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治世談（1）

清帝讀書與執政

翻開中國2000多年有皇帝的曆史，能夠發現一個基本規律，大凡一個統治比較穩定、長久的朝代，其當朝皇帝多是能夠認真學習、領悟中國文化和曆代治國經驗教訓的皇帝；反之，則往往或因荒**造成其政權的短命，或因不學無術使國家風雨飄搖。清朝雖然是以一個少數民族統治全中國的朝代，但清朝皇帝在讀書學習上，絲毫不亞於漢族王朝的帝王，所以最終成就了清朝268年穩定長久的統治，這是清朝皇帝治世理政的重要經驗之一。那麽清朝的皇帝是怎麽學習的，對其執政又帶來了哪些影響？清朝最後的滅亡和清帝讀書學習又有什麽關係？

順治皇帝像

一、嚴格的讀書家規和大內讀書生活

清朝從1644年入關到1911年被推翻，曆10朝10帝。其中5位是成年繼位，即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皇帝。他們的共同經曆是：先讀書成才，掌握帝王之道，然後通過明爭暗鬥的激烈競爭，被老皇帝選中當上皇帝，其後在實踐中檢驗、補充所學知識，施展治國本領。另5位是幼年繼位，即清初的順治、康熙和清末的同治、光緒、宣統皇帝。他們的共同經曆是：先被選中當上了皇帝，然後上學讀書，親政後，由一麵讀書、一麵學習理政，到一麵理政、一麵繼續學習。（宣統除外，他隻當了3年皇帝，沒等到親政，清朝即滅亡了。）

所以，清朝皇帝的讀書學習，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成年皇帝的經筵典學；一種是對幼年皇帝和皇太子、皇子、皇孫的啟沃培養。

對皇子、皇孫的培養教育，是關乎一個王朝興衰繼絕的基本國策，在中國曆史上，每個朝代都十分重視，清朝尤為甚之，而且做得更好。早在入關之前的後金時期，他們就對家族子孫讀書學習有了嚴格的規定，入關後經過幾個朝代的不斷發展完善，到乾隆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嚴格規範的皇家讀書管理製度。

首先，皇子均較早入學。清入關前，皇太極就要求，滿蒙將領的子弟“但有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報名讀書，不許姑息容忍”，他甚至將是否送子弟讀書作為這個將領能否從軍出征的條件。“如有愛惜不令讀書者，其父兄也不許披甲隨征，可與子弟一起在家閑處。”從康熙朝起，對皇子、皇孫的學習，有了更嚴格的規定：皇子6歲入學，“就師讀書於上書房”。康熙認為，一個人幼年所讀之書，將會終身受益。七八歲所讀之書，五六十年猶不遺忘，二十以外所讀之書，數月不溫，即至荒疏。“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應須早學，勿失機會”。

其次，規定了嚴格的學習時間。讀書的皇子，每天寅時（約清晨3—5點）開始進書房，一邊早讀一邊等師傅。5—7點師傅到書房後開始上課。中間用膳兩刻鍾，下午3—5點左右放學。每年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皇太後生日、本人生日外，再沒有其他假期。直到嘉慶十二年開始才規定，夏至至立秋期間，因天氣太熱，每天半功課（即每天上半天課）。這種規定對於五六歲的幼童幾乎不近情理，但是清朝從順治到康熙直至清末，除同治小皇帝常常以生病為由偷懶過外，始終被嚴格遵守。清朝皇子們讀書的情景，連當時的一些漢族大臣也不得不折服。乾隆年間在軍機處入值的趙翼曾說：“餘內值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內府蘇拉數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複依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對此，趙翼當時感歎道：我們專門指望讀書吃飯的人還不能每天那麽辛苦地學習，而人家帝王之家的子孫卻能天天如此，他們怎會學得不好！可以想見，當年每天清宮中起床最早的，是那些要上學讀書的皇子、皇孫們。

皇子們學習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先從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開始，進行啟蒙教育，一邊學識字，一邊學句讀；然後學四書，再學五經，進而學《帝鑒》《資治通鑒》等。幼帝還要加上學讀奏折，以訓練當皇帝的基本功。以同治皇帝為例，在同治四年之前（10歲前），主要學四書、《庭訓格言》；同治五年起，加講《孝經》《詩經》；同治六年起，加講《史鑒》《聖訓》；同治八年起，加講《大學衍義》《大學衍義提要》；同治九年起，加講《易經》《會典》《左傳》，並開始增加讀奏折課程。十月十五日這天讀“丁寶楨奏江北漕船挽入東境折”；十六日讀“李鶴年雨雪糧價折”；十七日讀“曾國藩府縣期滿甄別折”；十八日讀“吳棠奏各營驛站馬匹並無缺額折”；同治十年起，加講《明史》《地圖》《讀史略論》。

乾清宮內順治皇帝書寫的正大光明匾

所以，清朝不僅“宮中無不讀書之子”，而且單從經、史、子集、詩、書、畫，也就是我們現在提倡的“國學”內容來講，我們現在的大學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恐怕也沒有清朝皇子們學得多。

清朝成年的皇帝，學習內容更加廣博，除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外，主要是史書，如《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另外還有佛、釋、道，諸子百家，以及詩、賦、書、畫。讀書最博泛的是康熙皇帝，天文、地理、數學、醫學、農學等幾乎無書不讀。他說：“凡事可論貴賤老少，唯讀書不論貴賤老少。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為保證讀書學習時間，他們還給自己做了規定：

一是每天早起必須讀“寶訓”一章。清朝皇帝大體都是每天早晨4點半—5點起床，洗漱、拜佛畢，就進行早讀。所以，每天鼓樓上五更的亮更鼓尚未敲響，城裏的人們還沉浸在黎明的睡夢之中，在紫禁城裏，已經有兩處亮起了讀書的燈光：一處是當政的皇帝在寢宮裏開始讀列祖列宗的“寶訓”；一處是幼年的皇子、皇孫開始了在上書房裏一天的功課。“寶訓”是其皇祖、皇父的《聖訓》和《實錄》的統稱。所謂《聖訓》，即皇帝告誡臣下的詔令、言辭語錄，《實錄》則是下一代繼嗣之君為上一代皇帝修撰的編年體大事記，因號稱“文直言，事實核，不虛言，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對後繼位的皇帝來說，“寶訓”就是他們行動的指南和準則，讀“寶訓”既是為了從其祖宗教誨中學習治世經驗，也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不忘祖製。

