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檔案述評（2）
清朝取得政權以後，戰事減少，出征、凱旋拜堂子之禮逐漸減少，清帝所願所求，主要是希望年年“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四海賓服，金甌永固”。表現在薩滿祭禮中，一是非常重視對農神的祭祀，並在堂子內專建祭祀田苗神神殿。二是請王公大臣吃祭神肉之儀，無論政局怎樣變化，也堅持舉行。光緒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898—1903），雖然由於種種政治原因停止了堂子祭，但每年仍然堅持請王公大臣到坤寧宮吃祭神肉兩次。乾隆時期更多，根據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檔案記載，不計其到盛京和阿哥家祭神吃肉次數，僅在坤寧宮請王公大臣吃祭神肉就有88次。三是在諸多祀神中更重視祭天神，“帝之以敬天為家法”。早在崇德元年（1636）始定祭堂子典禮時皇太極就曾說：“前以國小，未諳典禮……今蒙天眷，帝業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無異也。”所以在祭祀中清統治者非常重視祭天。宮中和堂子立杆大祭，含義主要是祭天。
上述現象說明，清入關後薩滿祭祀的目的與傾向，重在祈求農業豐收以穩定民心，鞏固國本；同時利用薩滿祭祀中某些儀式，加強皇帝同滿漢大臣的感情聯係，增加皇權的凝聚力，利用薩滿教對眾神靈特別是對天神的崇拜，宣揚“君權神授”，達到“像宗教應該教導人們那樣教導說：你們要服從權力，因為任何權力都是上帝賜予的”。以借助神的力量，進一步鞏固清朝的統治。
5.特點之五祭祀活動之興衰：與清朝政權興衰相依
清宮薩滿祭祀，是在愛新覺羅家族祭祀基礎上，隨著清朝國家政權的象征——宮廷製度的建立而逐步興盛起來的。自從登上宮廷的舞台，它就不再僅僅是一種普通的社會宗教形態。“宗教本身既無本質也無王國”，但是一經和政權相結合，就成了為上層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這種特性，決定了清宮薩滿祭祀活動的興衰不僅和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密切相連，而且和清政權的興衰直接相關。
清朝入關時期，是清朝宮廷薩滿祭典的形成時期。乾隆時期，是清朝政權的鼎盛時期，宮廷薩滿祭祀活動也達到興盛的高峰。嘉慶朝開始，清朝政權出現危機，宮廷薩滿祭祀活動處於延續和維持狀態。道光中期以後，清政權危機加深，並逐步走向衰落，清宮薩滿祭祀也逐漸進入低穀。光緒二十年以後，清政權已是江河日下，危機四伏，所以連最重要的元旦拜堂子之禮也停止了；光緒二十八年，由於意大利的威脅，清入關後致祭200多年的第一座堂子被迫改遷；至光緒三十年雖然又恢複了堂子祭祀，但其聲勢規模已遠不如前；其後隨著清朝政權的滅亡，清宮薩滿祭祀活動全麵停止。
與此相比，滿族民間薩滿教雖然也受清朝政權的規製和束縛，但畢竟遠離宮廷，遠離權力的中心，所受幹擾要小得多，相反，清政權衰落時期，少了政權的製約，往往更利於民間薩滿教的發展。
總之，清宮薩滿祭祀，是圍繞宮廷、圍繞皇權服務的典禮活動，無論其形式與內容、興盛與衰亡都受著政權的製約，這是清宮薩滿祭祀的最根本的特點。
清宮薩滿祭祀的興衰與演變
清宮薩滿祭祀活動，是隨後金政權的興起走進宮廷的重要的典禮活動，清朝入關後，這一祭神形式隨著清朝政權的興衰和社會的發展而演變，祭祀的規模也由小變大，由盛及衰。其興衰演變過程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後金政權建立到清朝入關——宮廷薩滿祭祀典禮形成
宮廷祭祀，首先是以宮廷建立為基礎。清朝早在順治皇帝入關之前，在東北已出現了兩個創業的君主，建立了早期的宮廷，從那時起，薩滿教就以壓倒一切宗教的雄厚勢力，進入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宮廷，並逐步形成了宮廷化的祭祀禮製。但是，宮廷薩滿祭祀活動，並非從此時開始，更非僅清朝有之。遠在7世紀時，薩滿教即進入契丹、渤海國王室；10世紀初進入遼國宮廷；12世紀初更成為滿族直係先人女真人所建金朝宮廷中的權威宗教；13世紀初又步入成吉思汗的金帳，甚至一度成為左右皇權的政治勢力。這就是清代以前薩滿教在宮廷中活動的曆史。至清朝時期，宮廷薩滿祭典的形成，又經曆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早期的滿族薩滿教，是以氏族部落為傳承形式的部落宗教，各部落之間自成體係，祭祀活動是獨立的、自發的，沒有統一的規定性的祭期、祝詞和儀式。多擇時而祭，遇事而祭。到天命元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後金”之前，即使在建州女真中較先進的愛新覺羅氏家族內，連最重要的祭堂子也還是“不限次數，率行往祭”。這個時期，祭祀的主要目的是為本部本族的生產生活服務。
薩滿教進入後金宮廷
努爾哈赤領導的建州女真崛起後，經過“強淩弱、眾暴寡”的激烈爭戰與兼並，很快統一了女真其他各部族，形成了新的滿民族共同體。在兼並統一的過程中，努爾哈赤非常注意對各部族薩滿教的改造，他一方麵對各部族民間薩滿教采取強製方式進行規範，每破一部族必先破其“堂澀”，然後“在滿族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祇中找出幾個有代表意義的，並結合本族少數的幾位神，組成一個新的堂子祭神群，通過皇族祭祀上的影響和強製性的祭祀大法，進行推廣新神，限製舊神的運動”，“使之成為滿民族共同的宗教”。另一方麵，為了鞏固已經取得的戰爭成果，努爾哈赤開始建都立國，設立宮廷，並將愛新覺羅家族的祭祀形式搬進宮廷，在社會上層樹起薩滿祭祀的一麵旗幟。當原始的薩滿祭祀形式和封建政權的宮廷象征相結合，原始的宗教活動不僅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演變，而且在統治者意誌的影響下逐步走向典製化、宮廷化。
堂子祭禮有了規定
盛京堂子八角堂
