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感覺誤區

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離騷》開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活動紀錄。所以，詩人是文學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長時間，小說和寫小說的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宋以前的幾乎全部的小說，但許多作者的名字和情況，都付之闕如。曆朝曆代，從皇帝到臣下，從倡優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隻注意那些頭昂得高高的詩人，對他們的詩篇和他們的活動，關心的程度要高於傳奇和傳奇作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野史”。古人早定了性，小八臘子之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與詩人是無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狂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一些以撰寫傳奇為業的作家們，也隻能眼饞地羨慕這位詩人的聖眷恩隆罷了。他們若想在河邊站著，看看熱鬧，恐怕警衛員也會將他們轟開的；要不識相的話，很可能電棒就要戳過來了。而當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詩聖的身分，安居洛陽度其晚年，有幾位絕妙小女子作伴，偎紅倚翠，憐香惜玉，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時候，那些寫《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寫《柳毅傳》的李朝威等等人物，大概也隻有在門外垂涎三尺的資格，豎起耳朵聽白公館裏傳出來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簫的樂聲而已。

詩人在他不倒楣的時候，說他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時候，往往缺乏最起碼的清醒，這也是詩人，當然也不僅僅是詩人，怕是所有燒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為，詩人那根不大容易控製得住的激動神經，一旦隨著大腦膨脹，而飄飄然起來，是很容易闖進感覺誤區，結果倒把自己毀了的。翻一翻中國文學史，詩人，作家，文化人，這類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訓，簡直不可勝數。

東晉南朝時期，中國出了兩位大詩人，就是這種聰明的，能控製住這根神經和不聰明的，怎麽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兩個例子。一位是“采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詩人謝靈運（385～433）了。

南北朝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殺過來，殺過去，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生命處於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麽思想文化巨人的。幸虧還有這兩位大詩人，不然的話，文學史掀到這一頁，恐怕更暗淡了。當時的社會狀態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界不斷地改變，戰爭無休止地進行，災難頻頻落在老百姓的頭上。北方在異族統治之下，胡馬鐵騎，剽劫殘掠，關洛化為廢墟，黎民百不存一。南方呢，那些逃到江南來的西晉上層，和當地士族結合，統治著半壁江山，根本沒有收複失地的打算。王公貴族，世家門閥，將帥統領，地方牧守，忙於爭權奪位，分封割據，互相廝殺，爭奪不已。到了陶淵明，到了謝靈運嶄露頭角的時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穀遺音了。

說實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識分子，還存有一份可貴的傷時憂國之心。《世說新語》裏記載過：“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愷）中座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雖然這類文士沙龍式的憂傷，無濟於事，而且多少也有一點吃得太飽，幫助消化之意在內；但總是反映出一種與當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聲音。這也就足夠足夠的了，還能要求他們做些什麽呢？

何況時間是治愈任何創傷的最佳藥方，對陶潛來說，向往胡馬鐵蹄下的張掖和幽州，不過是詩人羅曼諦克的遐想。而對晚生二十年的謝靈運來說，他祖父謝安派謝玄擊退苻堅的淝水之戰，已成了昨日的輝煌，朝野習於苟安，社會趨向奢靡，在他們的詩集裏，連新亭對泣的那種山河之異的感情，也難得一見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別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自己卻躲在屋裏的好漢，也許該高聲責怪，或者揮筆痛斥新亭飲宴的諸位文士，包括這兩位逃遁到田園山水中的詩人，竟沒有拎著兩枚手榴彈，越江而北，深入敵後，作敢死隊，光榮犧牲於敵人屠刀之下，而麵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實，說現成話，說風涼話，或事後諸葛之類，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忙著鞭撻別人而自己又並不身體力行，這種卑怯的勇敢者，不過是魯迅筆下《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個悻悻然的小人罷了。至於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綠卡和不拿綠卡的賈桂們，為討好主子而信口雌黃，更是不值一嗤。陶淵明之田園，謝靈運之山水，這類文學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裏，自然形成的態勢。文學這東西，作為上層建築，它的大致走向，總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製約和社會潮流的影響，從來也不以哪個人的喜好提倡和厭惡扼殺而改變的。若是悖謬於這種最起碼的常識，而求全責備，百般挑剔的話，說得好聽些，叫做緣木求魚，說得不好聽一些，那就是癡人說夢了。

話題還是回到那位從彭澤令逃官的陶潛身上。他歸去來兮地回到了家鄉，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來不多的屋宇家貲，統統付之一炬，日子相當難過了。一代名將檀道濟，時任江州刺史，曾經到他府上拜望過這位隱居的老先生，勸他出山；不想做縣令的話，管管文學總是可以的吧，這幾乎誰都可以幹的呀，一定要給他找份差使。“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老夫子臥病在床，貧餒之至，即使如此盛情敦請，他也謝絕了。“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

他這個抉擇是痛苦的，因為他非常之貧困，非常之需要麵包，而他，不但不要麵包，連檀道濟送他的紅包也退回了。事實證明陶潛是有遠見卓識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險，後來，甚至這位功勳卓著的將軍，因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頭嘛！他要追隨而去，站錯了隊，會有什麽好果子吃呢？

盡管小汽車開到了門外，任命書也拿來了；特級作家，高幹待遇，自不待說，軟席臥鋪，星級賓館，也給準備好了，但陶潛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沒有進入感覺誤區，確實令人欽佩。老實講，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這種**的，不**還要削尖腦袋鑽營呢！這等人，我們見得還少嗎？

