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魂係日月

第三章 魂係日月

1.共產黨童年的目光就開始了在藍天上飛翔,他們不僅把革命的種子播進了土地,也灑上了藍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空軍史上出現了“斷層”。中國空軍有兩個童年:一個是國民黨空軍童年;一個是共產黨人民空軍的童年。於是,中國空軍便有了一個“二重唱”的曆史故事……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高瞻遠矚的共產黨人從誕生的這一天起,對天空就格外青睞。在以後的艱難歲月裏,他們也從沒放棄過對藍天的追求。

人民空軍的曆史,可追溯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1924年9月,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在廣州創辦了航空學校,航校先後招收了兩批學員,共52人,學員大多來自黃埔軍校。第一批招收學員10名,其中有4名是共產黨員!他們是:劉雲、王翱、王勳(又名王叔銘)、馮洵;第二批學員中共產黨員有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鴻峰(越南人)、金震一(朝鮮人)、唐鐸(後轉入蘇聯學習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等人。當時全校隻有4架寇蒂斯霍克飛機,各種相當的設施異常簡陋,學員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始了向藍天衝刺。

北伐戰爭打響後,這些年輕的中國雄鷹便出現在天空。

北伐航空隊人員基本是第二期航校學員,航空隊即是在廣東航校的基礎上成立的,而這第二批學員中,許多人都是共產黨員。

共產黨人向天空放飛了第一批鷹群!

他們一出現就非同凡響。

汀泅橋頭,葉挺獨立團殺聲震天;蔚藍的天幕上,幾架寇蒂斯霍克馬達聲隆隆。賀勝橋戰鬥,寇蒂斯又來助陣……

緊接著圍武昌、打南昌、下江浙,北伐軍所向之處,都有空中雄鷹陪伴。北伐軍士氣大振,節節勝利。革命勢力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極度恐慌。國內外的反動勢力相互糾結,妄圖將革命政權扼殺於搖籃之中。國共兩黨的飛行員們攜手並肩,邊學習,邊作戰,與反動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1925年6月瘦狗嶺之戰,航空隊連續出動多架次,轟炸叛軍,炸死滇軍叛亂師長趙成梁,叛軍頓時群龍無首,士氣一落千丈,2萬餘人隨即投降。9月,革命軍攻陽江、打漓州、克廉州,航空隊頻頻出動助攻,直到將軍閥鄧本殷部趕到海邊,向瓊州逃亡。

1925年10月,國民政府為提高飛行人員的素質,決定從第一期航校學員中選送6人去蘇聯學習和深造。我黨有4人入選。他們是劉雲、王翱、王勳、唐鐸。

1926年6月,國民政府再次從第二期學員中選送12人去蘇聯深造,其中又有5名共產黨員。他們是: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鴻章(越南人)、金震一(朝鮮人)。

在異國的天空,有中國共產黨灑上的種子,他們不僅把革命深入泥土,也播上天空!

這些星火般的種子沒有忘記黨的期望,他們按照黨的要求,學習航空各種專業技術。他們深知祖國需要一支強大的空軍,他們所肩負的是開創一支人民空軍的曆史使命,因此,他們刻苦學習,準備報效祖國。

然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舉起了屠刀,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了。

在殘酷的血腥鎮壓下,共產黨人不但沒有屈服,從而更加堅強、成熟。他們更表現出了對天空的關注和期望。黨中央決定從中國留學蘇聯的黨團員中選拔一批人員轉入蘇聯航校學習。

1927年9月,中國共產黨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黨團員中,選調了王弼、嶽少文、蔣餘材、羅國器、饒鈞等12人,進入蘇聯航校學習飛行和航空工程。

1935年9月,中國共產黨又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和列寧學院的中國留學生中,選調了王璉(朝鮮人),劉風、王春、李凡、孫武、孫毅卿等9人,進入蘇聯卡洛夫空軍第3航校學習。

中國共產黨送入蘇聯學習的幾十位優秀兒女,按照現代空軍的編製,大約可以編成一個滿員的飛行團。

這4批學員先後有的學成回國,有的留在了蘇聯。

第一、二批學員中,劉雲回國後,於1930年在武漢被國民黨殺害。馮洵、李乾元、黎鴻峰學成回國後,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不幸犧牲。徐介藩回國後長期從事我軍摩托化部隊建設工作,曾任裝甲兵學院院長。唐鐸在蘇聯航校畢業後,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曾榮獲列寧勳章、紅旗勳章、衛國戰爭勳章;1953年回國後,曾任遼寧大學副校長。常乾坤回國後一生從事人民空軍建設和人民航空事業。他在蘇聯航校畢業後,曾任蘇聯紅軍獨立航空隊準校領航員、教官、飛行大隊長、領航主任,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蘇聯最高航空學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學院”深造,1938年回國後曾任第18集團軍工程學校教務主任、軍委總參謀部高級參謀兼航空組副組長、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校長、軍委航空局局長、空軍副司令員等職,為人民空軍的建設貢獻了畢生精力。王叔銘後來脫離了我黨,投靠蔣介石,曾任國民黨空軍總司令。

大浪淘沙,是金子不會埋沒,是泥沙終將被淘汰。

這4批留學蘇聯的航空人員,不僅僅是學到了航空技術,更主要的是成了中國空軍的珍貴的火種。

毛澤東曾經不是下過這麽一個光輝論斷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國共產黨將要用這些星火,點燃星空,照亮中國人民空軍的登天之路!

如果說麥克阿瑟這個好戰的老家夥說中國沒有空軍還情有可原,那麽,堂堂美國空軍參謀長範登堡的斷言則是近似荒誕了。

身為美國總統的杜魯門也太輕信這兩位將軍的話了。難道他忘了中蘇、中美空軍比翼齊飛於抗日戰場上空?忘了中國共產黨到抗美援朝時已經誕生了將近30年了嗎?

沒有空軍,如同沒有屋頂的房子。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就肩負著創建華廈的重任,難道能忘了蓋房頂嗎?

腳踏實地的共產黨人,總是喜歡穩紮穩打,一步一個腳印。因為他們肩上的擔子太重太重了,而腳下的路卻又是那麽漫長。

2.“列寧號”天女散花,“剿總”司令部失魂落魄。共產黨人的第一架飛機投下的不是炸彈,而是傳單。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共產黨自從有了第一架飛機之後,才真正開創了共產黨人航空史上的新篇章。

1930年,共產黨人終於實現了零的突破——紅軍擁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飛機。真沒想到,第一架飛機的故事從幾位老人的口中道來卻是如此這般津津有味——

1930年2月16日,大別山雲遮霧鎖。鄂豫皖這塊紅色的根據地又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氛圍。

上午10時許,大悟縣宣化店西南的天空突然傳來嗡嗡的馬達聲。擔任放哨警戒的紅軍赤衛隊隊員們警覺地向天空望去——架青天白日機徽的國民黨飛機鑽出濃霧,搖搖欲墜地降落在陳家河附近的菜子坳前麵的河灘上。這裏是鄂豫皖蘇區與國民黨白區的交界處。

赤衛隊員立即向羅山縣第1區第10鄉赤衛隊隊部作了報告。大隊長陳國清一邊派人向上級報告,一邊帶領赤衛隊員衝向飛機降落點,將飛機包圍起來。

飛行員一看逃不掉,連人帶機做了俘虜。

那是一架“柯塞”式飛機,係美國製造的一種輕型偵察轟炸機。飛機外表很新。駕駛員叫龍文光,他這次飛行是執行空中通信任務,因山霧迷航,燃料耗盡,被迫降落。龍文光萬萬沒有想到,因為這次迷航,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據郭述申先生載文回憶:當時的中央鄂豫皖邊區特委和特區工農民主政府,得到繳獲一架敵機並俘虜了駕駛員的報告後,指示羅山縣委和駐在羅山的紅軍,要保證飛行員的安全,保護好飛機,想方設法將飛機運到根據地中心隱蔽地來。

郭述申先生那時正在鄂豫皖邊區特委工作,當他聽說羅山赤衛隊繳獲了一架敵人的飛機後欣喜萬分。因而對事情的前前後後了解的也比較詳細。

繳獲這架飛機後的第3天,河西姚畈姚老約的民團得知這一情況後,分3路向飛機降落點撲來,妄圖搶走飛機。羅山縣地方武裝營營長鄭猛子帶領20多名紅軍及時趕到現場,和當地的赤衛隊員們密切配合,擊退了反動民團的進攻,直到把他們趕回老巢。

過了幾天後,飛機被小心翼翼地拆開了兩翼。分幾大部分由紅軍戰士和赤衛隊員,以及當地群眾抬到宣化店以東卡房附近隱藏了’起來。

飛行員龍文光曾是廣東航校的學員,以後又和常乾坤、徐介藩等共產黨員一起赴蘇聯留學。錢均當時也在那所航校學習,與龍文光是同窗。錢均回國後被分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

當時的紅軍總指揮徐向前同誌得知飛行員的情況後,立即找到龍文光,與他促膝長談。錢均更是頻頻與他敘舊,還帶龍文光參觀了根據地的建設。紅軍首長的殷殷期望,同窗好友的舊情,使龍文光深受感動,毅然決定棄暗投明,留下來為紅軍服務。

中央軍委獲悉鄂豫皖根據地有了飛機和飛行員後,與鄂豫皖邊特委決定成立特區工農民主政府航空局,任命龍文光為局長、錢均為政治委員。

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第一個主管航空的組織機構。

為了表達對革命導師列寧的紀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政府將這架飛機命名為“列寧”號。

航空局辦公處設在新集(今河南新縣縣城)軍事委員會駐地北麵的普濟寺。

在航空局的努力下,飛機機身和機翼要從卡房經過郭家河,運到離箭廠河5裏地的任家畈、黃家畈之間平坦的河灘上重新裝配。航空局組織沿途的工農民主政府運送。黃安縣(今紅安縣)紫雲區第3鄉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吳行千從爭相報名運送飛機的群眾中,挑選了150名身強力壯的人組成了搬運隊。搬運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一步一步向前挪動。曆經半個月的時間,將飛機完好無損地運到了任家畈。

1931年4月,錢均、龍文光和紅軍裏幾位懂機械的同誌開始了組裝飛機。

飛機重新組裝起來後,塗上了灰色的油漆,機身上“列寧”兩個大字和機翼上兩顆紅星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昌平航空博物館展出的那架“列寧”號飛機是逼真地複製品。

那時,國民黨對鄂豫皖根據地多次進攻,曾多次派飛機對我根據地濫肆轟炸。紅軍和根據地的人民吃過了敵機濫炸的苦頭,一聽說紅軍也有了飛機,無不歡欣鼓舞。他們從四方八方湧向飛機,像過年過節一樣敲鑼打鼓慶賀了3天。為讓老人們也一飽眼福,鄉工農民主政府搭了一個看台,請上了年紀的人在台上觀看。一位老人說:“紅軍的‘飛雞’也給國民黨那些狗崽子下幾個‘蛋’嚐嚐。”

當時,雖然紅軍有了飛機,但沒有汽油。隻好將“列寧”號運到湖北新集機場。

有了飛機,有了飛行員,還有了新集、紫雲、英山3處新修建的簡易機場,可飛機因沒有汽油,上不了天。

總指揮徐向前也為此而發愁:總不能讓飛機老是趴著不飛吧!

1931年3月,紅四軍在雙橋鎮戰鬥中活捉了國民黨第34師師長嶽維峻,他的親戚托人與根據地聯係,願意出幾萬銀元贖他。徐向前當即一擊掌:“好!告訴他,隻要能搞來汽油,我們就可以保全嶽維峻的性命。”

嶽維峻的親戚乖乖地運來了大量的汽油和軍需品。

於是,人民空軍便有了一次劃時代意義的首航。

7月的一個雨後清晨,紅4軍政委陳昌浩去英山執行任務,準備搭飛機去金家寨。紅4軍軍部也準備派“列寧”號飛往固始、潢川一帶進行空中偵察。

起飛那天清晨,密集的人群擁擠在新集機場周圍。在千萬雙目光的注視下,“列寧”號的發動聲發出了轟隆隆的馬達聲。在一片歡呼聲中,“列寧”號滑向跑道,帶著兩顆耀眼的紅星衝上天空……

這是一次艱難的騰飛!

但中國人民空軍畢竟已經飛起來了。

從新集到金家寨,航程200餘裏,不久時間就飛到了目的地上空。由於新修的金家寨機場雨後泥濘,無法降落,“列寧”號改變航向,飛往固始。

固始駐著國民黨的“剿總”司令部。固始縣城的敵人聽到飛機的馬達聲後,紛紛跑出來往天上觀看。隻見一架飛機在頭頂撒下一陣陣紅紅綠綠的花雨,猶如散花天女重臨人間。那彩色的花雨打著旋兒,悠悠****飄了下來,有的竟飄到了“剿總”司令部。人們好奇地追逐著,待抓到手中,表情驚呆了——是紅軍的標語!那上麵寫著“紅軍必勝!”“粉碎白匪圍剿!”等口號。

再抬頭一看,飛機機翼上有兩顆紅星燦燦奪目!

紅軍的飛機!白匪大驚失色,連忙四散逃命。“剿總”司令部頓時驚恐萬狀,亂成了一鍋粥。

坐在飛機後艙的紅四軍政委陳昌浩,笑得前仰後合。他一麵大把撒著標語,一麵朗朗地開懷大笑。

龍文光一個俯衝,然後再將飛機拉起來。嚇得地麵上的白軍抱著頭翹著屁股不敢抬頭。飛機消失後,他們才慌忙架起輕、重機槍,可為時晚矣!

“列寧”號繼而飛臨潢川、光山上空進行偵察和投撒傳單。白軍發現是紅軍的飛機,一個個龜縮在掩體內,嚇得連頭都不敢抬,直到飛機飛走後,才從地上爬起來,驚訝得合不攏嘴地望著茫茫的天空。

“列寧”號完成任務後,重返新集機場降落。

9月8日,為配合紅軍“反圍剿”,“列寧號”又從新集機場起飛,遠征華中地區敵人的心髒——武漢,進行偵察和示威。飛機飛抵京漢鐵路南段和武漢郊區上空,投撒大量傳單後安全返航。

紅軍飛機飛臨武漢,震動了南京。反動的《掃**報》驚呼:共軍飛機近日曾連續騷擾潢川、漢口等地,我方幸無死傷,現有關軍方已通令各地嚴加防範……雲雲。

1931年1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4方麵軍在鄂東七裏坪宣布成立,旋即揮師攻打黃安(紅安)縣城。守敵69師趙冠英部1萬多人,依托堅固的防禦工事,固守待援。我軍圍困黃安1個多月,打退了敵人的幾次增援,但縣城還是久攻不下。紅4方麵軍決定派“列寧”號參戰,進行轟炸,配合攻打黃安縣城。沒有航空炸彈,用迫擊炮彈來代替。

轟炸黃安縣城的前一天,徐向前等紅4方麵軍領導同誌與飛行員一起到黃安城南高地上觀察了敵軍陣地,確定“列寧”號參加作戰的方案。

第2天拂曉,4方麵軍司令部發出攻擊命令。

上午9時,“列寧”號的馬達聲漸漸逼近黃安縣城上空。

黃安守敵以為是他們自己的飛機,毫無戒備,當“列寧”號俯衝敵人陣地,同時將2枚經過改裝的迫擊炮彈投下去,發出“轟轟”兩下爆炸聲時,敵人才清醒過來,是紅軍的飛機在進行轟炸。

敵人陣地頓時大亂。

這是我人民空軍的第一架飛機、第一次直接參戰、第一次實施陸空協同作戰、第一次轟炸敵軍陣地。

我工農紅軍士氣大振,指戰員們揮舞著紅旗,向“列寧”號致意。

黃安守敵遭我飛機轟炸後軍心浮動,加之援軍無望,於第4天傍晚棄城南逃。紅軍乘勝追擊,在長軒嶺全殲逃敵,活捉敵69師師長趙冠英及部屬5000餘眾,繳獲槍枝4000餘支,以及大量武器彈藥。解放了黃安,擴大了根據地。

1932年夏,蔣介石調集了63萬人馬向蘇區各根據地發動第4次“圍剿”,以30萬主力進攻鄂豫皖根據地,紅軍被迫轉移。“列寧”號在根據地群眾的精心保護下,隨紅軍轉移了幾個地方,終因戰鬥頻繁,環境惡劣,不得不拆卸開來埋藏在大別山偏僻的山溝裏。國民黨軍隊侵占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後,千方百計地想找到埋藏起來的飛機。在根據地人民群眾的保護下,國民黨始終沒有找到飛機的主部件。直到1951年9月,王樹聲同誌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鄂豫皖分團來到大別山時,人民群眾才將“列寧”號飛機從山溝裏挖出來,獻給了國家。

飛行員龍文光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在武漢監獄慘遭殺害……

但是,龍文光和“列寧”號一起載入了人民空軍的史冊!

1932年4月20日,紅一方麵軍一軍團攻克漳州,又繳獲了國民黨一架“摩斯”式通信教練機。軍團長林彪、軍團政委聶榮臻親自到機場觀看了飛機。後來,因戰事緊張,這架飛機也廢棄了。

這是我紅軍擁有的第2架飛機。

3.延安與大西北的一次握手不歡而散。“新疆航空隊”是“新疆王”盛世才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個亮點。

殘陽如血。

一群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的隊伍行進在大戈壁荒灘上。

幾顆稀稀拉拉的駱駝草在晚風中柔弱指向蒼茫的遠方。

這支隊伍的每一步都是一個血色腳印。他們曾經是一支浩浩****的勁旅。經過了過雪山、越過草地之後,英雄的紅4方麵軍隻剩下400餘名紅軍指戰員。遭受巨大損失的紅4方麵軍開始了悲壯的西征……

1937年5月,西路軍殘部終於到達了新疆迪化(烏魯木齊)。

迪化是清王朝左宗棠定的地名。左宗棠率清兵入疆後,意在啟迪和開化這塊所謂在他眼中的荒蠻之地。

據呂黎平先生撰文回憶:接他們進疆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我黨駐新疆第一任代表陳雲同誌。

據陳雲同誌介紹,由於新疆與蘇聯接壤,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占了東北,繼而攻占上海,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為團結抗戰,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當時的“新疆王”、國民黨政府新疆督辦盛世才為擴展自己的勢力,也打起了“拉日救國”,“聯蘇聯共”的旗號,並采取了一些進步措施,實行“反帝、親蘇、民主、清廉、和平、建設”6大政策對我黨表示友好,正是利用這一統一戰線的特殊條件,西路軍殘部才得以入疆。

在陳雲同誌的努力下,我400餘名紅軍指戰員被編成一個“新兵營”,利用盛世才的軍營以及蘇聯援助盛世才的軍事裝備和教員、學習炮兵、裝甲、汽車等特種軍事技術,為我黨培養各種專業軍事技術人才……

呂老陷入了回憶——

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陳雲把他叫去。一見麵,就以濃重的上海口音問:“小呂,你對今後的工作有什麽考慮呀?”

陳雲經常到他們幹部隊來同大家談論國內外形勢,定期聽取支部匯報情況,作為支部書記的他,毫無拘束之感。所以,他坦率地回答說:既不願留在盛世才那裏工作,也不想回延安繼續當參謀,要求到前線去打仗。

陳雲聽後,滿麵笑容地說:“把你留在新疆學飛行怎麽樣?”

