸災樂禍，其中包括與翁同龢有矛盾的徐桐、剛毅，這兩人並不被光緒帝看重。當初有人推薦徐桐進軍機處，光緒帝斷然否決，這讓徐桐對光緒帝心生不滿。同樣，剛毅在光緒十三年 （1887）任江蘇巡撫時，曾敦促皇帝下令，更加有效率地訓練滿族軍隊，為他們配備更好的裝備。光緒帝回複：“你似乎堅持認為滿族士兵英勇善戰，我告訴你吧，他們在戰場上不堪一擊。”這番話激怒了剛毅，他將此事告知慈禧，稱皇帝視滿人為敵，密謀將所有軍隊裏的高級職務都給漢人。而徐桐與剛毅是關係甚好的同盟，兩人時常合夥在慈禧與光緒帝之間製造不和，翁同龢作為帝師自然也受到牽連。
甲午戰爭後，榮祿得以複出，翁同龢、李鴻藻再次進樞，這時剛毅也以禮部侍郎身份進入軍機處，並拉攏榮祿，極力排擠李鴻藻和翁同龢兩位漢臣。甲午之戰以來，朝局發生重大改變，漢臣內部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翁同龢、汪鳴鑾(5)、吳大澂、文廷式(6)等官員，或開缺，或投閑，或遭到慈禧猜忌，漢人勢力受到嚴重削弱；而榮祿、剛毅、徐桐、崇禮等滿洲權貴的勢力乘機得以增強。為了應對危局，榮祿再任步軍統領，特別是奉旨充任督辦軍務大臣，介入練兵、修建鐵路、對外交涉等重要事務，獲得了幾乎與軍機大臣同等的權力。
與之相反，光緒二十一年 （1895），朝廷下詔不準翁同龢繼續在毓慶宮教授皇帝功課。此後，他便無法像之前那樣隨時影響光緒帝，而他的政敵卻能夠在光緒帝和太後麵前惡意中傷他。翁同龢當時最想得到的一個差事就是擔任特使前往俄國參加沙皇的加冕儀式。因為他已經意識到，慈禧對他的敵意與日俱增，他想趕在危機來臨前脫身，免受其害。結果，洋人瞧不上他，慈禧又把這個差事給了李鴻章。李鴻章在出使回國後又閑居了一段時間，經多次請求慈禧訴求才被任命為兩廣總督，與先前的直隸總督相比，顯然有貶謫之意。
朝中滿族權貴排擠漢臣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加上李鴻藻不久去世，徐桐加緊 “窩裏鬥”，翁同龢有一種朝不保夕的緊迫感，並有了隱退的打算。恰逢光緒帝求才變法，他想借助皇帝變法鞏固自身地位和黨派勢力，於是向光緒帝引薦康有為等人，以求一舉兩得。他對朋友兼同僚廖壽恒說，等覲見結果出來後再作定奪。如果康有為給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他就繼續留任，否則他就請辭。他又說，如果端午節皇帝按往年慣例派人給自己送來賞賜，那就意味著自己暫時安全。他希望能夠借機躲避慈禧的懲處。光緒二十四年 （1898）四月二十日，翁同龢請了一周病假，想避避風頭，也有人認為是光緒帝有意保全他，讓他提前規避風險。他深知數日之內朝廷將發生巨大變故。
在此期間，光緒帝將楊深秀、徐致靖的奏折送到頤和園征求慈禧的意見，當時慈禧給出積極評價 “良是”，並指示 “今宜專講西學”。她還特地召見了榮祿，同時提醒光緒帝，翁師有鼓動漢人造反的言行，切不可大意。榮祿則極力向光緒帝推薦有名的進步人士——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
自古以來，改革都無可避免地要抑製既得利益者，即權貴集團，並裁汰無能之輩。而慈禧等滿族權貴認定的改革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其統治集團的利益和權力，顯然，二者的初衷完全相反。為了使改革順利進行，光緒帝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希望從思想上促使權貴集團接受改革。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以皇帝的名義頒發了一道變法聖旨：著派遣皇族成員到歐洲留學，皇族親王也被鼓勵出國，考察國外的政治狀況；裁減冗官及閑散衙門。這一道聖旨在滿族官員中引起了軒然大波，頑固派第一次感覺清朝的統治受到了威脅。
毫無疑問，光緒帝的良苦用心遭到慈禧及權貴集團的強烈反對，慈禧將責任全推到帝師翁同龢的身上，這一舉措不僅是對光緒帝的有力警告，也削弱了帝黨實力。
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休假一周後回朝，天未亮就前往頤和園參加軍機大臣朝會。他剛走進仁壽門，就從禦前大臣手裏接到一份罷免他所有官職的上諭。聖諭曰：“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見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慈禧羅列的翁同龢罪責有兩個：其一，翁同龢近來在朝中行事張狂，導致 “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意思是朝中官員們指責翁同龢做事難服眾人，同僚中已經有人多次彈劾他。其二，在召對時 “喜怒見於詞色”，態度不夠恭謹，因個人情緒影響了皇帝對正誤的判斷。
據說，“此旨係剛毅、西太後親自手擬”。光緒帝得知慈禧要頒下如此詔書，驚得瞠目結舌。堂上宣詔時，他更是 “戰栗變色”，“驚魂未定，涕淚千行”。
