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治世談（2）
開筆吉字內容：江山鞏固農業豐收
乾隆皇帝像
清朝皇帝元旦開筆的內容，不像民間那樣僅僅寫兩句話，清朝皇帝元旦開筆吉字，多則上百字，少則幾十字。祈望政權鞏固、國家安定、風調雨順、農業豐收是清朝每個皇帝開筆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內容。如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在朱箋上分別寫下的吉字是：“春韶介祉，開筆大吉”和“一入新年，萬事如意，五穀豐登，天下太平，民安樂業，邊塵永息，大吉大吉。”乾隆元年元旦，乾隆皇帝開筆寫了三箋心願，第一箋上寫道：“登基宜良，天下太平，五穀豐登，風調雨順，日月光明，萬民樂業，四海清寧，刀兵永息，長享升平，所求如願，所願遂成。”第二箋中行用朱筆寫道：“元年元旦，海宇同喜，和氣致祥，豐年為瑞。”左右行用墨筆分別寫道：“願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願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最後在第三箋中更盡情發揮，先用朱筆寫了“天清地寧，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萬姓安生，雨暘時若，百穀豐登，臣民樂業，上下安寧，中外清吉，所向皆從，風調雨順，大有年成，所求如願，所願皆成”。又用墨筆寫道：“新年大喜，四季八節十二時永永平安，吉祥如意。”
除江山社稷和農業收成外，針對上一年發生的大事、難事，在清朝皇帝開筆中也有所祈求。如：由於雍正皇帝是經過一番兄弟相殘的激烈爭奪當上的皇帝，他做皇帝後，雖然用嚴厲手段逐漸剪除了異己勢力，但宮中並不安寧，所以雍正在位前8年中，有6年的元旦開筆他都祈求：“一入新年……宮中清泰平安”“……宮闈清吉平安”“……宮中清吉和寧”等等。雍正八年，雍正皇帝得了一場大病，經過一場生死大劫後，在雍正九年元旦開筆中他寫道：“新年節令……無災無病，此吾之願也”，期望的是自己身體健康。
乾隆皇帝初掌政權時，用的是雍正時留下的老班子。這些雍正時期的舊人，盡管對這位新皇帝都俯首帖耳，但乾隆皇帝使用起來並不得心應手，他深感缺少自己十分中意的人才，所以在乾隆二年至四年的元旦開筆中，每年都有“敷政寧人……賢才挺生”“賢才匯征，為邦家光”的祈望，表達了他迫切渴望多得人才的心情。
乾隆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五年西北戰事期間，他的開筆中年年都有“西海早靖”的祈願。乾隆十四年開筆中寫道：“早平金川，奏凱班師，大吉。”乾隆二十年寫道：“天下太平，遠夷歸化……四海賓服，九州豐樂。”乾隆二十一年寫道：“天下太平，捷音早報……永靖海邊，化洽中外。”乾隆二十二年寫道：“捷音早報，永靖西海，天下太平，萬民安泰。”乾隆二十三年寫道：“天下太平，捷音早報……邊庭寧靜，遠近歸化。”乾隆二十四年寫道：“平定回部，大吉大利……早開捷音，如期應願。”
二、開筆吉字解讀：清帝治世思想變化和清朝興衰轉折的反映
雖然元旦開筆僅是春節文化的一種習俗，清朝皇帝每年的祈願語也猶如說不完的套話、吉祥話，但作為一國之君，他的祈願反映的是他的執政思想和理念，解讀他們的開筆吉字，不僅可以看出其本人的思想變化，甚至可以從中找到清朝社會興盛衰亡的思想根源和影子。
康、雍、乾時期，是清朝社會的鼎盛時期，前後約一百年。細細品讀這個時期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留下的開筆吉字，除“雨暘時若”“和氣致祥”“三羊開泰”“吉祥如意”等雷同的吉祥語外，每年國家發生的重大事情在元旦開筆中都有體現，並且他們每年還都有一些新的祈求和願望。正是在這不斷地期望、不斷地奮鬥中，清朝社會才不斷地發展，達到了康、雍、乾盛世的頂峰。從他們每年不一樣的開筆祈願中，我們解讀到的是清朝盛世皇帝不懈的進取精神和思想。
乾隆元年、二年、三年元旦開筆
乾隆中期開始，清朝社會由盛轉衰，乾隆二十五年的元旦開筆已明顯傳遞了這種信號，特別從嘉慶以後各位皇帝的開筆吉字中，更明顯反映了這種狀態。
乾隆二十五年，曆時5年的平準、平回戰爭結束，乾隆皇帝親至良鄉城南，登壇列纛，行郊勞禮，迎接凱旋歸來的將士。至此，乾隆基本完成了康熙、雍正皇帝未竟的事業，統一了西北。大功告成，乾隆皇帝開始產生了“武成功定”的驕傲自滿心理，形成了“修養生息”的思想。在這年的元旦開筆中他寫道：“二十五年元旦，天下太平，萬民安泰……武成功定，修養生息。”這種思想一經產生，便一發不可收拾，反映在元旦開筆中，從乾隆二十七年開始，除籠統的吉祥話外，再未有任何新的目標和祈求，其每年的元旦開筆形成了固定不變的24個字：“宜入新年，萬事如意，三羊開泰，萬象更新，和氣致祥，豐年為瑞。”在此後他當政的33年和當太上皇的4年間，每年開筆所祈所求，內容再無一字改變。並且從這一年開始，開筆吉字由原來的3箋變成隻有簡單的1箋。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嘉慶皇帝的元旦開筆
從每年大年初一滿懷信心地寫下新一年的期望和目標，到37年間無任何新的期望和追求，這一變化的背後，傳遞的是一個最高統治者指導思想的變化，這種指導思想的變化給清朝社會的發展帶來的是不可挽回的影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斷前進、不斷發展的活力之源，是要不斷有新的追求和目標。思想創新是人類進步的靈魂，新的目標更是鼓舞鬥誌、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動力。當思想上沒有新的期望和追求、事業中沒有了新的奮鬥目標時，也就沒有了前進的動力和源泉，社會必然衰退。在極端專製的封建時代，皇帝的思想和意誌不僅能夠影響甚至能夠主導社會的發展。乾隆皇帝作為清朝中期國家的總掌舵人，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影響著當時的社會，當他誌高意滿、思想開始僵化、治國開始倦怠、再也沒有新的追求時，社會弊端快速叢生，前進的步伐也就逐漸停滯。所以，雖然清朝中衰停滯的事例大多發生在乾隆四十年以後，但追溯其思想的發端，則在15年前，乾隆二十五年的元旦開筆，就給他今後的治國指導思想和原則定了調。所以清室中衰，不僅有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乾隆思想的變化也是重要的原因。