“學飛行,這可能嗎?”他驚奇地問道。

“有這種可能。”陳雲同誌接著說:“我對盛世才的航空隊情況作過了解。現有6架初級教練機,9架偵察轟炸機。他辦過2期飛行班,1期機械組。教官是蘇聯人。明年要開辦第3期飛行班,第2期機械班。”

少許,陳雲同誌話鋒一轉說:“我們在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吃了國民黨空軍多少苦頭呀!許多英勇善戰的同誌,沒有倒在與敵人短兵相接的戰場上,卻慘死在敵機的轟炸掃射下。你知道王稼祥、葉劍英、賀子珍挨炸彈受傷的情景吧!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用飛機對我華北軍民狂轟濫炸,製造了許多慘無人道的血案。如果我們有了空軍,就能從空中打擊敵人,保衛祖國的大好河山。空軍是很複雜的軍種,要建設自己的空軍,必須及早培養人才,因為培養一名飛行員比培養一個炮兵要難得多。我想利用統一戰線的關係,在盛世才航空隊為我們黨訓練一支既會駕駛飛機,又能維護修理的航空隊伍。隻要有了人才,再想辦法搞到飛機,我們的空軍不就可以建立起來嗎?我已經同盛世才談過這個問題,有了一點眉目。”

呂黎平聽了陳雲高瞻遠矚的運籌,興奮地頻頻點頭。

陳雲又接著說:“現在,‘新兵營’要物色一批學航空的人才。今天我找你來談談,你要有帶領部分同誌留在新疆學航空的準備。”

呂黎平驚喜地注視著陳雲。心想,若真能插翅飛上藍天,向敵機開火,為死難烈士報仇,這該是多麽光榮的使命啊!但他又似乎覺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怕駕駛不了複雜的飛機,當他說出自己的擔心時,陳雲同誌鼓勵他說:“你才20歲,身體又好,有一定的語文基礎,主要是數、理知識要提高,集中一段時間補習不就可以解決嗎?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

“服從組織決定,爭取早日飛上藍天。”呂黎平當即向陳雲同誌表示。

“我的這些設想,還需要請示黨中央批準以後才能實施。你回去等正式通知吧!”最後,陳雲同誌對他說。

陳雲同呂黎平說完話後,又找“新兵營”各大隊的領導,調查摸底,物色了30多名年紀輕、身體好、有一定文化的幹部為學航空的對象。

1937年11月27日,陳雲奉黨中央之命,乘一架蘇聯飛機離開迪化,回延安擔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陳雲回延安後,向黨中央匯報了選調一批紅軍幹部到盛世才航空隊學飛行、機械的意見。黨中央當即批準了陳雲的計劃,決定從迪化“新兵營”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摩托學校挑選一部分幹部到新疆學航空。

延水河畔的摩托學校裏,集合了抗大和摩托學校的數十名年輕力壯、精明能幹的學員,準備進行選飛體檢。美國醫生馬海德親自給他們體檢。這簡直就是中央首長一級的待遇!待遇雖高,但條件隻有一個標準:選飛行員,一絲也不馬虎。

其實呀!體檢的全部醫療設備隻有一個聽診器。

體檢、文化測驗之後,名單送到了中央組織部。陳雲看到名單後,還不放心,親自找預選對象談話,考察他們的反應能力。

文化測驗是讓學員讀一段報紙;測聽力是把懷表放在預選學員身後的不同位置、距離,讓學員們指出來;測反應靈活性是讓學員下棋;查平衡是讓學員原地轉圈,等弄不清轉了多少圈時,突然下令停止,讓你立即回答麵對的是東、南、西、北。

對每個人的經曆,陳雲也查的特別細。當他聽夏伯勳說是2萬麵軍的,李奎來自紅25軍時,高興地說:“太好了,中央決定要有1、2、4方麵軍的幹部學航空,你們就是代表嘛!”

經過八路軍後方政治部的審查,陳雲選定了19名共產黨員。他們是:嚴振剛、方華、方槐、賴玉林、夏伯勳、黎明、吳峰、雲甫、趙群、劉子立、李奎、陳禦風、王聚奎、鄧明、彭浩、彭仁發、謝奇光、吳茂林、楊光瑤。

1938年1月6日,陳雲把上述19名同誌叫到他的住地,勉勵他們要戰勝困難,刻苦學習,掌握航空技術。同時要搞好團結關係遵守紀律聽指揮。

陳雲話鋒一轉,說:“我問過一位空軍飛行機械師,文化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術?你猜這位蘇聯機械師怎麽說?他說,隻要不是石頭,就能學會。你們這些同誌都不是石頭,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還怕學不會嗎?記著,不會的東西學會了,那才叫本事哩!”

1月8日,選定的19名同誌由嚴振剛帶領,乘汽車離開延安,經西安、蘭州,於2月28日抵達迪化。

與此同時,1938年1月初,接替陳雲擔任黨中央駐新疆第2任代表鄧發告訴呂黎平他們說:延安派來迪化學航空的19名同誌已啟程,他正與盛世才商量有關事宜。

2月初,盛世才通知鄧發、航空隊第3期飛行班、第2期機械班,定於3月1日開學,請我黨選派的學員,在近日內完成體檢和入學文化考試,2月底前到航空隊報到。

鄧發立即找航空隊的蘇聯教官尤吉耶夫,一道去向盛世才說明:我們這批學航空的學員,都是紅軍幹部、共產黨員。從小參軍,沒有讀過什麽書。若按所要求的中學畢業生條件,都考不上。請免文化考試。體檢可照常進行,按標準條件錄取。盛世才看蘇聯教官同意,也就點頭答應了。

鄧發指定呂黎平帶領“新兵營”的30多名候選人,到盛世才的軍隊醫院進行體檢。結果,25人合格。他們是:呂黎平、陳熙、方子翼、安誌敏、袁彬、胡子昆、劉忠惠、張毅、楊一德、汪德祥、麟輝、丁園、王雲清、黃思深、陳旭、周紹光、餘誌強、劉子寧。

為了不影響按時開學,鄧發按延安通知的19人的姓名、經曆、職務,與“新兵營”的25人混合編在一起,定出了學飛行、機械的名單,送給了航空隊。

2月下旬,鄧發把“新兵營”的25人召集到會議室,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我黨第一支航空隊伍的成員,肩負著未來建設人民空軍的重托。要時刻記住這一條,千萬不能辜負了黨對你們的希望。你們在這裏學習,同在自己部隊不同,情況很複雜,困難不少。對此,大家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在人家那裏,要嚴守我黨我軍的紀律,內外有別。你們學習的好壞,關係我黨我軍的聲譽,一定要刻苦鑽研航空技術,爭取優異成績,讓他們瞧瞧,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好樣的。”

全體同誌一致表示,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指示。

會上,鄧發宣布了43人的學習分工和負責人(原為44人,賴玉林因身體條件不合格。沒有入學)。

飛行班25人;機械班18人。來自紅1方麵軍的有16人,紅2方麵軍的有2人,紅4方麵軍的有24人,紅25軍1人。

鄧發要求學員要正確對待分工問題。他說:從組織上考慮,各個方麵軍的同誌都要有學飛行和機械的,以體現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學航空。在我們共產黨人革命隊伍裏,隻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不論學什麽,將來都是黨的技術幹部。

鄧發決定,兩個班建立一個黨支部,編成6個小組。呂黎平為黨支部書記,嚴振剛、方子翼、朱火華、陳熙、金生為支部委員。大家舉手一致通過。最後,鄧發明確了幾個問題:一、領導關係問題。航空隊黨支部由中央駐新疆代表直接領導,不同別的黨組織發生關係。二、黨組織問題。盛世才不允許共產黨在新疆發展組織,更不允許他的軍隊裏有黨派組織,航空隊的黨組織不公開,黨的活動要嚴格保密。三、個人身份問題。每人到航空隊都用化名,不公開在紅軍的職務身份。新疆航空隊嚴格遵照鄧發同誌的指示。

1938年3月3日上午9時,新疆航空隊舉行開學典禮。

佩戴上將軍銜的盛世才和蘇聯中將顧問巴寧均也來到了會場。

上校大隊長張念夕宣讀了第3期飛行班、第2期機械班學員名單,編組及教學計劃;接著,對飛行學員授予上士、機械學員授予中士軍階。

這批經過長征、轉戰沙場的我黨久經考驗的連、營、團級指揮員,竟佩戴士官軍階,由指揮員變成受人指揮的軍士,學員們把這種委屈作為新的統戰環境下一種黨性鍛煉與考驗。他們在這種約束之下,硬是“熬”過了4年!

盛世才訓話時,講了他的“反帝、親蘇、民主、清廉、和平、建設”“6大政策”。

最後是學員致答詞。呂黎平走上講台,按照支部討論通過的意見表示:下定決心,刻苦鑽研,把航空技術學到手,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貢獻出自己的青春。

從這一天起,中國共產黨人有了第一支自己的航空隊伍。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呂黎平先生對這段往事還記憶如昨。

一幢300多平方米的裏外兩個大房間,住著我黨43名學員,以及盛世才招來的1名飛行員,16名機械學員。

開學後開設的課程有《航空曆史》、《飛行原理》、《發動機構造原理》、《飛機構造原理》、《領航學》、《空戰戰術》、《飛行規則》、《航空氣象學》、《機械物理學》等。

課堂學習是6小時一貫製。即上午接連上6節課,每節45分鍾,課間休息10分鍾。下午,2小時自習,1小時體育鍛煉。

他清楚地記得,開學後的第一堂課講的是《機械物理學》。教官是盛世才第一飛行中隊中隊長王應其,他一上講台,點過名後,就用奚落的口吻說:“今天我們學《機械物理學》,你們都有中學以上學曆,現在複習一下在初中早已學過的普通物理,什麽叫做物理三變態?”

“三變態”無非是固態、液態、氣態的變化。可那時,他們聽起來就像天書一樣。

台下沒人吱聲。

王應其帶著蔑視的口氣指著方華:“你!”

方華回答不上來。

“那麽,你!”王應其又指著陳熙吼道。

陳熙也回答不上來。

“還有你!”王應其指著呂黎平的鼻子喝斥著。

誰也回答不出來。

王應其火冒三丈。答不出來,就不讓坐下,堂堂七尺高的男子漢罰站,那心裏的滋味可想而知了。

“中學畢業生竟回答不出這樣簡單的問題,我沒法教這門課了。”王應其繼續吼道:“你,你,還有你,你們都是什麽學曆?”

回答是,高小,初小,小學二年級……

“誰讀過初中?”

沒人回答。

“這種文化程度,還想學飛行?做夢!”王應其一摔門走了。

氣得這批學員們一個個眼淚汪汪的。有的賭氣說:“不學了,老子回‘新兵營’去。”

氣歸氣,還得學。大家深知學飛行不是個人願意不願意的事情,這得聽組織的安排。

輪到教育股長王聰講《飛行原理》的升阻比時,大家也是不知所雲。

王聰免不了又奚落一頓:“沒念幾天書就想學航空,給你們講課,簡直是對牛彈琴!”

麵對這樣的困難,支部在中央代表的指導下,激勵大家用爬雪山、過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論學習關。支部決定把文化稍高的同學與文化低的配對,編成互助小組,建立包幹製,不讓一個人拉下。

大家在課堂上認真聽,課後反複學,不把問題弄懂決不罷休。

一時,教室成了攻破理論難點的新的“戰場”。許多同誌常常通宵達旦、學而不倦。很快,理論教官的態度也有了轉變,他們欽佩共產黨人的這種頑強求知精神。

航空隊的教官們說:前兩期學員,自習時總是遲到早退,經常要從外麵往教室裏攆。第3期卻反過來了,得從教室裏往外攆,真稀罕。

說到這裏還有一個故事。

一天,管教室的工友王老頭半夜醒來,見教室還亮著燈,以為學員們忘記關了,就迷迷糊糊爬起來,也沒看教室有沒有人,推開一點門縫,伸手把燈關了,又鎖上教室門走了。第二天一早,王老頭披著衣服打開教室的大鎖頭,見屋裏坐滿了人,竟迷迷糊糊地說了句:“諸位,今天到的挺早啊……

呂黎平身為航空隊隊長,肩上的擔子可不輕。他怕學員們累垮了身體,不好向黨中央交待,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催大家早點休息。勸阻無效,他隻好把教室門鎖上,規定,非學習時間,不得入內。教室進不去,大家就去飯堂開夜車。隊長發現了,又來個“飯堂規定”……可同學們又三五成群,或兩人一夥,打起了“遊擊”。弄得呂黎平防不勝防。

一個腦袋二把刀(機頭和兩葉螺旋槳),

四個翅膀往上翹(四個機翼上有反角度),

三條鐵腿蹬飛輪(前麵兩個機輪,後麵一個尾輪),

橫豎尾巴在後梢(橫的水平安定麵和豎的水平垂直安定麵)。

夏伯勳在回憶他們學習航空時所用的各種方法更是忍俊不禁。

一次,機械班上發動機課,複雜的油氣導管線路弄得大家頭暈腦脹。課畢,“小教員”忽發奇想,點上一支煙,吸一口,猛往導管裏一吹,然後堵住進口,用手比劃著導管流向,他手指到哪裏,哪根導管就冒出煙來。大家夥頓時恍然徹悟……

還有一次,飛行班學《幾何》,幾位基礎差的同學連什麽是立方體都搞不清楚,急得夏伯勳等幾位“小教員”直撓頭。突然,窗外的一堆土豆撲入了他們眼簾。小教員靈機一動,拔腿就跑出教室。不一會兒,就返了回來,手裏高高舉著一個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說:“同誌哥兒,這就是立方體!”

原來如此!大家都樂了。

以後,他們從食堂、菜地找來大蘿卜,切成各種幾何圖形……

一個星期天,剛到新疆接替鄧發駐疆第3任黨代表陳潭秋來看望航空隊學員,發現學員們一個個瘦得不成樣子了,嚇了一跳,說:“怎麽一個個變成瘦猴了?”

“陳代表,猴子變成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那狗熊再打扮也成不了人樣呀!”不知誰冒出這麽一句還挺有哲理的話。

陳潭秋哈哈大笑,“說的好,不過你們唯物主義需要徹底一些。隻有講究勞逸結合,你們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否則,就真的變成猴子……”

日後,陳潭秋特地請示中央有關部門同意,從新疆曆年節餘的黨費中,每月撥出一筆專款補貼航空隊的夥食。

黨的親切關懷和愛護,回報的是加倍的刻苦認真的學勻。

據呂老回憶——

盛世才的航空隊有3個飛行中隊,1中隊是戰鬥機,2中隊是偵察機,每個中隊有10名飛行員。3中隊專門訓練新飛行員,中隊長叫黎煥章,是維吾爾族的一名進步青年,2名飛行教官是任兆祥、楊兆榮。第3期學員飛行班就編在這個中隊,分3個教學組。第1組6人(內有非黨員學員1名),由黎中隊長帶飛;第2、3組各10人,由任、楊教官帶飛。蘇聯教官負責指揮和檢查考試。

開飛前3天,教官就帶他們到機場進行地麵實習。從鋪“T”字布、打信號旗(當時,地麵和飛機上均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拿槍檔、推飛機、到進入座艙開車、試驗轉數、檢查儀表等,都練得滾瓜爛熟。

教練機是蘇聯製造的烏—2初級機。這種飛機是蘇聯20年代的產品,雙翼、雙座、輕型。裝有一台100馬力的內燃發動機,最大時速146公裏,升限2000米。

那天東方剛顯魚肚白,他們就分乘2輛汽車來到機場。

每個人的心都激動得快要崩出來!

第一個開飛機的是呂黎平。

中隊長黎煥章帶著呂黎平走向第一架飛機,一進座艙,呂黎平就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隨著發動機的吼鳴,黎煥章加油門徐徐向起飛線滑行,信號員舉起白旗向前示意起飛時,黎中隊長加滿油門,直線向前滑動,逐漸抬起尾部加速,飛機就晃晃悠悠地升空了。

烏—2型飛機隻有風擋,沒有座艙蓋,升空之後,雖說是初春,寒風仍是刺骨,直感到臉上在起雞皮疙瘩。耳朵裏除了螺旋槳打擊氣流的“嗡嗡”聲外,什麽也聽不到。當飛機升到800米時,中隊長對前後艙連通的橡皮說話管,讓呂黎平前後左右活動駕駛杆,體會飛機的操縱性能。

呂黎平隻感到略為前後推動駕駛杆,飛機就急劇下降或上升。

原來飛機駕駛時不能用粗猛動作,要柔和地、輕微地操縱。

他們隻在空中盤旋了幾圈,還沒過足癮的呂黎平就感到飛機輕飄飄地下滑落地了。

他還沒來得及看清機場的輪廓。

這天,他們每人作了20分鍾的感覺飛行。回到宿舍,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著各自的感受。大家談得更多的還是由於過去對飛機的常識不了解而鬧出的許多笑話。

這批飛行員,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每個人隻由教官帶飛了50~60個起落,飛行6—8小時後,就全部放了單飛!

經4個多月的苦練,24名飛行員人均成績在4分以上。順利完成了初級教練機的訓練計劃。隻有一名學員改為機械。

1938年10月,新疆航空隊第3期飛行班學員轉入了埃爾—5偵察、轟炸機的中級訓練。

埃爾—5型機長9.5米,翼展15.5米,裝一台700馬力的內燃發動機,最大時速約280公裏,航程約1000公裏,升限4000米。裝有3挺7.62毫米口徑的機關槍,翼下可掛4枚50公斤的炸彈。雙座艙,既可教學,又可執行戰鬥任務。第3期學員每人由教官帶飛了30來個起落,就陸續放了單飛。

盡管這兩種教練機設備很不完善,既無刹車、摩翼,又無無線電通話機,在操縱上也有許多困難。但終沒難住這些學員們。

航空隊有4名蘇聯教官,其中2名飛行教官,負責指揮和帶飛;1名領航教官,負責航行理論教育;1名機械教官,負責指導機務維修。軍階從中校到少將。他們都是蘇共黨員,每個人有千小時以上的飛行經驗,對我航空隊學員們很關心,願意把蘇聯空軍訓練方法教給中國共產黨的航空人員。

1939年夏,正當我新疆航空隊在埃爾—5飛機的訓練將要結束時,隨著國內反共摩擦的加劇,國際風雲變幻不定,新疆泛起一股疏蘇、冷共的逆流。盛世才為鞏固其統治,八麵玲瓏,忽遠忽近,若即若離。由於他向斯大林提出一個龐大的裝備其部隊的計劃沒有滿足,便一改過去的笑臉,於1940年停止了我航空隊的飛行訓練,長達8個月之久。

1940年夏,航隊向黨中央請示回延安。未獲批準。

1941年初,蘇聯援助了6架伊—15和2架伊—16型戰鬥機,以及一批軍事裝備。在蘇聯教官的大力協助下,黨中央駐新疆第3任代表陳潭秋經過與盛世才的反複交涉,才恢複了我航空隊的飛行訓練。

為了盡快掌握伊—15、伊—16飛機的飛行技術,我航空隊學員在蘇聯教官的帶飛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順利放了單飛,完成了高級特技,單、雙機對抗空戰,打地靶、低空轟炸射擊等全部課目訓練。

為改善航空隊的夥食,陳潭秋除從黨費中每月拿出120元錢外,還發給肮空隊兩支獵槍,借打獵改善生活。

每次打獵、方華、夏伯勳最積極,他們隻要一出去,保準不會空手回來。不是打野雞、就是麅子。開始大家不知道,煮上一鍋麅子肉,狼吞虎咽,猛餐一頓,結果都流鼻血,睡不著覺,不知道麅子肉是熱性,青年人吃多了會上火。

1939年8月,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周恩來去蘇聯治傷途經迪化,專程看望了航空隊的學員們。周恩來讚揚說:“陳雲同誌很有遠見,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第一個倡導建立航空者,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空軍,就有骨幹、有種子了……”

1941年秋,我新疆航空隊按原定教學大綱完成了所有課目的訓練,成績優良。按當初於盛世才商定的協議,可以畢業,授予中尉軍階,月薪100多元,相當於陸軍中校,可以結婚,過富裕生活。但是,當了飛行官以後,飛行時間減少很多,技術上隻能保持,不能繼續提高。為此,航空隊請蘇聯教官想辦法。蘇聯教官說:“如果要多飛,提高技術,隻有推遲畢業時間,我可以安排飛行日,優先保證。”

黨支部開會征求大家意見,同誌們想到黨中央的期望,一致認為:為了黨的航空事業,我們要提高飛行技術,不要軍階、高薪、暫時不結婚成家,請求推遲畢業時間。

在中央代表陳潭秋的協商下,盛世才同意我航空隊延期到1942年4月畢業。

1942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正處於艱苦困難的時期,中國國難當頭,蔣介石於民族利益不顧,於7月5日派宋美齡、朱紹良、毛邦初等人到迪化與盛世才密謀勾結,反蘇反共。盛世才為向蔣介石獻媚,竟秘密槍殺其親蘇的胞弟盛世祺,捏造共產黨要在迪化搞所謂“4·12”暴動。我航空隊第3期學員於7月10日被逐令離開盛世才的航空隊。

1942年9月17日午後,盛世才的飛行中隊長高繼忠,帶2輛卡車到我航空隊駐地,以“盛督辦請你們全體人員去訓話”為名,將我航空隊軟禁了起來。中央代表陳潭秋等我黨在新疆的全隊隊員,亦被隔離,失去了自由。

我航空隊與反動軍閥展開了獄中鬥爭。

隨著新疆形勢的惡化,盛世才成了反動的“殺人魔王”。陳潭秋、毛澤民、林基銘等黨的優秀兒女相繼慘死在這個魔王的屠刀下,航空隊和在新疆工作的140餘名同誌也被投入了監獄,開始了長達4年之久的囚徒生活。

延安的黨中央密切地注視著新疆的局勢,盡一切努力營救在新疆的同誌。

1943年2月10日,中央書記處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林彪,建議他們在談判中提出釋放我黨在迪化被盛世才拘留的140餘人的要求。

1944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向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正式提交了《關於解決目前若幹急切問題的意見》,其中包括立即釋放新疆及各地被捕人員的要求。

1944年11月6日,我航空隊的全體人員被關進第2監獄。先後與敵人進行了2次絕食鬥爭。

我航空隊全體人員抱定:“百子一條心,集體回延安”。敵人在其書麵報告中無可奈何地承認:“提共黨88名分別談話勸其投降,然結果均仍執迷不悟”。

盛世才和一切反動軍閥們永遠弄不明白共產黨人為何寧死不屈。

1945年10月,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再一次重申了國民黨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除漢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毛澤東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時,得知張治中將軍將赴新疆談判,便對張治中將軍說,“我們在新疆的這些同誌被關押了4、5年了.已經很困難了,我們準備拿點錢去接濟他們。”張治中很受感動,連聲說:“不用了,不用了。到新疆後我會拿錢給他們的。”

毛澤東大手一指:“好!君子一言!希望張將軍到新疆後一定要履行《雙十協定》,盡快釋放他們。”

10月13日,張治中將軍啟程前夜,周恩來和鄧穎超專程到張治中將軍家,再三囑托張治中將軍不但要按《雙十協定》釋放被捕的我黨人員,而且要把好事做到底,派人將他們護送回延安。

張治中將軍果然不食言,到新疆赴任西北行營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後,即派新任迪化市市長屈武前往第2監獄探望包括航空隊在內的共產黨人,轉告了中央對他們的關心和準備釋放他們的消息。爾後,又衝破重重阻力,派新疆警備司令部少將處長劉亞哲護送他們回到延安。

我黨被捕的人員終於回到了延安的懷抱。

盛世才,這個反動軍閥在他黑色的一生中,“我新疆航空隊”也許是他唯一的一個亮點……

4.新疆航空隊回到家中,朱德請客。汪偽“建國號”“慕名而來”,陝北黃土高原魅力何在?

