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維係網絡:血緣、地緣、業緣

軍閥的軍隊,是一種首領人治化而非製度化的軍隊,決定其軍隊的麵目特征的不是製度而是其核心成員的屬性以及這些人所處的社會關係網絡。軍閥首領無一不用現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際關係來強化集團的凝聚,而較少依賴製度甚至法律的作用。可以說,所有軍閥的各級官長,幾乎都與其各自的首領存在血緣(親緣)、地緣和業緣關係,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帶、同鄉、同學、師生等。這些關係都存在著主從、長幼、尊卑的傳統倫理關係的等級界線,所有關係都是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氣氛中,建造一座首領高踞塔頂的金字塔。吳佩孚的頭號謀士白堅武曾這樣評論直係的用人:“新陳代謝之旨,獨非曹(指曹錕,引者注)了無所知,即吳在當時亦無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於鄉籍,即沾濡於關係,間有論列,收效實難。”①直係如此,其他軍閥也如此。

某日,韓複榘審問四個土匪,見其中一匪身材魁偉,遂動“借材”之念,問明其家世後,遂令補入特務隊為隊員。後審的三個土匪見狀,也要求一職,但韓發怒說:“豈有此理,哪有許多官給你們做,拉出去槍斃!”

◎患不均。

一次馬鴻逵逮捕了六個縣長。把六個人的名字印在紙單上,召集省級機關公務人員,各發一張,由大家投票決定誰該槍斃,誰不該槍斃。同意槍斃的,在名字上畫一個圈。一職員在名單上寫“按法律處理”,未圈任何人,馬鴻逵當場大罵一頓,並說:“我的話不是法律!?”另一職員把六個人都圈了,馬當場大加表揚,說和他是“誌同道合的好朋友”,獎銀一千元。

◎餘風猶存。

一、血緣(親緣)意識

效忠是軍閥集團維係的要務。集團對首領的效忠程度是決定戰時的勝負,平時的勢力大小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也可以是軍閥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個封閉的宗法小農社會裏,家庭、家族關係以及與家庭相關的親緣關係是最為人們所看重的,在這種環境中的人,血緣(包括親緣)圈子是他們活動的基本範圍,這個圈子裏的人存在著一種自然的義務和責任關係,有某種信任和無戒備的氣氛。社會愈是落後,地區愈是封閉,這種關係就愈為人們所看重,因而也就強固。盡管軍閥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熱兵器裝備起來的軍隊,但作為傳統王朝的嫡傳,其前現代的本性使得他們隻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與控製方式,以確保群體的向心力,成員對首領個人的效忠。所謂“打架要靠親兄弟,上陣需看父子兵”,在他們看來,自家人的保險係數最大,因為在宗法社會裏,一個人的身份在社會中的定位,是由他的親緣關係決定的,親緣是人的標簽。於是張作霖倚張學良為幹城,曹錕以曹銳、曹瑛為心腹,張敬堯有“舜、禹、湯”三弟,四川軍閥楊森幹脆把機槍大炮都由侄子楊培元與楊漢忠掌握起來。以上列位“兄弟子侄”還都屬於稍有些才幹和辦事能力之輩,至於軍中的閑差如參議、參謀、顧問和軍需官之類,則充斥著“姥爺、舅爺、姑爺”三爺式的裙帶兒,絕大多數都是典型的酒囊飯袋。以至成為一種風尚,一旦某人在軍中混出一點氣候,親戚朋友便蜂擁而至,有時會達到讓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像田中玉這樣的一省督軍也不得不在報上大登啟事,懇望“凡我戚友均請暫勿遄臨”②。血緣和親緣紐帶固化集團的作用是明顯的,因為在那樣一個社會,社會法則就決定了軍閥有提攜自己家族和戚友的義務和責任,而其家族成員和親戚則以效忠和監視他人的反叛不軌行為作為回報。在這種情境下,任何一個與某軍閥有著血緣和親緣關係的人,一旦背離了該軍閥,那麽他不僅要承受巨大的社會譴責的壓力,而且如果不是出於什麽特殊的目的,他將不為其他軍閥所收留,在軍界將永無出頭之日。因為人們往往是由一個人的社會關係來確定這個人的麵貌的,個人隻是社會關係網中的一個節點,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來與自己並不相幹的親屬的地位、麵目乃至行為和品貌受到讚譽和譴責。這也許就是除去真正的親緣情感之外,軍閥看重血緣關係的奧秘所在。

