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曆史走向現實的畸形兒
在近代，曆史與現實作為軍閥的雙重父母，各自賦予它不同的稟賦。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須通過時代的律動才能得以表達。近代軍閥的產生、發展與消亡是與近代中國曆史上的三種曆史進程相始終的，即：中國傳統秩序走向崩潰的過程，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推行殖民化的過程，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作為軍閥集團的維係意識，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與上述三種過程有關的思想意識的製約和影響：走向沒落但依然盤根錯節的傳統思想，由於統治秩序紊亂而“合法化”的遊民意識，伴隨文化衝突而湧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軍閥集團維係意識在這三股意識幹流的交匯撞擊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一、傳統意識的滯留
鑒於中國傳統社會宗法血緣紐帶的強固，任何層麵的社會群體都是以家庭或家族為基點和歸宿，父家長製的模式幾乎適用於任何社會控製層次，個人的奮鬥大都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行進。這一方麵使中國人的國家觀、社會觀帶有濃重的家族倫理色彩，另一方麵也使各種形式的社會群體的維係意識都成為以宗法製度為歸依的儒家綱常體係的派生物。
林虎部下大將黃業這樣下攻城令：“你睇！幾多當鋪，打入去任你們發財！”
◎直截了當，就是詞用多了點。
直皖將戰，北洋老將薑桂題對段祺瑞說：“芝泉（段的字），你不是常說：中華民國是你首創的嗎？你打勝了吳佩孚，中華民國還可以靠你，萬一你打敗了呢？你叫中華民國靠誰啊？”
◎誰靠誰啊？
李福林是珠江三角洲的地方軍閥，一生以看住這塊三角洲為業。有人告發他的部下在他的防區搶劫，他集合官兵訓話，開口就罵：“契弟（土匪對同道晚輩的稱呼，也是粵語罵人的口語），在尼處（粵語，這裏）吃，又在尼處屙（粵語解便之意），要屙就去遠一些啊。”
◎是，多不衛生。
一般我們稱軍閥為封建軍閥，從思想意識的角度，就是說在他們整個思想體係中，我們通常所謂的封建綱常禮教起了主幹作用，因為在建國後很長時間裏，我們將秦漢以來的製度，視為“封建”的；甚至可以說，這些軍閥本身就是中國倫理型文化的產物。盡管傳統在西學麵前碰了壁，他們依然自覺不自覺地習慣於用祖宗法寶來維係軍隊。盡管軍閥首領中不乏目不識丁的老粗，各集團成員中也沒有多少人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然而，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底色，綱常倫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於它已經成為整個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人們對傳統的接受，不僅在於正統的經學研讀和學校教育這種大渠道灌輸，而更為普遍的是戲曲、說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戲台上，鼓詞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形象，往往較刻板的倫理說教更能動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熱衷於忠孝節義，糠食者也習慣於節義忠孝。袁世凱祭孔，孫傳芳投壺，連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也會大刻《十三經》，其餘大大小小的軍閥無一例外地張口五常閉嘴八德。使集團成員的頭腦在效忠的題目下僵化固化，是全體軍閥孜孜以求的目標。
當然，像曆代王朝的統治者一樣，在把綱常禮教掛在嘴邊的同時，並沒有脫掉釋道兩教的影響，在軍閥的維係思想庫中，傳統所有的法寶均有一席之地。湖南軍閥趙恒惕會開“人力已竭求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會①，唐生智則有一支受戒的“佛教軍”。
