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甲午之恥
1.海軍衙門與頤和園慶壽
從光緒十二年 （1886）開始，清漪園的修建工程就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朝中的反對之聲因 “備操海軍”的名頭也變得不那麽大了。工程進展緩慢，主要是因為沒有錢，因為聖諭要求隻能用 “節省羨餘”的錢修園子。慈禧聽政二十幾年，當然了解國庫從未充盈過，維持官員的薪餉都得東挪西借。不過，慈禧並不擔心，這園子是光緒帝為她準備的六十壽禮，君無戲言，無論經費如何緊張，光緒帝都得在她六十大壽前保證園子完工。但是，如果因為錢款不濟而使工程無限期地延期，也不是個事。為此，慈禧和她的心腹們想出一個既可以籌到款又不落人話柄的法子。
四月十八日淩晨，閱兵官員在李鴻章的陪同下，由天津大沽口出發前往北洋水師基地旅順。醇親王乘坐排水量為兩千八百噸的 “海晏”輪，由北洋、南洋兩大水師的十四艘戰艦護送。北洋五艦在左，分別是“定遠”“鎮遠”“濟遠”“超勇”“揚威”；南洋三艦在右，分別是 “南琛”“南瑞”“開濟”；其餘六艘炮艦跟隨在 “海晏”輪後，一起前往旅順口。
四月二十日，演習在旅順附近海域進行。演習艦主力為北洋水師的兩大主力艦—— “定遠”艦和 “鎮遠”艦，演習科目是打靶和魚雷艇發射魚雷。這次演習共耗費軍艦、炮台的炮彈百餘發，魚雷一枚，水雷八枚。隨後兩天，閱兵隊伍又來到威海，參觀了 “鎮南”艦等六艘炮艦的打靶演習。
李鴻章舉辦這次海軍演習，本來是為了討慈禧歡心，向慈禧展示自己的功績。隻有把慈禧哄高興了，才有可能繼續得到財政支持興辦海軍，沒想到 “聰明反被聰明誤”，自討苦吃。
在這次檢閱中，李鴻章見李蓮英一副公事公辦、拒人於千裏之外的模樣，認為他還有別的目的，於是就派親信、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去打探。盛宣懷找機會接近李蓮英後，李蓮英向盛宣懷暗示能不能幫他從洋人銀行那裏借點錢。盛宣懷一時大意，說可以從天津電報局在外國銀行存的錢中拿出幾萬借給他。李蓮英不動聲色，隻當自己沒有注意到這句話。
占用軍費並不表示清廷對海軍不重視，相反，從鹹豐十一年（1861）清廷決定出巨資向英國購買第一艘新式戰艦起，到北洋水師練成的二十七年時間內，僅建成北洋水師就耗銀三千餘萬兩，連慈禧皆稱“唯念海軍關係重大，非尋常庶政可比”。可見在建軍伊始，清廷給北洋水師所撥的款項並不少，慈禧本人對北洋水師也十分看重。
頤和園工程直到光緒二十一年 （1895）才完工，粗略估算工程總費用為白銀一千一百多萬兩，其中挪用海軍的經費竟多達七百五十萬兩！
朝野上下似乎忘記了修建頤和園的最初目的是操練新式海軍，也似乎忘記了俄國在北方、英國在西方、法國在南方、日本在東方虎視眈眈，時刻準備侵吞中國。
光緒十八年 （1892）十二月初二，光緒帝頒下上諭，提前兩年為慈禧六旬生日做準備：“甲午年，欣逢花甲昌期，壽宇宏開，朕當率天下臣民臚歡祝嘏。所有應備儀文典禮，必應專派大臣敬謹辦理，以昭慎重。著派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大學士額勒和布、張之萬、福錕(3)，戶部尚書熙敬、翁同龢，禮部尚書崑岡(4)、李鴻藻，兵部尚書許庚身(5)，工部尚書鬆溎、孫家鼐(6)，總辦萬壽慶典。該王大臣等其會同戶部、禮部、工部、內務府，恪恭將事，博稽舊典，詳議隆議，隨時請旨遵行。”這道聖旨提出了三個方麵的要求：從朝廷到地方，從皇帝到臣民，普天同慶；六部九卿中樞大臣全動員；相關的行政部門相互協作。具體做法是 “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寧門外，三品以下集午門外，朝鮮使臣列西班末，按班行禮，不讚。唯遇大慶年，俟皇太後升殿後，增用宣表例”。
光緒十九年 （1893）春，朝廷成立慶典處，專門負責辦理慶典事宜。自此，相關部門的籌辦工作正式啟動。這時，當年被撤職外放的榮祿借機回到京城，官複原職，擔任步軍統領。過去三年，他一直待在西安，擔任掛銜大將軍的閑職。
為表示心意，所有高品級官員均 “受邀”將自己俸祿的四分之一捐出，作為賀禮送給慈禧，總共有幾百萬兩。
慈禧的壽辰臨近，壽宴準備得極其隆重，但慈禧仍覺不夠周備，命人在西華門至頤和園的幾十裏大道旁，沿途搭建牌樓。油飾慶典場所，添置慶典所穿的服飾，令江西燒造繪有 “萬壽無疆”字樣和各種吉慶圖案的瓷器。全國各地貢獻的聖壽禮品以九為基數，九九為最多，壽禮囊括人間各種稀奇之物。為顯示聖壽的隆重豪華，慈禧還下令設計 《萬壽點景畫稿》，整個點景工程分六十段，城外三十三段，城內二十七段，耗費令人咂舌。據估算，每段需要四萬兩白銀，整個點景工程需二百四十萬兩白銀。這筆錢從哪裏來？城內的點景費用由大臣們 “孝敬”，城外則從宗室、王公、京城各衙門和各省督撫將軍們的祝賀、報效銀中支撥，但因甲午戰爭爆發，點景工程未能完工。光緒二十年 （1894）八月初，慈禧以光緒帝的名義頒發詔書表示遺憾。
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率士臚歡，同深抃祝。屆時皇帝率中外臣工，詣萬壽山行慶賀禮，自大內至頤和園，沿途蹕路所經，臣民報效，點綴景物，建設經壇。予因康熙乾隆年間，曆屆盛典崇隆，垂為成憲，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欲過為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在頤和園受賀。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變亂藩封，尋複毀我舟船，不得已興師致討，刻下幹戈未戢，征調頻仍，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思及，憫悼何究。前因念士卒戰陣之苦，特頒內帑三百萬金，俾資騰飽。茲者慶辰將屆，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台萊之祝耶？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欽此。