可歎的是，到了嘉慶時期，這種狀況不僅沒有任何改變，甚至嘉慶皇帝的每箋開筆吉字，都是從乾隆後期原原本本抄錄下來的，並且一抄就是25年。據嘉慶“禦製元旦開筆詩”記載，嘉慶當皇帝的第一年春節子時，他來到養心殿東暖閣臨窗處，乾隆皇帝將整個開筆程序示範了一遍，當年乾隆皇帝寫下的仍是其33年來一直寫的24個字：“宜入新年，萬事如意，三羊開泰，萬象更新，和氣致祥，豐年為瑞。”嘉慶皇帝當時也就仿照這24個字寫下了當皇帝後的第一份元旦開筆。從此後，嘉慶皇帝每年元旦重複著這24字，一直到其去世。
嘉慶朝25年，加上乾隆朝33年，合起來計算，這份24個字的空話、套話經兩任皇帝共念了近60年。兩任最高統治者60年祈願沒變化，一個國家60年無新的發展思路，思想僵化如此，要想不落後衰退，豈有可能！
再到同治、光緒、宣統時期，幾個小皇帝的開筆吉字大都是由大臣提前擬好後，再由小皇帝抄寫的，連吉字的內容寓意，他們可能都還不十分明白，更談不上有新的祈望和目標。為求金甌永固的皇帝元旦開筆祈願儀式，至此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政治價值和意義。
同治皇帝典學教育的得與失——從“功課檔”和《翁同龢日記》談起
同治皇帝是清朝入關後的第8位皇帝，他6歲登基，16歲親政，19歲病逝，實際掌權隻有兩年，所以他一生的主要時間是在上書房裏隨師課讀。由於他的學習成長直接關係到其親政後的國家社稷，所以清廷對他的培養花費心血最大，學習條件最優越，規定也最嚴格。但是較之其他皇帝，其學習教育成效卻不盡如人意，這裏麵有客觀環境的原因，也有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麵的問題。清宮檔案中，有不少關於同治皇帝學習方麵的資料，作為兩代帝師的翁同龢，見證了同治皇帝學習成長的全過程，也在其日記中逐日做了記錄。本文即根據清宮所存同治皇帝學習“功課檔”等檔案，參照《翁同龢日記》等資料，對此問題做分析和論述。
同治皇帝便裝畫像
一、同治皇帝“功課檔”和《翁同龢日記》
1.同治皇帝每日學習的“功課檔”
在現存清宮檔案中，有關皇帝學習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幼年皇帝的學習課本。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各種講義，如清幼帝學習用的《論語講義》《易經講義》《禮記講義》《大學衍義講義》《國史講義》《西史講義》《滿文字頭》《詩詞選讀》等。這些書籍，都是不同時期由各位皇帝的師傅及翰林院講官編撰，並專供皇帝和皇子學習用的。二是各種掛圖，如《數學掛圖》《大學掛圖》等。這些掛圖，有的是皇帝的師傅編製的，有的則是社會知名人士編製的，後傳入宮中，成了皇帝學習的參考工具書。
翁同龢
二是幼年皇帝的練習本和當皇子時的練習本。包括：漢文練字本、滿文練字本、算盤歌訣練習本、詩詞練習草本等。
三是幼年皇帝的“功課檔”。所謂“功課檔”，即幼年皇帝每天的學習功課表和學習情況的綜合記錄檔。包括：上課的年、月、日；每天的課次；每次課讀生書篇號和名稱；複習熟書篇號和名稱；寫字內容；屬對內容；詩題及韻律；論題；講讀奏折內容等。
現存同治皇帝的“功課檔”為簿冊式，從同治三年（1864）起至同治十年（1871），主要記錄了同治皇帝學習漢文功課的內容和情況。在每一年檔冊的冊麵左上角處，標注有一個天幹符號，如，同治四年上半年之前為半功課（即每天上半天課），檔冊標注符號為“甲”；同治四年下半年起為整功課（即全天上課），檔冊標注符號為“乙”；同治五年標注為“丙”；同治六年標注為“丁”，依次類推。天幹符號下再按月注明順序號。其中，同治八年前用的是大流水號，從1到39，共39冊，分別為：同治四年上半年之前，甲，第一、二兩冊；同治四年下半年，乙，第三至第五冊；同治五年，丙，第六至第十三冊；同治六年，丁，第十四至第二十四冊；同治七年，戊，第二十五至第三十三冊；同治八年，己，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九冊。同治九年和十年每年排一個順序號，每年7冊，分別為庚第一至第七冊，辛第一至第七冊。
合計同治朝功課檔共應有50餘冊，但現存檔案已不完整，實存37冊，缺10餘冊。盡管如此，我們仍能從中十分清楚地看出同治皇帝每天的學習情況以及總的學習進度和順序。
功課檔內首記朝年，次記月日，再分早課和午課，然後記每課學習的內容。每課內容包括：背書、讀書篇號，有無寫字、默書（即默寫）、講書（即講解）、生書（即預習下次課要讀的新書）、屬對、作詩、做論等。
如：同治五年二月十七日、十八日的功課檔記載，其學習內容為：“二月十七日早：周公曰嗚呼君子，治民祗懼，舊為小人，王曰格爾眾庶，王宅憂，王曰嗚呼封敬明，既生魄。午：禹敷土，自誠明，或曰管仲儉乎，子曰吾有知乎哉，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老吾老，子曰野哉，柳下惠為士師，孟季子，曾析嗜羊棗，詩雲周雖舊邦；寫字；默書；講書；生書”；“二月十八日早：治民袛懼，舊為小人，周公曰嗚呼厥亦惟，王曰封元惡，惟十有三祀，夏王有罪，惟暨乃僚。午：月正元日，詩雲與戲，子路曰有是哉，微子去之，詩曰周雖舊邦，孟季子，公孫醜問膾炙，君子去仁，子在川上，今國家閑暇，孟子曰天下大悅，天子一位；寫字；默書；講書；生書”。
在背誦過的課目上方，還有用朱筆做的標注和課程變動情況。如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午課，主要是溫理《書經·召誥》《書經·湯誓》和《孟子》等數號，當天的功課檔上記載：“十二月十一日午：嗚呼若生子、惟二月既望、越三日丁已、嗚呼惟我文考、湯誓曰、其為氣曰、詩曰天之、萬章曰舜之。”另背誦《大學》“子程子曰大學”一號。並在背誦課目上方畫了兩個紅圈。
同治九年八月十七日午課，原為“講《大學衍義》《左傳》，詩，寫字”，但在“講《大學衍義》”和“寫字”課目下分別用朱筆改成了“看折”和“寫論”，說明了課程的變動情況。
2.《翁同龢日記》
翁同龢（1830—1904），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瓶廬居士。江蘇常熟人，鹹豐六年（1856）狀元，同治四年（1865）起在弘德殿行走，充同治皇帝師傅，光緒二年起，再充光緒皇帝師傅。此間，他以日記的形式，記下了同治皇帝、光緒皇帝每天的學習情況。
