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與作家

這是一個很不搭界的話題，作家者何？按照王漁洋的話說，“乃一酸丁也”而已。這話說得多少有點損，但在皇帝眼裏的作家，也確實就是這副酸不溜丟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模樣，大概比孔乙己好不到哪裏去。

在中國曆史上，有些風流儒雅的皇帝，或相當於皇帝這樣的最高執政者，身邊總是有一些作家陪侍著的。哪怕粗通文墨，或者狗屁不通，既然貴為天子，沒有學問，沒有文才，怎麽行呢？駕幸好山好景，不題兩句歪詩，逢年過節，不寫兩筆孬字，作墨寶賜給臣下，哪還叫什麽九五之尊呢？連慈禧太後，還從雲南找來一位姓繆的貴婦，教她書法，替她寫字呢！

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分高的，年紀大的，叫作“庭筵講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請吃飯，然後，沏上茶再來講文學；朱元璋的後代朱翊鈞，就在這庭筵上發表過高論：“貞觀之治有什麽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的那幾位庭講的翰林院學士嚇一跳，因為這個後來躺在定陵裏的皇帝，實在是很不怎麽樣的統治者，明朝就是從他神宗時代開始走向衰敗的，不是一個地道的昏君，也是一個無能的庸主。他認為：“李世民殺弟欺父，算什麽英主？”當場的禦用文人們，隻得連連稱是。“陛下英明高見，佩服佩服！”至於那些身分一般，年歲不大，就叫“侍讀學士”，例如武則天的上官婉兒，那就算是隨叫隨到的身邊工作人員了。這恐怕是講完了文學，再行賜飯，頂多禦廚房裏添兩份小炒，那就皇恩浩**了。

一個作家能夠被召侍奉皇帝，應該說是一份美差。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點到你的名，是看得起你，你還不要不識抬舉。老實說，也沒有一個作家，敢不識相予以拒絕。東漢末年，董卓擅國，他也像皇帝一樣地作威作福起來。為了粉飾暴政的門麵，想起了當時的一級作家蔡邕，他就下令要這位老先生到洛陽來做官。蔡邕正是怕給這個廢帝弑後的軍閥當差，才逃跑的。董卓放出話來：“我這個人是好殺人的，如果蔡先生不來洛陽，和我談談文學，對不起，我不僅殺他，還要滅族！”蔡邕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與其被他砍頭，還不如和他聊聊文學新概念或者什麽後現代主義呢！

於是，他屁顛屁顛地坐著牛車奔赴洛陽報到，半年之內，被董卓連著提拔三次，官做得很大，位至三公。所以，侍候皇上，是一份俸祿很高，賞賜很多，地位很高的差使，而且也是一份責任很小，工作很少，負擔很輕的差使。因為皇帝日理萬機之餘，大部分時間是要去同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廝混，不可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和這些作家談詩詞歌賦、文章典籍。封建社會裏好多作家，包括大作家，也很想蒙受這份帝王的青睞。那個“吹皺一池春水”的馮延巳，給南唐的中主李璟捧哏逗悶，那是快活一生，得意一世的，被稱作風流君臣。

因此，封建社會裏一些知識分子，就把這些皇上身邊的作家，叫作“禦用文人”，看不大起的。這裏麵，有屬於正直的蔑視，有屬於清高的自負，也有的是屬於眼紅的嫉妒。作家嘛，十之八九，聖人也難例外，都程度不同地喜歡呷醋吃味的。這就是吃不著葡萄的狐狸，便要說葡萄酸了的假惺惺了。這後一種作家，認為自己比那班禦用文人，文才要高，學問要大，資格要老，聲望要好，隻有他才應該被恭請到京城，一頂青衣小轎，從東華門抬進，直到乾清宮禦書房坐下來，與皇帝指點文學，揮斥作家。可是這座位由別人坐了，隻好作東籬種菊、悠然南山狀了。禦用文人由於太靠近皇帝的緣故，容易得到別的作家難以得到的那些榮譽聲名，權勢金錢。因此，得不到的作家於是乎很生氣，或者生悶氣。“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自戀自虐之餘，抽不冷子金剛怒目，也是應該能夠理解的。

禦用文人不招人待見的方麵，也是令同行頗為齒冷的，就是他有機會在皇帝耳邊嚼舌頭根，或者參奏哪位作家一本，或者密報作家可疑動向之類，深文周納，是叫人吃不了兜著走的。清代很多文人“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道查抄聖旨下，合家合戶充軍發配，罰往烏蘇裏台給披甲人為奴，都是這些禦用文人，給皇帝舉報的結果。因為要在字裏行間挑起毛病來，同行最是行家裏手。

