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檔案述評（1）
十七年艱難革命路——清政府緝拿孫中山百道密諭檔案揭秘
當我們回眸100多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的時候，應該先去看看那些清政府緝拿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密諭檔案，麵對一件件清政府發布的密電、上諭，你會為孫中山艱難的革命曆程而感慨，更會為革命誌士不屈的精神而感動！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為嚴緝孫中山事端方致上海等地電報
從清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1894年11月）孫中山領導創建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檀香山興中會起，他就正式開始了職業革命的生涯。而清朝政府從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就開始不斷發出密諭，跟蹤、追捕孫中山，一直到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911年12月23日）清朝滅亡前，17年間共發出各種密諭上百道。孫中山先生也一直到1911年12月25日回國，才結束了17年被追捕的海外流亡生活。
清朝政府發布的緝拿孫中山密諭，主要是上諭和電報。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宣統三年（1911），幾乎每年都有，比較集中的時間是在光緒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幾個主要年份。在清政府發出的密諭和“電報電旨”中，對孫中山的稱呼有的寫作“孫文”，有的寫作“孫汶”。
一、光緒二十一年廣州起義後緝捕密諭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政府第一道緝拿孫中山上諭
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初八（1895年10月25日），孫中山及興中會籌備了廣州起義。這是孫中山組織領導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起義軍共有3000多人，擬從香港乘船至廣州。由於消息被清廣州地方政府偵知，有一路起義軍未能按時到達，起義流產，40人被捕。孫中山等被迫離粵赴港，旋即東渡日本，開始海外流亡生涯。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下達第一道緝捕孫中山上諭，密寄廣東總督譚鍾麟並傳諭廣州布政使成允。諭曰：“有人奏，廣東盜風日熾……九月間聞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匪徒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為首孫文、楊衢雲，共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尅期起事。現在孫、楊首逆遠飆，黨類尚多……著譚鍾麟、成允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由於清政府密諭下達滯後，此時孫中山已經離開國內，因此第一次緝捕落空。
二、光緒二十二年倫敦密捕諭
孫中山1895年東渡日本後，經過艱苦工作，在橫濱設立了興中會分會，1896年1月又離開日本，經檀香山赴美、英遊曆，宣傳革命思想。清政府一直密切監視著孫中山的行蹤，隨時準備將他緝捕回國。1896年9月30日他剛到英國，行蹤就被清朝駐英使館偵知。1896年10月11日，即被駐英使館秘密逮捕。駐英使館打算租輪船將孫中山偷偷押解回國。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六（1896年10月12日），清廷收到駐英公使龔照瑗密電：“孫文到英，前已電達，傾該犯來使館，洋裝，改姓陳。按公法使館即中國地，應即扣留。解回粵，頗不易，當相機設法辦理。祈速示複，勿令英使知。並請電粵督。”（電報中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記述不一致，實際上並不是孫中山自己去使館被扣留，而是外出路上被清使館官員鄧廷鏗等軟硬兼施秘密誘騙綁架。）駐英使館在等待清廷指示和輪船期間，將孫中山關押在使館內，孫中山費盡周折，說服使館的英國仆人柯爾帶信給友人康德黎，經康德黎努力，英國政府出麵幹預，孫中山終於脫險。後來孫中山先生用英文寫成《倫敦被難記》，敘述了此次遇險經過。
但是清朝政府並不甘心就這樣讓孫中山逃掉，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1896年11月18日），繼續發密電給駐英公使龔照瑗：“孫文蹤跡船期船名，仍希查明電複。”
令沿江沿海各省嚴密防範孫中山電旨
三、光緒二十三年高額懸賞密拿諭
購買眼線，高額懸賞，是清政府緝拿革命黨人慣用的手段。自1895年起，清政府就懸賞花紅銀1000元在全國緝拿孫中山，並株連其家屬。1897年孫中山離開英國到日本，清政府又一路秘密跟蹤，多次發密電致駐英國、日本使臣及兩廣總督，密切監視孫中山行動，並懸賞緝捕。六月初九駐英使臣羅豐祿密報：“孫汶本月初二搭船去砍乃大，是否由萬庫屋回華，容探。”七月十三再報：“粵犯孫汶於本月初五由萬庫屋乘印度皇後赴橫濱。”七月二十二日駐日大臣裕庚電：“孫汶十九卯到橫濱，有印字館入英籍之粵人陳少白，附搭威仁親款之小輪，接其上岸。仍有一同伴，均西裝。陳本會匪，亦久改裝，探聞孫有暫住之說。印度客船單所開西人甚眾，或即孫改名亦未可定。此等行徑按公法不能明問，已派妥員密偵動靜，如其動身，即搭其船一路探看，廣督譚（鍾麟）有電來問，請先轉粵，餘俟續陳。”
在接連跟蹤一直未能捕拿到孫中山的情況下，清廷加大了懸賞金額，粵督按照清廷旨意要求，在香港秘密收買眼線，並許以萬金巨獎懸賞緝拿孫中山。八月初一粵督密電曰：“印度皇後船二十七到港，孫逆在橫濱未動，與裕（庚）使電同。此間密約港員查探，能獲此逆，籌以萬金。”
四、光緒二十四年防止再次發動起義諭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日令邊寶泉緝拿孫中山電旨
三年緝捕孫中山未獲，使清廷終日惶恐不安，隻要聽到南方有任何反清動靜，就擔心是孫中山回國發動和支持，對孫中山等人的防範也更加嚴密。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廷探得孫中山可能再次在廣東一帶發動起義，連發廷寄和密電，諭令廣東一帶加大防範力度。二月十七日清廷電廣東總督：“傳聞孫文有倡亂瓊州回襲省城之謠，近閱各處新聞，粵閩之交及瓊州均有亂耗，粵中已派兵往捕之說，不識情形如何。孫文作祟非虛，亟宜籌備並派委妥員往香港、汕頭、北海等埠，探查孫文蹤跡為要。”
