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的學問

怎樣吹自己，是一門學問。

李白在《與韓荊州書》中侃侃而言：“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以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把自己的光輝鼓吹以後，接著把荊州刺史韓朝宗，足足捧了一頓。“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然後，進入主題。凡吹，無不有明確的目標。“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以上引文，不足百字，要吹的全吹了，想達到的目標全表達了，而且，文采斐然，豪氣逼人。我絕無厚古薄今的意思，當今一些作家們在包裝、廣告、促銷、叫賣方麵，比之“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青蓮，可謂瞠乎其後了。到底是大詩人，大手筆，直到今天，這篇吹自己的傑作，還被人誦讀，還令人動情。看到時下文壇上，諸如那種酸溜溜的，假惺惺的，嬌滴滴的，笨兮兮的突出個人，或者渾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負，狗屁不是，糞土一切的吹噓自己，不禁氣短，為之沮喪。

若這位大詩人還魂，看到這等每下愈況的吹家，準會有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之歎了。

文人好吹，與文人相輕，其實，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麵。無相輕他人之意，還吹個什麽勁呢？惟其要吹，那才必須把同行看輕的。文壇能夠熱鬧，就在於這誰也不尿誰的相輕上，以及誰也不在眼中的好吹上。相輕，源於曹丕的《典論》。好吹，也始於這位魏文帝，隻是沒有明確提出來罷了。他在《典論》裏說過的：“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夫事不可謂己長”，就是這個意思了。

如果說，文人十個有九個相輕，那麽，至少有九個半人好吹，不算誇張。至多隻是程度上的差別，有的人吹得邪乎些，有的人吹得含蓄些而已。

就是這位曹丕，也忍不住要吹的，他在《典論》的《自敘》中說到，“上（曹操）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餘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曆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聽他父親的“惟吾……”和他的“靡不……”，也是吹得很不弱的一對。

文人好吹，大概是不爭的事實。但不管怎麽說，曹氏父子也好，李白也好，他們的詩和文章，卻是一流的，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有得吹的吹，並不是一件壞事，由此可以看到這些文豪狂放不羈的另一麵。而讓人痛苦的，是沒得吹的也吹，充其量，一隻癟皮臭蟲，能有多少膿血硬吹成不可一世的鯤鵬，便不大好恭維的了。

一個作家，寫了些東西，想讓人叫好，是很正常的情緒。盡管“好酒不怕巷子深”，但並不是每個作家寫出來的都是陳年佳釀，玉液瓊漿。因此，街頭吆喝，巷尾叫賣，推銷產品，便屬必要。所以，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不是什麽丟人現眼的事，拉點讚助，雇人鼓掌，也不必大驚小怪。不有那種寓吹於不吹之中，口口聲聲甘於寂寞，其實倒是最不甘於寂莫者，在那裏賣苦，賣窮，賣清高，賣可憐，更沒有必要去拆穿那種變相的吹。

別人不吹，自己來吹，形同做廣告，是正常行為。

從古到今的文人，隻有神經不太正常，存心悖謬，或別有隱情，不得不爾，才把寫好的作品，藏之名山，束之高閣，希望下一世紀的人，從類似敦煌的洞窟中挖掘出來，奉為至寶。絕大多數的作家，還是願意生前看到自己作品有反應，有回聲，好評如潮，洛陽紙貴。因此，在信息泛濫得無所適從的今天，給讀者打個照會，不必不好意思，無非廣而告之。適當吹吹，無傷大雅。如今鋪天蓋地的廣告，有幾份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呢？

不過，做廣告，不實和誤導，是有工商行政部門管著的。但作家的吹，好像隻有社會道德的約束了。由於吹不吹在作家，而信不信在讀者，吹者可以不必負什麽責任，所以，文壇吹風才不絕如縷吧！

盡管作家有吹的自由，可吹，是一種有限度的行為。適當誇張，還能承受，言過其實，就有危險。上海話裏有“穿幫”二字，就是專門為“吹”的過度而準備的。我至今不明白，穿破的是鞋幫呢，還是船幫無論哪一個“幫”出問題，都不是好事。鞋幫穿了，就得光腳走路；船幫穿了，弄不好有滅頂之災。

這就是說，吹是可以的，但要吹得適可而止，吹得恰到好處，那才算會吹。可這個尺度，實在不大容易把握準確。凡吹者，總是缺乏節製能力，總是過之猶恐不及，於是，十吹九穿。因為讀者從信，到半信半疑，到不信，到不但不信，反而連該信的也全部否定，是一環套一環的。一旦越過了半信半疑的臨界線，吹破了天，那吹家的信譽度就一下子降到零。這也是要敦勸諸位吹家，必須慎之又慎的，吹豁了邊，吹穿了幫，就狗屁不值了。

