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與忘形

公元四世紀末，少數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權在北方崛起。

鮮卑族的拓跋氏這一支，好戰尚武，以騎掠剽劫為生，曠居漠北，封閉阻隔，愚昧落後，拒絕開化。因此，其野蠻程度也甚於其他邊外民族。他們對於漢文化，采取絕對的排斥態度；並且頑固地堅持舊習俗不變，甚至到了很晚的時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遠離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機會摧毀文明時，也就越是殘忍，必然要把體現文明精神的一切，視作燒殺搶掠破壞毀滅的對象。

曆史上不時出現的文明倒退，就是這樣產生的。歐洲十字軍的東征鐵蹄，將埃及、拜占庭文明消滅殆盡；汪達爾人從西西裏殺來，輝煌的羅馬文明便毀於一旦。同樣，中國的每一次劫難，也都發生在外來的低文明的少數民族政權，和無文化的農民革命政權，進行野蠻和半野蠻的統治時期。回顧“文革”十年，以破“四舊”為名，進行打砸搶者，一大半是無知的紅衛兵；提倡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論，殘酷折磨知識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開特定的政治條件，與這些人肆虐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心理是分不開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堅，由於長期統領部落，居遊在漢民族的邊境內外，雖然不斷騷擾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感化也就相對多些，並由此產生出對於高級文化的親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們更追求民族的文明進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語，努力融入中華文化。拓跋氏則不同，胡服騎射，遊掠虜獲，許多陋習，迄無變化，抱殘守缺，恐懼文明。

民族如此，具體到一個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這些人的頭腦裏，對於接踵而來的現代文明，時代進展，新鮮事物，生活變化，由於來不及適應，便產生所謂的“拒絕投降”的怨尤情緒。有的作家發思古之幽情，留戀昨天那其實一點也不愉快的貧窮生活，好像春節到了，才供應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黃金時代，於是像古人懷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歲月，將滿目瘡痍的昨天，塗上烏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來對抗現實。這和遠古時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廬、奴役製度、擄掠人口，視作正常現象甚至還引以為榮一樣，完全因為變革而打亂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榮，也缺乏與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線上衝刺的力量，才對新時代帶來的文明變化，像麵對洪水猛獸似的畏忌。

因此，野蠻落後而頑固保守的拓跋氏，憑藉武力，統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為戰勝者，就要進行殘酷的報複。文化上的差異，也形成可怕的壓迫。弱的劣勢文化，便要淩駕於強的優勢文化之上，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時常出現空白的由來。拓跋氏以人數不多、文化低下的遊牧民族，統治人多地廣文化較高的漢族地區，不得不使用漢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這些文化教養高於他們的被統治者。於是，猜疑忌畏，動輒問罪，大張撻伐，殃及無辜，便成為文化低下的主子們的發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殺他的同時，不但“誅清河崔氏無遠近”，連“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門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層次要高得多的漢人，一網打盡。因此，強劣而汰優，便是野蠻戰勝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類曆史，就是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史。

現在回想陳寅恪那樣的大知識分子，在“文革”間受辱於無知的群氓之輩，也就不以為奇。凡落後者，無不反對開化；凡愚昧者，無不仇恨文明；凡文化處於低下狀態者，無不對擁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備疑懼的態度；糟的，就是敵對仇視，欲除之而後快。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殺大權，他的第一假想敵，就必是知識分子無疑。哪怕知識分子已經匍伏在他麵前，輸款納誠，三跪九叩，吾皇萬歲萬萬歲，他也不放心，視那個磕頭如搗蒜的文化人，為首先要防範的階級異己分子。

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文化要想發展，主要因素，是統治集團不那麽與知識分子為敵；次要因素，是社會相對穩定。兩者俱備，就出現漢唐文化的輝煌氣象。若戰亂頻仍，兵荒馬亂，遍地哀鴻，民不聊生；如果統治者不跟知識分子太作對的話，如晚唐，如南宋，文化發展也不至於完全停滯。要是像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趕盡殺絕的話，哪怕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也會出現全國範圍裏的萬馬齊喑的局麵。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關進“牛棚”的時候，一個個領教無產階級專政，隻知檢討悔過，低頭認罪，苟延殘喘，惟求活命，哪裏還有工夫為文學興滅繼絕呢？——還真得感謝浩然先生，否則，那十年，在文學史上，就徹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興廢，藝術的枯榮，文明的發展與倒退，知識分子的生死存亡，全係於當權者的一念之間，確實是數千年中國的事實。

如果，北魏的崔浩，這位豪門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約早一個世紀的前秦王猛那種難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蠻性，和他們對漢文化的警懼性，而不得意忘形，將矛盾激化，曆史又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有的知識分子，總是過高估計了個人的力量，認識不到文明在野蠻的鐵蹄下，總是可憐巴巴的命運。最後，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某種程度上說，是自己把命玩進去的——誰讓他得意之後，還忘形呢？

