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

我是一個有二十一年軍齡的老軍人了，寫這樣的文章合不合適？中國人好不容易才在近些年獲得了一些生逢太平盛世的感覺，會不會認為我在搞什麽聳人聽聞？

仔細想想，我還是決定寫出這篇文章。因為我堅信：沒有憂患意識的民族，早晚是要被淘汰掉的；聽不進盛世危言的盛世，注定要短命的。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美國，搞國防的指導思想仍是如何防止外敵對美國本土的入侵，中國怎麽敢說戰爭的危險永遠不會降臨呢？

下麵便是我這個指揮不了一兵一卒的陸軍中校，對國家安全這一重大問題的點滴思考。

一

90年代初，我帶著對海灣戰爭尚沾著硝煙和電波的新鮮記憶，到首都北京繼續求學。我學的主課，是如何組合出能呈現美妙旋律和韻味的方塊字，來表達對世界的認知。但是，在京求學的六年，對戰爭的研究，卻花去了我最多的時間。對戰爭的研究，我是尊唐太宗的古訓進行的：“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一戰二戰、軍閥混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曆次中東戰爭……本世紀大大小小的戰爭，都曾進入過我的視野。因一直存在寫出中國的《戰爭與和平》和《靜靜的頓河》這樣的戰爭小說的野心，就對本世紀發生在中國的戰爭進行了細讀，獨立或與他人合作，寫出了《十大軍閥風流史》《日出東方——紅一方麵軍征戰紀實》《紅太陽白太陽——第二次國共合作啟示錄》《血祭太陽旗——百萬侵華日軍斃命中國紀實》《縱橫天下——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橫掃西北——第一野戰軍征戰紀實》和《末日的祭禮——百萬國民黨土匪大陸覆滅紀實》等紀實文學作品。不管純粹的作家同仁們會如何譏笑我這種庸俗和笨拙，我都珍視這種研讀對我帶來的莫大教益。

這種對戰爭的重讀，加深了我對戰爭的理解。我把戰爭的起因主要歸為三種：一是因爭奪利益或叫基於民族的生存危機發生的一個國家對另一個或幾個國家的入侵：一是某些征服欲過分強烈的狂人為了名垂青史或遺臭萬年，煽動所統治人民好戰的隱秘天性，對另外民族實行侵略；一是因宗教信仰不同，推而廣之也可視作因意識形態不同，在一地域爆發戰爭。當然，近代戰爭的成因變得複雜化了，不如十字軍東征這樣的戰例那麽純粹，但戰爭的主要成因還是一眼可以辨出的。譬如，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其主要動因便是要占有中國的資源。譬如，美國發動對越南的戰爭，更多的是考慮在意識形態層麵上，對抗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向南亞和東南亞甚至南半球的滲透。有這麽多因素可以誘發戰爭，誰敢說多少年多少年中國不可能麵對戰爭這樣的話呢？

和平確實隻是善良的人的一種理想和期盼，它不可能永恒地存在，也從沒有讓人類世世代代地享用過。因此，作為一個軍人的我，便對中國可能麵臨的新的戰爭危險，有了杞人之憂。

在北京的六年間，多數情況下，聽到的是對冷戰時代結束的慶幸之聲，仿佛戰爭一詞早隨著東歐的巨變和蘇聯的解體，已經變成一塊化石或一則遙遠的傳說了。那時間，風行於校園內外的戰爭電影，都綴滿著反戰的音符，演奏得讓人陶醉。《獵鹿人》、《野戰排》、《戰爭啟示錄》和《生於七月四日》，這些招人眼目的越戰片，無一例外都在控訴戰爭。中國人受這種震撼力極強的好萊塢電影的浸**，都認為美國這隻世界上最大的老虎，正在踏上向貓這種動物尋根認宗的不歸路。便是常在極端看見了什麽日本內閣成員又參拜了靖國神社遭到中韓等國抗議這類消息，中國人也都這樣想當然地認為：有美國在上麵壓著，小日本又能翻起多大的風浪？

