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賦佳話

讀《南史·謝莊傳》，講到這位出身名門的貴族子弟，年紀才七歲，就能寫一手絕妙文章。曆史的記載，說好則好得不得了，說壞則壞得一塌胡塗，不免有誇張之弊。但他從小就表現出聰明的才智，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成年以後，謝莊一表人材，文采俊逸，連宋文帝看見他以後，也大為讚賞，並對身旁的尚書仆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諶說：“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這位皇帝的感慨，倒也不是無的放矢的浮泛之言。應該說，從謝靈運、謝惠連、謝道韞、謝混，到謝莊，以及稍後的謝朓，陳郡陽夏謝姓這個世族，僅在文學領域裏，就出現多少傑出人才啊！更不用說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謝玄等政治家和軍事家了。

晉南渡後，一大批封建社會裏頂尖階層的貴族門第，也隨著帝室過江。他們擁有財富和政治上的特權，過著享樂安逸的生活。清談空議，頹廢虛無，遊獵山水，吟詩唱和，成為一時風尚。南朝文化的發達，是和當時帝王、官員、貴族、士大夫的這種苟安奢靡的風氣分不開的。後來，經過頻繁的戰亂，才逐漸衰微沒落，到了唐代，六朝金粉便隻是往昔繁華的夢了。劉禹錫筆下所描寫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便是詩人無可奈何的黍離之歎了。

謝莊（421～466）是生逢盛時的貴族子弟。他在高門望族的生活環境中長大，又受到長期的文化熏陶，如此的貴族教養、家學淵源，使得宋文帝也不禁讚歎：隻有貴族之家，才能出現這樣的人物啊！他的文才，在年輕時就名揚南北。他的作品，諸如《赤鸚鵡賦》、《月賦》、《舞馬賦》，都受到當時人們的推崇。唐人孟棨《本事詩·嘲戲》稱：“宋武帝嚐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莊字）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可見評價之高。

那時候，貴族間的應酬，多以文化活動相燕集，宮廷裏的文化氛圍，也是相當濃鬱的。公元423年，南平王劉鑠向宮廷進獻鸚鵡。因為這種熱帶鳥類，長江一帶少有，而且是紅色的，尤為罕見，宋文帝就召集群臣為賦，來慶賀這件盛事。謝莊在宋文帝元嘉末年，任太子中庶子，這樣的文壇聚會，眾望所歸，他當然要參加的。同在東宮任太子左衛率的袁淑，詩賦文章，聲震江東，也是名噪一時的人物，這樣的競賽，怎能少得了他呢？席間，他不假思索，提筆立就。作品完成後，袁淑就拿給謝莊看。謝莊也把自己寫的這篇《赤鸚鵡賦》請袁淑指教。袁淑看完謝莊的文章，不禁歎了口氣說：“江東要是沒有我的話，他就是一枝獨秀；我要是沒有你這樣的對手，也是稱雄一時的俊傑了。”說到這裏，袁淑把自己寫的賦隱藏起來，退出了這一次競賽。

這就是傳為美談的“遂隱其賦”的故事，讀後深感前人要比我們後來的作家高明和雋智。因為，寫作的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容易自以為是。明智本難，袁淑能夠做到急流勇退，把作品收起來束之高閣，則更不易了。

欽佩！欽佩！真是值得為他的這個識見喝一聲好。

袁淑這樣做，我馬上想到的第一種可能，也許是他明顯看到自己作品與謝莊的差距，與其被諸位評委們說長道短，論頭品足，然後斃掉，弄得挺栽麵子的話，還不如幹脆從一開始就退出競賽。也許古人不如後人聰明，感到自愧弗如的同時，其實是可以通過關係啊、活動啊、疏通啊、紅包啊種種台麵下的手段來彌補的；作品不夠，公關來湊，已是公開的秘密。君不見如今種種評獎，打通關節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但這個袁淑，從他所說的話“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來看，他即使不強於謝莊，至少也不弱於他的。《宋書·袁淑傳》稱他“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豔，縱橫有才辨”，也是一位飽學經綸之士，文采斐麗之流，否則他不會任左衛率，和任中庶子的謝莊一起，在太子的東宮裏任職做事了。皇帝挑選給他兒子的官員，是絕不會濫竽充數的。

那麽，第二個可能，就是席間這兩個人所寫的同題文章撞車了。

當場就一個題目寫詩作賦，在舊中國，是文人間舞文弄墨的風雅事，甚至連韻腳都限製得死死的，給你留下的發揮餘地和想象空間，是極其狹窄的。這種比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作家才力和捷智的較量。因此，參與者筆下出現雷同啊，重複啊，近似啊，相仿啊等等撞車現象，是很正常的事情。估計，袁淑卒卷以後，與謝莊易稿互看，顯然是難分伯仲，各有千秋，既發現對方寫得不錯，也覺得自己筆下不差。命題作文，這種不約而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他倆是在同一時間內寫成這篇《赤鸚鵡賦》的，說不上誰模仿誰，也就用不著打筆墨官司。但袁淑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占特別的壓倒優勢，而且也不想當並列冠軍，於是，就出現“遂隱其賦”的文壇逸事。

