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著名清史專家、檔案學家、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前館長鄒愛蓮研究館員新著《清宮檔案說清史》，恰逢北京故宮建成600周年之際，即將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付梓，我非常高興，更表示祝賀。我同鄒愛蓮館長相識近40年，又是大同鄉，有著特殊的緣分。我就地緣、書緣、學緣，在書之前，寫幾句話，權且算作前言。

一 說 地 緣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前身是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自始至今，都在故宮紫禁城之內。故宮與我有特殊的地緣。我早先的住家，與故宮南向第一道大門——天安門紅牆隻有一街之隔；我所上的中學，校址原是清宮內務府升平署舊址，與故宮西牆也隻有一街之隔。這南北與東西兩個一街之隔的地緣因素，給了我太多去故宮博物院暨明清檔案部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便利和機會。

我之所以學習清史、研究清史，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北京故宮有唯一的、大量的、珍貴的、第一手的明清檔案史料——1000多萬件（套）明清檔案、200多萬件（套）滿文檔案等。這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人類文明的珍粹。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早上帶著書籍、文具和窩窩頭，來到故宮西華門外等候，大門一開，急忙進去，到靠近故宮西牆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查閱檔案，直到傍晚關門前離去。可以說，我在學術上的每一點收獲、每一點成績，都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對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對館裏的領導和朋友，始終懷著感謝、感激、感恩的心情。

鄒愛蓮館長1982年剛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我們就認識。多年以來，我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各屆領導、檔案專家、年輕俊彥，或師或友，情誼至深。我舉個例子。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珍藏的“康熙起居注”，我去借讀時，開始時一月一月地查，做卡片，記筆記等。這批重要史料，為方便讀者，由該館朱金甫先生等整理、標點，中華書局於1984年出版，但其另一半存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兩岸所存，大體各半——不是前一半、後一半，而是不規則地錯開珍藏。這就給讀者利用造成極大的不便。海內外讀者、中外之學人，迫切希望兩岸能合璧出版其全部影印本。1992年，我和馮爾康教授等一行9人，到台北出席“海峽兩岸清史檔案學術研討會”。會間應邀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該院收藏的另一部分“康熙起居注”。後來，我在1997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等多次去台北，都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去查檔案。此時台灣聯經出版公司老總林載爵先生，正在編輯出版我的《康熙大帝》（繁體字豎排本），並請我吃飯，席間談起兩岸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冊》一事，他表示有同大陸合作出版此書的願望，但種種原因，落實卻難。隨之台北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邀請我為該院專家作學術報告。事後請我餐敘，我們談及此事，她表示願意盡力玉成之。我回到北京後，同時任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岩談及此事，他表示早有此意。最後我專程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找鄒愛蓮館長談及此事，她也願意跟有關領導報告，態度積極，鼎力支持。這樣經過海峽兩岸4家單位反複協商，多次磨合，終於就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冊”達成共識。2009年9月3日，《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統一開本、統一版式、統一紙張、統一裝幀，精裝成54冊，合璧出版發行。這成為海峽兩岸出版界、檔案界、清史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鄒愛蓮館長為兩岸文化交流、為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極力協調，克服困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我也為此事盡了綿薄之力，而收獲一套《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在第一冊扉頁上，鄒愛蓮、李岩、馮明珠、林載爵等諸君都簽名作為紀念。

二 說 書 緣

《清宮檔案說清史》一書，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清檔，二是清史，以檔案證清史，以清史說檔案，曆史與檔案，史料與觀點，彼此結合，進行論述。這既是本書的一個優勢，也是本書的一個特征。

《清宮檔案說清史》分作“人物與考證”“製度與事件”“清宮檔案述評”“清帝治世談”四大部分。

“人物與考證”部分，約8萬字，涉及雍正皇帝、西太後慈禧、東太後慈安、趙文楷、李鼎元、德齡、賽金花、周自齊、端方等清代人物，從帝後、大臣，到格格、妓女等。從《清實錄》《清史稿》等官書可以查到上述人物的部分資料，而難得一見的是他們的檔案資料。著者熟悉清宮檔案，平時積累大量的摘記資料，在書中運用，惠益於讀者。