春秋時期，趙國想起用大將廉頗，派了一個使者到魏國去看他。那個使者回來匯報，老將軍雖然還能吃一鬥米的飯，但一餐飯間，卻去了三趟廁所。於是，趙國對他不感興趣了。所以，北京人喜歡說：“你是吃幾碗幹飯的！”來判斷這個人的實力，恐怕源出於此。對讀者來說，也許一下子摸不透某位作家，吃幾碗幹飯，但天長日久，這位作家吃多少，拉多少，有多大學問，有多少才華，都曆曆在目。因此，離諾貝爾文學獎還有十萬八千裏，大可不必先把燕尾服穿得整整齊齊，在那兒等著。當今中國，把自己吹成諾貝爾獎的候選人，成了一種心病的作家，決非一位。一見與此獎有關的人物，馬上立正，不敢稍息的樣子，是很令人竊笑不已的。

吹牛雖然不上稅，但不宜太誇張了，因為吃幾碗幹飯，別人心知肚明，所以有保留地，適可而止地，不用太臉紅地吹吹自己，人家也不好意思揭穿，大概是吹家的最佳的狀態了。

阿Q站在未莊大街上，說老子先前也曾闊過的。這種吹，不但別人不信，連他自己也未必信的。焦大在寧國府大門口，說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這種吹，說的人信，聽的人大概也信，但時間地點不對了，同樣是笑話。吹是一種語言藝術，作家就是玩語言的，因此更要講究一點技巧。如果，像阿Q那樣直露，像焦大那樣淺薄，那就太沒水平，白當這個作家了。但也奇怪，這些年來，凡文壇吹家，都缺乏恩格斯所說的“觀念愈隱蔽愈好”的精神，直撲主題，惟恐別人不知道他吹似的，整張臉就顯那張嘴。

吹來吹去，也就成了吹八股，說來可憐，不是借重洋人來抬高身價，就是攀附名流以光大門麵，花拳繡腿，實在玩不出什麽新花樣，真讓人失望。《唐詩紀事》載：“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富家子，尚氣決，好弋博。後遊鄉校，乃感悔修飾。初舉進士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謂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子昂曰：‘餘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裏。’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百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郡。”

這就是寫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開唐詩風氣之先的陳子昂。他的吹，也真是吹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一不靠洋人，二不靠名流，就靠自己這一充滿戲劇性的舉動，把自己吹出來了。看到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文人的吹，還是局限在小兒科的做法，一無吹的資本，二無吹的技巧，三無吹的才情，純靠城牆一樣厚的臉皮，能不令曹氏父子、陳子昂、李白等先輩遺憾：我播下的是龍種，卻想不到收獲的是跳蚤！所以，什麽該吹，什麽不該吹，是一門值得研究的學問。

老實講，國門開放到今天，眼界早已打開，新、馬、泰平趟，自費亞特蘭大助威奧運，洋人已經無甚稀奇，等閑視之。假洋鬼子手裏那根哭喪棒，所販賣的那些外國文學理論的唾餘，更是嚇不住人。商品經濟的競爭，價值規律的無情，新時期文學的代謝，知識結構的變化，人們經過這番曆練以後，已經冷靜成熟，那種對於名人的崇拜心理，也在漸漸淡化之中，甚至帶有一點不恭。至於一些假充名流的銀樣鑞槍頭，無論老的少的，不過徒留笑柄而已。

因此，即使有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洋鬼子捧場，排著隊叫好，也不見得就是國際影響。在海外出版了幾本書，堆在書店裏賣不出去，也不能成為世界級作家。到北歐去一趟，見到北極光，並不等於入圍諾貝爾文學獎。上了什麽《劍橋名人錄》，掏英鎊再買若幹部，也不等於“天下誰人不識君”。同樣不管怎樣攀親搭故，與名流套近乎，也不能由此就跟著同樣是家學源淵、學富五車地輝煌起來；不管打出是名流的門生、弟子、親戚，或者是曾經遞茶送煙的侍從等名義，與自己作品的好壞，壓根兒沒有關係。因為文學既不能遺傳，也不會傳染。圍著名流啃招牌邊，塗在自己臉上的脂粉，早晚也要剝落的。

作家的吹噓，是瞞不住人的。無論用隱諱的，用曲折的筆墨，來表示自己具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具有一紙洋人認可的專家鑒定，具有一些讀自己作品的外國讀者，具有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極大可能性，具有家學淵源或差不多的先天功底，具有和名人、名流、名家的哥兒們、爺兒們的深厚友誼，不用敲門，就可以登堂入室的親近，也不能由此證明寫出來的就是傳世佳作，或已經不朽了。

對作家來講，怎樣吹自己，先得有可吹的作品。如果作品夠十分，吹成十一分，十二分，像李白那樣，“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地狂一下，也許是詩人風流，騷人雅興。而作品隻有三分兩分，尚不及格，吹成十分的話，那就是信口雌黃了。

說了歸齊，作家的吹，是建築在他有得可吹的作品之上。作品，這才是第一要緊的事。怎樣吹自己，恐怕先要寫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來，否則，雖然不吹白不吹，但結果，肯定是吹了也白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