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與考證（2）
(2)重修規劃的實施。
菩陀峪慈禧陵重修工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破土，二十二年二月正式動工，因為這是一項先拆後建的工程，所以，至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寶城、方城、明樓等各主要工程方“拆卸將次告竣”。此間，又陸續勘估東西配殿、東西朝房、寶城周圍羅圈紅牆等工程，到最後實施時，工程項目共達41項。除項目不斷增加外，施工中，根據慈禧懿旨，木石等各項用料標準也不斷提高，先後將大殿原奏柁柱梁桁係用梴楠木，鬥棋係用南柏木，簷椽望板檻框等項用杉木、鬆木、椴木，即原擬用舊木五成，改為“除上下簷鬥栱仍照原估用南柏木成做外，其餘均改用黃花梨木”；東西配殿亦仿大殿一切做法，改用黃花梨木；並將方城壓麵石、大殿欄板石、荷葉溝等處石料原估“挑換新石五成，選用舊石五成”，改為“一律換用新石”。
對於工程質量，承辦人員更是絲毫不敢馬虎，每一項工程都製定了詳細的做法清冊，包括在某處釘多少釘，塗幾遍油等無不一一列入，工部屯田司檔案中有一部分菩陀峪各工做法清冊，詳盡記載了這方麵的情況。施工期間，逢八國聯軍入侵，被迫停工兩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二月重新開工，先後派永隆、鐵良、玉山等輪流駐陵監工，整個重修工程，一直延續到慈禧去世前的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才徹底完成，前後用時14年。
這次重修工程，承修工程處借用的是神機營關防，由於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神機營檔案丟失，所以這次工程到底動用多少人力，耗費了多少銀兩，無法查到最終確數，但可據現有資料做一估算。首先是前麵所介紹的第一次勘估寶城、方城、明樓，大殿等主體工程需用銀597067659兩；繼之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又續估拆修東西殿、東西朝房、東西焚帛爐等工程7項，除行取物料61種，折合物料銀72832254兩外，加上工價運腳等，共用銀130233017兩；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再次續估寶城外周紅牆各工經費，除行取物料18種，折合銀兩11611兩，加上工價、運腳等，共用銀1604994兩；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大殿及東西配殿木植擬均改用黃花梨木、寶城等處石料擬全部換用新石，又追加經費一次，由於此前隻有梨木板價而沒有原梨木價，所以用銀多少無法計算，但根據外務部檔案，光緒三十年（1904）修惠陵隆恩殿和前門城樓時，在新加坡購買原條木價格推算，至少要10萬兩。為此，戶部於光緒二十二年先籌撥工程銀100萬兩，二十五年又籌撥銀50萬兩，二十八年工程複工後，見於檔案記載的又於二十九年二月由戶部撥銀一次。顯而易見，這次重修工程用銀總數遠在150萬兩以上，若再加上第一次興建時用銀227萬兩，慈禧陵是清朝所有帝後陵中耗用銀兩最多的。巨額的投入換來了重修後的慈禧陵的超豪華。
三、兩太後權勢的縮影
人類自從產生等級差別觀念以來，就對屬於禮儀範疇的陵寢喪葬製度，有了明確的等級規定，陵墓標準的高低，成為代表主人身份、地位及其權勢的象征。鹹豐十一年（1861）鹹豐皇帝死後，經過“辛酉政變”，慈安、慈禧兩太後同時被推上國家權力的高峰，從此圍繞她們發生的一切活動都成為權力的注腳和縮影。兩陵興建及慈禧太後陵重修的全過程，既表明了這兩位太後在全國的權勢和地位，更表明了兩太後之間權勢的製約和競爭。
第一次興建的兩陵，已形成對其他皇後陵的超越，在這個過程中，顯示了慈安高於慈禧的地位。
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八年興建的兩太後陵與其他皇後陵比，在技術質量上是屬於上乘的，在用時、用人上是屬於較多的，在用銀數量上是超越所有後陵的，而在建築規製上也是攀仿其他後陵，就高不就低，形成了事實上的超越。如，在清朝7座皇後陵中，唯孝莊文皇後的昭西陵建了神道碑亭，兩太後陵效仿之也建了神道碑亭；唯孝聖憲皇後的泰東陵在隆恩殿月台上置放了銅鶴、銅鹿，兩太後陵也效仿放置了銅鶴、銅鹿。在清朝曆史上，位最尊的皇太後是孝莊文皇後，她因輔佐三代開國皇帝，為清朝立下大功而得到後人的敬重；而最有福氣的則是孝聖憲皇後，她因生了乾隆這位盛世皇帝而得以頤養天年，這兩位皇後陵，都因其特殊的地位而略有超越規格的地方。慈安、慈禧兩太後陵，在規製上一仿孝莊文皇後，二仿孝聖憲皇後，不僅集清代後陵製度之大成，也集清後陵中超越規製之大成，反映在政治上，則充分顯示了她們的政治地位和權力。事實也正如此，除孝莊文皇後外，清朝其他皇後的確都沒有像慈安、慈禧太後那樣參與政務，即便孝莊文皇後，也沒有公開臨朝聽政。
慈安太後，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廣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揚阿之女。初入宮侍鹹豐皇帝於潛邸，鹹豐二年（1852）六月被封為皇後，同治繼位後尊為母後皇太後，上徽號“慈安”。因其居住紫禁城內東路的鍾粹宮，故稱東太後。
慈禧太後，葉赫那拉氏，滿洲鑲黃旗人，安徽寧池太廣道惠徵之女。鹹豐元年選為秀女，封蘭貴人，鹹豐六年生穆宗同治以後，先後升為懿妃、懿貴妃，同治繼位後，尊為聖母皇太後。