嚐有西人自津浦路南下,見兵士二人據頭等座,旁若無人。詢以有頭等國票否?兵士岸然答曰:“有!”乃舉其腦後大辮。原來是張勳的辮子兵。大辮坐車可頂車票,買東西當錢票,入戲院則頂戲票。

◎為今日有“辮特權”者戒。

韓複榘某次與奉軍戰,不利,屢次衝鋒都被擊退。韓見狀大急,臥地打滾說:“我們現在情形是隻有前進,否則總司令必然槍斃我,我與其被槍斃而死,不如即死在此處!”他這麽一鬧,居然奏效,終於突破奉軍陣地。

◎跟潑婦學的。

湖北督軍王占元外號王嘀咕,批閱電文處理公務都得與幕僚商量來商量去,嘀咕個夠才行,然後由幕僚們擬出草稿,王占元親自謄出。

◎一般人背後才這樣幹。

二、地緣意識

在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裏,任人唯親固然能夠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險係數,然而也容易使集團陷於腐敗和低效率之中,畢竟血緣的圈子太小,提供不了更多的人才。軍閥畢竟是一種戰爭集團,內戰壓力引入的競爭因素和隨戰爭規模擴大而導致的裝備進化,都產生出某種人才的需求,特別是對近代軍事技術人才的需求,軍閥間的戰爭並不像某些海外學者所譏誚的那樣是一種“銀洋加煙槍”的軍事遊戲,盡管非軍事性的活動像“銀彈”乃至“肉彈”的施用屢見不鮮,但隨著曆史的推演,戰爭卻愈打愈大,愈打愈認真,從傷亡幾十人(直皖戰爭)到幾千人,上萬人直至幾十萬人(蔣、馮、閻中原大戰)。飛機、大炮、鐵甲車等現代化裝備的作用也越來越大。

馮國璋做總統不久,他的續弦周夫人病死。馮大事治喪,請狀元公夏同龢點主,題曰:“大總統周夫人之靈位。”有人挑剔道:大總統之上少了一個“今”字,中華民國已經有好幾位大總統了,現在還活著的就有孫大總統和黎大總統,究竟是哪一位大總統的夫人呢?馮知道了有點不高興,可按傳統說法,主位不可重寫,也隻好將就了。

◎亂點鴛鴦譜。

1941年,馬鴻逵擬以168師502團團長馬萬榮升騎兵二旅旅長。一次在新城集訓部隊,借故將馬萬榮重打一頓。當時全場紛傳“好消息”,馬萬榮亦深知其中奧妙,不僅毫無悲怨表現,還立即向馬鴻逵寫了悔過書。不久,馬萬榮即在騎兵二旅的旅長位上高坐。

◎苦了屁股樂了顏。

日益擴大的軍事技術人才的需求,顯然不是血緣圈所能滿足的,這樣就出現了人才需要和忠誠需要的矛盾,兩者都出於軍閥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戰不能存,內部離散亦不能存。隻有尋求兩者之間的某種平衡,方可延續下去。張作霖一向認為軍校學生思想複雜,不可靠,隻看重“高粱地畢業者”③。第一次直奉戰爭,舊式“高粱地畢業生”的綠林軍隊一敗塗地,少數新派部隊倒顯出實力。於是開始整軍經武,延攬近代軍事人才,結果仗雖然打勝了,但新人才附帶的新思想又導致軍心的離散,來了個郭鬆齡倒戈。奉係軍閥第一次直奉戰爭和郭鬆齡反奉這兩大曆史事件,形象地映現出軍閥集團維係的危險的兩極,軍閥唯有在這兩極之間踩鋼絲,才可苟延殘喘,所以說最適合軍閥口味的人才,是忠誠型的人才,或者說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體。

