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樁跟捕快有關的冤案

清朝各縣的衙役，尤其是快班和皂班這兩類，在名頭上地位很低，屬於三代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的賤民。但是在實際上，由於他們是縣衙的“工作人員”，跟權力沾邊，往往威風八麵，街上的平頭百姓，見了都得尊稱一聲“爺”。尤其是捕快，負責破案拿人的，類似今天的警察，權力更是大，酒樓茶肆，人見了都得叫捕翁。這樣的工作崗位，套用一句《儒林外史》裏胡屠戶的話，絕對要比那些種菜擔糞的牛上一百倍。即使一般的買賣人，也得讓他們不止三分，到你家白吃白拿，你一句都不敢多說。

正因為如此，各地的衙役隊伍，實際上一直在擴張，除了正經製役之外，還有不拿補貼的幫役，幫役之外，還有白役。其實，即使正經製役，每年的補貼也少得可憐，大家討生活，都是靠縣衙附帶的權力。所謂幫役和白役，今天的語言，就是臨時工。在衙役堆裏做不拿工資的臨時工，也比在家做工種田要強。到了清朝中葉，小縣的衙役也有幾百，大縣則上千，甚至幾千。表麵上國庫一文錢不費，但他們吃的都是國家的飯。

到了晚清，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官員隊伍擴張，衙役隊伍更擴張。河南多盜，警察勢必擴編，像滑縣杞縣這樣的大縣，衙役動輒數千人。但是，警匪一家，自古皆然。大的盜賊，或多或少得跟捕快有些聯係。河南這樣盜賊成群的地方，一些捕快，本身就是盜賊的瓢把子（首領），如果出了人命大案子，上麵指令要破案的，買幾個貧民，出麵頂杠，真要是犯了死罪，處決之前，再用囚犯給他們換出來，或者幹脆花大錢買命，頂杠的頂到死。說出真相，也活不了，不僅自己活不了，家人也一並活不了。即使有官員看出問題，為了能早日破案，對上麵有個交代，也裝不知道。所謂命案必破，破了也就是了，誰管他真假。

同治末年，河南南陽府鎮平縣有個捕快，名叫胡體安，實際上就是當地的賊頭，門徒廣布。同治十三年五月，到百裏之外的光山縣做了一個大案，將一巨室，退休的京官尹文法家洗劫一空。但凡稱得上巨室的人家，都不一般，人家也有來頭。這家人家很快就查清案子其實就是胡體安做的，一個狀子，告到當時的巡撫塗宗瀛那裏，塗宗瀛遂下令要鎮平縣抓捕胡體安歸案。這邊剛剛下令，那邊胡體安已經知道了，一邊廂潛逃，一邊廂安排人頂杠。頂杠之人，就是胡體安的童仆王樹汶。王樹汶初時不肯，但胡體安的黨徒連唬帶打，說頂了，保你不死，以後還可以得一大筆錢，如果不答應，馬上就沒命。沒辦法，王樹汶隻好答應。就這樣，來辦差的人，抓到了假的胡體安，當時鎮平縣的縣令是兩榜進士馬翥，自己縣裏的捕快，身為縣令的居然不認識，可見衙役之眾。進士老爺審理此案，見此人當堂認罪，不辨真假，草草結案。南陽知府任愷明知有異，也認了賬，報到按察使吳直那裏，吳直也沒有深究，上報刑部，過道手續，就定讞了。其實，王樹汶當年年方十五，又瘦又小，見人怯生生的，怎麽看都不像一個賊頭。但是，官場的事就是這樣，出了案子，隻消有人頂罪，案子就算破了，至於賊贓能不能拿到，不是硬指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定讞之後，由於案情嚴重，盜竊財產數額巨大，上報之後，首犯定了個死罪。就這樣，王樹汶的小命，眼看到了秋天，就要歸西了。

到了問斬這日，王樹汶才知道，原來自己受騙了，於是大呼上當，說我是王樹汶，不是胡體安！他們許我不死，怎麽還要死，冤哪！另有一說是，行刑那天，拉刑車的兩頭騾子突然發狂，鑽進了城隍廟。清朝體製，監刑官如果臨刑發現有冤情，可以停刑。還算監刑官恪盡職守，於是，王樹汶沒死，案子報了上去，重新審理。