張勳率辮子軍入京，將行複辟，用李經羲做總理過渡。李電邀張謇入閣，電文中有“佛入地獄”的字眼，意欲勸張以所謂佛入地獄的自我犧牲精神“出山救世”。張謇回答說：“果佛也，然後可入地獄，公奈何預約短期做佛，而又強非佛者同入地獄？地獄沉沉，願入者多。謇薄劣衰退，無此宏願。”
◎世間鬼多人少，哪裏尋佛去？
狗肉將軍張宗昌，一次因一部屬做事不隨心，大罵其“混賬”、“王八蛋”。這個部屬一氣之下也跳了起來罵道：“你說我混賬、王八蛋，我也罵你是混賬、王八蛋！”在座的人都大驚失色，以為此人必死無疑。不料張宗昌卻拍案叫絕：“好！好！有膽有識，真是好樣的！”
◎流氓也有可愛之處。
然而，近代軍閥畢竟生活在近代，時代不僅使他們對待傳統倫理的態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實用氣味，而且在他們繼承的傳統思想上也烙上了自己的印記，由於清亡以後，整個統治階級已經支離破碎，統治中心呈現出一種物理上所謂的“失重”狀態，用直係軍閥吳佩孚的話來說叫做“五倫”缺了“一倫”②。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這傳統人際關係的五個維度，缺了“君臣”的一維。所以軍閥們的綱常禮教往往缺乏整體色彩，即隻強調倫理體係中的忠孝之義而置公私之義於不顧。這一點，就近代而言，曾國藩為始作俑者。湘軍的建製，因將設營，將去營裁，每級建製交由負責長官招募忠於自己的官兵。袁世凱對此進行了理論化建樹，在小站練兵時即把所謂的“忠國、愛民、親上、死上”四義混為一談，用偷換概念的辦法使他與“國”合二而一，忠於他就等於忠於國③。所謂“小忠者，大忠之賊也”，沒有一個軍閥肯為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而犧牲他個人的利益，所有人都隻強調下屬對他個人的效忠，而對他名義或實際上的上司對其手下的越級幹預都懷有極大的敵意。對軍閥來說，來自敵對營壘的威脅與來自同一陣線別一派係的威脅同樣可怕。與護國軍作戰的袁氏嫡係武力曹錕會擁兵自重，眼看著他主公的事業瓦解。跟紅軍對峙的國民黨地方軍閥也能與紅軍達成默契，互不侵犯。
1927年下半年，桂係打敗唐生智，占領武漢。原湖北國民黨黨部和政府的頭目並沒有因唐的下野而去職，他們認為自己是受中央之命所組成的，並非唐個人的私官。但桂係將領胡宗鐸、陶鈞（二人均為鄂籍）見狀大為不滿，陶鈞說：“我又不是哪個的兒子，我們打出的江山由他們坐嗎？還是推胡軍長做湖北省主席，著手組織省政府。”於是將湖北的原班人馬殺的殺，囚的囚。
◎這才像軍閥。
一次張宗昌出巡山東濰縣。濰縣文廟前向有拒馬，俗稱擋人木，已數百年，以示尊重孔子，行路人必須繞彎過去。為了迎接張督辦，濰縣知事帶人把它拆去。一時人抱不平，說濰縣人真會拍馬屁，捧張督辦比孔聖人還高。
◎有錢有槍，為聖不難。
曆史與現實的互動在軍閥的傳統性格上的最大影響是造成了意識結構上的內在危機，除極少數外，軍閥無不希冀一溫帝王夢，然而卻都把自己裝扮成共和製度的誓死捍衛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綱五常的儒家說教，卻偏偏要冠以時尚的口號和“主義”，這種意識上表層和內蘊的分裂，標誌著軍閥心中的傳統意識已經無可奈何地出現了時代性扭曲。
二、遊民意識的滲透
在傳統社會裏，遊民的成分很複雜，一方麵，他們是脫離土地和宗法關係的人，一方麵，又是工商業發展的必然產物，必須在新的生存條件下，結成新的類宗法式的關係。地主的兼並，國家的掠奪與壓迫，人口增長的壓力，土地的貧瘠化，使周期性震**的傳統社會始終保持著周期性漲落的遊民人口。這樣一個遊民階層的存在，可以說在某些情況下是威脅王朝秩序的異己勢力。遊民雖然是一個不穩定的階層，迫於官方的壓力和生存的需要，也產生了某些與社會主體意識相悖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如宗教上的羅祖崇拜、無生老母崇拜；憎惡現實的“劫變”觀念，甚至將所謂的“現在佛”如來斥之為“人麵獸心”④；強調互助和蔑視綱紀的義氣等。
楊森為加強對部屬的控製，將各師抽調一團步兵編為執法大隊一、二路，以自己的子侄主掌，又將各師旅的機槍大炮集中起來，單編個機炮大隊，也派自己的親信管理。這使得部屬大為不滿，師長範紹增當場鼓噪，另一師長郭汝棟說：“集中機炮，等於脫馬褂；調各師一個團成立執法隊，等於脫長袍。隻有未揭我們的帽子，逼得我們無路可走。”
◎外衣沒有，恐怕軍容不整。
