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良師——我眼中的大編輯家何啟治先生

——我眼中的大編輯家何啟治先生

人生是漫長的，長到有幾十年光景。人生是短暫的，短到隻有幾十年光景。在這漫長或者短暫的幾十年裏，一個人能遇到的成功機會看似多如牛毛，實際上很可能一個都抓不住。這些成功的機會，多半都是伴著某個人存在的。抓住機會的人多了，於是就有了貴人相助的說法。人到中年後，我特別看重那些在我人生道路上曾給我提供過重要機會和重大幫助的良師和貴人們。

大編輯家何啟治先生，是我的大貴人，是我文學上的授業恩師。在為何先生寫點文字之前，必須為他和我的關係做出準確的定位。

1993年初秋，為了延續文學夢，我從解放軍藝術學院轉入魯迅文學院繼續讀書，和兩個男同學住在311房。那時，因為經濟的拮據加上食堂飯菜的單調呆板，同學們便三五一夥在三樓宿舍相繼開了小灶。我參加的那個小灶灶長是來自四川綿陽的母碧芳同學。所謂小灶就是一隻電爐一口鍋，能燉一鍋菜或者煮一鍋麵而已。因為母碧芳同學具有紮實的川菜川飯烹飪技術，她和兩個女同學住的307房很快就成了飯口上同學們最向往的地方。在魯院求學的整整兩年裏，我在那個溫馨的小屋裏至少吃過三百頓早餐和五百頓晚餐。

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宿舍咬牙切齒寫著一部名叫《虛城》的長篇小說，母碧芳跑過來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總編、《當代》的副主編、《中華文學選刊》的主編何啟治老師來了，你快去見見。”

我是一個極不善於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更不善於和刊物的編輯們打交道，這時，我真正認識的北京文學刊物的編輯，隻有《人民文學》的王青風和《昆侖》的海波和程步濤等幾個人。《虛城》是我應書商之邀為年初剛剛洛陽紙貴過的《廢都》寫的續書，幾天前我已經得到了《廢都》遭禁的消息，我鬱悶得很。《廢都》一禁，意味著《虛城》難見天日，意味著我在做無用功，意味著家裏急需的錢沒有著落，我不鬱悶才怪。所以，我根本意識不到認識何啟治會是改變我人生航向的一個機會。

六點來鍾，我見到了何老師。307房內已經坐了五六個同學，七嘴八舌跟何老師說著話。不到六點半，何老師起身告辭。短短的二十幾分鍾，我跟何老師沒說上幾句話，談了什麽已經早記不得了，我隻記得他戴著度數很高的近視鏡，隻記得他的麵部皮膚有著很明顯的高原紅，隻記得他握手時很認真、很用力。經母碧芳提醒，我把我半年前發表我中篇小說《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的《昆侖》送給了何老師一本。這就是我和恩師何啟治先生的第一次見麵。

盡管這時我已經知道何老師是《古船》和《白鹿原》的責任編輯，但因為這時我從未跟出版社的編輯打過交道，也不知圖書編輯在一本書的出版過程中會扮演什麽樣的角色，所以我並沒太在意這次見麵。在軍藝文學係讀書的兩年，經同學引見，我和京城文學刊物的許多名編都有類似這樣的一麵之交，這些交往均由於我不善主動創造和尋找機會都不見下文了。何啟治，皇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長篇小說終審者，一個早憑編輯實績確立了在文學出版界至高無上地位的大編輯家，跟當時主要在為稻粱而寫作的我，有可能在一起坐而論道嗎？我還有這點自知之明。這時，我隻在軍內的刊物上發表過六個中篇小說，確實沒有資格跟何老師這樣的人物建立密切關係。

大約過了一個月，何老師又來了，這回他要跟我們一起吃麵條。吃飯的過程中，他講出了讓我目瞪口呆的幾句話：“《王金栓上校的婚姻》我看了，我們《中華文學選刊》應該選載。選刊有它的時效性，明年第二期選發大半年以前發表的作品，應該有個說法。你找個人寫個短評，一起發。這個王金栓很鮮活，我看能站得住。不過，你的行文有些囉唆，我看可以刪個四五千字。你要同意這麽做，十天後我來取稿子。”這真是天上掉了餡餅的好事！這一夜，我徹底未眠。1994年，《中華文學選刊》第二期選載了配發有評論的《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走出軍隊，走進國家一流文學選刊。如果不是有貴人相助，一個無名小卒發表快一年的作品，能享受這種待遇嗎？十多年後，何老師跟我聊起這件事，說過這樣的話：“過去了十幾年，王金栓依然鮮活，看來當年我沒看走眼，這部作品算是站住了。”

