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文人無行”

魯迅先生在《辯“文人無行”》中說：“輕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於鬧事，偷香而至於害人，這是古來之所謂‘文人無行’。”（《集外集拾遺補編》）這裏所總結的輕浮儇薄，躁狂狷急，醉生夢死，性事糜爛，倒也是被世人物議的無良文人們的典型表現。

“文人無行”，語出曹丕《與吳質書》：“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主。”作家們行為不檢，有欠自重，名聲敗壞，貽人笑柄，在文壇上的這類醜聞臭事，確是從來不絕的。曹丕的話裏，我們多少還能聽出一點寬容之意。但後來的史書記載，對此種現象，頗多詬語，便不那麽客氣了。也許，古代文人在這方麵的表演，要更招人反感些，方才形諸筆墨，予以針砭的。

當然，如今的作家中，有教養者愈來愈多，所謂無行的文人，總的來說在減少著，應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如何，世紀交替，文明進步，發展趨勢，曆史必然，作家整體素質的提高，那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時下偶爾出現的，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一定要從窗口向外撒尿，一定要從摩天高樓上往下擤鼻涕，一定要隨手牽羊從賓館捎走些什麽，一定要吃約稿女編輯的豆腐甚至動手動腳，一定要住星級飯店不然就會失眠，一定要有左擁右抱的三陪才會詩興大發，一定要麻將打到天亮眼珠通紅走出房間的文人，相對於古人的表現來說，是小小不言的無行了。

我們有理由為這種進步而高興，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學士宋祁所撰的《新唐書·列傳》，看看他給唐代文人畫的像，就會覺得上述邊幅不修的諸位哥兒們，和一定要寫自己與多個男人**經驗的姐兒們，簡直是非常好樣的了。

宋祁絕無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我們可以從他的文章《題司空圖詩卷末》中得到證明。他說：“噫！表聖，賢者也。以其賢故，一言一物為後人愛秘若此。寧當時之人舉不及後人之表聖耶？是不然，同時者媢，異時者慕，尚何怪哉！”看出他是個很客觀和實事求是的學者。

唐代詩人司空圖，字表聖，自號知非子，又號耐辱居士。衝其字號，知其自許甚高，故而遠離世俗。原來，他也曾很自負過的，認為有宰輔之才，後因求官不售，便遁跡中條山中，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壇。不像當今一些聲稱與文學“拜拜”再見的名家，雖欲隱而難耐寂寞，時不時在小樓上用望遠鏡東張西望，如同唐代那個叫盧藏用的文人，“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之為‘假隱’”一樣，是一種以隱求顯的偽君子，不足為訓。

司空圖說隱便真隱了，最後召他為禮部尚書都不幹，仍躲在山裏，潛心從事詩歌理論研究，一部《二十四詩品》，至今還是詩歌評論界的基礎讀物。宋祁很尊崇他，所以這幾句話寫來也很有感情。宋祁所謂“媢”，即嫉妒，表現在文人身上，便是彼此相輕。對同一時代的作家來說，“媢”沒有什麽稀奇，由於名利、權位、風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欲念而引發的競爭，而產生恨不能將對手生吞活剝的歹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見別人寫得稍為好些，活得稍為強些，馬上嫉妒得眼露殺氣，心懷叵測，做出種種張致，甚而下作無恥，都是可能的。但相隔一段時間以後，前人成了故人，故人成了古人，彼此無利害衝突，感情自然是“慕”而不是“媢”。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因此，他沒有必要說唐人的壞話。

何況宋祁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作家，雖然，他的小詞寫得很是清麗可愛，但他相當謙謹自約，為人讚許。他的《玉樓春·春景》：“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常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僅點出春天絢麗的這一個“鬧”字，其貼切準確的程度，也足以垂範千古。但他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和《治戒》一文中，再三強調其水平“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他要看到後來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師，自稱或人稱的經典，自以為或人以為的不朽和傳世，宋祁一定會驚歎這些無行文人，那不亞於城牆厚的臉皮，而自慚弗如。鑒古知今，同樣，以今解古，宋祁在《新唐書》裏描繪唐代文人的筆墨，應該是可信的。