四川萬縣師範學校校長鍾正懋，為章太炎先生弟子，元月朝賀，袁世凱賜宴，酒半語鍾曰：“你老師和我過不去，你去勸一勸。中國向來有兩塊萬歲牌，一塊是大成至聖先師，一塊是當今皇帝，太炎為何不讓一塊給我？”
◎章太炎負責發牌嗎？
明清以來，隨著秘密教門的興盛，地下幫會的發達，和一定數量的失意知識分子的參與，遊民隊伍的組織化程度漸趨提高，遊民意識也漸趨理論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後，隨著統治秩序的瓦解，大批遊民湧入軍隊，幫會和綠林“豪傑”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慣匪甚至成了執全國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謂南有幹帥（陸榮廷）北有雨帥（張作霖）並為一時之雄。海外的“洪門”、西南的“袍哥”、長江中下遊的“哥老會”、江浙一帶“青幫”都對軍閥有相當的滲透，不少軍閥重要成員都是幫會的骨幹，有的甚至在軍隊中公開地大散海底，講說家法，廣收門徒。流行於北方數省的不少民間宗教門徒，也隨著軍閥的招兵買馬而流入了軍隊。在這種“黑社會”合法化，社會沉渣泛起的情形下，遊民意識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軍閥的維係意識之中。
青海軍閥馬步芳一直對國民黨中央政府保持半獨立狀態，蔣係勢力始終進入不了青海半步。1943年，何應欽電邀馬步芳赴重慶“共商國是”，意欲興師問罪。馬步芳攜帶了大量黃金財寶到重慶，從多方麵結交權貴的眷屬，何應欽等最初質難頗多，後來就變成“請馬主席參考”。馬步芳對他的隨員說：“明碰不如暗鬥，哪個人能經得起從老窩裏挖！”
◎至理名言。
1908年，四川軍閥劉文輝時年3歲，投考成都陸軍小學堂。拿到試卷後，翻過來覆過去，一道題也答不上來。眼看就要交白卷，他便在上麵亂寫了些古人警句，又別出心裁地用“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胡亂發揮了一通。結果，居然榜上有名。
◎張鐵生原來是拾人牙慧。
遊民意識最普遍、最常見的是：“忠義”和“俠義”觀念，前者是團體（幫會堂口、綠林山頭）內部的核心觀念，後者是團體對外的主要原則（至少是以此相標榜），兩者的中心是個“義”字，洪門忠義堂的堂聯就是“非親有義須當敬”⑤，“義”的關鍵在結盟，即“金蘭結義”，幫會特別尊崇關羽，著眼點也在於“桃園結義”、“義氣重似海”，這顯然是對血緣紐帶的某種超脫，是一種新條件下的類宗法關係。不義意味著背叛，對於長期處於非法狀態的黑社會來說是一種致命的傷害，所以為同人所深惡痛絕。這種“義”顯然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體係的“義”有別，後者主要強調公私大義，義服從於忠，具有儒家倫理的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義，摻雜以“情”的成分，“是友無情切莫交”⑥，對幫會來說義與忠相聯的時候意味著對同伴的忠實、不相欺，失了腳不出賣兄弟；義與俠相聯則意味著行事正當（合乎江湖規矩）和抱打不平及對錢財的輕蔑，“仗義疏財”。
孫傳芳討奉，奉軍將領楊宇霆出逃南京，其部下楊毓珣落荒而逃，途中有一農民牽驢而來，楊一躍而出，將毛驢劫走。騎驢走了一夜，天將亮時入一寺廟休息，偽稱老百姓迷失路途。廟中和尚笑著說：“你不必瞞我，昨天也來了一位你們同樣的人物，請你看看，也許認識。”說罷引楊往晤，楊一看乃是劉翼飛（同為楊宇霆部將），身著僧衣，原來已化裝成和尚。此事後來在東北傳為笑談，說：“楊琪山（楊毓珣號）劫毛驢，劉翼飛當和尚。”
◎能逃命就是好樣的。
張宗昌督魯，恰遇大旱，禾苗盡枯，因此他上任次日即率文武官員赴龍王廟祈雨，一連數日，未有靈驗。於是他下令炮團擺開大炮，對天猛轟，遂降暴雨。
◎不信邪。
可以說，這種江湖上的“義”意識，已經很強烈地影響到了軍閥的行為準則，軍閥集團內部重要成員與首領之間除效忠關係而外，往往還有結盟（結拜）關係，不拜把子，不結團體，彼此的聯係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謂的信義與情感。一個比較特別的事實是，北洋軍閥之間的戰爭，勝者往往不對負方作窮寇之追。戰場上盡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於對方的家眷和財產卻很少觸動，戰敗後片甲不存的軍閥，也會得到對方的優禮。可以說，這種貌似紳士風度的做派來自於遊民意識的俠義觀念，因為畢竟彼此過去同屬一個“北洋團體”，彼此的“優容”可以解釋為既是做給外部也是做給內部看的一種把戲，以顯其仗義和寬厚。