此後，我跟何老師慢慢熟悉了。大約在1994年初夏，何老師對我說：“聽母碧芳說你為《廢都》寫了個續書，能不能讓我看看？”我誠惶誠恐地把三十二萬字的《虛城》書稿呈給了他。秋天裏的一天晚上，何老師在我們的小灶吃了一碗麵後，第一次提出來讓我陪他走一走。頭頂月亮和路燈的光亮，腳踩滿大街的爛菜葉子，我陪著何老師從魯迅文學院朝他在《農民日報》大樓後麵的家裏走。幾百米路，我們倆走走停停，竟走了一個小時。他跟我談了張煒，又談了柯雲路，談了當年出版《古船》的幕後故事，又講了對柯雲路寫完《大氣功師》後迷戀上所謂生命科學的惋惜。最後，他講了幾句讓我刻骨銘心的話：“我是看了你的《虛城》後，才看的《廢都》。你的準備挺全麵，我看你完全有能力寫出不錯的長篇小說。”

這一晚，我沒有向何老師講我的任何有價值的長篇小說構想，甚至沒有說一句寫一部讓他看一看這樣的話。他很失望地看看我，輕歎一聲，推著破舊的自行車進了樓群。沒有說句像樣的表決心的話，是因為我有難言之隱。自1992年開始，我運交華蓋，家裏連遭不幸，先是祖父去世，再是小保姆在我家犯腦溢血不治身亡，接著，1994年7月，母親又患了乳腺癌。為避免家裏債台高築，我在1993年春天，便中斷了嚴肅文學作品的寫作，專門寫可以一手交書稿一手取稿酬的紀實類暢銷書貼補家用。我二十五歲時已開始嚐試寫長篇小說，深知寫一部像樣的長篇小說需要耗費多少精力和時間。我不能把延續母親生命所需的大量金錢寄托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稿費上。作為家裏的長子和獨兒，我必須掙錢延續母親的生命。

自母親病倒開始，我進入了一個瘋狂的暢銷書寫作期，一本接一本地寫，拿到稿費後便去買治癌的特效藥往家裏寄。在這期間，我見何老師的次數很少，後來我已經很怕見到他了。

1995年五一節，我把母親接到了北京，我希望北京的大醫院的專家，能解除我隨時都會失去母親的恐懼。何老師聽說我母親來北京治病，便抽時間專程到魯迅文學院看望她。詳細問了我母親的病情，知道我母親對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後，何老師讓我和家人們都回避了，他跟母親單獨談了半個小時。何老師臨走時對我說：“晚上我再來，我想跟你談談。”

母親一言不發數個小時後對我說：“能遇到何老師這種好人、高人，是你的福分，也是咱們家的福分。如果我這病是能治好的病，你用什麽方法掙錢，都行。可是，我得的是癌症，多少錢都買不到我的命了。要是因為我把你們都毀了，我死不瞑目。何老師說你能寫長篇小說，你肯定行。我希望能活著看到你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本長篇小說。你要是不聽勸，繼續寫暢銷書，我就不治了。”當晚，我再次和何老師走向白天作自由菜市場的那段街道。何老師對我說：“你媽是個明白人。我看呢，孝有大孝小孝之分。你現在做的，也叫孝，但這是小孝。你需要做的，是盡大孝，這大孝就是如何讓你母親為有你這麽個兒子感到驕傲。我正式向你約個長篇吧，想想你有什麽好選題，想好了咱們再詳細談談。”

一周後，我用三個小時時間，向何老師講了三個長篇小說構思。聽完後何老師用他一貫簡捷的話語說：“都不錯。先寫縣城這個吧，你更熟悉，又寫過初稿。”寫縣城的這個長篇小說便是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北方城郭》。

這些年我一直把1995年五一節與母親和何老師的談話當成我人生道路上的遵義會議。我不願意矯情地說出這樣絕對的話：“沒有何啟治先生，就沒有我的今天。”我願意說這樣客觀一些的話：“如果我沒有遇到何啟治這一位良師，我的文學之路絕對不會走成今天這樣順利，我肯定會在泥沼遍布、荊棘叢生的路段掙紮很久。”

