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魏晉

公元584年，隋治書侍禦史李諤，認為“當時屬文，體尚輕薄”，於是上書隋文帝楊堅，要求領導采取一些措施。從此人職務上的“治書”二字看，顯然是政府裏主管文化方麵的官員了。

大凡帝王跟前的這類文人，特別容易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稍有風吹草動，立刻會敏感地東聞西嗅，尋找動向。他說：“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霧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此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以傲誕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李諤，也真是好一個了得，一下子尋本追源，把賬算到了二百多年前的“魏之三祖”的魏晉文學上。九泉下的曹操、曹丕、曹睿，被他這樣一上綱，實在是一頭霧水，很莫名其妙，兒孫不爭氣，與老祖宗何幹？

從曆史上看，“左”一點也是要比右一點便宜，李諤因此得名，在《隋書》裏，作為正人君子的形象，有傳存焉。其實，此公心地不怎麽樣良善，看列傳裏他的一些作為，估計他是一位麵色永遠鐵青，終日不苟言笑，以整頓世風為己任的清教徒。這類“左”大爺哪個朝代都會出現的，而且總在上風頭站著。他曾經搗鼓楊堅發布了一個五品以上官員死後，其妻妾不得改醮的命令，居然明文立法，強迫婦女守寡，可見其是多麽令人憎惡了。因此，這個道德狂，沒事找事，上書隋文帝整風，規範士子，是做文化警察的這類人再正常不過的舉動。

要不然，這世界太太平了，他不就失業了嘛！

楊堅本人，生性忌刻，不喜詞華，一覽李先生的奏章，認為正合孤意，隨即下令全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不許繁文縟節，玩弄詞藻。湊巧有個倒黴鬼碰上了槍口，“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這位刺史本想露一手，結果卻因自己的駢體文、四六句做得太出色，而交付檢察機關定罪。玩文學，玩不好，而玩出漏子來，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有什麽辦法呢？司馬先生隻好為他的漂亮文章蹲班房了。

李諤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開展文化批判，也並非絕對的無的放矢。當其時也，文學之矯情造作，華而不實，玄虛無物，誇浮偽飾，已成文人筆下的痼疾，也實在令人搖頭。與他同朝做官的學者顏之推，此人先在南梁為仕，後在北齊做官，最終在隋朝任太子學士，可謂見多識廣，他在他的著作《家訓》中，講到南北朝時的文風時，也是嗟歎不已，很不讚成的。

他舉例說：“近在並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撇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婦人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為餌者，遞共吹噓。”因此，顏之推說：“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數百，責其所歸，或無要會。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

買一條驢的字契，寫滿了三大張紙，還沒有提到一個驢字，若放在今日文壇，各式新潮評論家不賜以這位博士超現實主義大師的桂冠才怪。而從舉例中所說的“虛相讚說”、“招延聲譽”、“交諸名士”、“遞共吹噓”來看，與時下常見的有償評論，受雇吹捧，收費叫好，紅包文章等等手法，如出一轍。事隔千年，似乎曆史被定格了一樣，也真令人扼腕。看來，文學雖然進步，但作家們求名自售時的不擇手段與無恥無賴，甚至愈到後來愈下作。

但這一切的墮落，與魏之三祖，和以他們為代表的魏晉文學無關，他們並不應負南北朝文風頹靡之責，這是李諤錯誤的判斷。任何事物，包括文學的潮流，哪怕具有極好的開始，也會因緣時會，而產生出完全背離初意的後果。新時期文學的性描寫泛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其規律似乎是這樣的：第一個作家剛剛才寫到女人的臉，第二個作家就會寫女人的胸，第三個一定來不及地寫女人的性器官，他還未落筆，第四個勇敢者寫**的作品就會在地攤上出現。甚至有個老作家也忽然不甘寂寞，竟學起滿清遺老辜鴻銘先生，大寫女人的秀足，看來不僅弗洛依德，而且與辜先生同具嗜蓮之癖，也算無獨有偶了。

文學潮流的變化，常常是每況愈下，虎頭而蛇尾的，總是把路越走越狹，倘不彈盡糧絕，無以為繼，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麵，而徹底完蛋，這是始作俑者所想象不及的。就看看新時期文學以來，舉起多少旗號，打出多少招牌，最後一蟹不如一蟹，全部偃旗息鼓告終。所以，魏晉文學的一代風流，與李諤所指的江左宋齊梁陳的頹廢浮豔，已是不相幹的兩回事了。