如此說來，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直皖戰前小徐（徐樹錚，皖係謀主）誘殺了北洋舊將陸建章，會引起北洋軍閥的普遍不滿，以致成為皖係戰敗的一個籌碼，因為這種行為的本身無論是目的還是手段，都顯得那麽不夠“俠義”。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軍閥意識中摻雜有不少遊民意識的成分，但遊民意識在傳統社會畢竟是一種非主流意識，對多數軍閥而言，遊民意識僅僅是一種程度不等的影響因素，少數軍閥的遊民意識的色調雖然重些，但隨著角色身份的變化，也會逐漸淡化而最終向正統觀念靠攏。
三、歐化意識的波及
袁世凱辦模範團，意欲培養嫡係親貴武力。陳光遠任團副（團長袁自兼）。第一期學員畢業，團副照例訓話。陳不學無術，然又好謅文，以避人譏其無學。陳訓話雲：“你們已經畢業，由大元帥親手培養。大元帥對你們期望很大，你們要好好幹，將來你們都不堪設想啊！”不可限量，說成“不堪設想”，全團為之大嘩。
◎他倒是說對了。
洪憲帝製，反對聲四起，袁世凱不得已取消帝製，任用段祺瑞總理收拾殘局，段想用自己的心腹徐樹錚當國務院秘書長，但袁世凱最頭痛的人就是徐，喃喃地說：“不成話，不成話！軍人總理，軍人秘書長，這裏是東洋刀，那裏也還是東洋刀！”
◎他自己也是東洋刀。
西方文化對軍閥的影響有兩個方麵：一是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經各種渠道輸入中國，其中某些與中國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為一時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會對軍閥發生影響。二是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層次，基督教隨著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國傳播（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別是義和團運動後，基督教由於自身“孔子加耶穌”的“本色化”變形，有了長足的發展，甚至在許多邊遠地區出現傳教士的蹤跡，據統計，到1918年，僅天主教徒就達190萬之多⑦。由於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淺層文化天然的普適性特點，因此，西方宗教，尤其基督教從形式到內容都對軍閥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的湧入，對軍閥陳腐發黴的思想體係產生了衝擊性的影響，而大批學軍事的留學生（主要是留日學生）加上更大數量的國內新式軍事學校（堂）的學生，則給這些思潮提供了接收載體，軍閥部隊的幹部構成，這些人員占了很大比重。說也奇怪，某些軍閥冥頑不靈的頭腦，對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圓鑿格格不入，而於某些偏執的極端主義貨色，卻有靈犀一點，一拍即合，無論是軍國主義、國家主義還是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都是一些軍閥熱衷引進的對象。
皖係參戰軍的一個旅長在一次對全旅官兵講話時說：“仗是一定要打的！練軍隊原來就是為了打仗，現在就要準備好。軍隊好比是狗，主人讓我們咬誰我們就去咬誰。”
◎如果是叭兒狗就糟了。
有一次，張宗昌說：“我也有主義。”友人問他是何主義，他沾沾自喜回答說：“三多主義：錢多，兵多，姨太太多。”
◎阿貓阿狗也有“主義”。
馮國璋在南京被燒去七百幾十萬財產，王占元每引以為戒。他常說：“做官的人，萬不可在當地置辦不動產，否則，一旦下台，不但產業不能帶走，反必處處予人以口實。”
◎也須退步抽身早。
