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與考證（1）
慈禧生何處
慈禧太後像
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是清朝入關後第七位皇帝鹹豐的貴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後來聞名天下的慈禧太後的誕辰日。在她剛出生的日子裏，和普通人家生了女兒一樣，除了她的父母多了一份欣喜之外，並沒有引起其他人過多的關注。關於她的出生，曆史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記錄，因為誰也沒有料到，幾十年後，這個普通人家的女子，會成為執掌大清國朝政40餘年的聖母皇太後、人人都要向之頂禮膜拜的“老佛爺”，她的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200名人之中。
曆史對她出生留下的這段空白，給後世想了解她的人帶來了許多遺憾和困惑。自清末迄今，圍繞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種種傳說，對她的出生地問題，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屈指數來，竟有6種說法：安徽蕪湖說、山西綏遠說（即內蒙古說）、甘肅蘭州說、浙江乍浦說、山西長治說、北京說。人們都試圖從這位赫赫有名的聖母皇太後降臨人間的第一個驛站起，追根溯源，探詢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脈絡和根源，探詢她成長、成名的偶然和必然，以解開發生在她身上、又給一個民族帶來過深刻影響的許多曆史之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國旅遊業的發展和名人效應的產生，也隨著清宮戲鋪天蓋地般地進入影視銀屏，曆史名人成為各地爭相開發的一個亮點，吸引遊客的一道風景。曆史上並不多麽光彩、“文革”中曾被“批倒批臭”的慈禧太後，也成為許多地方爭搶的人物。圍繞她出生地的爭論，風波再起，既給後人增加了不少麻煩，也給社會平添了幾分熱鬧。
一、安徽蕪湖說
安徽蕪湖說，又叫“生長南中”說，這是關於慈禧太後出生地傳說中最早的一說。
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慈禧的父親惠徵，曾做過清朝安徽寧池太廣道的道員，因之慈禧“生長南中”，“雅善南方諸小曲”。據民國時期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記載：慈禧，“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嚐為徽寧池太道，其女生長南中，少而慧黠，繯豔無匹儕，雅善南方諸小曲，凡江浙盛行諸調，皆朗朗上口”，因此得到鹹豐皇帝的寵幸。一些小說家及影視編導根據這種說法，將此情節經一番渲染，寫進小說，搬上銀幕——圓明園桐蔭深處，一曲甜甜綿綿的小曲“豔陽天……”，聽得鹹豐皇帝如醉如癡，慈禧也由此發跡。不僅如此，由此說還演化出了慈禧與吳棠的故事。說是惠徵在徽寧池太廣道上，以虧款罷官，病歿於途，慈禧奉母扶柩歸京，因生活甚貧，幾不能辦裝，幸得清江候補知縣吳棠相助白銀三百兩為之解難。為感吳棠之恩，慈禧掌權後，將吳棠由知縣累擢為四川總督，“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
鹹豐二年二月任命惠徵為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員上諭
事實上，惠徵任安徽道員是在鹹豐二年（1852）二月，正式上任在當年七月，當年慈禧已18歲，而且已經入宮，被冊封為蘭貴人了。在清宮檔案裏清楚記載著：鹹豐二年二月初六，諭令惠徵任寧池太廣道道員，二月初八、初九兩天，清宮挑選秀女，結果慈禧被選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監傳達皇帝諭旨，封慈禧為蘭貴人，並命於五月初九進宮。這對惠徵全家來說，可謂喜上加喜，等將慈禧送進宮後，惠徵才攜家眷趕往江南，七月到蕪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檔案中，還有不少鹹豐二年，皇帝、皇太後賞賜蘭貴人的賞單，多則賞銀百兩，少則野味一盤。所以反對“安徽說”的學者斷言：慈禧不僅沒有“生長南中”，而且可以說其一生根本沒有去過南方。
道光二十九年任命惠徵為歸綏道道員上諭
二、內蒙古說
和安徽蕪湖說堪稱南轅北轍的一種說法是“山西綏遠說”。清代的綏遠城，民國時期改歸內蒙古自治區，所以此說又稱“內蒙古說”。
在北方塞外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種傳說，慈禧的父親惠徵，當年曾任山西歸綏道道員，歸綏道駐地在歸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呼市新城有條落鳳街，慈禧就出生在這裏。她小時候有個乳母，是當地回民，人稱“逯三娘”。小時候的慈禧，還常到歸化城邊玩耍。這一美麗動人的傳說，繪聲繪色，至今猶存。
然而，在清朝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上諭檔”中卻清楚地記載著，任命惠徵為山西歸綏道的時間是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惠徵走馬上任是當年七月，這時的慈禧，年方15，正等待宮中挑選秀女。顯然，“落鳳街前未落鳳”。不過，和清朝多數官員一樣，惠徵是帶著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確實在歸化城住過3年，若說呼市是她的第二故鄉，則不為過。而慈禧的外祖父惠顯，從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在歸化任過副都統，所以慈禧和歸化城多少有些聯係，持“綏遠說”的人可能正是把惠顯錯當成了惠徵，才得出這種誤導性的傳說。
三、甘肅蘭州說
“甘肅蘭州說”的說法是，惠徵曾任過甘肅布政使衙門的筆帖式，當時住在蘭州八旗會館以南的馬坊門，即今永昌路179號院。而慈禧就出生在乃父任職蘭州之時，所以她的出生地就在這個院落裏。
此說將慈禧的出生地說得比較詳細具體，並且在惠徵的一生中，他的確曾長期擔任過筆帖式之職。但有的學者經過考證發現，惠徵任筆帖式的時間是在京城各衙門，這期間，他沒離開過北京，更沒有去過甘肅，所以慈禧生於蘭州說，輕而易舉就被擊破了。