翁同龢日記
和功課檔相比，《翁同龢日記》不記具體的學習內容，隻記同治皇帝每天的到課時間、各類課目學習時間，以及同治皇帝的精神狀態、學習是否認真、學習成效好壞等。如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記道：“二十一日，卯正上至，猶燃燭也。先讀《經書》畢，讀滿書。辰初二刻還宮傳膳，諸臣退飯。巳初複入，午初三刻退。以上咳嗽未止，仍未上生書。”
“二十二日，上至書齋時刻如昨，是日精神不聚，以連日夜臥不安，且吐積食，故未上生書。”
“二十三日，到時如昨，午正退，仍未上生書。是日上讀書尚鼓舞，無倦容。醇邸來。”
“二十四日，是日初上生書：‘上下勤恒’‘至友越民’。是日徐蔭軒進講，餘乃於巳刻進至案前侍上溫書六號，以口音不同先奏，上固欲帶書，因帶一過。初上生書三行，未初退。默書，講書，生書於功課全完後上。”
所以，“功課檔”和《翁同龢日記》，都是研究同治皇帝典學的最直接的資料，並且內容上可以互相補充，互相佐證。
二、清廷對同治皇帝的學習規定與要求
清代對皇子的學習教育製度是康熙時期才正式確立的，而對幼帝的典學製度則是從同治時期才有的。這是因為在康熙之前，無論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主要精力都是放在立國打天下上，其兒孫們稍長，便賦予兵權，戰場才是他們最重要的學習課堂。順治皇帝以6歲衝齡繼位，24歲故世，加上當時全國仍處在戰爭狀態，沒有人為他製定完備的學習製度，他也抽不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心小皇子的學習，他和其8歲即位的兒子康熙皇帝，幼年都是靠孝莊皇太後的悉心照料，指定師傅，才使其學業有成。
慈安、慈禧命惠親王之子奕詢為同治皇帝伴讀的諭旨
平定三藩以後，全國局勢趨於穩定，康熙皇帝的皇子也陸續長大，特別對已立為皇太子的皇二子胤礽更要進行係統教育。因此，康熙二十五年，命湯斌、耿介等為皇太子講官，並開始製定皇子的學習教育製度。每天的學習時間及內容為“寅刻至書房，先習滿洲、蒙古文畢，然後習漢書”吳振棫著：《養吉齋叢錄》，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9頁。。書房是設於皇家宮苑中的“上書房”。上書房每年的“法定假日”隻有萬壽節及前一日、元旦、端午節、中秋節和皇子本人的生日等幾天，這些不上學的日子俗稱“無書房”。此外每年封印至開印期間，每天半天課；夏至至立秋期間，因天氣太熱，嘉慶十二年正式定為每天半天課。
同治皇帝先是按皇子例六歲就學，他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是李鴻藻，這是他當皇長子時他父親鹹豐皇帝為他選定的師傅。同治皇帝即位後，慈安、慈禧兩位皇太後又為幼年的小皇帝增加了祁寯藻、翁心存、倭仁三位師傅，翁心存去世後，又增加了翁同龢、徐桐等，同時派醇郡王奕環等人教習蒙文和騎射。為保證其學習的規律和成效，還特由恭親王奕奏準，專門為同治小皇帝製定了日常上課作息時間表及功課內容：
①每日皇帝至書房，擬照上書房之規矩，先拉弓，次習蒙古語，讀清書，然後讀漢書。②皇帝入學時刻，現經皇太後欽定，每日俟召見，引見後至書房。現係半書房，於下書房後傳晚膳，將來整功課，即在書房傳晚膳。③現在皇帝甫入書房，係半功課，於八歲時，擬改整功課。④誦讀與討論，二者不可偏廢。皇帝讀書之暇，總宜與師傅隨時討論，以古證今，屏除虛儀，務求實際。切勿誦聲甫輟，旋即退息。⑤每逢慈禧、慈安兩太後及皇帝萬壽聖節，均於正日及前後各一日不入學。⑥年終自彩服日至次年初五日，不入學。⑦正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不入學。⑧弘德殿搭、拆天棚及端午、中秋，均一日不入學。⑨每遇祭祀大典日，撤去拉弓及滿蒙文，仍酌減漢書。⑩皇帝親祭壇廟日不入學。自初伏至處暑，均半功課。現在皇帝尚在衝齡，隻習拉弓。二三年後即應習步射，十歲後即應習打槍，以重根本舊俗。為重功課計，擬請懿旨嚴飭皇帝，於駕幸紫光閣習打槍時，不得各處遊覽。打槍畢，稍坐即還宮。騎馬一事，必須自幼學，方臻嫻習。擬自入學後，每隔五日，於下書房後，即在宮中長街學習騎馬，令是日教讀清書之禦前大臣一人壓馬，大臣三四人進內教習，祁寒、盛暑、風雨及遇有禮節之日，均擬停。學習步射時，擬請由禦前大臣及乾清門侍衛派出數人隨同校射，以資觀摩。
由上規定可知，清廷對同治皇帝規定必須學習的功課，內容甚多，其中既有滿文、漢文、蒙古文，還有拉弓、射箭、打槍、騎馬等。相較之對皇子們的學習教育製度，對同治皇帝的學習課程安排得更具體，內容更豐富，要求也比較嚴格。
三、規定要求與同治“功課檔”之比較
雖然清廷為同治皇帝的學習做了詳盡的安排和規定，然而規定隻是寫在紙上的東西，實際的執行狀況，並未達到上述的要求，這從同治皇帝的“功課檔”以及《翁同龢日記》中可以得到證實。
1.學習時間的比較
按照規定，整功課時期，同治皇帝每年不上學的日子隻有年假、燈節、壽誕、端午、中秋等共計30餘天，以及暑期中的半假40餘天，合計共有50餘整天。但按“功課檔”和《翁同龢日記》記載統計，除上述規定的節假外，同治皇帝實際上每年不上課的時間還有40至50天，其中主要是病假。如，同治四年下半年開始整功課後，當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因感冒不到書房，一直到十二月初五，才“出詣弘德殿，聖躬大安”。又因其病初愈，從初五至初九的5天有課而未讀，初十則隻上半功課，這一次生病合計就有43天未上課。同治五年則有正月十四、十八、十九，四月初一、初二，五月二十四至六月初三，六月十一至二十九，七月十五、十六，八月二十五至九月初二，十一月三十至十二月十一，共計54天因生病未上課。
由於隻要生病就可以減書或不到書房讀書，以致同治小皇帝曾故意裝病逃課。在被皇太後發覺後，才有所收斂。《翁同龢日記》載：同治六年六月初四日，“上倦不可支，六刻許僅讀三號，寫字一張。曰頭暈惡心，胸中煩憂，於是招首領太監來，啟知太後。良久傳旨，問上是否如此，命即至長春宮看視。並諭，若係推脫，則功課明日一律補齊”。到了第二天，翁同龢又記道：“昨日上至長春宮，無甚不適。皇太後責諭再三，並諭，嗣後書房舉動，內侍隨時啟知，無得隱諱。”
同治皇帝《禦製詩文集》