慶壽工程基本完成，但無法為慶賀慈禧六十大壽的典禮所用，光緒帝和慈禧都深感遺憾。盡管如此，僅在紫禁城慶賀，布置慶典的隆重豪華程度也令人咂舌。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進萬壽貢物，拉開了慈禧六旬慶典的序幕。從十月初一起，內外臣工需在一個月內穿戴蟒袍補褂，隆重的祝壽活動正式開始。
光緒二十年 （1894）十月初十，慈禧從西苑乘八抬大轎至皇極殿，光緒帝跪在慈禧跟前進表文，又率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禮。隨後，光緒的後妃、皇室公主、滿洲貴族的福晉、命婦來到慈禧前行三跪三拜禮。早上，慈禧改換禮服，由樂壽堂乘坐八人花杆孔雀頂轎出神武門，進北上門，到壽皇殿列聖前拈香行禮。又到承乾宮、毓慶宮、乾清宮東暖閣、天穹寶殿、欽安殿等處拈香行禮，禮畢後回到樂壽堂。上午十時許，慈禧由樂壽堂乘坐八人花杆孔雀頂轎出養性門，升皇極殿寶座。禮部堂官引光緒帝從寧壽門進入，到慈禧麵前跪進表文，旁邊的監侍人員跪接表文，擺在寶座東旁的黃案上。光緒帝步行至寧壽門外，率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禮。
禮拜結束後，慈禧回到永壽宮，又接受後妃、公主、福晉等人的參拜。然後，慈禧行至樂壽堂，乘轎至閱是樓院內，光緒帝率皇後、瑾妃及珍妃跪接、進膳、進果桌、看戲。
祝壽活動的前後經過，帝師翁同龢都寫進了他的日記中。初九、初十、十一這三天，太後與君臣 “聽戲三日，諸事延擱”，從前線發來的戰報也被暫時擱置一旁。十二日，“慈禧升皇極殿寶座，光緒率領近支親王、貝勒、貝子等詣皇極殿筵宴，光緒向慈禧進酒爵、進舞”。十三日，“慈禧升皇極殿寶座，皇後率領妃嬪等位、公主、福晉、命婦等詣皇極殿筵宴，皇後向慈禧進酒爵、進舞”。十五日， “光緒禦文華殿，美、俄、英、德、法、瑞典、比利時、日斯巴尼亞 （即西班牙）等國駐京使臣覲見，祝賀慈禧六旬萬壽”。十七日，又是君臣看戲，“戲畢，光緒率皇後、瑾妃、珍妃跪送”慈禧回宮。這是翁同龢第一次見到規模如此龐大、極盡繁文縟節的壽典，他情不自禁地歎道： “濟濟焉，盛典哉！”
這些隻是在紫禁城的儀式。既然頤和園是光緒獻給慈禧的壽禮，她不趁祝壽帶眾人去那裏享受一番顯然於情理不合。於是，大排鑾駕浩浩****地出皇宮西華門，走北長街，折向西安門大街，經西四路口，往北沿西四北大街，經新街口，出西直門，直奔頤和園，然後在頤和園內聽戲並不擺筵宴。慈禧命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擔任慶典總辦，一切都按照當年乾隆帝的排場進行。
慈禧還準備了一出放生的好戲，以彰顯自己的德行。據宮中內官記載，殿內的一部分太監每人養了一隻鸚鵡，就是給慈禧放生用的。但在放生環節卻出現了意外，慈禧打開鳥籠後，嘴裏念念有詞：“希望爾等今後不再為人所捉。”但是有的鸚鵡在慈禧打開鳥籠後並沒有飛走，這讓慈禧很不高興。李蓮英在一旁連忙說：“老佛爺洪福齊天，這些鸚鵡被您的慈悲感化，自願留在您身邊，所以才不肯飛走。”慈禧這才露出笑容。
幾乎與慈禧大壽同一時間，在離北京不遠的黃海上，八月至九月，北洋水師與日軍展開了激戰。北洋水師損失 “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五艘軍艦，官兵死傷慘重。隨後，日軍攻占了遼南重鎮大連。
2.陸、海軍建設
慈禧的大半生都在戰爭的喧囂中度過，也許是因為在後宮與朝堂上經曆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她才有了處變不驚的膽魄和勇氣；也許是因為與外國勢力作戰屢戰屢敗，她才認識到洋務的重要性。
自鹹豐末年興起的洋務運動內容龐雜，涉及軍事、經濟、外交等，而以 “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並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製造業部門，建立裝備新式武器的陸、海軍，是其主要內容。時至光緒甲午年，即光緒二十年 （1894），洋務運動已持續三十餘年，令人振奮的是，陸、海軍在這一運動的推動下得到了較快發展。
陸軍方麵，在鹹豐年間，淮軍的武器裝備便大有改觀，陸續淘汰了前膛槍，換用後膛洋槍。光緒初年，又成立克虜伯炮隊十九營。就槍而言，在光緒十年 （1884）以前，英國的馬梯尼、士乃德，法國的哈乞開斯，德國的老毛瑟，美國的林明敦、黎意等槍種均已進入淮軍。在炮兵裝備上，淮軍主要有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魯森式和德國的克虜伯式後膛炮。僅同治十年 （1871）至同治十二年 （1873），李鴻章就購置了德國克虜伯後膛四磅鋼炮一百四十一門；到光緒十年 （1884），淮軍配備的後膛鋼炮已達三百七十多門。自光緒十二年 （1886）起，廣東又陸續撥解北洋鋼炮一百多門。同時，江南製造局共造出後膛大炮一百四十五門，大部分用於裝備淮軍。