道光皇帝關於上書房阿哥師傅散值時間朱諭

二是隔天進行一次日講。即由“日講起居注官”給皇帝講解經史。為了每天能多學習一些內容，康熙朝日講一般每次至少要講1—2章，也有時一次講七八章。

三是每年春秋兩次在文華殿舉行經筵。即皇帝和大臣集體學習四書五經。一般是提前定好選題，先由侍講大臣講，再由皇帝講。

更多的時候是皇帝自學。雖然自學不算是製度，但是從順治起，理政之暇自覺讀書學習，幾成了清朝皇家家法和祖製。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處記載他理政之餘抽時間讀書的事跡。如康熙自己所說“朕在宮中，手不釋卷”，“朝於斯，夕於斯”。“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複講論琢磨”。“至於聽政之暇，無問寒暑，唯有讀書、寫字而已”。嘉慶皇帝曾用一首詩描寫自己每年、每天業餘時間的讀書生活：“恰趁三餘候，勤披萬卷陳”，“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帷”。即常年堅持用“雨天時之餘、夜晚日之餘、冬季年之餘”的“三餘”時間讀書、寫作，每天則挑燈讀書至深夜。

清代皇子、皇孫學習大學圖

讀書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古語言：“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皇帝並非天才，尤其麵對略顯枯燥和晦澀的經史子集、國學文典，即使貴為天子，也沒有取巧的方法，唯有反複習讀，由多而精，由博而通。康熙時期，康熙皇帝無論對自己還是對皇子、皇孫的讀書要求都是：讀書要讀120遍，背書也要背120遍，寫字要寫幾十遍，誦讀經書要達到“純熟舒徐，聲音朗朗”，對經義講解要達到“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貫大義”。寫字、書法更是要持之以恒，康熙練習書法達到“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清宮中的數千法帖，他都臨寫過，“所臨之條幅、手卷將及萬餘，賞人者不下數千”。清後期的皇帝雖沒能像康熙那樣堅持下來，但是一般讀書也要讀幾十遍。下麵是翁同龢記錄的同治皇帝一天上課中讀書、背書的情況：“初到讀生書一號十遍，背生書一號，先讀三遍，讀前日生書一號亦十遍，溫《書經》五號，膳後讀《大學》《中庸》一號、《四書》六號，皆背誦，再讀《四書》六號，畢，寫字一張，默書數行，講《帝鑒》一段或數行，上生書畢，再讀前兩日所上兩號，再溫新，背生書數頁。”

為了提高學習效率，他們有時也采取一些新的學習方式，比如，在清宮皇帝學習用具檔案中，有一張《大學圖》，這是把儒家經典《大學》的內容歸納提煉後，用表格形式製成的一張掛圖，圖中包括“內聖、外王、繼天立極之道、心圖、操存、省察”幾部分，每部分用經典的詞語層層分解，然後再把各部分之間的關係連接成大圖，使人既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大學的精神內涵，又能夠容易記憶，還可以隨處張掛，方便隨時隨地閱讀。

為求得實學，他們在學習中，還利用日講、經筵等形式與講官和大臣開展互動，進行討論，遇到問題或有何感想，則隨時提問。同時做到學思結合，知行並重。用康熙的話講就是：“凡看書不為書所愚，始善。”也就是說既要相信書中的道理，又要自己認真思悟，分辨出精華和糟粕，讀出書的神韻，形成自己的觀點和認識，做到信而不迷。比如，一次講官進講《中庸》“博學之，審問之”一節，康熙聽後問：“知行孰重？”講官答：“宋時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康熙說：“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

總結清朝皇帝讀書、學習的做法，借用一位清史專家評價康熙讀書的話，那就是“少年好學、青年苦學、盛年博學、老年通學”；讀書學習達到四種境界：欣然境界、憤然境界、敬然境界、陶然境界；其最根本的經驗則是“貴恒久、貴思悟、貴知行、貴著述”。

二、讀書對每個皇帝執政能力的影響

清朝皇帝雖然都能嚴守家規，重視讀書學習，但是由於每個人生活時代、讀書環境不同，悟性資質、刻苦努力程度不同等原因，每個人讀書學習的成效也有差異，這種差異明顯表現在他們的執政能力上。

光緒皇帝讀書像

嘉慶皇帝做皇子時的詩文習作

我們先從清朝4個統治階段進行分析。清朝入關後共268年，加上入關前努爾哈赤1583起兵到1644年順治入關的60年，共13朝12帝328年，可以劃分興、盛、衰、亡4個時期。從1583—1684年，即從努爾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統一台灣，穩定了南中國，共100年為興起時期；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三十年—四十年（1765—1775）前後統一北疆，確定了全國版圖，清朝社會、經濟、文化均達到鼎盛時期，約100年為清朝鼎盛時期；從乾隆四十年前後到光緒二十年（1895）甲午戰爭失敗，約110年為衰落時期；從光緒二十一年到宣統三年（1911），約15年為清朝最後的滅亡時期。

在這4個時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興盛時期的皇帝，普遍比衰亡時期的皇帝學習修養好。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雖然終日南征北戰，但他們絕對不是一介武夫，而是都很善於學習。努爾哈赤提出以蒙古文字為基礎創造了滿族文字，從而結束了滿族隻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曆史；皇太極最喜歡讀史書，他曾命人翻譯了《遼史》《宋史》《金史》《元史》的部分和《三國演義》。在《清太宗實錄》中有50多處記載他運用史書經驗指揮戰爭的事例，我們熟知的崇禎誅殺袁崇煥事件，就是皇太極用了《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的計謀——反間計，使崇禎皇帝聽信訛言，誤以為袁崇煥私通清朝。入關後的順治和康熙皇帝都是幼年繼位，當時清朝江山未穩，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希望自己能盡快成長，建立鞏固的大清朝。雍正皇帝雖然45歲才登上皇位，但是他當皇帝前參加了康熙朝一係列的社會實踐，處理過大事大案，他的學習是在韜光養晦，並非死讀書。雍正最得心應手的就是駕馭百官，他上台以後連發12道諭旨，從中央到地方談的全是吏治，學習和實踐駕輕就熟。到了乾隆皇帝，雖然他也是在書齋中長大的，但他參加過一定的社會實踐，從雍正十一年起，“每歲代祀北郊”；並且參加了對西北用兵和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的決策，特別在其前半朝，還有創業兼守成，完成大一統的巨任，其學習也不是空讀書。