除生病可以減書或不到書房外，參加各種臨時性活動也占用了同治皇帝一定的學習時間。如每年的祈雨、祈雪等各種祭祀活動，有時還陪同皇太後臨幸各王府，參加一些慶典等。
另外，有的節假日，皇太後一道懿旨，又會增加幾天假。如元旦假，康熙時期給皇子們的規定隻有3天，對同治小皇帝的規定則是“年終自彩服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日不入學”，即從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次年正月初五，共9天不入學。但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傳旨：“自二十三日起至明年正月初五，皆無書房。”
所以，除規定的正常假期外，同治小皇帝實際每年不上課的時間多達100多天。這和規定的時間比，遠未達到要求，和以往其他皇子們的上課時間比起來，不僅未增加，反而少了許多。
2.學習課程的比較
由於學習時間的減少，同治皇帝應學的許多課程隻是列在了功課表上，實際上有些內容當堂課並未學，未學的課程，有的移到了下次課，有的則以減少當課堂讀寫的遍數匆匆帶過。“功課檔”和《翁同龢日記》中都有“減課”的記錄。僅以同治五年十月為例，據《翁同龢日記》載：“十三日，中官傳旨：以上體甚倦，疑有食滯，稍減功課。於是減四書應背者五號，其餘應背者改為讀”；“十四日，仍傳懿旨，雲數日且減功課”；“十八日，中官傳旨：以感冒未愈略減功課。於是議減應背三號，應讀二號，並唐詩數首”；“二十三日，上微感冒，頭疼、痰多，膳後巳初來，中官傳懿旨：以今日僅食米粥，可準酌減數號書。於是減應背熟書三號，應念熟書五號”。由此看出，一個月內，同治皇帝雖未請病假，但有四次因其身體不適而減功課，如果再加上病假和其他規定外休假耽誤的功課，他實際所學的功課內容比規定的內容要少許多。
從以上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不論從學習時間上還是從學習課程上，同治小皇帝都沒達到給他規定的要求。
3.學習成效的比較
清朝皇帝自幼的學習內容是儒家經典，首先學習四書五經，在此基礎上，課程的門類、難度、深度逐年增加，循序漸進。從“功課檔”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治皇帝的漢文學習情況，大致內容和順序安排如下。
（1）讀講背誦。讀和背是學習漢語文化知識的基本功，也是中國自古治學的基本方法。清朝入關後不僅照搬此法，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康熙皇帝曾要求皇子讀書每段要讀120遍。雖然同治時讀背的遍數比康熙時期少，但往往也在10遍、20遍以上。所以，在同治皇帝“功課檔”中，所記錄的主要是讀講背誦的內容。下麵是剛開始上整功課時同治皇帝讀書背書的情況：“初到讀生書一號十遍，背生書一號，先讀三遍，讀前日生書一號亦十遍，溫《書經》五號，膳後讀《大學》或《中庸》一號、《四書》六號，皆背誦，再讀《四書》六號，畢，寫字一張，默書數行，講《帝鑒》一段或數行，上生書畢，再讀前兩日所上兩號，再溫新，背生書數頁。”
同治四年之前，讀講背誦的文章主要是《書經》《春秋》《大學》《中庸》《孟子》《論語》，同時聽講《庭訓格言》和《帝鑒圖說》。
同治五年起，加講《孝經》《詩經》。“十月初五日，是日，初讀詩經”。“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二本詩經讀畢”。
同治六年起，加講《史鑒》和《聖訓》。
同治八年起，加講《大學衍義》及《大學衍義提要》。
同治九年起，加講《易經》，並加講《會典》和《左傳》。
同治九年八月起，開始加讀奏折。起初兩個月，每半個月讀一次，至十月十五日起，每天都有讀奏折的課程，如十五日這天讀“丁寶楨奏江北漕船挽入東境折”；十六日讀“李鶴年雨雪糧價折”；十七日讀“曾國藩府縣期滿甄別折”；十八日讀“吳棠奏各營驛站馬匹並無缺額折”。
同治十年，加講《明史》《地圖》《讀史略論》。
從上述檔案可以看出，隨著同治皇帝年齡的增長，讀講背誦的內容在逐漸加深。但這些課程，有時也互相交叉學習，特別對四書五經，重要段落要反複背、反複讀，甚至有的從同治四年一入學就開始誦讀，直到八年、九年時，誦讀課中還常常出現。
（2）練字。清帝對漢字書寫一向十分重視，特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寫得一手好字。同治皇帝從入學起，即開始練習寫字，每課不輟。一般是寫顏體，每次寫一至兩張。
（3）寫作。寫作主要包括兩方麵，一是作詩，二是做論，但寫作的基本功是從屬對練起。同治六年二月初九的“功課檔”，第一次出現“屬對”的內容，此時先練習做的是兩字對，以後逐漸出現三字對，再到五字對。七年起，開始正式作詩。八年起，開始做論。
每天的功課時間，據翁同龢同治十年的日記載，大致是“生書五刻，熟書六刻，講《書經》三刻，看折兩刻多，講《明史》及論共三刻，古文、詩三刻，寫字一刻。”
隨著每一階段課目的增加，同治皇帝的學習內容也不斷調整和增加。
同治六年前，基本是每天早課背讀詩書4至5號，午課背讀詩書14至15號，另加講書、寫字、默書、預習生書。同治六年以後，一般早課要背讀詩書共20號左右，午課則主要是講論和寫作，包括講書、講大學衍義、講詩作詩，講奏折、看奏折、寫字、寫論。
同治十年起，除仍然是早課、背讀、午課講作外，每五天中，還要有一天時間專門練習寫作，一般是早課作論，午課作詩。如，三月初三早作論：“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午作詩：“蘭亭修契，得春字”；三月初八早作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午作詩：“以祈甘雨，得甘字”；三月十三日早作論：“明目達聰”，午作詩：“池花春迎日，得池字”。
從上述“功課檔”記述的課程安排中我們看到，同治皇帝不僅係統學習了四書五經等各種儒家經典，還學習了書法和詩論寫作，特別學習了帝鑒、會典、通鑒等各種做皇帝應具備和了解的曆史經驗、典章製度、治國方略。其中有些課甚至是專門為同治小皇帝學習而編輯的，如《大學衍義提要》係由清朝大學士、也是同治皇帝的師傅之一的徐桐所編輯，“大學士徐桐恭進《大學衍義提要》，以補宸修而裕治原，徐桐用時三年，輯成提要十六卷，擬請發交弘德殿，以備隨時進講”。再如《啟心金鑒》，則是倭仁專為輔導同治學習編寫的。