1946年7月11日。延安寶塔山下。

溫暖的太陽給古樸的黃土高原鍍上了一層古銅色的光芒。延河水發出粼粼的波光,一群群雪白的羊兒悠閑地啃著青草,宛若朵朵白雲落在山窪窪。

沿途鑼鼓喧天,歡迎聲連綿不絕。

站在歡迎隊伍最前列的有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朱德、任弼時、林伯渠、楊尚昆等。

歡迎規格之高,如同接見外國總統。

朱老總笑逐顏開,對身邊的任弼時說:“我們的鷹群回來了。我這個總司令又兵強馬壯了,快要鳥槍換炮嘍!”

從新疆歸來的131名同誌一個個熱淚盈眶,4年漫長的囚徒生活終於結束了,他們又回到了黨的懷抱。

呂黎平沒等卡車停穩就從車上撲了下來,一頭紮在朱總司令的懷中:“總司令,航空隊的全體同誌向您問好!我,我……”

呂黎平再也說不下去了,代替語言的隻有淚水,那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落下。

朱總司令輕輕拍著呂黎平顫抖的肩頭,麵對航空隊的全體同誌深情地說:“你們是黨花了很大心血培養的第一支航空隊,是一支很寶貴的隊伍。你們受苦了,但今天終於勝利地回來了!你們活著的堅貞不屈,犧牲的視死如歸,都是好樣的!黨中央歡迎你們,延安人民歡迎你們!”

當晚,朱總司令宴請航空隊,當朱總司令聽呂黎平匯報完後,連聲說:“好!好!我這個總司令現在有飛機,有機場,就是缺你們這樣的駕駛員哩!”

朱總告訴呂黎平和航空隊的同誌,我八路軍在東北繳獲了不少航空器材,已經派常乾坤、王弼等同誌前往東北籌建第一所航空學校。

朱老總還告訴呂黎平他們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延安已經有2架飛機!

呂黎平眼睛閃著光,興奮地一口將一大碗酒一飲而盡!

“這下可好了!”沒等呂黎平說完,朱老總神秘地說:“知道這2架飛機是怎麽來的嗎?”

“除了從天上飛來,還能從地上冒出來的!?”不知是誰冒冒失失地開了這麽句玩笑。

朱總司令笑了笑說:“是飛來的,這麽說不夠準確。應該說是送上門來的,是找到門上來的。我們共產黨的名聲大呀!這黃土高原有那麽一股子吸引人的地方啊!”

朱總司令所說的2架飛機,1架指的是汪偽政府起義的“建國號”,另一架是指半個月前駕機起義的劉善本的那架B—24。新疆航空隊的同誌由於身陷囹圄,對此事一無所知。

第2天,毛澤東、劉少奇又請航空隊的同誌吃飯……

航空隊的同誌們的心裏還惦記著那2架飛機呢!

1945年8月20日,延安接收了第一架汪偽政府起義飛機——“建國號”。

近半個世紀了,當時“建國號”的機組人員黃哲夫(後改名於飛)回憶這段經曆時仍激動不已,那飛往延安的日日夜夜又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黃哲夫原是汪偽少尉飛行員。1944年冬,他因不滿現實,與飛行副總隊長吵了一架,結果被關了1周禁閉,還準備把他押送南京。以後,讓他停飛、記過處分了之。不久,又以思想不良罪名開除其軍籍,實質上等於有共產黨之嫌疑。黃哲夫逃到上海。

1945年3月間,黃哲夫找到舊友周致和(即蔡雲翔),周致和原是汪偽航校的少校飛行教官,後投入汪偽空軍。黃哲夫想找周致和一起投奔共產黨,先後多次頻繁接觸,在最後一次交談中,黃哲夫便不失時機地試探著說出自己的心思:到延安去。周致和以愉快的微笑算是作答。

駕機去延安。當時他們顧慮很多,與共產黨沒有聯係,不了解共產黨對敵偽人員的政策,更擔心飛機飛到延安會被共產黨的高射炮打掉。於是,倆人經反複商量後,決心一定要去延安,但先由黃哲夫與共產黨聯係上,周致和負責搞一架汪偽政府的專機。

黃哲夫經多方努力,終於找到一個老同學秦傳家。他聽老同學說老家那裏有共產黨,就和秦傳家一起離開南京,直奔孫家埠。

秦傳家原在國民黨空軍第8大隊當轟炸員,老家安徽宣城孫家埠。

7月的江南,驕陽似火。倆人抵達孫家埠後,終於與新四軍接上了頭。7月7日,他倆與宣城縣委書記彭海濤取得聯係後,匯報了組織起義的打算。最後又到達蘇浙軍區,見到粟裕司令員、劉先勝參謀長、鍾期光主任。粟裕司令員聽完黃哲夫和秦傳家的匯報後,十分高興:“歡迎你們起義。不過,這是件大事,我馬上報告延安黨中央。”臨分手時,粟裕司令員祝他們“希望起義成功!”

粟裕司令員臨行前,考慮到行動方便,給黃哲夫改名“於飛”,從此,黃哲夫以“於飛”名字與我黨進行聯係。

黃哲夫回到南京後,將聯絡情況告訴了周致和,倆人興奮得一夜沒合眼。次日,黃哲夫到了揚州,與揚州軍分區政委程明聯係上了。

一見麵,程明就笑容滿麵地說:“知道啦,軍區早發來電報,通報了你的情況,我們估計你最近會來的。你今天一出城,我們的同誌就一路上在保護著你哩。”程明希望黃哲夫能組織更多的汪偽人員和飛機投奔解放區。

7月底,黃哲夫聯係到的一批汪偽人員在南京珠江路的珠江飯店二樓包租的房間裏匯合,這批人中是:周致和(汪偽空軍少校教官)、秦傳家(國民黨空軍8大隊轟炸員)、白景豐(國民黨航空處主任)、何健生(汪偽空軍上校參讚)、吉翔(飛行教官)。當時汪偽國府有3架專機,即:建國號、淮海號、和平號,停放在明故宮機場。

8月18日,周致和讓趙乃強到明故宮機場聯係,給“建國號”加油和檢查飛機。趙乃強懂日語,又是奉偽軍委的命令,因此,守衛機場的日本人隻打了個電話核實了一下,手續便辦完了。

次日上午8時許,周致和與趙乃強來到機場,作完飛行前檢查,不一會葉蓬等人穿著便衣,帶著大大小小行李來到機場。周迎上去打了個招呼,他們便匆匆上了飛機。飛機升空後,向西飛去。飛到武漢機場,早有10多人在那裏迎候。周致和等葉一行人下了飛機後,返航直飛揚州。

周致和到揚州後,即派人與黃哲夫聯係,讓黃哲夫電告延安毛澤東主席、朱總司令,電文是:“日內有機來延安,萬勿誤為敵機。”

第二天是8月20日,星期一。此刻,揚州機場上一架立川“99式”雙發動機的單翼運輸機“建國號”已整裝待發。隨著馬達的轟鳴聲,飛機衝向跑道。“建國號”象一匹駿馬,騰空躍起,展翼北飛。

航線上有幾處是敵人機場的空域範圍,很容易被敵機發現和攔截。所幸這天好像是老天爺有意安排。雲海茫茫,飛機在雲上飛行,誰也發現不了。雖然事先機組作了計劃,但畢竟是一次特殊飛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風速和風向,隻好靠飛機上的磁羅盤保持航向。飛機飛近黃河上空時,浮雲漸漸散去。

黃哲夫對照地圖,檢查了地標,發覺偏離了原來航線,於是決定以地標航行,每個人的心裏都盼望快點結束這次航行。

飛機在天空飛了近4個小時,當飛到風淩渡上空時,翼下洛河之水有如鱗光為其引路。到了洛川,飛機轉向北飛,機組人員已能望見延安寶塔了。

延安地區,群山起伏。由於“建國號”下降高度過低,被山頭遮擋了視野,起初機組人員沒有看到飛機場。此時,他們已經經過了6個小時的飛行,油料也快用完了。周致和焦急地問黃哲夫:“糟糕,沒有機場呀!”

“不會沒有的。粟司令說有機場,不會錯,爬高些再找找看!”

飛機旋即上升約至300米時,忽然發現右翼下的河邊有個土機場。機組人員一陣歡喜,周致和駕著飛機衝了下去……

8月20日這天下午。延安機場勤務股股長油江正在機場邊和石蘊玉揀蘿卜纓兒,突然聽到天空隱隱約約響起馬達轟鳴聲。二人不禁抬頭向天上望去。

一架小型運輸機,沒有任何標誌,從雲裏鑽了出來,繞著機場盤旋。看樣子這架飛機沒有敵意。倆人立即商量決定令其著陸,可他倆還沒布置好著陸的準備工作,飛機就衝上了跑道。

6名機組人員,其中4名飛行員:於飛、蔡雲翔、張華、顧青:2名機務人員:田傑 陳明秋。

油江當即打電話報告了葉劍英參謀長。軍委指示他們:保護好飛機,接待好起義人員。

第2天,朱總司令,葉參謀長接見了“建國號”機組人員,並設宴招待了他們。參加宴會的有我黨政軍許多高級將領:羅瑞卿、楊尚昆、胡耀邦等。

“建國號”是8月20日起義的,延安機場根據這個富有紀念意義的日子,把它編為820號飛機。

這是我八路軍擁有的第一架飛機。隸屬八路軍總司令部。

5.對天空一往情深的共產黨人,望著亂雲飛渡的東北成竹在胸。戰俘林彌一郎40年後受到中國國賓禮遇。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

8月9日0點10分,蘇聯百萬之師在4400公裏長的戰線上,潮水般地越過國境線,進入我國東北,與日本關東軍展開了空前的大搏殺——

蘇軍的26137門大炮一齊發出怒吼;

5556輛坦克雪崩般地輾向日軍陣地;

陸軍航空隊的3446架飛機和海軍航空兵的1549架飛機隔絕了天空和大地……

斯大林命令遠東紅軍3個月內消滅在中國東北的日軍。

……

8月11日,延安我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兩天來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連續發布了7道命令。其中第2號命令是:冀熱遼軍區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

我冀熱遼軍區當即兵分3路,向熱河和遼寧挺進。

我東路挺進部隊在16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凱的率領下,於8月30日攻占了山海關,又一路收複了綏中、興城、錦西、錦州,於9月5日清晨抵達沈陽。

這是八路軍第一支進入東北的部隊。

我東路部隊初步控製了沈陽的混亂局麵後,曾克林於9月14日乘蘇軍飛機飛赴延安,向黨中央匯報。

1944年5月,中央軍委決定在第18集團軍總參謀部成立航空組,王弼任組長,常乾坤任副組長,同時決定擴建延安老機場。

這是我八路軍的第一個航空組織機構。

那時,我共產黨人就已經看到了未來的天空是屬於人民的。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和延安的黨政軍機關幹部、延安人民群眾親自參加了擴建機場的勞動。

1944年底,一條2000米長的砂石跑道橫臥在黃土高原上。

那是共產黨上最初的通天之路。

1945年8月,蔣介石妄圖獨吞勝利果實,一連3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黨中央、毛主席反複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後,以表示我黨對和平的誠意,決定由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

8月27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先生乘專機到延安接毛澤東赴重慶。

28日上午11時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一行在黨政軍領導的陪同下,從延安起飛,直往重慶。

《雙十協定》在43天的馬拉鬆式的談判中,艱難地簽上了國共兩黨代表的名字。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

毛澤東回到延安後的第4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5日,中央指示常乾坤率領王漣、劉玉堤、石蘊玉、於飛等一批航空骨幹立即開赴東北籌建航校。在此之前,延安已派出一批航空人員飛赴東北。那是曾克林到延安匯報的時候。9月14日曾克林到達延安。15日,劉少奇同誌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偉大戰略決策,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由彭真擔任東北局總書記,並決定從各解放區戰場抽調10萬主力部隊和2萬幹部緊急開赴東北。

9月18日,我黨向東北派出了第一批高級將領。他們是彭真、陳雲、伍修權、葉季壯、莫春和等中央領導同誌,乘蘇軍飛機飛赴沈陽。

毛澤東似乎早就預料到,在東北那塊廣袤的黑土地上將有一場大規模的角逐……

不久,黨中央決定用美軍運輸機再往東北輸送一批幹部。中央指示汪偽起義的820機隨美機往東北輸送王弼、蔡雲翔、陳明秋等第一批航空骨幹。聶榮臻司令員乘美機起飛後,820機隨後飛向了天空。

820機在飛往東北途中的熱河上空迷航,迫降時,起落架折斷,無法飛往東北,王弼奉命就地組建晉察冀軍區航空站,航空站設在張家口。我接收的張家口機場有一大批航空器材、油料,以及幾十名日軍戰俘。

張家口機場是我八路軍的一個重要中轉站,由延安派往東北航校的人員,都是經張家口調轉的。

常乾坤一行人穿過重重封鎖線,曆經1個多月到達張家口後,才得知820機並未到達東北。王弼見常乾坤一行到達後,立即請示中央,讓油江接替他的站長職務,自己則隨常乾坤前往東北籌建航校。油江曾多次向聶榮臻司令員提出前往東北的請求,直到常乾坤到達張家口後,才如願以償。

一場收複東北失地,收繳日偽武器,接管日偽政權,剿匪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戰鬥在黑土地上拉開了帷幕……

在我軍接收東北工作中,有一支受降日軍載入了中國人民空軍史冊——日本空軍第2航空軍團第4練成飛行大隊,亦稱林彌一郎航空大隊。

1945年3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駐紮在沈陽附近的遼陽奉集堡機場的日本空軍第2航空軍團第4練成飛行大隊300多名日軍惶惶不可終日。這是日本空軍的一支機動性的飛行部隊,裝備有60架“隼”式戰鬥機和10餘架99式高級教練機,任務是訓練從日軍其它兵種調來的初級將校軍官和學生出身的特別操縱見習官兵。大隊長叫林彌一郎,34歲,少佐軍階。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這個大隊後,他們如驚弓之鳥。但是,他們既不願向蘇軍繳械,也不願向八路軍投降。9月9日,林彌一郎率大隊300餘人,遺棄機場和40多架飛機,向南逃竄,準備到大連或朝鮮,離日本本土較近的地方,然後設法回日本。9月9日清早,他們組成了一個車隊,備好幹糧,往南逃去。9月29日逃到本溪以南鳳凰城之北摩天嶺山區岫岩附近。這時,我第一支進入東北的部隊16軍分區21旅政委劉光濤率領一支部隊,正進擊另一股逃敵。他們在鳳凰城西南大約5公裏的山中發現了林彌一郎飛行大隊,於是,迅速將其包圍。劉光濤政委當即向曾克林司令員和唐凱副政委報告了這一情況。

東總伍修權參謀長接到這一情報後,當即決定21旅組織精幹的談判小組,上山勸降。

我21旅迅速組成了以12團12連指導員聶遵善為代表的5人談判小組,由鳳城縣偽副縣長三橋(日本人)擔任翻譯,與林彌一郎談判日空軍向我投降事宜。

談判開始後,林彌一郎深感侵華罪行嚴重,對向我軍投降顧慮重重。聶遵善義正詞嚴地指出,日軍兵敗軍散,退路切斷,下山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接著,他又向日軍交代了我軍寬待俘虜的政策,他說:你們在中國境內參加了侵略戰爭。但是,這不是你們個人的意願,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掌握著實權,是在他們的驅使下參加的。過去我們是敵人,現在戰爭結束了,隻要你們放下武器,我們就把你們當作朋友,以禮相待。林彌一郎仍不放心,多次在談判中探詢我方代表官銜。聶遵善回話:“我是旅政治委員特命全權代表,官銜不大,但言必有信。”這番話使林彌一郎解除了顧慮,他隨後召集幾名日軍負責人商量,決定接受我軍提出的條件,下山投降。聶遵善對林彌一郎說:你們願意和平接受投降,我們表示歡迎,並願意為你們提供方便。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我們為你們選定了一個條件稍好的宿營地,並且備有糧食。請你們明天將隊伍帶到那裏去,交出武器,我軍將為你們舉行受降儀式。

第二天,21旅派出一部分官兵提前到達受降地點作了準備,在那裏擺了一張6尺多長、3尺多寬的桌子。為了避免使日軍難堪,擔任警戒的我軍戰士站在離受降點較遠的地方。當林彌一郎帶到大隊走出山裏,發現在一個村口聚集著許多村民,還有一些八路軍戰士向他們了望。林彌一郎頓時感到不安,不知等待他們的命運將是什麽,但又不好退回去,隻好硬著頭皮向受降點走去。誰知當他們路過村口時,這些人熱烈鼓掌,迎接他們進村,林彌一郎大喜過望,沒想到做了俘虜卻享受到“貴賓”般的待遇。當林彌一郎帶著隊伍到達受降點時,21旅的代表對林彌一郎說:請你們把飛行裝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軍官的指揮刀不願交出來的可以不交。

林彌一郎又一次沒想到共產黨八路軍如此寬大仁慈。

日本航空隊員走邊把飛行裝具和武器交了出來,受降就在這平靜的氣氛中結束了。

林彌一郎航空大隊受降後,我軍考慮到日本兵愛吃大米,就將所有的大米給他們送去,而八路軍吃的卻是玉米、高粱米。40多年後,林彌一郎在《我與中國》一書中回憶此事時,他感慨地說:“以前,在新聞片中看到的有關繳械的描述和畫麵,都是在對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場麵難堪之極。但在這裏,我們沒有看見一個端著刺刀的八路軍戰士,我當時最強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為定的事情,對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這使我非常感動,我欽佩這個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第二,盡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裝”這個詞,而用交出武器,為了不使我們感到難堪和悲哀,甚至為我們考慮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們想得多麽周到啊!”