不過，若是早個幾年的話，陶潛保不準也會夥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後組閣搭班，走馬上任去的。早年的他，對於官場，對於權欲，也不是像後來這樣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聰明起來。起初，他也是個進則入幕為仕，退則山林隱居，不那麽甘於寂寞的文人，猶如時下某些文壇隱士一樣，以隱求顯，以退為進，說穿了，不過是兜售自己的一種手段而已。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過餉，也在篡晉者劉裕手下做過事，還在地方軍閥劉敬宣手下領過薪水。雖然這些主子們之間形同水火，經常兵戎相見，但他倒也能端誰的飯碗，便為誰賣力，在不斷地改換門庭之中，要八方聯絡，四麵討好，也夠他老人家累的。後來，他看透了仕途險惡，官場腐敗，門閥製度森嚴，時局動**不安，便以不為五鬥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澤令的位置上逃歸柴桑郡，從此，控製住那根愛膨脹的詩人神經，就隱居不仕了。

曆史上有許多不安分的隱士，雖然身隱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終南山裏隱居著，搖著扇子，作逍遙狀，但總是情不自禁地從窗戶裏探出頭來，張望八水環繞的長安，一有機會就指手畫腳，指點江山。後人稱之為“假隱”，並把這種推銷自己的手法，叫作“終南捷徑”。但陶潛這一次隱，是真隱，可不是賣關子的隱，裝樣子的隱。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攙和文壇，於是這位老詩人能夠得到了一個善終，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於非命的詩人謝靈運，正和陶淵明相反，從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入了感覺的誤區，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後的廣州“棄市”，頭顱落地為止。

不過，他在詩歌領域裏，確實是開山水詩的先聲者。陶潛生前不怎麽出名，死後才漸漸紅起來，而謝靈運活著的時候，就是舉足輕重的詩壇領袖。“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詩風的始創意義。

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尚空談，好玄學，崇虛渺，貴無為，成為風氣。那時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遊，清高出世，語必黃老，反映詩歌創作上，便是鍾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這種山水詩，則是對當時空泛詩風的一次反撥，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來實踐他的文學主張，而領風氣之先，從而曆代的研究者才認定謝靈運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和現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為當仁不讓的，那些如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家，高舉這樣或那樣義旗的作家們，動不動抹殺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但在文學方麵，卻從來不用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的辦法來突出自己。

年輕時，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後來，經他叔叔的勸告，“言論自此哀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隻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裏不斷地發表宣言，要大家奉之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的文學見解。這些人的癟三相，真有些似魏晉人的空談，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滅絕的惡習。如今那些充斥在報章上的，隻有他革命，而別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幹脆不準別人革命的種種文學惡少的言論，一派扯淡之聲，也確是讓人搖頭。遺憾的是，魏晉人空談的時候，至少還有清雅飄逸，灑脫不俗的器識和風度，可在這些惡少身上，卻是絲毫找不到的。

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詩，就想起謝靈運。但所謂詩人的“窮而後工”，對謝靈運是不合適的。所以，“憤怒”、“饑餓”出詩人說，也不能絕對化。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製度的社會風氣未變，詩人恰巧生在頂尖兒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王、謝豪門，這就注定他們是個縱情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繞、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兒。當時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所以，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歎。生於豪門的謝靈運，一出世，就和權勢、金錢、名望及家族力量連結在一起。

成年後，他襲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於這樣一個極其優裕的貴族世家的環境，又有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家族文化背景，養成他落拓不羈，放任奢豪的性格。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製，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誌》）。尤其“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鑒·宋紀四》）。這樣的遊山玩水，謝大詩人也太過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說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領導服裝新潮流的勇氣來說，要是生在今天的話，也許會成為皮爾·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滿足於這種闊綽的生活，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膨脹起來，漸漸不安於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他甚至介入政權的最高層的矛盾鬥爭，《資治通鑒·宋紀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嚐雲：‘得誌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在宮廷鬥爭中卷入之深。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幹飯，不知道天高地厚，東南西北，這就是可怕的感覺誤區了。

一進入這種誤區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撈點什麽，便是張嘴想說點什麽，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那麽安分了。

但謝靈運偏熱衷於仕途，天真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他沒有想到，劉義真為之說好話的結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給外放了。

後來大臣們到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刀光劍影，血灑宮廷，還不足以使謝靈運清醒，詩人總是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麵，而神魂顛倒。因為宋文帝還建康後，征他為秘書監，“賞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來了。

其實，封建統治者看詩人，比喻得動聽一點，牆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為名輩才分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賞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也就是擺擺樣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氣象外，陪著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了。謝靈運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禦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皆在謝靈運之下，卻“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有時竟出遠門遊山玩水，常“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嗎？於是，一紙公文，讓謝靈運解職回家，給了他一點麵子，算是他請了病假。回到會稽的詩人，神經依舊，略無收斂之意，“遊飲自若”，前麵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隨從的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嚇得地方當局以為來了什麽叛軍，足以說明詩人張狂到何等程度。結果“為有司所糾”，“坐免官”。後來，又被他的反對派狠狠參了一本，誣告他“買兵器，結健兒”，要謀反，皇帝惱火了，“詔於廣州棄市”。

司馬光說：“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詩人隻活了四十二歲，正是創作旺期，把腦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麽折騰，不那麽張狂，不那麽樹敵，就寫他的山水詩，當他的大詩人，也許不至於弄到殺頭的地步。但走進了感覺誤區的人，能有陶淵明那後來的悟性，也不易。這也就是我們在文壇上，經常可以見識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們的表演，所為何來的原因了。

這樣，固然多了一份熱鬧，但有這功夫多寫點東西不更好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