宋代的蘇東坡，這位大師由於反對新政，被擠出了京城，一度在湖州做地方官。但那些圍在皇帝身邊的三四流文人，仍不肯放過他，雞蛋裏挑骨頭，還在找碴。這也是小文人被大師壓得喘不過氣來時的逆反心態。一旦文學上無力一較短長，就依靠政治優勢來收拾對手。而最厲害的栽贓誣陷，莫過於告他反皇帝了，那可是置人於死地的絕招。由於蘇東坡的一首詠老柏的七律：“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一幫人串起來告到皇帝那裏，硬誣他是在詆毀宋神宗。此類手法雖然笨拙，但卻從古至今，盛行不衰。盡管呆傻兒當皇帝者不少，不過這位皇帝還不算十分白癡，他還能和那些禦用文人辯爭：“蘇軾寫的是古柏，與朕何幹？”有一個叫王珪的老文人兼近臣，叩頭撞階，說：“龍即陛下，陛下即龍，這種心懷歹毒的形容是大不敬的呀！”於是一封詔書，將東坡先生從湖州遞解回開封，關進大獄。然後組織專案班子，把這位大師的作品，一一過篩。文人整文人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往政治上拉，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這時候倒一點不講文學規律了。

話說回來，太接近皇帝的文人，也並不太值得羨慕。好處固然很多，但風險也很大。《韓非子·說難》裏提到：“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玩龍，或陪龍玩，倒很像馬戲團的馴獸師，不知什麽時候，老虎獅子獸性大發，咬你一口，抓你一把，不死也得掉層皮那樣。皇帝老子高興起來，和你唱和一首，填詞兩闋；要一翻臉，輕則卷鋪蓋，重則掉腦袋，在史書上也是屢見不鮮的。

《史記·酈生陸賈傳》提到陸賈這位文化人和劉邦的爭論。因為他“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這番話頗具有工農灑脫率直的本色，“老子就是大老粗，你怎麽著？”不過，他是中國曆代皇帝中最早一位寫詩的人，有點文學靈氣，他的“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應該說是豪放一派的。比之他的敵手項羽的“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種悲觀色彩，確乎不同，有大家風範。所以，他隻是惱火罵兩句，也就罷了。頂多撒起野來，拿儒生的帽子當夜壺用，故意往裏麵小便，僅此而已。

可流氓無產者朱元璋，就沒這便宜了。這個當過小和尚，當過要飯花子，當過兵賊的皇帝，出身成份自是刮刮叫的好，但他對於文化人的階級拒絕心理，嚴重失衡，接近變態，成了一個疑慮成性、狂虐嗜殺的暴君。哪怕是在拍他馬屁的文章中，有可能聯想到他當和尚、當兵痞者的同音字，也會馬上推出午門斬首的。中國封建社會裏，最殘忍的刑法之一，就是將犯人的皮，整張剝下來塞上草，所謂“剝皮揎草”，他是最愛采用的。所以給他當禦用文人，下場好者不多。甚至他兒子的老師，他的五經師，可稱為他的第一禦用文人宋濂，差點也被他砍了腦袋。

據明徐禎卿《翦勝野聞》載：“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歸。帝親餞之。敕其孫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覲陛階。’既歸，每就帝慶稱賀如約。帝念舊，戀戀多情深。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璲，孫殿廷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惟陛下哀矜其罪！’帝微使人瞰之，無恙，大怒，下璲、慎獄，詔禦史，就誅濂，沒其家。”

這就是潛溪先生的不是了，作為朱元璋的文學顧問，已經獲得了“開國第一文臣”的榮譽，聲名地位也到了頂尖的地步，決定“乞老歸”了，那就徹底歸吧，可他卻是個不甘寂寞的老作家，想歸又不想全歸，要求每年來覲見一次皇上，似是忠忱，實是邀寵。其實朱元璋設宴餞行，本是讓他一走了之，不再需要之意，可此公老不知趣，就是十分的無聊了。大概見了兩次，也沒有什麽油水可撈，便耍奸脫滑不去了。他忘記一個真理，凡流氓，是特別忌諱別人對他耍流氓手段的，朱元璋本是一個流氓無產者，來這一套，他會買賬？這位皇帝的特務係統，密如蛛網，連小巷酒肆裏議論他老婆腳大的小市民，都被捉將官去治罪，何況老先生沒病裝病，連病假條也拿不出來。幸好太子出現，皇後求情，宋濂的命算保住了，但謫居茂州，終於死在半路上。他兒子宋璲，孫子宋慎，到底還是讓朱元璋給殺了。