早年曾國藩在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後便遣散了湘軍的主力部隊，後來左宗棠西征新疆後也遣散一部分湘軍。因此，與淮軍相比，湘軍無論在規模、建製還是裝備上都相對落後。光緒十八年 （1892），湖南巡撫吳大澂奏稱：“湘中風氣未開，所用洋槍屢修屢壞，實不足以資抵禦。”直到甲午戰爭前夕，布政使魏光燾受命募集新軍北上參戰，而湖南湘軍並無後膛槍，湖北也極少，僅有林明敦的數百支，而且子彈很少。同年底，湘軍宿將劉坤一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吳大澂受命幫辦軍務，但所部槍械未齊，子彈不足，有步隊而無炮隊，轄下二十三營又三哨，僅有各種槍支四千六百支。但是，也有些地方興辦的新式陸軍配備了比較先進的武器。比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報，已委托駐德國公使許景澄(7)購買德國新式小口徑五連珠快槍三千支、子彈三百萬顆；從信義洋行購買十響連珠毛瑟槍一千二百餘支、子彈一百五十萬顆，平響毛瑟槍五千支、子彈二百五十萬顆，格魯森快炮十二尊、炮彈一千二百顆；從瑞記洋行購買克虜伯七生半山炮六尊、炮彈一千二百顆，奧地利三生七快炮十二尊、炮彈一萬二千顆。兩江總督劉坤一於同年奏報，已購馬梯尼槍一萬四千支、毛瑟馬槍一千支、子彈二百八十萬顆。
除了購買洋器，清廷還在上海、天津等地設有製造局，專門生產陸軍軍火。戰前已裝備給陸軍的野戰火炮和要塞大炮實際上在一千門以上，而且口徑更大，是日本陸軍師團炮力的十到二十倍。但八旗、綠營軍隊已經腐朽不堪，勉強可作地方維持治安之用，全無規模作戰能力，實際可用的作戰兵力是各地練軍和勇營，人數接近三十五萬 （不含夫役等後勤保障人員）。日軍在明治維新以後，已經建立了比較先進的陸軍體係，至光緒十九年 （1893）有七個師團，共七萬餘人，借助動員體係，戰前日本陸軍實際已有二十四萬人、夫役十五萬人，兵力略少於清軍，裝備主要是國產的單發步槍和七十五毫米火炮。
海軍方麵，在戰前十幾年，清廷每年撥出四百萬兩白銀用於海軍建設，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近代水師。李鴻章認為，世界列強 “論勢不論理”，推行強權政治，中國想要 “以筆舌勝之”，猶如癡人說夢。所以，隻有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才能使外國侵略者 “陰懷疑懼而不敢遽爾發難”，否則平日必為外人輕視，臨事隻能拱手聽命。光緒元年 （1875），李鴻章通過總稅務司赫德在英國定製了四艘炮艦，光緒五年 （1879），他又向英國定製了 “揚威”和 “超勇”號巡洋艦。由於對英國製造的軍艦不甚滿意，經過反複考證對比，次年他又通過中國駐德國公使李鳳苞(8)向德國坦特伯雷度的伏爾鏗造船廠訂造 “定遠”和 “鎮遠”兩艘戰艦，並派劉步蟾(9)、魏瀚(10)、陳兆翱(11)、鄭清廉等駐廠監造。“遠”字級戰艦是比較先進的戰艦，集中了當時世界上裝備最精良的鐵甲艦——英國 “英弗來息白”號和德國 “薩克森”號二艦的優點，被人們稱為鐵甲戰艦。為了購買更多的鐵甲戰艦，李鴻章四處奔走，並建議朝廷在旅順、威海兩地修建海軍基地。
中法海戰前，南洋、福建、廣東水師已在中法戰爭中遭受重創，之後因缺乏資金支援，未能恢複艦隊的作戰能力。也因為這場戰爭，德國造船廠推遲了原本應該在光緒十年 （1884）交付的 “定遠”和 “鎮遠”兩艦，直到戰爭結束後的光緒十一年 （1885）九月初五， “定遠”和“鎮遠”號才抵達天津大沽口。為了拱衛京師，戰後慈禧在兵部之外單獨設立了海軍衙門，而由李鴻章一手創辦的北洋水師備受慈禧重視，從此，北洋水師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異軍突起，成為清王朝海防的主力艦隊。
此後，李鴻章又為北洋水師添置了 “經遠”“來遠”“濟遠”“致遠”“靖遠” “平遠”等 “遠”字級戰艦和一批水雷艦。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初九，北洋水師在山東威海衛劉公島正式成立。同日，清廷頒布施行 《北洋水師章程》。
就在清朝開展洋務運動的同時，日本開始明治維新。首先由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個強藩發動了一場武裝推翻幕府統治的運動，於同治七年 （1868）由天皇下令廢除幕府。同治十年 （1871）明治天皇派出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製度。光緒十二年 （1886）實行內閣製，光緒十五年 （1889）頒布憲法，光緒十六年 （1890）開設國會，至此，日本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君主立憲製度。李鴻章通過顧厚焜(12)的 《日本新政考》、黃遵憲(13)的 《日本國誌》和駐日公使黎庶昌(14)寄來的日本改革官製後的官員錄及新頒布的憲法，對日本明治維新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他寫信給黎庶昌說：“寄示改正官員錄，逐一展悉。名首內閣，似擬中朝官兼爵，實緣唐製。陸軍、海軍、農商、遞信諸省，全用泰西。……大抵有一官辦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為得法。”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僅改革了政治體製，還在發展經濟、軍事、文化方麵做出極大努力，尤其在發展海軍方麵向英國學習，進步神速。
李鴻章一直提防著日本，所以在北洋水師成立第三年，即1891便派艦隊訪問日本。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15)率領 “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六艘戰艦，抵達馬關。五月二十九日，抵達橫濱港，北洋水師的旗艦 “定遠”號發出旗號，變換隊形後駛進港口，隨後 “定遠”艦鳴放二十一響禮炮向日本海軍致禮，日本海軍 “高千穗”艦也鳴二十一響禮炮作應答，當時停泊在港中的英、美軍艦都鳴十三響禮炮向北洋水師致敬。一時間，橫濱港內禮炮轟鳴，此起彼伏，蔚為壯觀。幾天後，日本明治天皇接見了丁汝昌及北洋水師的各艦管帶。