1995年秋天，我正在創作《北方城郭》的時候，何老師得知我寫的中篇小說《都市裏的生產隊》已經在一家雜誌社排了近兩年隊還沒發表後對我說：“把它拿回來，《當代》發，算是給你加加油。”《都市裏的生產隊》刊發在1996年《當代》第一期，旋即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和《作品與爭鳴》轉載。這件事給我很大鼓舞。

1998年元月，《北方城郭》討論會在北京召開的時候，我給何老師帶來了新作《突出重圍》，這時，他已經兼任《當代》雜誌主編。在這匆匆過去的幾年裏，我又認識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大編輯家高賢均先生。討論會結束後，我在北京滯留了一段時間。因母親去世等原因，我有嚴重的財政赤字，隻能住在東中街四十二號人文社宿舍樓地下室改作的招待所裏。一天晚上，何啟治老師和高賢均老師一起敲開了我的房門。何老師進門就說：“新稿子小高和清波他們看了，都說不錯，《當代》第三期發，書由我們出。小高有個想法，我認為不錯，想跟你談談。”高老師開門見山說：“我們都認為你還能寫出好作品。我們想跟你簽個約，出版你今後十年所有的長篇小說。也不是隻簽你一個人，也準備跟阿來簽。你看行嗎？”我這時候的心情，完全可以作為受寵若驚的標準注解。一個三十五歲不到的年輕人，不過是寫了兩本小書，突然間得到皇家出版社兩位長篇小說大編輯家這樣高的禮遇，不驚得心跳每分鍾超兩百，才叫怪呢！簽約的事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擱置了，但它對我的鼓舞是無與倫比的。我至今仍時常在燈下閉目枯坐，仔細回憶那個夜晚。

我也是個不經誇的俗人。兩位大師級的編輯家一誇，我就不知柳二哥貴姓了。1999年5月，我又把第三部長篇小說《英雄時代》的初稿交給了何老師和高老師。因為心浮氣躁，這部作品的初稿在社裏收到的評價不高。何老師認為這個題材沒毛病，關鍵是沒寫好。高老師拿出兩個方案讓我選：一是換個書名在人文社按一般稿子出版；一是放棄這一稿，再做積累後重寫。我選擇了第二方案。何老師鼓勵我說：“重大現實題材很難寫，但寫好了功德無量。作家安身立命靠質不靠量。你要相信自己。”回成都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寫《英雄時代》的準備工作中了。

2000年10月中旬，我碰巧在杭州遇到了何老師，他在靈隱寺附近療養。這次見麵恰逢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揭曉，《北方城郭》名落孫山了。據說落選的原因是因為有的評委認為此書調子有點灰，性描寫比《金瓶梅》還多。說句心裏話，我對《北方城郭》參加評獎還是有所期待的。何老師得知我在杭州後，馬上約我到他的住處一聚。品著正宗的龍井，何老師對我說：“不要太在意獎項。實力到了，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好好寫你的《英雄時代》吧。”

2000年10月18日，我在成都家裏開始重寫《英雄時代》。2001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了何老師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何老師說：“脫胎換骨了。《英雄時代》至少不弱於《突出重圍》。我雖然退休了，說話他們還聽。社裏決定把你的三部作品以《時代三部曲》的名義出齊。我在社裏甚至說了這樣的過頭話：《英雄時代》不但該出，說不定還會得個茅盾文學獎呢！”我聽得鼻尖發酸，禁不住淚流滿麵。拿到《時代三部曲》的樣書後，我在第一本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恩師何啟治先生存念。經您培育的《時代三部曲》出齊，願與您共享這一階段性成果。您的學生柳建偉敬呈。”

《英雄時代》出版三個月，便入選了“向建黨80周年獻禮四十個重點文藝項目”。借何老師的吉言，2005年5月，《英雄時代》果真得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中國作協副主席、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得主、《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先生在《何為益友》的文章中，飽含深情地寫了他和何啟治老師長達三十年的友誼，詳細披露了他的創作曆程和何老師的關係，鄭重地把大編輯家何啟治先生奉為益友的楷模。受陳先生的啟示，我學樣寫下了《何為良師》這篇短文。

大先生何啟治已年過古稀，他依然思維敏捷、見識獨到、精神矍鑠，他依然對我的文學未來關注多多、要求多多。調京工作後，我常去拜訪他，每次拜訪，我都能從他那裏受到很多教益。目前，我正在他的督促下，開始長篇曆史小說《悲歌》的創作。能遇到何啟治先生這樣的良師，是我文學人生的大幸。春風化雨，惠我良多，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衷心地祝願先生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2007.2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