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中散之死
魯迅先生對魏晉人物，持好感者，一是曹操，二便是嵇康了。
讀魯迅先生的日記，他為了編輯一部完整的《嵇康集》，所花費的時間，長達十數年。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可見他對於這位憤世嫉俗的文人，那種特別的敬仰之情。
1913年
9月23日 下午往留黎廠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10月1日 午後往圖書館借《嵇康集》一冊。10月15日 夜從叢書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國文》，摘出佳字，將於暇日寫之。10月19日 夜讀校《嵇康集》。10月20日 夜校《嵇康集》畢。
1915年
6月5日 下午得蔣抑卮並鈔文瀾閣本《嵇中散集》一部兩冊。
1924年
6月1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6月3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6月6日終日校《嵇康集》。6月7日 夜風，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6月8日 夜校《嵇康集》了。6月10日 夜撰校正《嵇康集》序。
1931年
11月 從《六臣注文選》校勘《嵇康集》一遍。
從以上日記中，不難看到魯迅在整理國故，完善古籍方麵的悉心專注，筆墨裏那些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文字，也可想象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受到文化圍剿的景況，似可體會到他與這位公元三世紀的文人，有很多共鳴的地方。
凡在曆史上產生過影響的文化巨人，大概都有一些感知上的溝通。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對於這個時代的文人狀態，有許多精彩的表述。對同有名氣的嵇、阮二人，特別是嵇，還作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為，這兩位文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的別扭，是北人所說的“較真”，阮籍的佯狂，則是南人所說的“搗漿糊”，這就是聰明的人不吃虧，不太聰明而且固執的人常吃虧的區別所在。
魏末的司馬昭，正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曹姓皇帝隻能仰其鼻息討生活，他一心想篡奪政權，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又不能馬上下手，於是，要造輿論，要造聲勢，要擴大陣營和地盤，很想把這位著名作家、文壇高手，納人自己的體係，讓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動員他出來做官。
“驕視俗人”的嵇康，斷然拒絕了。按說，不想幹，就算了，或者，婉謝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當司馬昭給的官，還寫了一封絕交書，寄給山巨源，公開亮出觀點。顯示出他的不阿附於世俗，不屈從於金錢，不依賴於強勢，不取媚於權力的堅貞剛直、冰清玉潔的品格。這與時下一個流行的說法“拒絕投降”，多少有些近似。這四個字用之於嵇中散身上，倒是再貼切不過的。
這樣，他不僅把老朋友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將軍，也得罪了。
絕交書，就是他的宣言，嵇康告訴世人，我為什麽不當司馬昭的官，就因為當他這個官，我不快活。與這篇《與山巨源絕交書》齊名的，在《古文觀止》裏，還可找到一篇楊惲《報孫會宗書》同樣精彩。兩封古人的書信，真是淋漓盡致，揮灑自如，讀起來無比過癮，無比痛快。盡管我們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樣決絕，那樣勇敢，但不妨礙我們對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自然，表示衷心欽佩。
所以，今天那些把“拒絕投降”口號叫得山響者，卻未必真的打算實行，不過是用這張皮遮住的結黨營私，奔走鑽營罷了。假如有這樣一個邀寵的天賜良機，司馬昭給他打來電話：老兄，給你一個差使吧！肯定，他會馬上出門，攔住一輛麵的，屁顛屁顛跑去磕頭如搗蒜。
所以，文學界的這些“拒絕投降”的爺們，不過嘴上功夫，說說而已，一到名利場，個個身手不凡，都是具有相當段級的武林高手。因此在文學史上，如嵇康，終其一生，直到臨死，在法場上彈奏一曲《廣陵散》而成絕響，然後慷慨赴死，貫徹其主義不悔者，又有幾許？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要不然，一代文化巨人魯迅，也不會對其著作搜集整理，以求全璧而傾注心血了。
魯迅一生除寫作外，研究過許多中國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時間最長，來剔微鉤沉者，就是這部他親自輯校的《嵇康集》了，由此也可見巨人心靈上的呼應。他說過：“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激昂慷慨，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所以，含糊其詞，語焉不詳，王顧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後來的聰明人，都這樣寫文章的。而針砭王綱，議論朝政，直書史實，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聰明的文人，最犯統治者忌的地方。
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魯迅所指出的，他文章中那種不以傳統為然的叛逆精神。
任何一個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寶座，莫過於否定他賴以安身立命的綱常倫理了。嵇康在給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口號，司馬昭一看，這不是動搖朕的根本大計嘛，當然是要把他幹掉的了。之所以沒有馬上殺他，不過在看時機，找借口罷了。
魯迅說：“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麽，教司馬懿（李按：應是司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是司馬炎）篡位的時候，怎麽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馬昭的眼中，凡與曹魏王朝有聯係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輕心的敵對勢力。何況嵇康的太太，還是曹操的曾孫女長樂亭主呢！這門婚姻的結合，使一個貧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無可知悉細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位金枝玉葉，看中嵇康並嫁給他，還使他得到一個中散大夫的閑差，很大程度上，由於嵇康是當時大家公認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許多風流倜儻的人物，現在，作家能稱得上美男子者，幾乎沒有，而歪瓜裂棗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後來人愧對先輩。史稱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雲：‘肅肅如鬆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晉時的骨尺約合23～24厘米計算，嵇康該是一米八幾的高個子，而且“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長樂亭主能不為之傾心麽？
