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項原來不讀書

後代人議論起秦始皇來，第一個話題，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書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為千古一帝的輝煌業績。其實，焚書，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將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坑於鹹陽，是嬴政下令幹的，因為他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氣急敗壞，便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但焚書，卻是李斯給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責，至少在焚書這件事上，秦始皇夠不上主謀。

1933年，魯迅先生於《申報·自由談》上，寫過一篇《華德焚書異同論》。因為當時，德國的希特勒上台執政，實行法西斯文化專製政策，納粹分子焚燒書籍，禁止所謂“非德意誌”（即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萊比錫等城市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所以，一些報章就把希特勒與秦始皇相提並論，魯迅先生覺得這樣比法，“實在冤枉得很”，他認為，秦始皇“吃虧在於二世就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這場焚書的無妄之災，先是幾位博士的鬧騰，後是李斯的出謀劃策，秦始皇才畫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於現在的博士，隻是某一專業達到一定水準的學位標誌。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時的博士全國才幾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對他們相當禮遇。始皇帝過生日，特地在鹹陽宮置酒，專請博士們赴他的壽宴。顯然，嬴政很願意聽這些有學問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後吹蠟燭，切蛋糕。

這就是中國特色了。在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裏不待見知識分子，他們寧肯要愚民，因為愚民好統治，知識分子有頭腦，好思考，就比較難管理。但有時候，像蛋糕上必須有幾粒紅櫻桃點綴那樣，少了裝點門麵的知識分子還不成，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請博士們來喝壽酒的隱衷。這本應該是個愉快的集會，想不到，卻釀成焚書的悲劇。一怪那個山東老學究淳於越，二怪那個投機分子李斯。

曆代文字獄，皇帝固然是罪魁禍首，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倘若沒有想借帝王之手，屠滅同類，出壞主意，打小報告的小人，這台戲根本就唱不起來的。李斯在秦國，是外來戶，一些人（自然也包括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轟走，他很惱火，耿耿於懷，所以，憋著勁要收拾他們，何況，他是地道的小人。這樣說，也許有些過分，但從他最後與趙高沆瀣一氣來看，至少，說不上是君子。

其實，吃完甜點，果盤也端來了，博士們就該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識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詩人，在靈魂裏都會有不那麽肯安生的習性，由此就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表現欲。我原先以為“人來瘋”是兒童多動症的表現，長大以後，就不藥而愈的。後來，我漸漸品出來，有的人，這種“人來瘋”的毛病，到了年紀一把，胡子一把，說話泄氣漏風，走路跟頭把式的老先生，也會像老兒童一樣，到了人多的場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則，將老人家旁落於鏡頭之外，焦距沒有對準他，會五計六受，十分痛苦的。

這就是文化人與生俱來的弱點了，從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文字獄的當事人，常有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有這種沒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當啞巴賣了。譬如：說些帝王不中聽的話啦，做些領袖皺眉頭的事啦，與領導唱一唱對台戲啦，故意不買上峰的賬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為得意。結果呢，往往是請得了神，送不了神，雞蛋碰到石頭上，惹惱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頭顱為代價。真到了那時，又磕頭如搗蒜地求饒，上陳情表，寫悔過書，深刻檢查，認真懺悔，就不禁令人為之歎息，閣下，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那是公元前213年，鹹陽宮外，小轎車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被接來給陛下賀壽。博士跽在下麵，嬴政坐在上麵，主持團拜會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講一通頌揚的話。“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這也是人情之常，順水推舟，誰過生日，願意人家沒頭沒腦澆一盆洗腳水嗎？博士淳於越在這場合跳出來，指責人家拍馬屁，實在是既沒有眼力，也沒有什麽道理。如按賈誼《過秦論》裏描繪的，“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合，執敲撲以鞭笞天下”的祖龍神威，周青臣的讚頌，雖有諛詞之嫌，但說的也是實話。

現在很難了解淳於越一定要發這次難，所為何來了。是學問太多了的呆氣，還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還是蛋糕塊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風頭欲望，有時候是控製不住的。他之這樣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調的辦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著趨前一步，發了一通“事不師古，而能長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後話鋒一轉：“今青臣又麵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這意思，誰都聽得出來，他才是頂呱呱的諍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對這位山東老夫子的指責，並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議”，讓大家討論，夠風度。壞就壞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書的主意。所以，嚴格來說，焚書的發明權，應該屬於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過，李斯立論的基點，師今而不師古，是絕對正確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很具辯證法，很符合時代發展的邏輯。生活不會停滯不前，它要發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遠生活在前人的陰影裏。無論那是一個多麽偉大，多麽輝煌，在曆史上留過多麽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過去的，也就過去了。若是後來者，仍舊抱著棺材板不放，說相同的話，做不變的事，走一模一樣的路，連放屁也是一式的氣味，那就隻能是一代沒出息的侏儒而已，而侏儒是絕成不了氣候的。