記得那時間有一部在海外出版的禁書《黃禍》在民間流行了好一陣。這部虛構性作品政治傾向性和曆史觀帶著偏執，不在這方麵說它了。它裏麵也寫到了戰爭，寫到了一場因人口壓力引發的一場最終把中華民族帶入毀滅性災難的戰爭。它好像還虛構了中國另一個軍閥割據時期。在這個時期過後，書中描繪了想象中的十幾億中國人湧向世界幾大洲，最終導致世界文明史的終結。印象當中，這是90年代初，唯一一部把中國的未來命運納入戰爭背景加以考察的幻想式作品。因為這部作品宣揚的是民族虛無主義，對基督教影響下的所謂藍色文明盲目推崇，又對中國麵臨的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人口問題的潛在危機做了誇張性的推斷，故它的說服力和影響力都十分有限，想望英國作家奧威爾40年代末寫出的預言小說經典《1984》項背的努力，徹底失敗了。提及這段往事，是想說明：戰爭在90年代初在作家或者知識分子跟裏，不是像遊戲，就是像童話。總之，它離中國人的生活相當遙遠。

90年代，還曾流行過一陣立國的“大象理論”。這種理論建立在兩種學說之上：第一種學說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第二種學說是鄧小平的中國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論斷。所謂“大象理論”在國防上是主張中國徹底放棄對外的防禦的。聲稱中國用不著擁有能對外作戰的軍隊，隻用養一支能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警察部隊就足夠了。這種理論的發明者稱：世界就像是一個動物王國，每個國家隻有選準自己應該選的角色，才能很好地生存。如今的世界，美國是獅子王，俄、英、法、德、日列強，分擔著虎狼豹狗的角色，弱小的國家就是大白兔和小鬆鼠。中國要搞國防現代化，無疑是想擠進獅虎狼這些食肉動物的行列，這必然引起食肉集團的警覺，必然要遭他們的壓製和打擊，最終很可能被食肉列強肢解成一隻隻兔子和鬆鼠，任人宰割。中國有十幾億人口，誰入侵它，都得不到任何利益，隻能是背上一個大包袱，所以沒有哪個傻瓜國家會入侵它。因此，中國應抓住這一點，在世界上塑造出一個大象的形象。大象雖大，但沒食肉天性，可與小白兔們和平相處。大象雖食素，但個頭太大，食肉動物群奈何不了它，見麵了還必須對它表示一定的尊敬。這種理論的創建者指出：中國必須扮演大象，才能在這個凶險的世界上得以自保，才能平安度過韜光養晦的時期，重鑄民族的輝煌。

第一次聽到這個“大象理論”，笑得我噴飯不止。這種理論，肯定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空想傑作了。從智商和想像力上講，“大象理論”的創立者，完全有能力寫出一部堪與奧威爾《動物莊園》媲美的文學傑作。即便沒聽說過毛澤東“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教導的年輕人，隻要明白國家其實要比老虎和豹子複雜、狡猾得多，便知道中國解散軍隊後會出現什麽樣的慘狀：一隻大象很快會被食肉聯盟撕吃個幹幹淨淨，因為大象肉也是肉，因為大象個頭大，老虎獅子們還可以多搶一些回去放進冰箱慢慢消受。

唯一聽到出於攻擊性戰略考慮的話，出自於一個趙姓作者的一番狂言中。那時姓趙的小夥子剛剛從總參某單位脫了軍裝，想在文學這條邊緣小道上有所建樹。有一天，他在北京工體北門附近的一家小酒館裏，向我講述了他的一部預測性戰爭幻想作品的構想。在他這部書裏，中國在21世紀前三十年，為了解決生存問題，要發動三場戰爭。第一場戰爭是第二場戰爭的過渡和準備，戰爭對象是俄羅斯。趙老弟認為，隻要把整個東南亞征服了，中國就可以緩解20年人口帶來的壓力。但要發動南征，就必須先北伐，因為俄羅斯近期的日子也不好過，中國一旦南征，俄羅斯會變成一隻黃雀，在身後占中國的便宜，要想捕蟬成功，必須先把黃雀的翅膀打折了。趙先生認為，以2005年中國的綜合國力，以閃擊戰的形式突襲俄羅斯，隻用三五個月，便可讓俄國徹底癱下來。然後，大約在2010年，中國便可發動對東南亞甚至包括澳洲的戰爭。在趙狂人的設想中，用兩年時間，中國便可實施向澳洲移民三億的計劃了。山姆大叔美國這時候才清醒過來，開始阻止中國向西亞的挺進。第三場戰爭，爆發於2025年，交戰國是中國和美國，地點就在海灣地區。戰爭於2030年結束，勝利者是中國。趙老弟算了一筆賬，美國在2025年的綜合國力，已大大不如中國和它的十數個附庸國了。