話說回來，像袁淑這樣超脫的作家，是不太多見的。因此，在隨後的文壇上，不要說同題作文出現上述現象，甚至，天南海北、你西我東、風馬牛不相及的作家，也會寫出題旨相同、人物相像、情節相似、文體相近的作品。特別受前蘇聯文學影響至深，和後來又受歐美現代文學熏陶過重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兩代作家，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學習、借鑒、啟發、感染的痕跡，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有的甚至像暹羅雙胞胎那樣難解難分地相似，也不是什麽稀奇的事。不過，由於很少有人表現出袁淑的那種氣度，做不到“遂隱其賦”，一定要拿出來，便是那幾年裏一些難斷的官司的由來。

所以，談到產生這種或形似，或雷同，或意近，或貌肖的作品，有其情有可原、似可諒解之處。由於我們差不多都是讀了同樣的中外古今的文學作品，才開始寫作的。目前仍健在的作家，固然有讀得多些與讀得少些的學養上的區別，但自稱沒有讀過一本小說，忽然寫出小說者，是不存在的。也許有過這樣的神話，但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實，一定要哄鬼，一定要自欺欺人，那也沒有辦法。所以，中國作家的創作準備大致相同，是產生撞車現象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由於我們差不多都是共和國這幾十年風風雨雨的曆史見證人，隻有經曆得多一些和見識得少一些的差別，沒有一位是從外星來的，甚至也沒有一位這幾十年一直生活在外國的中國作家，所以無論怎樣自稱空靈，不食人間煙火，實際上是想拔著自己的頭發、要離開地球似的徒勞可笑，誰也離不開這個最基本的生活積累。因此，中國作家的寫作要素大致相同，是造成撞車現象的第二個原因。

再則，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平均分配製度，養成了一律、一致、一二一齊步走的深入人心的習慣。求穩的社會架構，趨同的生活模式，必然出現安分守己而不強調個性，井然守序而少標新立異的超穩定的社會常態。作家們眼往一處看，心往一處想，筆往一處寫，是造成撞車現象的第三個原因。

因此，一個作家，要寫出與別人的不同來，是一件煞費苦心的事情。有出息的作家，總是要超越以上的限製，才能寫出不與他人他作有任何牽連的、經營出自己風格的作品。正如酒必須經過窖藏，才能成為佳釀；剛從樹上摘下的果子，總不免有些生澀，需要一個糖化過程，方甜美可口。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引進電視機成套設備，也是先從來料加工、原件組裝開始幹起來的。然後，購買技術，然後，實現國產化，然後發揮國人的聰明才智，走自己的路，創自己的名牌，再打入國際市場……其實，精神產品的成熟，也應該是這樣一個大同小異的路。

尤其文學，更是一個徐徐積累的過程，是急不得的，一口吃不成個胖子。揠苗助長，絕不是個好辦法。解放初期，為了培養工農作家，曾經手把手地教那些剛剛脫盲的工人農民，拿起筆來，寫文學作品。一些幫助工農寫作的編輯和作家，出於革命**，甚至到了一字一句地點撥輔導、潤飾修改的程度。最後也說不清是工農作者創作的，還是這些幫助者代庖的，因而往往成為疑案。這種做法，雖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因為即使寫出了一兩部說得過去的作品出來，隨後再也看不到這些工農作家的下文，沒有任何後勁和接續力。現在回過頭去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工人作家，六十年代的躍進詩人，七十年代占領文藝舞台的造反派，至今仍筆耕不止者，已鳳毛麟角矣！不是這些工農兄弟不肯下力氣，道理很簡單，文學的積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立竿見影的。

這就是川端康成說過的話了，文學，那是必須幾代人的心血，才能澆灌出來的花朵。對一個民族來說是這樣，對一個作家群落來說，也是這樣。譬如拿陳郡陽夏這個貴族世家來說，從謝靈運起，到謝莊，差不多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努力，才出現這種晉宋間謝氏家族人才輩出的盛況。對一個具體的作家來說，則更是這樣，就那麽一點浮泛的生活，就那麽一點粗淺的學識，就那麽一點照搬的技巧，要不去重複別人，那才怪呢！

