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建安七子

曆史好比一座出將人相的舞台，生旦淨未醜，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筆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台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裏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裏，歌舞升平的隨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禪加冕啊，皇恩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麵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麽精彩了。因為，數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著的，隻要一掀簾子，就能登台獻藝的本事。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夥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踉出來，在那裏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隱，乃至於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舞蹁躚”了。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醜，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曆史小說，寫了那麽多的帝王將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現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別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於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分，主要還是附庸於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祝巫仆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身分，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分，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名義，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自己。至於職務，隻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管這批文化中最負盛名的七位，叫作“建安七子”，因為他們都是在漢獻帝的建安年代，活躍於許都的詩人作家。那時的中國，在文化上有點號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劉表。至於江東的孫吳，那時還不成氣候，而劉備隻是一個無處存身的亡命之徒，處於豕突狼奔的狀態之中。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隻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質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視為末流了。回顧五千年文明史，中國文化的曆次毀滅性劫難，大半是這些人造成的。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他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裏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詩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他還讓蔡文姬把她能記下來的她父親蔡邕的已被戰亂毀滅了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期間，多少珍貴書籍被化成紙漿，再生產成擦屁股的衛生紙；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這種文明與愚昧的倒置，不知道曆史是進步還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麵，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加之他手中有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吟詩獻賦，作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

當時駐鎮在荊州的劉表，雖然是一個誌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風雅，當時也被列為“八及”之一。時而舞文弄墨，談詩論經；平素還要找幾個文化人裝點門麵。這是我們中國官場的土產。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於中原混戰之際，他在荊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盤相對穩定，而且也網羅了像王粲這樣的很負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與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禮。其實，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歎，被人詠唱了一千多年，而現在看劉表，不過以文博名的無聊政客而已。

項羽燒阿房宮的時候，不會想到做詩，到了垓下四麵楚歌的時候，就唱開了“虞兮虞兮奈若何”來了。凡無出路，無出息，在仕途上晉升無望，拓展無門，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歸田，情不自禁猶想一搏，然而無氣力，無奧援的吃政治飯者，就隻有附庸風雅，作斯文狀，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計了。亦文亦官，似民似官，有名有實，亦下亦上，說在位又不在位，說不管事又管事，說退了還很忙，說忙吧，忙裏偷閑還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戲，指導指導創作，是中國官場中的落魄者和即將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處境。

外國人不大搞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絕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調；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牘勞形，作清高狀。拿破侖決不羨慕作家的榮譽，非要當一名作協會員。據傳他從莫斯科敗退時，把作家和驢子編在一個隊伍裏，放在最後，不知確否？伊麗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亞寫她喜歡看的《第十二夜》，但決不親自執筆，還要在劇本開頭署上芳名。哈韋爾當了捷克總統以後，就管做他的總統，不再當他的劇作家了，而且也不過問別人應該寫喜劇，還是寫悲劇的事。一到我們這兒，什麽儒將啊，儒吏啊，全出來了，最近更擴而大之，還有儒商一說。從前知道，商是唯利是圖的，而儒是反對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聯在一起，實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類推的話，豈不是可以有儒盜、儒匪之說了麽？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話了。

其實，像劉表這樣的中國官僚，說穿了，有了足夠的權力還不滿足，和中國的暴發戶，百萬富翁，有了許多的錢，甚至做到有錢能使鬼推磨以後，還覺得缺點什麽一樣，就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權力、金錢之外的社會價值觀，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領導，要作兩句歪詩，以顯肚子有墨水；毛筆握不好，字像鬼畫符的老爺，喜歡到處題詞，表示自己有學問；分明文學白丁，卻要指導作家，證明他什麽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國，都搞不清楚，也說不上來，卻大講曆史教訓，以示自己淵博。和有錢人在多寶格裏擺假古董，在牆上掛贗品字畫，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樓閣，雇幾個作家為自己寫傳，或者當槍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樣，不過是錢多了，權有了以後，在文化方麵沽名釣譽，給自己沾點書卷氣而已。

荊州的平穩假象，使得劉表錯以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經濟、文化實力可以與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實力的人物，尤其容易過高估計自己。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絕對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識的作家，終究是少數。處於中原戰亂之外的荊州，不過是一個暫時安穩的地方，許多人的到來，逃難避亂，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明白人也看出虛名無實的劉表，前景不佳。《世說新語》引《魏誌》曰：“裴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主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過長沙。”可見有識之士，並不把他當成什麽中心的。後來的荊州，實際上成了吳、蜀、魏的兵家必爭之地，成為重災區。劉表也成了過眼煙雲，除了他的怕老婆名聲外，現在誰還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當時做了荊州作家協會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實在是沒有辦法，曾經在荊州呆過的，那位很自負的青年才子禰衡，大概覺得劉表不過是個浮泛虛靡的人物，到底打了個鋪蓋卷，不遠千裏跑到許都，想在那裏一鳴驚人，結果沒想到送掉一條小命。寫《登樓賦》的王粲，命運比禰衡強多了。劉表死後，勸他的兒子劉瓊依附曹操，也隨之來到許都，跟著立了功。這位被劉表以其“貌寢通脫，不甚重之”的王粲，頗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為建安文學的主力。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是相當準確，並具有權威性的。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動亂與安定的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因為農民革命雖然有其推動時代進步的作用，但其破壞文明文化和毀滅社會財富的極其消極的方麵，則更可怕。董卓這個軍閥，不過是一個穿上戰袍的西涼農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帶有農民革命家的那種仇視文化、仇視知識、仇視人類文明的特點，在這種**滌人類文明成果的氣氛裏，在硝煙戰火的刀光劍影之中，文學這隻鳥兒，隻有噤若寒蟬，舉步維艱。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生養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麵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地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詞章”，懂得文學規律，與隻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麵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變，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所以，曹操的《蒿裏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因為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亂，接觸到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實景，加之當時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的解放，文人的個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征。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於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適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於那個動亂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並引起讀者共鳴的。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產物，求全責備，是大可不必的。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起到曆史作用的文學，在文學史上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軔之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曆史唯物主義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隻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誌》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袓，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之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裏，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裏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中“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晡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在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無情鎮壓，人人膽戰心驚，唯恐連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狀態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人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生成的一群作家。他們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讚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並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成為中國非正統文人的一種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

