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從社會學角度，如果把軍閥集團視作一種社會群體的話，那麽士兵（包括下級軍官）就是其中一個麵目不同和被動的亞群，他們對整個群體的目標麻木不仁，可又身為實現這種目標的主要工具，他們與大群體的聯係是鬆散的，可是將他們束縛在軍閥戰車上的力量卻有他們自身情願的成分，士兵群的精神麵貌和思想素質不知不覺地製約著軍閥上層的維係方式和統治思想，因此，對施政受體的適應，成為軍閥政治中教化欺騙的主要表征。
一、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士兵成分
西方資本主義的全麵入侵與國內封建勢力的剝削壓榨，造成了中國農村的普遍破產。軍閥割據，累年內戰，兵、匪禍聯結，天、人災相繼，更加劇了農村破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社會結構出現了畸形的病變。
首先，農村的生產與生活結構出現了變化。隨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深化，中國農村傳統的自然經濟的解體逐年加劇，農業生產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經濟軌道，農民愈來愈多地從事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原料的棉、麻、絲、桐油、大豆等項產品的生產。僅棉花一項，據20世紀30年代的15省100縣的調查，從1904～1909年到1924～1929年這20年間，棉田的比重由11%上升為18%，而棉田的商品率在1921～1925年間達到平均31%的水平①。農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隨之提高，據1921～1925年全國7省17處調查，農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資料約有1/3是購買的，全部農產品約有一半是出賣的華北地區這一比重偏低（購買占27%，出賣占44%），華東地區偏高（購買占42%，出賣占63%）②。農村生產與生活，對市場，尤其是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如此之高，傳統的市場網絡，直接與國際市場銜接。中國農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經濟模式裏，深受國際資本與國內中間商及封建勢力的多重盤剝，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足以使他們破產失業，流離失所。
1930年，滇桂軍閥交戰，雲南軍閥盧漢率軍將南寧包圍了三個月，眼看彈盡糧絕，守軍連最後一袋黑豆也吃完了，乃下令突圍。突圍誓詞很簡單，就是“衝出去找東西吃，否則餓死”。結果突圍成功，桂軍獲勝。
◎兵民以食為天。
韓複榘曾說：“近來中國舊道德拋棄不少，新文體則受英美壓迫，如裝飾則學法人，吃飯則學英人，殊不對！李鴻章到英時，與英人談到結婚，究竟哪國好。李說，歐洲結婚，如同一開水壺，熱度最高，但越久越冷，中國（結婚）如同涼水壺，越久越熱，終究是熱的。中國離婚是從歐洲學來的，現在離婚案太多。我平素主張，隻要年齡不大差，就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還是國粹好。
其次，農村的階級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商品化的結果，不僅沒有導致財富的增加，卻造成了農村普遍的貧困化。據1934年全國14個地區的調查，農家平均年收入超過最低生活線的隻有三個地區③，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農戶欠債④，農村貧困化的直接後果就是自耕農的數量急劇減少，佃農和雇農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數人手中轉移，農村中的中等富裕戶也大有減少的趨勢。浙江鄞縣1927年農村自耕農、地主、佃農、雇農之比為1∶2∶7∶10⑤，同年安徽合肥農村的階級結構，大地主占0.01%，小地主17%，自耕農10.99%，佃農70%，雇農12%⑥。四川北部，自耕農在1913年為15%，1926年下降為10%，佃農同期由28%上升為38%⑦。農村地主階級自身結構也有所變化，與軍閥有關的帶槍地主興盛起來，取代文人型的“紳士”成為農村的實際統治者，舊文人地主或者開始武化或者沒落。四川由軍閥、團閥和高利貸者構成的新地主，雖然人數上與舊地主相差無幾，但卻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舊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過10%。⑧這些新地主，有的是軍閥的代理人及其親族，有的則是“在地方上辦團防，帶三五十條雜色槍支，參加過幾回小內戰，於是成為軍官，到後來又在大小兼並情形中被消滅，或被脅裹出去，軍隊一散，撈一把不義之財回家來納福，在鄉裏稱支隊長、司令官，於同族包庇點小案件，調排調排人事，成為當地土豪的”⑨暴發戶。
1924年5月，楊森任四川督理，銳意新政，把他所提倡的各項內容，以“楊森說……”式樣書寫在木牌上，釘在成都的電線杆、街旁樹木和牆壁上。諸如：