所以在清朝入關後的皇帝中，康、雍、乾三帝文韜武略、學識淵博，文化修養最高。康熙有禦製詩1147首，乾隆禦製詩41800首；康熙、雍正、乾隆均寫得一手好字，揮毫潑墨得心應手；乾隆還熟練掌握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等。廣博的讀書學習基礎和修養，使他們能夠在執政中鑒古知今，駕輕就熟。清朝許多重要的方針政策，都是入關時發軔，康熙時製定，雍正、乾隆時完善。如，清朝在邊疆民族宗教上，采取的是尊其教、重其俗的政策，包括加封達賴、班禪、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康、乾兩朝建立避暑山莊外八廟，用於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每年派大臣到西藏參加熬茶儀式等。又如在政治上，實行的是滿、蒙聯姻政治，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先後娶了9位蒙古族妻子，順治的6個姊妹嫁給了蒙古王公；康熙皇帝20個女兒，除12個未成人外，其餘8個有6個嫁給了蒙古王公。對邊疆民族的管理，則根據地域等多種情況采取了多種方式：在蒙古實行盟旗製，在西藏實行駐藏大臣製，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製，在東北實行將軍衙門製，在新疆、青海實行伯克製。這些政策和製度對穩固清朝北部陸路邊疆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康熙曾自豪地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溥儀字畫及學習英語練習字

再如清朝的後宮管理製度，清朝能夠統治268年的一條重要原因是後宮安寧，沒有出現過去封建王朝慣於形成的太監幹政、後妃幹政或外戚篡權等現象。清朝入關後接受明朝太監、外戚幹政的教訓，順治時期就嚴格規定，太監不許幹政，並製定鐵牌掛在宮中太監集中的地方。雍正四年再進一步明確規定：太監品級不能超過四品。所以清朝前期雖然出現孝莊皇太後輔佐三代君王定江山的事情，但她自己始終沒有走上前台，隻是一個“賢內助”的角色。清後期出現了慈禧太後，開了後宮幹政參政先河，但是她娘家人並沒有過多幹政參政，慈禧始終依靠的是愛新覺羅兄弟，所以減少了許多皇帝家族、朝廷大臣和外戚的矛盾。即便如此，這也是清朝衰亡時期所發生的事情，盛世沒有太後幹政現象。

又如在吏製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講和經筵中都曾多次和講官大臣進行討論，認真吸取漢族官製的經驗，形成了“知人則哲”，“才有大小，學有淺深，朝廷因才使器，難拒一格”，選人“先觀人心術，次才學”等用人思想，逐漸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備的官員任用考察監督管理製度。包括：康熙時期開始實行秘密奏報製度；雍正、乾隆時期確立和完善了官員上任前的引見製度、任官500裏的回避製度；三年“大計”、五年“京察”的考核製度；言官可以風聞奏事的參奏製度等等。這些政策和製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經驗。

但是乾隆四十年之後，清朝皇帝的讀書功底雖然還在，卻已經是盛極而衰，大清國力也開始日趨衰退。進入守成期的嘉慶、道光和鹹豐皇帝，都是純粹的書齋書生，嘉慶皇帝、道光皇帝在書房讀書都超過30年，讀書範圍也就是四書五經，其無論是知識的廣博紮實程度，還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能力，都遠不如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他們雖然在其師傅的引導、教誨、幫助下做了皇帝，但師傅並沒教會他們怎麽當好皇帝。上台以後，由於實踐經驗少，人也變得越來越保守。最後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皇帝是清帝中學習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學，有時上課沒精神，或有時上課嬉鬧。其學習能力也較為一般，某些文章段落，甚至要背誦若幹年才能記住。光緒皇帝比較愛學習，但是在兩宮垂簾的特殊環境下，埋沒了他的天賦，控製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讀書。

對皇子的學習製度，從乾隆中期開始，也逐漸趨於懈怠，表現在上書房課讀製度鬆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持之以恒的自學精神，日講沒有嚴格堅持，甚至出現師傅曠職、皇子逃學的事情，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鹹豐朝以後，皇帝都沒有兒子，入上書房的隻是皇親國戚，雖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書房，但是天亮就放學回家。光緒年間，京曹何剛德記述說：“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書房讀書，餘帶引見，進內時，天皆未明，即見小王公紛紛下學。”“儒者有三更燈火五更雞之語，今則甫經上課，至五更雞鳴，則已回家安歇矣。”

清朝中、後期皇帝這樣的學習和功底，顯然難以與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語。文化修養的低下，直接影響的是其執政能力和水平。如康熙時期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到避暑山莊接見蒙古王公，乾隆皇帝共去過山莊40次；嘉慶皇帝去過8次；道光皇帝之後，去得越來越少；同治以後，一次沒有再去，外八廟已失去了聯係蒙古王公的功能。又如，明朝太監亂政的教訓尚在眼前，慈禧太後卻晉封太監李蓮英官級從二品，破壞了太監品級不許超過四品的規定。而在這些事例中，最為明顯的，是康熙皇帝和同治皇帝、光緒皇帝對台灣和琉球事件的不同處理態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力排眾議，大膽啟用施琅，統一了台灣；又在一片反對聲中，再從施琅意見，留台置縣，開始了對台灣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以中國台灣“番民”殺害了琉球難民為由，出兵台灣。實際上，當時琉球是中國的藩屬國，解決問題應該是中國和琉球間的事情，另外，中國當時兵力、國力都強於日本，並且在戰爭已經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清朝還向日本賠償了50萬元軍費，從而開啟了日本吞並琉球、侵略中國的野心。再到光緒五年（1879），日本滅琉球置衝繩縣之前，琉球政府幾次派員到清朝請求保護，在美國調停下，提出了“兩分琉球”方案，即將南部八重山劃歸中國，北部劃歸日本。但清朝政府既沒能力保護琉球不被日本吞並，又孤陋寡聞，認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沒價值，致使琉球問題不了了之。清朝舍棄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僅失去了重要的戰略要地，也給釣魚島問題留下後患，更失去了尊嚴。台灣則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甲午戰敗後割讓給了日本。

雖然曆史不能假設，但如果清朝後期的皇帝擁有足夠的曆史經驗和曆史眼光，自然應該對清代之前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以及台灣、琉球群島等問題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會恪守祖宗之製及戰略安排，不至釀此大錯，一改曆史走向。在這裏，可以說清朝皇帝的讀書成效決定了他們的曆史眼光，也決定了他們執政能力的高低，甚至決定了當時中國曆史的走向。