堂子，是滿族薩滿教信仰的中心，薩滿祭祀，最重要的是祭堂子。根據富育光、孟慧英先生《滿族薩滿教研究》一書的論證，遊獵時期的滿族各氏族，是將祖先神偶、神冊、神器等放在用樺皮、木、柳等材料製成的匣內，隨人遷徙，擇時而祭。明中葉以後，定居的部族多在本族城寨的東南向建立奉祀本氏族祖先神和保護神的聖潔之所，即“堂澀”或曰“唐色”，這就是清宮堂子的前身。隨著努爾哈赤建都立國，努爾哈赤、皇太極先後在興京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東京遼陽（今遼寧省遼陽市老城)、盛京撫近門（今遼寧省沈陽市大東門外）建立堂子。史載：萬曆三十一年(1603）努爾哈赤遷都赫圖阿拉，離住處“五裏許，立一堂宇，繚以垣牆，為禮天之所”。堂子的建立，標誌著薩滿教廟堂化的開始。但是，在滿族統治者進入遼沈地區之前，雖然出征前必謁拜堂子，但對堂子祭祀禮儀尚無規定，進入遼沈地區後，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努爾哈赤開始注意宮廷體製及各項製度的建立，對堂子祭祀也逐步做了規定。
滿文老檔記載：天命七年（1622），即遷都遼陽的當年，努爾哈赤製定了和八旗之主共同議政的宮廷體製，其中第一次明確規定：國主每年元旦要到堂子叩頭。天命八年（1623），又規定了爭戰凱旋拜天的禮樂製度。皇太極繼位後，就祭堂子的具體禮節再陸續做了一些規定：天聰七年（1633）元旦，皇太極率諸貝勒詣堂子，對原來拜堂子時的免冠禮做了更改，“至是，上與諸貝勒議，惟祭神免冠，元旦謁堂子不免冠”；天聰八年（1634），規定了出師前謁堂子時拜天行禮的樂製；崇德元年（1636），隨著對明朝戰爭的勝利，皇太極改“大金”國號為“大清”，並開始全麵修訂官製和禮儀，六月，定祭堂子、神位典禮，“汗諭曰：前以國小，未諳典禮，祭堂子、神位，並不齋戒，不限次數，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業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無異也……嗣後，每月固山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齋戒一日，於次早一日，遣彼詣堂子、神位前，供獻餅酒，懸掛紙錢。春秋舉杆致祭時，固山貝子、固山福晉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須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舉，永行禁止。”同月，又定在堂子前掛紙錢時的祝辭：“鈕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月已更已，某年生小子具饎掛錢，惠我某年生小子，賜以嘉祥兮。界以康寧。”這段檔案，是最早出現的清宮祭堂子祝辭，也是以後宮廷薩滿祭神祝辭的腳本。同年十一月，又規定：行堂子祭天禮及元旦拜天、出師凱旋，皇帝必須躬親致祭。
清寧宮內廷祭薩滿
除製定了一係列堂子祭祀的禮儀外，沈陽建宮後，內廷致祭也開始製度化。受封建禮教的影響，清朝宮中內廷日常祭神，多由皇後行禮，薩滿祭神場所就設在皇後居處的中宮，取“帝王應天顯命，洪敷化理，必肇自宮壺，乃達家國以迄於萬方”之義。後金時期。雖然沒有明確的宮闈製度，但隨著宮殿的建立，已行在宮內拜神之事。從天聰年起，皇帝每年元旦拜堂子後，都要“還宮拜神”。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訂立了後妃製度，冊立了清代曆史上第一位皇後，住清寧宮，並將清寧宮作為內廷祭神的重要場所，確定了祭祀的禮製。入關後，坤寧宮祭神，也是“仿沈陽清寧宮舊製”，“坤寧宮中供奉神位，皆依盛京清寧宮舊製，應由皇後每日行禮，設一女官代之，食三品俸，名曰薩滿”。
世續等為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將堂子祭祀改在坤寧宮舉行的奏折
至此，清宮廷薩滿祭祀，無論是具有“國祭”性質的堂子祭，還是具有皇帝“家祭”性質的宮內祭，都有了明確的規製，清宮薩滿祭典，隨著宮廷的建立和擴展逐步形成了。
二、順康雍時期——清宮薩滿祭禮的傳承與發展
順治元年（1644）清兵入關，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一躍成為已具有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統治者，社會形勢的發展，對其原來的思想文化信仰帶來強大影響和衝擊。但是薩滿教作為滿族的祖傳宗教，入關後的統治者仍然對其極力維護，倍加崇祀，同時也根據形勢的發展，對原來的某些禮製在傳承中做了一些修改和完善。
在北京建堂子
順治元年（1644）九月，福臨尚未到北京，已仿舊製在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修建了清入關後的第一座堂子。整座建築包括神殿三處：一處是坐北朝南的祭神殿，又叫享殿，“匯祀群神”；一處是八角形拜天圓殿。與祭神殿相對，坐南朝北，又叫八角亭、迎神殿、堂子亭式殿，是拜天的重要場所；一處是尚錫神亭殿，又叫上神殿，位於東南隅，祭祀田苗神。另有大門三間、殿門一間、神房二間及圍牆外神廚房三間。此後直至光緒二十八年的200餘年間，這裏一直是清宮薩滿祭祀的中心，每年元旦、春秋二季，皇帝必親躬參加堂子祭。隻有順治六年（1649），因福臨“避痘”而元旦未能親祭，才特由和碩鄭親王多爾袞代為致祭。遇大的軍事戰爭，如平定三藩、遠征噶爾丹等，均按舊製，康熙皇帝親往謁堂子，立纛拜天，“上詣堂子，祭旗纛。”唯雍正七年以後，史籍和檔案中均未見到胤禛元旦堂子行禮的記載，隻記他“在宮中拜神”。
清宮齋戒祭司單
堂子祭典，較之入關之前更是隆重有加，僅引述內國史院滿文檔案對順治十一年元旦堂子行禮的記載為例：“是日，侍郎渥赫率皇家、王、貝勒家之司胙抵堂子，將舊歲紙錢、繩、神杆一並焚之。元旦鳴鍾鼓，叔父和碩鄭親王以下……貝勒等以上，俱朝服，集午門內朝房。固山貝子等以下……尚書等臣以上……公等以上，俱朝服，集東長安門外兩側。滿漢、蒙古、漢軍梅勒章京等員以下……文武頂戴官員等以上，俱朝服，照舊集午門外朝房……質明，禮部官員等報時，皇帝出宮，乘輿，儀仗導前，禦堂子。鳴鍾鼓，集午門內外王、貝勒等出朝房……跪迎送。叔父和碩鄭親王以下王，貝勒等隨出午門，乘馬依次其後……皇帝至堂子，內多羅郡王等以上掛新紙錢，帝率眾戴冠行三跪九叩禮。畢，帝乘輿，樂作，回鸞，入端門……諸員各自回府請神，皇帝還宮，向朝祭、夕祭神位免冠行三跪九叩禮。”
坤寧宮立杆朝夕祭
薩滿教供器之一銀鎏金香碟