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在西方不怎麽高明的學說，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在喚起國人自強自救意識方麵曾起過很積極的作用，但是它對軍閥政治的影響卻存在另一麵，即對強力的崇拜，對武力的迷信，對弱肉強食正中下懷的稱道，由醒獅派宣傳的國家主義，也在特定時期成了某些軍閥維係軍心，對抗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工具。孫傳芳曾利用國家主義組織“三愛黨”（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⑧唐繼堯也在雲南組織國家主義色彩的“民治黨”，開辦三月一期的“民治學院”，組織編寫《國家主義十講》，出版宣傳國家主義的《滇事旬刊》。⑨一度流行於德日的軍國主義思潮及德日奉行的軍國主義政策，則為山西王閻錫山奉為至寶，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與警察製度，把山西搞成了一個大兵營。
滇軍範石生本是清末秀才，後入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好談軍事，又好弄筆墨，自命能文能武，以宋朝的範仲淹自居，常用“軍中一範”的圖章向通信的朋友誇耀。但他在軍閥角逐中卻總是失利，“軍中一範”變成了“軍中一飯（桶）”。
◎誰都自我感覺良好。
“九一八”事變後，困居日本的張宗昌回國，夢想收回山東地盤。時占據山東的韓複榘，也利用張的這一心理，將其誘回山東，欲除掉或幽禁之。一次韓請張看戲，張入座稍遲，到包廂後，韓的夫人紀甘青給張讓座，自己坐到另一廂中。張見她走去，便戲謔地對韓說：“你在山東頂了我的窩子，我今天也頂了你太太的窩子。”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韓遂堅定了殺張之心。
◎玩笑開不得。
鑒於基督教的影響和團體凝聚力，一直在北洋營壘中處於特殊地位的馮玉祥，直接擷取基督教教義的某些利於他的成分，並利用宗教本身聯絡、聚合人群的形式，讓耶穌基督為他維係軍心，博得了“基督將軍”的美名。蔣介石則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悅西方國家和聯絡國內歐化階層的手段與招牌。
有時，西方思潮對軍閥政治的影響還會表現在這樣一些場景，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學的輸入與愛國浪潮的高漲交織在一起，某些較為敏感的軍閥總能喊出一些時髦的口號以爭取軍心和民心。如閻錫山就一貫認為“新能存在，舊必滅亡”⑩，因此總是隨時代風雲的變幻，相應地打出一些“主義”和“旗幟”，以示“進步”和趨時。吳佩孚盡管滿腦子“仁義道德”，但也曾起勁地高喊“德謨克裏特”以至“勞工神聖”，從而在與皖係的鬥爭中爭得若幹人心的籌碼。
應該指出的是，軍閥對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極為有限和相當淺層次的，比起他們的舊文化根基來，西方文化的影響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縱使是“西化”較深、滿嘴新詞的閻錫山，也最多達到中體西用的水平，並沒有超出前輩張之洞的窠臼，近代軍閥說到底還是封建軍閥。
陳光遠督贛，為自己慶壽，廣收賀禮，商會以赤金鑄八仙人一套為祝，陳連連稱好。後又曰：“隻可惜小一點。”
◎此歎今古為官者同有。
張宗昌督魯不久，就將各報社及通訊社記者傳至督署訓話。說：“今天我請你們大家來，沒有別的話說，就是你們報上登載的消息，隻許說我好，不許說我壞，如有哪個說我壞，我就軍法從事。”
◎報紙功能就是栽花不栽刺。
張懷芝當了無權無兵的參謀總長。一次參謀部發生鬧餉風潮，張懷芝說：“我現在換上了長袍，不能像短褂子，打劫一筆來大家分攤幾個子，我們隻好白窮。”
◎說實話的可愛。
注釋：
①1925年12月21日《長沙大公報》。
②《吳佩孚先生集·傳記》，第315頁。
③袁世凱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
④黃育楩：《破邪詳辨》卷二。
⑤⑥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嶽麓書社版，第96頁。
⑦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頁。
⑧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八），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57～58頁。
⑨謝本書：《唐繼堯評傳》，第167頁。
⑩《閻百川先生救國言論集》第二輯，第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