“安徽說”“內蒙古說”及“甘肅蘭州說”，都因紕漏太多，已被史學界否認，並達成了共識。而後三種說法，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對慈禧太後研究的深入，卻越爭越烈，迄今尚無定論。
四、浙江乍浦說
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報》在一處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報道：“史界新發現，慈禧生於浙江乍浦。”文中說，慈禧太後的父親惠徵，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間（1835—1838），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武官驍騎校，而慈禧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生，所以她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內的滿洲旗下營”。該報道又寫道：在現今的浙江乍浦老人中，仍有種種關於慈禧幼年的傳說。這就是從1993年開始出現的“浙江乍浦說”。
此說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這個關鍵性的年代，也抓住了當今諸說中時間考證上最薄弱的環節，所以單從時間上立論，此說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細心的學者仍從中發現了疏漏：根據清朝政府對官員的考核檔案，道光十四年官員考核時，惠徵被定為吏部二等筆帖式，道光十九年，被任命為吏部八品筆帖式。如果按“乍浦說”的說法，惠徵在這幾年之間在乍浦當過驍騎校的話，他將從一個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連升幾級，成了正六品的武官，這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武官，無緣無故一下又降回八品文官，則更講不通。這些明顯的破綻，最終使人對“浙江乍浦說”難以信服。
五、山西長治說
最新奇、最獨特的說法要數“山西長治說”了，這種說法又稱“潞安說”。因為當今的長治市，就是清代的潞安府。此說認為，慈禧壓根就不是滿洲人，她的生身父親也不是惠徵！
此說正式提出於1989年。1989年6月23日，長治市郊區下秦村農民趙發旺（自稱是慈禧五輩外孫）到長治市地方誌辦公室找到負責人劉奇，說慈禧是長治縣上秦村人，並交出了一份由五位老人聯名、還人人按了手印的書麵材料，要求政府幫助澄清。此後的9月，長治市誌辦公室的人員到上秦村對慈禧的身世做了調查，10月8日，長治市誌辦負責人劉奇寫的《慈禧太後是長治人》一文在《長治日報》發表，“長治說”開始引起社會反響。
此說所依據的“鐵證”主要是百年來流傳於當地、特別是長治縣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帶關於慈禧童年的口碑傳說。
據說，慈禧原本是長治縣西坡村漢族農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4歲那年，因家貧，母又病死，被賣到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齡娥。齡娥天資聰穎，愛唱小曲，宋家夫婦把她視為掌上明珠。7歲時送她去書房上學，9歲時就會雙手寫字，不料其11歲上，宋家又遭災難，因而被轉賣給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頭。一次，惠徵夫人富察氏發現齡娥兩腳底下都有一個瘊子，被視為福相而收作養女，改姓葉赫那拉，更名玉蘭，惠徵又請人教她填詞作賦。玉蘭出落得越發聰明可愛，後來參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選秀女，被選中入宮，從妃嬪一步步升成了皇太後。當了皇太後的慈禧，愛吃長治的地方食品：黃小米、玉米麵、壺關醋、蘿卜菜；偏袒重用長治人和長治官員：長治人原殿鼇犯了欺君罪因慈禧講情而免死，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繼佘、長治人郭從矩，1900年逃到山西時還接見了潞安知府許涵度；愛看山西地方戲上黨梆子；愛唱山西民歌；關心長治人的疾苦，曾專撥銀糧賑濟長治災民等。
與傳說相呼應還有大量的物證：在上秦村關帝廟後，至今保存著一處“娘娘院”，被認為是慈禧入宮前住過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家譜上，更明確寫著“王小慊後來成為慈禧太後”的話；在位於西坡村外羊頭山西麓的荒灘岸邊，甚至還有慈禧生母的墳；在長治市城區原潞安府後院保存有“慈禧太後書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給宋家的信，光緒、宣統年間清廷特製皮夾式清代帝後宗祀譜以及慈禧本人的單身照片等。林林總總，口傳、實物和文獻，各種證據共達38項。
為此，宋四元家的後人，自稱是慈禧四輩、五輩侄孫女的宋雙花、宋六則等曾聯名寫信，要求政府調查澄清。長治地方的男女老少，眾口一詞，並紛紛畫押公證：慈禧是長治人。長治市為此專門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會，《長治日報》連篇刊載了有關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認為“慈禧太後本是山西漢人”。前些年，長治慈禧研究會還陸續編輯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開百年不解之謎》等書，拍攝了《慈禧是長治人》《慈禧後代、鄉親話慈禧》的電視片、資料片，舉辦了慈禧童年展覽等。
山西長治說，從人證到物證紛紛揚揚，似乎證據最確鑿，但在史學界爭議也最激烈。
1993年，長治市慈禧研究會與北京史學會聯合召開了“慈禧童年學術研討會”，有3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有的專家認為：長治市慈禧童年研究會“經過多年的深入訪問調查，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見解，認為慈禧出生於山西長治，這是關於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視的一種意見”。還有的專家學者認為，社會上流傳的慈禧生於內蒙古、安徽、浙江等說法可以排除，但“山西長治說”和“北京說”可以並存。但也有的專家學者對慈禧生於長治的說法提出了一些疑點和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此說太富於傳奇色彩了，物證中有許多失實的地方：