而且，魏晉時期的嵇康，頗具現代人的健康觀念，好運動，喜鍛煉，常健身，他擅長的項目，曰“鍛”，也就是打鐵。“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這個經常掄鐵錘的詩人，肯定肌肉發達，體魄健全，比之當今那些貼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風掉淚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氣得多。“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又是一位真有學問的文人，而不是時下那些糠心大蘿卜式作家，動不動弄出學問淺薄的笑話來，令人喪氣。像這樣健美運動員式的未婚夫，打著燈籠難找，公主抓住，自是不會撒手的了。
魏晉時的女人，在**觀點上，持相當開放的態度，擲果潘安，偷香韓壽，就是最好的例證。更不要說放浪成性的賈南風了，連法國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也望塵莫及的。因此，長樂亭主以千金之軀，嫁給這位健美先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選擇娶這個老婆，倒有可能是從他與掌權者對立的感情出發，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選擇。試想，他的朋友阮籍為擺脫司馬氏與之結親的要求，幹脆大醉兩月不醒，讓對方找不到機會開口。而他卻與司馬氏的政敵通婚，顯然是有意的挑戰。
他難道會不記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兒金鄉公主，最後不也是被司馬懿殺掉的教訓嗎？嵇康就是嵇康，他卻偏要這樣行事，這正是他的性格悲劇了。
雖然，他寫過文章，他很明白，他應該超脫。“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係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係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並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確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閑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於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製，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說前麵的“甚不可”，是他致禍的原因，後麵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於司馬昭，不會比嵇康更感興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寫文章時，竭力隱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囈了些什麽一樣，盡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巳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將軍寫一篇祝壽文，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應付差使的；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禦用，而推托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壚的老板娘旁邊，作出拍A片樣子的親密狀，如此等等。司馬昭也拿他沒辦法。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他把這個阮籍羨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學習他，對山濤說：“阮嗣宗口不言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可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學是學不來的。他隻好認輸：“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暗於機宜。”結果，他希望“無措乎是非”，但“是非”卻找上門來，非把他攪進“是非”中去不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個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麵玲瓏，四處討好，也就自然不善於保護自己。
現在隻有看著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最痛苦的悲劇，就在於知道其為悲劇，還要悲劇下去，能不為悲劇的主人公一慟乎！
嵇康雖然被司馬昭引以為患，但忙於篡奪曹魏政權的大將軍，不可能全身心關注這位皇室駙馬，在他全盤的政治角鬥中，嵇康終究是個小角色。如果在中國曆史上，統治者周圍，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麽知識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過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機會靠近統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特別想吃蘸血饅頭的話，首選對象，必是作家同行無疑。
不幸的是，司馬昭極其信任的高級謀士鍾會，跳出來要算計嵇康，對司馬昭來說，是件正中下懷的事情。現在，已經無法了解，究竟是鍾會心領神會大將軍的旨意，故意製造事端，還是由於嵇康根本不理他，銜恨在心，予以報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總之，不怕賊偷，就怕賊算，從他後來與鄧艾一塊兒征蜀，整死鄧艾接著又背叛作亂，是個貨真價實的小人，當無疑問。碰上了這樣的無賴文人，對嵇康來說，等於敲了喪鍾。
鍾會年紀與嵇康相仿，隻差一歲，算是同齡人。不過，一是高幹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鍾會也玩玩文學，以為消遣，這是有點權勢的官員，或有點金錢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種流行病。這種病的名稱，就叫“附庸風雅”。或題兩筆孬字，或寫兩篇歪詩，或倩人代庖著書立說，或槍手擬作空掛虛名’直到今天還是屢見不鮮的。鍾會雖是洛陽貴公子之一，其父鍾繇位至三公，其兄鍾毓官至將軍，但貴族門第，並不能使其在文學上，與貧民出身的嵇康，處於同一等量級上。因此，他有些嫉妒，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動力。假如，鍾會寫出來的作品差強人意，也許眼紅得不那麽厲害；但是，他寫得不怎麽樣，又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怎麽樣，心頭的妒火便會熊熊燃燒。