討袁戰爭打響,廣西陸榮廷派將領陸裕光、馬濟、黃自新將假道入滇的龍覲光包圍。黃自新寫信讓龍覲光寫信勸他弟弟廣東將軍龍濟光獨立。龍覲光開始為難,後覺孤立無援,隻好就範,援筆在黃自新的來信背頁寫上“鄙人同意”四字。黃自新接信後,以為這四字說的是“卑鄙的人才同意”,遂要開戰,後經人解釋才知龍已屈服。

◎為掉文者戒。

1913年9月,袁世凱將自己的家庭女教師周砥介紹給馮國璋為續弦夫人。周嫁馮後,將馮的一舉一動均通過婢女密報袁世凱。袁死前曾感慨道:“予豢養左右數十年,高官厚祿,一手提拔,事到今日,無一人不負予!不意一婦人,對我始終報恩,北方文武舊人,當愧死矣!”

◎還是女人好,醇酒婦人,君得其一。

地緣意識同樣是軍閥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產物,傳統的農業社會,落後的小農經濟,造成人們生活環境的相對固化。長期共處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環境的人們,其大體相近的語言習俗及生活習慣使彼此有一種熟悉感和親切感,容易達到一種較為初步但也是相當根本的情感溝通。軍閥正是利用這種鄉土認同感,以凝聚團體,融會上下。比起血緣關係來,地緣是一種容域寬得多的圈子,能夠較好地滿足軍閥人才的需求。

陸榮廷落草為寇,一次廣西提督蘇元春新上任,陸決定給他個下馬威,於是隻身潛入督署的馬廄,想盜走蘇的坐騎,不料正在跨上馬背的時候被預伏的清軍抓獲,蘇元春親自審他,問:“你這小子膽大包天,為何不偷別人的馬,偏要偷提督的馬?”陸答:“別人隻有一匹馬,偷去他的,便再也沒有馬了;提督老爺有馬論幫,我偷了一匹,你還有大把馬呀!老爺海量無邊,為了一匹馬就這麽著緊,豈不有失大人體麵!”蘇元春聽了,覺得有理,就把他放了。

◎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直係軍閥孫傳芳成立五省聯軍,意欲在服裝上與別人不同,故特意效法國外童子軍服裝之樣式,製成聯軍製服。在百姓呼之曰:“大帽子兵”。

◎誰不願意戴大帽子?

對軍閥的構成作一點直觀的審視就可以知道,奉係軍閥從官到兵多為東北人(據說張作霖一做奉天督軍即將所有在奉天任職的南方人解遞出境),晉係多為晉人,其餘的北方軍閥的麵雖然要廣一些,但也僅限於直、魯、豫等北方數省,而南方軍閥則省界森嚴,區域性極強,無論官兵,外省人絕少能夠立足。至於軍官的人選,有些軍閥不僅囿於同鄉(同省),甚至局限於小同鄉(同縣)。晉係是“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挎”(閻錫山是山西五台人),湘係軍閥何鍵是“非醴勿視,非醴勿聽,非醴勿用”(何為湖南醴陵人),奉軍裏則有“媽拉巴子是護照,後腦勺子是路條”的說法(張作霖是遼寧海城人,“媽拉巴子”和“後腦勺子”均為海城方言)。黔係軍閥周西成在控製貴州期間,把他家鄉桐梓縣能識字的人幾乎都拉出來做了官,以致鄉間連個能寫信的人也找不出來④。不僅如此,每個軍閥對他們的家鄉格外地施惠,張作霖於海城、陸榮廷於武鳴、張勳於奉新、閻錫山於五台都有諸多的建設和實利,除了“富貴還鄉”炫耀心態而外,恐怕更多是讓家鄉人感恩戴德,從而使跟隨他的同鄉們更加死心塌地。