是年七月，廣西李立亭等領導起事，清廷用兩個月時間未能剿滅，又聽聞是孫中山潛回支持，便於當月初七、十四日、十九日、二十二日連下密諭致廣西巡撫黃槐森、廣西提督蘇元春等：隻要孫中山一入中國界內，就抓緊緝捕。旨曰：“聞孫文自海外潛回，為之謀劃接濟，是否屬實，著蘇元春嚴密訪查。如在中國界內，務期設法弋獲，以杜後患。”八月初十再諭曰：“孫文一犯，行蹤詭秘，久經飭拿，迄無消息。著邊寶泉、譚鍾麟、黃槐森趕緊設法購線密拿，務期必獲，毋任漏網，致滋隱患。”後經偵查，沒有發現孫中山回國，黃槐森奏：“遵查孫文潛回之說，實無所聞。”清朝政府這才鬆了一口氣，結束了一年的緝拿行動。
五、值八國聯軍侵華之際仍將緝拿孫中山列為要務諭
光緒二十六年（1900），由反“洋教”開始，全國掀起了反帝**。身在國外的孫中山認為，下層群眾的奮起，為反清革命帶來了時機，決定再次籌劃國內起義。擬采取從日本運送武器，先在惠州發動、然後會師廣州的起義方略。但是由於孫中山等人經驗不足，購買軍火受騙，10月，惠州起義先期開始，軍火卻接濟不上，加上由於日本內閣變動，原來支持革命黨人的山縣有朋內閣倒台，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內閣禁止武器出口等原因，起義半途終止。是時正值英、法、德、美、日、意、俄、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借口“保護商民教士”出兵中國，慈禧太後挾光緒皇帝離京出逃西安。在這內憂外患、惶恐不安的日子裏，清朝政府一邊準備和侵略軍和談，一邊接連下達諭旨給有關督撫，將查拿孫中山列為要務。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1900年11月10日）諭曰：“地方緊要，內患叢生，外人環伺，鎮懾籌防，未可鬆懈。該撫仍督飭地方文武，加意嚴防，以固疆圉。現在和議未定，洋兵仍有西趨之勢，如其闌入豫境，該撫即分兵追躡其後，俾有牽製，不至任意長驅……逸犯孫汶，仍遵前旨，嚴密查拿為要。將此由六百裏諭令知之。”
是年八月，唐才常領導自立軍在安徽起義，遭到鎮壓。清政府廷寄李鴻章、袁世凱等，密諭速緝拿唐才常的支持者康有為及孫中山，諭曰：“康有為大逆不道，久稽顯戮，其逆黨唐才常等膽敢潛匿上海，創設自立會……並逆黨孫汶，已到山東……直隸、山東正值拳匪滋事，陝西亦有饑民，倘該逆匪等勾串一氣，互為聲援，一朝竊發，其禍曷可勝言。著李鴻章、袁世凱、錫良、裕長、端方通飭所屬，嚴密稽查，認真拿辦……倘因循疏縱，漫無覺察，以致養癰，定即嚴加懲處，決不寬貸。此事關係重大，李鴻章等務當密速飭辦，隨時查察考核……”
六、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動用外交手段緝捕、驅逐諭
這個時期，孫中山在國外宣傳組織革命活動已經10多年，不論從地域範圍還是革命力量，都有了很大發展。1905年興中會發展成為“中國同盟會”，不僅組織擴大，而且有了明確的“十六字”革命綱領。同盟會成立後的1907年到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前的4年間，孫中山連續組織、領導了8次武裝起義，其中光緒三十三年4次，三十四年2次。起義地點集中在與越南相鄰的滇、桂兩省，並在河內建立了指揮機關。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武裝起義，對清廷的統治威脅越來越大，所以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也是清廷對孫中山緝捕力度最大的兩年。這兩年清廷所發密諭，除要求有關大臣繼續跟蹤、隨時密捕孫中山之外，重點則在諭令各駐外使臣等官員，運用外交手段，和英、法、美、日、葡等國家交涉，監視孫中山行動、不向孫中山出售武器、不許孫中山入境或驅逐出境。
如光緒三十三年發出的密諭和電報有：
電兩廣總督周馥：“查清孫汶在新加坡下落，徑與英國大使接洽”；“偵查孫汶在香港情況”；“探聞孫汶是否已到河內”；“香港港督已允諾將孫汶黨目鄧子瑜驅出港”；“越南總督稱孫汶道出北圻溯江而上，已電閩省密拿”等等。
電出使法國大使劉式訓：為孫汶私運軍火希向葡萄牙外務部切商嚴禁，“請密告葡使轉行沿海葡官，密諭各商一體禁運”。
電雲貴總督錫良：“孫汶已溯紅江而上，倘赴滇省即嚴拿。”
電廣西巡撫孫鳴岐：“飭令嚴拿孫汶”；“令與法國大使磋商，將孫汶及其黨眾驅逐出越南”；“越南總督稱已聞孫汶密抵北圻，俟探明即驅逐出境”；“探聞孫汶仍在河內，轉法使按地址查拿驅逐”等等。
電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孫汶已乘船往新加坡希速查複”等等。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底，法國駐越南殖民當局應清政府的要求，將孫中山驅逐出境。三十四年初，清廷得知孫中山已經乘船從越南前往新加坡，春節尚未過完，從正月初四開始，就接連密電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和駐英國大使李經方等：抓緊和英國及所屬殖民當局交涉，驅逐孫中山。由於英國大使和新加坡坡督等對緝捕和驅逐孫中山並不積極，新加坡坡督認為孫中山在新加坡“安分居住，礙難驅逐”。所以清政府更加著急，有時一天發密諭兩三道。其密電有：“孫汶已經到新加坡，坡督知而不拒，請速設法交涉驅逐”；“希再函英外部，切商坡督驅逐孫汶”；“坡督允準孫汶在坡逗留，有礙邦交催英使驅逐”；“孫汶離坡往何處查明”等等。為製止孫中山從海外向國內運送武器，清政府甚至派人帶著地圖向英國外交部門去解說，指明中國海界，不許孫中山進入中國領海。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4、15日），兩天之內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先後去世，國內形勢驟然緊張。大喪未辦，清政府即由外務部出麵，緊急密電各省督撫：密切注意孫中山的行蹤，將孫中山和康有為一起緝拿。十月二十五日電南洋大臣端方：聞孫中山由東京潛入內地，嚴密防範偵捕；同月二十九日電各省督撫：“國家新遭大故，逆匪正思乘隙蠢動，著各省督撫嚴密設法，一體認真防範查拿，萬勿疏懈貽誤地方。但仍需慎密鎮靜，亦不可稍形張惶，致滋紛擾。”十一月初四電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孫汶已經赴暹羅，密切注意動向。十一月初六電駐英國大臣李經方、駐日本大臣胡惟德、駐美國大臣伍廷芳、駐法國大臣劉式訓，及駐新加坡、駐南非洲領事等：“孫汶及康有為伏匿外洋，著妥慎辦理。”十一月二十三日再電駐日本大臣胡惟德：探查孫汶蹤跡並設法驅逐等等。