這次訪問給日本天皇及大臣們帶來極大的震撼，麵對擁有強大海軍的清王朝，日本人的心情十分複雜。日本有不少官員議論：中國竟已裝備如此優勢之艦隊，定將雄飛東洋海麵。反觀我國，僅有三四艘三四千噸級巡洋艦，無法與之相比。因而同行觀艦者皆驚恐不安。受到刺激後的日本，加快了擴充海軍軍備的步伐。
北洋水師在日本的亮相使丁汝昌等人出盡了風頭，但他們的高興勁兒還沒過去，一個噩耗傳來：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的反對派奏請停止購買海軍軍械裝備兩年，連補充裝備的費用都不再撥給。慈禧也認為海軍 “看家護院”已經足夠，於是準奏。
此時北洋水師擁有主要軍艦二十五艘、輔助軍艦五十艘、運輸船三十艘、官兵四千餘人，實力為亞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九，前八名分別為英國、法國、俄國、普魯士、西班牙、奧斯曼、意大利和美國。
從此，北洋水師沒有再新增一炮一艦，其餘三支水師更不用說。福建水師購回魚雷艇 “福龍”號，但因經費不足難以養護該艇，隻得將其轉送給北洋水師，而李鴻章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把魚雷艇閑置在倉庫裏。
與清王朝相反，日本天皇在接見丁汝昌和北洋水師軍官後，通過了日本內閣提出的五千八百六十萬日元的海軍軍費支出方案。後來，伊藤博文(16)四次組閣，任期長達七年，在任內發動了甲午戰爭。再任內閣首相時，立刻公布了建造10萬噸軍艦的計劃。
光緒十九年 （1893），日本天皇決定在未來六年裏，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裏撥出三十萬日元，並從文武官員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為造艦費上繳國庫，專款專用。天皇的以身作則在日本國內起到極大的號召作用，全民支持購買先進艦船。
李鴻章聽說日本國內的狂熱後，憂心忡忡地奏稱：“西洋各國以舟師縱橫海上，船式日異月新……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而吾國自十四年北洋水師開辦以後，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餘艘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為繼。”加上北洋水師操練不認真，軍紀鬆懈，編隊作戰力遠遠不及日本海軍。
光緒二十年 （1894），北洋水師與日本海軍的實力對比如下：艦船總噸位北洋水師為三萬四千噸，日本海軍為四萬一千噸；總馬力北洋水師為四萬二千餘匹，日本海軍將近六萬九千匹；大口徑火炮北洋水師為五十八門，日本海軍為一百○四門；每分鍾炮彈投射量北洋水師為二十三發，日本海軍為二百三十二發；編隊航速北洋水師為十節，日本海軍則超過十四節。短短三年，北洋水師已明顯落後。
3.從 “甲申政變”到 “甲午戰爭”
光緒十年 （1884）十月十七日，朝鮮發生了 “甲申政變”。親日的金玉均(17)等人在日軍的幫助下闖入皇宮，劫持國王李熙(18)，準備另立幼主。駐朝鮮的幾位清軍將領在袁世凱的提議下，迅速采取行動，與朝軍合力，在三天內打敗日軍，平息了政變，李熙又奪回王位。事後，袁世凱受到李鴻章的重用，負責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
但別有用心的日本不願就此罷手，準備派重兵迫使朝鮮簽訂城下之盟。袁世凱向李鴻章建議增兵朝鮮抗擊日軍，在朝鮮設立 “監國”。但李鴻章上報慈禧及光緒帝後，清朝決定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任由朝鮮和日本簽訂了對日賠款的 《漢城條約》。
清廷的一味忍讓，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加上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有所增強，隨著工業化的深入，日本迫切需要資源供給和工業品銷售市場，所以發動戰爭的企圖也愈加露骨。
五月初，清廷派太原鎮總兵聶士成(19)、直隸提督葉誌超率淮軍兩千多人赴朝，任務是 “代剿”東學黨。同時，丁汝昌派 “濟遠”“揚威”兩艦赴仁川、漢城 （今首爾）護商。日本政府按戰前既定計劃迅速向朝鮮增兵，搶占仁川、漢城等軍事重鎮。到五月十三日，在仁川登陸的日軍已達八千人，並以海軍鐵甲戰艦扼守仁川，登陸的陸軍主力進占漢城。
直到這時，清廷還在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一麵向朝鮮增兵，一麵通過外交手段與日本交涉。清廷要求日本遵守 《中日修好條約》，寄希望於和談，請俄國出麵調停；又想利用英國與日、俄之間的矛盾，爭取英國的支持，但均告失敗。朝鮮急需增兵，李鴻章卻玩起了 “踢皮球”遊戲，向軍機處、總理衙門請示。在京的王大臣們商量後，以 “相機行事”作為回複。李鴻章根據這一模糊的指示，派遣衛汝貴的盛字軍、馬玉昆的毅字軍、左寶貴的奉軍和豐升阿的奉天練軍盛字營及吉林練軍等共三十二營、一萬三千萬餘人，趕赴平壤。
六月十二日，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20)照會清朝總理衙門，拒絕從朝鮮撤兵，並強硬聲明：中日兩國如起不測之變，日方概不負責。僅僅過了五天，日本內閣召開會議，決定對中國開戰，隻是在等待時機公開宣戰。
六月二十二日，聶、葉所部淮軍陸續趕赴離漢城七十多公裏的牙山地區。第二天，日本陸軍少將大島義昌指揮日軍的一個混成旅團向駐守牙山的淮軍進攻。聶士成、葉誌超移師牙山東部的成歡和公州。六月二十七日夜間，日軍偷襲駐守成歡的淮軍右翼，因遭到阻擊未果。天亮後，日軍發現淮軍兵力少，且無援軍，再次發起猛攻。淮軍數百人在聶士成的指揮下奮勇還擊，最後因寡不敵眾，被迫退往公州。葉誌超在公州也不敵日軍的猛烈進攻，聶士成與葉誌超隻得放棄牙山，北奔平壤。