其一，慈禧生母的墳，這是長治說的物證之一。根據長治說，1958年西坡村曾平了許多墳，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時，該村和全國一樣，在“農業學大寨”**中也曾到處平墳造地，但“因該墓係慈禧太後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對長治說的學者觀點正好相反，他們認為，自清末以來，慈禧太後的名聲一直不太好，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慈禧太後更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後，還一度在全國掀起了批判慈禧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許多曆史名人的墓被毀被平，怎麽會在西坡村獨留下慈禧生母的墳？
筆跡對照（左邊是慈禧太後的筆跡）
其二，慈禧給宋家的書信殘片，據說是慈禧的五輩孫宋六則從當年慈禧所住房屋東麵的土炕裏刨出的，這是“長治說”的又一證據。但反對此說者，將其和清宮檔案中光緒二十六年(1900)慈禧寫的便條，以及鹹豐剛剛去世時慈禧寫給恭親王奕的密諭進行鑒別對比，認為其明顯不是慈禧的手筆。再看全信的內容支離破碎，僅剩下了45個字，而由“山西說”的學者按自己的想法猜測增加上去的竟達118個字，並且關鍵性的字是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請人代寫這種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貫的做事風格。在清宮檔案中，有一些慈禧寫的便條和密旨以及元旦開筆所寫的吉字等，都是慈禧親自寫的。
其三，至於王氏家譜上寫的“王小慊後來成為慈禧太後”的話，反對“長治說”的學者認為“這隻是後人所為，是什麽人所加，根據是什麽都不知道”，在沒有弄清來龍去脈之前，更不足為憑。
其四，清製黃皮夾，說它製於清光緒年間可能是正確的，但是說持此皮夾者應為高級官員和皇親國戚則不一定，從這個皮夾就推斷出宋四元夫婦為慈禧太後（養身）父母也缺乏根據，而說它是慈禧“讓家人作為進京入宮謁見皇太後的通行證”，更是與清朝宮廷製度不符。
除以上各種疑點外，反對“山西長治說”的學者，又從清代的起居注檔、上諭檔、朱批奏折等檔案中，詳細查對了曆任潞安府知府的任職年代。從道光五年（1825）至鹹豐元年（1851），潞安知府前後共7人：道光五年六月至道光十五年七月，知府馬紹援，任職10年1個月；道光十五年八月至道光十八年三月，知府達鏞，任職2年半；道光十八年四月至道光二十八年八月，知府多慧，任職10年5個月。其中，道光二十四年，多慧因大計卓異，赴京由吏部引見皇帝，知府之任由同知陳維屏護理；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鹹豐元年五月，知府珠隕，在任2年7個月；鹹豐元年六月至九月，知府萬濟堪，在任3個月，期間八月曾擬調袁彥齡，但袁未上任，知府實際還是萬濟堪擔任；鹹豐元年十月始，知府金君善。也就是說，在這25年中，潞安府7任知府中，均沒有惠徵的名字。而且在惠徵的任官經曆中，也沒有查到任過這一職務的記載。故這些學者提出：既然惠徵沒有在潞安任過職，甚至沒有到過潞安府，怎麽會存在慈禧在潞安被賣到惠徵家之事？
顯然，在這些疑竇沒解開之前，“山西長治說”也不能成立。
六、北京說
最後一說，是“北京說”，這是傳統的官方的說法。在《清代宮廷史》中這樣寫道：慈禧太後葉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生在一個滿洲官僚世族之家，屬滿洲鑲藍旗。在《清帝列傳》附傳《慈禧太後傳》中的記載是：慈禧，姓葉赫那拉，小名蘭兒，生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親惠徵，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筆帖式，曆遷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山西歸綏道道員、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員，為官17年，由八品至四品，成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員。母親佟佳氏，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慈禧兄妹共4人，兄弟二人是照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寵後，受鹹豐皇帝之命，奉旨和醇親王完婚，成了王爺的福晉。另一本《垂暮帝國的老佛爺》中說得更明確：慈禧誕生在“北京的一家並不豪華的王府院內”，她的祖先居住在葉赫，故稱葉赫那拉氏，屬於葉赫那拉家族。她的父親惠徵，是“一位在清廷從事翻譯、擬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傳稿》《清代全史》等清史專著中，雖然具體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北京說”為基礎，確認慈禧是滿洲葉赫那拉家族惠徵的女兒。
近幾年，持北京說的學者，又從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存的清宮檔案中，為這一說法找到了新的佐證。
（1）清朝皇帝挑選秀女的名單。清朝從順治時就規定，凡滿族八旗家年滿13歲至16歲的女子，必須參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選秀女，選中者，留在宮裏隨侍皇帝成為妃嬪，或被賜給皇室子孫做福晉，未經選秀女者，不得嫁人。閱選時，按八旗的順序，一般七八個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後們挑選。被挑選女子的名字，每排寫一張單子，留宮中存檔，這種名單，在檔案中稱為“秀女排單”。現檔案中保存有鹹豐五年挑選秀女時，慈禧的妹妹，即醇親王的福晉、光緒皇帝的生母的記錄。還有光緒十一年選秀女時，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記錄。在這些排單上，都清楚記載著：慈禧的祖輩，屬滿洲鑲藍旗，姓葉赫那拉，父親名惠徵，祖父名景瑞，曾祖父名吉朗阿。惠徵最高官職做到五品道員，景瑞則做到刑部郎中，但因道光二十七年（1847）沒能按時退賠其父吉郎阿在戶部任職時的銀兩虧空，被革職。吉郎阿的最後官職是刑部員外郎。慈禧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世宦之家。