應該說，僅從課程內容而言，隻要小皇帝認真學，即便時間上沒嚴格達到規定的要求，但仍能為其以後親政治國打下良好的文化政治基礎。更何況，同治小皇帝實際上十分聰明，加上有幾位一流的學者大臣輔佐講授，所以成績還是十分顯著的。《翁同龢日記》載，同治六年同治皇帝初學屬對，“二月初九日，是日始屬對，餘等以‘敬天’二號告對，上應聲曰‘法祖’，諸臣皆稱善。”五月起開始練習三字對，“五月二十四日，屬對‘中興頌’，對曰‘大寶箴’，諸臣讚美不已”。同治八年，同治皇帝14歲時，師傅們為其出了一道論文題“任賢圖治”，不到一小時，他即一揮而就，且語句順暢，主題明晰，很有帝王之氣。文曰：“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賢否，而後能擇賢而用之，則天下治矣。”
應該說，這樣的學習成績，若對一般人家的孩子而言還是不錯的，但是同治皇帝的功課像這種好的時候畢竟極少，特別是與清廷對他的培養教育所花費的心血和期望比，與其將來要擔負的治國重任要求比，這樣的成績還相差甚遠。
下麵僅摘錄《翁同龢日記》所記同治皇帝16歲時的學習情況片斷為證：
“同治十年正月初七日，晨讀懋勤殿。因極陳光陰可惜，當求日進之方。上頜之而已。”
“二十四日，讀甚倦，仍如去年也。”
“二十五日，讀稍振，巳初二退。午初一來，午正二入。看折時精神極散，雖竭力鼓舞，終倦於思索，奈何？餘亦草草。”
“二十九日，讀生書猶可，餘則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滿書極吃力，講折尤不著力，真無可如何也。減去功課，申初一始退。”
“三十日，講折仍嬉笑，不解其故。餘忙促。申初一散。”
“二月初一日，讀滿文甚遲，辰正三始入，讀生書畢，巳初一即還宮用膳。巳正二刻來，減去看折、讀書經及熟書二號。未正一刻匆匆退。”
“初四日，晨讀生書尚好，熟書數號後忽而發澀，遂不能背誦。巳初二退，午初來，午正一入。再背前所未畢書，益支離。直至未初二刻背畢，減去講史及論，尚到申初一刻。”
“初五日，背書極慢，講折又倦，遂減去《大學衍義》《明史》未講。申處一始散，猶匆促也。”
“初六日，晨讀尚好，講折又極難，講《大學衍義》時亦精神不屬，不免動聲色。數日來，無精神時則倦，有精神則嬉笑，難於著力，奈何？”
“初八日，課題重農貴粟，文思極澀，初稿幾無一字可留，且虛字亦不順，及逐字拆開講過，仍湊泊而成數段，未畢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詩，詩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十三日，軍機見時，兩宮詢書房功課，並以上不能辨字體為言，有譙責之義。”
“十五日，晨讀尚好，諸事甚不切實，神氣極不聚也。”
“二十日，晨讀極澀，總振不起，不過對付時刻而已。午滿書甚好，而漢書又毫無神采，且多嬉笑，直是無可如何。”
“二十四日，晨讀浮甚，頗費唇舌，竟日如此，無一用心者。”
“二十五日，晨讀極散，餘亦然。”
“二十六日，晨讀亦不如昨，不得不發聲色。講折亦大鬧。”
“二十七日，是日蘭孫傳兩宮諭，問書房功課極細，有‘不過磨工夫’，‘見書即怕’，及‘認字不清’，‘以後須字字斟酌’，‘看奏折要緊’等語。”
從上述兩個月皇帝上學情形的記錄中可以看出，雖然作為老師的翁同龢等人百般努力，費盡口舌，但是同治皇帝的學習成效卻仍不如人意。特別是，作為一個皇帝親政後的第一要務是看奏折，但據《翁同龢日記》載，小皇帝經常是“講折時又倦”，“講折仍嬉笑，不解其故”，“講折尤不著力”。以至於到了同治十年，年已16歲的皇帝，還是“讀折不成句”。慈禧皇太後為此憂心忡忡，傷心垂涕，許多大臣也感到“真無可如何”。
四、同治皇帝學習教育得失原因之分析
分析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應該是多方麵的，這裏有客觀的因素，也有教育方式的問題。最主要的原因，當是其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包括幾個方麵。
1.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使其沒有了職位競爭的壓力，從而也沒有了學習的動力
清朝依照康熙以來所定成規，在位的皇帝不預立太子，這種成規至雍正朝正式形成了秘密立儲製。這種做法的好處，一是倘若選定的人以後行為表現不佳而需要更換，則不必經過廢立手續，皇帝自己即可做主；二是可以避免太子及其兄弟之間朋黨相爭；三是在沒正式繼立為帝之前，每一位皇子都有繼位當皇帝的希望，因此他們便不得不在學問品行各方麵努力進取，以博得乃父的好感。“這第三樣的好處最足以誘致皇子之敦品向學。所以清朝自雍正、乾隆以降，皇子的教育都很成功。”但到同治時期，這種狀況就變了，其原因就在於，後者是已經做了皇帝，沒有了任何職位競爭的壓力，況且同治皇帝又沒有任何親兄弟，也就沒有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所以無論他學不學習、用不用功都不要緊，皇位永遠都是他的。既然用不用功都不要緊，也就很難有學習的積極性。
當然，順治皇帝、康熙皇帝和光緒皇帝也都是做了皇帝後繼續學習的，他們都比同治皇帝的學習好得多，他們的學習積極性從何而來？至少在帝位競爭壓力方麵他們和同治皇帝有很大不同。一是順治、康熙皇帝即位之前，在宮廷內部都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他們帝位的得來並非一帆風順，詳細內幕或許當時他們不一定完全知道和懂得，但作為當事人，他們肯定也會了解和明白一些其中的艱難。而光緒皇帝則是以旁係兼祧的身份進的宮，所以更會有誠惶誠恐的感覺。二是雖然順治、康熙都是幼年登基，但因其登基後都還有其他的兄弟在側，所以帝位並不十分牢固，而光緒作為清朝第一個非皇帝嫡子的皇帝，太後既能選他也就能廢他。因此順治皇帝、康熙皇帝和光緒皇帝在帝位都比同治皇帝多一些壓力，這也就逼迫他們自己不得不努力學習，積極進取，以保證自己的皇位。