由於兩人一為先帝的正宮皇後，一為嗣皇帝的生母，又同時垂簾執政，故第一次建造的兩太後陵，在總的規模、規製、布局上是相同的，但在某些地方還是略有差別。其一，在409件奏折檔案中，大部分是慈安太後普祥峪陵工程情況，隻有很少部分是會勘、會奏慈禧太後菩陀峪陵工程的，而單獨奏報菩陀峪陵工的折件更少。其二，從工程用料來看，質量上慈安太後陵要好於慈禧太後陵，如主體工程所用木料，慈禧太後陵用的大多是從天津購買的外國產楠木，慈安太後陵大多用的是國產楠木，按照當時價格，外國的楠木比國產楠木價格每尺便宜銀0796兩，雖然這種楠木木質並不一定比國產楠木差，但由於價格上的差距，人們還是認為不如國產楠木。其三，慈安太後陵最後用銀266萬餘兩，慈禧太後陵用銀227萬餘兩，慈禧太後陵幾乎少用銀六分之一，應該說還是不小的差距。這些都足以說明，兩陵同時興建時，是以慈安太後為主的，更說明，身為正宮皇後的慈安太後，其生前地位、權勢都是在慈禧太後之上的。我們過去一般籠統認為起主導作用的是慈禧太後，並且自然地將這種作用歸結為慈禧太後的霸權和奢侈，是不確切的。
但是，這種局麵對於野心比慈安太後大、能力比慈安太後強的慈禧太後來說，是不能長久容忍的，自己的萬年吉地比慈安太後的差，更不是慈禧太後所願意的。所以慈安太後暴亡後，慈禧太後沒有了任何權勢的製約和抗衡，唯我獨尊，為所欲為，逐漸達到權力的頂峰。重修後的慈禧太後陵就是這種獨尊權力的一個縮影。
首先，和同期該修的諸帝後陵相比，慈禧太後陵完全不用重修。據查看東陵大臣奏報，光緒二十一年（1895），由於雨水過大，各陵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滲漏、坍塌、檁椽糟朽傷折、油飾爆裂等情況，其中“情形較重應急修理者二十八項”，包括昭西陵、孝陵、景陵、裕陵、定陵及惠陵，並且這些和慈禧陵損壞程度差不多。但是這些陵全部是局部維修，而這些陵埋葬的全是清朝祖先，既然其祖先陵可以局部維修，慈禧太後也完全可以不用重修。
其次，光緒二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四年，正是中國曆史上民族災難空前的一個時期，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幾次不平等條約賠款、外加三國幹涉還遼款，共達白銀68億兩。國內災難頻仍，民不聊生，內憂外患，清朝政府已到了崩潰的邊緣。慈禧太後陵也就是在這14年期間完成的一項浩大重修工程，用天下的民脂民膏，供其一人死後的安樂。
雖然重修後的慈禧太後陵從規製上並沒有新的突破，但其豪華已達頂點，且不說大量使用其他陵所沒有的貼金，全部用的黃花梨木木植其他陵也沒有，特別是建築中比比皆是的龍追鳳圖案造型更是其獨創。正是這豪華獨特的慈禧太後陵，為唯我獨尊的西太後形象留下了最後濃濃的一筆，也給後人留下了不休的話題和思考。
對高規格慈禧太後陵寢的再解讀
談慈禧太後，一般還會談到慈禧太後陵，因為這是最能說明慈禧權勢、性格和生活的物證。對慈禧陵太後陵寢的介紹和評價，最常用的詞是“精美、奢華、越製”。那麽慈禧太後陵究竟是否越製，豪華在什麽地方，為什麽慈禧太後陵建的規格會如此之高？我們將依據清宮檔案進行解讀。
一、慈禧太後陵規格高在什麽地方
慈禧太後陵名為“菩陀峪定東陵”，它和慈安太後的“普祥峪定東陵”都位於鹹豐皇帝定陵之東，所以統稱為“定東陵”。在清朝，隻有鹹豐朝有兩座皇後陵。
清朝帝後陵寢規製
要說慈禧陵規格高，就先要知道清朝陵寢有什麽規製。簡單說，皇帝陵總建築包括附屬建築和主體建築兩大部分，附屬建築有：大碑樓、神路、神路橋、石像生、神道碑亭、下馬碑、神廚庫、東西朝房、東西值班房等。主體建築分為前朝和後寢。前朝包括隆恩殿、東西配殿、東西燎爐、隆恩門，後寢包括二柱門、石五供、方城、明樓、寶城、寶頂、地宮等。帝後陵每處建築的長寬、大小、數量都有定製，比如，皇帝陵地宮一般為九券四門，皇後陵為五券二門。皇後陵各建築名稱和功用與皇帝陵相同，但是皇後陵不建大碑樓（即聖德神功碑亭），無石像生、五孔神路橋、牌樓門和二柱門。
慈禧太後陵規格高在什麽地方
簡單說有三個方麵：一是政治規格上超越清朝所有皇後；二是有些地方超越皇帝；三是建築用材超豪華、死後隨葬品超豪華。
具體來說，包括五點：
（1）建築規製上超越其他各朝皇後陵。比如神道上建了碑樓和下馬碑，隆恩殿上放置了銅鶴、銅鹿，這都是其他皇後陵沒有的。但是要說明的是，在這點上慈禧太後陵和慈安太後陵是一樣的，都是清代等級最高的皇後陵。
(2）敢於壓製皇帝。在慈禧太後陵隆恩殿大殿內柱子上以及月台欄杆上和大殿月台丹陛石上，多處雕刻有鳳在上、龍在下和鳳在前、龍在後的圖案。在這點上慈禧太後陵和慈安太後陵也是一樣的。這一點往往是後人認為慈禧霸權、專權的重要依據。
(3）使用了名貴的木料。慈禧太後陵的隆恩殿和東西配殿除鬥拱使用了楠木外，其他所有木構架全部使用的是名貴的黃花梨木。
(4）各處使用了大量的黃金。慈禧太後陵不僅各處彩繪精美絕倫，石欄、禦路、各種雕刻，多用高浮雕加鏤雕等最難的雕刻技術，而且主體建築的隆恩殿和東西配殿牆壁全是瀝粉掃金，所有的彩畫全是貼金，殿內柱子的盤龍全是鍍金。光這幾項共用葉子金就近5000兩。連故宮皇家建築等級最高、規模最大的太和殿的柱子，也隻有中間6根盤龍用的是瀝粉貼金，其他則用的是紅漆。慈禧太後陵這種超豪華的掃金、貼金和鍍金裝飾，在明、清兩代陵寢中都絕無僅有。
(5）身後隨葬品奢侈。有人估算，列入賬目的皇家寶物價值就達白銀5000多萬兩。慈禧太後隨葬的珍寶究竟有多少？她的心腹太監李蓮英親自參加了慈禧太後棺中葬寶的儀式，據李蓮英侄子所著的《愛月軒筆記》記載：慈禧太後屍體入棺前，先在棺底鋪三層金絲串珠錦褥和一層珍珠，共厚一尺。頭部上首為翠荷葉，腳下置粉紅碧璽蓮花。頭戴珍珠鳳冠，冠上最大一顆珍珠大如雞卵，價值一千萬兩白銀。身旁放金、寶石、玉、翠雕佛像27尊。腳下兩邊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還有寶石製成的桃、李、杏、棗200多枚。身左放玉石蓮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樹。另外，玉石駿馬八尊，玉石十八羅漢，共計700多件。葬殮完畢，又倒入四升珍珠、寶石2200塊填棺。僅僅碧璽首飾一項，據清朝內務府簿冊所載就有10種：紅碧璽朝珠、紅碧璽手串、紫碧璽手串、紅碧璽念珠、金鑲紅碧璽正珠、紅碧瑘抱頭蓮、綠玉鑲紅碧璽抱頭蓮、紅碧璽綠玉穿珠**、紅碧璽鎦子、紅碧璽帽花等。
以上這幾方麵，往往是後人評價慈禧太後陵奢侈、高規格的重要依據。