在清政府的外交努力下，光緒三十三、三十四年間，孫中山先後遭到法國駐安南殖民當局、英國駐新加坡殖民當局、港英當局，以及日本政府的驅逐，並下令禁止其入境。此時，孫中山“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已完全失去矣。於是將國內一切計劃委托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而予（孫中山）乃再作漫遊，專任籌款，以接濟革命之進行”。
七、製止華僑接濟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諭
孫中山在海外的艱難革命活動，全靠愛國華僑的響應和支持。
從日本到南洋，從歐洲到美洲，孫中山一麵宣傳革命思想，一麵為革命募捐，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可以說，沒有華僑支持就沒有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清朝政府也非常清楚華僑對孫中山的重要性，所以，為了遏製孫中山的行動，清政府從勸諭華僑入手，多次密諭清朝駐各國使領，勸諭華僑不要受革命黨蠱惑，不要向孫中山等捐款。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電寄駐外大臣呂海寰等諭曰：“各處華民，出洋謀生者甚多，無不眷懷故土，傾心內向。乃孫汶、康、梁諸逆，讬（托）為保國之說，設富有票會，煽惑出洋華民，斂資钜（巨）萬，若不詳切開導，破其詭謀，使知該逆等籍（藉）詞保國，實圖謀逆，乘機作亂，誠恐華民受其蠱惑，乃紛紛自助款項。蔓延日盛，為患實深。著呂海寰、李盛鐸、羅豐祿、伍廷芳選派妥員，前往各商埠詳察情形，剴切勸諭，務令各華民，曉然於該逆等並非真心保國，勿再聽其謠惑，輕棄資財，以定人心而弭隱患。”
光緒三十四年再諭各駐外使臣：“孫、康兩逆，伏匿外洋，聞其專向日本、新加坡、吡能、澳洲、印度、南非洲、檀香山、美洲、萬古哇、香港、西貢等處華僑布謠蠱惑，斂財自肥，以其餘分給黨羽，遣令來華滋事……現在國家遭大故，難保該黨不益肆黃放，搖惑人心，希隨時派員，與華僑商董推誠聯絡，將該黨造謠煽惑、斂財肥己各節，盡情布告，力破奸謀，務使華僑曉然於厲（利）害是非，不再資助。則逆黨無所得利，亂源自彌。大局所關，希妥慎辦理為要。”清朝各駐外使臣根據朝廷旨意，派員到各商埠，宣諭華僑，阻止向孫中山的捐助活動，並將宣諭情況隨時向外務部報告。
八、宣統時期仍然密切注視孫中山行動
宣統時期，全國反清革命的思想和運動迅速發展，在中上層人士中，民主立憲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孫中山的影響已不可遏製。但是清廷緝拿孫中山的行動一直未停止，並且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孫中山被多國驅逐。1909年5月，隻能離開新加坡，再度開始周遊歐美之行。1910年6月孫中山化名Dokans後，得到日本政府允許，秘密來到橫濱，但還是被清廷耳目探聽到了，清政府繼續使用外交手段與日本交涉。6月25日孫中山又被迫離開日本，前往南洋。同樣，南洋殖民當局也因清政府的要求，以“妨礙地方治安”名，勒令孫中山出境。孫中山在日本及南洋各地無立足之處，隻得再赴歐洲。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朝政權已經岌岌可危，才終止下達緝捕孫中山諭令，孫中山在兩個月後回國。
但是，令人回味的是，清朝外務部在宣統三年十月三日仍收到英國路透社電：“孫汶在英逗留一周後回國。”宣統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收到華德日報電：“孫汶等在滬派兵至南京及張勳在浦口擊敗革命軍。”這說明清政府17年緝捕孫中山未獲，實在於心不甘。
清政府17年緝拿孫中山密諭檔案，是清朝鎮壓辛亥革命的真實記錄，也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資料，它從一個側麵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孫中山為革命在海外17年奔走流亡的情形，是研究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資料。從檔案中我們看到，如他的老師兼朋友康德黎對他這段生活的描寫那樣：“他曾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園，時而避於甲國，時而避於乙國，全世界似乎沒有他的立足地……因為在任何國家之下，他得不著安定，雖至天涯海角。將二十年間，他無時不感到一種殘酷、死亡迫在眉睫。他曾是個書生，無錢無勢，多年如一日，在海外飽嚐千辛萬苦，曆經艱難而百折不回，用生命作賭注，奮不顧身，勇往直前。”所以，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為爭取中國民主富強而奮鬥的革命先驅者。
清帝退位詔書——中國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終結的標誌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皇帝專製製度。反映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代表6歲的宣統皇帝溥儀頒布的“退位詔書”,通常稱“清帝退位詔書”或“宣統退位詔書”“溥儀退位詔書”。
一、完整文件——“遜清四詔”
在中國曆史上，以往的“退位詔書”是指權臣當朝、皇室暗弱時，處於弱勢的君王不得已把皇位禪讓給大臣而發布的告天下書。一般有兩份，一份是皇帝退位前先自責一番的“罪己詔”；一份是通過一定形式發布的禪讓“退位詔”。清朝宣統皇帝的這份“退位詔”則略有不同。
一是“罪己詔”不是為退位而發的，而是在退位詔書頒布之前的三個月，即宣統三年九月初九，由溥儀的父親監國攝政王載灃，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的，目的是想通過主動“罪己”來保全帝位。詔書中除“罪己”之外，還表示：今後皇帝將“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凡法製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以前舊製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