但他出的焚書這一招，實在夠糟、夠惡、夠討厭，謬種流傳，貽患無窮，不但希特勒學得很是地道，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紅衛兵小將，也一個個無師自通地成為他的衣缽傳人。那些連筆都握不好的手，在華夏大地上點燃起的焚書之火，不知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書，多少還有些選擇，醫學的書，農耕的書，是不燒的；而革命小將們的焚書，凡線裝書，凡直行排印的書，凡文言文的書，凡外國人寫的書，凡他們認為可以歸之於封、資、修的書，一塌括子都往火裏扔。這種焚書的極端主義，那才叫幹淨徹底。如果嬴政借屍還魂的話，對小將的這份革命潔癖，也會欽佩得無以複加，而自慚不如的。

秦代的書，是竹簡，不大好燒，但燒起來，火光燭天，肯定更壯觀些，但灰分較大，殘留下的灰燼，也肯定會堆積成山的。據說，在陝西省的渭南市境裏，一條叫作“沋河”的河岸邊，至今還有暴露灰層的秦焚書灰堆的遺跡。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詩人，可能到此一遊，寫了一首《焚書坑》的七言絕句：“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首詩的後兩句，膾炙人口，人們常常引用來說明，無論暴政多麽持久，高壓統治多麽嚴酷，但思想是無法禁絕的，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是不會斷根的。秦始皇把書燒了，接下來的漢代，卻是繼諸子百家的春秋戰國後，中國出現的又一次文化**期。

嬴政以後的皇帝，好像悟過來了，焚書無用，焚了還可以再出版，出版了還要再焚，多費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腦袋摘了，就什麽也幹不成了。所以，幹脆，治標不如治本，收拾知識分子為上上策，重則殺頭，輕則充軍，讓你寫不成書，朕還用得著焚嗎？這世上不就隻有一個司馬遷，敢在受了腐刑以後，還有毅力去寫《史記》的嘛；絕大多數的文人，都會為了上保頭顱，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順民的。

中國皇帝好焚書者，此後還有過好幾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種統一思想，傳之萬世的雄圖大略，多為陷於困境中的歇斯底裏大發作，純屬玉石俱焚的自棄自毀的行為。如梁簡文帝簫綱，在侯景兵圍建康期間，曾經“募人出燒東宮，東宮台殿遂盡。所聚百櫥圖籍，一皆灰燼”。他的弟弟，梁元帝蕭繹在江陵被圍城破之日，下令焚燒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其中包括從建康為避兵災而轉移到江陵的八萬卷書，梁武帝收藏的內府書畫數萬卷，統統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這兩位弟弟，真可謂一對難兄難弟。

後來，蕭繹被北魏俘虜了，有人很奇怪地問他，你幹嗎要燒書，你不是手不釋卷，愛書如命嗎？他的回答是：“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裏談到這件事時，不禁歎息：“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

皇帝焚書，固然十分可惡，但應該看到，在中國焚書史上，他們焚的書，隻是冰山可見的一角，而不可見的水麵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書者，對於中國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難書的惡行呢！

就以今渭南市焚書坑所能看到的殘留物，何其可憐巴巴；對照近年來發現出來的兵馬俑遺址的焚燒規模，再聯想史書所載“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兩相比較，秦始皇焚書，真是小兒科得很，而不讀書的劉邦先生，特別是西楚霸王項羽先生，放起火來，那才是大手筆。項羽西屠鹹陽，連鹹陽宮、阿房宮、六國離宮、秦陵都燒得片瓦不存，什麽竹簡都不會留下來的。

秦始皇焚書時被例外允許保留的醫學、農耕書籍，從此**然無存，連片紙隻字都找不到了，這不是項羽幹的好事，還有誰？所以，是秦始皇燒書厲害，還是西楚霸王和他的江東子弟，還有那些趁火打劫的老百姓燒書厲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上吉尼斯紀錄大全，秦始皇是第一位官方焚書者，那麽，第一位民間焚書者的桂冠，給項羽戴上，是當之無愧的。