二、慈禧太後陵高規格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社會普遍認為，慈禧太後陵之所以規格高，是因為在她執政期間，特別是在慈安太後去世以後窮奢極欲造成的；有的說是她本性決定的，原因是她喜歡出風頭，但是在慈安太後生前她卻被壓了一頭，慈安太後死了，她就要在陵寢上壓慈安太後一頭。這些話雖然不無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從清宮檔案看，這裏有三個方麵的因素：一是慈禧太後權勢的作用；二是慈安太後的責任；三是時間的契機和一些大臣的有意抬轎和烘托。
同治十二年，奕誴等奏普祥峪用款折
第一次修建規格已經形成超越
慈禧太後陵共修過兩次，第一次是和慈安太後陵同時修建的，從同治五年（1866）開始勘探，用了近7年時間，到同治十二年確定方案，開始動工，又用了近7年時間，到光緒五年（1879）建成，前後共用了13年時間。在這次修建過程中，僅大臣為修陵上達的奏折就有409件。兩陵建成後，工程處將這些奏折匯集存放，並製作了一份目錄清單，僅這件目錄清單就有9米多長。
從這些檔案中我們看到，這次修建，在總的規模、規製、布局上，慈禧太後陵同慈安太後陵基本是一樣的，隻在某些地方略有差別。
其一，在工程用料及質量上，慈安太後陵要好於慈禧太後陵。
其二，在工程總價格上，慈禧太後陵比慈安太後陵少用銀39萬兩。
其三，以該工程所形成的奏折數量來看，409件檔案中，大部分是報告慈安太後陵工程情況的，很少部分是會勘、會奏兩陵共同情況，單獨報告慈禧太後陵的折件更少，說明當時大臣對慈安太後陵比對慈禧太後陵要重視。
慈禧太後陵
這些情況都說明，第一次修建兩陵時，是以慈安太後陵為主的，陵寢修建成什麽規格，起決定作用和主導作用的是慈安太後。而在這次修建的兩陵中，已經建了牌樓、下馬碑；已經在隆恩殿前安放了銅鶴、銅鹿；一些雕刻更已經是鳳在上龍在下。所以，要說慈禧太後陵越製，實際從第一次修建時期這種越製就已經開始了。過去人們一般將慈禧太後陵規格高的原因籠統歸結為是慈禧太後的霸權和奢侈，是不確切的。若說始作俑者的責任，慈安太後應當首當其衝。
第二次重修的慈禧太後陵超級豪華
第一次建造的兩太後陵雖然與其他帝後陵寢比規格較高，但還不太引人注目，因為沒達到超級豪華程度。造成慈禧太後陵超豪華的是第二次的重修。這次重修也形成了大量檔案，其中也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清單，即光緒二十二年（1896）重修慈禧太後陵時，會勘大臣載漪所奏“各處工程做法錢糧數目及行取物料數目清單”，該清單詳細記載了慈禧陵重修中的工程做法和用過的錢兩、物料、人員等數目。
慈禧太後陵重修工程於光緒二十一年開始，在光緒二十六、二十七停了兩年，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才徹底完成，前後共用了14年。
光緒五年，慈安、慈禧陵兩陵建好後，便移交給了馬蘭鎮總兵看守，並製定了10年保固章程，清政府下撥了每年的日常檢查維修費。光緒七年，慈安太後去世並入葬普祥峪陵，慈禧太後的普陀峪陵則一直封閉。至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即修建16年之後，管理該陵事務的護軍參領文錦按常規檢查後發現，因雨水過大，普陀峪陵分別有寶頂、寶城上溝嘴、大殿、東西配殿共5處地方，有不同程度的滲漏、吊落、酥堿等情形，此為第一次上折奏報。接報後，大臣溥齡去查看核實，他在核實情況中，增加了當年要修的琉璃花門、小碑亭、宮門3處和第二年要修的東西朝房、神廚等5處，共13處，是為第二次奏報。根據溥齡奏報，禮部侍郎剛毅第三次去查核，他查後沒提出具體要增加什麽該修的地方，而是嚴肅地提出，“各情節情形實係嚴重”，應擇其方向所宜者及早興修，這是第三次奏報。這三次報告雖然一次比一次說得嚴重，但還沒突破修飾的範圍。接到剛毅的奏折後，當時最得慈禧太後信任的奕劻、榮祿親自前往查看，再奏道：“按原估剔砌補墁恐不足以鞏固……請再特派大臣共同勘查，以昭慎重”，此為第四次奏報。此奏折很快得到批複：“寶山壽藏規製重隆……為萬年鞏固之基。著添派載漪、李鴻藻會同原估大臣……再行逐細複勘……繪圖貼說，詳細據奏……不準稍有遷就。”也就是在這道“不準稍有遷就”諭旨的基礎上，奕劻等大臣的會勘奏折將原來的應修5處、8處、13處一下上升為：“大殿拆修”“寶城、方城、隧道、垛口等，一律拆修”，主體建築基本是全部拆修，是為第五次奏報。
經過5次複奏，問題說得一次比一次嚴重，原本的普通維修工程幾乎變成了重新再造工程。
其實，這一年由於雨水過大，許多陵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滲漏、坍塌、爆裂等情況，包括昭西陵、孝陵、景陵、裕陵、定陵及惠陵。和這些陵寢相比，慈禧太後陵建造得晚，質量也更高，所出現的問題並不太大，但是其他陵當年全部都是進行的局部維修，既然這些陵可以維修，慈禧太後陵也完全可以不用重修。
所以，重修方案基本是各級官員為討好慈禧太後，層層推波助瀾的結果。在此方案和指導思想下的重修工程，規格上又是層層加碼，項目不斷增加，直到最後拆修項目達到41項。物料標準更是一再提高，比如，原定重修隆恩殿大殿木料擬用舊木五成，後改為除下簷鬥用原木外，其餘均改用黃花梨，東西配殿也仿大殿做法，改用黃花梨；石料原擬“挑換新石五成，選用舊石五成”，後改為“一律用新石”。所以，這次重修，其豪華遠遠超過第一次。
所以說，最後使慈禧太後陵變得規格如此之高的幾種因素中，除第一次建造已經形成政治規製上的超越有慈安太後的責任外，促成第二個14年高規格重修的原因，則是慈禧太後權勢的作用和大臣的推波助瀾，以及在時間上給慈禧太後提供了可以利用權勢的機會。
所以慈禧太後陵的修建過程既表現了慈禧太後的權勢和地位，也表現了同慈安太後之間的競爭。第一次興建時，說明慈安太後地位在前，第二次的重修，以及後來極盡奢侈的隨葬品，都是慈禧太後權力頂峰和唯我獨尊形象的縮影。
賽金花其人其事
年輕時的賽金花
多年前，曾看過光緒二十九年（1903）關於京城名妓賽金花虐待妓女致死案的檔案，就此寫過一篇文章，所以後來對涉及賽金花的一些人物和資料比較關注。而在閱讀這些資料的過程中，令我非常吃驚的是，沒想到事件是那樣的複雜，說法正反懸殊又是那麽大。“在中國曆史上，能為一個如此女子引起這麽持久的爭論，不算是絕無僅有，也是最多之一”。最主要的是，當細讀這些爭論背後的原意，透過她個人的命運，反映的則是國家大事、國人心態以及傳統的文化心理。她的命運，實際是中國在一個特定屈辱年代的曆史側影。
一、亦真亦假的傳奇身世