三、清帝讀書偏科與死讀書的教訓

清帝的讀書與執政，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也有一些教訓和啟示。統治了268年的一代王朝，在中國曆史上算是長久的，但是麵對一些後進國家的迅速崛起，為什麽清朝帝國迅速走向了滅亡？如果深入思考，在眾多曆史原因之中，清帝讀書學習的一些不足應當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讀書、學習、生活中，有幾個致命的問題——隻讀了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沒好好學習科學知識；隻讀了中國的書，沒讀關於世界的書，沒有“開眼看世界”；中後期皇帝純書齋的學習，脫離實際，為讀書而讀書，隻為競爭上崗當皇帝而讀書，很少考慮為治世而讀書。

翻開清朝皇帝讀書的記錄，除康熙皇帝自己讀過一些西方數學、地理、醫學等書籍，光緒皇帝學過英語、讀過一些西方的書之外，其他皇帝都沒學過西方文化。即便個別皇帝學習過西方文化，也僅局限在宮中了解。

如乾隆時期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曾帶來了西方的望遠鏡等科技儀器，但直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這些儀器都隻是存在清宮庫房裏，從未被認真學習和研究，更未向社會推廣。所以，若說在清前期當時還是個發達國家，不讀世界的書產生不了大的危機，那麽當乾隆中期以後，世界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英國進行了工業革命、法國發生了大革命、美利堅合眾國已經建立，及至19世紀，俄國廢除了農奴製、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而這時的清朝皇帝還沉醉在天朝大國的美夢中，抱殘守缺，隻讀四書五經，不了解世界發展大勢，所以造成落後挨打的局麵，最後被侵略、被瓜分。

清朝從雍正時起，政權基本穩固，皇子、皇孫有了好的學習條件，但是也失去了參加社會實踐、在大風大浪中鍛煉的機會，個個都成了純書齋裏長大的書生。加上從雍正朝起實行了秘密立儲製度，保證了在傳位過程中政權的穩定過渡，但是也產生了一些弊端，不選皇太子，不公開競爭，隻要老皇帝看中就能當皇帝。所以清朝中間階段的幾個皇帝，從嘉慶皇帝開始，個個都是聽話型、保守型皇帝。他們好好讀書，都隻是表現給老皇帝看的，實際執政能力卻不行，隻能使清朝沿著中衰——滅亡的路走下去了。

清帝朱批常用語規律及特點

康熙朱批江寧織造曹寅奏折“知道了”

每天批閱奏折，是清朝皇帝了解軍政民情、發號施令的最主要的行政方式之一。清朝使用朱批奏折文書210多年，據不十分精確統計，現存僅康熙三十年至宣統三年（1691—1911）的各種漢文奏折，就有150多萬件。在這些奏折上，皇帝的朱批，長者上百上千言，短者隻有聊聊數字，甚或僅有一個字。從這些長短不一的批語中，不僅能看到清朝皇帝在200多年間批示奏折用語的規律及特點，而且通過這些批語能看出每個皇帝的治世作風、治世能力和治世思想。

一、清帝朱批常用語類別

清朝皇帝奏折批語，在許多人印象裏，就是“知道了。欽此。”幾個字，即便在廣大史學工作者中，雖然都清楚清帝朱批不僅僅隻有“知道了”，但是其他常用語言究竟有哪些，卻鮮有人研究。不僅“知道了”是清帝朱批中常用經典語言之一，且讀起來朗朗上口，而這些年來，從台北故宮所辦“知道了”展覽到大量製作“知道了”創意文化用品，加之國內各種清宮影視劇的廣泛宣傳，使“知道了”大有深入人心之勢，無形中成了清帝朱批的代名詞。但是，實際上清朝皇帝原始朱批不僅沒有“欽此”二字作為後綴，而且對奏折的批示，除重點的長篇批語外，簡短的常用語有多種，每種批語的內容，也都有著特定的指向和含義。本文將其歸納為7大類。

1.“知道了”類

這是清朝皇帝在奏折批示中最常用、最具代表性的簡單用語之一。

據現有資料，以“知道了”批文，始於明代宣德年間。宣德三年五月，宮中為分發宣德鼎彝等事上書皇帝，明宣宗的批文就隻有“知道了”三個字。後來弘治、正德、嘉靖皇帝也都用“知道了”批文。到了嘉靖年間，朱批“知道了”漸多。此後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明末，並成為明代皇帝批示奏疏的一個慣例。

乾隆朱批“以手加額，欣悅覽之”

在清朝皇帝入關之前，已開始仿效明朝皇帝語氣，在批文中開始使用“知道了”。現見於官方文獻中第一個用“知道了”的清朝皇帝是皇太極。崇德七年（1642），梅勒章京孫定遼奏言，“奏入，得旨，這所奏知道了，以後著勉供職”。此後，“知道了”三字經常出現在清朝皇帝的各類批文中。在朱批奏折中最早使用“知道了”作為批語的人是康熙皇帝，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朱批李煦請安並進獻洋漆器小件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即是清朝朱批第一份“知道了”。

但是，隻要稍作考證便可發現，清朝各位皇帝朱批中使用“知道了”批語的頻率並不相同，本文隨意選了幾年檔案，便看到如下差距：康熙三十二年至康熙四十五年間，202件朱批奏折中，批示“知道了”的有96件；清史工程網站列出雍正八年錄副奏折60件，一件也未批“知道了”，雍正八年二月至七月，朱批奏折794件，隻有2件批示“知道了”；嘉慶三年十二月，朱批奏折189件，其中批示“知道了”36件；道光二十年正月，朱批奏折292件，其中批示“知道了”54件；鹹豐二年九月，朱批奏折396件，其中批示“知道了”178件；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朱批奏折790件，其中批示“知道了”114件。總的統計，清朝以“知道了”作為批語的奏折僅占總量的20%左右康熙朝最多，雍正朝最少。

2.“覽”類

包括“覽”“覽奏俱悉”“欣慰覽之”“欣悅覽之”等等，也是清帝朱批中使用較多的批語之一。仍以“知道了”所選朝年檔案為例：雍正八年，60件朱批奏折中，出現“覽”字的有16件；嘉慶三年十二月，189件朱批奏折中，批示“覽”字35件，“覽奏俱悉”7件，“欣慰覽之”3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批示“覽”字65件；鹹豐二年九月，朱批奏折396件，其中批示“覽”字63件；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朱批奏折790件，其中批示“覽”字106件。從上述統計數據，“覽”類批語總計約占14％左右。