酒後,曾克林要求林彌一郎航空大隊回到奉集堡機場看管和維護好飛機,隨時聽候我軍處置。當天,曾克林留林彌一郎等在鳳凰城住了一夜。第2天,在他們回去之前,曾克林對林彌一郎說:“這次沒有能請大家都來吃飯,所以,給你們準備了點肉,帶回去給大家吃。”

肉送來了,是5頭牛和50隻羊!林彌一郎驚訝得話都說不出來。

林彌一郎心悅誠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機場。

10月中旬,曾克林將日本林彌一郎航空大隊受降情況,向東北局書記彭真、東總參謀長伍修權同誌報告後,彭真和伍修權接見了林彌一郎和航空隊的主要成員,並同林彌一郎談了話。

伍修權參謀長按照林彪、彭真的指示,開誠布公地講了我軍的俘虜政策,表示準備留用他們為我軍協助創辦航空學校,等以後有條件時,再送他們回國。林彌一郎在談話期間,一直盯著伍修權腰間的勃朗寧手槍。他突然提出:“伍將軍,你是否能把你帶的這支手槍送我作個紀念?”這支手槍是伍修權同誌的心愛之物,多年來一直帶在身上,伴隨他走過2萬5千裏長征,經曆了無數血與火的洗禮,也是一種很有意義的革命紀念物。在一般人看來,將這支手槍送給剛剛放下武器的敵人,似乎不大可能。但是伍修權同誌考慮到林彌一郎的用意是在試探我軍對他們的信任和誠意如何。伍修權從容地解下手槍,遞到林彌一郎手中。這一舉動令林彌一郎和在場的日空軍第4大隊軍官們驚喜萬分,他們十分激動地表示,願意按照我們的意圖,為建設中國空軍效力。

林彌一郎飛行大隊共有各式飛機46架及各種器材和配件;有飛行員17人,機械師24人,機械員72人,各類地麵保證人員180多人。這是我空軍初創時期的一支難已多得的技術力量,林彌一郎航空大隊為我空軍的騰飛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44年後的1989年4月30日下午,林彌一郎和夫人林清子訪問了中國。林彌一郎作為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受到中顧委常委伍修權同誌的接見,在人民大會堂,伍修權同誌宴請了林彌一郎。出席宴會的當時的空軍司令員王海上將代表伍修權同誌,把一枚非常精致的、20厘米見方的空軍軍徽贈給林彌一郎先生,做為他對中國空軍初創時期所做的貢獻的回答。王海上將說:“這是隻有外國空軍司令訪華時才能得到的禮品。”林彌一郎激動萬分。

6.劉善本駕機起義,毛澤東開門迎將。慶祝晚會上本來準備演《逼上梁山》,因故改演《兄妹開荒》。毛澤東說:“天上開荒,要靠你們這些飛將軍嘍!”

也許從來就沒有哪個政黨對天空的追求能比過共產黨人的了。用一位老者的話說:共產黨人對天空的關注,不僅目光深遠,而且還有天空一樣博大的胸懷。這對於中國人民空軍的早期建設來說,恰如其分。無論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3年內戰時期,許許多多的愛國誌士紛紛投奔延安,投奔革命已成為終生理想。

自從紅軍有了第一輩(繳獲來的)飛機後,似乎意味著她的空軍開始就“借窩養機(雞)”,“借機(雞)下蛋”。從“列寧號”、從“新疆航空隊”……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據資料統計,自內戰爆發至解放戰爭結束,國民黨空軍有57名飛行人員駕駛21架飛機投奔光明。在他們中間,劉善本是領頭雁。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蔣介石公開撕毀停戰協定。內戰一開始,劉善本就駕機起義,飛向延安,真是“一鳴驚人!”蔣介石到死也沒弄明白:陝北黃土高原魅力何在?

我們還是聽聽劉善本自己是怎麽說的吧——

“……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們終於勝利了。我萬分興奮!我想,我們可以和平建設祖國了。”

可他看到的是一幅幅淒慘的景象: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士兵像沙丁魚似地被塞進登陸艦;美國吉普車製造上海血案;上海屋簷下一周凍死500多人;湖南旱災餓死320多萬人,災民在9千萬以上,物價飛漲……剛從苦難中爬出來的祖國,又走進了新的苦難。這是誰的罪過?

劉善本問自己——

當中國人民在前方、在敵後浴血奮戰的時候,我們(國民黨)這支借抗日為名培養起來的空軍,卻被送到西北,送到美國,留在卡拉奇體休、訓練、閑呆。如今,日本剛剛投降了,我們卻被火速調回,這是為什麽呢?

劉善本屬於許許多多有良知的中國人之一。

他忘不了國民黨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的訓話:“我們有40個美機械化師,有美國給的幾百架作戰飛機,3個月內一定可以消滅共產黨。”

原來如此!劉善本終於找到了答案。

他聽說延安有廣播電台。他回憶道——

一天晚上,我獨自留在機場的辦公室裏,打開收音機仔細尋找。不久,聽到一個微弱而清晰的聲音,女廣播員的音調與別的電台迥乎不同。我想,這一定是延安廣播電台!一段播送完了,我聽到電台的廣播呼號。從此,每天晚上,我都關掉屋裏的燈,倚在收音機旁,聆聽著延安的聲音……從這些聲音裏我聽到了許多難得的消息,給了我許多嶄新的思想,在我眼前展開了正確的全國形勢的圖畫,展示了祖國前途的遠景。

這次共派出7架B—24型飛機。我是作戰訓練科的飛行參謀,借口需要了解氣象情況和各項飛行中的問題,爭取參加了飛行。

19日,我說“天氣不好,不能飛。”20日,還是“天氣不好,不能飛。”事實是我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不能飛。

21日晚,我回到迪斯威路(今名溧陽路)家中,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機場起飛了。7架飛機各飛各的,並不編隊。我的副駕駛張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炮筒子脾氣。其他幾個人,機械士唐世耀,通訊士唐玉文都是年輕小夥子,和我也合得來,隻有綽號“鬼樣子”的領航員李彭秀比較差勁些……為了避免意外,我決定一概不向他們透露。

飛機在昆明裝上器材,準備24日早晨飛往成都。我想,如果這次返航中能借機起義,將是收獲很多。我設法將“鬼樣子”留在了昆明,飛機由我領航。

24日早晨,昆明天陰,我借口詢問成都天氣,跑到氣象台要氣象圖看。糟糕!陝西、山西、綏遠一帶正下大雨。好像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我楞了好半天,隻好走向停機線去。一眼看見“鬼樣子”也來了,我沒好氣地問道:“你怎麽也來了?”他說:“我怕出岔子。”“膽小鬼!”我把一肚子氣都出在他身上。

其它飛機都起飛了,我也隻好起飛。我們把自動駕駛儀調整好,對正成都的航向,飛機平穩地飛行著。這時,我的心情卻像白雲和海麵那樣起伏:這趟就這樣失敗了嗎?不,我還得盡最大努力……

我調整了一下無線電羅盤,沒有找到延安台。因為美國製的無線電羅盤使用波長範圍是在200到1750千周之內,而延安廣播電台是短波,不能用,延安機場的導航台又還沒有開放……

由於種種原因,劉善本這次起義沒有成功。25日晚上,他又重新策劃……

6月26日早晨,新津的天空陰沉沉的。劉善本到氣象台想探聽天氣,回答說不知道。於是他找了些地圖帶上。

吃完早飯,氣象員報告說:“昆明的天氣來了,可以飛。”劉善本隨意問其它地方的天氣怎樣?回答是還沒有接到其它地方天氣的報告。劉善本斷定西北的壞天氣可能已經過去了。

飛機按時起飛了。很快就穿到雲上,劉善本先對正了昆明的航向,調整好自動駕駛儀,讓飛機平穩飛著。老陳(劉善本的朋友)站在座椅後看他飛行。他便起來了,暗暗拍了一下老陳的肩膀,老陳便跟著他出了駕駛艙,穿過炸彈艙,來到後艙。劉善本用極其嚴肅的口氣說:“老陳,我們前邊幾個人要飛到延安去反對內戰,你老站在前麵,他們會懷疑你的。”老陳一聽,嚇得臉色蒼白,一屁股坐在二層甲板上。

劉善本裝出一副驚慌的神情,連聲說:“糟了,糟了。”

機組人員連忙一齊圍上來:“出了什麽事?”

劉善本沒吱聲,一邊用腳把小受的手槍踢到自己的座椅下,一邊伸手把自動駕駛儀轉彎旋鈕轉動,嘴裏說:“先轉回成都再說。老李,把無線電羅盤調到新津導航台。”

等老李調到新津導航台後,劉善本故作緊張地低聲說:“糟了,後邊全是共產黨。他們拿著手槍、手榴彈,威脅我一定要把他們送到延安去,否則,同歸於盡。”

駕駛艙頓時亂了套。機組人員你一言,我一語。劉善本趁亂哄哄之際,將飛機上的手槍全都卸下了彈夾。然後,他轉過身說:“我的朋友也是共產黨。事情已經這樣了,你們看怎麽辦?”

大夥沉默著。小受突然從座椅上站起來,大聲說:“我去跟他們講理去!”

劉善本一把將他拉住:“無論如何不能去,你毛裏毛躁,準壞事。你一個人惹了禍,大家跟你遭殃。”

這一說,機組人員都慌了,都不讓他去了。

小受坐了下來,吸了一口氣說:“管他的,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國地方。”

小受這一句話打開了窘境。劉善本趨勢說:“對,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國地方。我們抗日8年沒死,這樣死了多冤枉。就送他們去延安吧!老李,你找出地圖來量一量。”

機組人員都回到各自的位置上,隻有“鬼樣子”的眉頭打著結,他是在想歪點子。

果然,這家夥一拍他的圖囊說:“沒有帶西北的地圖,這可沒有辦法啦!”

劉善本的提包裏已經準備好了地圖,可不能明說。他怕機組人員萬一跑到後艙說明沒有地圖,那樣不就完了嗎?於是就說:“我去告訴他們,沒有西北地圖,不能飛延安!”

劉善本來到後艙,對老陳說:“老陳,你知道我們要到延安去,這是性命攸關的事,”他拍了拍腰間的手槍,“你可千萬不要到前邊去;否則,發生了性命危險,莫怪我做朋友的沒關照。你也告訴他們。”劉善本指著甲板上橫豎躺著的幾個通訊學校畢業生說。

劉善本急忙回到駕駛艙宣布:“我的朋友說,他們話已說出口,不管怎麽樣,一定要送到延安。地圖,他說有,就在那裏。”他指了指水壺邊那堆從氣象台揀來的地圖。

領航員過去翻了翻,沒有。劉善本也過去幫忙翻,最後從自己的提包裏把西北地圖拿了出來。嘴裏嘟噥著說:“共產黨真有辦法,什麽時候把地圖塞到我的提包裏來了!”

領航員在地圖上量過後,告訴劉善本從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和距離。不久無線電羅盤指示過了新津導航台,便扭轉自動駕駛儀,把飛機對準了延安的航向。

越往前飛,雲層越高越厚。因考慮到若在更高的高度上作長時間飛行,需要用氧氣,劉善本就把飛機調整在3700米高度,鑽入雲中。從地圖上看,這條航線距成都西北的一個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隻有幾十公裏,為了避免撞山,便向右轉了90度,飛了3分鍾,又向左轉,對正原來的航向。

雲裏的雨越來越大,雲也越來越黑了,起初兩個機翼尖看不見了,後來連外側的發動機也看不見了,座艙裏一片黑暗,但機身一點也不顛簸。過去劉善本從沒遇到這樣惡劣的天氣。

這時,“鬼樣子”伸過頭來說:“我們在雲中亂飛一氣,把後邊的人晃昏了,抓活的!”劉善本一時找不出理由來反駁他,隻好借助發動機的轟鳴信口哇啦了幾句,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的什麽。但能看出表情裏堅決不同意。“鬼樣子”隻好又將頭縮了回去。

劉善本檢查地圖,發現秦嶺最高峰是4000多米,因眼下無法判定這時飛機的確切位置,隻好把飛機上升到4300米飛行。

“鬼樣子”的鬼點子又來了:“他們後邊沒氧氣,我們繼續上升,把他們憋死!”劉善本心想就這家夥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壞自己的計劃,看樣子,不刺刺他,他是不會死心的。於是,劉善本就大聲說,目的是讓大家都聽見:“鬼樣子,你怎麽啦!你是跟我們大家過不去嗎?共產黨遍天下都有,你整死這幾個,你還想活嗎?俗話說,為朋友兩肋插刀,你卻要拖我們往死路上去!”

小受聽,劉善本一通話後,也火了,對著“鬼樣子”就是一通吵。

“鬼樣子”果然老實了。

過了一陣,“鬼樣子”說:“現在天氣這樣壞,西北山又多,沒有無線電導航不行,要他們告訴我們延安導航台的波長呼號。”

對善一本忙說:“我問過了,他們說按照導航資料上的波長呼號。”

過了秦嶺,按計算再有30分鍾就可到延安了。地圖上標明這一帶的山都在海拔2000米以下,於是,劉善本調整飛機,下降到2300米飛行。這時,雨也小了,雲也沒有剛才那麽黑了,灰白色的雲,一陣陣從機頭擦過,座艙裏亮了起來。

忽然,他們發現前下方有團黑影,原來是個雲洞。在濃雲大雨裏飛行了1個多小時,乍看見地麵,大家都很高興。立即關掉自動駕駛儀,棺機頭下去。猛然發現前方一座長滿青蔥樹林的高山插入白雲裏,又急忙把機頭一拉,重新進入雲中,上升到原來的高度。好危險,飛機幾乎撞到山上!

忽然,左下方發現一條河,河東邊有一座城市,按方向、速度、時間計算和址形、河流看,應該是甘泉,但他們用的這張日本出的地圖上,甘岌是在洛河西岸。

假定是甘泉,從甘泉到延安8分半鍾,於是改飛航向10度,一路上盡是連綿起伏的山嶺。飛行了約9分鍾,過了一座山嶺,忽然看見地麵上有3條可岔,一片開闊地展現在眼前,依地形看,應該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見城市,也沒有機場,於是,飛機就在這個河岔上空盤旋尋找。

幾天前,劉善本問過到延安的飛行員,他們都說延安的機場很不好,就是一塊平地壓了壓。劉善本尋思莫非這幾年已經種了莊稼?但城市應該有呀!

“看,那邊有房子!”小受喊了起來,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一座青色磚瓦房子(後來他們才知道是楊家嶺禮堂)。劉善本立即向右轉彎,一條明顯整齊的跑道出現在前麵。他高興地一按機頭,對正跑道右邊山飛去,這時,他們才看見左邊山腰上一排排密密層層的窯洞房子,原來延安城就在這裏!

劉善本一推機頭,對準跑道,衝了下去。

B—24平穩地回到了堅實的大道上。

“這是到了什麽地方?”

有人在後艙問。

“延安到了!”劉善本拉長聲音,愉快地說,聲調充滿興奮和幸福。

當天下午,八路軍秘書長楊尚昆看望了劉善本和機組人員。聽了劉善本報告飛來延安的前前後後,楊尚昆連聲說:“歡迎,歡迎,你們做得對!有一個情況,你們還不知道。今天上午,就在你們飛來延安的途中,蔣介石公然撕毀停戰協定,調動了30萬軍隊向我中原解放區發動了重點進攻。他們的如意算盤是3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可沒有想到算盤剛剛撥動,你們幾個算盤珠子就跑到共產黨這邊來啦,哈哈哈……這真是——蔣公妙計奪天下,賠了飛機又折兵啊!”

難道這是曆史的巧合?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日子,正是劉善本駕機起義的日子!曆史將不會忘記這個日子——1946年6月26日!

蔣介石做夢都沒有想到,劉善本——這位“美齡號”機長在接到調令後卻飛到延安去了,那黃土高原有什麽魅力?

1946年7月5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刊出一則大幅標題——

《決心退出內戰漩渦,劉善本上尉駕機飛延,號召空軍拒運軍火,拒炸同胞》

蔣介石多多少少應該找到一點答案了。

6月29日,延安軍民舉行晚會,歡迎劉善本機組。

劉善本、張受益、唐世耀、唐文玉在負責同誌的引領下來到中央大禮堂。

大禮堂的門前,並排站立著中國共產黨的3位巨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

歡迎的規格如此之高,他們做夢都不敢想。

3位巨人微笑著,是那麽親切、和藹、慈祥。

毛澤東最先伸出大手,“毛澤東。歡迎你們到延安來。”

時間,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劉善本的腦子裏一片空白。想要說的話是那麽多,可又不知該從何說起。他雙手緊緊抓住毛澤東的手搖了許久,熱淚滾滾,嘴唇哆嗦著,半天才吐出一句話:“毛主席,我終於到你這裏來了。”

節目開演前,毛澤東對劉善本說:“今天晚上,本來是要演平劇《逼上梁山》的咧。因為蔣介石打內戰,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可是劇組卻在外麵趕不回梁山了。隻好演些小節目。”

毛澤東問後排的人:“是些什麽小節目呀?”

後排的一位同誌回答:“有秧歌劇《兄妹開荒》。”

“哦。好。好。”毛澤東繼續隨意說笑:“兄妹開荒也好吆。上得梁山,就要開荒,先開一片新地,再開一片新天。天上開荒,要靠你們這些飛將軍嘍!”

大幕拉開了。

毛澤東帶頭鼓起掌來。

9月22日,劉善本機組人員被作為我黨的航空骨幹,第3批開赴東北。臨行前,毛澤東對劉善本說:“我軍在東北籌建一所航校,去東北要走很多路,也是個‘萬裏長征’。那裏生活很艱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艱苦得有意義。”

7.“八路軍真稀奇:人推火車,馬拉飛機!”東北老航校這隻搖籃有搖不盡的人民空軍童年的故事……

1946年3月1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

雖說是初春,黑土地仍是一片冰天雪地,但春天畢竟來了。

這是人民空軍的第一個春天。

對天空注目已久的共產黨人,終於要靠自己的雙手,揭開天空那屬於自己的一頁。

吉林通化機場上,鑼鼓喧天,彩旗獵獵。軍政大學代理校長、兼通化軍區司令員何長工同誌,代表黨中央和東北局莊嚴宣布:共產黨人的第一所航空學校——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誕生了!

也許是因為它是“第一”的緣故,後來人們習慣稱其為“東北老航校”,代號“31”部隊。

人民空軍終於有了自己的搖籃。

人民空軍終於可以孕育自己的雄鷹了。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對天空執著追求的共產黨人付出了多少心血!

早在大革命時期,在各方麵條件都十分艱苦的情況下,黨中央就選派了王弼、常乾坤等同誌去蘇聯學習航空技術,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又利用和盛世才搞統一戰線的機會,組成了“新疆航空隊”學習航空技術;1941年,黨中央又在延安成立了軍委航空學校,並在第18集團軍成立了航空組……共產黨人無論在多麽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從沒放棄過對天空的注視。

14年中,別的不說,單說機場,永久性、非永久性的就多達160餘個!還有相當的各種設施,以及大批航空器材。這就為我黨在東北建立航空學校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

1945年8月30日,劉少奇在召見即將赴東北籌建航校的延安機械工程學校校長王弼時指出:“東北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重要基地,估計該地航空器材很多,這是我黨著手創業航空事業的一個有利條件。因此,黨中央決定派一批懂航空的人員去東北,去摸清航空方麵的情況,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員,為創辦航校做準備。”

同年10月中旬,劉少奇和任弼時又召見赴東北籌建航校的負責人常乾坤。任弼時說:“黨中央派幹部去東北,設法創辦一所航空學校,為的是給將來人民空軍建設培養一些種子。”任弼時同誌似乎意識到將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說:“你們赤手空拳去辦航校,會有許多想不到的困難,要多請示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劉少奇似乎仍不放心:“這次去東北辦航校是一件大事,是黨和人民創建航空事業的一個開端。要有堅強的信心和決心,要有不屈不撓、百折不回的勇氣和克服困難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辦起來,而且要把它辦好。”常乾坤動身前往東北時,周恩來副主席親自趕來送行,並語重心長地囑咐常乾坤:“你們是放出去的鷹,遇事要多動腦筋!”