如：“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嚐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坐怨謗流死。”

崔信明“以門望自負”，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恃出身好、成分好來壓人，這種以非文學手段在文壇拔尖稱霸打擊對手的做法，直到今天還有人在照方抓藥的。其實，李百藥在唐初文壇，不但資格老，而且著《齊書》五十卷，已有定論。但小文人通常就是這樣沒起子，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幹飯，就是不服氣比他哪怕出色一點的同行。自負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點，一旦無可驕傲還偏要驕傲的話，十之八九會產生歇斯底裏。崔信明非要認為自己勝過李百藥，而大家不承認，不買賬，嗤之以鼻。於是，氣極生瘋，至少是患了輕微的躁狂性精神病。這樣的人，必然要不停地折騰，一直折騰到死為止，最後因怨謗而流死，也是活該了。前幾年我們也曾見識過這類人物的，結果又如何呢？最後不是已成文壇笑柄，為人所不齒而告終？

如：“李□戒劉延祐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

看來，劉延祐年輕時，就很出名了，少年有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才使得老幹部對他進行這番善意的教導。李□是唐初開國元勳，資望很高，把他驚動出來，可見這位神童作家大概張狂了一點。有才華，即使蓋世，也不能像南朝謝靈運那樣自詡：“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鬥，我得一鬥，天下共分一鬥。”謝靈運最後鬧得在廣州棄市，焉知不是驕傲的緣故，才把腦袋弄掉的因此，一個年輕作者，寫了幾篇作品，瞎貓碰死耗子，紅了，完全用不著亢奮得睡不著覺。文學是個漫長的競賽過程，而做人更是一輩子的事，所以，劉延祐接受了老將軍的勸告，後來他的吏治在曆史上還是被肯定的。

如：“張昌齡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華而少實，其文浮靡，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現在很難評斷王師旦對張昌齡的詰難，是不是有些類似時下新潮作家，或者實驗作品所受到的非議一樣。初唐處於文學變革的時期，自然會有各式各樣的流派出現，各尊一宗，互有長短，有人讚成，有人反對，自不足奇。但從李世民對他發出的警告來看，語氣夠重的：“昔禰衡、潘嶽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於前。”估計張先生的不佳表現，是文字以外的事情了，史書未載，不敢懸擬。但對一位政治家而言，浮靡文風事小，“後生勸慕”所導致的結果事大，是不能不在乎的，就不得不舉出魏晉時死於非命的兩位文人，給他敲敲警鍾了。

如：“杜審言恃才高以傲世……嚐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之北麵’，其矜誕類此。”

這位老先生是杜甫的祖父，而宋祁稱杜甫的性格，也得乃祖真傳，是很“褊躁傲誕”的，沒準這倒是他們家族的基因遺傳了。文人愛口出狂言，非此一例，但像杜審言這樣有狂的資本的狂，多少還說得過去，那麽，一些無得狂而狂的作家，蚍蜉撼樹，螳臂擋車，就要令人笑掉大牙了。後來，“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雲。’”這種當慣了老爺子的口氣，何其耳熟能詳呀！其實，大家明白，文學成就的高低，與年齒的增加，並不成正比的。因此，老作家不等於大作家。而尊老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尊重其人，未必就是尊重其文。但作家一老，便把人們對其上了年歲的尊重，看作自己文學上令人高山仰止了。所以，這種當老爺子的欲望，愈老，也越強烈，杜審言自然不是惟一的例子。