同治皇帝即位之初，年僅6歲，雖然凡事聽命於太後，但朝堂之上眾大臣要對他三跪九叩、唯唯諾諾，充分顯示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尊嚴。但隻有在學習問題上，他要受到眾多人的管製，他要遵守清廷給他製定的學習規定。他不僅每天要到上書房讀書，接受師傅們的督教，而且要隨時聽候太後查問功課，時常承受著太後的訓誨，上上下下對小皇帝嚴格的要求和管理，就連他的師傅翁同龢也認為操之過急，督責過嚴。“蓋督責過嚴，諸事拘泥，其實不致如此也。”翁同龢著：《翁同龢日記》，第二冊，中華書局，1989年，第864頁。所以，在同治小皇帝的心中，皇帝地位雖然崇高，卻無可貴之處，其中每天“又須至弘德殿讀書”，是其認為最苦的“苦差”之一。莊練著：《中國曆史上的關鍵人物》中冊，中華書局，1988年據台灣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4月版，第153頁。這種位高而苦的心理反差，使小皇帝對學習逐漸產生了厭惡的心理，以至於上課常常無精打采，“讀甚倦”，“倦不可支”，“無精神則倦，有精神則嬉笑”。而順治皇帝、康熙皇帝雖然也有太後和師傅的管理，但當時清廷還沒有規範的皇帝、皇子學習規定，督責還不會過嚴，也不必“諸事拘泥”，能給小皇帝一些自由的空間，不致使他們對學習產生厭惡之感。到光緒時，無論太後還是師傅，可能都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教訓，從《翁同龢日記》中可以看出，方法上師傅們開始注意先試探性地了解小皇帝的秉性和喜好，再循循善誘，視情施教。這也是順治皇帝、康熙皇帝和光緒皇帝學習效果比同治皇帝好的原因之一。
3.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為其提供了一些逃學的理由和環境
皇帝作為“真龍天子”，健康尤為重要，特別是同治皇帝，他是鹹豐皇帝唯一的繼承人，也是當時清朝國家的唯一希望所在，所以宮廷上下最怕小皇帝生病，對小皇帝的一切學習規定，隻有在其生病時才變得無效，兩宮太後才同意他不上課或減上課的內容。久而久之，同治小皇帝知道了這個訣竅，再加上其本身體質較弱，所以在同治五年以前，他常常以“惡心”“頭暈”等名目裝病逃學。而他身邊的小太監，則礙於他是皇帝，或有意袒護替他遮瞞，或不敢實說，因此使他常常逃學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的小動作被太後識破，同治小皇帝才有所收斂。
4.特殊的皇帝身份和地位使其參加公務活動過多，學習越來越浮躁
小皇帝年齡雖小，但卻要以一國之主的身份參加各種應酬和活動：每次臨朝召見軍機，雖有兩宮垂簾，並且他對大臣們奏對之事一概不懂，但他也要正襟危坐在皇帝寶座上聆聽；每天早晨，要到太後宮中問安侍膳；冬天、夏天要經常去祈雨、祈雪。除各種公務外，宮內節日、每月朔望演戲，還有時常臨幸各王府等，這些活動不僅占去了小皇帝不少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分散了他的學習精力，使其變得越來越浮躁。為此，同治六年二月，翰林院侍講夏同善曾上折諫止其臨幸親王府：“皇上聖學日新，功資養正，除臨朝大典禮外，不宜時有間斷，且耳目玩好之娛，偶有所近，心以紛而不專，即學恐疏而不密。”
除皇帝的身份地位對其學習的影響外，枯燥的學習內容、一以貫之的教學方法，也使其缺少了學習的興趣，並壓抑了其本身的天性和發展。同時，帝師僅具有高深學問卻對幼帝心理缺少了解，並不是最適宜的選擇，所以授課效果並不理想。
總之，作為皇帝，同治既有優越的學習條件和環境，也要接受比常人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約束。清廷在他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也收獲了太多的失望。剛開始對他要求太高，功課太多，求之過甚，使其對學習產生了反感和厭惡心理；後來以其有病為由大量減少功課，並因其是皇帝，上課時無論倦鬧嬉笑，師傅都無法管理，使其輕視了學習；再後來則因接見、看戲、臨幸等活動太多使其無心學習；直到該讓其親政之時，太後方發覺花費大量心血培養的皇帝，還是“讀折不成句”，可為時已經晚矣。
從清宮輿圖的形成看清朝興衰
清宮輿圖，是清朝時期由官方繪製、收集並存放宮中各處的地圖、戰圖、山水圖、名勝圖等各種圖檔的總稱。中國曆來對畫圖、地圖等形式的檔案十分重視，自古就有“左圖右書，不可偏廢”，“索象於圖，索理於書”的說法。清入關後，一直十分重視對輿圖的繪製和利用，僅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現存各種清宮輿圖即達約8000件（冊）。這些圖和社會上一般畫圖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不僅是融天文學、地理學、測繪學、美術學等多種科學文化藝術為一體的綜合性文化產品，而且作為官方特意存留下來的檔案，它首先具有強烈的政治和曆史屬性和特點，它的形成，和當時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連，是當時社會曆史發展變遷的直接記錄和見證。數千件的清宮輿圖，清晰地勾勒出了清朝興衰的印跡。
清入關前，戎馬倥傯，政權未穩，還來不及考慮繪製輿圖，順治時期，僅下令京內外將明朝的檔案圖籍開送禮部，備修《明史》，但當時響應者不多，繪圖問題也未提上議事日程。清朝大規模測繪輿圖，正式開始於康熙朝。康熙時期是清朝鼎盛的開始時期，至乾隆朝的100多年間，清朝政權鞏固，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形成康、雍、乾三朝盛世。而這期間所繪製的輿圖，和著時代的步伐，大多或具有開創性，或是大宏幅、大規模，其磅礴的氣勢，多姿多彩的文化特色，盡顯出一個盛世王朝的太平景象和勃勃生機。
這個時期有代表性的清宮輿圖，首推輿地圖。
康熙朝皇輿全覽圖局部（山東半島）
輿地圖，是一個國家主權和領土的主要憑證，所謂“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所以曆朝曆代最重輿地圖，這也是現存清宮輿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共2800餘件，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康、雍、乾三朝分別繪製的《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十三排圖》。