在清末民初眾多的名妓中，賽金花應該是最具傳奇色彩的一個。她的一生，從妓女到公使夫人再到妓女，三個階段兩種身份，命運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有關她的一些基本情況，包括其家庭籍貫、生卒年月，乃至姓名等都真真假假，撲朔迷離，版本眾多。
我簡單地羅列了一下對其姓名、年齡、籍貫、出身的各種說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1.家庭籍貫江蘇鹽城說
清末文人，也是最早把賽金花寫入小說的曾樸，在其小說《孽海花》中說賽金花是江蘇鹽城人，初名傅鈺蓮，又名彩雲，約生於1872年，幼年被賣到蘇州花船上為妓。1936年11月，病逝於北京，終年64歲。
有關賽金花的書籍
2.家庭籍貫安徽說
（1）安徽休寧說。《賽金花外傳》的作者曾繁、《清末名妓賽金花傳》的作者柯興以及《賽金花故事編年》的作者瑜壽，都說她是安徽休寧人，姓趙。但對其父親的職業的描述，曾繁和柯興都說是一位轎夫，而瑜壽則說：“賽的家庭成分，屬於城市遊民階層，她祖父曾和人合夥開過當業。……賽金花的真實年齡實生於1864年，去世在1936年，已經是73歲了。”
（2）安徽黟縣說。其表述不盡相同，有的文章寫道：“賽金花原籍安徽黟縣，原姓趙，小名三寶，又叫靈飛，生於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初九。她的父親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流寓蘇州，娶了當地的女子為妻，先生一女賽金花，後生一男。”即祖籍安徽黟縣，出生在蘇州。
又有的文章寫道：賽金花原名鄭彩雲，出生在安徽黟縣二都上軸鄭村，祖父在蘇州開當鋪，其父親鄭八哥為避戰亂到蘇州，他們就住在蘇州蕭家巷，後賽金花被家中下人誘賣到妓院。即出生在黟縣，後隨其父親遷居蘇州。
此說中寫得比較詳細的是賽金花故居介紹：賽金花，原名鄭彩雲，藝名賽金花，1872年10月出生在黟縣二都上軸村，父名鄭八哥，賽金花12歲時隨其父遷居蘇州。後經熟人引見最初化名傅彩雲，成為花船上陪客調笑不陪宿的“清倌人”。1887年，適逢前科狀元洪鈞回鄉守孝，對彩雲一見傾心，遂納為妾。不久洪鈞奉旨為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其原配畏懼華洋異俗，遂命她陪洪鈞出國。洪鈞歸國後不久病死，1894年在送洪鈞靈柩回蘇州途中，賽金花潛逃至上海再度為妓，改名曹夢蘭，後至天津，改名賽金花。1936年病逝於北京，年63歲。
安徽黟縣賽金花故居陳列館外景
（3）安徽歙縣說。2005年《建設者》第5期曹晉傑的文章中，他以“賽金花後人身份說賽金花”更是富於戲劇性。文曰：“賽金花本名曹夢蘭，按曹氏宗譜所列輩分，和我祖父曹菊農是遠房堂兄妹，比我祖父小七歲。其父親曹彭洛原為安徽歙縣人，是大學士曹振鏞的曾孫，後逃難到蘇北鹽城縣上岡鎮定居，賽5歲時被拐子看中，將其拐賣給了江西吉安知府何廉舫，十幾年後，何因案入獄，其管家為籌措營救款，以2000兩銀子將賽金花嫁給了程姓鹽商，兩年後，鹽商得了霍亂病死，鹽商的大老婆連哄帶騙將賽金花賣到蘇州為娼，時年賽金花20歲。”即生在歙縣，逃難到蘇北，被拐賣到江西，嫁給鹽商，鹽商死後，又被賣到蘇州。
（4）安徽宣城說。《新時代雜誌》皓翁“再談賽金花”一文曰：“她原籍是安徽宣城人，寄寓蘇州，說的是一口蘇白。”
（5）徽州說。北大教授劉半農和他的學生商鴻逵編的《賽金花本事》，隻籠統說賽金花祖籍是徽州人，姓趙，1874年生在蘇州。但是，同時商鴻逵又不太相信自己對賽的采訪記述，在書的注釋中寫道，賽金花“或謂伊之姓趙也是冒出，實乃姓曹，為清代某顯宦之後”。此解釋又和歙縣說相同。顯宦即指曹振鏞。
最奇特的說法見於《賽金花秘事種種》一文：“賽金花原名春菲，今名是好事的嫖客所取的……賽金花的出生……據說她是蘇州山塘左近一隻十分考究的燈船上一個三十餘歲的鴇母所生的。”
所以，僅從以上所列我們就知道，對賽金花的原名有趙彩雲、鄭彩雲、傅彩雲、傅鈺蓮、春菲，小名靈飛、三寶等說法；對其籍貫有蘇州、江蘇鹽城、安徽休寧、安徽歙縣、安徽黟縣、安徽宣城等說法；對其出生年月則有1864年、1872年、1873年、1874年等說法。見諸其他文章還有1870年、1871年的說法。
對於自己的出身、年齡、籍貫，賽金花自己的表述也是常常矛盾。
她對劉半農自述，本姓趙，生長姑蘇，原籍徽州，家中世業當鋪。彩雲是乳名，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九日生在蘇州城內周家巷。按她自己所說，剛開始在蘇州花船上當幼妓時，因常常出去應酬客人，為了顧家裏的體麵，不好意思露出趙氏真姓，便想了一個寶字蓋的“富”字，取“富而有財”之意，後來人們把寶字蓋的“富”寫成人字旁的“傅”，所以姓傅是假冒的。
對曾繁則說，她的祖籍是徽州休寧縣，光緒元年（1875）生在蘇州虎門蕭家巷。
而她在因班妓致死案被發配時，遇到安徽程夢餘（進步人士，新中國成立後當過安徽政協委員，曾為文史館館員）則又說，她原籍是安徽黟縣二都上軸鄭村，原姓鄭。
光緒二十九年清宮刑部檔案中有關賽金花為江蘇元和縣民人李壽山之妻李賽氏的記載
但在同案的她自己的供詞中又說，是“江蘇元和縣李壽山的妻子，叫李賽氏”。
對後期一直陪伴她的義仆顧媽則說，平時她跟別人說的年齡都少說了3歲。
也就是說，她自己對自己籍貫的說法就有4種，姓氏有3種，年齡則有1871年、1872年、1874年、1875年多種說法。
為什麽對賽金花的基本情況的記載版本這麽多，甚至她的自述也是互相矛盾，就是因為沒有原始檔案，時人記憶難免有誤，特別是多數記載依據的是賽金花自述，而賽本人對不利於自己形象的內容難免有意更改，甚至信口編造。比如其年齡，1864年與1874年兩說相差10年，《賽金花故事編年》的作者瑜壽就說：“關於賽金花的真實年齡……她自己一再虛報，有時稱為辛未年（1871）生，有時自稱為甲戌年（1874）生。她那樣畢生在過著被損害與被侮辱的生活的女人，青春是她們的主要資本，當然要盡可能地低報其實數，這是無足為怪的。”再如她的籍貫，本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但賽的說法卻那麽的不一致，對此有人解釋說：“作為一個妓女，也許最忌諱的就是自己的身世來曆了，所以大凡向別人告知時，都不會說自己完全確切的老家，更何況賽金花的祖籍又是禮教嚴酷的徽州！”所以賽金花自述多有矛盾，是極正常的現象。