但李諤振振有詞於大江南北的“體尚輕薄”之風，也不是絕無數據。因為風氣既成，就不僅僅表現在文學上，整個社會也隨著魏晉以來的清談玄議而“其弊彌甚”。當時構成社會精英層的士族和知識分子，鹹以門閥相重，名士自居，崇尚黃老，追求通脫，做實事者受譏誚，唱高調者被抬舉，昏昏然視作智慧，醉醺醺以為清醒。連開創東晉偏安局麵的王導也這樣說，你們今天說我“憒憒”，將來你們還要懷念我這“憒憒”呢！

以“憒憒”**的王導，與登碣石、臨滄海、“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的曹操，怎可相提並論呢？《資治通鑒》裏載南朝宋時大名士袁粲的事例，便可見江左風氣之一斑。這位當朝大臣既無“經世之才”，而且“好飲酒，喜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他的下屬去向他請示，要他做出決策，他躺在臥榻上，高聲詠哦，所問非所答，來一個驢頭不對馬嘴，讓人家不得要領而歸。此類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徑，而竟傳為佳話，視作風雅。平日，他隻是“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大家認為他很清高。於是，追求名士風度，蔚為風氣，遂成了二百多年間南北朝文人的終極目標，社會精英層大率若此，還有什麽振作可言！

這些人聚在一起，無非“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複，娛心悅耳”。《世說新語》裏介紹領導這種清談新潮流的主要人物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於是，“談”，便是清議的代名詞。一邊搖著麈尾，一邊大談黃老，既不顧半壁江山，淪於敵手，也不問江南黎庶，水深火熱；隻是尋景探幽，遊山玩水，品評人物，競談玄理，魏晉文學中那種傷時感世、賦物寄懷的精神，根本就不存在的。

其實，就在魏晉當時，對於空談誤國的現象，也是有微言的：王恭就發過牢騷，雖然他本人也不怎麽樣。“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所以，即使在江左，持反感者也不少。南齊的將領陳顯達任江州刺史時，他兒子為郢府主簿，上任，路過九江，去拜望老爹。老爺子一看他手裏拿著的麈尾蠅拂，火冒三丈，一把搶過來，說這些東西，“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當著麵給燒了。隱居茅山的陶弘景，憂慮“士大夫競談玄理”會帶來的消極後果，曾經寫過一首詩：“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於宮。”不幸而言中的，侯景就是在昭陽宮裏活活餓死了梁武帝蕭衍。

任何事物風行起來，成為民眾時尚，社會潮流，就如顏之推形容的：“遞相誇尚，景附草靡。”便具有蠱惑力，所向披靡了。名士豪族，權貴高門，達官要員，文人清客，倡導於上。街頭巷尾，市井巷閭，蠅營狗苟，等而下之者流，呼應於下。清談玄議造成的民風頹廢，世俗惡濁，人情奢靡，事理敗壞，便不可抑製了。

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麵，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那些“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屐，出則車輿，入則扶持”。不但思想精神頹敗，身體四肢也荏弱下去。有個叫王複的建康令，身為首都市長，一輩子不但沒騎過馬，大概連馬也沒見過。有一次，手下人給他牽來一匹，請他上馬，那馬受驚，嘶鳴跳躍，把他嚇壞了。他責備下屬：“這不是老虎嘛！你怎麽把它叫作馬呢？”所以，梁武帝時的侯景之亂，圍困建康數月，這些坐而論道、空談誤國的名流，“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哪怕打開台城大門，放他們逃生，也走不動，跑不脫了，隻有坐以待斃，朽死而已。

李諤所指責的南北朝“文筆日繁，其政日亂”，這筆賬算不到魏晉文學的頭上。應該說，魏晉文人個性精神的發揚，是中國文人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期。在此以前，屈原、宋玉之於楚懷王，賈誼之於長沙王和梁懷王，鄒陽、枚乘之於梁孝王，司馬相如、司馬遷之於漢武帝，王褒之於漢宣帝，揚雄之於漢成帝……他們雖然在文學上有不朽的建樹，但他們作為文人的個性，很大程度上要服從於他們作為侍從的職業需要，他們的文人人格，是並不完整的。所以，當屈左徒放逐，太史公瘐斃，賈長沙失意，司馬長卿冷落，斯時斯刻，他們的心理狀態，更多是做臣下的誠惶誠恐，謙謹卑微，而缺乏文人應有的自由質素，大概是可以斷定的。要不然，他們就不會產生“忽馳騖以迫逐兮，非餘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幽怨感，失落感了。這種實際自視“臣仆”的思想特征，一直到了魏晉文人身上，才開始大大淡化。