楊森說：禁止婦女纏足！
楊森說：應該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衛生，又是懶惰！
楊森說：打牌壯人會打死；打球、打獵弱人會打壯！
楊森說：穿短衣服，既可節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
楊森說：夏天在茶館、酒肆、大街及公共場所打赤膊是不文明行為！
◎印成冊最佳。
1925年10月，陳炯明就任中國致公黨總理，提出“中國社會主義”以社會本位、倫理中心、共費目的為三大特色。
◎沒兵就沒有主義了。
最後，作為以上兩種結構變化的結果，農村的人口構成也產生了變化，帶槍地主勢力的膨脹，增加了農村的武裝化因素，依賴這些武化豪紳為生的浮食人口明顯增加，以團丁、保丁、打手、護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與自衛的名義，行橫暴鄉裏之實。有人曾不無調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勢力”，破產者與失業者、仰仗軍閥鼻息以求一官半職的“知識分子”、團防與軍隊，最後是癮君子與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國農村也類似。農村中流亡半流亡人口逐年增加，河南葉縣54村的流亡人數，1922年為2301人，1928年為5431人，1929年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縣的流亡人數竟占該地區總人口的20%～24%⑩。又從上海人口的增加來看，從1910年到1930年，20年間從49萬增至672萬，淨增12.7倍有餘⑪，間接反映出農村流亡人口的增長幅度。
洪憲帝製，雲南一聲炮響，各省紛紛獨立，浙江將軍朱瑞逃滬，巡按使屈映光被推為總司令，浙軍各師旅長強迫他獨立。屈首尾兩端，本想兩麵討好，不料卻遭內外夾攻。正在焦頭爛額之際，可巧省商會請他赴宴，他隨手寫了一張條子，回複出去。條子上寫著：“本使向不吃飯，今天更不吃飯。”
◎不吃就是不吃。
1918年，唐繼堯的勢力達到鼎盛，控製了川、滇、黔三省，及陝西、湖北部分地區。是年9月，唐威風凜凜地在前呼後擁、戒備森嚴的情況下由貴州畢節來到重慶。唐所經過街道，商店住戶一律關閉不許出入，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放禮炮二十一響。唐一下車即揚言：“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識者一笑。”
◎霸主。
農村的社會結構變化與軍閥士兵的構成有著直接的關係，從總體上說，士兵群是由破產農民和過去依附於農村經濟的各色非農業人等及遊民組成的。像朱執信先生所說的那樣：“從前讀書的，經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搶劫的，拐騙的，走私漏稅的，都薈萃在兵的範圍。”剛剛離開土地的破產農民、農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階層，和由於農村破產而連帶失去生計的手工業者、小商人、教書先生、遊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絕大多數。19世紀20年代末，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對晉軍一個旅的946人作了調查，結果表明，在這些士兵中有87.3%是農民和無職業者，幾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餘為小手藝人、商人、醫生（農村）和教書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錢回家以供養家人，來自農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畝以下⑫。當兵，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職業，一種無奈的選擇。
1919年，孫中山把中華革命黨改回為“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人龔師曾勸說唐繼堯加入國民黨，唐一口拒絕，揚言：“我就是窮得要飯，也不會加入國民黨。”
◎“君子”不黨。
某報以張勳辮發垂垂，贈以天師徽號。其意蓋於大帥兩字之上，橫加一條小辮子也。張勳聞之，不怒而喜。複辟後，張終日不離宣統左右。議事時，閣員皆以大帥呼之。宣統因戲問張曰：“朕曩聞報紙，見有稱卿為張天師者，何所取義？”張告之故。宣統曰：“然則今後朕即呼卿為張天師可乎？”張脫帽叩首曰：“陛下謂臣為天師，臣當稱陛下為玉皇大帝。”時梁鼎芬在側，作諛詞曰：“玉皇大帝非張天師保駕不可。”
◎都成了神仙了，可惜還是肉眼凡胎。