二是退位詔書實際上是隆裕太後在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這一天連發的三道懿旨。其中的第一道為“宣布共和國體由”，文後有袁世凱等11位大臣的簽名，這道懿旨後來被人們稱為“退位詔”。此詔經南京臨時參議院討論後，由袁世凱轉交清廷公布。另外的兩道懿旨，一道是致全國軍民的，又名“民政部等嚴密防範地麵由”，主要闡明其退位是為人民、為國家著想，希望全國能繼續保持安定；另一道致清朝宗室和滿、蒙、回、藏族人民，題名為“優待條件尚為周至等由”，主要告訴他們，皇帝之所以退位，原因之一是退位後新的政府對清皇室和各族都各有優待條件，並且優待條件還可以接受，所以請他們理解。以便“化除畛域，共保治安”。
還有一點與其他朝不同，即以袁世凱名義發布的“政府令”。曆史上，老皇帝退位後，新皇帝登基都要發布“登基詔”。“罪己詔”“退位詔”“登基詔”作為新舊政權交接的標誌，往往作為一組文件保存。但是清朝宣統皇帝退位後中國要實行共和，因此不能再有皇帝“登基”，同時，雖然詔書宣布“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但是畢竟還未正式選舉。這樣，在既沒有皇帝也沒有總統的情況下，袁世凱便在第二天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的名義，發了三通“政府令”。一通致京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官員在新官製未定以前，要照舊供職；一通致軍警：繼續執行舊軍紀警章，全力維護社會秩序；一通致京內各部院衙門：原各部院正副大臣改稱正副首領。
另外，在清帝退位詔書發布前，既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後曾下詔授權袁世凱和南京臨時政府談判對清室退位的優待條件，這道詔旨和2月12日的退位詔及當天隆裕太後的另兩道懿旨，合稱“遜清四詔”，後被內閣中書張朝墉收藏，張歿後，由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購得，1975年被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現保存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原件向全國公布之前，按照清朝檔案管理製度，內閣大臣又將三道懿旨和第二天袁世凱頒發的政府令都作為最重要的上諭檔案，全部抄錄進了清朝皇帝的“上諭檔”，永久保存。這些“上諭檔”現保存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對照退位詔原件和抄錄件，除抄錄件沒有加蓋印章外，其他內容形式無任何不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文後11位大臣的簽名中，紹英、唐景崇、王士珍和沈家本的簽名下均注有一“假”字，意指內閣會議當天這4人請假。
二、“退位詔書”出自張謇、楊廷棟、袁世凱手筆
在“退位詔書”中，清廷稱：“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指，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詔書內容文優言簡，讀之感到清廷非常通情達理，顧全大局，退位完全是為國為民。其實不然,和曆朝皇帝的退位詔書一樣，其一，清帝退位詔書亦是出自大臣之手（係由張謇幕僚楊廷棟捉刀，張謇潤色，袁世凱改定）；其二，內容雖冠冕堂皇，也隻是說給天下人聽的，退位是萬不得已之舉。
清帝退位詔抄存件
三、“退位”是勢不得已的選擇
清朝從1644年入關，到宣統皇帝遜位，已曆10朝10帝，第一位皇帝福臨即位時曾昭告天下，願國祚永久，世世和天下臣民“共享泰寧”。但是，曆史上帝位沒有永久。經過260多年，到溥儀這位第9代皇孫手裏，社會已經發生了巨變，清朝已不是剛入關時的清朝，更不是盛世的清朝。究之根源，清朝從乾隆中葉起便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吏治和軍隊一天天腐敗，財政日益緊張，各地農民起義接連不斷。正在清朝江河日下之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開始迅猛發展。1842年鴉片戰爭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之後，中國逐漸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隨後的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不論清朝是失敗還是勝利，最後都以簽訂屈辱的條約而結束。期間清政府雖然也曾想振作和發展，出現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但是既不能改變封建專製，也未能富國強兵。
清政府在長久執政中，不僅喪失了國土，虧空了財政，更喪失了民心。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領導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之後，全國要求實行立憲、速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高。從宣統元年開始，各省谘議局相繼成立。清政府雖然不得已成立了“責任內閣”。但這隻是一種姿態，成立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皇族內閣”，因此更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和輿論譴責。不久，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之火迅速燃燒，各省紛紛宣告獨立。在清帝退位之前，已有17個省宣布獨立，占全國省份的三分之二，它們實際已經脫離了清朝統治。1911年12月4日，南方各省共和聯合大會召開，決定從速在南京組建臨時中央政府。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了臨時大總統，民國政府誕生。
如果說光緒時期的清朝政府還有個空架子，而到宣統繼位時，連這個空架子也支撐不起來了。不僅內憂外患，財力枯竭，而且內無可用之良相，外無可以禦敵之將才。主要體現為：
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上諭
一是沒有強有力的軍隊。清朝入關，靠的是一支勇猛善戰的八旗軍，這支軍隊入關後逐漸失去了戰鬥力，鹹豐朝靠鎮壓太平天國崛起的湘軍和淮軍，在甲午之戰中都未能抵禦住日本的侵略，所以清朝末年便有了北洋新軍。但是這支新軍用來嚇唬革命黨或許有餘，用來鎮壓全國革命力量卻遠遠不足。這也是袁世凱同意和臨時政府和談的主要原因。