且不說禰衡像紅衛兵小將一樣，跳出來公然批判曹操了，也不說孔融敢於組織裴多菲俱樂部，在首都許昌搞個“紅三司”什麽了，文人意氣可謂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雖然這兩位先生最後弄掉了腦袋，但他們被砍下的，卻是一顆頗為自負的文人的頭。由此開始，中國文人才由秦漢時依附於統治者的從屬地位，成為獨立的能夠與統治者分庭抗禮的自由思想主體，是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一個作家意識到他不是誰的下級，附庸，奴仆，而是自己作品的上帝，這一點覺醒，實在是難能可貴。

盡管“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在這位操生殺大權的司馬昭大將軍麵前，連曹姓皇帝都要視其眼色行事，但作為文人的“阮籍在座”，卻“箕踞嘯歌，酣放自若”。令人為之側目。甚至在今天，也很難想象在一間會議室裏，有某作家於別人講話時吹口哨，摳腳丫，但魏晉文人卻敢這樣行事，不能不對他表示欽佩。這當然不值得仿效，而且也未必表示他對司馬昭多麽不買賬，隻是他有勇氣堅持了一個文人的通脫不羈的自由品位，便載之史冊，流傳至今。

如果說，文人地位由附屬體變為主體，始自魏之三祖，倒也不錯。特別是曹操和曹丕，他們既是帝王，又是文人，而且還是不用花錢雇吹鼓手，就很偉大的文人。固然他們以帝王之威，“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來統治這些文人，但也總是以其中一員的姿態與眾多文人，平等交往的。

從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中所寫：“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閑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我們可以想見他與吳質友情之篤厚，交往之平等，看不出身為王儲，任五官中郎將要職的曹丕，有一絲王孫公子的驕氣傲勢，而隻不過是一個很有情趣，會風雅的文人罷了。若是再想到王粲死後，曹丕領著諸位文友，到墳頭上去祭奠，他提議，王先生生前喜好作驢鳴，如今走了，我們大家都叫兩聲為之送行吧！僅這一細節，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視同眾人，毫無特殊的。

雖然，魏晉文人有許多疏狂狷介的表現，諸如縱酒作樂，長醉不醒，服散行發，佯狂癡癲；裸裼披發，長嘯驢鳴，女服傅粉，捫虱玄談……這些荒誕不經的舉止，為後世所詬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文人對於當時險惡政治環境的消極抵抗。因為曹氏篡漢為魏，司馬氏篡魏為晉，都伴隨著血風腥雨的大屠殺，因此，或逃避，或裝瘋，或沉醉，或隱逸，隻是鬥爭手段。但到了南北朝，文人們繼承其消極的表象部分，並未把握其抵抗的實質，餘風所及，謬種流傳。治書禦史李諤的責怪始起者，就完全沒道理了。

其實，這個道德狂，並未認識到，打出“禮豈為我輩設也”旗號的阮籍，那些驚世駭俗的行為背後，所具有的反禮教的革命意義。而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公然發出“非湯武而薄周孔”聲音，觸犯了司馬氏父子，以致招來殺身之禍的嵇康，那種敢於反主流的精神，開創了與統治者背道而馳的非正統文學，那才是對提倡孔孟之道的如楊堅之流的帝王，構成真正的威脅呢！

所以，文學的魏晉，確立了文人自由個性，開辟了非正統文學的天地，在這場文學的變革中，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始於前，竹林七賢繼其後，這種開風氣之先的勇氣和行為，與二百八十六年的戰亂中，南北朝消極的，遁世的，頹廢的，委靡的文學，毫無共同之處。曹操若知後人想指責他，肯定會說：“正如西諺所雲：我播下的是龍種，哪想到收獲的卻是一幫跳蚤呢？”

看來，這位隋代的“左”派李諤先生，智商實在不高，“左”得也不是地方。其實，從曆史唯物觀點看，隋的建立，隋的滅亡，與“文筆日繁，其政日亂”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不過，他吃這碗飯，管這份事，不上書又有什麽可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