延安把她最優秀的兒女一批又一批派往東北。

從1945年9月2日起,我黨航空技術人員分3批奔赴黑土地。

王弼帶領首批人員飛赴東北。緊接著,林征帶領第2批人員離開延安;常乾坤帶領第3批人員穿過了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線……“建國號”起義的全部人員也加入了這個行列……於是,在“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凍土地上,出現了一支“揀破爛”的部隊。他們趕著大車、挑著空筐,戴著狗皮帽子,成群出沒在日軍舊機場周圍。

“大爺,你家有舊飛機零件嗎?”

“大爺,你知道這裏有日本人的倉庫嗎?”

“你家這隻飛機輪子賣給我們好嗎?大娘。”

“大妹子,把你家的這幾個螺絲賣給我們吧?”

“小朋友,把你手上的那個玩具賣給我們吧?”

……

在東北老航校成立前後,搜集飛機和航空器材一直是籌建航校人員的主要任務。

1945年10月,我軍接收了46架日軍遺棄飛機(其中完好的隻有16架)、130多台發動機和6個機械實習室,收編了林彌一郎航空大隊300餘航空技術人員。

1946年初,王弼、常乾坤等30多人在遼寧鐵路附近的平頂堡發現了一個日軍發動機翻修廠。好家夥,光有發動機就200多台(其中全新的80多台),航空儀表100多箱,汽油數百桶,還有一些其它設備和配件。他們如獲至寶,高興得相互擁抱著在雪地上打起滾來。在當地政府和人民群眾的支援和幫助下,他們把這些器材裝了滿滿300多輛大車,一路輾轉,運往千裏之外的通化航校預建地。

1946年2月,魏堅、路夫等人在東滿足跡跑遍了敦化、延吉、牡丹江、佳木斯、齊齊哈爾、哈爾濱、北安……沿途他們發現幾乎所有的機場均被日軍炸毀,隻有牡丹江的海浪機場尚屬完好,立即報告了東北局,努力保住了機場,後來這個機場成了東北老航校第一次搬遷校址。

1946年2月中旬,張開帙等人在撫順煤礦礦長唐開平的協助下,搜集到20個火車皮的汽油。3月中旬,他們在東豐機楊又搜集到30多架殘缺不全的日式“99”高級教練機。4月中旬,他們又在公主嶺機楊搜集到“99”式發動機30多台和數十架螺旋槳。5月下旬,他們在哈爾濱雙榆樹機場接收了20多架日式雙發運輸機、“隼”式戰鬥機等。

……

東北人民向我搜集航空器材的各個小分隊伸出了無私的大手。日軍投降後遺棄了的航空器材,有些被老百姓揀回家中。當他們聽說八路軍到處搜集航空器材,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空軍時,積極將揀到的各種器材捐獻出來。

“八路軍同誌,我家有隻膠皮輪子,你們看看能用上不?”

“同誌呀!我家有幾隻象鬧鍾樣的東西,用得著的話,你們拿去吧!”

……

許多村屯還專門召開大會,動員群眾向我收集航空器材的部隊捐獻。往往是會還沒結束,人民群眾就爭先恐後報出各自揀到的零、部件。

我搜集工作是在複雜的動亂形勢下進行的。不僅東北的氣候異常惡劣,而且生命安全嚴重受到威脅。

東北剛剛解除日軍武裝、日偽殘餘勢力尚未肅清,土匪、特務活動猖獗,搜集器材的同誌有時不得不分散開來搜尋,因此,搜集航材的部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顧光旭在搜集航材時誤入日寇“731”細菌部隊的實驗室,落下終身殘疾;

——毛景新被火車軋斷了雙腿;

還有許多同誌在搜集航材時慘遭敵人毒手。

據資料統計,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我搜集航空器材的各路分隊足跡遍布東北三省,共搜集到各式日機120多架,航空發動機200多台,油料數百桶,酒精2千多桶,航空儀表200多箱,各種機床設備等物資2800多輛馬車。

如此之多的器材,需集合到通化機場——航校預設地,運輸是一大難題。於是出現了“人推火車、馬拉飛機”的順口溜,東北老百姓說:“八路軍真稀奇,人推火車、馬拉飛機。”有的老百姓聽不清“31”部隊,說成是“垃圾”部隊。

1945年9月初,我第一批航空幹部奔赴東北,到1946年2月,曆時半年的努力下,建立航空學校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於是,“東總”決定在通化成立航空學校,但就在這時,通化地區發生了“2·3”舉國震驚的反革命暴亂。

國民黨偵悉我黨要在東北籌建航校時,十分恐慌,又得知我收編了日本林彌一郎飛行隊,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隊,更是仇視。他們千方百計對我進行破壞,並且愈演愈烈。

2月3日淩晨,反動特務、國民黨通化地區書記長孫耕堯勾結日關東軍滕田(原某師團長),企圖趁我軍民歡度春節之際,在通化地區發動反革命暴亂(當時通化地區有日本僑民和關東軍潰散軍人約10萬人),妄想推翻我新生人民政權,將航校扼殺在繈褓之中。

“東總”後方司令部獲悉這一情報後,采取緊急措施,迅速平息了暴亂。

1946年3月1日,東北航校正式成立了。通化軍區司令員何長工宣讀了航校第一任校領導同誌的任職命令。

我們應該記住他們的名字:

校長:常乾坤

副校長:白起

副政委:黃乃一 白磊

教育長:蔡雲翔

副教育長:蔣天然

校參議兼主任飛行教官:林保毅(即林彌一郎)

航校下設政治部、訓練處、校務處、供應處。

在中國的天空下,共產黨人終於有了一所自己的航空學校,它標誌著共產黨人的航空事業揭開了新的一頁。

為爭取早日培養出我們自己的飛行員和航空技術人才,航校成立後即開始了訓練。但是,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東北,先是沈陽失守,四平吃緊,東北形勢迅速惡化。1946年4月中旬,航校被迫搬遷到牡丹江海浪機楊,航校遷到牡丹江後,王弼被任命為肮校政委,航校同時改番號為“61”部隊。

“61”這個數字令人想到“6·1”兒童節。

“61”——“6·1”,一個是人民空軍的童年時期的代號,一個是兒童節。是偶然?還是巧合?

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創辦航校十分驚恐,經常派飛機前來騷擾破壞,企圖將剛剛誕生的航校扼殺在搖籃之中。一次,15架國民黨飛機對通化機場進行了長達半小時之久的輪番轟炸,打傷6名同誌,炸壞能飛的飛機達7架。為盡量減少損失,航校必須向安全地帶轉移。

航校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搬遷了。能飛的飛機和人員還好辦,可大量的航空器材就不好搬了。這些破破爛爛的器材在那時看來都是寶貝疙瘩一樣。

整整半個多月,航校才完成了艱難的向牡丹江轉場任務。

1946年5月下旬,蔣介石親自飛到沈陽督戰,指揮國民黨軍隊向北進範。5月底,即占領了長春、永吉,繼而推進到鬆花江南岸,戰火即將燒到牡丹江畔。航校不得已再次向深山轉移。

12月初,航校便開始了飛行訓練。

航校的飛行訓練工作雖然是在較隱蔽的縱深地區進行的,但是國民黨的飛機仍一步一步追蹤而至,經常派飛機前來轟炸,掃射。

敵機的轟炸和掃射沒有嚇倒共產黨人。他們邊訓練邊防敵機襲擊。終於摸出一套對付敵機空襲的辦法。敵機來空襲一般是在上午8點以後,下午3點以前,根據敵機這一活動規律,航校決定利用敵機活動間隙,把訓練分成早晚兩班進行。

早班在8點前飛完後,再把飛機拉到山溝裏隱蔽起來;

晚班在下午3點半以後,又將飛機從山溝裏拉出來飛。

由於我教練機沒有火力配備,所以隻能與敵周旋。

航校在這種情況下,學員一個個爭取訓練時間,刻苦飛行。他們自豪地說:“敵人越是想把我們打趴下,我們就越要盡快飛上去,練出來,去揍它!”也有的同誌戲稱這種方法是“空中遊擊戰”,叫做“你飛你的,我飛我的,各飛各的。”

據曾在東北老航校工作過的許多同誌撰文回憶,老航校開訓後,首先遇到的一個突出的難題是學員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他們遇到了當年新疆航空隊學員同樣的難題。要飛行光有熱情是不夠的,一名優秀的飛行員必須有一定的理論作基礎。因此,他們學習的相當吃力。那時教材不全,數量也少,教學設備缺乏,剛上課時,連課桌和凳子都沒有。他們就一樣一樣想辦法解決。沒有教材,就自己動手寫,我們有一批“種子”隊伍。校首長帶頭,常乾坤寫《空氣動力學》,王弼寫《發動機原理》,數量不足學員們自己相互抄,沒有凳子就隨便找個木板,紙片坐在地上,膝蓋當桌子……

一次,教員講流體力學中的“柏努利定律”,學員一個個聽得雲山霧罩的,數九寒冬,教員講得滿頭大汗,學員急得大汗滿頭。課後,教員問學員聽得如何,一位學員幽默地回答,很好喲!柏努利,柏努利,聽了半天“白努力!”

航校教導針對這一情況,采取措施,讓學員在學航空理論之前,先補習了3—6個月的文化,將學員文化程度提高到初中二年級的水平,這樣總算過了理論關。

沒有什麽能難倒共產黨人的!

一段時間的理論學習結束後,便開始了飛行訓練。

1946年6月7日,航校首次組織飛行訓練。

飛行教員吉翔用“英格曼”初級教練機帶學員飛行,起飛後剛進入一轉彎,飛機在空中突然停車。吉翔同誌為了保住飛機,想轉回機場著陸,但飛機失速墜地,吉翔當場犧牲,學員許景煌也身受重傷,這是航校建立以來發生的首次一等事故。

事故發生後,航校對其餘3架“英格曼”進行了認真的檢查,發現這3架均不能使用。

怎麽辦?

唯一的4架初級教練機不能用,又沒有中級教練機,製訂的整個飛行訓練計劃一下子被打亂了。飛行訓練麵臨著停頓。

前方將士浴血奮戰,眼巴巴地盼著自己的空軍能早一天飛上天空,可我們的航校飛行學員卻因沒有初、中級教練機而幹等著。

時間不等人呀!

直上“99”高級教練機!

這等於沒有學會走,就要開始跑。

世界各國訓練飛行學員,普遍采用三級教訓法,直上高級訓練,在航空史上還沒有先例。

“99式”在日本航校,一般學員先要飛2到3年才能上“99”高級教練機。

“99式”高教機速度每小時220~250公裏,比初教機要大得多,初學飛行不易掌握;更主要的是它的方向不好把握,落地也容易打旋轉。我們的學員不僅文化基礎不好,而且連初、中級教練機碰都沒碰過,就想飛高級教練機,談何容易!

那麽,等吧!等我們有了初級機、中級機後再來進行飛行訓練?

為了早日把我們的空軍建立起來,航校領導認真分析了各種技術上的困難,決定:直上“99”高級教練機!

1946年7月21日,飛行一期甲班學員在帶飛12個小時後,安全地放了單飛!

共產黨人創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跡!

航校的日本教官們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發出由衷的讚歎!“奇跡,真是奇跡!我們今天真正明白了中國共產黨人無往而不勝的真理!”

直上“99”試飛成功,緊接著又麵臨著新的困難:油料告急!

飛機沒油,誰也沒辦法。

假如血能代替油的話,共產黨人是舍得獻出自己的熱血的。

然而,血畢竟不能燃燒。

航校再一次麵臨著停飛。

這時,航校發動群眾,獻計獻策。有人從資料上看到,太平洋戰爭後期,由於美國海軍切斷了日本的海上運輸線,斷絕了日本的汽油來源,日本空軍曾被迫進行過用酒精代替汽油的試驗。白起副校長也回憶說,他20年代在法國留學時,曾聽到過用酒精代替汽油做飛機燃料的事情。航校依據這一線索,立即組織人員攻關試驗。

“東總”批準他們自己負責試驗。航校成立了以白起副校長為首的攻關小組。

數百次的實驗,終於成功了。實驗中,他們發現酒精燃燒時釋放的能量小於航空汽油的能量。如此,一是要不斷提高酒精的純度,二是改造汽化器的定流孔,以增大酒精的數量。

空中試飛開始了。航校決定由飛行經驗豐富的白起副校長和日籍飛行教官黑田擔任試飛任務。

起飛、上升、下滑、平飛、轉彎……飛機在空中做作各種飛行動作。

試飛成功了!提起來的心又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心跳也隨之恢複正常。

人們歡呼著向飛機湧去……

為保證飛機訓練所需酒精。1946年6月下旬,航校從蘇軍手裏接收了哈爾濱的馬家溝和太平洋兩個酒精廠,即:大同酒精廠和亞洲酒精廠。“東總”在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專門撥出100萬元資金作為酒精廠生產資金。陳雲(當時的東總副政治委員、中共北滿分局書記)同誌說:“為了人民的第一個航空學校不停辦,既使是把這100萬元扔在大海裏,我們也認了!”由此可見共產黨人辦航校之決心。

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航校又在哈爾濱籌集了價值1500萬元的物資,委任一批得力幹將出任酒精廠的領導,同年7月,酒精廠開始投產,到9月份,我生產出純度達96%的酒精300桶!

1947年初,“東總”又向蘇軍購買了1000噸汽油和350多桶滑油。從而保證了航校的正常訓練。

“長夜風雪吼欲狂,

衣單被薄鍍銀光;

‘冰窖’裏邊論藍天,

當個‘團長’入夢鄉”。

這是在航校的一次晚會上,一名學員朗誦的一首詩。它從側麵反映了航校當時的艱苦條件。

當時航校校部設在一個日軍的破舊兵營裏。窗戶沒有玻璃,為了擋風禦寒,隻好用木板將窗戶封嚴,然後再糊一層舊報紙。

牡丹江東安一帶的冬季,“鬼呲牙”時日多,“鬼呲牙”意思就是鬼也凍得受不了,何況人呢?一覺醒來,眉毛胡子掛著霜毫不奇怪。學員們隻好戴上帽子,再係緊帽帶,穿上毛皮鞋睡覺。

吃的從航校領導到每一個學員都是一樣,一律高粱米、窩窩頭、苞米棒子、土豆、白菜、蘿卜、鹹菜。油是極少的,肉和蛋更不敢企望。吃頓豆腐,簡直就是過年了。

航校飛行訓練更是差。一塊“T”字布,是機場的通訊、導航唯一設施。地麵指揮靠紅、白旗和手勢;天上的駕駛員與地麵聯絡靠飛機搖擺來示意。沒有飛行服,就穿軍裝飛,沒有飛行帽,就用帆布做;沒有風鏡,就用普通玻璃磨成;沒有降落傘坐墊,就用布袋子裝上稻草;沒有航行圖,就用白紙畫;沒有航空時鍾、就用手表代替,或者胸前掛一個大鬧鍾……

凡是沒有的,在共產黨人的手裏都能變出來。日籍教官們不得不服了,他們操著半生不熟的漢語,豎起大拇指:“你們,共產黨的,中國的,大大的行!”

1948年3月,航校遷回牡丹江,即於1949年3月再次遷往長春。航校改番號為“東北人民解放軍航空學校”。

1949年,東北的春天來得比往年要早些。剛進入3月,遼沈大地的白楊樹枝頭便開始泛青。

3月上旬的一個平常的早晨,一輛軍列駛出冬霧縈繞的長春站,向南馳去。在這趟列車車尾,有一節加掛車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節車廂屬“專車”之列。這是一節軟席車廂,車內坐著兩位40開外、幹部模樣的男人,還有一個守著文件包的秘書模樣的軍人,車廂門口,一左一右坐著2名年輕的戰士,他們腰挎盒子槍,手裏端著美式卡賓槍。

列車在遼沈大地上穿行。

兩位幹部軍人不約而同地向窗外望去:一馬平川的東北平原上,極少能看見行人。大地上的炸彈坑曆曆在目,炸彈翻起的黑土、黃土、紅土,仿佛一個個大地的傷疤。兩位軍人不禁同時彎腰站起猛地打開窗戶:一股強勁的寒風迎麵撲來,空氣中仍散發著淡淡的硫磺味。

“首長,這樣會著涼的。得關上窗子。”其中一名警衛員走了過來說。

“不會的。小鬼!”被喚做首長的人笑嗬嗬地說。

“不行,得關上。要是把首長凍病了,我們沒法向毛主席交待。”那名警衛戰士認真而又嚴肅地邊說邊動手去關窗戶。

“這小鬼!”兩位首長無可奈何地笑著搖搖頭。

窗戶重新關嚴實後,警衛戰士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兩名幹部開始攀談起來。

他們在名副其實地“聊天”!談的話題全是天上的事情,什麽空軍、飛機、飛行員、高教機、航空汽油啦等等等等。那興致越談越濃。

這時,一名警衛戰士終於忍不住了,走過去,衝著那位膀大腰圓的幹部說:“常校長,為了準備匯報提綱,你已經3天3夜沒有好好睡覺了。在火車上抓緊時間睡一會兒,下了火車又睡不成了。”另一名警衛戰士對著另一位幹部也細聲細氣地說:“王政委,你也該休息了。”

兩位幹部的談話聲音收斂了一些,最後各自躺在各人的鋪上不吱聲了。

2名警衛戰士躡手躡腳地走過去,似乎是要給兩位首長蓋被子,可當他們走到鋪跟前正欲動手掀被子的刹那間愣住了,兩位首長的眼睛一個個睜得大大的,正出神呢!

“幹什麽,小鬼!”

“我還以為首長睡著了呢!”

“唉!小鬼,睡不著嗬!”

是嗬,他們能睡得著嗎?毛主席正在西柏坡等著他倆去匯報呢!

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會議從開始到閉幕,終始都洋溢著喜慶的氣氛!

中國共產黨人終於迎得了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遼沈、平津、淮海3大戰役全殲國民黨軍隊154萬!

會議期間,毛澤東經常獨自攀上一座小山,向東北的天空凝眸沉思。

山坡上的迎春花像一串串舉起的鞭炮,又似一支支燃燒的火把。春天的確是來了。可此時黑土地上的殘雪是否消融了呢?

毛澤東在等待著兩個人從黑土地帶來春天的消息。

這時,周恩來從山坡下走上來,老遠就說道:“主席,今年的迎春花開得很早哇!”

“恩來,花開得還是蠻早的咧!不知道我們空軍的那朵花開得怎樣囉!”

主席,我正是來告訴你,常乾坤和王弼兩位同誌已經到了。

“好!好!讓他們快來見我。”

“我這就去通知他倆,主席。”

周恩來副主席剛要轉身,毛澤東卻又喚住了,“莫要慌啊!我這人是個急性子,哪能不讓人喘口氣的道理。不忙,不忙。”

毛澤東再也無心欣賞開得熱熱鬧鬧的迎春花了。

3月8日晚,毛澤東要聽東北老航校的匯報。

不算寬敞的會議室裏,坐滿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還有各野戰軍的首長。會議室裏煙霧繚繞,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微笑。

常乾坤和王弼頓時顯得拘束不安,毛主席這次召見如此急促,而且點名要他們倆匯報東北老航校的情況,不知主席對航校有什麽新的指示。3大戰役剛剛結束,蔣介石逃到上海孤島……莫非是要空軍參加對上海的進攻?可空軍眼下還難以擔此重任。想到此,常乾坤的額頭不由沁出些細密的汗珠來。他倆太緊張了。這也難怪,第一次當著這麽多中央領導的麵匯報,他倆平生還是第一次,在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曆史上,專題來研究空軍的會議也是第一次,毛澤東指名道姓來聽一支航校的匯報更是第一次。

匯報開始後,各位領導的臉上的微笑不見了,一個個神情嚴肅認真起來。

朱德先是解開了風紀扣,接著去解棉衣,解著解著,手停在最後的一個棉衣的扣子上。

劉少奇在一旁默默地一支接著一支地抽煙。周恩來拖著一隻胳膊全神貫注在傾聽。

毛澤東煙癮最大,此時此刻已忘記了手指間夾著的香煙,煙灰一節一節掉到褲子上,地上。

常乾坤完全沉浸在他的匯報中,與其說是匯報,倒不如說是在回憶。從延安到張家口,然後到黑土地,搜集器材;航校不斷搬遷,各種困難像黑土地上的彌天大雪……

當常乾坤匯報到“我們已經培訓出了空勤、地勤人員523名”時,毛澤東百感交集,竟忘情地從坐位上站起來,連聲說:“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來接著話頭說:“我們的學生很不錯嘛!為黨爭了氣,立了功!”