就在這次朝會上，慈禧還發布了一道諭旨，將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京師步兵統領榮祿晉升為大學士，調往天津，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諭令：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並詣太後前謝恩，外官一體奏謝。這就意味著慈禧牢牢地控製了朝廷高級官員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任免權，光緒帝在變法中對任何高級官員的任命和罷免都必須經過慈禧允肯。
榮祿晉升為從一品，在離京前答謝皇太後、皇上時，光緒帝特意叮囑他，除了在天津辦差外，還要全力支持維新變法，竭誠聽令。榮祿承諾誓死效忠皇太後、皇帝，效忠朝廷。在變法的關鍵時刻，榮祿再一次被慈禧倚重。
光緒帝雖然感到大事不妙，但他並不準備退縮，四月二十八日，光緒帝在南海勤政殿召見了康有為等人。康有為初入朝房，就遭到榮祿的輕視鄙薄，康有為隨即還之以 “禮”，直言變法，言之鑿鑿，態度堅決。他說：“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並具體陳述了三大策：一是大聚群才，以謀變政；二是采取西法，以定國是；三是聽憑疆吏各自變法，改良政治。
五月五日，康有為奉明旨廢八股。此消息一經傳出，“京師嘩然，傳廢八股，喜色動人，連數日寂然”。此時，頑固派剛毅跳出，對廢科舉大加撻伐。但康有為此時仍對光緒帝的改革決心深信不疑，鼓吹變法的言辭更加激烈，維新派人士沒有絲毫妥協、退縮之意。此時身在頤和園的慈禧以及後黨勢力更迫切地要維護封建皇權及統治，京城裏風雲詭譎，暗流湧動。
3.“六君子”遇害
在推行變法期間，光緒帝根據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係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包括：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發行紙幣，設立銀行，促進經濟流通；修築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命親王遊曆各國以考察西國之良政，譯西書以灌輸知識，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一係列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製度，發展資本主義，改革政治體製，建立君主立憲製，使國家富強。
讓光緒帝為難的是，朝中的頑固勢力太強大，而他起用的新人都位卑言輕，沒有根基，孤立無援，難以成事。恭親王奕訢居軍機大臣之首，雖讚成變法，但他患上了無法治愈的心肺疾病，自三月初就在家休病假。光緒帝先後三次陪同慈禧前往他的住處看望，還命禦醫用最好的藥為他治病，但仍未留住恭親王的生命。四月初十，奕訢去世。慈禧隨即通過光緒帝向內閣頒發慈諭：
恭親王奕訢，誼篤親賢，久襄密勿。溯當同治初元，予與孝貞顯皇後垂簾聽政，其時東南未靖，國事多艱，恭親王翊讚謨猷，削平大難，論功行賞，特命以親王世襲罔替。三十餘年，恪恭奉職，殫竭忠忱，其間養疾家居，旋複起膺機要，朝夕從事，力任其難。二月之杪，舊疾舉發，予率皇帝節次親臨看視，方冀安心調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爾長逝。時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懷震悼，曷可勝言？本日臨邸奠醊，追維疇昔，眷念成勞。恭親王著賜諡曰忠，入祀賢良祠。守衛園寢，添設丁戶，四時祭祀，官為經理，伊孫溥偉著即日承襲親王，用示篤念宗親，愴懷賢輔至意。
過了幾天，慈禧又下一詔，盛讚恭親王 “王之功績，薄海鹹知；王之悃誠，祖宗昭鑒”，光緒帝呼籲朝中大臣要像恭親王一樣恪職盡守，“共濟時艱，以竟賢王勵相國家之誌”。
在朝廷要員中，禮親王世鐸雖主掌軍機處，但他是個 “和事佬”，又對慈禧言聽計從，顯然光緒帝無法倚仗他。李鴻章雖有心支持變法，但他已被邊緣化，且慈禧未讓他官複原職，眼下正閑居在京，也說不上話。軍機大臣李鴻藻已離世，廖壽恒、張蔭桓雖然職位較高，可以信任，但都是老臣，不完全支持維新思想。帝師翁同龢又被免職還鄉。除這些人之外，朝廷中其他人基本上都屬於後黨。
光緒帝沒有重臣可用，隻得暫用新人。他賞梁啟超六品銜，在譯書局裏處理譯書事務。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薦了劉光第(7)、楊銳(8)，侍郎徐致靖保薦了譚嗣同、林旭(9)，戶部左侍郎張蔭桓保薦了王錫蕃，禦史楊深秀保薦了丁維魯。這幾個被保薦的新人都是飽學之士，但官銜都在四品以下。
新政措施中真正的新舉措並不多，也未觸及封建統治的根基，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後黨頑固派勢力所不容。朝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而慈禧老謀深算，在光緒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徹底控製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