二是沒有可以信賴的將帥。最可指望的新軍，軍權掌握在袁世凱手裏。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曾命滿洲正白旗出身的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抵抗革命軍，但是蔭昌對袁世凱一手操練起來的北洋軍隊根本指揮不動。大廈將傾，攝政王載灃急忙召開禦前會議，再次調兵遣將，而此時的清廷內，皇族親信中雖有7人是內閣成員，卻沒有一個人能披甲上陣統兵領將。商議再三，最後隻好請載灃最不喜歡且已經被他罷免的袁世凱再度出山。這是清朝滅亡前最無奈的人事選擇。軍政大權拱手讓給了袁世凱，是戰是和，全由他說了算，這時的清廷，等於已經交了權，清朝滅亡，隻是早晚之事。
三是沒有能支撐大局的良相。孤兒寡母的朝廷，內心沒有主見。隆裕太後既沒有孝莊皇太後的能力，也沒有慈禧太後的手段，是個沒有主見的太後；攝政王載灃則既不如輔佐順治皇帝的多爾袞，也不如輔佐同治皇帝的恭親王奕，是個軟弱的攝政王；首揆總理內閣大臣慶親王奕劻則既貪且庸，並且多年來和袁世凱一唱一和，看到岌岌可危的局勢，不僅沒有積極幫扶，反而在最危急關頭接連提出辭職請求；最堅定的親貴少壯派人物良弼，在清帝頒布退位詔書前半個月的1月26日，被革命黨人炸斃，其他宗社黨成員都被嚇破了膽，紛紛逃離京城，此後清廷裏連個敢說硬話的人也沒有了。
四是沒有充裕的財政後援。多年的戰爭賠款，掏空了清朝國庫，尤其是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清朝財政遭到空前浩劫，僅庚子賠款總額就高達白銀45億兩，不算利息，每年就需籌款2200餘萬兩，占清朝財政總收入的1/4。所以到清朝後期，政府財政連年入不敷出。有專家統計，光緒二十九年（1903）時，清朝財政收入共10492多萬兩，支出13492多萬兩，虧空達3000多萬兩；到了宣統三年（1911），度支部預算收入29696多萬兩，支出33865多萬兩，虧空額上升到4000多萬兩；到辛亥革命爆發時，清朝財政赤字已高達近7000萬兩。所以當1912年1月19日清廷第三次禦前會議上，有人提出反對清帝退位時，袁世凱的親信梁士飴強有力的反駁理由就是：軍費不足開支一個月！
五是沒有了外交上的支持。外國人支持清朝政府，隻是為了能攫取更大利益，在感到清朝已經保不住的情況下，就把扶植的目標轉到了袁世凱身上。住在東交民巷的外國公使團做出了“保障袁世凱的地位，並給以便宜行事機會”的承諾。當袁世凱透出要與革命黨和談時，英國公使朱爾典立即出麵為他搭橋。同時，為了給未來的共和國打開一條外交上的生路，孫中山回國時，也曾專門赴英，與四國銀行團會談，磋商停止給清廷借款事宜。隨後又向英國政府提出三項要求：停止清廷一切借款；製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各英屬殖民地對他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國。孫中山的活動，也促使了西方各國不再對清廷予以支持。
在清廷已經無力抗拒革命浪潮的情況下，袁世凱懷揣陰謀，運用軍事壓力和政治欺騙的兩麵手法，用革命黨逼迫清廷退位，又用清廷的存在迫使革命黨讓出臨時中央政權。在得到孫中山“如果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的明確表示後，1912年1月16日，袁世凱上奏隆裕太後，言稱：為清室及滿人計，當以清帝退位為上策。隨後，又由他的心腹出麵威脅清廷：現在退位尚有優待條件，再不退位連優待條件也沒有了。
四、兩千年封建君主製的終結
麵對種種困難和壓力，萬般無奈之下，清廷於2月1日決定退出皇位。2月4日，由袁世凱與革命黨商討清帝退位優待條件。2月10日，優待條件得到隆裕太後認可。主要內容為：清帝仍保留皇帝尊號，仍暫住宮廷之內，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民國每年撥給皇室費用400萬元；皇室的私產，由民國特別保護；皇室的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此外還規定，皇族的王公世爵照舊保留，並免服兵役。由此看，清帝退位，並非如詔書所說，全是為國為民，除出於無奈外，還有諸多保護自身利益的條件，更多的是為自己。
但無論怎麽樣，清室審時度勢做出退位決策而不是孤注一擲、負隅頑抗，對國家和人民還是有利的。所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第一次來北京，他在社會各界歡迎大會的演說中，稱讚隆裕太後，交出皇權，可以稱之為“女中堯舜”。1913年2月22日，46歲的隆裕太後病逝，國民哀悼會的發起者吳景濂發表公啟說：“隆裕太後以堯舜禪讓之心，讚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國帝運之末，開東亞民主之基。”並倡言於3月19日在太和殿開全國國民哀悼大會，以國喪規格處理喪事。
1912年2月12日，是清朝皇帝退位的日子，這一天，除隆裕太後代表宣統皇帝發了三道懿旨外，其最高辦事機構內閣，還以宣統皇帝的名義，批複了20件大臣奏折，下發了9道日常公務上諭。但是，這一天，隻是清朝政府最後一天行使權力的日子，退位詔書的頒布，標誌著清王朝的覆亡，也標誌著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終結。
清宮裏神秘祭祀活動的原始記錄——薩滿祭祀檔案
祭祀活動是清朝皇宮重要的典禮活動之一，在各種祭祀中，有一種堪稱最神秘的祭祀，即薩滿祭祀。但由於薩滿祭祀屬於內廷祭祀，深宮高牆的阻隔，加之神秘的祭祀儀式等原因，使外人很難了解全貌，又因這種祭祀屬於滿族祭祀，漢官不能參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所以這項活動的許多具體情節未能記入公開出版的史冊中，隻有深藏清宮的薩滿祭祀原始檔案，才有助於我們揭開這項活動的神秘麵紗。
嘉慶四年皇帝赴堂子行禮起駕時刻折
一、清宮薩滿教檔案
在上千萬的清宮檔案中，禮儀祭祀檔案占了很大比重，而其中的薩滿祭祀檔案，數量雖然不是最多，但卻一直秘藏深宮。直到今天，知道和了解的人也不多。
清宮薩滿祭祀活動，分為日常致祭和節日立杆大祭，祭祀場所則主要是堂子祭祀和坤寧宮薩滿祭神。有清200多年，這種祭祀活動一直未斷，即使到了清遜帝溥儀時期，雖然祭祀規模減小了，但是形式卻仍然保留著。舉凡這些祭祀活動，清宮檔案中都留下了記載，隻是詳略不盡相同。
1.有關祭堂子的檔案
堂子，是薩滿教信仰活動的中心，清宮“會祀群神”總祀之所。清入關前，曾在遼寧省新賓的興京老城、遼陽的東京、沈陽大東邊門堂子廟胡同設立過堂子。1644年9月，順治皇帝尚未進北京，就先在北京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設立了入關後的第一座堂子。每逢新年的第一天、出征、凱旋及春秋兩季，皇帝都要親躬祭祀堂子。