三、業緣意識

業緣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結成的關係,如同學、同事、師生、結拜兄弟等,我們討論軍閥問題時所說的業緣,是一種中世紀的業緣,帶有很濃重的傳統的相互依附色彩,在軍閥那裏,業緣意識是受到地緣乃至親緣意識製約的。當然,業緣也有自己的特點,它不像血緣那樣自然天定,也不像地緣那樣隨距自己家鄉的遠近而定親疏,而是隨著彼此情感層次的不同,分出薄厚輕重,其間差距往往很大,同樣的師生、同學,那種簡單的名分關係和感情融洽,誌趣相投的至交,其親疏自不可同日而語。

韓複榘統治山東,特別注重官吏的身體素質,他說,公務員光有學問而無體力,等於話匣子無線電,有聲音不能動。沒有好身體就是“半死人”,不能做公務員。因此他常去各處點驗官吏,遇有身患疾病或年老體衰者,當即撤裁。

◎棒小夥看著順眼。

薩鎮冰當福建省長時,他有位遠房表弟沈正怡靠看命卜卦度日,生意十分清淡。一日,聽說表兄薩鎮冰當了省長,心中不禁暗喜:“我何不如此這般,不愁沒錢買米了!”於是他到省府大門的斜對麵租下一個小小的店麵,這店麵小到隻能擺下一張桌子。他寫了一副特別大、特別顯眼的對聯,上聯是“現任省長表弟”,下聯是“古今顯相名家”,橫批是“包汝顯貴”。一時門庭若市。

◎掙錢有道。

製造師生關係以控製軍隊是軍閥的慣技,其始作俑者為段祺瑞,凡北洋軍閥早期各係統的各種陸軍學堂,段均為名義或實際上的總辦,所以凡北洋係統各學堂出身的人,在名義上都是他的學生。他的皖係主要是由跟他關係較長的學生構成的鬆散聯盟。如靳雲鵬、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陳文遠、馬良、鄭士琦等均是他在小站時代隨營武備學堂的學生。相形之下,地緣色彩反倒要淡化得多,20個皖係主要成員中,隻有8個是安徽人。這一點,袁世凱反倒要跟他學步,在眼看要控製不了局麵的時候搞了個類似高級軍官培訓處的模範團,自任團長,並插手保定軍校,可惜為時已晚。此後,這種關係成為一種定式。凡大一點的軍閥無不辦有軍事學校、講武堂和學兵部隊,由首領兼任軍事教育部門的主官,一方麵滿足其軍事人才的需求(這一方麵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造就一支由門生為骨幹的軍隊。最成功的是蔣介石,凡國民黨的各種軍事學校,他都是校長,嫡係部隊就是所謂的黃埔係。凡黃埔出身之人,均可以稱他為校長,以示親厚。

韓複榘愛審案,尤愛聽人喊他“韓青天”,一次公安局從南城根街抓來一個抽大煙的老太婆。韓審到這一案時,這老婦走路哆哆嗦嗦,邊走邊念叨:“都說韓主席是青天,俺也沒見過,這一回,俺可要看看俺那青天。”韓聞言暗喜,就對司法科長說:“她那麽大年紀了,還抓她幹什麽?把煙槍給她送回去!”結果這老婦不但沒受罰,反而從此公開抽大煙。

◎一拍就忘形。

廣西軍閥陸榮廷嗜狗肉。有次法國領事聞其好狗,特地從巴黎弄來一條上好的獵狗相送。過幾天,該領事再到他家,問狗好不好,陸答:“好是好,可惜皮子厚了一點。”法領不解。過後有人告訴他,他的獵狗已經讓陸吃了。