（2）記載惠徵任職年代和生平的有關檔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員的“京察冊”；有給官員發放銀兩的“八旗官員俸銀俸米冊”；有任命惠徵職務的有關上諭；還有大臣奏折中對惠徵的評語等。綜合這些記載，他們得出慈禧的父親惠徵的為官經曆：道光十一年（1831）前任筆帖式，是負責文字抄寫的小官；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仍為筆帖式，任職吏部，並於京察後被定為“吏部二等筆帖式”；至道光十九年時，還在筆帖式任上，為“八品筆帖式”；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為“吏部一等筆帖式”；道光二十六年，調充吏部文選司主事；道光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道光二十九年，京察成績又被定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薦麵見皇帝，奉諭旨，準以道府一級的職務任用，同年閏四月初，升任該司郎中，並兼任工部寶源局監督，四月底，外任為山西歸綏道道員；鹹豐二年（1852），調任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員，惠徵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國軍攻克武漢，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員紛紛棄城躲避，惠徵也連忙把家眷護送至寧國府，自己帶了印信、糧餉，同總兵陳勝元等先轉至南京，又移至鎮江，再轉到丹徒。一些官員的臨陣脫逃，使鹹豐皇帝大為震怒，令安徽巡撫嚴行查辦，惠徵也在被劾查之列，但至鹹豐三年，還未待查辦，惠徵即於六月初病故。
從惠徵的仕宦經曆，持“北京說”的學者得出明確結論：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之前，惠徵不具備充任道府一級職務的資格。因為按清朝製度，道府級的官員起碼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徵在道光十九年時，才官居八品，10年後，方被諭令準予授任道府級官職，而這年慈禧已經15歲，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從外地收養之說。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製度，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道光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年、直至道光二十九年之前，惠徵都在北京任職，這些都有明確的檔案記載，隻有道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的考核檔案暫缺，留下3年“空檔”。但是，這3年內，山西潞安知府是達鏞，並且達鏞一直在任，經考證，這期間惠徵也沒去過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斷：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時，惠徵正在北京任筆帖式。也就是說，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3）有關慈禧太後的祖父、外祖父的檔案。如官員“履曆單”“在京官員俸銀冊”等，從這些檔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這個時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說，也在北京。隻有慈禧的外祖父惠顯，在山西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職副都統。因歸化離北京較遠，再加上當時的風俗，慈禧的母親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麽慈禧的母親應當也在北京。所以可以斷定：慈禧的出生地隻能是北京。
（4）其他宮廷生活檔案。包括記載清帝後每天吃飯情況的“膳食檔”、每次看戲情況的“月戲檔”、記錄其生活起居的“起居檔”等。在這些檔案裏清楚地記載著，慈禧最愛吃的是北京的小吃，如“八珍糕”“油炸糕”“酥皮餑餑”“奶油琪子”“小窩頭”，愛喝“荷葉粥”“薏仁米粥”“綠豆粥”等；一生酷愛看的是京戲，就在她去世前一周，還看了京劇名角譚鑫培、楊小樓等演的“金錢豹”“豔陽樓”“鵲橋密誓”“伐東吳”等京劇名段。持北京說的學者認為，有人說慈禧善唱南方小曲，也有人說慈禧善唱山西民歌，並都將其作為證明慈禧出生在南方或山西的旁證。但檔案比傳說可信得多，這隻能說明，慈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慈禧太後早晚膳單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門何院呢？這是北京說目前尚未能做出具體解答的唯一遺憾。
根據清朝檔案記載，慈禧娘家先後住過三個地方：一是鹹豐五年（1855）慈禧的胞妹參加選秀女時的材料，寫的是“住西四牌樓劈柴胡同”；二是鹹豐六年“內務府官房租庫”的呈稿，寫的是鹹豐皇帝將“西直門內新街口二條胡同北官房一所”賞給惠徵家居住，即慈禧娘家由劈柴胡同搬到了新街口二條；三是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慈禧太後以同治皇帝名義下達的上諭：將“方家圓”官房，賞給其胞弟照祥居住，這樣其娘家再由新街口二條搬到了方家圓。顯然，後兩處地方不可能是慈禧的出生地。所以，持“北京說”的學者，參照慈禧胞妹參加選秀女時的材料認定：鹹豐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樓劈柴胡同”，這裏也就是慈禧太後的出生地。
慈禧胞妹參加選秀女單
關於慈禧出生地的種種說法，乍聽起來真讓人無所適從，但稍一仔細推敲，還是“北京說”的論據更加充分和可信。因為口碑傳說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認定曆史史實，檔案更具權威性，更有曆史價值和意義。