康熙皇帝是中國曆史上一位有作為的皇帝，他親政後，平定“三藩”，統一台灣，抗擊沙俄入侵，又三次親征平定準噶爾部上層分子叛亂，奠定了中國版圖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他任用白晉（Joach Bouvet）、雷孝思（Joan-Bapt Regis）、杜德美（Petyus Jareoux）等西方傳教士，使用西方經緯度測繪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實地測繪地圖。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中外人員自長城測起，其後測北直隸，再測滿洲（今東北地區）及其他各省，曆時10年，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除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區外，實測工作全部完成。各路人員回京後，根據實測的資料，編繪成《皇輿全覽圖》。“五十八年圖成，為全圖一，離合凡三十二幀。別為分省圖，省各一幀。”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現存的康熙五十八年全國總圖和30餘幅分省圖就是該《皇輿全覽圖》的最早版本。該圖輿地範圍東北至薩哈林島（庫頁島），東南至台灣，南至崖州（海南島），西至伊犁河，北至貝加爾湖。進行如此大麵積、大範圍的地圖測繪工作，這不僅在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在當時的亞洲也是創舉，即與當時世界各國比，也走在了前列。對在這次測繪中繪製的《皇輿全覽圖》，英國學者李約瑟評價它“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
雍正在位13年，沒有像康熙朝那樣進行全國範圍的實地測繪輿圖工作，但康熙一生重視輿圖測繪的行動和成就，給了他深刻的啟迪和影響。“按北極之高，測地理南北東西差，得皇輿全覽圖”，這是雍正五年（1727）對康熙測繪地圖功績的總述。為指揮對西北用兵和管理改土歸流後的西南苗、瑤等少數民族，雍正命怡親王允祥等組織有關人員，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利用國內外的新資料，編繪了比《皇輿全覽圖》範圍更大，包括北起北冰洋，南至中國南海，東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巨幅地圖。全圖按緯線自北向南，每八條線為一排，共十排，所以後人稱之為《雍正十排圖》。該圖雖不及用實測投影法繪出的地圖精確，但其範圍之廣，在當時的世界地圖史上仍是屈指可數的。
能夠反映康、雍、乾時期特點的另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輿圖是江河水源圖。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對江河水利的治理，是中國曆代王朝都十分重視的大事。有清一代，水患頻仍，治水救災為其主要政務之一。現存清宮輿圖中，大大小小的江河源渠等水利工程圖共350多件。
從這部分圖中能明顯看出，清前期與清中後期的工程特點有很大不同。清前期進行的多是具有探險性、長期規劃性、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所形成的輿圖有相當一部分是開拓性的探源圖，這一點是清中後期所繪江河水利圖無法比擬的。如康熙時期對幾條著名的江河源頭都派人進行過勘察，“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故現存的幾幅大規模的江河源圖大都是康、乾時期形成的。其中重要的有：康熙朝的《星宿海河源圖》《黃河發源圖》《金沙江、瀾滄江發源圖》《嫩江、黑龍江、鬆花江水源圖》，乾隆時期的《黃河源圖》《長江圖》《金沙江上下兩遊圖》等。這說明清盛世對江河水渠的治理，不僅僅是局部的疏浚、被動的堵修，而是窮究其源，力圖從長遠上規劃，從根本上治理。
我們僅以黃河圖為例。黃河是清朝水利治理的重點，早在康熙親政之初，他便將河務作為三大要政之一，並書在宮中柱上，以時時提醒自己重視。不僅每次水災過後派人巡視，繪圖進呈，而且任命重臣為河道總督，提出了治理黃河要辨水勢、疏故道，“務為一勞永逸之計”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康熙四十三年（1695），特派侍衛拉錫等人考察黃河之源。康熙諭示：“黃河之源，雖名古爾班勃羅漠，其實發源之處，從來無人到過。爾等務須直窮其源，明白察視其河流至何處入雪山邊內，凡經流等處宜詳閱之。”拉錫等人根據康熙諭旨，考察了黃河發源地星宿海、劄陵湖和鄂陵湖的大小、形成和流經路線，繪製了長360厘米、寬1475厘米的《星宿海河源圖》。康熙見到該圖十分高興，欣然寫下了《星宿海》一文，以記敘這次黃河探源行動。這份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黃河探源圖，雖和現代地理學家對黃河源的科學勘測不完全一致，但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不是其他圖所能比擬的。
繼這次探源繪圖之後，清朝第二次實地測繪黃河源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年春間，因黃河在河南青龍岡漫口，遲遲未能合龍，乾隆遂仿效其祖父的做法，“遣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河神”。阿彌達等沿拉錫到達的星宿海繼續前行，發現星宿海並非黃河真正的源頭，星宿海西南300裏，還有一阿勒坦郭勒河，該河之水又來自阿勒坦噶坦素齊之上的天池。“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之上源，其水色黃，回旋三百餘裏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坦素齊，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湧，驟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阿彌達返回複命，按指南針方位，繪圖具說以呈。圖長3465厘米，寬110厘米，謂《黃河源圖》。這是一份比《星宿海河源圖》更精確的黃河源頭圖。乾隆對此次黃河探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賦“河源詩”一首以記其事，並命四庫館編輯《河源紀略》一書，將該圖分成五幅，刻版印刷。康、乾兩次實測繪製的黃河源圖，為以後黃河探源打下了基礎，從現存清宮輿圖看，此後清朝所繪各種黃河圖，均未超過這兩次測繪的範圍。