晉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謝豪門，到南方去了，留下來的漢族上層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與少數民族政權合作。崔浩和他的父親崔宏，是為北魏的建立作出傑出貢獻的士族代表人物。連魏國的國號，也是崔宏倡議的。可他們從心眼裏絕對看不起這些頭頂留一撮毛發的統治者，背後稱呼這些人為“索虜”，雖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討這些大士族的女兒當老婆的辦法，來改變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為懂得些洋情調，就覺得成了貴族。攀一門高親，認一位名師，也跟著家學淵源，或學富五車起來一樣，都是一廂情願，作不得數的。中原知識分子與拓跋氏政權的精神上的對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實際仍是文明與野蠻的矛盾。

三至五世紀，黃河流域在少數民族的政權統治之下，老百姓始終引頸南望，仍是把地處江東的晉，和稍後的宋齊梁陳，視作正統所在。說到底，這種民心所向，是對文明的向往，和對野蠻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東晉大將桓溫率軍入關，駐灞上，三輔郡縣爭先歸附，“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複見官軍！’”所以，好些外族統治者，總有竊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堅在淝水之戰前，他的弟弟苻融勸他：“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於是，如王猛，如崔浩，這些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做事，而且擔任重職的大知識分子，都是竭力勸阻所輔佐的統治者不對南朝興兵動武，其實質意義是護衛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相反，在促成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戰爭上，倒是不遺餘力地鼓吹，說穿了，不過讓他們以蠻製蠻，互相殘殺罷了。

所以跟少數民族皇帝進行這種迂回戰，是一場如履薄冰的危險遊戲。

王猛要高明些，因為“少貧賤，以販畚為業”，與社會多接觸，深諳世情。史稱他“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幹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鹹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為意”。超脫而又嚴謹，無欲加之慎重，這是他能夠始終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雖然“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但這位出身名門的貴家子弟，養尊處優慣了，未免高傲自許，自我優越，行事隨意，清高慢世。史稱他“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而且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樞，出謀劃策，言聽計從，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應有的謹慎。

這兩位政治家的幸與不幸，也就在這裏分曉了。

苻堅得王猛，自比劉備得諸葛亮。“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吏席寶，數譖毀之。（苻）堅大怒，黜騰、寶，爾後上下鹹服，莫有敢言”。然後，“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於是，“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書固辭不受”。在政績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鹹熙，百揆時敘”。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後時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宜漸除之。’”終其一生，以文明來遏製野蠻，給自己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拓跋燾對於崔浩的寵遇，不亞於苻堅對於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樣拒謝，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細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誌，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一個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後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製朝政。嚐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滿意，他“固爭而遣之”，別人替他擔憂：“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眾議，出浩以公歸第。”

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是一個利益集團的總代表。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容納非本集團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壓製本集團的反抗，使其為自己效力。但是，這個被使用的人，忘記了是吃幾碗幹飯的，得意加之忘形，嚴重觸犯了這個利益集團，還不知道利害的話，那就該死到臨頭了。

《晉書·阮籍傳》：“（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看來，“得意忘形”這一詞語，或由此而來。它本是對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並無惡意。不知為什麽，後來這四個字就多用作貶義詞了。可能文人很像一個太淺的瓶子，裝不進多少得意，經常要溢出來，這就是忘乎所以。於是，最初用此詞的一些讚賞的意思，便被徹底揚棄。現在，要說一個作家很得意，僅這兩個字，還可能帶有一點中性色彩；要說誰得意忘形的話，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齒的小人，或者淺薄之徒了。

仔細分析，這個詞含有兩層意思：得意，是一種精神狀態；而忘形，則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外在表現。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滿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為得意，或別人管不著的暗中得意，與外界無礙。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張揚賣弄，或無恥癲狂，影響到大家，就會遭到物議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趕緊收斂，還來得及。但他已經太忘形了，罔顧一切，就不可救藥了。其實他提倡道教，攻訐佛教，已惹眾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劉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連昌部落，也使將領反感。他主張恢複門閥製度，與鮮卑貴族分庭抗禮，經營官僚姻親集團把持權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這個陷入困境的崔浩，還自我感覺良好，在編撰北魏《國史》的時候，以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將拓跋氏這個野蠻民族的全部曆史，包括穢行醜聞，惡風汙俗，“務從實錄，以彰直筆，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於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來見者鹹以為笑，北人無不忿恚，相於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

碧落黃泉，這個得意忘形的崔浩，路便走到頭了。其實在作家中，也有類似的人物。還記得在“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即使坐在沙發上，也是四肢展開，呈“大”字形的張狂，眼睛抬得很高，凡人不理，誰也不在他的話下，連地球也看扁了。等到大難臨頭，災禍迭生，風雲莫測，吉凶未卜時，便魂飛魄散，六神無主，瑟縮發抖，惶惶然不可終日；請他坐在沙發上，也隻敢欠著半邊屁股。

得意與忘形之間，確實存在著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絕不要忘形。因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節製，失態丟人事小，遭忌惹禍事大，說不定還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要牢記的一點是：野蠻，固然是野蠻人的特性，但文明人有時野蠻起來，甚至比食人生番還起勁。

崔浩被抓了起來，裝進一個木籠裏，比後來戴高帽遊街示眾還慘，押送城南，置於地坑。“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溲者何物，屎也尿也！文明落在野蠻的報複狂手裏，那種挖空心思的折磨淩辱，便可想而知的恐怖殘暴了。《魏書》的作者，出於一種文化人的同情，不禁歎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得意忘形者，能不由此總結一點什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