3.批轉有關部院衙門知道或議奏類

這類批語最早主要用在題本、奏本、啟本、手本等本章的批紅中，用在朱批奏折中則是在奏折成為正式公文以後。因為在康熙朝，奏折還是隻在少數官員中使用的秘密私奏，所以不僅不存在讓有關部門知道的事，反而康熙皇帝擔心奏折內容被其他官員知道。若遇上應讓有關部門知道的事情，一般是批示具奏官員重新“具題”，即用題本通過內閣另行公開題報。即便到雍正時期，奏折批轉“該部知道”或“該衙門知道”的也不太多。乾隆朝奏折成為正式公文，朱批“該部知道”“該衙門知道”或“該部議奏”“該衙門議奏”“軍機大臣會同該衙門議奏”等用語開始大量出現。如嘉慶三年全年共有奏折189件，其中批示“該部知道”“該部議奏”“軍機大臣議奏”共36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其中批示“該部知道”“該部議奏”“軍機大臣議奏”折共67件；鹹豐二年九月，奏折396件，其中批示“該部知道”“該部議奏”和“軍機大臣議奏”折共88件；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其中批示“該部知道”“該部議奏”“軍機大臣議奏”折共387件。這類批語的奏折，總計有20%左右。能夠看得出，越往後期，使用這類批語數量越多，光緒時期已達到50％左右。

4.“依議”“著照所請”類

此類奏折，即皇帝完全同意具奏者意見，直接下發具奏者和有關衙門執行的奏折。

這類批語的奏折，約占總數的3%左右。批示“依議”者，大多數是各部或軍機大臣遵旨議複某一事項的複奏折，在個人奏折上直接批示“依議”的較為少見。相對來說“著照所請”用在個人請示上的較多些。如嘉慶三年十二月189件奏折，批示“依議”的共7件，分別為戶部議複折1件，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複折6件，沒有一件是個人的奏折。

5.“另有旨”“即有旨”“餘有旨”類

嘉慶朱批“另有旨”

這類用語，在康熙和雍正時期的朱批中所見不多，主要在一些諭旨的陳述中使用，如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諭：“朕每日聽政，從無間斷……或遇大風甚寒之日，自另有旨。”雍正四年八月諭：“塞思黑病故……約計塞思黑妻子何時可到保定府，預先奏聞，朕另有旨。”至乾隆時期，“另有旨”“餘有旨”等，始較多作為朱批用語使用。

軍機處隨手登記檔記載道光朱批內容

這類批語奏折約占總量的8%左右。如嘉慶三年十二月189件，其中批示“即有旨”“餘有旨”“候旨行”“已有旨”共2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批折292件，其中批“另有旨”“餘有旨”共42件；鹹豐二年九月，批折396件，其中批示“另有旨”“餘有旨”共64件；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其中批示“另有旨”“餘有旨”共14件。

6.留中類

將官員臣民上的奏章留置宮禁之中，不交議也不批答，即謂之“留中”。《史記·三王世家》：“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續資治通鑒·宋英宗治平二年》：“誨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

清朝最早出現“留中”字樣的朱批奏折是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朱批翰林院編修仇兆鼇奏為續進經義事折：“好，知道了，經義留中細覽。”第二份則是康熙四十七年二月朱批李煦請安折：“知道了，記晴雨折子留中。”但這類批語的奏折總量並不多，約有2％左右。如嘉慶三年十二月，奏折189件，其中批示“折留覽”12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奏折292件，其中批“折留覽”13件；鹹豐二年九月，奏折396件，未有留中折；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奏折790件，未有留中折。這裏要說明的是，並不是鹹豐朝和光緒朝真的一件留中奏折也未有，而是每年年底各省督撫才奏報官員考語，所以九月和五月未有這類奏折。

鹹豐朱批“知道了，圖留覽”

7.不規則簡短批語類

所謂不規則批語，是說這一類批示不像前幾類，語言基本固定，這一類的批語，有長有短，詞義雖大同小異，但同樣類別的事情，在不同時期、不同皇帝批示中表述略有差異。這些經常出現的不規則批語，大約可分為以下幾種：

光緒朱批“戶部議奏”

一是讚賞勉勵類，如：“是”“好”“這所奏是”“這奏的是”“深嘉之”等等；

二是告誡叮囑類，如：“益加虔惕”“益當勉之”“敬慎為之”“實力為之”“毋久而懈”“不可粉飾”等等；

三是評價類：如“似可”“亦可”“中平”“中材”“可出息”等等；

四是指示類，如：“不必來”“準汝來”“著來見”“不準行”等等。

這類不規則批語奏折，在不同朝代數量多寡也有很大差別。相對來說，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數量比較多，以後各朝越來越少。這類批語，不僅內涵豐富，而且最能彰顯每個皇帝的能力和作風。

為了驗證上述所列各朝某月數據比例的準確度，我們又分別選取乾隆至宣統每朝各一年共49901件的朱批進行統計，比例大致相同。分別是：“知道了”類占179%；“覽”“欣慰覽之”等占146%；“該部知道”類占183%；“該部議奏”類占約91%；“依議”類占16%；“另有旨”類約占83%；“留中”類約占03%；批示接見類占11%；未批件約占266%；對具體事項的答複及重點不規則批示等約占27%。

二、朱批常用語使用規律

官員奏折，按照事件內容性質，可分為報告類、奏請類和請安恭賀類三大類，即所謂“奏為某某事”類和“奏請某某事”類。皇帝對這些奏折，有的褒，有的貶，有的采納，有的交議，有的拒絕。具體批示什麽，在於皇帝當時的心情，同時也有一些是代代相傳、長期形成的習慣和基本規律。

1.不褒不貶，默許按奏報者意見辦的事情，多批示“知道了”

“知道了”的特定含義，是介乎褒貶之間的詞語。早在明朝嘉靖年間，馮皋謨在《雲邨許先生傳》中就透徹地分析道：“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答言者，始曰：‘所言有理’，益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姑漫應之；又曰：‘如何此等來說’，則怒之矣。”這裏所謂“漫應之”就是心不在焉、敷衍了事地應付一下，不一定有什麽實際結果。清代的朱批“知道了”和明朝皇帝所批“知道了”含義基本相同，即在內容上也是介於褒貶之間的意思，但相比起來，清代朱批“知道了”更具有“批準了”的含義。因為我們看到，在大量清代奏折中，不論是報告性質的奏折，還是請示性質的奏折，隻要獲批“知道了”，奏報者就可以按照奏報中所說去辦理這些事情了。所以說，清代朱批“知道了”雖有不褒不貶之意，但與明朝相比又相對少了一些敷衍，多了一些實際內涵。

2.隻粗略看一下，無須詳細了解和記住的事情多用“覽”字

所謂“覽”，也就是說僅僅瀏覽了一下，比起“知道了”，似乎“覽”更有些“漫應之”、敷衍一下的感覺。所以隻批一個“覽”字的奏折，大多數都是一些附單，如雨雪糧價單、用款單、人名單或恭賀年節折等等。但是，也有些情況恰恰相反。