從以上對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第一，當兵是破產農民被迫無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連年的戰禍，造成了大量的破產失業的農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國萎縮的工商業又與農村的商品化過程極不協調，無力吸收如此眾多的失業勞動力。第二，當兵也是一種可以被鄉村社會與鄉村人心理所容納的職業，農村生活商品化的結果，使得軍餉可以作為家庭收入的一種，而且當兵作為破產農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牽扯的社會麵之廣，使人們不得不改變一點清朝實行兵籍製度時那種“準賤業”的看法，即所謂“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第三，脫離土地的農民成為士兵之後，仍然與他們的母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作為農民的某些特性並沒有像他們變成產業工人的同類一般有所改變，甚至可以將士兵群視為農村社會結構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標係統
何鍵長一副馬臉，他在保定軍校讀書時的一位名叫郭牛斯的同學便暗地寫了一張條子，貼在何鍵床頭，上麵寫道：“長子馬臉何”。何鍵一見即寫一紙條貼在郭的床頭，上麵寫道：“矮瓜牛屎郭”（郭身體矮胖）。
◎入木三分罵亦精。
陝西軍閥陳樹藩認為在他手下做官，第一要有牛馬精神，第二要有土匪心腸，第三要有妓女態度。
◎軍閥寫真。
袁世凱一次與張之洞談練兵，袁世凱說：“練兵的事情，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其實也簡單，主要的是要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服從就吃刀。”
◎官給完了怎麽辦？
我們知道，由於中國農村特殊的經濟結構，即使是佃農也有獨立的生產意誌，地主隻收取固定的租額，而對生產經營並不加幹涉，所以農民在未脫離土地之前，是具有相當獨立的生活意誌的。然而，過去散亂的農民個體一旦聚合成士兵群，過去那一點獨特秉賦就喪失殆盡了，表現出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群性”。他們易於接受領導，也易於反叛上司，群體意向的所指帶有很大盲目性和隨機性，受物質（糧餉）、精神（士氣）、風習，自發性領袖，以至各種禁忌因素的影響。然而在士兵群散亂無序的行為意向中，其目標係統卻顯現出始終如一的趨向，這就是：活命、養家、發財與發跡，當然也有些是為了報仇或者避禍而投軍，但這些動機顯然不是主流。
“吃糧當兵”是最基本的動機，失去土地又別無長技的農民，當兵是比較容易找到的飯碗，而作為士兵這種職業，隻要沒有戰死或其他什麽原因死掉，吃飯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為軍閥要靠士兵來打仗，縱令長安米貴，吃飯倒也不難。
養家是士兵最為關切的核心目標，同樣，據陶孟和的調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雙親俱存，有21.3%是獨生子，有27%是結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說，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贍養者，其餘的人，作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的一員，其家庭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四川軍閥羅澤洲馭下無道。一次，他的參謀長以他的名義對受傷官兵分別送以金錢物品，以示慰問。羅得知後竟大發雷霆，說：“他們吃我穿我，按月兵餉養他們的妻室兒女，帶了傷有啥了不起！”並反問參謀長：“軍人不挨炮挨什麽？”
◎炮灰。
袁世凱麾下幹將趙秉鈞自詡有三個第一：姓為百家姓第一姓；籍為全國第一縣（順天府大興縣）；身為北洋派第一個總理。
◎袁朝無牛。
張勳有女，愛之若璧。下屬及傭人拍馬屁說此女是一品夫人的命。張勳聽罷不以為然地拈須微笑說：“誰知道就不是皇後命咧！”複辟失敗，張勳躲入荷蘭使館，“皇後”事隻好不了了之。
◎野心並不太大。
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時期，士兵的待遇是優厚的，月餉號稱“七品官俸一般同”。後來隨著士兵市場的擴大，兵“勞動力”的價格愈見其廉，從每月十餘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盡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們的薪餉，對於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農戶（每戶平均人口六人）來說，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了。然而，這隻是一種理論上的數字，實際上，由於自身轄區收入的不穩定，易受外界的影響，軍閥部隊的欠餉是經常的，層層克扣更是家常便飯。第一次直奉戰爭後，《晨報》記者曾采訪過一個奉軍士兵，據這位士兵說，他們開拔時曾發雙餉十六元，但經七折八扣到士兵手裏隻剩六元，奉軍在各個軍閥軍隊中，還算是待遇最為優厚的。戰時尚且如此，平時則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個排長說：“餘自在閩追隨臧致平後，無處不戰，至今四年。每戰輒棄所有，月餉雖有三十元，四年中撫家僅八十元耳，而瀕於危者屢矣。”⑬所以說，士兵養家的目標基本上是實現不了的，也正是因為這種最熱切關注的目的行為受阻，士兵們才不惜用頻繁的逃亡（換個軍隊吃飯）和兵變來對抗。據蔣百裏統計，1914年逃兵人數為士兵總數的十分之一，1916年則達士兵總數的十分之三⑭，1908～1936年共發生三百餘次兵變，絕大多數是因為欠餉過多。⑮