經過百年巨變，舊日的北京西四牌樓劈柴胡同（現為辟才胡同）已變成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現代化大街，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但曆史將永遠會承認，這裏曾誕生過一個給中華民族帶來過深刻影響的女人——慈禧太後。
慈禧太後稱“老佛爺”時間背後
慈禧太後，因實際執掌清朝政權47年而成為中國曆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別是加上“老佛爺”的稱號，更使其增加了幾分威嚴和神秘。所以，慈禧太後為什麽被稱為“老佛爺”、什麽時候開始稱她“老佛爺”、是誰最先稱她“老佛爺”，以及這背後的政治原因等問題，一直是人們議論的話題。但清宮檔案證實，過去各種說法均是誤說、傳說或戲說，與曆史的真實相差甚遠。
慈禧佛裝照
一、種種說法
自清末到現在，對慈禧太後被稱為“老佛爺”的原因，說法有多種。
（1）拜佛坐禪說。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孝欽後政暇，曾作觀音妝，以內監李蓮英為善財，李姊為龍女，用西法照一極大相，懸於寢殿。宮中均呼以‘老佛爺’。”也就是說，因慈禧太後曾扮觀音照過一張很大的相片，懸掛在寢宮之中，從而宮中上下才皆稱呼她為“老佛爺”。此說後來曾被清史研究者作為正史經常引用。
（2）有人加號說。也叫作李蓮英首稱“老佛爺”說，這也是民間流傳比較廣的說法。其說又有兩個版本：一說是因為有一年北京大旱，慈禧太後與朝廷官員向如來佛祈雨，隻三天雨就來了，李蓮英便趁機恭維慈禧太後好像佛爺一樣靈，此後，“慈禧老佛爺”這個稱號便不脛而走，傳遍宮廷內外。另一說是光緒初年，慈禧太後想二度垂簾聽政，但又擔心自己威力不能服眾，李蓮英看在眼裏，便令人在北京萬壽寺大雄寶殿後麵按照慈禧的模樣塑造了一尊佛像，佛像建好後，慈禧太後來到萬壽寺，李蓮英帶頭喊了一句“老佛爺到！”其他人員也當即伏地高呼“恭迎老佛爺”，自此，不僅老佛爺的稱呼從萬壽寺傳遍京城，慈禧太後再度垂簾聽政也心安理得了。
（3）沿蒙古習俗說。清末民初著名文人王無生在《述庵秘史》中說：“宮中稱老佛爺，沿蒙古俗也。”
（4）自加徽號說。蔡東藩在《慈禧太後演義》中說，在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時，“自加徽號，令承值人員等稱她作老佛爺，或稱她作老祖宗”。
（5）帝後徽號說。王浩元在《清宮秘史》中說：“老佛爺三字，乃是滿人尊稱帝後的徽號。”
以上幾種說法，不管是被加稱號說還是自加稱號說，其共同點是，都認為慈禧太後稱老佛爺的時間在光緒年間，最早在光緒初年二次垂簾聽政前，最晚在光緒三十年（1904）左右慈禧太後照扮觀音相之後，或“折中的一種說法，慈禧六十大壽(即光緒二十年)前後”。不同點則有二：在原因上，一種認為是因慈禧太後信佛或因垂簾聽政引起，一種認為是滿、蒙族習俗所致；在首倡者是誰上，一種認為是李蓮英，一種認為就是慈禧太後自己。
二、升平署檔案中的記載
清宮檔案中有不少稱慈禧太後為“老佛爺”的記載，如“老佛爺脈案檔”“老佛爺漱口方”“老佛爺戲曲檔”等，最早記載慈禧太後為老佛爺的檔案，是在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升平署檔案”中。
2011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的升平署檔案
升平署是清朝管理宮廷戲曲演出活動的機構，成立於康熙年間，稱南府，署址位於南長街南口路西，道光七年(1827)改稱升平署，1924年溥儀出宮，升平署隨之解散。
當時該署檔案流入社會，被學者朱希祖發現後購得，共1803件冊。朱先生又將這些檔案全部轉給北平圖書館。2011年，國家圖書館將這些檔案匯編出版，其中包括：恩賞日記檔、旨意檔、恩賞檔、差事檔、知會檔、日記檔、花名檔、散角檔、分錢檔、白米檔、庫銀檔、銀錢檔、顏料紙張檔等。這些檔案詳細記錄了清代帝後們關於戲曲的諭旨；宮中每次排戲、演戲、安排角色的情況；清朝帝後給演戲人員的賞賜情況；升平署人員的招納裁減、升獎懲處、當值請假及各項錢糧花費等情況。
同治二年升平署檔案首次出現稱慈禧慈安“二位佛爺”
在升平署檔案中，對慈禧太後“老佛爺”的稱謂記載，有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和變化。
第一個時間節點在同治二年（1863）三月，首次出現了“佛爺”的稱呼。內容是“恩賞日記檔”中，在記載同治皇帝當天的活動和行程時寫道，同治皇帝在各處拈香行禮畢，“還養心殿，給二位佛爺行禮”。這裏的二位佛爺，是指東太後慈安和西太後慈禧。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出現“佛爺”稱呼的同時，單獨出現了稱“慈安皇太後佛爺”的記載，“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奴才安福謹奏，正月初一元旦節令，佛爺在慈寧宮陛座受賀，奴才安福帶領中和樂伺候中和韶樂。謹此奏聞”。此檔後注：“慈安皇太後佛爺賞安福銀四兩。”由此看出最早被人稱呼“佛爺”的是慈安太後而不是慈禧太後。同治四年的檔案，不僅大量出現了稱呼慈安、慈禧太後為佛爺的記載，而且開始出現了“東佛爺”“西佛爺”的稱謂。檔案中寫道：“申初二刻十二分戲畢，東佛爺賞李（三德）燕窩鴨子一品、餑餑二碟；西佛爺賞總管、首領果桌品……”有意思的是，在這裏，“東、西”兩個字還分別都用小字做了標注，說明這時稱東佛爺、西佛爺還不習慣。
在該年年底的記載中，則同時出現了“兩宮佛爺”和沒加注的“東佛爺”“西佛爺”稱謂，標示著這一稱謂的成熟，“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正二刻五分，兩宮佛爺同皇上至漱芳齋、百子門，中和樂請，台上迎請開戲：如願迎新、小妹子……總管、首領、官職太監等給兩宮佛爺、皇上辭歲。東佛爺賞總管、首領、官職太監之人十五名，每名荷包一對，五錢重銀錁子一個，卷子一條；西佛爺賞總管、首領、官職太監之人十五名，每名荷包一對，五錢重銀錁子一個”。
此後一直到同治十二年上半年，升平署的檔案中，凡遇有慈安太後、慈禧太後的記載，除少數時候稱“皇太後”外，基本都是合稱“兩宮佛爺”，或分稱“東佛爺”“西佛爺”。
第二個時間點在同治十二年（1873）下半年，出現了“老佛爺”的稱呼：“九月初一日，奴才韓跪奏，為求恩事。現今升平署人不敷當差，奴才叩懇老佛爺天恩，賞給本署太監學習差事，謹此奏請。”第二次是在同治十三年，明確稱呼“東老佛爺”。該年的旨意檔記載：“十月二十八日，掌案傳旨：內學首領、白興泰、邊得奎，寧壽宮伺候切末戲……東老佛爺有信，中和樂迎請……”
第三個時間點是光緒三年（1877），檔案中不僅出現了慈安、慈禧太後並尊“二位老佛爺”的記載，而且以該年為分水嶺，之前的檔案中，隻要是慈安、慈禧太後同時出現，所有記載都是東佛爺在前，西佛爺在後，而從光緒三年末開始，則大多都變成了西佛爺在前，東佛爺在後。