至今，我還能清楚地記得趙姓小先生談這個偉大構想時神采飛揚的小模樣。他誇張的手勢和亂濺的唾沫星子，讓他做了一個多小時小酒館的主角。到底是年輕的一代，夢做得可真大呀。當然，因為年輕，因為剛剛懂得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戰法，那天他至少遺忘了如下事實：俄羅斯擁有六千餘枚核彈頭，美國的核彈頭數量高達一萬四千餘枚；中國還沒有一艘航空母艦和一架已經裝備了的戰略轟炸機。那時，他當然不知道在世紀末的這一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南亞國家相繼擁有了核武器和遠程導彈。還是在這一年，澳大利亞霍華德政府已派武裝力量參加了聯合國解決東帝汶問題的維和行動。也是在這一年底，澳大利亞舉行全民公決，有百分之五十幾的人，依然承認英國女王是澳大利亞的國家元首。

總之，在北京求學的六年，我未能看到多少思考“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這樣一些帶著憂患意識問題的有價值的成果。這可能是我北京求學之旅收獲的最大失望。《黃禍》的民族虛無主義、“大象理論”板正的教條主義、“進攻戰略”的夢幻主義和“先前闊”的阿Q精神勝利法，都無法慰藉我日益沉重的心。

二

中華民族依然麵臨巨大的戰爭危險，國歌中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遠遠沒有過時。我們不能隻看到國家的GDP每年平均增加近百分之十，我們不能隻看到美國和俄國先後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我們不能看到中國日新月異的城市就沾沾自喜，我們不能讓“日中友好”這類詞徹底遮蓋六十年前那段民族的屈辱史。我們還必須看到這樣一些事實：綜合國力第五隻是一個數字，中國每年創造的財富隻占全世界創造財富的不足三十分之一，而中國的人口則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清乾隆三十年，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國民總產值則占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二次大戰期間，德國和蘇聯還簽訂有互不侵犯條約，但德國還是不宣而戰地占領了蘇聯近一半的國土；由於武器發生了質的變化，毀掉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用不了十分鍾……還有，不管在任何時代，友誼隻存在於人民之間，而維係國家之間關係的永遠隻是利益。

於是，我便產生了用一則戰爭寓言，籲請廣大中國的民眾，思考一下“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這一早已十分嚴峻的問題。我想用我的筆，發出一些盛世危言的聲音。

在我最早的構想中，這部書的骨幹情節是這樣的：某國際聯盟為了達到消滅中國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目的，在某個我國法定節日的淩晨，從東部和西南部兩個方向向中國發動了高科技局部戰爭。中國的一切正常生活秩序都被打破了。在戰爭的初期，中國飽嚐了思想上、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不足而結出的苦果。在歌舞升平中生活太久的中國人，麵對從未經曆過的現代戰爭，才猛然意識到中國不知在什麽時候已經陷入重重圍困之中。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中國在兩個戰場上都無招架之力，損失慘重。經過痛苦而漫長的嬗變過程，中國的軍隊才逐步挽回頹勢，最後占了上風。我想把這部書寫成一部長篇小說，把主要筆墨放在一個集團軍在這場局部戰爭中的表現上。

最後，便寫成了一部叫《突出重圍》的長篇小說。盡管小說的背景已由最初設想的戰爭變成了演習（極具實戰感的無導演部軍事演習），已經減弱了人物應該有的豐滿程度和厚度，但我是挖空心思保留了作品該有的憂患意識和盛世危言品格，希望它能揭示出中國軍隊在20世紀末世界政治、軍事、經濟格局中所麵臨的嚴峻的生存挑戰，提請讀者都來關注一下中國軍隊能否打贏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等重大而迫切的問題。小說基本上達到了這種目的。我覺得當今的中國，似乎更迫切地需要憂患的危言。

戰爭的危險，隨時隨地都可能降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國土，而我們還沒有作好，至少還沒有充分作好迎戰的準備。這便是我在寫《突出重圍》這部小說時，想向讀者傳達的一種樸素的想法。我深知這種籲請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一部文學作品，對社會滾滾車輪能有多大的作用？能讓車輪停止或倒轉嗎？不能！魏文帝把文章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我看來，不過是當了皇帝的人，心情好的時候賜給文人的一頂高帽子而已。這樣的高帽子既不能為文人帶來無限的榮光，也不能為文人禦寒，它不過是個裝飾，作用隻能是掩蓋文人的頭發有些斑駁、遠稱不上葳蕤和茁壯。