清入關後，坤寧宮祭祀，禮儀也更臻完備。按照沈陽故宮清寧宮格局，將坤寧宮中部、西部改為薩滿祭神場所，東頭兩間留做皇帝大婚時居住的洞房。每年除規定的幾天將神移往堂子時坤寧宮停止祭祀外，其餘每天在這裏進行朝祭和夕祭。朝祭在西大炕上致祭，寅時開始，所祭神為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夕祭在北炕上致祭，申時進行，所祭神為滿族的遠祖神、氏族保護神、馬神、戰神等多種神。主持祭祀的讚祀女官即薩滿太太，順治元年規定，“從上三旗覺羅命婦內選取”，設“讚祀女官長二人，讚祀女官十人”。康熙年間，讚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每人“歲給官用緞二匹，紗綾、綢絹、杭綢各一匹”。祭神時，薩滿擎神刀、束腰鈴、執手鼓，盤旋歌舞祝禱。
薩滿祭禮形式的規範和中心地位的偏移
坤寧宮祭神場所
從形式上看，清初的統治者，不僅堅持了入關前薩滿祭祀的祖製，而且較入關前規模更加隆重，禮儀更加規範。但是麵對入關後先進的漢文化和多民族群體的包圍，薩滿祭祀的中心地位在他們的思想和行動中已逐漸發生了變化和動搖。其表現為：其一，為了順利實施對全國的統治，順、康、雍三帝都積極吸收、接納漢族的先進文化和思想。首先他們都曾積極提倡和鼓勵滿族人學習漢文化；其次在思想上積極接納了封建的道德觀念，尊儒重道，倡導理學；在宗教信仰上，不僅兼收並蓄佛、釋、道，甚至順治皇帝幾為崇佛遁入空門，康熙雍正也都推崇佛教，雍正在佛學上還有頗深的造詣。這些新思想、新文化，對其原來所信奉的薩滿教，本身就是一個強力的衝擊。其二，清入關後，恭祀天壇、地壇等壇廟，祭祀大典，不再首重堂子。為了穩固政權，達到長治久安，作為封建統治者，必須樹立起有絕對權威的統治思想及能代表這一思想的權威形象，這就是至高無上的天神。而原始的薩滿教沒有統一的教理教義，所奉祀的是創世神、保護神及多種自然神，多種神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沒有一個權威性的神祇，雖然在重大節日、出征、凱旋、立杆拜天時有突出天神的傾向，但天神仍然包含在薩滿祭司諸神中。再就薩滿祭司的形式來說畢竟是原始的、簡陋的，不能擔當起代表封建最高統治者“天子之禮”的重任。這一點，早在清入關前，清朝統治者就有認識。天聰八年（1634），章京劉學誠奏道：“今盛京門外設立堂子，遇朔望車駕親詣行禮，昭事之誠亦已至矣！然此但尋常之事，非天子之禮也。我皇上為天地宗子，當恭建天地壇……此敬天地之大典，朝廷之要務也。”也就是說，作為清宮薩滿信仰中心的堂子，雖然是清朝皇家祭天、祭祖、祭社稷的總祀之所，但並不是適合天子之祭的大典。對這種見解，皇太極表示讚同，“上覽畢曰：至於建郊設立宗廟，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業，彼時順承天心，恭議大典未晚也。”由此可見，皇太極時期即有另建代表天子身份地位的祭祀之所的設想，隻是當時統一大業未就，條件尚未成熟。所以清入關伊始，即沿明舊製，恭議祭天地大典，且典禮規模宏大而隆重，程度超過祭堂子。所以清入關後，多種重要祭典並列的格局，從根本上使清宮薩滿祭祀的中心地位發生了改變和動搖。
順、康、雍時期，清宮薩滿祭祀的另一個特點是原始的薩滿祭祀形式逐漸被規範化的禮儀所取代。康熙時期，在堂子祭祀禮儀上曾有幾次更改：原來堂子行禮時沒設鳴讚官，康熙十一年（1672）詔曰：“元旦拜堂子，禮宜明備，用鳴讚官。”起初，滿漢大臣均可以隨皇帝赴堂子參加祭祀，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事發，從此明令禁止漢官隨祭堂子。同年十二月又規定，隻許皇家祭堂子，其餘官員、庶民“永行禁止”祭堂子。清廷還明令，不許以薩滿跳大神治病。順治十三年（1656），曾有固山額真阿山公家用“巫人跳大神”治病，被罷職、籍沒家產，並株連官員6人。這些變化，使原始的薩滿祭祀典禮得到升華，使其沿著封建廟堂化、文明化的方麵發展和完善。
三、乾隆朝《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的頒行
乾隆時期，由於清朝政權鞏固，經濟繁榮，使弘曆這位封建文化修養較高的皇帝能夠有充足的條件和精力進一步加強對宮廷內部的管理，完備各項典章製度。《國朝宮史》《欽定大清會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等重要宮史書籍，都是乾隆朝編修的。在這幾種書典中，都編列了清宮薩滿祭祀的內容。至乾隆十二年（1747），又修訂了滿族薩滿教的專項典章——《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該典禮將長期以來滿洲各部族“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遠，若我愛新覺羅姓之祭神”的祭禮祭儀，按照久已盛行宮中的皇家祭祀藍本進行歸納匯總，形成典章6卷，各項祭祀儀注20項。其中包括堂子元旦掛紙錢行禮、春秋立杆大祭、四月初八浴佛祭、馬神祭、坤寧宮每天朝祭和夕祭、新月祭、四季獻鮮祭、求福還願祭等。對每次祭祀的祭品、祭器、祭祝詞乃至祭器的敲打方法等，無不做了細致的規定。
至此，從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形成，經順治、康熙、雍正時期傳承與發展的清宮薩滿祭典，在乾隆時代終於最後定型，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後期滿族民間盛行的薩滿教家祭，基本依據的就是這個摹本。
該“典禮”的頒行，一方麵是為了將全滿族的薩滿祭禮規範劃一，另一方麵則是為了維護清宮廷秩序和皇家的絕對權威。因而，該典禮的頒行，將乾隆時期清宮薩滿祭祀活動進一步推向了高峰。從乾隆元年起，清宮內務府“奏案”檔中，每年都有薩滿祭司的奏報，清帝、後參加坤寧宮祭祀的情況，也開始見諸“坤寧宮節次檔”。根據這兩種檔案，對乾隆十三年（1748）至六十年（1795）宮中薩滿祭祀活動初步統計，乾隆皇帝平均每年親自參加祭堂子2—3次，坤寧宮除每天朝祭、夕祭外，每年記錄在檔的例祭12次左右，祭祀期間，隻要乾隆在宮中，必同後妃一起親臨致祭。如乾隆十四年（1749），坤寧宮常祭之外，大型的例祭10次20天，其中帝後親自參加7次17天，隻有3次因乾隆出巡，分別由親王和薩滿代為拈香行禮。