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艦隊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的朝鮮海麵上襲擊並擊沉了北洋水師運兵的商船 “高升”號，船上七百餘人全部遇難；擊傷護航的 “濟遠”“廣乙”兩艦，俘獲 “操江”號炮艇。
日本偷襲運兵船，意在挑起對清朝的戰爭。清廷求和的計劃徹底落空，正在為慈禧準備壽典的光緒帝聞知後更是氣憤，為了維護天朝顏麵，第二天便向日本宣戰。可是，李鴻章深知清朝若與日本作戰勝算並不大，故而不肯全力備戰，他以雙方裝備的對比向光緒帝陳述宣戰之不可行的理由：“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隻有八艘，餘船盡供運練之用”，“曆考西洋海軍規製，但以船之新舊，炮之大小遲速分強弱，不以人數多寡為較量”，他盤算完家底後，堅定地認為，北洋海軍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與日軍相比都遜一籌。在此不利條件下，日軍尚不知悉清軍的真實作戰能力，清軍對其仍有威懾力，因而他要北洋艦隊“作猛虎在山之勢”，使日軍 “不敢輕與交鋒”。然而，事情並沒有像清軍希望的那樣發展。因 “高升”號被毀，北洋艦隊失去後援，主力部隊疲於在巡護與回防之間奔勞，導致李鴻章建議的 “海守”戰略無法實施，而清軍也失去了戰場上的主動權。
七月初一，日本明治天皇頒布 《宣戰詔書》，亞洲最強大的兩國軍隊由此在海陸同時展開搏鬥。日本國內並不看好這次戰爭，因為中朝聯手後，日本勝算不大。所以，詔書頒布當日，東京、大阪的股票和債券暴跌。然而，戰事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在陸地，兩國軍隊在平壤進行較量。平壤是朝鮮第二大城市，也是舊京，在戰略上，“實為朝鮮全境之中權，乃圖朝鮮必爭之地”。此時朝鮮政府已經被日本控製，針對朝鮮的戰爭很快由海戰轉為陸戰，平壤成了主戰場。這時，葉誌超、聶士成率領從牙山敗退的清軍兩千人趕來會合，清軍在平壤的總兵力達一萬六千餘人，另有朝鮮出動千餘人的軍隊協助守衛，實際駐防兵力超過一萬七千人。日軍的兵力也有一萬六千餘人，陸戰雙方實力相當，日軍處於進攻態勢。
葉誌超因在牙山戰敗後謊報戰功，受到朝廷獎賞，並於七月二十五日奉命統率平壤諸軍。任命傳至軍營，諸將領皆不服，同時也對李鴻章“先定守局”的消極作戰部署感到不滿。八月十六日，日本陸軍大將山縣有朋(21)率部完成了對平壤的包圍，同時切斷了清軍的退路，於次日淩晨發起總攻。經過大半天抵抗，日軍傷亡四百三十餘人，但日軍隨後調集炮火轟擊，使城牆坍塌，清軍大炮被毀。在戰鬥最激烈的玄武門，指揮官左寶貴以身殉國。與此同時，駐防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一線的清軍也受到日軍的瘋狂進攻，二百多名騎兵全部犧牲，防線被突破。在這危急時刻，葉誌超竟然帶領清軍從平壤城七星門和靜海門逃出，棄城逃跑，然而遭到日軍伏擊，死傷近兩千人，五百多人被俘，軍火、輜重損失無數。葉誌超帶著敗軍向北狂奔五百裏，一路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最後退守鴨綠江。八月十七日，日軍占領平壤。
李鴻章聞訊後震怒，電令清軍 “等待各營會齊再相機進取”。這時，日軍仍在不斷地向朝鮮運兵，北洋水師隻在渤海內巡視，根本沒有發現日軍的運兵船。日本陸軍在占領朝鮮後，準備揮師北上，侵入清朝國境。
當陸戰還在進行時，在黃海北部海域，一場大規模的海戰也打響了。戰前，日本海軍各艦隊暫編為聯合艦隊，由伊東祐亨(22)海軍中將擔任聯合艦隊司令。聯合艦隊下編為四個分隊：本隊第一分隊、第二分隊、第一遊擊隊和第二遊擊隊。
北洋水師在操練時極少進行編隊作戰訓練。清朝對日宣戰後，北洋水師奉李鴻章之命，在威海至朝鮮大同江口一帶巡弋，試圖用 “定遠”“鎮遠”兩艘巨型鐵甲艦震懾日本海軍。七月十日，日本聯合艦隊已迫近威海，光緒帝斥責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 “畏葸”，李鴻章被迫令丁汝昌率艦隊出海迎敵。日本聯合艦隊則派出反應迅速的遊擊分隊在威海、旅順等處進行騷擾試探，每次放一陣空炮後便逃遁。因此，李鴻章、丁汝昌等人認為日本海軍不敢輕舉妄動。但光緒帝卻判斷日艦 “難保不乘我之懈，再來猛撲”，指示丁汝昌將北洋水師的防禦重點從朝鮮海麵轉移到威海、煙台、旅順和大連灣等地，從而鞏固京師安全。李鴻章也提出 “嚴防威旅門戶，為保船製敵之計”。而日本聯合艦隊的作戰策略是以快速遊擊分隊從鴨綠江口向北搜尋北洋水師主力，以求決戰。
八月十三日，北洋水師十二艘主力艦從威海出發，護送陸軍四千人赴鴨綠江口的大東溝登陸，目的是增援平壤。但援兵護航編隊尚在途中，李鴻章就接到了平壤戰敗的消息。八月十七日，也就是平壤被日軍占領當天，北洋水師援兵護航編隊抵達鴨綠江口的大東溝。兩艘艦艇擔任警戒，其餘十艘在鴨綠江口外十二海裏的大鹿島東南拋錨。次日早晨八時許，運兵船卸載完畢，準備返航。十時二十三分，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發現了北洋水師的艦艇，發出信號 “東北方向發現三艘以上敵艦”。
十時三十分，返航中的北洋水師 “鎮遠”艦桅樓上的哨兵發現了日本艦隊。十二時五分，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在先，本隊第一分隊在後，呈單縱陣接近北洋水師編隊。十二時二十，北洋水師編隊在行進中由雙縱陣改為橫陣，旗艦 “定遠”號位於中央，其餘各艦在其左右兩翼展開，編隊呈楔形梯隊。提督丁汝昌發出命令：“各小隊須協同行動，始終以艦艏向敵；諸艦務於可能之範圍內，隨同旗艦運動之。”在鴨綠江口外海大鹿島海域，中日兩國集中了幾乎全部海軍主力艦艇，形成以橫對縱陣勢。