然而，中國的文人就是這麽個德行，“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退都是憂啦。我並不後悔在《突出重圍》中所發的憂思，盡管在它問世之初，並沒幾個知音參透其“深意”，盡管還有善意的朋友把它戲稱為“軍中武俠”。

1999年初春，經我和出版社和雜誌社的操作，《突出重圍》在北京被文學界研討了一番，論者多從文學上講它的得失，這讓我感到了深深的落寞。唯朱向前和關正文諸君，看出了這部書隱藏的“深意”，朱先生提醒應該重視“這部作品呈現出的濃烈的憂患意識”，關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軍隊能不能打仗，畢竟比中國的工廠能不能盈利更能牽動人心。”為此，我已把關、朱二先生視為知音。因為我寫《突出重圍》著力處並不在文學，而在探討戰爭降臨後中國的境況，借此籲請勞心者對這一境況的關注。

順便指出，這時候，北約已經開始對南聯盟進行狂轟亂炸。但因為南聯盟地處遙遠的巴爾幹，中國人在隔岸觀火。世風早變，中國人已不像二十幾年前，心裏還惦記著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對南聯盟的災難有意無意地采取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超然姿態。

三

決不能說生活在20世紀末中國的人們，對什麽都已經麻木了。他們這時候確實也麵臨著許多感到頭疼的事情。有上千萬的工人已經下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後遺症不知還會讓多少中國工人兄弟手捧最低生活保障金發愁；為改變官民之比已近一比三十的觸目驚心，新任總理鄭重向全世界宣布三年內政府機關人員要分流百分之五十，這將影響很多家庭的穩定；五年前，四川的一個政府七品官貪汙了六十餘萬的事情公開曝光，中國人還驚呼這是天文數字，因為四十多年前遭滅頂之災的劉青山和張子善不過貪汙了折合現在的一萬多元，但到1998年，廣西一個叫李乘龍的市委書記，也就是四品官吧，案發被抓，檢察機關核算他的個人資產，竟有一千六百萬之巨，時隔不到一年，東北一個三品官的副市長到香港豪賭，一夜竟輸了屬於自己的錢四千餘萬；一部叫《牽手》的電視劇正在風靡全國，風靡的重要原因是一個叫鍾銳的電腦工程師，令全中國男人羨慕地從一個叫王純的女孩那裏尋找到了愛情補償……

確實，和這些過於實際的現實問題相比，“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這樣的詰問，實在顯得太空泛、太遙不可及甚至有點太可笑了。不是嗎？在中國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中國早步入了大國的行列，誰還敢欺負它，欺負它不是自討沒趣嗎？何況，朱鎔基總理的人格魅力不是剛剛把一貫高高在上的美國公民徹底征服了嗎？“朱總理和美國總統克林頓一起露麵，克林頓整個一個弱智”，這種評語在能收看到鳳凰衛視的城市隨處可以聽見。世界已經多極化，中國不是一極，起碼也是史前期的青藏高原了，成為突出的一極隻是個時間問題。

我真的希望能徹頭徹尾徹裏徹外揚眉吐氣一番。我也真的願意實踐能證明我在《突出重圍》中表達的所謂憂患是假了包換的杞人憂天。誰不希望實實在在做一個大國的臣民？

然而，事情的發展確實讓中國人泄氣。

五月八日淩晨，美國的五枚精確製導導彈從不同地點，從不同方向把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給“誤炸”了，館舍基本被毀，三名中國記者遇難，十幾名外交人員受傷。以熱血青年為主體的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最終也沒使美國人道歉。一般的中國公民，除了從傳媒中得知我們已接受美國對死傷人員的四百五十萬美元的賠償，對後來談判的進程，便不得而知了。

領土被人“誤炸”沒討回什麽說法，其結果自然要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接著，中國人接連遭遇好幾件感到氣短的事情。我們的藏南牧民到祖祖輩輩去的牧場放牧，竟讓身穿印度軍服的人搜了身；我們的一個香港同胞登上了釣魚島，竟不明不白地“意外”死掉了；我們南海的漁民在自家的海域裏捕魚，竟讓菲律賓的軍艦給撞沉了好幾艘；美國的戰區彈道導彈防禦係統高空攔截實驗獲得成功十五天，李登輝便拋出了兩國論，輿論鋪天蓋地聲討了很久，台灣的“國防部長”唐克卻回答說：“整個台灣完成TMD係統（美戰區彈道導彈防禦係統的縮寫）部署，需要七十點四八億美元，國防部已向國會提交了預算方案。”