除上述其原名、籍貫外，後來隨她三次嫁人和兩度為妓，她又曾叫過洪夢鑾、曹夢蘭、趙靈飛、魏趙靈鳳（飛）、賽二爺等。後來她的姓氏名字多變，大多數是隨其丈夫的姓而改動的。
比如，洪夢鑾是她嫁了第一任丈夫洪鈞以後的名字，是洪鈞給其取的。魏趙靈鳳的名字則是1918年她同其第三任丈夫魏斯靈結婚後才有的。
至於現在多數人所叫的、也是其最響的名字“賽金花”的來曆，說法也有多種。一種說，當她早年還在蘇州做妓女時，蘇州有一名妓叫金花，因傅彩雲年在妙齡而又美麗，賽過金花，故獲得“賽金花”之稱。另有一種說法則是，在賽金花二度為妓後，於1898年來到天津，曾租住在天津濱江北道的江岔胡同舊“金花”妓院原址，並組織了金花班，掛牌名稱為“賽金花書寓”，她自己也改名為賽金花。“這是賽金花三字問世之始”。
3.基本結論
由於其姓名、籍貫和出生年月版本太多，我們對此又找不到直接的檔案證據，所以隻能取比較正統、也是多數曆史研究者認可的說法，其他仍然存疑。
所謂比較正統的說法，就是指現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所修“清史”的說法。國家現在修的清史，將賽金花列入了《婦女傳》，我在進行了認真的鑒別後，在此基礎上做了歸納補充，基本情況是：
賽金花，原姓趙，名“彩雲”，又名洪夢鸞、曹夢蘭、魏趙靈鳳、賽二爺。祖籍安徽徽州，約同治十年（1871），生於蘇州蕭家巷，13歲時成為蘇州花船上“清倌人”。光緒十三年（1887）15歲時，被同治朝蘇州狀元洪鈞納為妾。不久，洪鈞受命出使德國、俄國、荷蘭、奧匈帝國四國，因其原配夫人不願同行，賽金花遂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隨丈夫去了歐洲。在歐洲生活5年，學會了英語、德語，並生一女名叫德官。1891年，洪鈞任滿回國，晉升兵部左侍郎。1892年，發生帕米爾中俄爭界案，洪鈞因獻給朝廷的《中俄界圖》的帕米爾部分有誤，遭到官員們的聯名彈劾，抑鬱成疾，1893年8月病逝。賽金花扶柩南歸，到吳縣接官亭，將靈柩和女兒德官交給洪家人後，脫離洪家。1894年前後，一度嫁與元和縣民李壽山短暫為妻，因李家家貧，賽金花來到上海，改名曹夢蘭，在二馬路彥豐裏掛牌為妓，並同天津人孫少棠建立了同居關係。1898年，由於上海妓院生意日漸衰落，又從上海來到天津，在江岔胡同開了“金花班”，自己改名賽金花。此時結識了戶部尚書楊立山及曆任浙江、江西巡撫的德馨，受二人慫恿，1899年由天津遷到北京，後因其租住的高碑胡同有暗操賣**者，被步軍統領衙門右翼總兵載瀾驅逐，又回天津。1900年後，再遷來北京。因與德軍統帥瓦德西的關係和救京城百姓的曆史公案，及後來班妓自殺案，又兩度嫁人，兩度重操舊業等行為，成為名貫京滬的交際花和社會新聞熱點人物。晚年租住在北京居仁裏16號，生活窮困潦倒，1936年11月21日在北京居仁裏16號病故，終年65歲。
二、似是而非的那些事情
賽金花的故事傳說上百年，雖然很熱鬧，但正麵的、值得反複講述的事，就是所謂庚子年間救助京城百姓的一件事，另外還有一件反麵的、不光彩的事，即光緒年間虐待妓女自殺案。本文就說說賽金花庚子年間救京城百姓的事。
要想說清這件事，首先必須破解“瓦賽公案”，也就是她和德軍統帥瓦德西的關係，沒有這層關係，就沒有她救京城百姓事的傳說。“瓦賽公案”分兩個時期，即賽金花隨洪鈞出使歐洲時期和八國聯軍進占北京時期。
在歐洲時期有關賽瓦關係的傳說，主要來自從1903年陸續出版的曾樸的小說《孽海花》。該書曾被魯迅先生稱為晚清四大譴責瓦德西像小說之一，書中除含沙射影諷刺了清朝時政，也描寫了賽金花在德國時期與青年軍官瓦德西在柏林中國公使館邂逅、締爾園約會的情事。但該書中所寫的瓦德西1890年才20歲左右，按此推算，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應為30多歲，而真實的德軍統帥瓦德西，1890年時已經是58歲（1832—1904），所以《孽海花》中的這一段賽瓦關係完全是虛構的。這一點作者本人後來也承認此二人實不相識，隻是為了小說事有線索，文有來龍，且可鋪張數回，張冠李戴，虛構的事跡。
社會上傳說更多的是在北京庚子事變時期的瓦賽關係。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爆發，這一年是農曆庚子年，所以又稱“庚子事變”。最初，義和團的口號是“反清複明”，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教案增多，義和團開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口號也改為“扶清滅洋”。由此引發英、美、法、德、意、日、俄、奧各國以保護傳教士及使館為由，組成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八國聯軍於1900年6月攻陷天津後，又於8月16日，占領了北京，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則在8月15日逃往西安。八國聯軍的統帥開始是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後來才是德軍統帥瓦德西。瓦德西進入北京後，德國司令部就設在中南海的儀鸞殿。
瓦德西像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時，賽金花剛從天津逃難到北京，先是借住在定王府舊仆杜升家中，後遷入南城李鐵拐斜街。傳說中的賽金花救京城百姓的事跡就發生在這個時期。近百年來，有的說有，有的說無。說有的，雖然都認為賽金花在1900年勸說瓦德西遏製了聯軍的暴行，保護了京城百姓和文物，但實際又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真心褒揚賽金花，一種則是譏諷和嘲弄賽金花。