袁世凱一日閱嚴複進呈的《居仁日覽》所譯歐洲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見德軍之勝績，喟然曰：“德軍戰略，其通孫子九變之法乎！明計算，謀攻執，先虛後實，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皆閱吾孫武子之兵法。歐洲今日大戰，不啻為《孫子十三篇》演用其學說，始於計而終於問，國人萬不可數典忘祖也。”
◎馬失前蹄。
一次山東督軍張懷芝傳見本省籍候補縣知事一百八十餘人到團訓話，他說：“你們各人有各人掌控的省份，同樣的地皮，何以不刮外省而向本省來刮！我年輕當兵的時候拿穩宗旨，不升官便去做強盜，我絕不在本省做強盜，一因於心不忍，二則做強盜發了財，本鄉本土知道財的來源，我不能向人誇耀。你們這一批知事真是太不知事了！”
◎盜亦有道。
發財與發跡是士兵群目標係統中最高層次的目標，對於絕大多數士兵而言，這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夢幻。然而，處於財神祿神**氛圍的社會成員，要想從根本上斷絕發財顯貴之念是困難的，而且軍閥往往鼓勵士兵的這種追求，也確有極少數人由當兵而致顯貴或得了某種不義之財，從而為希冀發達的士兵樹立了某種縹緲的標榜。作為拿槍的人來說，發財的路有兩條，第一條是升遷，第二條是搶劫。升遷之路太阻塞了，還沒升上去，興許就成了炮灰，於是乎軍閥部隊中的搶劫行為就像瘟疫一般彌漫。在士兵的行伍生涯中，由於遊民意識的引導和自身發財欲的萌動，一個本來淳樸的農民會幹出許多從前他連想也不敢想的暴行。這種職業性的人性異化，雖然也會引起軍閥的某種憂慮，擔心紀律的鬆弛會導致約束力的減弱，但他們更多的是利用這種狂暴性為他們打仗賣命，許諾攻城之後“自由行動三天”，甚至像林虎部將黃業興那樣，以“你睇（瞧）！幾多當鋪，打入去任你們發財”，作為攻擊命令。⑯
張宗昌與南軍作戰，大敗之後僥幸偷襲獲勝，由旅長升為師長。悟出一個道理，即“事到萬難需放膽”。他將此七字刻於佩刀，當做銘語以自警自勉。爾後又製造刻有此語的佩刀多件，分贈部下。
◎應湊成一聯，下聯曰：“狗逢急時敢跳牆。”
張勳自稱有三不做：“我姓張的不做總統，也不做總理和總長。”
◎皇帝、宰相、尚書是要做的。
徐世昌上台，張勳被赦免。當年江西省長戚某曾受恩於張。張勳複辟失敗之時戚亦曾通電罵張。今見張勳得赦，遂來電祝賀。張勳把當年戚罵他的電文抄錄寄還，且附以十字按語：“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
◎可出一口惡氣。
作為下層文化的淺層意識，士兵群的目標係統是原始和粗淺的，但與軍閥集團的總目標卻是相異甚至是衝突的。從根本上說，士兵對身屬的軍事集團是隔膜的，對自己所從事的戰爭是冷漠和厭倦的。盧齊之戰，“盧氏（盧永祥）軍隊預發軍餉四個月，但士兵多不明此舉用意，且不知目前即將發生戰事。”⑰這種冷漠麻木在軍閥的部隊裏，非常普遍。可以說，沒有人知道為什麽打仗。
三、士兵群的價值體係
與其他的中國人一樣，士兵群的價值體係主要是一種道德價值體係。這一體係由抽象層次和具體層次組成。抽象的道德價值取向是由傳統的倫理道德體係轉型而來的，特點是忠孝觀念的淡化和信義觀念的加強。士兵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鄉裏、宗族，告別了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置身於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出門靠朋友”的信條順乎自然地發生作用。對平時視他們做牛馬的官長，士兵們自然談不上忠，對雙親的孝也隻好體現在省下的薪餉上，隻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過信義得以實現。
馬鴻賓主政甘肅，組織了一個行政人員訓練班，他親自主持考試，意欲選拔真才。他問：“你當縣長對紳士怎樣對付？”答：“駕馭。”“怎麽駕馭？”答：“像把牲口駕在車轅內的一樣。”“不走咋辦？”“打。”於是他做結論：“牲口口邊有兩條掣手，要他向右走，拉外邊的掣手；向左走，拉內邊的掣手，不走然後再打，方是正當辦法。”又問一人：“你當縣長，勸農民種什麽？”答：“糜穀。”“為什麽？”“收成多。”他做結論：“為政不在多種田，主要培養性中田”（即良心道德之意）。
◎認真的道德家。
山東行政費支絀，督軍張懷芝提議官吏減薪，並自動減薪一千元為之倡。大小官員不得不從，一律按八成發薪。秘書把減薪名冊呈上去，他動筆把本人減薪一項塗掉。
◎釣餌。
當然，信義觀念在軍隊中並不是通行無礙的，往往被割裂成親緣、地緣、教緣、幫緣等小塊，隻有在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裏，信義標準才能貫徹無違。從某種意義上講，也隻有靠小圈子之間的互助，士兵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頂得住戰火的考驗。
雖然，士兵群的縱向道德意識忠孝準則被橫向的道德聯係信義觀所衝淡，但並不意味著它們的徹底消失，隻要軍閥稍假辭色，好言撫慰，改善一下軍需供應，抑製一點軍餉的中間折扣，效忠報恩意識就會重現於士兵群，我們在馮玉祥、吳佩孚的嫡係部隊裏，都能發現這種已經失落了的道德蹤跡。