但是，光緒帝並不妥協，他廣開言路，不論官民皆可暢言變法維新，一舉打破了四品以上官員才有權上折子的舊例。兩江總督張之洞不僅支助維新派辦強學會，還推舉一些人協助出台改科舉的章程；禦史宋伯魯上書請廢八股，建議將經濟歲舉與正科合並；王鳳文奏請設立賑施，蕭文吉奏請整頓絲茶，以興實業；禦史曾宗彥奏請開辦農務，王錫蕃奏請辦商業；李端棻(10)奏請整飭則例，袁永昶奏請籌辦八旗生計，禦史瑞洵也上章請辦報館……這些推舉人的品級有高有低，但經辦具體事務的人在職務上整體偏低，這給變法造成了不小的障礙。
朝野上下都知道，雖然光緒帝名義上已經親政，但慈禧仍緊緊把持朝政，光緒帝並沒有掌握真正意義上的皇權，他要大刀闊斧地改革，勢必處處受製，寸步難行。結果證明，一人對抗整個利益集團，縱使是九五之尊也難逃失敗的厄運。
朝中掌實權的主要有軍機處世鐸、榮祿、王文韶、剛毅、錢應溥、廖壽恒等要員，多屬後黨。其中一位大臣曾教訓康有為：“你一個小小六品侍講，滿口變法呀變法，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變的，變則招災！”吏部尚書徐桐更聲稱 “寧可國亡，不可變法”。而在帝黨中，除了翁同龢、廖壽恒之外，其他人也都認為與這些 “小人物”商議國事不僅滑稽可笑，還有失身份。
禮部有一位主事名叫王照(11)，他上書建議皇帝與太後到外國考察，一則顯示帝後團結，二則開闊眼界。禮部尚書許應騤及侍郎等都不同意向上轉呈，並說王照心懷叵測。光緒帝知道後，認為禮部六堂官阻撓新政，為了 “立威”，他決定將這六名堂官全部罷免。其中有一個名叫懷塔布的堂官，他的夫人借各層關係把此事上告了慈禧。
慈禧惱羞成怒，召來光緒帝當麵責備，並希望他把康有為等人免職羈押。光緒帝一邊應付老佛爺，一邊設法告知康有為。他在頤和園親手擬密旨，派人送往紫禁城。旨意寫道：“諭內閣，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康有為見到聖旨後，意識到事態嚴重，便於次日一早趕乘首班火車逃出京師。得知這一消息後，慈禧大為惱火，但她還是按兵不動，而朝中的後黨頑固派已無法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要求將康有為、梁啟超斬首以謝天下；慶親王奕劻、內監總管李蓮英跪請太後重新垂簾聽政；禦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宮廷內外甚至傳言慈禧將廢除光緒帝，另立皇帝。八月中旬，光緒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維新派人士擔心榮祿先動手，再次謀劃武力奪權。但維新派手中沒有實權，既沒有兵，也沒有錢，更沒有權，隻得向光緒帝建議重用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的袁世凱，以對付掌握京師兵權的步兵統領、直隸總督榮祿。他們請光緒帝下令讓袁世凱發兵奪取榮祿的兵權，然後帶領軍隊進京，包圍頤和園；再派湖南籍好漢畢永年領一百名敢死隊員，衝進園中將慈禧捕殺，同時派兵前往保守派官員如剛毅、懷塔布、許應騤等人的府宅，將他們逮捕。這就是康有為的 “圍園殺後”之計。
維新派的一係列舉動都被報告給慈禧太後，慈禧聞報火冒三丈，她派懷塔布到天津去找榮祿密謀，共同阻止變法，並在京畿做好軍事準備，以防突發事件發生。帝黨維新派與後黨頑固派的鬥爭已到白熱化程度。
八月初一、初二兩天，光緒帝兩次召見袁世凱，問他：“如果授予你統領軍隊之重任，能否矢誌效忠於朕？”袁世凱敏銳地覺察到自己被卷進了政治旋渦中，在帝、後之間搖擺不定。他向光緒帝表決心：“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光緒帝聽了非常高興，當即頒旨，大意是：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袁世凱唯當勤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不負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
其實，慈禧早就對袁世凱心存戒備。在康有為等人策劃對慈禧進行“圍園”行動之前，京城已經風聲鶴唳。軍機大臣、直隸總督榮祿作為袁世凱發跡的恩公之一，領慈禧之命，調聶士成麾下武毅軍以及董福祥(13)麾下甘軍兩支勁旅拱衛京畿，主要的布防方向就是北洋新軍的小站。袁世凱思忖：自己率軍入京，勝負難料，皇帝並無實權，許諾未必兌現，一旦失敗，必會招來滅族之罪。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袁世凱經過一番斟酌後決定向榮祿告密。他回天津一見到榮祿，立馬跪下請罪：“今日奉命前來，有一事萬不敢辦，唯有自請死。”說著掏出光緒帝的密詔，雙手奉上。榮祿看後厲聲說：“大臣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責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一紙密書片言而定？”