於是，就有了《世說新語》所載的兩次交鋒，第一次較量：“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趕緊追出門來，拉住鍾會的手，老弟，我能為你做些什麽呢？寫序？寫評論？開研討會我去捧場？那麽，自我感覺甚好的鍾會，得到這樣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顯然不會這樣做的，一個如此圓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會拾起鍾會的《四本論》，扔在打鐵的紅爐裏，付之一炬。
第二次較量：鍾會約了文壇上的一幹朋友，又來登門趨訪。嵇康卻是有意惹他了，這可是犯下了致命錯誤。現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鍾會，是討厭他這個人呢，還是對他政治上背魏附晉的唾棄？抑或是對他上一次行徑的反感？當這些“賢俊之士”到達嵇康府上，“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錘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這當然是很尷尬的場麵，但鍾會可不是一個膿包，而非膿包的小人，往往更為可怕。臨走時，他撂下來的這兩句話，可謂擲地有聲，然後，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後如何態度，依我度測，中散大夫對這威脅性的答話，恐怕笑不大起來。也許爽然若失，把鐵錘扔在一旁，覺得沒勁吧？那位拉風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發呆了，如此低水平地羞辱對手，又能頂個屁用？
唉！這就是文人意氣，不諳世事的悲哀了，隻圖出一口惡氣而後快，卻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是個一下整不死的小人，絕對不能夠輕易動手的。何況這種脫口秀式的挑釁，隻不過激怒對方而巳。“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後果，便是鍾會跑去向司馬昭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
沒有說出口的一個字，便是“殺”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報告檢舉某某，而聽者正好也要收拾的某某，那這個可憐蟲就非倒大黴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呂安，“以事係獄，辭相證引”，把他牽連進去，鍾會就公開跳出來大張撻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他的結論，透露出小人的蛇蠍之心：“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其實，也正是司馬昭的想法，不過利用鍾會的嘴罷了。“於是錄康閉獄”。
現在看起來，嵇康第一個要不得，是曹黨嫡係，在政治上站錯了隊，第二個要不得，是個公開與司馬氏政權唱反調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個要不得，或許是最關鍵的，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獄史，通常都是小人發難，然後皇帝才舉起屠刀的。但對於惑亂其間，羅織罪名，告密揭發，出賣靈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這類慣用同行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的文人，才會絡繹不斷地繁殖孳生吧！
接著，便是嵇康最後的絕命鏡頭了：
一，“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嚐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世說新語》）
二，“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於時豪俊皆隨康人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世說新語》注引王隱《晉書》）
三’“康臨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嚐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晉書》）
四，“臨死，而兄弟親族鹹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世說新語》注引《文士傳》）
讀到以上的四則記載，不禁愕然古人比之後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膽識、豪氣和壯烈，竟有好幾千罷課的太學生，居然跟隨著囚車向法場行進，而且打出標語口號，反對司馬昭殺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讓嵇康到太學去做他們的導師。現在已很難臆測魏晉時太學生們遊行示威的方式，是什麽樣子的。可以設想，這是洛陽城裏從未有過的，一個萬人空巷，全城出動，非常悲壯，氣氛肅穆的場麵。否則，司馬昭不會產生後悔的意念，大概也是懾於這種民眾的壓力吧！
更教人激動的，嵇康被捕後，一些具有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不畏高壓，挺身而出，以與這位作家一塊兒受罪的勇氣，走進牢房。這支湧向大牢的隊伍，完全不把小人的報複，統治者的鎮壓放在眼裏，於是，想起近人鄧拓先生的詩：“誰道書生多意氣，頭顱擲處血斑斑。”不錯，曆史上是有許多缺鈣的知識分子，但絕不可能是全部，這才是中國文化的脊梁。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圍著法場的幾千人，沉默無聲，傾聽嵇康彈奏他的人生絕響。這裏不是放著花籃的音樂廳，而是血跡狼藉的行刑場，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聲和鮮花，而將是一把磨得飛快的屠刀。但他，這位中散大夫，正因為他不悔，所以，也就無懼，才能在死亡的陰影中，神色安然地撫撥琴弦，彈完《廣陵散》的最後一個音符，從容就義。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國文學史，就是在世界文學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類似他的那種“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進取精神，“剛腸疾惡，遇事便發”的始終直麵人生的創作**，甚至對今天作家們的為人為文，也是有其可資借鑒之處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寫出的這個不朽，才具有永遠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