持褒揚者說。如曲江春在《賽金花軼事匯錄》序言中道：“溯當八國聯軍入京之際，清廷兩宮倉皇西遁，滿朝文武百官亂竄如喪家之犬，斂跡縮頭而不敢露麵，一任聯軍之屠殺劫掠。當此之時，朝野寂焉無人，獨有賽金花者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周旋於聯軍統帥瓦德西及各重要首領之間，誘以情，導以理，動以仁，律以紀，卒使聯軍就範，而燕市百萬之民，乃得卸去驚愕之容，重登衽席。於是賽二爺之名，亦被歌頌九城矣。設非有賽其人，恐太廟、皇城、頤和、萬壽，亦必繼明園而成廢墟，億民百官，千嬌萬麗，俱遭毒屠與**，亦未可知。是賽之有功於國家社稷，有德於燕市百姓者也。”
又如林語堂在《京華煙雲》中寫道：“北京城總算得救，免除了大規模的殺戮搶掠，秩序在恢複中，這都有賴名妓賽金花的福蔭。”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奕劻為儀鸞殿大火事致在西安的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電報
還有許多文章，直言賽金花是“大清義女，保護百姓”。
持譏諷者說。社會上對賽金花的花邊新聞傳說，從其在上海掛牌為妓時就已經出現，但她和瓦德西的關係廣泛傳說則是出現在清宮儀鸞殿大火之後。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4月17日）夜內德軍駐地儀鸞殿失火。清宮檔案中有一件三月初一（4月19日）留京作議和代表的奕劻給在西安的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發的電報，寫道：“二月二十九日夜內（4月17日），儀鸞殿不戒於火，延燒前後殿、配殿”，“燒斃德國提督一名”。電報中提到喪生的德國提督，即德國參謀長施瓦茲霍夫少將。瓦德西本人聞警撤出，但衣衫不全。按4月20日，瓦德西給德國皇帝威廉的報告中的說法是，他本人“則於倉促著衣之後，以及帥笏與少數衣服救出之後，必須取道餘之石棉行舍窗子，以往近旁軍官大廳而去”。
這次大火以後，北京就傳出了一種流言，說瓦德西逃出火場時還挾著一個女子，這個女子即是前出使德國公使洪鈞的夫人賽金花。
最早將這種傳說寫入文學作品的，是1900年曾隨扈慈禧到西安負責處理軍機政務、後曾任陝甘等省布政使、鴛鴦蝴蝶派詩人樊增祥，他在1903年寫了《後彩雲曲》，其中道，“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襦袴。”在其詩序言中更直白道：“因思庚子拳董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穢亂宮禁，招搖市黶，晝入歌樓，夜侍夷寢。”
另一本書是前麵所說曾樸的小說《孽海花》，但該書隻有“夜宿儀鸞曹夢蘭從頭溫舊夢”“片語保鄉閭二爺仗義”等章目，並無內容。
再就是當時有些小報，為了獵奇，以訛傳訛。比如1903年因直言報道了《中俄密約》被杖斃的新聞記者沈藎，1900年在聽說賽金花女扮男裝跟隨別人到南海去遊覽過，就將此事變成戲說，謂賽金花被召入紫光閣，與瓦德西如何如何，並寄往天津《新聞報》發表。
對於自己與瓦德西的關係及在庚子事件中製止聯軍的作用，賽金花有自己的說法，但在不同場合，說法卻不一致。
一是跟瓦德西是否在歐洲就認識？她對劉半農和商鴻逵說：“我同瓦以前可不認識。”對《賽金花故事編年》的作者瑜壽也曾說：“他們都是胡說呀，我哪兒會和他（瓦德西）認識？”但在曾繁訪談做《賽金花外傳》時，她又說：“那年在德期間，結識了瓦德西將軍，他和洪先生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
三是在製止聯軍殺戮的作用上，她對曾繁說：“後來我便借機和瓦德西說：‘北京的百姓受義和團的**已經民不聊生，今更受聯軍的肆意殘殺，更何以堪，將軍還要下令安民，肅整軍紀才好。’瓦德西第二天便下令不準士兵違紀妄行，京裏的居民此後才可以不致再遭遇到屠戮之苦。這是聯軍入京第五日的事，第五日之後，京民便得安寧了。”但是賽金花在晚年看了陝西易俗社演出的《賽金花》後說：“阻止外國兵屠殺民眾，及勸德國公使克林德夫人應允中國議和之事，餘不過斯時見外國兵屠殺我國人民，一時激於臨時感情，隨便向瓦一說，並非預有若何救國之成竹在胸，而有計劃愛國舉動也，該戲演來，少失真相，雖十分誇獎我，但於我良心上，誠為不安。”
由此可以看出，賽金花對她與瓦德西的關係，前後說法有許多不一。為什麽賽金花的說法會自相矛盾呢？有人曾從其生活狀態和心理變化進行分析，認為：“這無非是賽氏晚年，甚或在一種變態心理下，她自覺社會已全然忽視她的存在，隻有在誇張和瓦德西關係的時候，社會才驚奇地注意起她來，一切物質的籌助也跟著來了。”另外還有人從其職業環境進行分析認為，“對於一個風月場上的老手來說，這樣習慣性的誑語似乎太正常不過了。”
那麽，到底賽金花在庚子年間與瓦德西有沒有特殊關係？在製止聯軍殺戮中起沒起作用？起多大作用呢？確切地說，這些基本上都屬於無事實根據的傳說。
第一，可以斷定的是，賽金花說她在聯軍入京第五日，就勸說瓦德西整頓軍紀，“第五日之後，京民便得安寧了”的說法，純屬虛構。因為1900年8月14日北京淪陷之日，瓦德西還遠在柏林。據《瓦德西拳亂筆記》記載，他是在8月7日得到其國王的電旨，任其為東亞高級軍事司令，8月23日起航，9月27日到達天津，10月17日到達北京。這時北京淪陷已有63天之久。所以，從時間上看，賽金花在聯軍入京第五日就和瓦德西發生私情，並勸瓦德西製止聯軍殺戮，是完全沒有的事。
其中一件是事件的親曆者齊如山提供的材料。齊如山是近代戲曲理論家，也是京劇大師梅蘭芳的搭檔，為梅寫過劇本，懂得德語，庚子之亂時正在李鴻章官邸幫忙做德文翻譯，故和一些德國軍人和賽金花都相熟。他這樣回憶道：“我相信賽金花沒見過瓦德西，就是偶爾見過一兩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談國事。”齊如山還描繪了他與賽金花同時見到瓦德西的兩次情景。一次齊如山同一位軍官到中南海紫光閣辦事，一進門便看見賽金花與兩個德國軍官在一起，剛說幾句話，忽然看見瓦德西從南邊走來，與賽金花在一起的軍官露出倉皇之色，連忙商量躲避，齊如山便出來搭話，瓦德西問了幾句話就走了。還有一次在瀛台，齊如山又遇到賽金花和兩個軍官在一起，他正跟賽金花說著話，又遠遠看到瓦德西在和站崗的士兵說話，這兩個軍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中一個說瓦德西不會進來，後瓦德西果然走了。所以齊如山認為，“這兩次賽金花都沒敢見瓦帥，所以測度她沒有見過瓦帥”。另外，齊如山還寫到，賽金花為了兩件小事居然還曾求齊如山與德軍說情。一是賽金花手下的劉海三被德國當時在北京的行政機構逮捕，賽金花托齊如山去說情。二是賽金花在賣給德軍土豆做軍糧時，土豆被凍了，德國軍官不要，又托齊如山去說情。因此，齊如山認為，賽金花隻不過是因為生意，與德國下層軍官有往來。