如，光緒三年恩賞日記檔記：“十二月初十日，奴才邊得奎、內學首領王進喜、陸得喜、張得安、何慶喜、孔得喜恭進老佛爺蘇醬、醬油、蘇魚、糖蒜，西佛爺賞總管銀四兩，首領五名每名銀三兩，太監銀二兩；東佛爺賞總管銀四兩，首領五名每名銀三兩，太監銀二兩。”
光緒三年始“西佛爺”在前
光緒五年恩賞日記檔記：“八月初四日，奴才邊得奎、內學首領何慶喜、王進喜、張得安、陸得喜、孔得福恭進老佛爺蘇醬、醬油，西佛爺賞邊得奎銀四兩，內學首領張得安、陸得喜、王進喜、何慶喜、孔得福五名每名銀三兩；東佛爺賞挑醬銀二兩。”
光緒六年恩賞日記檔記：“十二月初六，奴才邊得奎、內學首領何慶喜、張得安、陸得喜、孔得福恭進老佛爺蘇醬、醬油、蘇魚、糖蒜，西佛爺賞邊得奎銀四兩，挑錢四吊……東佛爺賞總管邊德奎銀四兩，首領五名銀十五兩。”
光緒七年三月慈安太後去世，此後對慈禧太後的記載，基本全稱為“老佛爺”。
三、稱呼變化背後的政治原因和深意
在慈安、慈禧兩太後被稱“佛爺”“老佛爺”的三個時間節點上，對應的是發生在清朝宮廷中的三個重要曆史事件，而慈禧太後在這三個事件中的博弈過程，正是其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和變化的過程。
第一階段，兩宮開始垂簾聽政，被稱“佛爺”。
禦賞和同道堂印
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鹹豐皇帝在熱河駕崩的前一天，詔立他唯一的兒子載淳為太子，隨後繼位。由於載淳年方六歲，不能執政，鹹豐皇帝同時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讚襄一切政務”。在輔政體製基本確立後，為防止大權旁落，鹹豐皇帝又將兩枚隨身私章“禦賞”“同道堂”，分別授給了皇後鈕鈷祿氏和兒子載淳，以後下達詔諭，必須有這兩枚印章作為信符才能生效。但載淳年幼，“同道堂”章便由其親生母親慈禧太後保管和代用。有了這兩枚印章，兩太後就有了參政的權利。起初八大臣勢力強大，兩太後並未能取得實權，經過“北京政變”，排除了八大臣的阻撓，終於在鹹豐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實現了兩宮太後垂簾聽政。
在垂簾聽政之始，兩位太後雖然得到了政治權利，但權威還不夠，所以沒有被稱“佛爺”的記載。其後，清廷連續采取的一係列舉措，震動朝野，也使兩太後威嚴大振。
一是整肅軍政。同治初年，清朝麵臨嚴峻的政治局麵。外部英法聯軍造成的創傷還未完全撫平，國內農民運動風起雲湧，各地官吏擁兵自重，畏縮不前，甚至假冒戰功，欺蒙朝廷。兩太後掌權後，為明紀立威，首先下令連斬了在對太平天國作戰中臨陣脫逃的兩江總督何桂清和居功自傲、鎮壓回民起義不力的兵部侍郎勝保。這一舉措，引起朝野巨大震動，使軍政為之一肅。二是依靠恭親王奕調整了軍機處、內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中樞機構領導班子，放手使用了一批新人，緩和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緊張關係。三是重用曾國藩、胡林翼、駱秉章等漢族大臣，對太平天國等農民運動進行強力鎮壓，穩定了清朝搖搖欲墜的政權。四是對西方列強各國采取了妥協合作政策，使中外關係緊張局麵出現緩解，給清朝社會發展帶來了短暫契機。並從同治元年開始興起洋務運動，雖然這時中興局麵還沒形成，但已經有了良好開端。
政治上的良好開局，使慈禧、慈安兩太後逐漸站穩了腳跟，樹立起威信，於是，宮中一些特殊的人群，開始給她們送上了更尊崇的稱謂——“佛爺”。
第二階段，同治皇帝親政，兩太後撤簾歸政，其稱謂由“佛爺”升格為“老佛爺”。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十五日，同治皇帝大婚，標誌著他已經長大成人，可以獨挑政治大梁了。次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舉行親政大典，兩太後撤簾歸政。
兩太後垂簾聽政十一年，曆經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這期間，清政府徹底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撚軍運動，支持洋務派興起了洋務運動，使全國出現了“同治中興”的好局麵。這時的兩宮太後，較當初剛聽政時已經大不相同，資曆、政績都有了，威信也更高了。並且按照清宮慣例，撤簾歸政後，她們就應離開東、西六宮，搬到專門供去世老皇帝後妃們居住的慈寧宮，去過頤養天年的老人生活了。所以，對她們的稱謂也自然而然由“佛爺”上升為“老佛爺”。
第三階段，光緒皇帝繼位，兩宮再度垂簾聽政，慈禧太後政治地位公開超過慈安太後。
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皇帝去世後，選立年僅4歲的光緒皇帝繼位，兩宮太後再度垂簾聽政。同治時期，雖然慈禧太後是皇帝的生母，但同治皇帝親近的人卻是慈安太後，加上恭親王奕的支持，雖然政事多由慈禧太後拿主意，但政治地位上慈安太後還是高於慈禧太後。
到光緒時期，隨著奕的權力被削弱，慈禧太後羽翼豐滿，其權勢和政治地位已經超過慈安太後。所以檔案中的記載逐漸變成西佛爺慈禧太後在前，東佛爺慈安太後在後。光緒七年（1881）慈安太後去世，慈禧太後大權獨攬，“老佛爺”也成了她的專稱。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忘記了慈安太後也曾被稱過“佛爺”和“老佛爺”的曆史，特別是清末慈禧太後又照了一些佛裝照片，所以人們才以為“老佛爺”的稱謂一直都是慈禧太後的專享。
歸納檔案記載，首先證明的是，過去慈禧太後稱“老佛爺”的各種說法都是不準確的。
一是時間不準，慈禧稱“老佛爺”的時間，既不是開始於光緒初年二度垂簾聽政時，也不是開始於慈禧六十大壽時，更不是開始於光緒三十年左右她照扮觀音像之時，而是早在同治二年（1863）兩太後垂簾聽政不久即被稱為“佛爺”，同治十二年撤簾歸政不久就升格為“老佛爺”。
同治時期一直是“東佛爺”在前
二是被稱為“佛爺”和“老佛爺”的人不僅有慈禧太後，還有慈安太後。並且不論稱“佛爺”還是稱“老佛爺”，都是慈安太後在先，慈禧太後在後。
三是最早稱慈禧老佛爺的人應該不是李蓮英。按照同治二年升平署檔案中出現佛爺記載時間推算，那個時候，李蓮英還沒到慈禧太後身邊，當時慈禧太後的貼身侍衛太監是安德海，同治八年，安德海死後，李蓮英才逐漸得寵。
從升平署檔案中看到，第一次在奏折中稱“佛爺”的是升平署總管太監安福。太監是宮中身份地位極低下的人，但他們又是離皇帝最近的一群人。身份地位的低下，政治環境的優越，二者形成強烈反差，在高高在上的皇帝及其家人麵前，他們不得不學會察言觀色，阿諛奉迎。麵對威信越來越高的兩宮太後，既不能叫她們皇帝，也不能用對皇帝的尊稱叫她們“萬歲爺”，“太後”又隻是行政上對每位太後通用的官稱，所以，一群機靈又卑微的人率先對慈安、慈禧兩位太後使用了一個既神聖又親切的稱謂——“佛爺”。