大祭日，例請王公大臣參加，賞吃祭神肉；第二天還願祭，是皇帝家族共同“吃小肉”。據內務府膳底檔記載，僅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在坤寧宮祭神吃肉就達111次，其中王公大臣參加88次，再加上“吃小肉”的次數，平均每年7—8次。此外，乾隆還常常到阿哥府內看薩滿跳大神。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初五日、十月初九日、十月十五日。八阿哥（永璿）、十五阿哥（顒琰）、綿恩阿哥（乾隆第五子永琪之子）所內分別跳大神，乾隆均“同妃嬪等位，所內進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內務府禦茶膳房檔案，第580號。。每次出巡盛京，乾隆必在清寧宮舉行薩滿祭祀禮，弘曆親執紮板，祭亭子裏之蒙子。“上擊紮板時，隨行王等於台下隨之擊紮板兒，王等內若有不諳擊紮板兒者，擊掌。”另外還有每年派大臣行禮的浴佛祭、馬神祭、四季獻鮮祭等，一年四季，祭祀活動頻繁。不僅如此，而且祭典隆重，儀注規範，達到清朝宮廷薩滿祭祀的鼎盛時期。
四、嘉道以後清宮薩滿祭祀的衰落
從嘉慶朝開始至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社會已由盛世開始轉向衰落。此時的嘉慶、道光皇帝，均屬保守型的帝王，他們對其乃祖乃父定下的規製，隻有承襲，很少發展。宮廷薩滿祭典，完全是按乾隆時所定“典禮”的程式進行。祭期、祭禮都十分規範。但是祭祀次數逐漸減少，僅以內務府奏案中祭祀堂子的檔案數量為例，乾隆朝平均每年10—12件。嘉慶朝每年6—7件，至道光朝平均每年僅有3—4件。這種現象雖不排除檔案流失方麵的因素，但這種規律性的遞減，很顯然主要還是由堂子祭禮的衰落造成的。
特別道光中期以後，帝國主義的入侵加劇了清政權的危機，客觀上使當朝的統治者無暇關注宮廷祭祀問題，同時隨著西風東漸，從思想意識上對封建的文化信仰帶來新的衝擊。所以從道光朝起，從史籍和檔案中都可以發現這麽一種現象：一是出征謁拜堂子的禮儀不見了，而出征凱旋拜堂子，是清入關前最頻繁、最重要的典禮，入關後隨著戰事減少也逐漸減少。二是原本每年春秋兩季立杆祭堂子之儀隻剩下了秋季一次，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連常規性的元旦拜堂子拈香也停止了。這之後，因八國聯軍的入侵，光緒、慈禧避難西遁，元旦謁堂子之禮又連續中斷了幾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各國紛紛在北京建立使館區，意大利的使館區恰選在清宮堂子所在地，經多次交涉，清廷曾以多拿賠款要求換回堂子，終未談成。意大利人指出：皇帝祭祀可以辦理經過意大利人操場的通行證。無奈之下，清廷隻好將入關後致祭200多年的堂子改遷至南河沿霞公府（1985年全部拆毀），這就是清朝皇家的第二座堂子。至光緒三十年（1904），政事稍平，雖然又恢複了元旦拜堂子，但已遠不能同昔日相比。
當年努爾哈赤興兵，每攻一城必先破其堂子，堂子破則意味著部族滅。象征著愛新覺羅家族權威的第一座堂子的被迫改遷，預示著清朝政權的衰落和滅亡，而國家政權一旦滅亡，宮廷及其一切祭典也就不複存在了。道光以後，清宮堂子的衰落，還表現在元旦祭神、祭祖順序的微妙變化中。清朝皇帝元旦行禮，曆來先拜堂子，後拜太廟。祭堂子在祭祖宗之上，但從光緒朝起，祭祀先後順序已有了改變。“醜刻，上詣奉先殿行禮，寅刻，詣堂子行禮”。奉先殿，是清宮內廷中的太廟，奉祀清帝的列祖列宗。從元旦先拜堂子到先謁奉先殿，時間上雖然僅相差一個多小時，但絕不是偶然的。縱觀薩滿教的發展與演變，由自然崇拜到圖騰崇拜再到祖宗崇拜，這個變化是隨著人們對大自然的認識和社會的進化程度而發展、充實、變化的。先拜奉先殿，說明祖宗崇拜地位的提高，表示封建社會後期人們認識大自然、征服大自然能力的提高，人本意識的增強。這也是道光以後社會思想文化和人的認識觀念進步發展的表現。
在具有清朝“國祭”性質的堂子祭日趨衰落的同時，具有清帝家祭性質的坤寧宮祭神，曾一度仍然保持著興盛的局麵。從宮中“雜錄檔”“記載檔”“溥儀檔”看，直至清廢帝溥儀出宮，除每天朝夕祭等例祭外，坤寧宮祭祀的香火一直未滅。特別是每年三次請王公大臣在坤寧宮吃祭神肉之典，必定舉行。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即拆遷堂子的當年，正月初二參加坤寧宮吃祭神肉的王公大臣有45名，二月初一參加者38名，十月初一參加者34名。吃肉時，皇帝坐北床，宣派吃肉諸臣魚貫而入，麵西而列，先在墊座上向皇帝一叩首，後由內務府大臣捧肉先進皇帝，然後分肉及神糕給諸臣。吃祭神肉的習俗源於遠古，是薩滿祭祀中的儀程之一，帶有樸素的原始共產製的遺風。但這裏已有了不同的含義，薩滿教是原始氏族組織下的產物，它依附於氏族，又為氏族族體服務，成為合族人的精神依托和維係族體的力量。愛新覺羅家族在取得政權的時候，得到了以薩滿信仰為統一精神支柱的滿族族體的支持，在維護政權的過程中，同樣需要這種支持。所以清入關後，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采取了一係列維護滿族特權的政策和措施，而且始終把薩滿教作為全滿族的祖傳宗教大力推廣。坤寧宮裏請王公大臣吃祭神肉的形式，一方麵是對清宮薩滿教的宣揚，更通過這種形式，加強清帝同眾臣之間的感情聯係，增加皇權的凝聚力。在這裏。清代皇帝將薩滿教中最具積極意義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也是坤寧宮祭神活動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坤寧宮祭神活動興旺的原因之二，當是由於社會形勢和任務的轉變使祭祀目的由祈求神靈保佑戰爭勝利為主，轉為祈福求子、保佑平安為主。坤寧宮薩滿祭祀，主要是求福祭、還願祭，這些形式較好地適應了形勢的需要。因此說，清宮堂子祭和坤寧宮祭的興衰轉變，和社會發展有著直接的聯係。這也是清宮薩滿祭祀形式演變的一個突出特點。
但是，坤寧宮祭祀雖然保持了一度的活力，並未能改變薩滿教最終走向衰落的大趨勢，隨著清朝的衰亡，薩滿教終於退出了宮廷的舞台。至於辛亥革命後仍居住在紫禁城裏的溥儀小朝廷，雖然保留了宮廷薩滿祭祀的形式，但不得不將每天祭祀時殺兩頭豬獻神，改為殺一頭，堂子掛紙錢也僅派大臣前往。所以這隻不過是清宮薩滿祭祀的最後回聲罷了。
綜上所述，清宮薩滿祭祀，是在愛新覺羅家族祭祀的基礎上，隨著清朝國家政權的建立登上宮廷舞台的，是原始薩滿教的一種演化形式。這一演化形式經曆了形成、發展、興盛和衰亡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漫長的、複雜的，是和社會的發展、統治者的意誌、清政權的興衰緊密相連的。在這個過程中，原始的薩滿教文化，不斷地被其他先進的思想文化所滲透。形式上逐漸廟堂化、規範化、禮儀化，內容上逐漸向漢族的宗教形態靠攏，職能上為皇權服務的成分逐漸增大。這個過程既是清朝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反映，也是清朝政權興衰的直接反映。