另一件是事件的親曆者丁士源的日記。丁士源當時在北京幫助德國人辦事，他和另一位給德國“格知府”當翻譯的葛麟德都是賽金花那裏的常客。在其所寫的《梅楞章京筆記》中，根據親身經曆，記述了庚子年間的一些事情。據記載，一次小聚，“賽曰：‘葛大人，吾等空相識月餘，前懇君攜赴南海遊覽，君雖口諾，而終未見實行。’葛說，吾輩小翻譯不能帶婦女入內，便推辭給丁士源。丁士源應允，但提出賽必須著男裝。賽金花異常高興，第二天扮男裝，作為丁士源跟人，進入南海。當他們經過跨越北海和中南海的大橋時，賽金花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聲!迨至南海大門，告守門德兵以謁瓦帥，兵曰，今晨瓦帥已行外出。丁曰，參謀長在否？兵謂，亦與瓦帥同出，因之不克入內。”“格知府”，即德軍“巡防普安公所”，長官為格爾少將，1900年11月以後到任。按照丁士源記載，賽金花和格爾的翻譯葛麟德相識月餘，時間應在12月以後，也就是說，賽金花最早在12月以後才得以隨丁士源進到中南海，加上該書中丁士源對賽金花去中南海時穿的冬天衣服描寫，這個時間還是比較可信的。而這時瓦德西進京已經兩個多月了，八國聯軍進京則已經四個多月了，按此情景，在此之前，賽金花和瓦德西肯定尚未發生任何親密關係。
第三，瓦德西日記和西方的資料，這些資料雖然隻可作為反證，但我們也不能忽視。
1900年10月22日瓦德西日記內容
首先是《瓦德西拳亂筆記》，該書是瓦德西自1900年8月—1901年11月所寫的日記、筆記以及給德皇的奏議、函電、報告。主要記載了瓦德西在侵華期間的個人活動和感受。書中有許多內容是關於議和的記載，也有多處提及李鴻章托人轉達和談的意見。但書中不僅隻字未提及賽金花，更有幾處可以反證和賽金花沒什麽關係。
第一條，1900年10月22日：“餘可以言者，即自餘來此之後，除少數例外，所有（各軍）非法行動，已不複發見。”瓦德西10月17日到京，22日是其到京第五天。這段日記從時間上印證，賽金花這時還沒有機會見到瓦德西，更不用說“所有（各軍）非法行動，已不複發見”，是她勸說瓦德西的結果。
第二條，瓦德西日記中關於克林德碑的記載。建克林德碑，一直是傳說中以及賽金花自己反複標榜的庚子年間她為議和做出的所謂“重要貢獻”。
克林德碑即1901年清王朝被迫為德國公使克林德建立的牌坊。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乘轎從東交民巷使館前往東單牌樓北大街東堂子胡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義和團問題，走到東單牌樓北大街西總布胡同，被正在巡邏的神機營章京恩海打死。事件發生後，德皇威廉二世決意報複中國，派遣了2萬多人的對華遠征軍。1901年清朝戰敗，與11國簽訂《辛醜條約》，德國對此事的解決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最後以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就克林德被殺一事向德國皇帝道歉，並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的石牌坊了結。這一條被列入了《辛醜條約》的第一款。
克林德碑橫跨在繁華的東單北大街上，於1901年6月開工，1903年1月竣工，形製是四柱三間七樓，碑文用拉丁文、德文、漢文三種文字，表達清朝皇帝對克林德被殺的惋惜。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1月13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將牌坊遷往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將坊額改為“公理戰勝”，規模縮小為三樓。1920年7月4日，舉行了紀念坊的落成典禮。1953年10月，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和平大會在北京召開期間，再次改名為“保衛和平坊”。
1900年11月30日瓦德西日記中出現的克林德街
對此事件，在《瓦德西拳亂筆記》中還有一條可以反證的材料，是記錄瓦德西到北京第四個星期時，乘馬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路查看的情況：“由使館區域直至該處之大街，現名為克林德街，蓋因卑怯之暗殺事件，係在此街所為故也。”這段日記的時間是1900年11月30日，從中我們看出，《辛醜條約》商議之前，在德國人心目中，從東交民巷使館區到東堂子胡同，這條街已經叫“克林德街”。原因就是克林德在此街被殺，清朝感覺理虧又十分害怕，故將此街叫“克林德街”。也就是說，在瓦德西到北京不足一個月時間，在德國人那裏，已經有了克林德街之說，建立克林德碑，或以克林德名字命名街道建築，是德國人早有之意，不是賽金花通過瓦德西說服克林德夫人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件英國方麵的資料。在《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一書中，英國公使薩道義1900年11月8日向其國王報告了11月5日八國聯軍會議情況。該次會議內容，是各個國家商議擬向中國要提出的條款。在會議上，德國使節建議加入下列補充條款：“派遣一個以親王為首的特別使團前往柏林，表示中國皇帝陛下和中國政府對克林德男爵被害一事的惋惜。”“日本公使詢問說:如果他以後必須要求中國政府建立一座紀念碑，以紀念被中國政府軍隊於6月11日殺害的他本國使館的書記生，其他使節是否將支持他的行動。此事獲得了我們全體使節的同意。”薩道義這個報告的時間，是在瓦德西到京的第18天（10月17日—11月5日），德國這時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克林德碑，而短短這十幾天裏，賽金花可能連見都還沒見過瓦德西，所以更不可能通過瓦德西去見克林德夫人了。