西太後起居注
賞賜唱戲人員銀兩單
“佛爺”稱謂之所以會最早出現在升平署太監口中，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就是兩宮太後都喜歡看戲，升平署不少太監頗受偏愛和恩寵。兩太後不僅每次對他們的賞賜出手闊綽，而且其中的個別人甚至敢在慈禧太後麵前挑賞、拒賞。另外，當時宮裏還常演一出名叫“佛爺”的戲，所以，這個稱謂能從升平署太監口中叫出，絕不是無緣無故的。
檔案中記載的稱慈安、慈禧兩太後“佛爺”“老佛爺”的三個時間點，正是同治朝和光緒初年三個重大曆史事件發生時期。這個過程，恰恰是慈禧太後從登上政治舞台，到威信不斷提高、地位不斷鞏固的曆史過程，這也正是她被稱“老佛爺”的政治曆史背景和深意。
從兩件奏折清單談慈安、慈禧太後陵
清末曆史上兩位重要的人物——慈安、慈禧東、西兩太後，死前曾並坐垂簾聽政，死後又並列葬在鹹豐皇帝陵以東的普祥峪和菩陀峪，其陵寢富麗堂皇，超祖越製，記載其陵寢興修過程的檔案，詳細備至，數量近千。就在這近千件的檔案中，有兩件尤為引人注目的清單，打開它，能夠一覽兩太後陵寢修建過程的全貌，也能使人從中感悟到當年兩位太後的權勢及其競爭之烈。
清單，是清代官員上奏本章時隨呈的附單。如賦役錢糧清單、地丁田畝清單、雨雪糧價單、官員人名單等。本文所說的這兩件清單，分別是光緒八年（1882）東陵工程處奏報的建造兩太後陵寢工程中形成的“奏折總目”清單，和光緒二十二年（1896）重修慈禧太後陵時，會勘大臣載漪等所奏“菩陀峪萬年吉地寶城等處各工情形做法分析錢糧數目暨行取物料數目”清單。
1“工程處奏折總目”清單
鹹豐二年（1852），鹹豐皇帝欽定自己的“萬年吉地”在東陵西隅的平安峪，按照後隨帝葬的定製，也就等於同時決定了以後慈安、慈禧兩太後陵的總體位置，所以鹹豐皇帝駕崩不久，兩太後就開始派大臣在鹹豐陵附近選勘和規劃自己的陵寢。經多次反複勘測，擬改方案，終於在兩太後撤簾歸政半年後的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二十日，兩陵分別在普祥峪、菩陀峪同時破土興工，至光緒五年（1879）九月，全工告竣，曆時近10年。在這近10年的施工過程中，從監督大臣的選派到經費的籌撥使用，從地勢相度到圖形燙樣，從所用石料的性能到木料的挽運，事無巨細，均由承修大臣奏請兩宮太後欽準。除上諭之外，前後共形成題奏檔案409件，其中奏折224件，各種清單137件，附片48件。我們這裏所說的“工程處奏折總目”，就是詳細記載所有這些奏折、清單、附片目錄的總單。
慈安、慈禧兩陵工程處形成的奏折總目清單
該清單形成於光緒八年（1882）九月，共76扣，打開有9米多長。與一般清單不同的是，首頁並未寫清單二字，而是在另粘的黃紙簽上直接注明“工程處奏折總目：奏折二百二十四、清單一百三十七、附片四十八”。根據該總目的記載，當時共把這些檔案裝成了4函，入檔範圍從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兩工程正式開工前，普祥峪工程承修大臣惇親王奕誴會同菩陀峪工程承修大臣醇親王奕譞奏請選派監督，頒給關防折（此為第一件）始，至光緒八年九月，陵寢外圍工程亦全部竣工，並辦理完保固年限移交給馬蘭鎮總兵後，奕譞奏請回繳關防（此為最後一件）止，每一函均以奏報的時間先後為序排列。主要內容有：奏派監督弁兵折、請頒關防折、籌撥經費折、采買架木折、查看石樣石性折、工程驗收折及工程清單、用款清單、用料清單、地宮券座圖式片、明樓等處牌匾字樣片等。披覽這件清單總目，兩太後陵工興修概貌盡收眼底。
2“菩陀峪萬年吉地寶城等處各工情形做法分析錢糧數目暨行取物料數目”清單
兩太後陵徹底完工後，全部建築移交馬蘭鎮總兵看守，同時製定了10年保固章程，並撥銀5000兩交東陵承辦事務衙門收存，作為日常維修經費。光緒七年（1881）三月，慈安太後暴亡，同年九月，入葬普祥峪陵，菩陀峪陵則一直封閉待用。至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兼管菩陀峪陵寢事務護軍參領銜掌關防郎中文錦，按照常規進行年檢後報稱：查菩陀峪萬年吉地因連年雨水過大，所有寶頂1座、寶城上溝嘴3座、大殿5間、東西配殿5間，均有滲漏、糟朽、吊落、爆裂、酥堿情形。據此奏報，先是溥齡等前往查看後上了一道奏折：“奴才親往查看，與該郎中所報均屬相符。查此項工程係屬萬年吉地要工，非別項工程相比，必須趕緊奏請查勘修理，方足以昭慎重而壯觀瞻。除東西配殿、東西朝房、神廚庫庫門、東大庫、省牲亭等處係明年方向相宜再請查勘修理外，僅將今年方向相宜應修各處情形敬繕清單恭呈禦覽。”此折一上，立即引起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的重視，一些大臣趁機向慈禧太後獻殷勤，經幾番查勘，層層升級，最後由慶親王奕劻會同有關大臣上折，將修建僅16年的菩陀峪慈禧陵由最初的維修幾乎變成了重修。這件清單，就是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多羅端郡王載漪會同吏部尚書徐桐、承修大臣戶部尚書敬信、禮部尚書李鴻藻、慶親王奕劻等會勘後提出的菩陀峪第一期擬修工程做法、估報工料錢糧數目及需領取的物料數目清單。此後的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載漪又在此基礎上幾次奏報續估工程及追加需用銀兩數目，是為這件清單的續單。
同治十二年奕誴等奏請頒發陵寢工程處關防折
繼之，該清單對工程需要物料銀兩逐項進行開列。完成全項工程共需行取物料74種，包括：葉子金49629兩，熟紅銅258811斤，黃銅87287斤，坎錫5624016斤，黑鉛3725755斤，葉鐵11694664斤，平鐵24711288斤，江米27653石，漆朱155335斤，銀朱938158斤，江標朱783143斤，頭江土8447158斤，片江土86594斤，見方三寸三分紅金139塊34貼5張，見方三寸三分黃金285塊31貼8張，見方一尺杉木1781184尺，見方二方二尺二寸金磚228塊，見方二尺金磚24塊，見方一尺七寸金磚196塊，四樣至七樣黃綠色琉璃脊瓦料共74379件等。所有物料共折合銀263315884兩，再加上工價運腳等銀，淨估需銀597617659兩。但這僅是第一期工程估算清單，之後又續估工程並追加經費4次。所以，顯然這隻是一份保守的估算清單，然而，僅透過這份相當保守的清單，重修後的慈禧太後陵，其富麗堂皇之貌已可窺見一斑。
下麵僅就以上兩件清單所及，來看看這兩次浩大的陵寢工程。
二、兩次浩大的工程
1.耗時10年建成的兩太後陵