第一種情況是，當“覽”字後麵還有其他詞，如“覽奏俱悉”“覽奏知道了”等等，往往是批示一些皇帝特別關心和重視的事情。特別當遇到讓皇帝既關心又高興的事情時，會批上“欣慰覽之”“欣悅覽之”“欣悅觀覽”“以手加額覽之”等喜於言表之詞。有這些喜悅批語的奏折，內容大致有四類，一是某地喜得雨雪，二是某戰事的捷報，三是奏報河壩安瀾，四是漕糧順利過某境地。這也正是從康熙時期就強調的幾件大事。

第二種情況是，雖同為一個“覽”字，但是由於不同皇帝的作風和習慣不同，決定了其字的分量有著很大不同。如雍正最愛批“覽”，他這裏的“覽”與後期皇帝隻用於批示各種附單上的“覽”，分量上就有著天壤之別。

3.涉及有關部門的事情批“該部知道”或“該部議奏”

一般情況下，凡涉及某部院、衙門的工作，但又不需該部門商議的事情，會批示“某某部知道”，或“該部知道”，如果需要職能部門商議的事情，則批示“某某部議奏”或“該部議奏”；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則直接批轉由“軍機大臣議奏”或“軍機大臣會同某某部議奏”“軍機大臣會同議政王大臣議奏”等。比如，在職官任用上，如果是某高一級官員署理某低一級職務，或同級官員臨時兼理某一職務的奏折，清帝的批示一般是“該部知道”或“吏部知道”；而如果是下一級官員護理高一級官員職務時，皇帝一般批示“該部議奏”或“吏部議奏”。

這一類的朱批，多是對一些剿捕盜匪、河壩堵築、兵馬錢糧之類奏折的批示。其中凡批“即有旨”“另有旨”者，一般當天即下達諭旨。如道光二年九月初八這天，道光皇帝共批閱了顏撿、蔣筱銛、那彥成、朱勳、慶祥五人奏折奏片共15件，其中批示“另有旨”和“餘有旨”共6件。當天這6件全部隨即下發了諭旨。

“候旨行”，一般是對有些需要等等再辦的事情的批示。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額勒登保奏報“為軍營出力文武各員請分別加恩”折，嘉慶的批示是“候旨行”，因為這時剿捕任務尚未徹底完成，請獎顯然尚早，所以要等候皇帝的旨意。

5.清代朱批的“留中”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批示“折留覽”；二是未有任何批答，直接交軍機處“歸箍”存留；三是明確批示“留中”；四是既不做任何批示，也不馬上交軍機處，而是皇帝直接存留在自己手中。

一般情況下，批示“折留覽”的奏折，大都是乾隆朝密考製度正式實行後，每年督撫密奏的地方官員考語，也有些是謝恩折。

未有任何批示、由軍機處直接“歸箍”存留的奏折，大致包括下列幾部分：一是大臣遺折；二是大臣恭賀皇帝年節折；三是各部院衙門折；四是各部院寺卿、各科給事中、各道監察禦史等京官奏折。本文通過對同治九年（1870）至光緒九年（1883）鄧慶麟、李璠、方學伊、鄧承修、鍾孟鴻、梁俊、葉萌昉、吳鎮、黃之善9位監察禦史所上的175件奏折統計發現，他們的奏折雖然有些後來有上諭，但原始奏折上沒有一件有朱批印跡，也無錄副存檔。在原奏折折首，有軍機處用墨筆記錄的奏報者職務和所奏內容，在隨手登記檔中，隻有簡單記載對這些檔案處理結果的兩個字：“歸箍。”說明該類檔案雖然當時未奉朱批，但卻和其他奉朱批奏折一樣，直接轉交到了軍機處，並由軍機處將原始奏折按照錄副奏折的處理方法徑直歸入了月折包存檔。

我們過去所理解“留中”的奏折，一般是指皇帝直接扣留在自己手中的奏折，這樣的奏折內容應該是大事、要事、難事。但實際情況是，這種內容的奏折，皇帝往往不做任何批示，既不寫“留中”字樣，也不交軍機處歸檔。如雍正八年二月，雍正皇帝在陳宏謀請安折上批道：“朕安。密奏二事覽焉，留中，另有旨諭。”這件批語告訴我們，在“二事”原折上，並未批“留中”字樣，而是另外告訴陳宏謀，密奏之折“留中”了。又如光緒五年吏部主事吳可讀以死諫言同治皇帝繼統之事，這對當時的慈安、慈禧太後來說，是一樁較難處理的事情，但不僅在吳可讀遺折上未有朱批，連同後來讓李鴻章、張之洞等議複此事折和大臣為吳可讀請恤、請建專祠等奏折上，均未有任何朱批。吳可讀死在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五，兩宮太後則是在閏三月十七日和四月初十才對這件棘手事情另外下的諭旨。

三、各朝朱批之差異及實質

統觀清朝皇帝朱批，雖然基本規律大致相同，乍看起來批語大同小異，但稍認真審視，便可看出有明顯不同之處，不僅語言風格、感情色彩不盡相同，即便同類事件批語也不盡相同。若再仔細品味個中內涵和滋味，其實質則是其理政能力和作風的差異。

1.用語詞匯差異懸殊

前麵我們列出清帝朱批常用語約有七八類，總計不下幾十條，但是，這些用語主要出現在前期成年皇帝的批示中。特別是康、雍、乾幾朝之朱批：語言瀟灑，不拘形式；天文地理，全國風情，隨手拈來；嬉笑怒罵，任情發揮；夾批、旁批、首批比比皆是。猶如千軍萬馬，自在其筆端運籌，盡顯其治大國如烹小鮮之氣魄。僅以嘉慶三年（實為乾隆六十三年）上半年乾隆皇帝在朱批中的簡短批語為例，就有：“所辦好”“所辦是”“所辦妥”“一切皆妥”“好，知道了”“是，不可姑息”“總不明白”“錯遠了”“惟當鎮靜，不可錯主意”“覽奏俱悉，勿始勤終怠”“欣悅覽之”“實是如此”“為之以實”“實力為之”“治河無善策，惟當隨時相機順水性而已。”“實勘慶慰，益深虔惕。”“何必為此虛名”“似屬空言”“未擒首逆，不足為功。”“何未生擒逆首，爾等無能之至矣。”“不過按例之事，何用此虛文。”“自應如此”“明通公正為之”“勿自滿，更加勉。”“汝等如此出力，不賞可乎”等等。