漫談清宮輿圖之一——清宮輿圖的來源
輿圖，古代泛指地圖或疆域。清宮輿圖，則是清朝時期由官方收集、繪製並存放宮中各處各種圖的總稱。在清朝存留下來的各種檔案中，除有大量的皇帝朱批諭旨、臣工奏章、各衙門往來公文等文字性檔案外，還有數以萬計的輿圖，其中即有輿地圖、江海河湖圖、廠礦道路圖，也有建築圖、寺廟圖、園林圖、風水名勝圖等。按照其形成方式和來源可分為：從明朝傳承下來的圖、清政府組織測繪的全國性地圖、根據清帝旨意繪製的專項圖、清宮輿圖房日常繪製的圖、大臣隨奏折進呈的圖、外國傳教士或使節進呈的圖、清朝有關機構從全國征集的圖。按照清朝宮中存放輿圖的機構劃分，這些圖則主要包括：內務府輿圖房所存輿圖、軍機處存的輿圖、內閣會典館在纂修會典時形成的圖稿圖，以及內廷各房各館收存的圖。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南北赤道兩總星圖
1.從明朝保存下來的輿圖
中國自古就十分重視對輿地圖集的收集、繪製工作，遠在戰國時期，就有了圖文並茂的《山海經》，至元、明時期，隨著航海技術和對外關係的不斷發展，相繼出現了大宏幅、大規模的世界性地圖。大凡這些圖中比較重要的，都會被皇帝收藏入宮。清朝入關以後，順治、康熙兩朝曾多次下令全國，將明朝檔案圖籍，作速開送禮部，匯交內院，以備纂修明史。現存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明朝輿圖，其中一部分就是這個時期征集進宮的，但更多的則是原來就保存在明朝宮廷中的輿圖。根據雍正朝所編製記錄清宮輿圖來源的《天下輿圖總折》載，現存比較重要的明朝輿圖，如洪武年間繪製的《大明混一圖》，萬曆年間的《明刻地輿圖》《明刻九邊圖》《論九州山鎮川澤全圖》《乾坤一統海防全圖》，以及部分省府州縣圖等，均分別保存在保和殿、乾清宮等處。
清朝收存這些輿圖後，對其中重要的圖，將原來的漢文標注改成了滿文貼簽，方法是用該簽遮蓋在原圖的漢字標識上。如漢文《大明混一圖》就改成了滿文的《Dai MingGurun I Uherile-he Nirugan》，其他還有《陝西全省邊腹圖》《陝西延綏全圖》《直隸省邊垣圖》等，也都換成了滿文。
著色《雍正十排圖》（局部）福建沿海部分
2.清政府組織測繪的全國性輿地圖
清朝政府組織測繪全國性輿圖主要有兩個時期，一是康熙、乾隆時期。這個時期，主要依靠西方傳教士首先進行了全國大規模的地理實測，在此基礎上，先繪製了十五省份省圖、新疆地圖、西藏地圖，最後繪製成了康熙朝《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十三排圖》。這幾幅輿圖，都達到了當時中國地圖測繪的最高水平。清政府組織的第二次全國地圖測繪是在光緒朝。光緒十九年（1893）至二十二年，為籌辦纂修會典，諭令各省進行經緯度測量，並編製了各省、府、州、縣圖和《皇輿全圖》。另外光緒三十四年全國及各省成立了測繪局、陸地測量局後，又組織測繪了各省、府、州、縣圖。這兩個時期組織的全國輿地測量和輿圖繪製，形成了一大批輿地圖，這些地圖當時都存入了清朝皇宮。
3.根據皇帝旨意繪製的專項圖
現有輿圖中的陵寢圖、行宮圖、重要河流圖、名勝圖、大規模的戰圖等，有許多是根據皇帝旨令專項繪製的。如康熙時期曾對幾條著名大江大河的源流派專人進行勘察，“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為探尋黃河源脈，康熙、乾隆還曾派自己的侍衛拉錫、阿彌達等人，一路沿黃河，“祭河神，窮河源”，繪圖以呈。現存的幾幅大規模的河源圖，如《星縮海河源圖》《黃河發源圖》《黃河源圖》《長江圖》《金沙江、瀾滄江發源圖》《嫩江、黑龍江、鬆花江圖》等，都是康乾時期專門派人勘察繪製的。如“乾隆十一年，皇上命在朝修士將平定回部之捷，繪成戰圖十六幅”。安南戰事結束，乾隆皇帝“詢孫士毅安南戰事，縷晰以陳。因命畫院，各為之圖”。凡此種種，都是清帝特旨繪製的。
4.清宮輿圖房日常繪製的圖
康熙中葉以後，隨著全國大規模輿圖測繪活動的開展，康熙皇帝特命在宮內設立畫圖處，又稱輿圖處，以便召進中外人士繪製皇帝交辦的各種輿圖。畫圖處為一臨時機構，圖繪完後機構便撤銷。以後隨著中外臣工及西洋傳教士呈進的輿圖日益增多，又在宮中設立了輿圖房，輿圖房房址最初設在養心殿旁，後遷至白虎殿後，屬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管理。“輿圖房掌版圖之屬，凡中外臣工繪進、呈覽後，藏貯其中。其關係經製、垂諸悠久者，特命鏤版以行”。也就是說，輿圖房的職責，除負責收存、保管宮中輿圖並隨時為皇帝閱覽提調外，還要根據皇帝諭令，負責日常的輿圖繪製、縮摹工作。從《天下輿圖總折》中我們看到，僅康熙三十一年，輿圖處繪製的輿地圖就有直隸省絹圖一張，山西絹圖一張，陝西絹圖一張，山東絹圖一張，河南絹圖一張，江南絹圖一張，浙江絹圖一張，江西絹圖一張，湖廣絹圖一張，貴州絹圖一張，四川絹圖一張，雲南絹圖一張，廣東絹圖一張，福建絹圖一張。
5.臣工隨奏折進呈的圖
為使皇帝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各地農業生產、工程營建、軍事防務、山川河流變化等情況，清朝定例，官員上折陳事時，有須繪圖備查者，則應於折內附圖進呈。現存的清宮輿圖，許多都是官員隨折進呈的。如現存70多米長的“金沙江上下兩遊圖”，就是雲南巡撫張允隨在乾隆六年（1741）上達請求治理金沙江奏折時，隨折進呈的。
張允隨隨折奏進金沙江上下兩遊圖（總圖）
6.外國傳教士和使節進呈的圖
從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西班牙傳教士沙勿略到達廣州西南150多公裏的上川島，到19世紀後期，先後有大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為著傳教的目的而來，同時他們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天文地理、醫藥衛生等自然科技知識和方法，並將這些技術和方法作為結交中國士大夫、進而打開宮廷大門的敲門磚。繪製並向皇帝進獻輿圖，就是其所用方法之一。正如聖·費朗西斯科大學西方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福斯所說：“他們深知，精美的繪圖質量和漂亮的地圖外觀的好處，這是超過語言的。耶穌會士們的製圖工作還對傳教有直接的好處，有利於完成在這個龐大的中華帝國範圍內宣講福音的使命。”故“首批來華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就把繪製中華帝國的地圖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對待”。
