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會過時

毋庸諱言，近些年的中國文學，在創作環節、批評環節、傳播接受環節，都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創作在追求無限的自由的過程中，嚴重脫離了生活和群眾；批評在諸多的理論體係的指導下，變成了圈子內捧場棒殺式的文字遊戲；傳播接受在無是非的隨意選擇中，走向了混亂無序。這是中國文學界整體麵臨的重大問題。

問題出在哪裏？需要認真加以分析。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與這些年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文學中的指導地位有所削弱大有關係。記得馬克思曾說過這樣的話：“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諳熟新時文學發展軌跡的人都清楚，近三十年來，精神分析學說、存在主義哲學、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現象學哲學、生命哲學、結構主義哲學、解構主義哲學、新曆史主義哲學、文化決定論、文明衝突論、第三世界文化論、後殖民論等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後出現的西方現代哲學流派和以這些哲學流派的主要觀念為基礎的西方文藝理論思潮，都在中國的文學創作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還有些有著鮮明政治主張的“告別革命論”“新帝國論”“曆史終結論”，也直接影響了某些中國作家、批評家的創作和批評。向世界各民族優秀的文化學習，自然是正確的。如果沒有這種學習，我們也不可能從西方尋找到馬克思主義。但是，這種學習和借鑒，必須是有主導思想之後的學習和借鑒。中國文學的主導思想，必須是，也隻能是馬克思主義。回顧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文學界對西方的學習和借鑒，我們卻隻看到了這樣的事實：弗洛伊德、海德格爾、薩特、德裏達、福柯等人的學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幾乎和馬克思主義平起平坐了。甚至還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一部用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導創作的作品，在文學圈內受到的關注，遠遠不及用什麽解構主義理論指導創作的作品所受到的關注。還有一個怪現象需要指出：在西方，馬克思已被公認為是在過去的一千年裏對人類產生最大影響的哲學家、思想家，而中國的文學批評界，卻鮮有了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係評析同時代創作的大家；在德裏達的故鄉法國，德裏達已被認為是一位過時的、晦澀的、難懂的、影響甚微的、勇敢的探險家式的思想者，而在中國，卻有靠研究、傳播德裏達的學說而成為博士生導師的批評家。統治階級的思想，在一個時代的某個意識形態領域不占統治和主導地位，確實是個大問題。

因此，我認為學習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最應該強調學習的，是這篇閃耀著獨創性光輝的文獻中所全麵表達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文藝觀。存在決定意識。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此外沒有別的源泉。這些真理性的論斷，不能隻在每年的“5·23”被我們在會議室裏提上一回兩回，而應該成為每個創作者的主導思想。思維把人和動物區別了出來，在人類的思維活動中，沒有離開形象思維的抽象思維，也沒有離開抽象思維的形象思維，因為人類的任何思維都要受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支配和掌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文學創作中的主導地位必須加強。胡錦濤總書記2003年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堅持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堅持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才能不斷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為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我認為這段話也點明了解決文學界存在問題的要害。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必須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文學創作在解放思想的同時，必須統一思想；今後的文學創作，也必須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加以指導。隻有這樣，中國的文學創作才能與民族的偉大複興同步前進，才能在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正確創作道路上，創造出真正能夠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偉大作品。隻有達到了這個目的，才是對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最好紀念。

2004.5.22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