到了道光、鹹豐時期，雖然不如康、雍、乾那麽揮灑自如，但還是常有一些隨事隨情頗有內涵之批語。比如道光二十年除用常規性語言所批奏折外，各種短語批示至少出現有81次，其中三月初七一天內僅批示林則徐奏折就有5次：“所辦好”“查緝甚好”“願卿福壽日增，用為國家宣力也。”“必當先其所急，可奏請時再行奏來。”“從長計議，務出完全。”等等。

而同治、光緒、宣統三朝的朱批，則基本隻有“知道了”“覽”“該部知道”“該部議奏”“另有旨”等幾個固化的、幹巴巴的常規性批語，偶爾對重要事情有些特殊批示，也是就事論事，不敢有任何發揮。就連朱批格式也是一成不變地批在折尾，能展示其隨讀隨批的旁批、夾批奏折幾乎一件都沒有。

批示奏折既是皇帝指揮官員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也是了解下情以及與官員溝通和聯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還是與臣下建立和鞏固感情的平台。所以從康熙朝建立和實行密折製度起，皇帝的朱批就不僅隻是下達臣僚執行的諭旨，還成為表達自己對官員的情懷，與官員進行對話的平台和工具，朱批語言基本都是簡短自然的大白話。康熙的許多朱批，特別是對一些親近的大臣的朱批，感情深沉親切，許多就像拉家常。如朱批李光地折：“年老之人，起居飲食小心！”“覽卿奏折，朕心慘然，想當日舊臣，近來全無，即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早晚回宮，當麵再說。”朱批王度照折：“這奏的是，前任巡撫做官雖有清名，眾論不服，所以如此。地方隻以安靜，自然百姓受福。”

雍正的朱批，感情奔放，有的尖刻入骨，有的熱情似火，如雍正八年朱批鄂彌達、鄂爾泰、祖秉圭、石雲倬、王肅章請安折：“朕躬甚安好，你好麽？”“覽卿等謝矣！”“似你這種但知受恩而不知報恩者見之多矣。”“謝訓諭大恩，不要隻謝小恩。”“若無心自免國憲，若有心必遭天刑，何謝之有！”

乾隆皇帝朱批除有對大臣的溫情，更多喜歡用“欣悅覽之”“覽卿奏欣慰”等語言表達感情。如乾隆十八年（1753）朱批劉統勳“奏洪澤湖水位稍降及督催壩工情形折”：“覽奏俱悉，今命卿速來京，以便麵陳情形，較之來往問對更為親切。可量力而來，亦不必疲頓道路……”此等朱批，無任何官腔，字裏行間，君臣對話的親切感情躍然紙上，似如當麵聽訓或交談。

到了嘉慶、道光、鹹豐時期，雖然康、雍、乾逸風猶存，但類似的批語越來越少了，有之，大多數也是責備或批評。如鹹豐二年奏折中出現過的重點朱批：“覽奏，知道了。所議章程尚屬妥善，汝係朕特簡之人，天良具在，斷不準沾染外官喜氣，挾同粉飾，致負委任。”“知道了。訓練參防隨時講求，勉力為之。”“知道了。務須言行相符，不可徒循故事。好好為之，文武相濟，事克有成，斷不準自甘愚蠢，反畏文員。武弁習氣固壞，然較之不消文吏，猶為彼勝於此。默識心存，不必形於言色。”“知道了。認真操練，不可沾染習氣，邊境要地，文武尤須和衷。汝之才具雖非出人者，若悉心講究，成就有餘，慎勿自暴自棄也。”“知道了。實力辦理，不準推諉。汝與河臣必須事事和衷，勿得稍分彼此，著照所請行，必須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毋許冒濫。”“慎勿為浮言所惑，著傳諭劉良駒，斷斷不準將就……”

至同、光、宣時期，則幾乎見不到任何帶有感情色彩的批語了，既沒有表示欣喜之情的“欣慰覽之”“以手加額覽之”，也沒有對大臣怒其不成之刻罵，更少表示親切之情的互動問候，給人冷冰冰的感覺，完全是公事公辦的樣子，朱批基本失去了和官員聯係情感的功能。

以清史工程網數字圖書館中朱批“雨雪糧價單”“收成分數折、單”檔案為例。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東巡撫李樹德上雨水情形折6件，除2件批“知道了”外，4件做了重點批示。其中在“二麥得雨折”上批道：“知道了。近京各處覺旱”；在四月雨水折上批道：“知道了。今夏雨水似調，未知後來如何”；在五月得雨折上批到：“知道了。今歲山左山右河南、陝西，一概不少雨，口外亦好，唯京中少雨，今也俱足了”；在十月山東得雪折上批到：“知道了，今冬不必報雪了”。由此朱批足可看出，康熙皇帝對全國雨雪、糧價情形極端重視：每年夏天風調雨順了，又擔心秋天；山東得雨了，又記掛著口外、北京、河南和陝西，直到第一場大雪下過，一年過去了，他才放心。所以每年各省奏報的雨雪、糧價，不論是奏折還是附單，他都是仔細閱看，認真批示。若有些官員一段時間未奏報雨雪糧價情況，他還常常催促。康熙四十七年四月朱批閩浙總督梁鼐折：“知道了。收成分數速奏。”五十年五月朱批雲南巡撫吳存理折：“以後凡有奏折，將米價寫明奏聞。”對那些隻請安不報糧價民情的官員，康熙批評到：“凡督撫上折子……四季民生、雨暘若何、米價貴賤、盜案多少等事，爾並不奏這等關係民生的事，請安何用……”

雍正朝山東雨雪糧價折單共18件，除殘破和無批折5件外，批示“覽”字6件，重點批示有7件。其主要強調，各地能夠雨雪調順，“深為慶慰”，這全賴天地神明之保佑，宜感謝上蒼，官員們則更應當“愈加寅畏”，“敬誠以待”。

乾隆以後各朝，雨雪糧價奏折批示不盡相同，但“雨雪糧價單”批語均為一個“覽”字。如，乾隆元年至三年及三十二至三十四年山東雨雪糧價折單共144件，其中奏折批“知道了”12件，批“覽”17件，批“欣慰覽之”49件，重點批折20件。嘉慶十五年山東雨雪糧價折42件，奏折批“知道了”4件，批“覽”3件，批“欣悅覽之”19件。道光二十年正月全國雨雪糧價折單78件，奏折批“知道了”41件，批“覽”3件。鹹豐二年正月全國雨雪糧價折單32件，奏折批“知道了”15件，批“覽”1件。光緒二年五月全國雨雪糧價折單38件，奏折批“知道了”18件。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朱批陝西總督嶽鍾琪奏折