◎隻便宜了肚子。

親手培植和提拔的部下也是一種業緣關係,像曹錕與吳佩孚,吳佩孚與張福來、肖耀南等人,馮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等均屬此類。這是一種準父子式的封建關係,如袁世凱所謂“以誠悃相孚,恩義相結,有功必賞,有勞必祿,遇過必教,有罪必懲,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愛,如師長子弟之相規”。⑤賞罰升遷均用一種家庭式的親昵方式,張福來貴為督軍,見了吳佩孚卻像個小媳婦,韓複榘身為方麵主帥,犯了錯還要罰跪。張作霖對部下講話,張口就是:“你們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幹”⑥。走到哪兒都帶著馬桶的王懷慶,對部下常無故打罵,“視其能否貼然接受,有無怨言,借此考驗其是否‘忠誠’,然後決定升遷”⑦。甘肅軍閥陸洪濤說:“我所擢用者,皆隨吾多年老人,其性情我所深知,喜怒笑罵由我,將來不致有掣肘,發生尾大不掉之虞。”⑧這種師義相結,父子相待的關係,就是要達到使部屬“喜怒笑罵由我”的麻木愚忠的境地,建立起無條件服從的權威。

湖北軍閥王占元手下督署軍需課長魏聯芳,在不同王見麵時,生活極闊綽,衣著首飾金碧輝煌。他在課裏辦公,如忽聽督軍傳喚,便手忙腳亂地更換破舊服裝去見王。有時一件文稿經王一批,魏便能有不少好處。故而王未免肉痛,但不批又不行,所以往往先將文稿擲之於地,破口大罵。魏立一旁,極其恭順地聽王詈罵。待王罵夠了,乃將文稿拾起,央求王批,王批完餘怒不息:“你小子拿去辦罷,發財去罷!”

◎肉痛極了!

袁家父子欲恢複帝製,兒子比老子更急。老子擔心外國輿論,每日留心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袁克定就印出假《順天時報》來,每日呈進,內容自然是一致讚同帝製。待到西洋鏡被戳破,大勢已去矣。

◎有複印機就更好了。

換金蘭譜的結拜關係,也是軍閥業緣關係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如奉係軍閥舊派的張作相、張景惠、吳俊升之輩與張作霖的關係,魯軍張宗昌與部下主要軍官的關係均屬此等。所謂結義兄弟,是一種由家族關係仿型的社會關係,軍閥利用結拜的形式,為的是人為地製造廣泛一些的“自家人”從而強化彼此的聯係,或者在諸軍閥之間,製造某種結盟氣氛,鞏固自己的地位。此外,像曹瑛由於愛在妓院鬼混,因此他的二十六師軍官半數以上由妓院的雜役充任,雖說人稱“茶壺隊”,但從對他個人效忠的角度,倒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業緣”。因為,這種茶壺,換個地方,絕對沒有人用。

事實上,軍閥往往采用多重關係重合的方法加強部屬與自身的聯係,同鄉加師生再結以恩義以及聯姻和結拜,總之盡量用最多的現存社會關係的繩索,把部屬束在自己的戰車上,關係的繩索越多,凝聚力就越強。

對於軍閥來說,大費周折編織關係網絡的苦心在於解決忠誠和人才需求的矛盾,隨著時代的前進他們卻不能不日益陷在提高素質和當心反叛的自身悖論中無法自拔,從而永遠無法邁出傳統思維的門檻,實現自身的現代化改造。

注釋:

①白堅武:《第三次直奉戰爭日記》,《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一期。

②1920年1月6日《天津大公報》,此啟事適田中玉就任魯督,連登數日。

③1922年7月4日《展報》。

④《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第161頁。

⑤《袁大總統書牘匯編》第二卷,第4頁。

⑥何秀閣:《張雨亭將軍草莽佚聞》,台灣《傳記文學》第三十四卷,第二期。

⑦《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第115頁。

⑧《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