清宮祭祀堂子的檔案，主要分存兩處。內務府掌儀司是清朝主管內廷祭祀的機構，因此有關清宮祭堂子的資料，主要在掌儀司的“奏案檔”裏。但內務府掌儀司正式成立於康熙十三年（1674），所以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祭堂子的檔案，多數在內國史院和“滿文老檔”等清初各種滿文檔案中，很少見漢文記錄。其中“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和“滿文老檔”已由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滿文部編譯出版。
堂子祭祀造神像檔簿
內務府奏案中關於祭堂子的內容，起於乾隆元年（1736），止於光緒二十年（1894）。主要是每年元旦、春秋二季，掌儀司奏報堂子豎杆大祭日期、遣薩滿叩頭，因齋戒挪烏雲致祭、擇吉日開新神、還願祭以及選派大臣祭馬神等內容。檔案數量，各朝多寡不一。乾隆、嘉慶兩朝數量較多，內容較全。道光中期以後，主要是秋季祭祀，春季祭祀的檔案很少見到，並且以後逐年減少。下麵是其中幾年關於薩滿祭司的檔案統計。
乾隆二十年（1747）12件，其中三月初四、初五堂子立杆大祭3件；孟夏祭祀2件；十月初一堂子豎杆大祭2件；補放薩滿事1件；十二月二十六日請神送往堂子、堂子掛紙錢以及為次年正月祭祀做準備事4件。嘉慶元年（1796）6件：包括正月二十四日掌儀司“奏為堂子豎杆大祭遇齋戒挪烏雲致祭事”，二月初二日“奏為春季祀跳馬神請派大臣行禮事”，三月二十六日“奏為立夏敬神事”，五月十三日“奏為秋季祀堂子豎杆大祭令薩滿叩頭事”，六月二十七日“奏為秋季祀擇日祭堂子事”，九月二十八日“奏為秋季祭馬神派大臣舞行禮事”。道光三十年有3件：八月二十七日掌儀司“奏為堂子豎軒大祭日期事”，九月十四日掌儀司“奏為堂子大祭令薩滿叩頭事”，十月初一日“為馬神致祭事”。光緒二年（1876）2件：八月二十四日總管內務府“奏為秋季祀十月初一日堂子豎杆大祭，初二日還願，照例令薩滿叩頭事”；九月九日總管內務府“奏為十月初一堂子豎杆大祭前期遇齋戒素服，照例改於二十五、二十六日烏雲致祭事。”
這些檔案，雖然每年的內容大同小異，但是可以看出每個皇帝祭堂子的次數、規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宮堂子祭祀的興衰。但是同治朝以前，這部分檔案全是滿文，這給多數研究者查閱、利用帶來一定的困難。
有關坤寧宮薩滿祭祀的檔案，主要在“內務府禮儀卷坤寧宮節次檔”中。這部分檔案，記錄十分詳盡，是了解清宮薩滿祭祀的最具體的史料。首先在這部分檔案中詳細記錄了清帝後每年至坤寧宮祭祀行禮的時間、次數、參加人員等一般情況。如，根據乾隆十四年的檔案記錄，該年較大的薩滿祭祀共10次20天，其中帝後親自參加7次17天。其次，這部分檔案對每次坤寧宮祭祀的具體情節有較細致的描述。如對乾隆十三年七月初二日還願求福祭的過程記述道：“初二日還願，頭次醜正二刻進豬，令薩滿叩頭。二次卯初一刻得肉，皇上行禮，進小肉。辰時求福，祭神房首領太監伺候紮板弦子，皇上南**少坐，看薩滿達永常之妻擺刀，左手請刀，右手請箭，福索麻，隨供桌出門外，左邊站住。供桌安在樹下……皇上門裏左邊，皇貴妃右邊，同跪。薩滿轉正念畢，請麻，與皇上、皇貴妃，各縷麻三縷，望懷內揣一揣，連三次，行一禮畢。起來，皇上西炕上北邊少坐，香達請供桌安在麵前。皇貴妃南邊，麵向東，薩滿照前擺麻，仍縷麻三次，薩滿福箭供下，仍擺刀畢，請皇上南邊，皇貴妃北邊同上跪，薩滿居中跪，念求福吉祥語畢，同一禮，薩滿達二人同遞福索，皇上皇貴妃同受福索畢，行一禮少坐，隨進供上等物。皇上、皇貴妃乘轎出隆福門，皇貴妃還本宮……”兩天後一早，“皇貴妃親捧福索到坤寧宮，薩滿達永常之妻、悅淩之母，跪接皇貴妃遞福索，同收在萬萬年吉祥索林口袋內供著”。由此可見檔案記述之詳，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清宮薩滿求福還願祭的禮儀細節。但是乾隆三十年（1765）以後，這部分檔案開始變得簡略，隻記每次大致的過程，不再記具體情節。
3.坤寧宮吃祭神肉檔案
還有一部分關於清宮薩滿祭祀的記載，在“內務府禦茶膳房檔案”中。“禦茶膳房檔案”是記錄清帝後每日用膳情況的檔案，但其中有一部分記述的並不是皇帝日常進膳的內容，而是清帝後在坤寧宮薩滿大祭日或到阿哥家看“薩滿跳神”時，和王公大臣一起吃祭神肉及還願日“吃小肉”的內容。
內務府掌儀司為十月初一跳大神、請薩滿等事奏稿
這部分檔案，從乾隆至光緒，各朝均有，約10餘冊。吃祭神肉的習俗，是滿族薩滿祭祀中的一項重要儀式，民間俗稱“吃肉大典”。祭完神，參與者不分等級，共享祚肉，此俗帶有原始共產製的遺風。但是宮中保持此俗，意義絕非平等分享祭神肉，而是皇帝對參與者的一種賞賜，能參與宮中吃祭神肉，是莫大殊榮。這種形式實際成為清廷加強同王公大臣感情聯絡的一種手段。
在檔案中，不僅記載了宮中吃肉的禮儀程式，而且對每次參與的大臣人數等情況都有記載。其中“膳底檔”第580號，是記錄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坤寧宮吃祭神肉的專冊。經統計，在這31年間，乾隆皇帝在坤寧宮吃祭神肉共達111次，其中王公大臣參加88次，每次參與大臣27至58人不等。該冊開篇是乾隆十六年正月初八吃肉的記載：“正月初八日卯初二刻請駕……辰初一刻萬歲爺至坤寧宮坐畢，隨帶王公大人等進殿，磕頭畢，入座。首領曹進孝、孫進朝鋪白布穵單，總管馬國用、首領楊進朝請金錠膳桌，安銀葵花盒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酸菜、韭菜、酸王瓜一品，碎酸菜韭菜一品，匙筋手布刀子濕手布空銀盤一件。膳桌安畢，大人章京隨請祭神肉一盤，雜碎一盤，祭神肉片一碗。上進肉畢，送粳米、稗米膳三分滿，雜碎一盤撤下，送神糕、饊子一品。賞糕畢，送酒，賞酒畢，將膳桌請下，送奶茶。賞奶茶畢，王公等十五人，大人等二十八人出殿外，萬歲爺至弘德殿。”
以上所舉，是其中的一次，大致每次吃肉的記載都是如此。
4.其他檔案
部分有關清宮薩滿祭祀的檔案，見內務府呈稿、敬事房檔、侍衛處檔，以及宮中記載檔、雜錄檔、日記檔、穿戴檔、內起居注冊等檔冊。這些檔冊，分別從不同的側麵、不同程度地記載了清帝去堂子、坤寧宮祭神的時間、穿戴、參加人員、所用物品、人力經費以及更換神杆、神石、神鬥等情況。另外，在清廢帝溥儀檔案中，也有少量派大臣往堂子掛紙錢、行禮的內容。
上述清宮薩滿祭祀主要檔案，共約1000餘件，是研究清宮薩滿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將這些記述係統匯總起來，不僅可以清楚展現出清帝、後薩滿祭祀的情景過程和規律，還可以補正某些史實。如《清史稿》載，“迄嘉慶時，罕用薩瑪跳神”《清史稿》卷八十五，誌六十，禮四，中華書局，1976年，第2571頁。。而檔案中，嘉慶朝有不少用薩滿致祭的記載。又如《清實錄》中，同治朝幾乎無元旦祭堂子的記載，而檔案中每年都有元旦拜堂子的內容。
清宮薩滿祭祀的特點