因此，凡讀過幾本小說的人，都能寫出那種叫小說的東西，但要寫出好的小說，確實需要一種天分。這也是好的小說，和好的小說家不那麽太多的緣故，尤其被稱作大師的和傑作的，就更稀少了。可有那麽眾多的小說家在寫作，而在小說中寫出一點新意來，又是那麽艱難。於是，在填滿各個刊物篇幅的作品中，像南北朝時的袁淑和謝莊碰到的尷尬現象，頻頻出現，也就不以為奇了。但作品一經問世，成為公共讀物，就擋不住挑剔的眼睛，隻要稍為有一些不夠妥帖之處，就難免遭人物議。

其實，這也沒有什麽關係。新時期文學以來，我們時不時地聽到過某人的某篇作品，與艾赫瑪托夫，與安東諾夫，甚至與契訶夫，與海明威，與誰誰誰，何其相似乃爾……這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誰寫小說，不是像小學生練字，從描紅模子開始的呢？吃一塹，長一智，作家是何其聰明的人，經過一番磨練以後，後來肯定會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寫作路數。

假如你是個寫小說的人，假如你是個很在意小說技巧的人，假如你很想借鑒別人的創作成果，使自己小說寫得更好的人，你讀了名家的小說，你就不可能不受到感染；你讀了你特別鍾愛的作家和特別欣賞的小說，你就尤其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你長期隻研究某一位作家，或隻精讀某一部小說，到了滾瓜爛熟的程度，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被這位作家，或這部小說所左右。人，是一種特別善於學習的動物，而作家更甚。

因此，模仿也好，借鑒也好，受到明顯的或不明顯的影響也好，對任何寫小說的人來說，都是寫作生涯中也少不了的事。一位被敬稱之“大哥”的，也可算一位前輩作家坦率地說過：“我六十歲以前的小說，基本上能找出模仿的影子；六十歲以後的部分作品，也還是有模仿的痕跡。”那天，我不在場，後聽別人告訴我的。但這的確是值得浮一大白的快人快語。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這種事情更是稀鬆平常了。毛主席甚至把李賀的“一唱雄雞天下白”，直接移植到自己的詩裏。郭沫若在解讀時，大講特講這句詩的來曆。顯然，毛主席對此並不諱莫如深，非常大度。如果他很在意的話，我想郭沫若就會避而不談了。宋人張戒在《歲寒堂詩話》卷上裏談到蘇軾，說他“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從這位同時代人對蘇軾的評價來看，沒有覺得東坡先生這樣做怎麽丟人，相反，倒是以讚許的口吻來談的。宋人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裏講李白遊黃鶴樓，見了崔顥的題詩以後，雖然說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實際他於上元元年，還是寫了一首《鸚鵡洲》，明顯看得出是模仿崔顥之作。由於不成功，隔了一年，他寫的另一首《登金陵鳳凰台》，就膾炙人口，因為從模仿的基礎上大大地跨出一步。他的“鳳凰台上鳳凰遊，鳳去台空江自流”，和崔顥的“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一起，成為千古絕唱。著意於文學的追趕，而不求文學以外的手段壓倒對手，隻有像李白這樣才氣橫溢的詩人，才會感到充分的自信，並具有一搏的實力吧！

所以，做八股文的時候，士子們流行一句話，叫作“天下文章一大抄”，這雖然有點厚黑學，但也說明借鑒在創作中的必然性。如果模仿得很拙劣，借鑒得很蹩腳，洋為中用得太生吞活剝，那又當別論。

中國有句學詩的秘訣，叫作：“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這實在是模仿借鑒的經驗之談。會吟，就是入門的第一步。吟得多了，熟了，就慢慢懂得韻律，懂得對仗，懂得平仄，懂得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慢慢地也會謅兩句打油詩之類的東西。

寫小說的道理也是如此，也應該是這樣一個不斷地熟悉領悟，融會貫通，吸收揚棄，提高升華的過程。隻要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到了瓜熟蒂落的季節，即使模仿，即使借鑒，而能達到爐火純青、物我兩忘、不露痕跡、渾然一體的地步，別人也就自然不會妄加雌黃的了。當然，在小說創作的模仿和借鑒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見。齊白石早說過了，“學我者死”，這就是說，要學精神，不在皮毛。尤其不要被時下那些賣野人頭的，販假狐禪的，以及假洋鬼子、二道販子的花言巧語所迷惑。時興的東西，不一定是有價值的東西，流行的東西，不一定是站得住腳的東西。列寧說過，在市場上叫嚷著最響的小販，賣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貨物。有鑒於此，不禁想起中國的一句民諺：“跟著鴨子走，早晚學個羅圈腿。”這倒是值得我們寫小說的人深思。

學一學袁淑，覺得沒有把握，先把作品放在抽屜裏，冷卻一下腦袋，絕對是件有益無害的事情，不妨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