常乾坤說現在我們的飛機由於缺少零配件,大多都是拆東補西,安全方麵係數不高等等。

毛澤東沉吟片刻,說:“我們必須盡快地建立一支空軍。”接著毛澤東仿佛自言自語,又好像是對常乾坤和在座的中央各位老總們說:“這個擔子不輕呀!”

常乾坤說:“等我們有了自己的空軍,我來給主席和各位們開飛機。”

毛澤東微笑著說:“很好,等以後,我隻坐你們開的飛機。”

朱總司令這時也插話說:“常乾坤同誌,我也算上一個喲!”

會議散場後,夜已很深了。毛澤東披衣踱出來,久久望著深邃的夜空,抽完兩支煙後,才回到屋裏,坐在燈前,提筆疾書……

1949年3月17日,中央軍委致電4野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軍委決定成立航空局,人員由東北航校抽調……

19日,中央軍委又致電東北軍區、4野:常乾坤、王弼同誌建議軍委設一有關航空方麵的管理指揮機構,以進行聯係並調節各軍區所接收的飛機及航空器材、機場設備、專門人員與管理民航事業及其他一切關於飛行與航空人員的處理事宜等事務。航空局長望由常、王二人選一人擔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擔局長、政委。常、王本人則建議由常、王輪流來軍委主持這一機構的業務,並由航校抽調方槐、朱火華等同誌來工作。

東北軍區複電表示同意軍委決定。周恩來副主席批示:請楊(尚昆)、李(濤)與常、王麵談一次,告以東北所管各項,並建立航空局、華北航空處。

30日,中央軍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常乾坤任局長,王弼任政委。

航空局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主要的工作任務是組織接收國民黨遺留的機場、航空設備,收留舊航空技術人員;組織修複航空工廠,並盡早恢複生產;加強機場管理,開辟空中航線;加速培養航空技術人才,為正式組建空軍創造條件。

任務明確後,航空局當即組成航空接收工作組,分別赴華中、華東、西北地區。接收國民黨空軍留下的基地、設備、器材、人員……

據資料統計,航空局從成立到10月份撤消短短7個來月的時間裏,共收容國民黨空軍來不及撤走的各類人員2267人,其中空勤人員60多名,地勤人員近2000名,工程技術人員 100多名,其他勤雜人員100多名。接收各種型號的航空發動機1200多台,其它航空器材4900噸;接收大小機場60餘個,經搶修可使用的有40多個。先後建立了6個航空辦事機構,並開辟了4條主要空中航線。

1949年3月25日,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從黃土高坡走來的共產黨人,走進了北平這座古都。

也許是毛澤東太熟悉了曆史,他沒有進城,而是住進了香山的雙清別墅——城市與農村、高山與平地的交匯點上。

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這晚,毛澤東吃了兩片安眠藥!

據有關文章回憶,這晚,蔣介石在上海不知罵了多少句:“娘希匹;”說了多少聲:“不見!不見!”

5月4日,國民黨空軍6架B—24重型轟炸機從上海飛到北平上空,8時57分,對南苑機場剛剛修複的航空修理廠和宿舍區進行低空轟炸。

北平的安全受到空中威脅。

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副主席撥通了航空局局長常乾坤的電話。

常乾坤立即帶著作戰教育處處長方槐來到周恩來副主席的辦公室。

周恩來副主席詳細詢問了空軍現在有多少能起飛打仗的飛行員?有幾架可用來打仗的飛機?能不能組建一支能擔負起防空任務的作戰飛行隊?最後,周恩來副主席嚴肅認真地對常乾坤說:“黨中央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同黨外人士共同商量建立新中國的大事。保衛工作十分重要。來自空中的擾亂,你們能出把力嗎?常乾坤同誌。”

“周副主席,請你指示!”常乾坤回答道。

周恩來副主席立即指示:“請你們把能作戰的飛行員調來,組織起來,在北平組建一支能擔負起防空任務的作戰飛行隊,你們回去後擬定一個計劃,向軍委報告。”

7月7日,航空局正式向軍委報告。得到批準後,航空局立即決定成立一個飛行隊。從9月5日起,以2至4機正式擔負起北平地區的防空值班任務。

7月10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

……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海軍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慮送派三四百人去遠方(指蘇聯)學習6個月至8個月,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支攻擊部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次日,周恩來召見“東總”參謀長、兼東北航校校長劉亞樓。

劉亞樓(據呂黎平先生回憶)個頭不高,福建人,說話時卻很少帶有地方方言。說話辦事果斷幹練。他精力充沛,思維敏銳,口才也不錯,總是給人一種咄咄逼人的感覺。他28歲時,受黨的派遣,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過,還出任過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他參加過蘇聯的衛國戰爭,1945年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在蘇聯呆了8年!後經羅榮桓推薦報請中央,出任東北野戰軍(4野)參謀長。

劉亞樓接受任務後,在軍委航空局見到了呂黎平。

劉亞樓告訴呂黎平說,中央指定他籌劃組建空軍,準備下月初去莫斯科談判,現在劉少奇同誌率領的中央代表團正在蘇聯訪問,已就這個問題與蘇方進行交涉。待蘇方答複後我們就去進行具體談判。中央軍委已定下了此次談判人員:王弼、呂黎平、翟雲英和他。讓呂黎平先負責搞個詳細調查統計,再拿個方案出來,以便好讓軍委參考。呂黎平當即表示同意。

7月27日,劉少奇同誌根據黨中央26日電報精神,在莫斯科向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蘇共領導人提出組建中國空軍,請蘇聯方麵給予援助。

第一,擬向蘇聯定購雅克式戰鬥機100—200架、轟炸機40—80架,並配足各項備用機件及日本或德式重磅炸彈;

第二,擬請蘇聯航空學校代我訓練空軍人員1700名,其中飛行員1200名,機械人員500名,如便,擬請續辦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學員擬於9月底集中,10月底即可動身出國,一切費用當由我方負擔償還;

第三,擬請蘇聯派出高級空軍顧問3—5人,於9月來華參加中國空軍司令部及航空學校工作;

第四,若上述第一、第二項原則同意,擬即派劉亞樓率小型代表團,於中共中央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之前,來蘇聯參加這一計劃劃商談,並組織1700名學員在蘇聯學習工作。

當日,劉少奇複電黨中央:蘇方對我方計劃表示讚同。但說航空學校不必設在蘇聯,可考慮設在中國國內。

中央收到劉少奇同誌複電後,決定劉亞樓率隊8月1日赴蘇談判。

劉亞樓找到王弼和呂黎平,要他們研究幾個具體問題:國民黨空軍現在還有多少作戰飛機?中央提出請蘇聯訓練的空地勤人員比例是否合適?訓練1名能作戰的飛行員要飛多長時間?一所航校能訓練多少人?需要開辦幾所航校?辦在什麽地方有利?他要王弼、呂黎平先拿出一個粗線條方案來供黨中央參考。

呂黎平根據掌握的情況,如實作了匯報:第一,3大戰役後,國民黨軍兵力由8萬人減到5萬人左右,現尚有各種型號的飛機200到250架;第二,東北航校已訓練出航空技術人員500名,其中飛行員126名,現有繳獲的日、美式各種飛機80架,可作戰的30架;第三,中央提出的空、地勤人員不合比例;第四,一名飛行員要飛100—150小時可達到作戰水平,一所航校能訓練60名飛行員,需組織5所航校,速成訓練需10個月到1年時間,航校選在東北、華北為宜;第五,飛行員條件應挑選政治條件好……

組建空軍的初步方案基本形成了。

7月31日,劉亞樓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召見!

5時左右,他們來到周副主席辦公室。周恩來極忙,說:“少奇同誌尚在莫斯科等候你們,你們明天出發去哈爾濱,具體出國行程由那裏的高崗安排。毛主席要親自接見你們,同你們詳細商談,我就不多談了。”

大約半小時後,劉亞樓他們3人來到了菊香書屋。

毛澤東一見劉亞樓他們3人到來後,合起桌上的文件。劉亞樓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紹。毛澤東風趣地說:“你在蘇聯學過地麵指揮,你們3個人既有地麵指揮員,又有空中駕駛員,還有能設計、修理飛機的工程師,三位一體,難得呀!你們就是將來空軍主要成份的縮影吧!”說完,交代葉子龍:“你去告訴大師傅,準備4個人的便飯。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將藤椅往前拉了拉,娓娓而談。

毛澤東說:“我們從南昌起義,秋收暴動起,就同蔣介石打交道,走過曲折的路,依靠小米加步槍,曆經了長期的戰爭,我們打贏了,快要打出一個新中國了,全部是靠陸軍打的地麵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交戰雙方都有萬架以上的飛機,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可我們呢?既不能製造飛機,也沒有汽車工業,當然就談不上建空軍的問題囉!”

我們過去是依靠自力更生戰勝蔣介石的,沒有向蘇聯提出過援助組建空軍的問題,即使提了也不一定能給,我們窮嘛,所以一直沒開口。今後麵臨的作戰對象,除蔣介石以外,還有美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的樣式是地麵、空中、海上的立體戰爭。在這種國際環境下,我們仍然單靠陸軍是不夠的,必須建立自己的空軍和海軍,建設三軍協同作戰的人民解放軍。

中央認為,現在請蘇聯援助我們建立空軍的條件已經成熟,有全國性政權,可以做生意,有償還能力。我們讓現在莫斯科的少奇同誌試探了一下,他們答應了,已經得到斯大林的讚同。

毛澤東對劉亞樓說:“中央的建軍方針,恩來同誌已經和你們打招呼了,現在聽聽你們的具體意見,好嗎?”說著,又點上一支煙。

劉亞樓向毛主席匯報了預先準備的方案。毛澤東一邊吸煙,一邊仔細在紙上記了一些要點和數字,對一些技術性問題還要詳細問清楚。

“這麽說,你們認為中央電報提出的設想是飛行員太多了,地麵機械人員太少了,飛機數量不夠,不能奪取製空權,是不是這個意思?”聽完劉亞樓的匯報,毛澤東問。

毛澤東說:“你們談的意見比較符合實際,就以你們的意見作為方案吧!我看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第二,我們經濟仍很困難,蘇聯又不能無償援助,因此買飛機、購器材、請專家,都要精打細算,現在是貸款建空軍,出錢買經驗,組建空軍是件大事,你們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們努力工作把空軍建設好,至於空軍領導機構的組建,飛行人員的選調等問題,我告訴恩來同誌著手辦理。現在請你們吃頓便飯表示餞行,走吧!

飯桌上擺著四菜一湯。

毛澤東破例讓取一瓶葡萄酒來,親自為每個人斟滿一杯。

毛澤東拿起一杯酒,滿麵春風。高興地說:“亞樓同誌,中央指派你們3位同誌去蘇聯,預祝你們順利完成任務,為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幹杯!”

毛澤東一生極少碰過杯,因而不勝酒力,一杯薄酒下肚便麵紅耳赤,擺著手連聲道:“我被打倒囉,你們喝,你們喝!”

8月1日上午,劉亞樓一行乘火車經沈陽、長春,於4日到達哈爾濱。劉亞樓司令員向當時的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政委高崗作了匯報,第二天他們乘高崗的專列赴滿洲裏。這是一節特製的柴油機車,設有舒適的小會客室、臥室、洗澡間、餐廳、廚房等,沿途一路綠燈,所有客貨列車均為他們這輛專列讓路。專列行駛速度比從北京到哈爾濱的客車快多了。在滿洲裏車站,他們換乘了蘇聯的寬軌列車,便進入了異國土地。

到赤塔後,早有一架專機在機場等候。是一架美製C—47型飛機(據說是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專機)。飛機先後經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斯維爾德洛克斯克、喀山,曆時3天,8月9日方抵達莫斯科。他們下榻在一所療養院裏。

這裏曾是沙皇的夏宮,它保持著俄羅斯古典建築的風格,周圍有森林和湖泊,內部許多古老雕塑尚完好無損。時值夏季,這時空氣清新、涼爽、風景旖旎。

12日上午,他們來到了劉少奇和王稼祥同誌的住處。

劉亞樓司令員將臨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我方航空局的初步考慮的方案向少奇同誌作了匯報,劉少奇表示同意,並說:“我已同斯大林同誌談妥了,具體計劃將由你們同蘇聯武裝力量部會談商定。斯大林同誌認為,中國現在建立空軍已經晚了,如早一年,空軍便可用於解放中國南部的戰役……”

斯大林確實很會外交辭令。“如早一年?”早一年他會幫中國共產黨組建空軍嗎?他不是曾向毛澤東建議,以長江為界,“隔江而治”嗎?他看不上穿著滿身打補丁的衣服的毛澤東,一個農民領袖,能成多大氣候?然而,毛澤東不僅沒聽他的建議,反而打過長江,把蔣介石攆到一座孤島上去了。形勢急轉直下,穿布衣,扛著劣等裝備的共產黨人要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了。蔣介石沒靠住,來靠毛澤東也不錯。於是,他便向中國共產黨伸出手來相握。名義上給中國共產黨援助,其實是有償援助,先記上帳,欠的債總是要還的。新中國尚在建立新政府之前,就要建立空軍,而且是一支強大的空軍!他不得不佩服中國共產黨人的目光。

劉少奇說完後,呂黎平插話道:“不過現在建立空軍還可以用於解放台灣。”

劉少奇說:“對!我盡快同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聯係,約定會談時間。原則商定以後,我就要回國了。9月將舉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要舉行開國大典,我要回去參加。你們有沒有帶外匯呀?”

劉亞樓說:“沒有。”

劉少奇便指示給1萬盧布,作為空軍談判組在蘇活動費用。

8月13日,劉少奇、王稼祥和空軍談判組在蘇軍一名少校軍官的陪同下,來到蘇聯武裝力量部辦公大樓。

華西列夫斯基熱情地迎接了他們。

會談當即在一間會議室裏開始了。

蘇方參加會議的除華西列夫斯基部長外,還有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主管訓練的蘇聯空軍上將副司務和蘇聯空軍中將訓練部部長,另外還有2名漂亮的女軍官,她倆負責作會議記錄。

雙方就坐後,華西列夫斯基很客氣地問:“尊敬的劉少奇同誌,現在開始會談好嗎?”

“可以開始,元帥同誌。”劉少奇說。

雙方便開始了正式會談。

“我們已得到斯大林元帥的指示,由蘇聯援助中國建立空軍,請就中國方麵的設想和意見可以先談談。”

“好。我們黨中央已經決定劉亞樓同誌出任空軍司令員,現在就由他先談談吧!”

劉少奇同誌邊說邊招手示意劉亞樓發言。

劉亞樓直接用俄語談了中國關於組建空軍的設想和意見。他說:

一、無論從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的直接需要出發,還是從鞏固國防戰略考慮,中國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空軍,希望蘇聯援助我們,在1年之內建立一支由300——500架飛機組成的空軍戰鬥部隊。

二、我們在東北長春航空學校已經培訓了60名能飛美式P—51、日本“隼”式戰鬥機和高級運輸機飛行員;還有50餘名學員在日式高級教練機上進行訓練。這110名飛行員的飛行時間分別為50、100、300小時以上。此外,還培訓25名領航員,100名機械人員,300餘名氣象、儀表、場站人員。接收了沈陽、北平、南京、上海國民黨空軍的飛機修理工廠。從日本、國民黨空軍那裏接收起義過來的“隼”式、P—51、B—24和蚊式飛機共80架,能用於作戰的占3分之一。這就是我們現有的空軍家底。

三、中共中央決定調陸軍1個兵團機關作為組建空軍機關的架子,現在由武漢北上,8月下旬到達北平。以上就是我們組建空軍的初步意見和準備情況。請蘇聯同誌幫助我們擬出一個開辦航校、聘請專家、購買飛機和相應設備的具體方案來,以便共同商定。

王弼補充說:“訓練飛行員與地勤人員比例為1:2,妥否?”

呂黎平答道:“我們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空軍的主要作戰對象將是國民黨空軍的200—250架作戰飛機。我們在數量上,質量上均應占優勢,故提出建300—350架飛機的空軍戰鬥部隊。

呂黎平喘了口氣,繼續說:“我們認為殲、轟比例以2:1較為合適。現在,哈爾濱、長春、沈陽、錦州、天津、北平、濟南都有可用於訓練的機場,各方麵條件都比較好。”

少奇同誌說:“方才他們所談意見,事先報告了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因而也就是我們黨中央的空軍建軍方案,請元帥同誌據此意見擬出具體援助計劃。”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說:“聽了中國同誌的方案,我們有了初步依據。為使援助計劃搞得更細一些,建議劉亞樓同誌和維爾希寧空軍元帥再進行一次詳細的會談。草簽一份協議,我們報請斯大林同誌批準。劉少奇同誌,您對會談程序有何意見?”

劉少奇說:“我同意,元帥同誌。我近日將要回國,今後會談的問題就由劉亞樓同誌全權代表了。”

維爾希寧空軍元帥同劉亞樓司令員當場商定:次日在蘇聯空軍總部再次舉行會談。

14日,我空軍談判小組到蘇聯空軍總部舉行第2輪會談。

蘇方參加會談的人員,除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元帥外,還有上將副司令、中將訓練部長和2名校級軍官。他們首先詳細詢問了我東北航校的訓練情況,飛行員技術水平,各類飛機數量,飛機工廠的修理能力,機場麵積與完好程度,下一步選用飛機飛行員所擬條件,地勤保證人員的數、質量情況,國民黨空軍的作戰能力以及對地麵作戰的支援程度等等。

我方一一如實作了回答後,即向蘇方了解蘇聯空軍總部的機構名稱,航校的體製編製,訓練年限,課目,時間,教練機與戰鬥機種類,飛機維護修理程式,機場的保障與人員編製等情況。蘇方除了噴氣式飛機性能和某些屬於作戰指揮的機密項目外,其它內容蘇方基本上還是開誠布公,未予保留。

最後,維爾希寧元帥說:“好,情況就是這樣了,雙方心裏都有了數。你們的要求可以得到滿足,所提方案可以實現。具體援助計劃我們3天內提出來,到時請你們來這裏商談。你們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幾天吧!”

劉亞樓表示同意。

18日,雙方在蘇聯空軍總部舉行了第3輪會談。維爾希寧元帥說:“我們認真研究了你們的設想和方案,訓練350—400名飛行員,應組建6所航校,其中殲擊機航校4所,轟炸機航校2所。1年速成訓練,每個學員在初、中、高級飛機上各飛50—60小時,總共飛行150—180小時即可畢業。前半年使用一個機場,後半年可用2個機場平行訓練。你們長春航校是日、美式飛機,須改裝訓練,否則使用3個國家製造的飛機,型號雜亂,不利於保證訓練的進度和質量。中國自己已經訓練出的110名飛行員,可編到6所航校去,經半年改裝和戰鬥課目訓練,即可組建1個能擔負作戰任務的混合師(2個殲擊團、1個轟炸團)。1年後,6所航校的飛行員全部畢業,又可組建2個殲擊師,1個轟炸師(均3個團製)。飛機總數可達350—400架。航校訓練飛機的配備問題,我們是這樣考慮的: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級教練機15架,雅克—11(轟炸機“烏特伯”)中級教練機15架,烏拉—9、烏拉—2高級教練機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練機270架。每所殲擊航校配拉—9戰鬥機30架,每所轟炸航校配杜—2(今譯為圖—2)轟炸機20架。這樣,作戰飛機就有160架(殲擊機120架,轟炸機40架。)另配運輸機4架。第一批援助飛機總數為434架。半年後,混合師成立,可從航校抽殲擊機80架、轟炸機20架。每航校留作戰飛機10架,訓練可基本不受影響,1年後飛行學員畢業。3個作戰師成立時所需飛機數量,建議明年上半年再行會談商定……

“關於保證飛行的相當物資器材(如汽車、油料、充電設備、飛行裝備等),我們必將如數配備。

“以上就是我們製定的援助計劃,請貴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就雙方簽署,以便上報。”

劉亞樓思考了片刻。以他的精明,認為蘇聯計劃還是比較周密、恰當的。他還想做個小小的試探,摸摸對方坦誠與友誼的尺度。於是他說:“維爾希寧元帥,我們對飛機的性能不太清楚,能否請貴方詳細介紹一下拉—9、杜—2飛機的情況?”