清朝時期傳教士繪製並傳入宮廷的且影響較大的輿圖主要有：康熙年間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的《坤輿全圖》，法國傳教士進送的《天下全圖》、《亞西亞洲圖》（即亞洲圖）、《亞墨利加洲圖》（即美洲圖）、《歐羅巴洲圖》（即歐洲圖）、《亞非利加洲圖》（即非洲圖）5幅銅版印刷圖；康熙五十六年（1717）德裏格進呈的《西洋地理圖》；乾隆朝法國傳教士蔣友仁進呈的《坤輿全圖》等。
法國傳教士蔣友仁繪《坤輿全圖》外國使節進呈的多是本國的地理圖、風景建築圖及城市街道圖。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臣馬戛爾尼進呈的《英吉利宮殿府邸圖》《英吉利建築圖》《英吉利船舶圖》以及各種圖畫等，計有16冊1000多頁，內繪圖上百種。又如：嘉慶十四年（1809）十二月十九日，輿圖房新賬載：“輿圖房奉諭收到英吉利進來洋圖二十一冊。一號，英吉利國王一家人像並官民婦女圖；二號，英吉利國王官民住處圖……二十一號，上古邪神有力人像並古瓶古器圖。”
7.各房各館在撰修會典、國史、一統誌等書籍時繪製的圖，以及從各地征集的圖
如修《光緒會典》時繪製的圖稿，乾隆、嘉慶修《大清一統誌》時各地隨方誌送方誌館的地域圖等。
乾隆朝平定兩金川戰圖十六詠並圖
漫談清宮輿圖之二——清朝時期對宮中輿圖的管理
乾隆二十六年阿裏袞等呈宮中殘破輿圖單
1.內務府輿圖房的輿圖
康熙中葉，設立了清宮輿圖房。為管理好這些輿圖，輿圖房首先對宮中各處輿圖進行了收集，然後編目造冊。
編目的方法是：先時間，次來源，再地域。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現存的《天下輿圖總折》，便是康熙、雍正時期所藏輿圖的總目。根據該折統計，康熙朝宮中各處輿圖共有553件，雍正朝又增加了167件。在圖的來源項下分為：外進的；輿圖處畫的；保和殿、養心殿、暢春圖、熱河行宮等各處原來收存的；奉旨從其他地方收集來的，或責成某個機構繪製的等幾個方麵。如折中記載，“康熙十四年（1685）二月十四日，外進：直隸總圖一張、山西總圖一張、陝西總圖一張、山東總圖一張、河南總圖一張、江南總圖一張、江南分府州縣冊頁二套八本、江西總圖一張、江西府圖十三張、福建總圖一張、福建分府州縣冊頁一本。”“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外進：湖廣總圖一張、湖廣府縣衛圖十八張、雲南總圖一張、雲南分府州縣冊頁一本。”“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外進：四川總圖一張。”“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外進：貴州總圖一張，貴州分府州縣冊頁一本，廣東總圖二張，廣東分府州縣冊頁二套八本，廣西總圖一張，廣西分府州縣冊頁二套八本。”
康熙、雍正朝對輿圖的管理，雖然能比較清楚輿圖的來源和時間，但因其僅按時間排序，不分類別，隨著輿圖數量的逐漸增加，檢閱頗為不便。所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諭令“裘曰修、王際華赴造辦處，會同阿（裏袞）、吉（慶），將所藏輿圖照依齋宮冊頁辦法一樣歸類，編定次序，繕寫清折二份呈覽後，一份交懋勤殿，一份交造辦處收貯，以備隨時覽閱。”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內務府活計檔。
這時輿圖房存圖數量，已經達到1249件。“查得輿圖房檔內所載各項輿圖共計九百五十八件，業已經陸續呈覽訖。今又查出檔內未載輿圖共二百九十一件，內齊全者八十四件，潮濕黴爛者一百零七件。”
對這些輿圖，阿裏袞等按照“君臨天下，統馭萬方”的思想和便於保管與查閱的原則，逐件鑒定分類，經過近一年的工作，全部整理完畢。先根據形質分成三等：一是內容重要且繪畫裝潢都比較完備者；二是無關緊要及內容重複，但繪畫裝潢尚屬整齊者；三是破損黴爛缺略不全者。然後將第一等456種787件按內容分為13大類，即：天文類2種17件，輿地類258種338件，江海類39種49件，河道類45種59件，武功類10種21件，巡幸類31種223件，名勝類31種35件，瑞應類2件，效貢類4種5件，鹽務類4件，寺廟類18種22件，山陵類4件，風水類8件。編目一冊，名為《蘿圖薈萃》，收輿圖房保存。第二等109種另行收貯。第三等153種不再收貯。
這次分類整理，確定了清宮輿圖整理分類的原則和方法，奠定了清宮輿圖收貯的基礎。乾隆六十年（1795），王傑、福長安、彭元瑞又將乾隆二十六年以後輿圖房所繪及中外臣工進呈的重要輿圖57種290件，按照《蘿圖薈萃》的方法整理編目，成《續蘿圖薈萃》一冊。
乾隆朝以後各朝，均以《蘿圖薈萃》和《續蘿圖薈萃》為基礎，每三至五年，將宮中收貯各項輿圖按“舊管、新收、開除、實存”四目，列細數匯總造冊存檔，冊內鈐用“造辦處印信，一本交檔房存案，一本交輿圖房貯庫備查”。其分類方法，同《蘿圖薈萃》一樣，按內容共分為13大類。所不同的是，從嘉慶朝開始，每件清冊圖目之後，都注明了該圖的質地、完損狀況、漬汙程度等。如嘉慶九年至十三年清冊內記：“西洋天球地球圖一分，計十六張，有漬髒，紙邊破”；“十五省府州縣方向路程圖一套，計十五本，錦套有**，少紫檀木別”；“盛京城闕圖一張，絹畫，稍有補處和漬髒處”；“南海普陀山寺圖一卷，絹畫，木軸頭，銅別邊，稍有蟲蛀處”。
但是這些目錄清冊大多已經損毀流失，現在隻存有少數幾本。其中《輿圖房嘉慶九年正月起至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庫貯各項輿圖清冊》載：“舊存圖二千五百四十一件，嘉慶九年起至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底止共新收平定金川郊勞圖一張，此五年內共新收圖一件，並無開除圖張。以上共實存圖二千五百四十二件。”
《輿圖房自道光二十二年正月起至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底止庫貯輿圖清冊》載：“舊存輿圖二千五百四十七件，新收香山畫圖橫披一張，共實存二千五百四十八張。”光緒二十二年《皇輿全圖並各式圖章等細數實在清冊》載，包括《蘿圖薈萃》及《續蘿圖薈萃》所錄一千一百二十九件，共實圖二千五百四十八件。