不過，雖然賽金花和瓦德西沒關係，是不是她救京城百姓的事就純屬虛構呢？並不是。她雖然和瓦德西沒關係，但是，不能否定，她在德國生活過五年，會一些德語，便於和德國人交流，所以當時她既幫德軍籌集過糧食，也幫一些德軍找過妓女，和一些下層德軍混得很熟。齊如山及賽金花本人都談過賽金花幫助德軍買軍糧的事情，並且按齊氏說，他還不止一次看到賽金花陪同德國軍人在前門大街一帶騎馬。賽金花正是把這些和德國下級軍官交往的經曆，添枝加葉地張冠李戴，加到了瓦德西頭上，所以在和瓦德西的關係上她撒了謊，但同時也利用和下層德軍這種關係，確實幫助了一些人。
所以，合情合理的解釋應當是：賽金花和瓦德西並不熟識，即便見過麵，但沒有過特殊關係，所以，傳說是通過她勸說瓦德西製止了聯軍殺戮的事情，係子虛烏有。但是她通過和下層德國軍官的關係，幫助過周圍鄰居，為京城部分百姓做過一些好事，也確是實情。
賽金花親筆“國家是人人的國家，救國是人人的本分”
三、百年爭說賽金花的原因
對賽金花的傳說、爭論、宣揚，從1894年到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多年，一個風塵女子，為什麽能引起史學界、新聞界、文藝界的百年爭說？原因應該有很多，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1.賽金花傳奇的生活經曆和其本身，就是極好的談論素材
賽金花的妓女加公使夫人身份，三次嫁夫、三次孀居的經曆，以及庚子年間與瓦德西的關係與作為，都使其一生充滿了傳奇而神秘的色彩。這就給文學家、史學家、新聞界都提供了寫作、宣傳、爭論的生動的素材和話題。
2.特殊的曆史和文化背景下，國人愛國情懷的釋放
在中國這片文化土壤裏，早就產生了這樣的傳統和習慣，每逢國家遭受危難，當七尺男子支撐不了半壁江山時，文人筆下就會出現幾個女性，像南北朝時期的花木蘭，北宋時期的楊門女將，清軍入關時的柳如是、李香君等。當男人紛紛倒下時，她們卻成了傲雪鬥霜的一剪梅；在達官士紳賣國求榮時，地位最低下的弱女子卻展現出了一身風骨和氣節。賽金花的故事，就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屈辱年代的背景下，被這種文化土壤催生和放大的奇葩。
賽金花的事跡被廣泛宣傳，集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第一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後，第二次是1936年夏衍的話劇《賽金花》公演後。此時的中國，正麵臨日本的侵略，國家民族危在旦夕，全國上下都期望盡快製止日本的侵略行徑。從劉半農和商鴻逵采訪賽金花口述而成的《賽金花本事》，到戲劇理論家齊如山筆下的賽金花，從小說家張恨水言談中的賽金花，以及當時報紙文人筆下形形色色的賽金花，再到夏衍的戲劇《賽金花》，都貫穿著一種思路，就是借“愛國女性”來諷刺“賣國官吏”。例如《賽金花本事》開篇那句話：“本世紀初，中國出了兩個活寶：一個賣國，一個賣身；一個可恨，一個可憐；前者是西太後慈禧，後者就是名妓賽金花。”大家實際上都是希望借助賽金花諷刺當局政要，鼓舞民族救亡。所以1936年夏衍的話劇《賽金花》公演，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和轟動，讚揚該劇的認為，它用一個下層弱女子也能救中國的精神，激發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宣傳了救亡，鼓舞了誌氣，“賽金花她那愛國之心，比起當時賣國賊、漢奸猶勝千萬倍”。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朝堂上的大人物的心靈還不及一個妓女。”反對者則認為，賽金花為德軍辦購軍糧，向瓦德西獻媚，宣揚了漢奸精神，以致該劇在北京上演時，因演員演得太逼真，引起部分觀眾反感，發生了向舞台上扔痰盂的事件。
3.同情心、感恩心、獵奇心等傳統文化心理的助推
20世紀30年代賽金花熱的**時期，既是國家危亡之時，也恰是生活中的賽金花處於貧困潦倒之時，身邊隻有一個多年仆人顧媽和她弟弟陪同，貧窮到了連房租也交不起的地步，她隻得給該管警局寫信，請求豁免房租。這封請求信恰被《小實報》一個記者看到，拿去刊登。於是，當年京城名妓、救過京城百姓的賽金花窮困交加、交不起房租的消息，很快引發了社會的強烈反響，觸動起人們心靈中最美、最柔弱的情感。各種報道、宣傳大量湧現，據《申報》通訊，各種報紙不超過20天，必見一次賽金花的消息，僅從北京大學現存的除《申報》《大公報》等大報外的各種小報，1936年登載的賽金花的消息就有370多條。特別是1936年12月賽金花在貧病交加中去世，麵對這樣一個命運多舛的女子，愛國心、同情心複雜地糾纏在一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願再細問賽金花故事的真偽，隻是認為她是一個於國有功、於京城百姓有德的受害者，包括1903年的致班妓自殺案，也成為“因那些1900年庚子事件仇視賽金花的達官貴人，要故意借機貶低她，傷害她”的冤案。甚至還有人宣傳是慈禧太後從西安回京後，聽到妓女救京城的傳說，覺得有傷堂堂政府臉麵，所以借著班妓自殺案將賽金花趕出了北京。時人把她比做法國作家莫泊桑筆下的羊脂球，紛紛替她打抱不平。如1936年12月4日北京《大晚報》關於賽金花去世的報道中寫道：“一些從洋人跟洋人走狗巴結到功名的官兒，都升了官了，大家忘記賽金花的功勞，而且妒恨她。賽金花呢，瓦德西去了以後，她沒有受到西太後的酬謝，依舊開著妓院，因為妓院出了一件人命案，那些妒恨她的官僚，趁此加以‘傷風敗俗、虐待人命’的罪名，把賽金花的家產歸公發賣，押解回籍，不許再回北京，使她不得不第三次淪為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