誤炸？誤入？誤撞？誤說？世上真的有這麽巧合的失誤嗎？

魯迅寫《阿Q正傳》，寫了這樣一個細節，阿Q認為所有的尼姑都要與和尚困覺的，於是見了小尼姑便摸了小尼姑的臉。不想，小尼姑卻怒罵了阿Q。阿Q便瞪眼理直氣壯地說：“和尚睡得，我就睡不得？”魯迅筆下的阿Q是沒有膽量強暴小尼姑的。然而，日本人和李登輝可不是阿Q。今天日本人的爺爺們1937年冬攻占中國的南京城，曾經一口氣殺了三十萬中國人，強奸中國婦女超過八萬人次。李登輝的繼任者若是等台灣島裝備了TMD，肯定有宣布台灣獨立的膽量。我們如果武力收複台灣，美國和日本恐怕都不會袖手旁觀，美國倡導的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21世紀新觀念，已在南聯盟的科索沃強行推行過，而且百分之七十幾的美國人是讚成的。

中國確實麵臨著太大的戰爭危險。有一些危險，簡直是無法避免的，譬如一旦台灣宣布了獨立，我們必須進行武力收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戰爭的規模恐怕不會隻限於台灣海峽了。如今，中國大多數人都明白了這一點。

拙作《突出重圍》這幾個月確實為我帶來了極大的榮譽，獲了解放軍的八一文藝獎，獲了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又入選了向國慶五十周年獻禮五十個重點獻禮文藝項目。如果說我一點也沒感到興奮，那是說謊。但是，我確實又感到了特別的沉重，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身上是不是沾了什麽巫氣，預言出了一些大凶險的來臨。因此，這幾個月我的心緒一直難以平靜，常常感到一種無奈和悲哀。在國防大學召開的《突出重圍》研討會上，一位未來的將軍沉重地談到了他在得知美導彈炸我駐南大使館後的行為和思想，他說：“那幾天我常常到學校附近的小酒館裏喝悶酒，腦子卻是一片空白。”這也是一種無奈和悲哀。在北京大學三一八階梯教室，一位北大學生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請問柳先生，我們的軍隊在這個世界上到底處在什麽位置？難道還不如印度的軍隊嗎？”我良久無言，隨後艱難地說：“中國的軍隊是中國社會的組成部分。中國還將長久地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中國軍隊……”沒等我說完，這位學生顫著聲打斷我說：“柳先生，你不用再說了。我們應該感謝美國人，他們用導彈把我們打醒了。”

這確實是體現了北大水平的結論。我們確實應該感謝美國人。1999年5月8日，將會成為全民族思考“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這一事關民族存亡興衰問題的起點。敏感的北大人，在五月中旬，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中國不能軟，中國不能亂，中國更不能變。”“不能軟”強調了一個民族的骨氣，“不能亂”顯示了一個民族的大局觀，“更不能變”表達了一個成熟民族對自己所選定道路的自信。9月20日，國家為研製“兩彈一星”的二十餘位功臣授了勳。盡管這次授勳遲了很久，盡管這是經曆了“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時期後痛定思痛的決定，但終於還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接著，全國人民都聽到了領袖要搞我們自己“殺手鐧”的號召。

中國的國防觀悄然發生了變化。這是值得全國人民牢牢記住的變化。這種變化才能為中國和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較為持久的和平。但我們麵臨的是高科技條件下戰爭的威脅，需要用錢來換取時間解除這種威脅，盡快脫離這種險境，僅靠國家是遠遠不夠的。直白一點說，我們需要大量能製伏一枚價值一百萬美元的“愛國者”導彈的殺手鐧，這需要存款餘額已達六萬億人民幣的全體國民的支持。這樣臥薪嚐膽二三十年，“誰來保衛21世紀的中國”可能就不成為一個問題了。

以上純屬一個作家的個人觀點，願與對這一問題認真思考過的人進行平等地交流。這種交流總比把TMD稱作“他媽的”，把NMD（美國國家彈道導彈防禦係統縮寫）稱作“你媽的”，積極而有意義的多。在軍事領域，搞語言的解構或什麽黑色白色幽默，毫無用處，強大的實力才有發言權，才可以擲地有聲。

1999.11.20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