康熙五十八年《岷江源打衝河源圖》局部（左右上部）
清宮所存江河源流圖中，還有一幅尤為珍貴的《金沙江上下兩遊圖》，該圖為乾隆六年（1741）雲南巡撫張允隨奉命治理金沙江所繪工筆彩圖，圖長7280厘米，寬51厘米。金沙江西起青海玉樹，東至四川宜賓並入長江，全長2038公裏，是長江上遊的重要部分。早在明朝正統和嘉靖年間，明朝政府就曾幾次議及開修而未成。迨至乾隆六年，經張允隨奏請，議準由其動帑治理。張允隨奉旨後，勘探源頭，逐段疏修，工程告竣，繪圖具折進呈。該圖從金沙江源頭雲南東川府湯丹廠陸路畫起，將上遊52灘塗，下遊82灘塗及水流走向、江邊建築情形，一一繪入其中。其圖幅之長，畫作之精，堪稱中國曆代江河渠源圖之最，就其自然科學和藝術價值而言，甚至可以和《清明上河圖》媲美。
康、雍、乾三朝，尤其是康、乾兩朝所繪的名勝圖、行宮巡幸圖及戰圖等，與清後期所繪比，也無不盡顯大手筆的氣勢。
《東嶽泰山寺廟圖》
巡幸活動是中國古代帝王的一項重要禮儀活動，清康乾時期，又在這項活動中納入了更多的政事內容，成為其巡察河務、了解民情的重要形式。康熙一生南巡北狩，東謁陵西禮佛，從康熙十年至康熙六十年，大小出巡不下150次。乾隆效法其祖事跡，將出巡作為其為政和生活中的大事，從乾隆六年（1741）起，幾乎無年不舉。與巡幸活動相聯係，同時形成了行宮圖、水陸路程圖及部分名勝圖、寺廟圖乃至少量河湖工程圖等等。這些圖或是臣工為迎接皇帝巡閱查覽而繪進的，或是在記錄皇帝巡幸過程中形成的，也有在對名勝古跡的修繕中繪製的，80％以上為彩色工筆圖畫。其所繪行宮廟宇，建築錯落有致；林木山川，扶疏蜿蜒；路程景點，標注詳細，既是記事圖，又是風景圖，既具有較高的曆史價值，又具有較高的美術欣賞價值。其中較為著名的名勝圖有：《江南名勝圖》《浙江名勝圖》《江蘇名勝圖》《山東名勝圖》《西湖全景圖》。曆史價值較高的行宮圖則有：《江南行宮圖》《西湖行宮圖》《杭州金山寺行宮圖》《濟南行宮圖》《山東德州行宮坐落圖》《盤山行宮圖及南巡禦道圖》13冊、《乾隆南巡路程圖說》10冊、《江南回鑾程站圖冊》等。而畫作精美、圖幅宏大的名山寺廟圖更是不勝枚舉。除著名的恒、衡、泰、華、嵩五嶽及寺廟圖外，還有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等佛教名山及寺廟圖，山東曲阜孔林、孔廟圖等等。這些圖許多是驚世之作，如一幅《東嶽泰山寺廟圖》，長3885厘米，寬1795厘米，圖從泰山腳下岱廟繪起，直至南天門玉皇頂，沿途繪有人文景觀81處。不僅亭台古跡、古鬆巨石一一入圖，而且圖幅宏大，氣勢磅礴，泰山的雄偉，一覽無餘。又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陝西巡撫畢沅繪進的《華山寺廟圖》，長326厘米，寬199厘米，不但廟宇房屋繪製精細，而且還繪有近百株樹木，其中有些樹旁貼注浮簽，標明“秦柏”“秦槐”“漢柏”“漢槐”“唐柏”“唐太宗掛甲樹”等。類似這些巨幅的寺廟名勝圖，清後期圖中很少見到。
如今當我們麵對這一幅幅珍貴的清宮輿圖時，看到的不僅僅是其本身的價值，還能看到康、雍、乾時期清朝國家統一、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社會景象。同時，這些圖也會引起今人的反思，為什麽這麽一個國力強盛、充滿生機和希望的統一大國，不僅未能長久延續發展，反而很快陷入內外交困、蕭條中衰、落後挨打的局麵？
二、嘉、道、鹹、同時期治理內亂圖增多兆衰微
曆康、雍、乾三朝100多年，中國封建社會各種固有的矛盾，經過長期潛伏和發展，從乾隆中期開始，已逐漸激化起來，到嘉慶時期，清朝已從中國封建社會盛世的頂峰走向衰落。在嘉、道、鹹、同四朝近一個世紀內，清朝先內憂後外患，國力日衰，江河日下，用曹雪芹的話說：“外麵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後相繼的幾位皇帝，也如賈門子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麵對各種矛盾和危機，雖然他們也曾極力振作和治理，但他們沒有康、雍、乾那種治世的膽略和氣魄；麵對迅速崛起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仍守著祖宗的成法，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鎖國，最終使民窮國弱，矛盾愈烈，中衰之勢成為定局。
《嘉慶朝鎮壓湖北鍾祥縣（今鍾祥市）白蓮教圖》
反映清朝這一曆史時期社會狀況的形象檔案——清宮輿圖，已明顯沒有清初那種“開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的景象和氣勢，其特點主要體現為“兩少一多”。
“兩少”為：開疆探源性的輿地圖、軍事圖、河源圖少；大篇幅，有氣勢、有較強藝術價值的名勝山川圖少。如，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大規模實測全圖輿地圖之後，清朝再未進行過統一的全國規模的地圖實測工作。其後諸帝不僅沒能開疆固土，守住祖宗創下的家業，而且因割地賠款，使國家原有版圖逐漸縮小。清宮檔案中現存的幾幅清中後期由地方鐫刻、印製的全國輿地圖，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鹹豐六年（1856）的《皇朝府廳州縣全圖》，同治二年（1863）的《皇朝中外一統輿地全圖》等，都是依據康、雍、乾三朝的全國圖繪製的，而且無論圖幅還是實際地域，都未達到康、雍、乾輿地圖的圖例範圍和麵積。至於山川名勝圖，因其形成多和清帝出巡活動有關，而乾隆之後諸帝均未舉行南巡，他們中出巡最多、最遠的嘉慶皇帝，也隻是兩到盛京（今沈陽），一到五台山，所以這一時期形成的名勝山川圖既數量少，且氣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