由以上清冊可知，嘉慶以後內務府輿圖房輿圖增加極少，而從道光二十四年以後直到清末，總數則一件也沒有增加。分析這種狀況產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清中期以後，隨著軍機處地位的提高，各地官員隨折進呈的輿圖大多留在了軍機處；二是嘉慶朝以後清諸帝對輿圖的重視程度不如前幾朝皇帝，繪製的大宏幅的輿圖極少，所以沒收進輿圖房。
2.軍機處的輿圖
軍機處是雍正朝以後輔佐皇帝辦理政務的中樞機構，各地官員上達的奏折，皇帝閱示後均交軍機處處理。凡奏折中附有輿圖者，經禦覽並錄副後，軍機處將附圖中圖幅較大的抽出，和軍機處各類圖書一起存放方略館，登記造目，編為《書籍簿》備查，並在原奏折折麵書“圖存”字樣。其中圖幅較小能折疊之件，則仍與原來奏折存放一處。後來，隨著奏折數量的增加，軍機處輿圖也不斷增多，特別嘉慶朝以後，軍機處輿圖成為清宮輿圖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部分輿圖是會典館在撰修曆朝會典時形成的圖稿，所以一般稱“會典圖稿圖”。清朝時期，這些圖存放在內閣大庫，分為會、樂、冠、輿衛、武備、天文、輿地7項，共890餘件。
在這裏要說的是，現在有些地方每當發現清朝輿圖，便往往被認為是從“清朝內閣大庫”中流傳出去的。其實這是不了解清朝對輿圖的管理製度。事實上，大凡重要的圖，清朝時都存放在內務府輿圖房或軍機處方略館，存在清朝內閣大庫中的圖，主要是會典圖的圖稿。
4.存放在國史館等各房各館的圖
這部分輿圖大多是清朝各館在撰修國史、方誌、一統誌等書籍時收集進館的，內容以輿地類為主。當每一項書籍撰修工作結束後，這些輿圖便與該書籍形成的檔案一起，分存在各館內。
清朝存放皇帝家譜的龍櫃
漫談清宮輿圖之三——現存清宮輿圖的分類、內容及價值
一、後人對清宮輿圖的整理與分類
清朝時期對宮中輿圖雖然做了細致整理和分類，但並不十分準確，故從故宮文獻館開始，後人對清宮輿圖又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整理。
第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故宮文獻館時期對清宮輿圖進行整理和重新分類。先是對內務府輿圖房輿圖分類，“爰就內容，厘為五種：一、關係地理者；二、關係史事者；三、關係武備者；四、關係典製者；五、關係工程者”。並參照《蘿圖薈萃》舊目略加增減，編纂成《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該編共收圖4228件，分為13大類，即輿地、都城宮苑、風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勝、瑞應、效貢、寺廟、山陵、風水。
該編與《蘿圖薈萃》有幾點不同：一是京城各圖，《蘿圖薈萃》入輿地類，文獻館認為：“此種圖皆城郭宮室之屬，與其他輿圖繪郡國山川者不類。”因此，“將京師各圖，別出於輿地之外，自為一類”。二是各種風俗圖，《蘿圖薈萃》入輿地類，文獻館認為“此非山川地理而作，因別為一類，題曰風土，次於都城宮苑之後”。三是河工、水閘、稻田、水利諸類，《蘿圖薈萃》將其與河流統歸河道類。文獻館認為“此不僅關於河道，依四庫總目之例，改題曰河渠”。
在對內務府輿圖重新分類整理的同時，文獻館對軍機處輿圖也進行了分類整理，共分為輿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寺廟、山陵7類。
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檔案館對原輿圖房輿圖、征集到的輿圖以及清宮其他各類輿圖進行了歸並整理。
首先，依據《蘿圖薈萃》及清朝曆代輿圖房清檔目錄，對內務府輿圖進行核對清點，確認清朝內務府輿圖房2548件珍貴輿圖大部分都被保存了下來。
再次，對其他零散圖和從社會征集、接收的輿圖歸並整理。清宮輿圖雖然大部分被保存下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流出宮外。檔案館成立以來，一直未間斷向社會征集工作，1930年、1953年和1958年還先後從北京大學、北京故宮博物院接收了一批輿圖，合計有800餘件。對這些從各處收集、征集起來的輿圖，也按照內務府輿圖的分類原則，進行了歸並、分類整理，共分為輿地、水陸路程、江河湖渠、軍務戰爭、名勝古跡、礦廠、建築、慶壽、陵墓、其他10大類。為了和其他輿圖區別開來，單獨建立了“集”字目錄。
在這裏要說的是，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現在保存的清宮輿圖仍然很不完整，除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外，在美國、英國等國外各大博物館、圖書館也都有收藏。以上整理分類情況，主要是就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存輿圖而言，收藏在其他單位和部門的清宮輿圖，分類情況則不完全相同。
二、清宮輿圖主要包含內容
清宮輿圖門類至繁，內容豐富，從社會到自然，從宮廷到邊寨，小至一件器物，大至天下要事，無所不繪。正如《國朝宮史續編》所雲：“輿圖房所藏，則上究司天，下賅益地，旁括河形海道，細寫風土名物。”“凡天文、地理、宮殿、名勝之藻績，藏於圖房。”所以不論清朝輿圖房分的13類，還是今人劃分的14類，都以大類冠之，因為每一類下還包含若幹不同的內容。
1.天文類
下含有《日食圖》《月食圖》《日食月食坤輿圖》《天球星宿圖》《赤道恒星圖》《彗星圖》《祥雲圖》等。
2.輿地類
主要有：
世界性地圖，如法文《天下全圖》、滿文《全球坤輿圖》《世界坤輿全圖》、滿漢文《東半球圖》《西半球圖》、漢文《大清中外天下全圖》等。
全國圖，主要如康熙朝《皇輿全覽圖》、雍正朝《十排圖》、乾隆朝《十三排圖》、嘉慶朝《皇輿全圖》、光緒朝《皇朝一統輿地全圖》等。
各府、州、縣、旗、鎮地圖如下：
邊界卡倫圖，如《廣東廣西勘定中越邊界全圖》《中俄分界圖》《新疆伊犁分界圖》等。
海防海道圖，如《沿海疆域圖》《渤海周圍形勢圖》《遼東沿海圖》《七省沿海圖》《東洋南洋海道圖》等。
道路地名圖，如《盛京鳳凰城至朝鮮道路圖》《由巴裏坤至吐魯番至烏魯木齊道路圖》《吉林所屬全部地名冊》《黑龍江所屬全部地名冊》等。
關隘圖，如《山海關一帶圖》《南口、八達嶺、居庸關墩口圖》等。
城市圖，如《京城全圖》《盛京城闕圖》《黑龍江墨爾根城輿圖》《寧夏鎮圖》《甘肅安西縣踏實堡城圖》《澳門房屋形勢圖》等。