……

“休息的時候,劉亞樓問王弼、呂黎平。

“你們有何感想?”

王弼說:“蘇聯同誌把拉—9的一切說得比美製的P—51飛機優良,似乎有些……”

呂黎平接道:“有些言過其實。”

劉亞樓點燃一支煙,說道:“拉—9飛機的上升性能、轉彎半徑、火炮威力都優於國民黨裝備的美製P—51,但俯衝性能,載彈量,火炮射速和最大航程不如P—51……言過其實就讓他過一些吧!總的來看,拉—9與P—51各有所長,基本匹敵,能協同陸軍渡海參加解放台灣的戰役,也就是說,黨中央指示的談判目的已經達到,對這個援助計劃可以表示同意。你們的意見呢?”

王弼和呂黎平沒有異議。

複會後,劉亞樓以代表團團長身份對維爾希寧元帥說:“蘇聯方麵所訂援助計劃,我們表示同意。這是國際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為此我以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向斯大林元帥、蘇共中央、蘇聯政府、蘇聯武裝力量部隊致以崇高的敬意!對空軍元帥同誌及由您主持蘇軍代表團的負責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誠的敬佩和衷心的謝意。有些具體問題,會後可繼續磋商,求得解決。關於購買飛機、器材以及聘請專家的各項經費,請按世界通常價格計算,由我國政府核實結算,將來向蘇聯政府償還。”

接著,劉亞樓司令員、維爾希寧元帥分別代表中、蘇雙方在協議上簽了字。簽字後,維爾希寧元帥提出請中方代表團參觀一些名勝和航空設施,讓中方提出參觀項目以便他們安排。

對主人的盛情,劉亞樓表示感謝。會談到此結束。

我空軍代表團到達蘇聯後,蘇方一直待如上賓,會談進展得十分順利,援助項目也比較齊全。這是中蘇友誼的體現,也是由於我國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我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的緣故。

草簽協議後,空軍代表團向黨中央發電匯報了會談情況及協議的內容,建議國內加速籌建工作。劉亞樓司令員說:根據過去在蘇聯辦事的經驗,蘇聯政府批準援助計劃,至少得2個月,這段時間,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抓緊做些參觀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積累經驗。於是,我代表團便擬定了一個比較全麵的參觀考察項目單,包括:空軍司令部、飛行航校、航空工程學院、飛機製造廠、飛行部隊基地等。

這天,代表團來到了莫斯科以西100多公裏的一個空軍基地。

我代表團第一次見到了米格—15型噴氣式殲擊機。

陪同代表團的蘇聯空軍一名軍官說:“這個機場,這種飛機目前都是對外嚴格保密的,唯一的例外,便是對你們幾位中國高級軍官了。”

此話之意不言而喻。

我代表團隨後來到一架米格—15跟前。

劉亞樓司令員由於職務高不便詢問,呂黎平便開口問道:“請問,你們這種飛機升限多少?航速多大?還有炮火威力、射速及其戰鬥性能如何?”

主人吞吞吐吐,沒有完全如實相告。

我代表團也就不便刨根問底了。

接著,蘇方請我代表團觀看米格—15的飛行情況。

毫無疑問,這種飛機,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戰鬥機!

參觀完飛行部隊,我代表團便飛往哈爾科爾城郊參觀航校。我軍剛開辦航校時是飛行和地勤人員同校訓練,而蘇軍的這所航校則專門培訓2年製飛行員,地勤學員另有專門航校培訓。空軍1951年後便參照了蘇聯模式,改組了我航校體係,實行空、地勤人員分訓。

蘇聯空軍總部的體製是橫寬縱短,編製精幹,沒有閑人。空軍司令和參謀長直接管轄的部門很多。每個部門都職責分明,沒有人浮於事、機構臃腫的現象。部隊體製也是如此。

在考察間隙,我代表團還參觀了紅場列寧墓、列寧故居、克裏姆林宮、地下鐵道等。

這裏還有一個插曲。

在蘇聯參觀期間,劉亞樓問王弼:“在大革命或內戰時期,我國還有沒有人來蘇聯學習航空?”

王弼想了想,果斷地說:“有。好像是位湖南的同誌,叫唐鐸。”

“我們應該請蘇方查找一下。航空人才目前國內很缺乏。隻是不知唐鐸同誌現在幹什麽?”

劉亞樓讓陪同代表團的舍洛夫少校提請蘇方協助查尋。

2天後,舍洛夫少校回複說:“有此人,還健在。3天後可來和你們見麵。”

3天後,唐鐸按時來到了代表團駐地。當時他在烏拉爾山脈以東的一個蘇軍空軍航校任少校軍械任教員,是衛國戰爭時期從莫斯科撤退到那裏去的。

唐鐸同誌見到劉亞樓司令員後表示,他雖已加入蘇聯國籍,並有了眷屬子女,但仍想回國參加祖國的空軍建設。後來,劉亞樓回國後將此事報告了中央,經我國政府同蘇聯交涉,唐鐸於新中國成立後回到了祖國,擔任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係主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代表團在中國駐蘇大使館歡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國慶節。參加歡慶的還有張愛萍同誌,他是前幾天到達莫斯科的,準備商談蘇聯政府援助我國建立海軍事宜的。

白手起家,隻好靠蘇聯這位“老大哥”了。

那時,“老大哥”還真有個“老大哥”樣,隻是“老大哥”不是白幫“兄弟”的忙!

10月5日,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告訴空軍代表團:援助中國建立空軍的協議書,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已經批準了,我向諸位表示祝賀!蘇聯第一批專家23人已經集中,很短時間內就要出發去中國,如果沒有其它問題,你們就可以乘飛機到赤塔,然後改乘火車回國了。

劉亞樓司令員熱情地向華西列夫斯基和維爾希寧元帥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在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安排下,我代表團又在蘇聯空軍司令部同蘇聯派駐中國的第一任空軍顧問普魯特科夫少將見了麵。

劉亞樓歡迎他到中國。

10月6日,中共中央電告劉亞樓:與友方談的一切計劃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次日,我代表團啟程回國。

9.開國大典,空軍拚湊了17架飛機受閱,說驕傲也行,說羞澀也未嚐不可。劉亞樓火燒眉毛一樣組建空軍,連林彪都說他“霸道”。

北京的秋天,天高雲淡,香山紅葉開得如癡如醉。

10月16日,劉亞樓風塵仆仆地回到北京。毛澤東當即停下案頭的工作,召見劉亞樓。

中南海波軟浪柔,微風輕拂。

毛澤東伸出大手:“劉亞樓同誌,你這次率隊去蘇聯談判成功,我代表黨中央向赴蘇談判組的全體同誌表示祝賀:你們辛苦了!”

這次在中南海聽取匯報的還有周恩來。

周恩來告訴劉亞樓,空軍領導班子的任職命令即將下達;開辦6所航校的經費給予優先保證,即將撥出;選調幹部和航空學員的命令,軍委已經發出,很快就能集中。

劉亞樓沒想到中央軍委批複如此之快。

他在即將動身赴蘇之前的7月26日,中央軍委致電第4野戰軍:“空軍領導機關以第4野戰軍第14兵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和軍委航空局組成”(空軍領導機構)。

第14兵團司令部是平津戰投後組建的,它的前身是冀察熱遼軍區整訓司令部。

劉亞樓赴蘇動身那天,8月1日,軍委又致電4野:“由4野撥來作為成立空軍司令部之基礎的14兵團指揮機構(包括司、政、供、衛和全部人員以及警衛團在內),請即令開來北平待編。”

第4野戰軍8月5日命令:“著14兵團直屬隊全部機構調歸軍委成立空軍司令部。”

4野首長即指令何廷一和王平水率兵團機關和直屬隊到北平。

8月19日,14兵團抵達北平南苑地區。

在此之前,我第一個飛行隊於8月15日正式成立,擔負北平地區防空任務,作戰指揮和飛行訓練統一由軍委航空局負責,華北軍區航空處具體指揮。

9月上旬,這支飛行隊接到參加開國大典空中受閱的命令。

這是一支拚湊起來的飛行隊。飛行隊分3個飛行分隊和1個機務分隊。9月,又把擔負專機空運任務的幾個飛行機組劃歸飛行隊領導,成為第4分隊。飛行隊的初期隻有50~60人,以後發展到150~160人左右。使用的飛機多是從國民黨空軍繳獲並經過七拚八湊修複的,一部分是起義過來的,各類飛機最多時達30多架,其中P—51戰鬥機19架,P—47戰鬥機1架,蚊式戰鬥轟炸機3架,B—25中型轟炸機1架,B—24重型轟炸機1架,C—47運輸機2架,C—46運輸機3架,小北美教練機1架,PT—19教練機2架,L—5通信機1架。

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人民空軍的全部家底。

飛行隊成立了,飛機也湊起來了,可是機徽和飛行服沒有。人民空軍的第一支飛行隊,總不能就這樣稀裏糊塗飛上天吧!

華北軍區航空處擔任了這一設計任務。

人民空軍的飛機機徽最初設計的是一個“八一”紅五角星,飛行隊的同誌說這樣在空中不便與英軍飛機區分,他們提議,按美軍機徽樣式,在紅五角星的左右兩邊各添上一條橫道,表示飛機展翅的樣子,這個機徽一直沿用到今天。飛行服原來是日本式的連身服,飛行隊的同誌建議改成夾克式,這樣飛行服樣式也沿用至今。

飛行隊成立時,由徐兆文擔任隊長,政委王平陽,下設4名分隊長。飛行隊的飛行員,大部分是駕機起義的原國民黨空軍飛行員。

飛行隊從接到受閱命令到組織計劃,實施受閱,前後不到一個月。為了搞好這次受閱,空地勤及所有同誌群策群力,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邢海帆作為代理隊長和空中總領隊兼第1分隊長,更是費盡心機。沒有航空圖,就用5萬分之1的北京市地圖代替,空中航線和每架飛機都經過反複計算才確定飛行方案。飛行航線:選擇通縣雙橋上空為起點,直飛天安門上空;飛行高度:既要使天安門城樓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便於觀察,又考慮到受閱當中一旦飛機發生故障可滑到城外迫降;飛機速度:為使飛機通過天安門廣場時隊形整齊,保持一定的間隔時間,事先計算好各分隊飛機起飛和進入航線起點的時間,保持好規定的航線速度和高度,以及各分隊間的高度差。為達到上述要求,飛行隊在南苑機場沿東西方向的舊跑道上空多次進行模擬演練,主要訓練6個分隊的長機,也練過由17架飛機按預定航線和航行諸元通過天安門上空。地麵指揮工作:南苑機場塔台指揮由徐兆文負責;華北軍區航空處設指揮室,由李裕負責對空指揮;蘇聯顧問協助;天安門城樓下設有總指揮室,由華北軍區航空處處長油江負責。直接與大會總指揮部和航空處指揮室聯絡。備降機場定在北平西郊、天津的張貴莊、河北的唐山3個機場。

下午3時,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天安門廣場匯成了一個掌聲的大海。

4時,閱兵式開始。

南苑機場上的17架受閱飛機,按預定計劃先後起飛,均按規定的航線高度、速度,在通縣雙橋上空盤旋待命。

4時35分,空中分列式開始。17架飛機分成6個分隊。邢海帆一聲令下,各分隊保持規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時間間隔,分別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東向西依次進入航線。此刻碧藍的天空有少量碎積雲,能見度好,地麵清晰可見。受閱機群分隊接近東單牌樓時,已經可以看到地麵上的人流和紅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軍的坦克、騎兵、炮兵部隊,鐵流滾滾,浩浩****。

這是一次劃時代的飛行。

參加受閱的飛行員們後來回憶這一幕時,無不感到這次是他們每個人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飛行,從這天起,中國將進入一個嶄新的國度,它將不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飛過東單牌樓,天安門廣場盡收眼底,故宮建築群宏偉壯麗、金碧輝煌,它是我們文明古國的象征,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共和國的第一麵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迎風招展,機群按編隊依次進入,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和人民群眾的檢閱。

30萬人民群眾的歡呼聲和飛機馬達的轟鳴聲匯合在一起,響徹古都北京,廣場上形成了一片沸騰的海洋,通過無線電波飛越萬水千山,傳到五湖四海。

當受閱的第1、2、3、4、分隊9架P—51戰鬥機剛剛通過天安門上空,又接到地麵指揮員的命令,按預定計劃,P—51機群再通過天安門上空一次。在空中指揮員的號令下,我P—51機群9架隨即加大速度,在複興門上空作右後轉彎,沿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再轉向建國門,當P—51機群的9架飛機到達東單上空時,正好與第6分隊的教練機相銜接,P—51機群再次通過天安門上空,由於銜接吻合,所以在地麵看來以為這次受閱的飛機是26架;當時在北京的一些外國記者紛紛報道是26架,並說中共空軍是以野馬式P—51戰鬥機為主的接受檢閱機群。

昌平航空博物館正廳,展出了當年空中受閱的機群(飛機)模型,包括當時地麵受閱部隊模型,真實地再現了那激動人心的時刻和難忘的開國大典空中場景。

17架拚湊的各種型號的飛機,對共和國誕生那天來說,確實是一種驕傲,但今天我們看來,難免產生些許羞澀、寒酸……但對於空中白手起家的共產黨人來說,它確具有了一種開天的意義。

3天後的10月25日,中央軍委正式命令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肖華為空軍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為空軍參謀長。

11月初,總參謀部就空軍的名稱及級別問題向毛澤東請示,提出兩個方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中國人民空軍司令部”。毛澤東閱後圈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並暫定按兵團一級刻發關防。鑒於空軍領導機關已組建,空軍主要領導幹部又已任命,1月9日,聶榮臻代總長向毛澤東主席報告,軍委航空局應與14兵團機關合並。毛澤東批示後,11月11日,中央軍委電令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正式成立,原軍委航空局即行撤銷,原航空局所有人員及業務工作全部交空軍司令部。後來,中央軍委將1949年11月11日確定為空軍的成立紀念日。

先辦航校,後建立空軍部隊,這是我黨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定建立空軍的預定步驟。於是,辦好航校就成為當時建設空軍的當務之急。

劉亞樓忘不了訪蘇會談回國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後,告辭時,毛澤東囑咐他:

“亞樓同誌,空軍的基礎如何,起步快慢,關鍵一條,是看你航校辦得怎樣。你當務之急,首先要選好辦校人。”

劉亞樓走到門口,毛澤東又追上一句:

“有什麽問題,可以直接找我。”

劉亞樓無異於懷抱尚方寶劍組建空軍航校。

1949年10月19日,蘇聯第一批專家23人來華,幫助中國空軍選定航校地址。

劉亞樓回國後僅僅3天。蘇聯軍方的行動真夠快的了!

蘇方大批專家將於11月中旬以後全部抵達中國。

時間不等人!這更加快了劉亞樓選定航校領導人選的步伐。

他連夜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誌願表,發至所有空軍處以上飛行和政工幹部。

一向辦事幹練、果斷、講究時效的劉亞樓,這次更加果斷,每人必須在兩天內做出明確答複,並且要詳細填寫。

劉亞樓考察幹部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善於用人所長。正應驗了毛澤東:“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

他考察幹部時先聽情況介紹,然後問:“他最善於做什麽工作?為什麽?他最不善於做什麽工作?為什麽?”“假如你來提分配意見,他擔任什麽最合適?”

這種“兩最一假如”的考察幹部方法,把了解的對象的長處、短處、人格、工作潛力一下子就呈現在桌麵上了。

100多名團以上幹部的德才表現在劉亞樓的腦子裏轉動。

很快,6所航校負責人的預定名單拿了出來。隻是航校政治委員尚無法選定。

毛澤東的批示變成電波,又由電波變成文字。各野戰軍以最快的速度推薦了19名——多於3倍的優秀政工幹部呈報軍委。

這種選配幹部的方法,別說在我軍曆史上少見,在外軍曆史上恐怕也屬寡聞。

劉亞樓麵臨的另一項工作是接待蘇聯專家。當年負責這項工作的夏伯勳回憶道:“哎呀,那些天我像打地轉似的,布置房間、買地毯、裝電話、要汽車……我天天往聶榮臻那兒跑。聶帥那時是陸軍代總參謀長,有毛主席的批示,他一切都為空軍開綠燈。後來要的聶帥都拿不出來了。太急,劉亞樓他們坐專機從蘇聯回國,8天後,蘇聯第一批專家就到北京了,快得連劉亞樓都沒料到。

“劉亞樓一天幾個電話詢問準備的情況,他那時一天睡不了一兩個小時,東奔西跑,穿著件呢大衣,下擺被腳踢得一掀一掀的,旋風一樣。他性子急,嫌司機開車慢,麻煩,常常自己開著吉普車滿處跑,督促檢查工作。那可是個說一不二的人喲!他要求的事沒人敢打馬虎眼。他辦事效率高,魄力又大,在我印象裏,劉亞樓說過要辦的事,沒有哪一件是沒辦成的。組建空軍,從零開始,那麽大一個攤子,呼啦一下子就撐起來了。

“劉亞樓組建空軍,實際上先給空軍樹立了一個作風:雷厲風行。執行任務,沒人敢叫苦,裝熊。給他匯報工作,問題、困難可以提,但必須拿出你的意見和辦法,否則,他不聽。

林彪都說他霸道。他這種霸道在當時問題成堆、困難如山的建(空)軍初期,還是很有積極作用的。對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劉亞樓很器重,愛才。請到家裏吃飯,酒後跟他罵兩句娘也沒事。在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是很痛快的,很過癮。你會無形中挖掘了自己的潛能,突然發現自己是個挺聰明、挺能幹的人……”

準備工作剛剛就緒,蘇聯專家就來了。劉亞樓安排蘇聯專家休息幾天,遊覽一下北京名勝古跡。蘇聯專家謝絕了,提出第一天就開始工作。

劉亞樓將早已選好的兩個小組,隨蘇聯專家分赴東北、華北勘察,選定校址。

建軍必先建校,建校才能培養空勤人員,才能組建空軍部隊。

“辦好航校”成了壓倒一切的重點。

建一所航校在當時需要250億元,相當於後來的250萬元。

一個建國才幾天的國家,對這筆支出是要下很大決心的。6所航校大約需1500億元!

毛澤東咬咬牙,大筆瀟灑一揮!

那筆卻重重地落在了劉亞樓肩上。

10月30日下午,劉亞樓組織召開了空軍建軍後的第一次幹部會。

參加會議的是空軍的領導班子和6所航校的主官——校長和政治委員。

劉亞樓做的挺絕的!

劉亞樓環視了與會者一遍,大衣一抖,出語連珠。

他首先講了中央軍委、毛主席對空軍的重視,接著簡單闡明了組建空軍的任務,說明辦一所航校大約需5~6個月的時間,起碼也得3~4個月才能開學。之後,話鋒一轉:

“現在隻能一個月,也就是說12月1日必須全部開學!”

他隻給每所航校一個月的籌備時間,頗有點蠻不講理的意思。

會場頓時連空氣都凝固了。

“12月1日必須全部開學!我再重申一遍。”

劉亞樓說完,大衣一抖,目光炯炯地審視著眾人。

“是啊!一個月內,在幾乎一無所有的條件下,使近千人的現代航校開學,困難很多,困難如山啊!同誌們,我們是新中國第一代開天人,空軍的創業人。困難即便像高山,我們也要橫下一條心,把它搬走。困難既使像海一樣深,我們也要迎著風浪上,把它填平!有錚錚鐵骨的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有勇氣、有魄力,創造世界空軍建軍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能否開學,是對每個航校負責幹部的第一個考驗!12月1日按規定時間開學的是英雄,拖延開學日期,是狗熊。你們究竟是英雄,還是狗熊,12月1日見分曉!散會。”

劉亞樓一揮手,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十幾位航校領導全傻了一般,一動不動,連鼓掌都忘了。

等與會者轉過神來時,會議室才突然爆發起掌聲來……

10.蘇聯空軍“連打字員都帶來了”。“外籍教練”幫中國空軍在藍天寫下一行行彎彎曲曲的象形文字。空軍第一個混成旅組建5天後,三八線突然傾斜……

11月中旬以後,蘇聯專家陸續來華。

劉亞樓著急,蘇聯專家們也急。一下火車,他們就被成批分往6所航校所在地。

1949年底,訂購第一批飛機陸續抵達中國滿洲裏,經中國空軍接收後,分成6份裝車編組,分頭直接運往每所航校。

時令已是冬天,北方冰封雪裹,滴水成冰。蘇聯派來我國參建航校人員,實際上是全套人馬,上有校長、政委、校機務工程師,下有飛行教員、機務人員,連打字員都帶來了。

許多老同誌回憶那時的情景時都說:“一切為了辦好航校”成了空軍的頭等大事,所有的困難,都在這個中心下迎刃而解了。幾乎沒有什麽困難能擋住前進道路的。無論幹部的調配,機場營房的修建。飛機器材的分配,航空物資的保障等,都要以辦好航校為前提。

1949年10月6日,中央軍委正式批準創辦6所航校的方案下達後,僅用了50多天的時間,新建的航校於哈爾濱、長春、錦州、沈陽、濟南、北京等地籌措就緒,依序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1、2、3、4、5、6航空學校,隨後又在東北老航校的基礎上成立了第7航空學校,校址定在牡丹江海浪機場。

各航校反映較大的有兩個問題:一是缺乏懂俄語的翻譯,二是缺乏懂航空技術的中國教員。劉亞樓一聲令下,當即派人坐飛機到新疆、東北各地請來70多名翻譯,還到南方解放不久的各省大城市,從接收和報到的舊中國航空技術人員中選來200多人,將他們集中到北京。由劉亞樓、肖華接見一下,並請他們吃一餐飯,隨後就分配到各航校去工作。

就這麽簡單!