袁世凱就此背棄了維新派，而站到了慈禧一邊。後來光緒帝被軟禁後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畫一個大烏龜作為箭靶，上麵寫著 “袁世凱”的大名，執弓箭射之。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八月初六淩晨，慈禧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帶著慶親王奕劻、榮祿等人直接闖入光緒帝寢宮，但光緒帝當夜沒有住紫禁城而是留宿南海。於是，慈禧命榮祿派內務府侍衛趕到南海，將光緒帝軟禁在瀛台島上，隨後她發布 “訓政詔書”，宣布第三次臨朝訓政。與此同時，慈禧下令逮捕了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並追捕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所有新政措施，除七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外，其他全部被廢止。至此，變法宣告失敗，前後曆時一百零三天，史稱 “百日維新”。
八月十三日，在慈禧的授意下，朝廷頒布一道上諭，嚴懲 “六君子”：“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六君子”於當天全部被殺害。徐致靖經人說情，被判絞監候，張蔭桓被判革職流放。
(1) 嚴複 （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縣人，曾在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輪船駕駛，後赴英國留學，深受西方先進思想影響，他是中國近代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著名翻譯家、教育家，他的著名譯作有 《天演論》《原富》《法意》等。
(2) 唐才常 （1867—1900）：字伯平，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派領袖，與譚嗣同並稱為長沙時務學堂教習中的 “瀏陽二傑”。戊戌政變後前往日本、南洋集資，回上海後創 “自立會”，之後計劃在漢口發動自立軍起義，因事泄被捕就義。
(3) 張元濟 （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鹽人，中國近代傑出的出版家、教育家、愛國實業家，曾任清代翰林院庶吉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1902年進入商務印書館，曆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4) 徐桐 （1820—1900）：字豫如，漢軍正藍旗人，晚清理學家，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頑固守舊，嫉惡西學。曾任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
(5) 汪鳴鑾 （1839—1907）：字柳門，錢塘 （今杭州）人，晚清大臣、藏書家，曆任吏部侍郎、五城團防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光祿大夫等職。
(6) 文廷式 （1856—1904）：字道希、芸閣，江西萍鄉城花廟前 （今屬安源區八一街）人。中國近代著名愛國詩人、詞家、學者，甲午戰爭時主戰反和，並積極致力於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政治鬥爭中的關鍵人物之一。“戊戌政變”後出走日本。
(7) 劉光第 （1859—1898）：字裴邨，四川自貢市富順縣趙化鎮人，晚清維新派骨幹，“戊戌六君子”之一，著名愛國詩人。
(8) 楊銳 （1857—1898）：字叔嶠，四川綿竹人，晚清維新派骨幹，“戊戌六君子”之一，曾參與發起強學會、蜀學會。
(9) 林旭 （1875—1898）：字暾穀，福建侯官人，晚清維新派骨幹，“戊戌六君子”之一。
(10) 李端棻 （1833—1907）：字苾園，衡永郴桂道衡州府清泉縣 （今湖南衡陽市衡南縣）人，晚清大臣，戊戌變法領袖，京師大學堂首倡者，中國近代教育之父。
(12) 徐世昌 （1855—1939）：字卜五，天津人，光緒晚期曾任軍機大臣。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頗受袁世凱器重，到袁世凱稱帝時與其分道揚鑣。民國七年 （1918）被選為民國大總統，後人稱之為 “文治總統”。
(13) 董福祥 （1840—1908）：字星五，甘肅環縣 （當時屬寧夏固原）人，晚清著名將領，官至太子少保、甘肅提督、隨扈大臣，賜號阿爾杭阿巴圖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