外國圖，如《朝鮮圖》《印度地圖》《俄羅斯圖》，法蘭西、英吉利、和蘭、奧地利等國勝景圖等。
3.江河湖渠圖
主要有：
全國各自然河圖，如長江、黃河、金沙江、黑龍江等河源圖。
各種河道水勢圖、工程圖，如《黃河禦壩圖》《河南鄭州黃河東西兩壩工程圖》《陶莊引河圖》《清江浦河堤工圖》等。
人工河圖，如《南北運河圖》《山東運河圖》等。
洪澤湖、洞庭湖、鄱陽湖、太平湖等湖泊圖。
4.水陸路程圖
主要有：各省方向路程圖、驛站路程圖。重點是清帝南巡北狩路經各地程站圖，如《乾隆南巡路程圖說》《山東禦道總圖》《江南回鑾程站圖》《豫省輦路圖》等。
5.鐵路圖
主要有《東三省鐵路圖》《廬漢鐵路圖》《北京西直門至梁各莊鐵路圖》等。
6.軍務戰爭圖
主要有：
戰圖，如《大兵圍攻吳應麟圖》《禦筆平定西域戰圖並十六詠》《禦筆平定台灣戰圖並十二詠》等。
演操圖，如《一千三百人陣式圖》《軍隊演陣圖》《湖北水操陣勢圖》《火器營、健銳營步槍炮水軍合操陣勢圖》等。
營盤駐防圖，如《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陝、甘、寧等處安設駐防圖》《奉天省陸防各軍駐紮區域圖》《豫省馬勇營製圖》《安徽等處營盤圖》等。
炮台武器圖，如《旅順口魚雷圖》《廣西邊防大小炮台圖》《營口炮台丈尺做法圖》等。
戰陣形勢圖。
7.行宮圖
主要是清帝出巡駐蹕的行宮地盤圖樣，如《浙江西湖行宮圖》《濟南行宮圖》《盤山行宮圖》《江南行宮地盤圖》等。
8.寺廟圖
如《泰山寺廟圖》《華山寺廟圖》《普陀山寺廟圖》《峨眉山寺廟圖》《孔林圖》《天後宮圖》等。
9.名勝圖
主要包括名山、名園、名湖、名亭、名台、名院，如北京香山、玉泉山、圓明園等處圖，《浙江天台山圖》《五台山圖》《終南山圖》《五峰寺名勝圖》《海寧安瀾園圖》《揚州等處花園圖》《西湖名勝圖》《蘇州名勝圖》《山東名勝圖》《台灣名勝圖》《蘭亭圖》《嵩陽書院圖》等。
如《江蘇江寧府機房圖》《黑龍江各處金礦界址圖》《貴州礦產圖》《湖北漢陽鋼鐵廠圖》等。
11.建築圖
主要有：
壇廟建築圖，如《天壇全圖》《祈穀壇圖》《關帝廟圖》《景山觀德殿圖》等。
宮殿建築圖，如《紫禁城圖樣》《紫禁城三大殿圖》《天安門至大清門圖》等。
王公府第建築圖，如《醇王府第圖》《怡賢親王府第地盤圖樣》《鎮國公載遷府第圖》《賽尚阿園寓圖樣》《四公主園寓圖樣》等。
園林建築圖，如《頤和園各殿房間地盤圖樣》《頤和園東宮門南花園圖樣》《頤和園後山買賣街添修景點圖》《中海工程圖樣》《北海至中海鋪修鐵路圖樣》《圓明園西洋樓建築圖樣》《暢春圓圖樣》等。
衙署建築圖，如《大理院衙署全圖》《宗人府平麵圖》《掌儀司房舍圖》等。
橋梁建築圖，如《紫禁城護城河橋梁工程圖說》《涿州橋圖樣》等。
12.慶壽圖
主要是康熙和慈禧60萬壽時，京城各景點慶祝情形圖和添設彩棚燈廊圖樣。
13.陵墓圖
包括《明十三陵圖》，清東陵各帝後陵墓圖，清西陵各帝後陵墓圖及坐落在沈陽的永陵、福陵、昭陵圖。
14.其他圖
凡未入上述13類的輿圖，均歸入了其他類，故該類內容十分雜亂。如反映工農業生產狀況的《耕織圖》《兩淮曬鹽圖》，反映風俗習慣的《神龕圖樣》《春牛圖》《勾芒神圖》《苗瑤黎等族衣冠圖》，反映國際救災情況的《萬國紅十字會圖》《災民照片》，以及《大清寶鈔圖樣》《功臣畫像》等。
三、清宮輿圖的價值
對於輿圖的價值，南宋史學家鄭樵在其所著《通誌》中早已指出，“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圖，經也，文，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輿圖可以用其生動具體的形象，彌補文字難以描述的情景，佐證文字難以記錄的信息，可以說，無圖難以為史。特別作為清朝官方特意存留下來的輿圖，更具有社會上一般圖畫不可比擬的價值。它不僅是融天文學、地理學、測繪學、美術學等文化文物藝術為一體的藝術品，更是研究清朝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可缺少的資料。
1.史料價值
輿圖的史料價值是多方麵的，簡單說有以下幾點：
首先，輿圖是研究中國疆域形成變化，各地行政區劃沿革的直接史料。中國的疆域是幾千年來曆史發展自然形成的，但奠定於清朝。從康、雍、乾三朝分別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十排圖》《十三排圖》對中國疆域邊界標注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清朝時期中國疆域發展奠定的過程。康熙時期，平定“三藩”、統一台灣、抗擊沙俄、平定準噶爾上層分子叛亂，基本完成了國家一統大業，在此基礎上，他指派精於測繪技術的西洋傳教士和中國人一起，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實地測繪地圖。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曆時10年，繪製成《皇輿全覽圖》。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現存的康熙五十八年全國總圖和31幅分省圖，就是該《皇輿全覽圖》的最早版本。該圖的地域範圍，東北至新疆薩哈林島，東南至台灣，南至崖州（海南島），西至伊犁河，北至貝加爾湖。但是，由於康熙時期清朝勢力尚未完全控製新疆，西藏地區還時常發生上層分子的分裂叛亂活動，故當時所繪的《皇輿全覽圖》，新疆、西藏兩地是虛線。至乾隆中葉，清朝先後平定了準噶爾，統一了天山南北，又平息了新疆頗羅鼐自朱爾墨特的叛亂，所以又實測了新疆地圖，補繪了西藏地圖，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繪成了《十三排圖》。這幅圖，北至北冰洋，東至薩哈林島，南達海南島，東南到台灣，西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和紅海。這是中國疆域最大的時期，也是清朝最鼎盛的時期。
還有一幅《新疆塔爾巴台邊界圖》，圖上有一段詳細說明：“朱線係將軍明誼所定舊界，紫線係前大臣崇厚所定新界，曾紀澤至俄商改崇約，請將塔界仍照明約，俄皇最後允於奎峒至薩烏爾嶺畫一直線。兩國各派大臣於直線之西、明界之東，酌中定界，即圖中藍色直線也。將來如能在黃線左右定界，尚屬公平。”該圖既標示出了西北邊疆變化的曆史、詳細界域，也反映了當時中俄談判的情況。又如《中俄圖界在西段變遷示意圖》《色勒庫爾城中俄新舊界圖》，更是直接記錄中俄疆域邊界變化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