薩滿教，是在世界高寒、亞寒地帶諸多民族曆史上廣泛信仰的一種原始自然宗教。這種宗教產生於遠古，其基本的觀念和信仰特點是，沒有統一的經典教義，沒有統一的宗教組織和創始人，萬物有靈，自然崇拜、多神崇拜。活動形式是以氏族部落或一家一族為基本組織單位，主持祭祀的人按通古斯語族中的滿語稱為“薩滿”，或“薩瑪”“撤麻”“珊蠻”“珊曼”等，“薩滿教”即因此而得名。
坤寧宮薩滿祭司場所圖
1.特點之一祭祀儀式：神秘多樣而隆重，禮序等級嚴格而分明
一是祭祀名目繁多。清宮薩滿祭祀，主要包括堂子祭和坤寧宮祭，兩處祭祀，名目繁多。
清入關後的第一座堂子內有神殿三處：一座是方形的建在正中北麵，朝南向，叫祭神殿，又叫享殿，匯祀群神；一座是圓形的，和祭神殿相對，建在南麵，朝北向，叫拜天圓殿，又叫八角亭、遙神殿、堂子亭式殿，是堂子拜神祭天的重要場所；另外東南隅有尚錫神亭殿，又叫上神殿，祭祀田苗神。每年重要的堂子祭祀有：元旦掛紙錢行禮，每月初一、正月初三掛紙錢行禮，春秋立杆大祭，出征、凱旋拜堂子，以及浴佛祭、馬神祭。坤寧宮祭祀更為頻繁，每天朝祭、夕祭是為常祭，又有新月祭、四季獻鮮祭、春秋大祭，大祭之前報祭、求福祭、還願祭以及每年除夕、元旦拈香行禮等。
世續等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坤寧宮祭神提前修理灶炕的奏折
在各種堂子祭祀中，有些是禁止民間舉行或民間沒有的。如原來民間可以設立堂子祭祀，康熙十二年諭令，官員庶民祭堂子“永行禁止”。從此，堂子祭成為清朝皇家的專祭。另外浴佛也是民間沒有的。還有，宮中對馬神設專門致祭，民間也不專祭。
二是祭祀禮儀煩瑣。不僅清宮薩滿祭祀名目繁多，每項祭祀禮儀也十分煩瑣，“為曆代祀典所無”。根據乾隆年間頒行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規定薩滿儀注近20項，每一項從祭祀的先期準備到祭祀程序、從祭器的操作方法到祭祝神辭等，無不細致詳備。而在每次祭祀實際操作中，甚至禮節更加複雜。
三是祭祀典禮隆重。清宮薩滿祭祀，不僅名目多，禮儀繁，且祭典隆重。僅以元旦皇帝拜堂子為例，據“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記載，順治十一年元旦，“駕親謁堂子”，五鼓，百官俱朝服，先期到指定地點等候，親王以下貝勒以上集午門內朝房，滿蒙漢梅勒章京以下集午門外朝房，固山貝子以下公等以上侍東長安門外兩側，“質明，禮部官員報時，皇帝出宮，乘輦，儀仗導前，禦堂子，鳴鍾鼓”，集午門內外王、貝勒等出朝房，跪迎送。固山貝子、公等“候駕過，序列隨後，往謁堂子”，不參加行禮各官，俱跪送。至堂子，“武備院卿於甬路中間鋪拜褥，皇帝至殿前，向上立，鴻臚寺卿率鳴讚官夾甬道東西麵序立，鳴讚行禮。”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1。“帝率眾戴冠行三跪九叩禮畢，帝乘輿，樂作，回鑾入端門。”未參加行祀之百官，午門外跪迎，午門鳴鍾，皇帝回宮。
四是參與祭神者嚴分等級。封建社會，宮廷各項典禮活動都體現著封建等級的尊卑，清宮薩滿祭祀，也是禮序嚴格，等級分明。仍以堂子拜天行禮為例，在堂子拜天圓殿南，設有祭神立杆石座，石座排列就有嚴格的規定。“正中設大內致祭（即皇帝致祭——作者注）立杆石座一，次稍後左右分設石座各六行，行各六重，凡石座七十二。第一重為諸皇子致祭立杆右座，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以次敘列。”立杆數目也有規定，“崇德初定，親王、郡王、貝勒祭三杆，貝子、鎮國、輔國公二，鎮國、輔國將軍一。”致祭日期也不能隨意變化，“月朔大內致祭，初二日後依次祭。凡祭三杆者，定期內祭一杆，過旬祭其二，祀日有數家同者，仍按位為等差，違例多祭與爭先越祭處罰。”在元旦堂子行禮中有掛紙錢之儀，其順序也是按皇子、親王、郡王等先後排列。所有這些順序排列，代表著致祭者不同的身份地位，不能逾越，不能變動。早在崇德四年，曾因固山貝子碩托越分，“以其於元旦日在堂子內僭上越分，懸掛紙錢”，被懲，“降為輔國公，並罰銀五百兩”。
清宮這種隆重鋪張、規範森嚴的祭祀形式，與民間簡樸、自由的祭祀形式有很大差異，與其蘊含的祭祀思想相去甚遠；民間不具備宮廷優越的條件，但也不受禮法的約束，雖然隨著社會的進步並在清政權的強製下，滿族民間薩滿祭祀也在沿著廟堂化、禮儀化的方向演變，但仍然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族文化的特征，而宮廷雖然保留了原始的形式，卻更多地糅進了漢族宮廷化的禮儀；民間祭祀時雖然也講序列，但體現的是輩分、長幼的先後，不是地位等級的高低和尊卑；民間祭祀是人神同娛，宮廷祭祀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娛神，而是為了娛人，是為了取得皇帝的娛悅，顯示皇家的權威。
2.特點之二祭祀內容：諸多“客神”列居宮廷祭祀神主位
多神崇拜，是薩滿教的主要特點。滿族民間各氏族所祭神祇，一般包括本氏族的創世神、保護神、祖先英雄神及天地日月星等自然神，但不祭祀外族外姓的神。而清宮所祀神靈，不僅包括了愛新覺羅家族以外滿族各氏族中有代表性的神，而且將其他民族所祀神，請進了宮廷祭祀的殿堂。這是清宮薩滿祭祀的突出特點之一。
根據《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宮中朝祭神為：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帝聖君，“其中佛是小塑像供在小亭內，菩薩、關公為畫像神”。夕祭神有阿琿年錫、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罕、納丹岱輝、喀屯諾顏等十幾位神。
顯然，清宮每天朝祭的三位神，不是滿族神。在這裏，清宮不僅將佛、菩薩、關公三位外族神作為每天早晨首先祭祀的神，而且叩頭祝禱、誦神歌、彈三弦琵琶，禮儀隆重，崇敬有加。如專向關公獻牲致祭，每年四月初八浴佛祭等，是其他許多神靈沒有享受到的禮遇。至於諸多的夕祭神，也並非全是愛新覺羅家族原本就祭的神，這些神靈，有許多也是在滿民族統一過程中被納進宮廷的。
這絕不是說清朝統治者不重視本民族固有的神，恰恰相反，崇尚滿洲舊俗，遵從祖製，是清朝統治者一貫奉行的原則，他們之所以如此去做，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
其一是長期以來佛教、道教思想文化的影響和滲透。早在滿族先人女真時代，由於長期和其他民族接觸，即開始從中原傳入了佛教、道教。努爾哈赤領導的建州女真崛起後，隨著與漢族及其他民族的進一步交往，其思想文化更受到影響，從順治朝起，清朝曆代皇帝無不虔誠信仰佛教、道教。所以佛、菩薩、關公能列入清宮薩滿祭祀神是不難理解的。
滿族薩滿教中祭祀的蒙古神像——喀屯諾顏