具體的道德價值取向表現為實實在在的雇傭道德。士兵們把過去扛長打短時的雇傭道德搬來軍中，像為人傭工一樣，視待遇的好壞，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勞足夠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軍閥每逢攻城奪地的緊要時刻，總要開出賞格，激勵士兵向前。換言之，沒有重賞，任何攻堅戰都玩不了。蔣介石練黃埔新軍，說是靠主義打仗，但組織敢死隊攻城，還是要升賞格。
第一次直奉戰爭前，曹錕因與張作霖是親家，曾一度主張求和，但奉係一再進逼，曹乃下決心要戰，遂口授電報一封給吳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秘書要改為文言發拍，曹錕將手一揮說：“不必了，快去發吧！”
◎人急了可以看出來。
1925年12月，國民軍李紀才部曾一度打到洛南城郊的八裏窪，而這時張宗昌還在督署與幾個妓女飲酒取樂，對此部下多有議論。後張部一戰獲勝，張十分高興，馬上召集部隊訓話，說：“這些天，有些軍官壞小舅子們給我造謠，說我嚇得不敢出督辦公署的門。我並不是不敢出門，而且恐怕一出門，這些造謠的王八蛋，又說我是逃跑了，所以我才不出門。”
◎會打的不如會說的。
這種雇傭道德有一種被養感覺相支撐。正像沒有覺悟的農民以為地主養活了他們一樣，士兵們囿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識到軍閥恰是造成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悲慘境地的罪惡淵藪，所以對給他們糧吃的軍閥，多少有一點“被養”的感覺，這種感覺表現在行動上就是戰時至少打幾槍，平時跟著軍閥走，類似奉係軍閥郭鬆齡倒戈時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張家飯，不打老張家人”的論調（因為郭倒的是張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話劇《趙閻王》中的一個老兵教訓另一個想跳槽的士兵的話：“上頭花錢養著咱們，為的是有了事，慪氣講打，咱們拚著性命出個力，爭這個麵子，這才叫忠心，你現吃著他的糧，上別處去幹，太不懂得恩典啦！”
士兵群這種由被養感支撐的雇傭道德，其情感色彩是非常淡薄的，也不像西方現代社會的雇傭意識包括那麽多義務和責任感的成分，但是它畢竟是士兵亞群與整個軍閥集團的主要道德聯係，隻要存在這種聯係，軍閥就能存在下去。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軍閥間競爭的加劇，戰爭的烈度加劇，死傷率大增，軍閥們愈來愈意識到僅僅有這種鬆散的聯係是非常不夠了。
孫傳芳提倡“三愛主義”（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但反對當“人民公仆”。他說：“現在做官的自稱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不是賺主人的錢，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
◎沒有姨太太的有福了。
馮國璋當總統，辦事昏聵。一日新任塞北關監督林攝進府來謝委，馮懶洋洋地說：“你從什麽地方來的？”林說：“我久住北京。”馮又問：“你現在做什麽事呢？”林答：“塞北關監督發表不久。”馮問得更妙了：“誰叫你做關監督的呢？”林說：“總統的任命。”馮又愕然說：“我幾時放你做關監督呢？”林說：“明令發表已有數日。”馮“哦”了一聲：“不錯，一天我睡午覺，有人拿命令來請我蓋印，大概就是這回事吧！”
◎萬般皆下品，唯有睡覺高。
注釋：
①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15頁。
②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統計資料選輯》，第328頁。
③《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七號，第97頁。
④《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1936年，第165～166頁。
⑤⑥⑦《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第134，146，34頁。
⑧陳誌讓：《軍紳政權》，第137頁，附表IA。
⑨沈從文：《長河》，見《沈從文選集》，第四卷，第431～432頁。
⑩《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八號，第71頁。
⑪《東方雜誌》，第二十八卷，第九號，第54頁。
⑫陶孟和：《一個軍隊平時的調查》，《社會科學雜誌》，1930年，第六期。
⑬《國聞周報》，第二卷第三期，第2頁。
⑭蔣百裏：《裁兵》，《東方雜誌》，第十九卷，第十號。
⑮陳誌讓：《軍紳政權》，第81頁。
⑯《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第197頁。
⑰1924年9月5日《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