重新審理的關鍵，是查清到底這人是不是胡體安。據王樹汶講，他係鄧州人氏，父親名叫王季福，現還在鄧州種田。就這樣，審理案子的官員，遂發函要鄧州知州朱光第把王季福找到，好來對證。可是，偏在這個時候，河南巡撫換人了，塗宗瀛改任湖廣總督，接任的是河道總督李鶴年。而當年參與此案的南陽知府任愷，已經升了道台。案子一旦複審，當年糊塗斷案的人，當然知道經不起追究的，真的要是查清楚了，自己肯定有罪過。所以，任愷馬上發函給鄧州的知州朱光第，要他別管了，就說找不到王季福這個人。當時，由於巡撫換人，新巡撫對這個案子已經不大上心了。任愷身為道台，是朱光第的上司，跟新任巡撫的關係又好，朱光第就坡下驢，本是最省心，也最討好的事兒。但偏偏這個朱光第，是個死心眼，就是不買任愷的賬，活生生地把個王季福給找到了，兩下一對，王樹汶不是胡體安，真相大白。

但凡地方有事，禦史們都要摻和的。王樹汶案，由於跟盜案相關，跟衙役作案相關，河南士紳有切膚之痛，自然引起他們的關注。這樣一來，禦史，尤其是河南籍的禦史，彈章交加，聲色俱厲，有的言論，也涉及到了當時的河南巡撫李鶴年。按道理說，李鶴年不管這事也可以，反正這案子也不是他任上辦的。但偏偏此時的他，受了任愷的蠱惑，又被禦史的言論所激，居然自己站起來反擊，堅持要辦王樹汶的死罪。當然，此時再強調王樹汶就是胡體安當然不行了，但他還有另外的借口。按大清律，入室盜竊案無論主從，都是死罪。王樹汶是胡體安的童仆，原本不過伺候主人的，但李鶴年卻堅持說他也是胡體安的黨徒，論罪也該死。原案即使有錯，錯也不大。反過來，另一邊的人則堅持認為，王樹汶完全是無辜的，此案，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

就這樣，圍繞王樹汶案，朝野分成了兩派，互相攻訐，吵成一片。而元凶胡體安到底去了哪裏，反倒沒有人過問了。朝廷派了欽差大臣下來查案，也沒有查清楚。幸好，那時朝廷的當家人，從兩宮太後到掌控軍機處的恭親王奕訢還有文祥，都是明白人，知道要想查明這個案子的真相，得依靠專家。清朝的慣例，所有的死刑案，最終審理是要由皇帝一錘定音的，但實際起作用的，是一個由刑部專家組成的班子秋審司，秋審司裏麵八個人，都是品行端正、精通法律的官員，人稱八大聖人。清朝兩個頑固派大臣，一個剛毅，一個趙舒翹，都是秋審司的人。這個案子，就落到了趙舒翹手裏。一度，李鶴年動用他的關係，遊說朝廷，趙舒翹的壓力很大。但趙舒翹在調集所有卷宗、研究了案情之後，力主此案就是冤案，無論誰來說情，他都給頂回去。聲言，隻要他還在秋審司，這案子非翻不可。

就這樣，案子最終的結果，差強人意。王樹汶無罪釋放，而審理此案的馬翥和任愷等人都被發配，李鶴年也因此丟了官。此時，離王樹汶入獄，已經有三年之久了。案子平反，所有主張王樹汶無罪的人都鬆了一口氣，人們竟然忘了，真凶胡體安還逍遙法外。胡體安也就一直逍遙法外，據說，他換了個地方，換了個名字，依然做他的捕快。

這個時候的清朝，雖號稱中興，但實際上，朝廷的問題並沒有解決。老問題仍在，新的問題卻來了，西方的壓力逐漸增加。但由於太平天國的戰亂，人口減少了一個多億，嚴重的人口問題、土地問題為之緩解。由湘淮軍興起而伴隨的軍事現代化，也使得朝廷的鎮壓能力大大提高，傳統農民起義式的反抗，被極大地遏製了。由湘淮軍興起而導致的朝廷政治格局的改變，漢族士大夫的權力份額大幅度增加，也調動起了漢族士大夫維護朝廷的積極性。因此，盡管實質意義上的中興，並沒有出現，但清政府解決問題，尤其是處理問題的技術手段，還是大大提高了。此時的朝廷，對如何應對李鴻章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並沒有太多的關注。但麵對戰後朝小野大、地方督撫專權的局麵，倒是憂心忡忡。朝廷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對平反冤獄十分熱心，其實，無非是想借端打擊地方督撫而已。楊乃武小白菜案如此，王樹汶案也是如此。難怪都察院副都禦史張佩綸在該案疏稿後題寫道：“長大吏草菅人命之風，其患猶淺。啟疆臣藐視朝廷之漸，其患實深。”正因為如此，胡體安才沒人過問了。要整的，就是巡撫，殺雞儆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