為充實各航校的領導骨幹技術力量,東北航校的全部人員分成6份,包括培養出來的一批“種子”,分到各航校。

當時,東北航校的全部人員是構成每所航較的中堅力量。

周兆平在回憶第一航校初建時說:

“11月5日,我率第一批人員到達哈爾濱時,吳愷和14兵團一位幹部常玉寬已先期到達,並開始了接待蘇聯顧問和接收營房、機場的工作。吳愷向我傳達了黨中央已決定成立人民解放軍空軍,任命劉亞樓為司令員的命令……新航校要在12月1日開學,任務多麽緊迫啊!離開課時間不到1個月,要在這麽短時間內把一切開課的準備工作搞好,會有多少困難在等待著我們……

“當時還沒有學校的組織,機關也沒有建立起來,隻是一個籌建班子,吳愷負責準備工作,劉善本負責飛行和理論教育,陳海林負責行政工作,雲甫負責機務工作,常玉寬負責後勤工作,政治工作和黨的工作由我負責,謝立岑分管保衛工作,我們還以12月1日為期倒排了日程表,訂出每項工作必須完成的日期,分頭負責去辦,每日一次碰頭會,檢查完成情況,協調工作矛盾,安排次日工作。盡管當時幹部少,大家都認真負責,緊張熱烈地工作著。蘇聯專家也參加了各項籌備工作,當時到達的專家已有195名,他們工作非常認真,要求嚴格,對中國同誌很尊重……

“學員的宿舍是原東北農學院的幾棟樓房,我們用開辦費買的。我去看房子時,還是一片搬遷時的混亂情景。院內已經接收的房屋,正在加緊修整粉刷。宿舍的麵積不夠,隻好搞成上下鋪,但是直到學員快來了,木床仍沒有做齊,隻好又打了一部分通鋪……一切都是按照蘇聯專家的要求日夜趕製的。”

多年以後,周兆平在回憶這段經曆時仍耿耿不忘自己的過失:“專家們的宿舍、辦公室陳設比較講究,不僅有沙發、地毯,有的還要壁毯,而我們國家初建,經濟還很困難,能夠拿出這麽多錢開辦航校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後來我們把這些情況向蘇聯專家說明,他們再也沒有提出過高要求了。但學員食堂鋪了水磨石,禮堂的窗簾買了呢料,我們未把好關。”

為了幾塊水磨石和幾塊呢料,周兆平至今還在深深自責!

我們想說什麽?我們還能夠說些什麽!這就是那時的共產黨人的高尚情操和風範。

“11月28日,雪後晴空,哈爾濱的初冬已是很冷了,我們把浴池燒滿了熱水,食堂準備了可口的飯菜,全校同誌興高采烈地等待著第一批學員的到來。

“學校的領導們親自到香坊車站去迎接,專家們在大院操場等候。”

透過歲月的煙雲,我們仍能想像出當年的情景:一批叱吒風雲的戰將們和外國專家豎起衣領(或者壓根兒就沒有豎)在數九寒天的朔風中跺著足搓著手哈著氣臉上卻洋溢著喜悅的神情恭恭敬敬地象母親盼望兒子那樣盼望著學員到來。

這是什麽心態和工作精神?

今天,我們還能設身處地進入那種氛圍嗎?

640名學員到來了,編成6個中隊。

30日舉行開學典禮。12月1日正式開課。

第一航校是轟炸機航校,共23個專業,分速成班和1期甲班。空軍規定速成班學製6個月,1期甲班學製1年。

一開課,最大的障礙是語言。

蘇聯教官講,翻譯當場譯,翻譯對航空知識陌生,對一些技術名詞譯不出來,鬧出不少笑話。比如:

氣象主任被譯成“空氣將軍;

發動機的散熱片譯成“暖氣片;學員們就不明白為什麽飛機要裝暖氣片,飛機怕冷嗎?有沒有鍋爐呢?

駕駛杆譯成“一根活動的棍子”;

座艙譯成“飛機上的小房子”;

電壓譯成“緊張”;

飛機在空中橫滾動作譯成“圓桶在空中旋轉”……

學員們一個個莫名其妙。

翻譯急得滿頭大汗。

蘇聯教官急得直敲著教鞭發火。

1950年1月15日,第4航校首先開飛。

沈陽北陵機場上,14架雅克初級教練機整齊排列在停機坪上,機身披滿朝暉。

首先帶飛的是一批老航校的學員:王海、鄭剛、耀先、鄒炎、徐懷堂、吉世堂、侯書軍、於飛、林虎、徐振東……

蘇聯飛行教官帶飛兩個飛行日後,他們就一致要求放單飛。

這批被編在速成班的飛行員,都是東北老航校培訓出來的,每人都有一定的基礎,接受能力也快,還有較好的心理素質,蘇聯教官很快便讓他們放了單飛。

最後這批速成班16名學員破格免飛中級教練機,直上烏拉—9高級教練機。

蘇聯教官豎起大拇指由衷地笑了,邊笑邊說:“哈拉少!哈拉少!”(好,很好!)

1950年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回國,途經沈陽,作了暫短停留。

在東北局大院會議室裏,毛澤東微笑著與幾十名黨政軍領導一一握手,風趣的話語不時引起全場陣陣笑聲。

可以看出,毛澤東出訪蘇聯的成功!

這次毛澤東訪蘇,與斯大林不僅就國際上的一些問題交換了意見,而且還就中國空軍部隊的組建與斯大林舉行了進一步的磋商。

早在1月時,劉亞樓就參加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莫斯科同蘇聯政府的談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擬製了組建航空兵部隊的計劃,向蘇聯政府訂購各型飛機586架,其中拉—9殲擊機280架,圖—2轟炸機198架,教練機和通信機108架。

毛澤東這次出訪,斯大林表現出了格外的熱情。毛澤東是有求必應。由於上海連續遭到國民黨空軍的轟炸,毛澤東請斯大林派空軍保衛上海的安全,斯大林一口應承下來。蘇聯空軍巴基斯基中將即於2、3月間進駐上海,這支蘇聯空軍部隊共有各型飛機119架,其中有當時最先進的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38架,拉—11活塞式殲擊機39架,圖—2轟炸機9架,伊爾—10強擊機25架,教練機8架,後來,這些飛機被我空軍有償接收了,裝備了第一批組建的空軍部隊。

毛澤東見到呂黎平後,拉他一起在沙發上坐下,和藹地問長問短,全是空軍的事情。

毛澤東問道:“學員飛行訓練開始沒有?蘇聯專家教得如何?”

呂黎平一一作了回答。

毛澤東又說:“國土防空和解放台灣都非常需要早一點有自己的空軍,依你看,我們航校一年內能培養出擔負作戰任務的飛行員嗎?第一期學員畢業後,能組建幾個師呢?”

“那很好!那很好!我相信困難是壓不倒你們的,空軍作戰部隊是能夠按計劃組建的。”

晚上,東北局搞了一套小型文藝晚會。毛澤東興致還停留在空軍部隊組建的心思上。

臨別時,毛澤東對呂黎平說:“回去代我向同誌們問好,大家辛苦了,希望再接再厲,早點把翅膀練硬,飛出新中國的軍威來!”

毛澤東訪蘇成功消息傳到台灣,蔣介石惱羞成怒。他罵斯大林“娘希匹,見風使舵!”罵了一通,於3月1日發表文告,恢複自己的“總統”職務,他要用炸彈發言——扔出他的“空軍牌”。他親自下令國民黨空軍傾巢出動,對上海、南京、福州、廣州及東南沿海城市的所在重要設施實施轟炸。他還不惜派出一支精幹的轟炸機中隊北上,遠程襲擊北京。

當晚,毛澤東召見劉亞樓:“必須迅速增強空軍力量。”

3月10日,朱德出席空軍政治工作會議時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很緊迫的。人民實在等得焦急了。他們希望我們很快地學會,學會了就打。因此,我們的學校是個速成班。要很快地把學校辦好,越快越好,快一個月也好。”

我們已經等不起了。每所航校迅速掀起了飛行訓練**。

東方剛露一絲曙色,學員們就在教官的帶領下衝上天空,黛色的遠山愈濃愈暗時才收機。每個學員都爭取多飛幾個起落。困難,太多了,飛行服不夠,機場上你脫了穿,他穿了脫。沒有桌子,幾個人湊在一隻木箱上……白天飛行,晚上熬夜學習,體會動作要領,直到深夜12點才躺下。

蘇聯教官被這種精神深深地感動了,也是起早貪黑地手把手教,反複地講解要領難點。飛行進程一再提前,新的問題又來了,接受能力稍慢的學員麵臨著被淘汰。有的同學怕淘汰就著急,越是著急越是出差錯。

飛行是門科學技術,它比不得過去在戰場上衝殺。雖然學員們都是來自陸軍的精華,但光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勁頭是不行的。

一期甲班飛行員範萬章,飛初級教練機時,成績一直優秀,可進入中級教練機飛行訓練時落了伍,蘇聯教官帶飛了6、7小時,他仍保持不住正常飛行狀態。

蘇聯教官對飛行訓練要求是相當嚴的。他一著急就出差錯,教官就來回猛烈地擺動駕駛杆打他的腿,腿打腫了,下飛機走路時一拐一拐的。他咬著牙,不吭聲,默默承受著這種體罰。錯在自己,活該。他在心裏罵自己。

他總結自己的缺點,分析動作,感到自己用力過猛,於是,盡量地讓動作輕柔一些。

第二天,他和教官一起上了飛機。他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地告誡自己:輕一點,再輕一點。

怕死?範萬章最聽不得這兩個字。自己從屍骨堆裏爬出來多少次?難道還怕死麽?

他一咬牙,駕駛杆猛地一推:看誰怕死!

飛機尖嘯著向地麵俯衝下去。

蘇聯教官驚叫著:“快拉起來!”

他不理。

教官破口大罵。

簡單的對話範成章還是能聽懂的,教官俄語教學,翻譯一遍一遍地譯。可範萬章任憑怎麽罵,喊,都裝做聽不見。飛機迎著風,向地麵栽去。

就在飛機即將觸地的刹那間,他才猛拉機頭,衝回天上。

落地後,教官一扭頭,走到一邊,不理他。他跑過去,敬禮。教官又把頭一扭,還是不理他。

這可如何是好。

範萬章心虛,急哭了。

哭也沒感動教官。結論:接受能力差,技術長期落後,建議技術原因停飛。

又一名淘汰者!

航校領導憂心如焚。一麵要求迅速培養一批飛行員組建部隊,另一麵卻是學了幾個月的學員一個又一個淘汰。

航校領導親自找到蘇聯教官商量。

蘇聯教官堅持原則,維持“原判。”

呂黎平在工作交往中了解到,蘇聯教官普遍存在急於求成的思想,好早日完成任務,早日回國。他們這種情緒與新中國建立空軍的急迫心理正好吻合。速成班開飛後,他們見中國飛行學員接受能力強,技術進步快,更促使他們這種急於求成的心理。他們安排計劃,組織飛行,不是循序漸進,因人施教,而是大幅度跳躍課目搞一刀切。

1950年4月14日,一架烏拉—9教練機落地後,蘇聯教官當著顧問的麵,問這名學員能不能放單飛。

蘇聯教官不想在上司麵前丟臉。

這名學員叫範輝,原是新四軍騎兵師的文化教員,當教官問他後,他老老實實地說:“我覺得還不夠熟練,心裏沒有底。”

蘇聯顧問一聽很不高興。一揚手,指著遠處的正騰空而起的一架烏拉—9,大聲說:“他們能單飛,你怎麽沒底?大膽上飛機單飛吧!”

範輝猶猶豫豫地上了飛機。

範輝駕駛著拉—9離地了。

“飛機增速怎麽不快?”在場的同誌紛紛議論道。

“前兩個起落帶飛,也是這個毛病,加油門動作太慢。”有人說。

飛機滑過跑道的2/3,速度仍未達到離地要求。

指揮員在塔台上呼叫:“加油,加滿油門!”

然而,一切都已經晚上,晚幾秒鍾。

飛機速度小,上升慢,高度低,2個機輪一下子撞到了機場邊沿3米高的土壩上。

“轟”的一聲,飛機爆炸了。

機毀人亡,一等事故。

第二天,又是由於急著放單飛,又一名學員心情緊張,拉平過高飛機失速,側滑接地,起落架折斷,機體變形……

教訓是深刻的:欲速則不達。飛行是門科學,對待科學必須有科學的態度。

航校作出決定,淘汰飛行員必須由航校決定,不能讓蘇聯教官來敲“定音鼓”。放單飛航校領導必須親自坐鎮指揮。這樣,合作難免出現不愉快的時候,但大局無損。

淘汰範萬章,呂黎平不同意。

蘇聯教官一聳肩:意思是那我們就沒法教了。

呂黎平親自帶飛範萬章。

上機前,範萬章狠狠地挨了呂黎平一頓訓,訓完後升空演練。

先做盤旋,45度坡度,範萬章一壓杆,成了60度,飛機拉得直發抖。

“壓杆太重!”

盤旋,修正,太輕,隻有30度,高度掙了200米。

“看我的!”呂黎平一動一動地教了起來。

“就照這樣來,你試試。”

出乎呂黎平意料,範萬章這次做的很漂亮,誤差不大於10米。呂黎平讓他再做一次,仍是很標準。

教特技,示範。

3天後,呂黎平果斷地放了範萬章單飛。

成績5分。

範萬章,這位未來的空軍戰鬥英雄,終於向藍天跨了一大步。

1950年,美蘇先後將噴氣式飛機裝備部隊。而我軍學習的仍是將淘汰的活塞式飛機。

1950年4月15日,空軍為“以配合當前工作,傳達領導意圖,介紹各種經驗,幫助幹部與學員的軍事、政治、技術學習為主”,創辦了《人民空軍》雜誌。

4月22日,第4野戰軍在海南登陸後的第5天,又解放了海口。5月18日,第3野戰軍解放了舟山群島。

蔣介石在孤島上氣得暴跳如雷。

在美國的唆使下,憑借其海、空軍,利用台灣、定海、岱山等軍事基地,從空中和海上對我華東各大城市,重要交通線,特別是上海地區,進行轟炸、封鎖及其它破壞活動。

為解放台灣,加強華東地區的防空力量,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在華東地區迅速組建一支空軍航空兵部隊。

這支部隊就是空軍第1支航空兵部隊——第4混成旅。

李世安回憶道——

那是1950年4月,當時他在第2航校任政委。一天,突然接到劉亞樓司令員的電話,要他馬上到北京。

“軍委決定調你去華東地區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隊,你當政治委員,方強同誌任旅長。”一見麵,劉亞樓開門見山對李世安說。李世安沒來及答話,劉亞樓又問道:

“新組建的空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你看是叫第1旅好呢?還是叫第4旅好?”

“數一個數字,編一個序列,都是從一開始,剛組建的人民解放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當然是叫第1旅好。”

李世安沒加思索就快言快語地答道。

劉亞樓放下手中的筆,道:“我已考慮了很久,還是叫4旅好。叫“第一”容易產生老子天下第一,驕傲自滿。”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道:“我們要效仿毛主席的做法,他在井岡山創建第一支中國工農紅軍部隊時,開始就叫紅四軍,沒有叫紅一軍嘛!我看應叫空軍第4旅,這裏有一個繼承和發揚紅軍光榮傳統的問題,這樣有利於這支部隊的建設。”

“司令員,我沒考慮這麽多,沒有想到還有個繼承和發揚紅軍光榮傳統的問題,你這麽一說,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意義。”

“這個部隊是由拉—11螺旋槳飛機、杜—2轟炸機、米格—15噴氣式飛機、伊爾—10強擊機等4機種混合組編而成的,來我國的蘇軍巴基斯基空軍部隊是叫混合集團軍,因此,我們這支部隊的名稱也可以叫做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混合旅。這個名稱,是我與總政羅榮桓主任一起研究定的。對外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太平洋部隊’……”

5月1日,軍委空軍派空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傅平前往南京,向華東軍區航空處領導傳達了軍委關於組建我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的指示:一,空軍混成4旅要抓緊組建,組建後抓緊訓練,盡快擔負起上海及東南方向的防空任務;二,混4旅的幹部,政治委員李世安由空軍選派,其它旅幹部和機關幹部來源主要由華東軍區解決;三,根據聶榮臻代總長的指示,部隊組建後歸華東軍區領導,後勤供應由華東軍區承擔。

1950年6月19日,人民空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旅部先駐南京,後轉至上海龍華機場。旅機關以原第3野戰軍第30軍第90師師部為基礎,加上空司及華東航空處抽調的117人,共308人組成。

旅下轄空軍殲擊第10、第11團,空軍轟炸第12團和空軍強擊第13團,以及4個供應大隊。全旅共有3518人,排以上幹部共1384名。

第4混成旅下屬4個團:第10、第11殲擊團,第12轟炸機團,第13強擊機團,每個團各配1個供應大隊,相當於團級機構。由於各團所駐地點不同,組建時間也不相同。

第10團於6月9日在徐州成立,駐徐州機場,後轉上海大場機場、虹橋機場。裝備飛機45架,其中烏拉—9飛機3架,雅克—17飛機4架,米格—15飛機38架。這是人民空軍第一個裝備噴氣式殲擊機的戰鬥團。團下轄第28、29、30大隊和1個直屬中隊。

第11團於6月23日南京成立。開始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駐防,後轉至大校場,再轉場至上海江灣機場。裝備飛機43架,其中烏拉—9飛機4架,拉—11飛機39架。團下轄空軍第31、32、33大隊和1個直屬中隊。

第12團於11團同一時間在南京成立。這是人民空軍的第一個轟炸機團,駐大校場機場。裝備飛機39架,均為杜—2飛機。團下轄第34、35、36大隊和空軍第13團調入的第9大隊,共4個大隊和1個直屬中隊。

第13團是強擊機團,8月1日才在徐州成立,裝備飛機28架,其中伊爾—10型飛機25架,烏拉爾—10飛機3架。團下轄第37、38、39(後調往轟炸第12團)3個大隊。

人民空軍第一支航空部隊終於誕生了。翻開世界各國空軍的曆史,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組建空軍能象我國這樣快的速度。

27軍軍長聶鳳智任旅長,115師師長李世安任政治委員。別的不說,就看這兩位主官的原部隊番號就足以看出中央軍委對4旅的重視程度。

27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係列中可稱王牌軍主力之一。

115師,平型關大捷,林彪的部隊,可謂王牌師。

高職低配。可見中央軍委對這支航空後部隊期望之高。

4旅是在艱難中誕生中。也許正是其艱難才倍感責任之重大。組建4旅,中央軍委目的很明確。反國民黨的空中襲擾,保衛大上海,保衛東南沿海,解放台灣。

然而,4旅組建5天後,朝鮮半島上的三八線突然傾斜了。

1950年6月27日,朝鮮戰爭爆發2天後,美國五角大樓公然介入朝鮮內戰。

中國剛剛誕生的第一群雄鷹麵臨著一場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