十二時五十分，雙方編隊相距五千三百餘米，北洋水師旗艦 “定遠”號首先開炮。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在距北洋水師編隊五千米處即向左轉彎，駛向北洋水師編隊右翼。日本聯合艦隊本隊駛向北洋水師編隊左翼，冒險暴露於北洋水師編隊陣前。隨即，日本聯合艦隊旗艦 “鬆島”號發炮，“定遠”號主桅中彈，信號索具被炮火摧毀，在飛橋上督戰的丁汝昌身負重傷，旗艦無法指揮，各艦隻能跟隨 “定遠”號進退。
十三時左右，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炮擊北洋水師編隊右翼的“超勇”“揚威”兩艦。約二十分鍾後，“超勇”“揚威”號起火。北洋水師編隊對位於左翼的日本聯合艦隊本隊 “比睿”“扶桑”“赤城”號進行打擊，“比睿”“赤城”號受重創。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左轉，救回兩艦；本隊右轉，形成夾擊陣勢。一小時後，日艦 “西京丸”號中彈起火，退出戰場。北洋水師 “超勇”號沉沒，“揚威”號被重創駛離戰場擱淺。
十四時三十分，北洋水師 “平遠”號命中日艦 “鬆島”號，也被其所傷並引起大火，暫時退避。之後，北洋水師旗艦 “定遠”號中彈起火，剩餘各艦各自為戰。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集中打擊北洋水師突前的 “致遠”號巡洋艦及其後麵的 “濟遠”“廣甲”二艦。“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在已無炮彈的情況下準備撞擊日艦，被日艦擊中沉沒。“濟遠”“廣甲”號在 “致遠”號沉沒後，徑直駛回旅順。十五時三十分，日本聯合艦隊旗艦 “鬆島”號被擊中，並引起甲板上的彈藥爆炸。
之後，北洋水師 “靖遠”“來遠”號受傷，退向大鹿島。日本聯合艦隊旗艦 “鬆島”號發出了 “各艦隨意運動”的信號。十七時左右，北洋水師 “靖遠”“來遠”號經搶修恢複了戰鬥力，“靖遠”號代替旗艦升起隊旗，收攏各艦。鏖戰半小時後，北洋水師 “經遠”號沉沒，日本聯合艦隊發出 “停止戰鬥”的信號，退出戰鬥。
黃海海戰曆時五個多小時，北洋水師損失 “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五艘軍艦，“來遠”號也受重創，官兵死傷千餘人。日本聯合艦隊 “鬆島”“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艦受重創，死傷六百餘人。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慈禧和光緒帝在西苑的頤年殿東暖閣分別召集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龢與禮部尚書李鴻藻會商。次日，翁同龢奉懿旨前往天津，代表皇帝和最高軍事機構向李鴻章麵詢戰局和聯絡俄國事宜。
同日還發生了另一件事。許寶蘅所作 《恭親王奕訢甲午入樞事劄記》中寫道： “先日，禮親王世鐸與孫毓汶、翁同龢、李鴻藻、徐用儀(23)、剛毅(24)同詣邸請謁，恭王辭以病，拒不見。禮王等於次日奏聞慈禧太後，乃遣李蓮英前往問疾，王不能拒。蓮英先傳太後聞王病，並述平時殷念之旨，又問王之飲食起居，瑣屑備至。言次漸及時局之艱難與兩宮之憂勞，又言及樞廷輔佐之無能，遠不如甲申以前，王大為感動。然後，蓮英又述慈聖待見之殷。王遂謂：‘吾明日當挾病入覲。’蓮英即叩頭謝曰：‘王爺如此，實為國家之福！’即當歸奏以慰慈意。於是次日入見，遂奉樞直之旨。”這段記載直觀展現了清廷內部的低效、官員的無能以及慈禧、光緒在清廷吃了敗仗後急於收拾爛攤子卻又束手無策的窘況。
九月二十六日，日本陸軍渡過鴨綠江，大舉侵入遼南，隨後向大連、旅順進犯。在遼東戰役中，清軍大多一觸即潰。十一月初一，李鴻章電令丁汝昌等固守威海衛炮台，多儲糧草彈藥，多埋地雷，多掘地溝，並希望丁汝昌拚死為淮軍爭一口氣。但大連、旅順最終被日軍占領。在旅順，日軍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有兩萬餘名無辜的百姓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之下！
光緒二十一年 （1895）元月，李鴻章按照朝廷旨意，連續電令被困在威海劉公島內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間出擊，斷其歸路”“此時救急利勝，舍斷其接濟、助台 （海岸炮台）夾擊，更無別法，決無株守待攻之理！”但此時艦隊殘破不堪，士氣低落，且戰機已過，可以說敗局已定，丁汝昌心中悔恨交加。最終，曾經耀兵於東洋的 “定遠”號以自殺式爆炸的慘烈方式沉於海底，“鎮遠”號觸礁受損投降，被編入日本海軍。正月十七日晚上，身陷包圍圈的丁汝昌堅決拒降，在劉公島上服食鴉片自盡，次日淩晨去世。
戰爭大敗，光緒帝必須想辦法收拾殘局，他先後兩次召見軍機大臣翁同龢等人研究對策，“問諸臣，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並發”，這次召對有人提到李鴻章領導不利的問題，欲將責任推給李鴻章，光緒帝於正月十八日令李鴻章來京請訓。李鴻章被當作造成甲午慘敗的罪人，彈劾他的奏折如雪片般飛到光緒帝的桌案上，光緒帝一怒之下下令摘去他的三眼花翎頂戴，奪去黃馬褂，革職留任。
但甲午戰爭後續的那些麻煩事又能交給誰去處理呢？這個爛攤子還需要李鴻章這個 “裱糊匠”去善後處理。朝廷派去求和的張蔭桓、邵友濂在日本受盡冷遇，被驅趕回國，日方聲稱隻有李鴻章才是他們認可的 “素具威望”的全權大臣。最後，慈禧無奈，隻得讓朝廷發布上諭，李鴻章著賞還翎頂，開複革留處分，並賞還黃馬褂，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複出後的恭親王奕訢提醒慈禧：“現在皇帝對李鴻章充滿怒氣，讓他去議和恐怕與皇帝生出齟齬。”未等奕訢說完，慈禧已怒形於色，冷言道：“皇帝體弱有病不能臨朝，合適與否，哀家自可與皇帝麵商。你等既然向哀家請旨，此事便可做一半主張！”她不希望奕訢剛複出就跟她作對。