項羽那麽勇敢地放火，因為他實際上是個沒有什麽文化的粗人。雖然他做過“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詩，與現在一些附庸風雅的先生，胡謅兩句打油詩的水平，相差無幾。正因為他沒文化，不讀書，所以比誰都恨書。

別看項羽是楚貴族，但滿腦袋裝的全是小農意識，在鹹陽撈了一票以後，就要衣錦榮歸，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擁著虞姬回江東去了。在中國，凡具有小農意識的階級或階層，都對知識，對知識分子，存有一股狹隘的排斥的警懼心理，若說愛屋及烏的話，自然也就恨人及物，這是他能夠連眼皮也不眨一下地大焚其書的內心動機。也就可以理解紅衛兵，像瘋了似的一定要踩上千萬隻腳，讓老師、教授、學者、專家、“走資派”，一切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恐怕也是這種拒絕文化的偏執心理，在作怪而已。

由此可知，不讀書的人，造反可能是把好手，革命也許可能堅決，做一個衝鋒陷陣的痞子，可能是塊好料，但指望他們尊重知識，愛護文化，珍惜圖書，擺脫愚昧，無異於“與虎謀皮”。當時，“文革”發動者不會讓讀書人去焚書，因為他的手必定會抖，即使在脅迫下，手不敢抖，良知也會戰栗不已的。所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舊”的文革狂飆中，大量發動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一馬當先，成為焚書的積極分子，道理就在這裏。越無知，越愚昧，越沒有頭腦，越容易迷信，越個人崇拜，越便於驅使。我記得，在那個顛倒的歲月裏，一群小將在一個小縣城的百貨商店門口貼出一紙勒令，不許他們出售一種名叫“太妃糖”的糖。可笑的是，大家對這種無知不敢笑，更可笑的是，商店居然將一塊塊糖紙剝掉再賣。

現在重提舊事，仿佛天方夜譚，所以，項羽進鹹陽後，帶著他的江東子弟，殺人放火，大家覺得正常；而蕭何到了關中，第一件事是派出人馬，四處搜集秦國的文書檔案，反倒令人感到蹊蹺。謬誤成為真理，書籍投進熊熊的火中，也就是一種曆史的必然了。

史稱，項王“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他隻要金錢和女人，這也是中國五千年來造反起義，亡命奮鬥的不讀書的領袖們，所追求的目標。達到了物質上的大滿足，和性欲上的大滿足，項王還會顧及其他嗎？在他的心目中，中華民族的文明精華，恐怕連擦屁股的手紙都不頂。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像劉項這班不讀書的英雄，才是焚書的真正主力。

前麵提到魯迅先生寫的那篇文章，我想不是給秦始皇平反，隻是覺得將他與希特勒比，不合適。要當真地算一算賬，皇帝焚的書，遠不如無知老百姓焚的書多。《大學衍義補》這部古籍裏，就提出秦火和漢火的區別：“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複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由於民也。”

從此，君之焚書，遠不如民之焚書，繼王莽之亂後，董卓之亂，八王之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一亂接著一亂，無論哪一亂，都是不計其數的書籍付之一炬的悲劇時代。

如果我們沿著焚書的曆史線索推尋下來，就該數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革”動亂了。我不知道在將來修史者的筆下，這“十年浩劫”，會記載在第“二十？史”中。但肯定會標明為“亂”，是無法翻案的。因為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難找出一場類似的能夠波及到全中國範圍的亂。我那時勞改於偏遠省份的一個極閉塞的山城裏，老百姓連火車都未見過。一日，忽然從省城串連來的紅衛兵，加上本地的忙不迭戴上紅袖箍的響應者，把大堆的書，加上從縣劇團抄出來的戲裝、頭麵、盔甲、唱本，澆上煤油燒掉，那真是讓人大開眼界。以這樣一個小地方的焚書規模看，小將們那些年裏，該焚掉多少書啊，這數字，恐怕神仙也統計不出來的。

所以，我想，誰要有興趣寫一部《中國焚書史》的話，真希望這書的最後一章，就在“十年動亂”這一節打住。由秦始皇開始的第一把火，到紅衛兵的最後一把火，從此結束中國焚書的曆史，倒不失為一種饒有興味的組合。不過，電腦科技的飛速發展，已經可以將整個大英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存儲在一張巴掌大的光盤上，那麽秦始皇，或者劉項，或者革命小將又殺將回來，還能焚得成書嗎？

估計，這一回，這些焚書者，大概是不會有什麽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