其二則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為了取得政權、鞏固政權，清朝曆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民族宗教政策，注重運用統一的宗教思想作為維護民族團結統一的紐帶和旗幟。當努爾哈赤在征服滿族各民族並“破其堂澀”時，他采取的另一手法就是“在滿族各姓普遍信奉的神祇中找出幾個有代表意義的，並結合本族少數的幾位神，組成一個新的堂子祭神群”，並通過皇族祭祀上的影響和強製性的祭祀大法，將新神推廣到各氏族中去，“使之成為滿民族共同的宗教”。這樣，即使是被征服的氏族，在新的祭神群中也能找到本族神靈的原型，精神上不會感到失落，心理上能夠接受。有清200多年，很大程度上統治者是靠這種統一的薩滿神靈團結滿民族，使之成為維護清朝的支柱力量。但是，對於佛教、道教和其他漢族所祀神，他們不能再用限製舊神、推廣新神的做法，這不僅因為佛教、道教的文化內涵較之原始的薩滿教文化的豐富和升華，而且佛道的信仰在眾多民族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合乎時宜的做法是接受這些神靈，以示對漢族等民族宗教的重視。應該說，清朝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而清宮薩滿祭祀中納進諸多“客神”的做法，正是其宗教政策的一部分。
談清宮薩滿祭祀的特點，必須談祭祀的主持人薩滿，因為薩滿的特點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祭祀的特點。“薩滿”，通古斯語，又譯稱“撒麻”“珊曼”“珊蠻”“薩瑪”等。我國最早出現薩滿一詞的書，見於宋人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珊曼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但也有其他多種不同解釋，如“興奮狂舞的人”之說，“曉徹”神意的人之說，司祝說等。人們一般認為，薩滿是介於人神之間的使者，在祭祀中是主祭者，祝禱者，能下傳神意，上達庶望。民間薩滿的產生，有的是靠神“抓”來的，有的是在自願基礎上從眾族人中選出來的。在滿族民間，各民族的薩滿都有較高的威望，他們被視為本民族最有文化、最有知識的人，精神文化的傳繼者，有的甚至是本民族的首領，集神權、人權於一身的重要人物。
清宮裏的薩滿，從選擇到使用，從職責到地位，同一般薩滿都有所不同。
首先，清宮薩滿是從滿族愛新覺羅家族的薩滿演化而來的，是隨著努爾哈赤、皇太極建國稱帝和宮廷製度的建立而確立的，從一開始出現，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清宮薩滿，首先，其身份必須是愛新覺羅氏族的人。其次，有嚴格的政治要求，所選薩滿必須絕對忠於皇帝。再者，薩滿選出後，必須由內務府報皇帝欽準，內務府奏案檔中就有報選薩滿的內容。另外，清宮內廷薩滿多數是女薩滿，必須從宗室覺羅命婦中選擇。甚至乾隆以前有以“內廷主位及王等福晉皆有為司祝者”，乾隆以後，要求不斷降低，允許在“上三旗包衣佐領、管領下之覺羅或異姓大臣官員、閑散滿洲人等妻室內選擇”，或在上三旗“各臣下包衣佐領、管領之下滿洲婦人內選擇”。所以清宮薩滿是嚴格按照欽定標準選擇的薩滿，實際是皇帝賜予的職務。
其次，清宮薩滿的職責在《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中稱為“司祝”，“以承祭事”，即根據欽定的典禮規範和程式，在祭儀中承擔祈禱、獻酒、誦神辭、擎神刀神箭、擊手鼓、甩腰鈴、舞蹈，以及為皇帝、皇後及皇室成員祈福等職責。雖然清宮薩滿在祭祀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沒有任何主動性。不能像其他薩滿一樣根據不同情況，隨時“斟酌事體，編為吉祥之語”而致祭。宮廷薩滿在祭祀中，從祝詞的內容到獻酒次數，從誦神歌音調到擊鼓的點數，其一招一式，一念一唱，都必須嚴格按規定的儀注進行。由此說，清宮薩滿僅是祭儀的執行者，是一個在皇權嚴格控製下的“司祝”。
其三，清宮薩滿在宮廷祭祀中的職責和地位，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命運和地位。一方麵，從皇家侍神者的角度和所享受的生活待遇而言，清宮薩滿的地位是很高的。因為她（他）們是皇家的薩滿，在“朕即國家”的時代，可以說她（他）們是國家的薩滿。宮中的“薩滿太太”能“代皇後每日行禮”，“清晨至神武門，至宮禮神”，在生活上“食三品俸”，相當於大理寺、太常寺等諸卿或通政使、按察使的待遇。但是另一方麵，從同為侍神者的角度講，她（他）們的地位又不如其他薩滿。民間薩滿受到全氏族人的尊敬，祭祀用薩滿謂之“請薩滿”，而在大量的清宮薩滿教檔案中，全是“令薩滿叩頭”“遣薩滿行禮”等字樣。顯然這不是筆吏、大臣隨意寫就的。“請”與“令”雖一字之差，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清宮薩滿的政治地位，隻是一個有一定特長、受皇帝所賜之職、食皇帝所給之俸的上層臣民，並不是極受尊敬的侍神人。
4.特點之四祭祀目的：為清朝皇室和政權服務
任何一種宗教，都是為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服務的。清宮薩滿祭祀，首先是為皇帝、皇後及皇室成員祈福。現存的清宮薩滿教檔案，很大部分是帝後求福祭、還願祭的內容。所祀神稱為“佛立佛多鄂謨錫瑪瑪”，又稱“佛托媽媽”“子孫娘娘”，是清宮專為“保嬰而祀”的神。另外，對其他神的祭祀，很大程度上也是為祈福，其祭天神辭中即寫道：“今敬祝者，豐於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前。畀以嘉祥兮，齒其兒而發其黃兮。偕老而成雙兮，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神兮貽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壽我兮。”所表達的意思是，請神保佑兒孫興旺，長壽健康。在這一點上，清宮和民間基本相同。
但是另一方麵，清宮薩滿祭祀的主要目的則是為清朝政權服務。這個服務過程，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又表現出不同的形式。
在清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祭祀的目的表現為請神佑助軍事戰爭的勝利為主：“願天令敵垂首，佑我奮揚，人不遺鞭，馬無顛躓。”從努爾哈赤時起，每次出征、凱旋要先謁堂子，此禮是當時最頻繁、最隆重的典禮。《清太祖實錄》《清太宗實錄》中有多處記載，出征時，“上親統大軍”，“設鹵簿，吹螺號，奏樂，謁堂子。行三跪九叩頭禮畢，複於堂子外立八纛，吹螺奏樂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遂起行”。很有出征前誓師之義。凱旋時，“上親率凱旋王、貝勒、諸貝子、大臣謁堂子，行三跪九叩頭禮”，以示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