李鴻章心裏明白，作為戰敗國，“乞降”本來是一項屈辱又危險的使命，議和必是受辱。但仗是他打的，他怎能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更何況，聖命難為！二月十八日，他懷著沉痛而複雜的心情，在蒙蒙迷霧中出發前往東瀛。
在 “老對手”伊藤博文那裏，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禮遇。故人相逢，伊藤博文一語戳中了李鴻章的傷心之處：“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李鴻章聽出其中的諷刺意味，便顧左右而言他。談判時，李鴻章鑒於 “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因而委曲哀求，步步退讓。他也深知擅自答應日本的要求，必將給自己帶來橫禍，因此他對談判中涉及的重大問題，無不隨時電奏，候旨遵行。
日本貪婪的本性在談判中暴露無遺。他們欲壑難填，要求清廷割讓台灣。張皇失措、急欲求和的慈禧，令太監李蓮英在地圖上找出台灣，她見不過是個 “墨點”，便表態 “割讓台灣，可也”。日本還提出日軍進駐大沽、天津、山海關，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交日軍管理，以及停戰期間軍費由清廷負擔等苛刻條件，作為允許停戰的前提。李鴻章致電總理衙門，指出日本 “要挾過甚，礙難允行”。光緒帝獲悉後，令奕訢等與各國公使麵商，而各使 “均以先索和議條款為要”，同時表示停戰期內清廷可 “支補”日本軍費，其餘條款 “萬難允許”。
欽差議和大臣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被日本凶徒刺殺的消息傳開後，日本 “舉國震驚”，世界輿論也為之嘩然。李鴻章的血終於起到了他口舌相爭多日起不到的作用。他蘇醒過來後，忍著傷痛一字一句地授意隨員給日本發照會，日方隻得極力安撫李鴻章。日本天皇也降旨表示要嚴懲凶手，並特派禦醫前去診治。
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宣布除台灣、澎湖地區外立即停戰，企圖借此穩住清廷，避免其他列強幹涉。李鴻章對日本的讓步較為滿意，但麵對日本人要求割讓遼東、台灣、澎湖列島，賠償軍費三億兩白銀的漫天要價，他實在難以認可。而他請示朝廷得到的回複又大多是 “著鴻章酌量辦理”。這讓遠在異國的李鴻章十分無助和絕望，他一連幾次電告總理衙門，說 “日方之旨仍在讓地賠款兩條實在著落。如要議和速成，賠款恐須超過一萬萬兩”。三月十八日，光緒帝指示李鴻章再與伊藤博文“磋磨”，爭取減少賠款，“允其割台之半”“牛莊營口在所必爭”“倘事至無可再商，應由該大臣一麵電聞，一麵即與定約”。
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 《馬關條約》上簽字。《馬關條約》正約共十一款，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朝鮮 “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中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分八次交清；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船可以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岸；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製造工業品，並免征一切雜稅。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已料定自己成了舉國之 “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免去了他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朝廷官員彈劾他喪權辱國，有辱使命；民間則傳說他收受日本人的賄賂；更有人公開宣稱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軍機大臣集體上奏光緒帝，光緒帝在折子上的批語讓李鴻章看後不禁老淚縱橫：“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康有為曾在 《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認為中日甲午戰爭之所以失敗，一部分原因在於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影響了海軍的建設。他說：“時西後以遊樂為事，……盡提其款築頤和園，窮極奢麗，……於是，光緒十三年不複購鐵艦矣。敗於日本，實由於是。”不可否認，甲午這年，慈禧的六十大壽對中日之戰有重要而直接的影響，而慈禧的態度可以說是左右了清廷的立場。她在國家危難之際，仍貪圖享樂的做法為後人所不齒。
(2) 劉秉璋 （1826—1905）：字仲良，安徽廬江人，晚清重臣、淮軍名將，中法戰爭時指揮了著名的 “鎮海之役”。督蜀十年，勤政廉潔，用竹籠古法維修都江堰水利工程，後在 “成都教案”中被罷職。一生淡泊名利，重視教育，為家鄉捐建了三樂堂書院、南京廬江試館。