“製度與事件”部分，約8萬字，涉及清代職官、外事、文化、宗教，亦有民族、教育、修史製度等，許多問題過去很少有人論及，最難能可貴的是文章中大量史料過去沒人使用過，如“清代的密考製度”，就是該書第一次論及，“台灣事件與琉球案”是第一次有人依據大量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寫成。

“清宮檔案述評”部分，更是作者的長項，約6萬字。文章結合曆史史實，闡述歸納館藏檔案，這不僅給一般讀者，而且給專家學者，以新鮮知識，更拓展眼界。例如輿圖，書中收錄了5篇關於曆史輿圖的內容。從清宮輿圖的來源和形成到清朝時期的管理，從清宮輿圖的內容到價值，文章做了詳細論述。著者在館時間久，用功勤，積累多，書中展現了大量館中極為珍貴、難得一見的清宮輿圖，不僅提供大量第一手信息，而且可以使讀者一飽眼福。

“清帝治世談”部分，約5萬字，字數雖不多，卻是作者從檔案中提煉的精華，如“清帝朱批常用語規律及特點”，就是作者從康熙到同治各帝十幾萬件朱批奏折中，總結和歸納出的特點。所以，讀者從這部分文章中亦可以看到文獻典籍所看不到的檔案資料、曆史信息和學術新見。

三 說 學 緣

《清宮檔案說清史》的作者鄒愛蓮館長，為人勤奮誠懇，熱情厚道，埋頭做事，寡言少語。她大學曆史係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做檔案管理工作，從此我們結下了學緣。她出身普通家庭，也沒有什麽背景，一心一意，踏實工作。她在管理部工作時，我每去館裏看檔案，她都熱情周到，耐心細致，許多人都對她讚賞有加。後來她逐步做到部門主任、副館長、館長。做館長時，還是那樣和顏悅色，平易近人。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學術難題。清代北京王府，都在內城，無一例外，這成為共識。但在北五環、昌平鄭各莊，有個“平西府”。有人說是平西王吳三桂的王府。這肯定不符合曆史事實。假如不是吳三桂的王府，那是誰的王府？恰好我到台灣去講學，順便到台北故宮博物院查滿文檔案。經過一番努力，有幸查到滿文《上駟院郎中尚之勳等奏報鄭家莊行宮工程用銀數折》（康熙六十年十月十六日）。鄭家莊工程竣工奏折的詳細記載，同當地城垣、護城河等遺址數據相符。但這是孤證。回到北京後，需要查找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是否有這一工程開工的滿文檔案。我即去找鄒館長報告此事，希望在該館裏能找到這份滿文檔案。當時館裏特別忙，還有其他重要任務。因為鄒館長是著名清史學家、檔案學家，我們溝通起來很方便。她提出在200多萬件滿文檔案裏找，如大海撈針，實在太困難。我同這位熱情而耐心的館長商量：先在內務府檔裏找，後在工程檔裏找，再在奏銷檔裏找，最後商定時限從該工程完工之日、倒查5年即從康熙五十五年開始查。最後滿文專家郭美蘭研究員，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工程開工的滿文奏折。海峽兩岸這兩份滿文開工、竣工奏折，與昌平鄭各莊考古遺跡，三者數據完全吻合，這個200多年的曆史疑案終於破解。可以說，沒有鄒館長的大力支持，這個學術疑案不知何時才能解決。她為此做出了貢獻。

由上，我聯想到：鄒愛蓮館長是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第一位曆史專業出身的館長，是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第一位出版學術著作的館長，還是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第一位女性館長。她的《清宮檔案說清史》我一定買一本讀，並向讀者朋友推薦。

閻崇年

202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