然而，文學發展的每一步，總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價。因為任何新的嚐試，總是要打破過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舊秩序維護者的反撲。倘若探索實驗，一旦越出了文學的範圍以外，被視作離經叛道，逾軌出格的話，就要以文人的腦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個，被曹操送到采石場去勞動改造的，那就是劉楨。還有一個不屬七子之列的楊修，也是曹操殺掉的，至於文學新秀禰衡，雖然不是曹操殺的，但事實上是他用借刀計讓黃祖殺的。

曹操作為文學家，寫詩是一把好手，作為政治家，殺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腦袋的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禍的緣由。孔融的地位相當高，曾任北海相，到許都後，擔任過將作大匠，也就是建設部長，這還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於他和曹操總過不去，經常發難，加之以孔子後代的號召力，一時成為士族豪門的代表和知識分子的領袖。他的府邸已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倶樂部”。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敗類，寫了封告密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

楊修的職務要差一點了，在曹操的指揮部裏，隻當了個行軍主簿，大概相當於參謀，而且不是作戰參謀，連行軍口令還從別人嘴裏聽說，顯然是閑差了。所以殺他不像殺孔融那樣頗費周章，“擾亂軍心”四個字，就推出去斬首。《三國演義》說是曹操嫉妒楊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殺心。其實，由於楊修不安生，介人政治，成為曹植的嫡係黨羽，出謀劃策，卷入了宮廷接班人的奪權鬥爭之中，而且許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曆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所以，魯迅先生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對付那個自視甚高的劉楨，就可知道文學家永遠不是政治家的對手。他把劉楨送去勞改的理由，就在於這位文學家崇尚“通脫”，到了過頭的地步，也是不怎麽安生，越出了文學的範圍，才惹禍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請他的這些文學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幾位。當時，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語也隨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聞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來想一睹芳容，也許正是劉楨的主意。

《三國誌》裴注引《文士傳》中講述了這段插曲，說道：“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嚐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鹹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就因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脫”和不在乎，對不起，關進勞改營去采石了。

過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岩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文士傳》）

看來，這篇即席吟誦的“琢石賦”，把文學家的曹操打動了，當場把他釋放。看來，這該是最早的大牆文學了。張賢亮和叢維熙兩位先生，常為自己是否大牆文學之父之叔爭論不休，其實，大牆文學之祖，這位劉楨先生倒是當仁不讓的。

被政治家這樣耍了一下以後，從此，這位文學家還敢堅持建安文人所倡導的“通脫”嗎？所以，文學家想搞些什麽名堂，都以適可而止為佳，太自以為是了，罔顧一切，便有物極必反的回應。假如這反饋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大多數凡人，是不大容易瀟灑得起來的。於是，不但不“通脫”，甚至拘謹過分了。曹丕在劉楨死後，與吳質的一封信裏評說到他：“公幹有逸氣，但未遒（強勁）耳！”看來，在采石場勞改了一陣，不但為人，連文章也收斂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歎吧？

因此，以後聽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淺的年輕人，不問具體環境，具體條件，動不動指責一些作家，為什麽懦弱，為什麽不說真話，為什麽不頂著槍口上，為什麽不殺身成仁？看似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其實不過是站在幹岸上，說風涼話而已。且不說鼓吹別人去當烈士，那居心之險惡，而自己碰上這樣狀況，是否也說到做到，是大可懷疑的。因為這多年來，我很看到一些銀樣獵槍頭的同行，嘴上說得不知多麽激昂慷慨，事到臨頭，骨頭比醋燜魚還要酥軟，兩腳開溜得比兔子還快者，非止一位。但願這些說大話的勇者，能夠真正的無畏無懼，文壇也許更有希望一點。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來祭刀的，應該算是禰衡，公元198年就讓黃祖殺了，208年孔融棄市，楊修是218年，被曹操以軍法處死的。在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許都流行了一場瘟疫，徐幹、陳琳、應場、劉楨都未能逃脫，相繼去世。王粲隨曹操征吳，也在這一年死在路上。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於是建安文學便畫了句號。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掛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至於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隻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詩》（雖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憶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類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眾的禰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至於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隻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號而已。

所以，懂得這一點，也許最後連符號還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該多好啊！文學界裏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必欲當祖師爺，要眾人膜拜；名聲響一點的，定要領袖群倫，一言九鼎才過癮；位置高一點的，就成了容不下別人的把頭，稱霸排他；資格老一點的，便來不及地給自己建紀念館，開研究會，樹碑立傳，立地成佛。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於看不大透，才折騰個沒完沒了。

但繼而一想，袞袞諸公的心有旁騖，不在文學上爭一短長，而忙於文學外的建樹，很大程度由於創作力的衰退，已如閹雞，無振翅一鳴之雄風，才在這些地方尋找自我。如果不讓他幹這個，又能做些什麽呢？世界本是舞台，沒這些膀大腰粗的、迎風掉淚的、顧影自憐的、嘩眾取寵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場的話，也就不熱鬧了。

於是，作為一名觀眾，不妨莞爾一笑，且看諸公如何把戲演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