禦用文人下場之慘者，莫過於此了。

清朝一位編過《唐詩別裁》、《古詩源》的沈德潛老先生，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歲時，才發達起來，老驥伏櫪，晚年生輝，這恐怕是很令一些懷才不遇的老齡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高宗蒞視孰為德潛者，稱為江南老名士，授編修。出禦製詩令賡和，稱旨”，從此成為乾隆的禦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遷內閣學士。乞假還葬，命不必開缺。德潛入辭，賦詩餞之。十二年命在上書房行走。是歲，上諭眾臣：‘沈德潛誠實謹厚，且憐其晚遇，是以稠疊加恩，以勵老成積學之士。’”（《清史稿》）

做禦用文人除了隨班唱和，歌功頌德，吾皇萬歲萬萬歲外，一個必須嚴格自律的準則，就是隻能有皇上的看法，萬不可以有自己的觀點。政見不可有異，要跟上形勢，在文學觀點上，也必須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這位老先生由於聖眷恩渥，眾望所歸，在文壇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群倫的人物，於是多少有點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個大跟頭。他編了一部《國朝詩別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為在這部書裏，沈德潛居然選了錢謙益的詩，乾隆說：“那是個明朝隆臣，怎麽能放在一書的最前麵呢？而且還選了錢名世的詩，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為不逾不惑，其實卻是感覺錯位的老糊塗，碰了這一鼻子灰，惶恐萬分。不過還算走運，乾隆高抬貴手，放了他一馬。

但沒有想到，他死後不久，“四十二年，東台縣民訐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為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為法，上不懌，下大學士九卿議，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諡，仆其墓碑。”（《清史稿》）死了，惱了皇上，也不饒的。如果沈德潛編選這部集子，把乾隆的詩選上大半本，而且放在開卷部分，也許這份檢舉揭發材料裏，有他的名字，也會從寬發落，不會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給鏟平的了。所以，禦用文人活著時，要察顏觀色，小心侍候，死後，還得戰戰兢兢，惶恐九泉，因為不知什麽時候，龍顏大怒，就要鞭屍戮骨的。

總的來說，禦用文人在封建社會裏，盡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隻是起個陪襯點綴，歌舞升平的作用。賞一個官當當，領一份幹餉，放一任學差，到外省去撈一票，就算皇恩浩**了。也就如此，前麵提到的宋濂、沈德潛，明清兩代最頂呱呱的禦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馬遷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飯桌上一碟開胃小菜而已。想吃，挾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邊；不高興，扔進了泔水桶當垃圾處理，不怎麽當回事的。他在《報任安書》裏這樣評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盡管中國的皇帝，喜歡搞一種文字獄的遊戲，動不動把作家的腦袋砍下來，對作家應該是頗不感興趣才對。但也許我們中國終究是文化古國的緣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擠進作家隊伍者，倒也不在少數，這真是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一方麵整作家，殺作家，收拾作家不遺餘力；一方麵在皇冠外，再弄一頂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頭上。因此極少有以文盲自詡的統治者，當然也不是沒有。前麵提到的漢高祖，一開始很以“馬上公”為傲的，後來，叔孫通給他演習禮儀，他也體會到皇帝的威嚴，從此尊儒。隨後，這位亭長衣錦還鄉，不也寫開詩了嘛！一當上皇帝，好像才氣也跟著蓬勃，藝術細胞也來得豐富了。他的詩《大風歌》也許會被禦用評論家喝彩，把他劃入豪放派詩人一族中去。如果當時成立漢朝作家協會的話，那麽第一號會員證，則非他莫屬了。

曹操也是一個殺過作家的統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殺掉的，楊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脫一份死罪，連受刑時不屈服的神態，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銳作家禰衡雖不是他殺的，但也因為得罪了他而送給別人去砍了頭。但他自己卻是曆代皇帝中最稱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遠遠高於他所殺掉的幾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來得家喻戶曉。但他終究還是有些詩人氣質，譬如花錢把女詩人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裏贖回來；譬如詩人王粲勸劉琮降操有功，褒賞有加；譬如詩人陳琳為袁紹討操寫過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殺頭，還給了一個書記官當。所以，他這些對待作家的嚴厲或寬容的舉止，隻是個人行為。而明清兩代以文化人為殘害目標的文字獄，則純屬徹頭徹尾的暴政了。

這些最愛搞文字獄的皇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極無文化者，如小和尚兼無賴出身的朱元璋；一種是極有文化的，如一生寫詩，總量超過《全唐詩》總和的乾隆。這好像也是個規律，若是個無文化者的皇帝，對於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種先天的排斥拒絕心理。若曾是個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對文化和文化人的瘋狂報複情結作祟。若是個有文化的皇帝，也會產生一種對於文化和文化人的曆史疑慮。這就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中國第一位皇帝文學理論家，給後來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論》裏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身名自傳於後。”他這麽一說，一個做皇帝的，還不知道該怎麽樣對待作家嗎？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裏，作家的命運如何，禦用也罷，非禦用也罷，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