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商奸

明明是中國人的產業，卻要掛一個外國人的招牌，請一個洋人做名義上的老板。在晚清時節，這樣的事，司空見慣。這樣的產業，就可以掛洋人的旗幟，有了這樣的旗幟和洋人假老板，就可以少挨欺負——來自官府的欺負。別的不講，但厘金一項，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銀子來。

厘金本是江南狂生錢江，在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給江北大營的雷以誠出的主意。這個主意，要政府對所有的商家，坐商和行商征值百抽一的稅（1%），人稱厘金。由於清朝一直沒有開征商稅，這樣的稅，對於商家來說，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一個前現代的國度，征稅沒有章法，厘金一旦開征，就成了亂政，不是此處征罷彼處就可以免了，而是每個地方都在征稅，遍地的厘卡，雁過拔毛。頻繁地重複征收，稅率口銜天憲，隨意提高，近乎政府攔路搶劫。更可恨的是，當初明明隻是戰爭狀態下的臨時措施，太平天國起義被撲滅了，厘金卻依舊如故，而且越征越多，各地厘卡水旱兩路，越設越密。沒辦法，地方官地皮要多刮，私人要安置。商家隻要運貨，單厘金一項，就得付出高出貨價四五倍的成本，真是苦不堪言，活不下去。當然，應對的辦法也不是沒有，一種是傳統的，給厘卡的人賄賂，讓他們少收厘金；二是新興的，打洋人旗號，可以避掉幾乎所有的厘金。按中英《南京條約》的規定，凡是外國商家，隻需交納關稅和內地子口稅就可以了。相對來講，第二種辦法雖然也有風險，但避稅的力度更大。凡是能跟外國人搭上關係，會講幾句洋涇浜英語的商家，都會傾向采用第二種方法。

比較正經的，是中外合資，跟外國人一起辦公司。隻是當年沒有中外合資這個概念，明明合資的公司，老板、法人都是人家的。華商出資金，也出力氣，甚至具體的經營都是中國人管，但老外卻大權在握。這樣的中外合資公司，實際上等於中國人參股出力的公司。其次，是外國人出名義的公司。這種公司，資金完全由中國商人出，並負責所有的事務。選擇的老外，倒也是個正經商人，他負責辦兩件事：一是負責給公司找一個外國商號的名義，二是辦理一個通行證，可以合法出入中國內地，而不繳納厘金。最後一種，是隨便找一個外國人，很多僅僅是在中國混飯的流浪漢，隻因為他長了一張洋人的麵孔，有本外國護照，就可以搖身一變，成了公司的老板。他什麽也不用辦，也什麽都辦不了，但有他這張麵孔，就可以蒙住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那個時代，政府不敢惹洋人。行船運貨的時候，請這種人搬把椅子坐在船上，過厘卡的時候，稅吏就不敢胡來。有一次，一艘英國軍艦開往宜昌，路過武漢的時候，上岸歇息，把一個水手落下了。這個水手搭乘一艘中國商船去趕自己的船，商船的老板靈機一動，馬上給了這個水手一些銀子，讓他扮成老板，自己和船員做隨從，結果一路上的厘金都沒有交。外國記者聞知後感慨道，說這位水手，一輩子除了買煙和酒，從來沒有做過生意，但隻因為有一張可愛的洋人臉，就做了一路的大亨，不僅沒有交旅費，還被伺候得特別舒服，得了一筆不小的錢。

無論哪種形式的中外商業合作，從道德上講，都不怎麽光彩。而吃虧的都是中國人，有時候簡直是白讓外國人占便宜。如果按後來嚴苛的階級分析觀點，這樣的中國商人，都應該算是買辦資產階級，屬於革命無可爭議的對象，要徹底打倒的。至少，在一般中國人的眼裏他們也是奸商，甚至說是漢奸，也是可以的。遠的不說，抗戰勝利後，類似的商人，其資產都被國民黨政府劃為敵產了。但是，有這樣如同牛虻、螞蟥一樣的政府，劫匪一樣的官人，讓商人怎麽辦？這些商人之所以變成這樣，徹頭徹尾就是當時的政府逼的。一個統一的國家，卻在地麵上畫地為牢，活生生冒出那麽多的關卡，逼得人沒法正經做生意，不是違法行賄，就是依靠洋人。有這樣隻敢對自己同胞橫征暴斂，對洋人卻卑躬屈膝的政府，就沒有正經的商人。如果說，這樣的商人是奸商的話，也是政府逼的。過去有個說法，叫做官逼民反，這話放到市場，就是官逼商奸。有惡官，而後有奸商，商再奸，也不敵官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