(3) 福錕 （1834—1896）：字箴庭，滿洲鑲藍旗人，康熙帝次子、理密親王胤礽六世孫，曆任太仆寺卿、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內務府大臣等職。
(4) 崑岡 （？—1907）：字小峰，滿洲正藍旗人，清朝宗室，曆任內閣學士、侍郎、副都統、都統、左都禦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尚書等職。
(5) 許庚身 （1825—1893）：字星叔，仁和人。曾參與撰修 《宣宗成皇帝本紀》、皇室宗譜及 《臣工列傳》等書。
(6) 孫家鼐 （1827—1909）：字燮臣，安徽壽州 （今安徽淮南市壽縣）人，晚清大臣，曆任工部侍郎、署工禮戶吏刑五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學務大臣等。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師。
(7) 許景澄 （1845—1900）：字竹筠，浙江嘉興人，世稱許公，被譽為 “庚子五忠”之一，晚清大臣，曾任駐法、德、奧、荷四國公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和中東鐵路督辦。
(8) 李鳳苞 （1834—1887）：字丹崖，江蘇崇明 （今屬上海崇明區）人，晚清外交家，曾任駐德、奧、意、荷、法公使。中法戰爭爆發後，奉命回國擔任北洋營務處總辦，兼管水師學堂。
(9) 劉步蟾 （1852—1895）：字子香，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人，晚清海軍將領、北洋水師右翼總兵，在威海衛海戰中英勇抗敵，以身殉國。
(10) 魏瀚 （1851—1929）：字季渚，侯官東郊人，中國第一代軍艦製造專家。
(11) 陳兆翱 （1854—1899）：字鶴亭，閩縣 （今福州市）螺洲人，中國近代輪機製造的奠基人。
(12) 顧厚焜 （1844—？）：字以崇，號少逸，江蘇蘇州府人，出身書香門第。光緒十三年（1887）奉命遊曆日本、美國、巴西、古巴、秘魯等國，考察期間著有 《對馬島考》《巴西地理兵要》《美國地理兵要》《古巴政治考》等見聞錄。
(13) 黃遵憲 （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州 （今廣東梅州市）人，中國近代傑出的愛國者、維新誌士、中日友好的先驅使者，曆任駐日本公使館參讚、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參讚、新加坡兼馬六甲總領事等職，戊戌變法期間署湖南按察使，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
(15) 丁汝昌 （1836—1895）：字禹亭，安徽合肥石頭鎮人，晚清將領，官至北洋水師提督。甲午戰爭時在威海衛之戰中因彈盡糧絕、援軍未至，拒絕日軍勸降，服食鴉片自盡。
(16) 伊藤博文 （1841—1909）：字俊輔，日本長州 （今山口縣西北部）人。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也是日本第一個內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貴族院院長，首任韓國總監，明治憲法之父，立憲政友會的創始人。
(17) 金玉均 （1851—1894）：字伯溫，朝鮮政治家、改革家、開化黨領袖，力圖仿效日本明治維新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甲申政變”後逃亡日本，改名為岩田周作，後被朝鮮刺客洪鍾宇暗殺於中國上海。
(18) 李熙 （1852—1919）：朝鮮王朝第26代國王、大韓帝國開國皇帝，死後廟號高宗，通稱朝鮮高宗，又稱光武帝、李太王、韓高宗等。因處於朝鮮半島曆史上最動**複雜的時期，他一生先後被父親大院君、妻子閔妃以及日本人擺布，形同傀儡。
(19) 聶士成 （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北鄉 （今長豐縣崗集鎮）人，晚清將領，先後參與剿撚、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庚子之變”，戰功卓著，在 “庚子之變”的天津保衛戰中中炮陣亡。
(20) 小村壽太郎 （1855—1911）：日本外交官，綽號 “鼠公使”。作為外務大臣，他在日英同盟、日俄戰爭、滿洲問題、日韓合並等重大事件中，均極力為日本謀求最大利益。
(21) 山縣有朋 （1838—1922）：日本軍事家、政治家，日本陸軍之父，對日本內閣的交替和重大內政、外交問題都有重要影響。
(22) 伊東祐亨 （1843—1914）：日本海軍元帥，甲午戰爭時以海軍中將銜任聯合艦隊司令官，戰後封子爵，升海軍軍令部長；日俄戰爭時任大本營海軍幕僚長，後受封為伯爵。
(23) 徐用儀 （1826—1900）：字吉甫，浙江海鹽人，晚清名臣，曆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太仆寺少卿、大理寺卿、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等職。後因與主張利用義和團排外的載漪等人意見相悖，遭到慈禧記恨，被斬於北京菜市口，為 “庚子五忠”之一。
(24) 剛毅 （1837—1900）：字子良，滿洲鑲藍旗人，晚清大臣，中日甲午戰爭的主戰派，曆任軍機大臣兼禮部侍郎、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反對戊戌變法，曾率領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開戰，死於山西侯馬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