如：“元萬頃時謂北門學士，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如：“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李適等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欲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如：“閻朝隱，性滑稽，屬詞奇詭，為武後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後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後疾。還奏，會後變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這些禦用文人，十之八九都非善類。明代的沈德符描寫過：“詞臣日偃戶高臥，或命酒高會而已。”好像很輕鬆，很瀟灑，除喝酒做詩外，就是睡大覺了。其實不然，能巴結到統治者身邊的文人，絕對是拍馬屁，哄皇帝老子開心的高手，而且要鞏固住禦用的地位，必無所不用其極地上拍下踹，獨領皇帝對他的恩幸，還不遺餘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以誅殺同類來邀寵討好。元萬頃等文人，實際是宮廷裏用來分宰相行政權的特別秘書班子，一時間，權重勢熾，是炙手可熱的差使。唐代，宰相在南衙辦公，而這些直接受命於高宗或武後的文人，都是從北門進宮，舞文弄墨，插手政治，人們才把這些品格卑汙、行為齷齪、輕浮淺薄、不講廉恥的文人，蔑稱之為“北門學士”。

據《朝野僉載》，這類墮落文人的醜態，更有甚者：如：“唐天後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雲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祠，詩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如：“唐天後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如：“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皇後，及韋誅，複附太平公主。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並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謗之曰：托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如：“唐天後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膜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蹬。侍禦史郭霸嚐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

無行文人之下流無恥，莫過於此了。崔融、宗楚客之流，竟以詩文來諂媚溜舔武則天的麵首張易之和僧薛懷義，宋之問甚至為張易之捧尿壺，還做不堪入目的樣子獻媚權貴，如此不擇手段的阿諛奉承，說他們是名教之罪人，是一點也不錯的。最下作的，還數那位崔湜，他“美容儀，早有才名，與兄弟等並有才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就這樣一個貴家子弟出身的文人，竟以自己的姿容，甘為男妓，去當太平公主的麵首。這還不夠，為撈到一份官職，把老婆和兩個女兒，送到東宮，供太子尋歡作樂，連最後一點人味也喪失殆盡了。

一個文人，如一門心思琢磨怎麽樣走門子，拜碼頭，串高門，攀名流，研究如何去捧臭腳，拍馬屁，當走狗，賣靈魂的話，這樣無行下去，文壇便真的成了鬼魅的世界了。就是那個捧尿壺而自得的宋之問，看到另外一位詩人劉希夷寫的一首《代悲白頭吟》，其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絕妙聯句，嫉妒得要死，自己又寫不出，於是找人用沙袋壓死了他，將這首詩竊為己有。

無行到了極點，便無法無天了。所以，宋祁在《新唐書·文藝》的序文裏，一上來就談到文人中的這類小人，“恃以取敗者有之，明奸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不勝感慨係之。

在他這篇著作中，被點到的還有：

如：“崔顥者，有文無行，好賭博，嗜酒，娶妻唯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生活上的不檢點。如：“劉太真，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作風上的不正派。如：“崔元翰，好學，老不倦，用思精致，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傅致以罪雲。”品質上的不可信。如：“李益，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精神上的不健全。據說，他為了防止妻妾紅杏出牆，每晚要在她們房屋四周和門口，灑上白粉，作為隔離帶，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錮防範，簡直成了變態狂。

所以，文人無行，在唐代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太平廣記》卷一八三引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一直到宋代，秦觀在《謝王學士書》中歎息：“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己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可見一時風氣。

甚至詩壇的“初唐四傑”，同時代的有識者對他們的品格和行為，也是不以為然的。宋孔平仲《續世說·識覽》中指出：“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他認為表現較好的楊炯，也是一個“為政殘酷”的人，“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第，多進士亭台，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說到底，也是一個不怎麽樣的淺薄文人。

裴行儉是一個政治家，不能算純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來看待文人的。“享爵祿”當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終極目標，但是，作為一個作家，那應該是最有文化的。作家的文化是表現在知識的豐富和做人的成熟這兩個方麵。因此，切莫在知識上和行為上都不及格，為文，為人，對作家來講，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否則的話，一個打折扣的“浮躁淺露”的作家，總是會被人所不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