帝王陵寢工程，在中國封建社會曆來被視為“欽工”“要工”，為修好自己的“萬年吉地”，曆代帝王不惜拋金撒銀，糜帑勞民。慈安、慈禧兩太後陵，是清朝曆史上興建的最後兩座大規模的皇後陵，它充分借鑒和吸收了其他諸陵工程的經驗和精華，規製完備，設備合理，建築恢宏，不僅在清代皇後陵中屬於上乘，即便和其他一些皇帝陵相比，除不能突破的規製外，也毫不遜色。兩陵工程用時之久，耗費財力之巨，都是屈指可數的。
兩陵主體建築自南而北依次有：神道碑亭、神廚庫、三孔神路橋、東西朝房、隆恩門、隆恩殿、東西配殿、明樓、方城、寶頂、地宮等。根據“總目清單”第五、第六件，普祥峪陵工承辦大臣惇親王奕誴、醇親王奕譞會同菩陀峪承辦大臣上的奏折記載，兩陵主要殿座工程如方城、明樓、寶城等均“依照昭西陵規製”；“琉璃花門仿孝東陵規模”；地宮券座式樣參照了慕陵、慕東陵、昌西陵三陵丈尺圖說；宮門前橋梁欄杆頂等上麵的花樣，是經兩太後欽準，從其他陵寢使用的二十四節氣和雲龍雲鳳中選用的雲龍雲鳳圖案。至於技術上諸如防水排水等，則總結諸陵的經驗教訓，地勢水道采取了“引水歸槽，以順水勢”的做法，並根據兩陵中間間隔距離較近，“引線分中，衡度局勢，麵寬較窄而進深南北有餘，遍曆周山雖無水源，但雨水匯聚衝決成渠，寬窄淺深行止不準”等問題，特在兩陵中間添設“分水霸、馬槽溝以製水勢”。所以從建製、設計、技術等方麵，普祥峪、菩陀峪兩陵可謂是集大成的、最為完備的、科學合理的後陵。
(1)用人。兩陵從最初勘察設計到最後完工，到底用了多少人工，沒有明確的記載，我們隻能根據一份份奏折做出大略的統計。據同治十二年九月即正式開工一個月後的普祥峪工程經費清單記載，當月從該陵寢工程項下領取經費的在京人員有35人，東陵住班的官役92人，算手1人，樣子匠3人，刑書皂役、文武彈壓官兵82人，照料看守11人，夫匠1770人，另外還有派出查看橋梁用料的官役人等12人，合計共2006人。若按此推算，兩處工程每月用夫匠官役約4000餘人，而這尚且不算在外地采運轉石、木植等各工人員。浩浩****4000多人馬，一幹就是10年，工程之宏大可以想見。
同治十二年，奕誴等奏請飭戶部撥修兩太後陵用款折
(2)用時。過去一般的說法是，從同治十二年八月開始，到光緒五年六月兩陵工程同時完成，用時6年，而根據“工程處奏折總目”所列清單及現存檔案記載，光緒五年僅完成了主體工程，直到光緒八年九月全工才徹底告竣，如果再加上前期的勘察設計等工作，實際兩陵工各用時遠遠超過10年。在此之前，清朝的5座皇後陵，隻有順治皇帝孝惠章皇後博爾濟吉特氏的孝東陵和乾隆皇帝的生母、雍正皇帝孝聖憲皇後鈕祜祿氏的泰東陵營建時間超過了10年。9位皇帝的陵工，也隻有乾隆皇帝的裕陵及兩度營建的道光皇帝陵用時超過10年。雖然並非用時長工程就必然好，但相對來說，還是能反映出工程的浩大。
(3)用料。據檔案記載，兩陵所用磚瓦分別產自山東的臨清和北京的琉璃廠；所用石料，“豆渣石采自邊外鯰魚關、茅山及頭坑、二坑、上關等處，金券、寶床、門、碑、蝠石、五供、階條石等所用大件青白石，往房山大石窩一帶開采”，僅為普祥峪工程，就在大石窩一帶同時開挖石塘12處，開采大件青白石180件；所用木料，僅普祥峪陵工就采買架木22652根，其中長6—7丈的桅木12根，長45—6丈的廣木140根，長35—6丈的通梢架木10000根，長2丈的短架木12500根；而僅菩陀峪陵就用了柏木樁5115根，柏木丁59465根。至於“殿宇等處需用木料，按照原估，梁柱枋檁等件均用黃鬆木，伏查此項黃鬆丈尺大者近年無從購覓，間有丈尺小者僅敷建造朝房、配房、值房以及門窗之用，當經飭商前往天津等處采辦，購得外洋所產之楠木代用……現擬將明樓、大殿、配殿、宮門、碑亭、省牲亭、大庫等處大件木料均以楠木代用，其餘各處仍照原估用黃鬆木成造”。這次采買的外洋所產楠木，“普祥峪萬年吉地所用楠木較少，計每尺連運腳核銀二兩八錢，較原估內地橢木例價每尺省銀七錢九分六厘，通共節省銀四萬一千九百柒拾兩”。按此推算，僅普祥峪陵工就在天津采買楠木52726尺，而菩陀峪所用的還要多。在兩陵工程中，唯有此項木植比原計劃標準略有降低，這也正是此後慈禧陵重新修建的原因之一。
2.用時14年重修的慈禧陵
在清朝曆史上，陵墓未啟用先改建的是道光陵，其次是大規模拆建的菩陀峪慈禧陵。如果說道光陵因滲水嚴重不得不改建還有一定道理的話，慈禧陵的拆修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人為的、層層推波助瀾的、獻媚慈禧的結果。拆修工程不僅絲毫不比新建時規模小，而且用料之精良，建築之奢華，遠遠超過初建。
(1)重修方案的形成。
首次發現並報告菩陀峪慈禧陵有滲漏、酥堿、爆裂等問題的人，是兼管菩陀峪事務護軍參領文錦，他提出有問題的地方共5處，即寶頂、寶城上溝嘴、大殿、東西配殿；在核實了文錦的奏報後，提出“必須趕緊奏請查勘修理”的是溥齡，他的奏報中增加了當年相宜修理的琉璃花門、宮門、小碑亭，第二年再相宜修理的東西朝房、神廚庫門、東大庫、省牲亭等。又根據溥齡的奏折和所列各處情形清單，經勘查提出“各情節情形實係嚴重”應擇其“方向所宜者及早興修”的是禮部侍郎剛毅。這三次奏折一次比一次將問題說得嚴重，一次比一次提出要修的地方增多，但是盡管如此，三份奏折中提出唯一需要拆修的地方也隻有寶城“東麵石溝嘴南起往北第二件傷、第三件傷；西麵石溝嘴南起往北第二、第三件共兩件俱傷折，均擬拆修”，除此之外，都沒有超出維修、抹飾的範疇。而至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頗得慈禧信任的承修大臣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榮祿經一番勘查後，所上奏折中則提出：明樓、方城城身、寶城等處“按原估剔砌補墁恐不足以資鞏固……籌思再四，不敢不詳細奏明，擬請於明歲開工時特派王大臣一二員，會同原估大臣暨奴才等再行詳細查勘，以昭慎重”。此折說明奕劻、榮祿雖然為欽命承修大臣，但此時並不了解慈禧的真實意圖是要大修還是一般維修，修的標準低了怕不合慈禧心意，過於奢華又怕承擔向社會交代的責任，所以籌思再三，還是請增人再一同勘查，同時還要得到慈禧的明示。正是這份奏折，為大規模拆修埋下了伏筆，因為此折很快得到批複：“寶山壽藏規製崇隆，殿宇城垣，觀瞻所係，理應隨時修理，以為萬年鞏固之基。著添派載漪、李鴻藻會同原估大臣徐桐、敬信，承修大臣奕劻、榮祿，恭詣菩陀峪再行逐細複勘，應如何墁築地基、挑換木石，繪圖貼說，詳細具奏，各敬慎從事，不準稍有遷就。”也就在光緒皇帝這道上諭的基礎上，奕劻等諸大臣十二月十六日的會勘奏折有了根本的改變，奏折稱：“碑亭、琉璃花門、宮門、北庫房等處均於原勘情形相符，惟原勘大殿五間……應修之處甚多，擬拆修……方城等處複經查出，隧道券磚酥堿，過梁石前後間有滲漏……寶城上壓麵帶荷葉溝石料間有走錯，跺口牆……地麵間有沉陷，城下襯石多有破碎酥堿，台幫石料走錯，均一律拆修，以資鞏固……以上各處，臣等公同查勘，均未便稍涉遷就。”這樣，原本無問題或間有走錯等小問題的工程均變為拆修重做，“一律拆修”成為會勘清單的主要內容。這就是我們前麵介紹的第一份勘估清單。至此，一個大規模的重修工程方案就正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