從上述雨雪糧價、收成分數等朱批中，我們能清晰看出各個皇帝批語和態度的變化——批語從康熙時期反複詢問、諄諄叮嚀，到雍正、乾隆、嘉慶三朝，雖然對此類奏折不如康熙那麽嚴格，但仍然十分重視，除有重點批示外，當聽到雨雪霑沛、糧價穩定等奏報時，表現出來的是滿腔歡欣和喜悅，隻對附單的批示全是有“漫應之”之意的“覽”字。但道光以後，批語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固化，隻有“知道了”和“覽”四個字，基本是所有奏折均批“知道了”，所有附單全批“覽”。

清帝朱批中的“知道了”也好，“覽”奏也罷，看似都是簡單的大白話，但在不同皇帝的筆下，內涵卻有很大不同。康熙皇帝習慣用“知道了”，雍正皇帝習慣用“覽”。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所說“知道了”和“覽”，相信是認真地“覽”，並在覽後真正“知道了”，沒有或少有敷衍之意。表現在，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在批“知道了”或“覽”後，大部分還有後綴語，如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年，在朱批曹寅、李煦、郎廷極、黃秉中等折中分別有：“知道了，此事奏聞得好，爾再打聽有什麽閑話寫折奏來。”“知道了，近京各處至於口外秋收十分有餘，未知江南若何？”“覽此奏折深慰朕懷，以後收成若好，民命得蘇矣！”“知道了，近日造謠生事之徒比先如何？南方安靜否？爾親手寫帖來。”“知道了，以民憂為憂更不美乎！”

雍正皇帝在批“覽”字之後，更是往往還有很多話，像“覽，卿奏謝亦！”“覽，朕知亦！”“欣悅覽焉”等，已屬比較簡短的批語，而有的重要奏折雍正批語常多達幾百字、上千字。所以雍正筆下的“覽”字，分量和內涵比“知道了”還要重。

所以，在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批示“知道了”和“覽”的背後，是他們對每個人、每件事的考量和要求，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走形式。

乾隆之後各位皇帝朱批用語習慣不盡相同，他們既喜歡仿照康熙批“知道了”，也喜歡學習雍正用“欣慰覽之”。相對來說，乾隆皇帝、嘉慶皇帝還是學到了一些精髓。如：在《清代文字獄》一書中，收錄乾隆朝相關奏折400多件，乾隆皇帝朱批“知道了”108次，在每個“知道了”背後，都表達了他對該案、該人的態度。如對第一個詩鈔案，山西巡撫阿思哈幾經訊問，最後認為該案主犯王肇基“似屬病患瘋癲之人”，在這件奏折上，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瘋人而已。”這裏的“知道了”連同後麵的“而已”，明顯表示，在經過幾個月大動幹戈的緊張追查後，此奏折使乾隆終於鬆了一口氣，

但是道、鹹之後，似雍正那樣長篇大論的朱批越來越少，常用批語也越來越簡單。至同、光、宣幾朝，不僅朱批中沒有了長篇批示，甚至有些重要事情也僅僅批個“知道了”“該部知道”等字樣，基本是千折批示用一語，內容內涵一個樣。所以同樣的“知道了”，同樣的“覽”，在清朝各個皇帝筆下，內涵深度大不相同。

綜上所做分析，除去奏折的製度化、後期幾位皇帝年齡問題以及國家政治大環境等因素外，從清朝皇帝朱批常用語的變化，我們看到的是各個皇帝不同的能力和水平、氣魄和作風。清朝朱批奏折文書使用了210多年，作為一種重要的上傳下達的工具，批語越來越簡單，格式越來越固化，越來越流於形式的過程，反映的正是清朝皇帝或治國能力和水平越來越低下，或魄力和自信一代不如一代，或思想和作風越來越惰政的過程。

新春之際，人人都會有一份美好的期望，這份期望，或珍藏心中，或凝結筆端，送給親友，也留給自己。美好的祝福、祈願習俗，給數千年中國節日文化增添了一抹絢麗的色彩。

穿越曆史時空，打開清朝的皇家檔案，我們看到，當年的皇帝，在節日期間也有各種各樣獨特而有意義的祈福、祈願活動。但和民間禮儀、禮俗活動不同的是，皇家的這些活動，無不打著政治思想的烙印，其中每年開年的第一項活動，就是大年初一舉行的“元旦開筆”寫吉字，規模不大，但寓意深刻，吉字內容頗能反映出清朝皇帝治世思想的變化。

一、開筆儀式寓意：金甌永固玉燭常調

清朝時期稱春節為元旦，元旦開筆，又叫“元旦舉筆”“元旦動筆”，本來是流行於民間的一種習俗，即元旦（春節）這天，人們在紅紙上寫兩句話，第一句話寫“元旦開筆”，第二句話寫自己當年最大的心願，如“元旦開筆，百事大吉”“元旦開筆，讀書進益”等等。

嘉慶元旦開筆

金甌永固杯

清朝皇帝從雍正年間開始，仿民間習俗舉行“元旦開筆”活動，但是清朝皇帝的“元旦開筆”活動，較民間的“元旦開筆”，不僅增加了莊重的禮儀程序，而且在內容上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政治意義和思想內涵。

其開筆儀式是：皇帝大年初一起床洗漱後，須趕在子刻時分，到養心殿東暖閣臨窗處，研墨開筆。養心殿東暖閣窗紙通明，故曰“明窗”，“取明目達聰之義”。是時，在紫檀長案上，先置一寓意大清疆土、政權永固的“金甌永固杯”，盛入屠蘇酒，然後點燃一支蠟燭，再用朱漆雕雲龍盤，中盛古銅八趾吉祥爐和兩個古銅香盤，將筆管先在爐上微熏，然後用筆端曰“萬年青”，筆管鐫“萬年枝”的專用萬年枝筆，寫下對新一年的希望、期盼和要實現的主要目標。吉字寫在兩種紙上，一般先用紅筆在黃紙上寫數句，再用墨筆在紅紙上寫數句，或在一種紙上，先用紅筆書中行，再用墨筆書左右行。寫完後，皇帝親自把所用物件收拾好，交人收貯，備來年開筆時再用。寫好的吉字則放入專門的黃匣內封存，不許任何人拆看，等到第二年開筆，寫的吉字仍放入該匣。一直到這位皇帝去世，他所寫的元旦開筆吉字均完整地封存在內，甚至要求其子子孫孫，都“不許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