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椒八百石
有一次，池田大作與湯因比談起華夏文明，忽發奇想，問這位英國曆史學家：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也許會選擇唐代。
“那麽，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當時頂尖級的大都市。
“不”，他說：“很可能在絲綢之路上的某個綠洲定居下來，那裏更適宜我進行曆史的思考。”
連接歐亞兩大陸的廣袤地區，雖然，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原與邊外，以及邊外各族之間，斷不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不過，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對於環境的危害，遠不如工業化三廢的汙染所造成的後果那麽嚴重。所以，仗打完以後，地照樣綠，天照樣藍，空氣照樣清新。
中古時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之中，因此，空氣濕潤，溫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這一帶的遊牧民族，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是多麽的優哉遊哉了。一個個體軀壯健，精力飽滿，自不必說，性腺發達，肉欲強烈，也是不以為奇的事。加之沒有漢民族那種封建禮教的束縛，自由自在，敢愛敢恨。當時，恐怕連整個大氣層，都洋溢著荷爾蒙的味道。
所以，魯迅先生1934年寫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無遺憾地說到：“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特地到長安去了一次。到那裏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連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絕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想象唐代的西域。湯因比先生不傻，選擇唐代絲綢之路住下來，的確是個怪不錯的主意。
應該說，介於歐亞之間的西域，是個出美女的地區，至今猶是。我曾作客於斯大林的故鄉高加索，頗訝異於那裏的女孩子著實漂亮。可能歐亞人種的差異，所形成的雜交優勢，使得這個地區的女性，無一不出落得格外誘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情竇初開，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該是如何令男人們內分泌賁張，荷爾蒙亂竄了。
不過，這與湯因比先生無礙，如果實現他的理想，落戶絲綢之路的某城某鎮，碰上幾位鍾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長個人化寫作，敢不敢私語至臍下三寸，無關緊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邁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羈，揮灑自如的浪漫生活。試想一下，將鏡頭對準湯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陽，仰天嘯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間小酌；餐後，氈房微睡，一枕黃粱；傍晚，弦索彈撥，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擁抱，耳鬢廝磨。這種愜意的生活，可比他在倫敦皇家國際關係協會的辦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大氣，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風流，那真是中國曆史上極輝煌的日子。絲路暢通之際，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隊羈旅的所在；雪山腳下，凡掛酒旗的村舍，都會有駝鈴清脆的音響。於是，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遝；青衫薄衿，難掩春光；玉體橫陳，魂飛魄**。這一切的歡樂，一方麵是那亮閃閃的波斯金幣在起作用，另一方麵，也是那時充滿開拓精神和冒險意識的旅人們，一種敢於揮霍生命的豪氣。
人，需要這份豪氣；國家，同樣也需要這份豪氣。
漢、唐就以這份豪氣，做出了“當驚世界殊”的大事業，大格局。嗣後的王朝，休想再有這等大作為，大手筆了。宋以後的程朱理學，明以後的科舉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們的思想，從此，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漢的大氣，唐的生氣，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氣，迂腐氣，偽君子氣，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氣，尤其是那種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閹寺氣，全非魯迅先生打算寫《楊貴妃傳》時，所指望的那種洋溢著生命力的天空了。
我想，湯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絲綢之路上，那些追趕著夕陽，往西方行進，沐浴著晨光，向東方而來，所有跋涉在雪山、鹹湖、芨芨草、砂磧間的勇敢者的這種豪氣。
那是用腳一步步量出來的悲壯行旅，茫茫大漠中的彳亍人影，千裏戈壁裏的蹀躞腳印，該留下多少鄉關何處的惆悵，故土家園的相思啊！寂寞的駝鈴，孤獨的行者，陪伴著的隻有那長長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誰知明天的途中，會不會滿天塵暴，難逃幹渴的困境，而於無望中無聲無息地倒斃？會不會風沙裹脅，永遠也到不了下一個驛站，成為一具無名幹屍然而，隻要還有一口氣，就會不停地往沙漠深處走去，絕不會回頭。
天高雲白，萬裏沙塵，長河落日，羌笛聲聲，看著地平線漸漸淡逝的餘暉，在寥廓蒼茫中，會不令這位曆史學家，對漢唐帝國這種拓展絲綢之路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嗎？
我想，如果湯因比先生選擇公元七世紀，來到天可汗統治下的西域，他是絕不會後悔的。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穀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國），天竺（南亞次大陸），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從我們多少讀過的唐人詩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場景。如岑參《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那時的長安，說是一個國際都市，不為過分。看來，居住在長安的胡人，不比現在北京城裏的外國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紅燈區平康裏，難免就有一些妖豔的西域妹。李白詩《少年行》之二：“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頗足以說明色情行業的發達。
唐人小說《李娃傳》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別人認定是個大款，她連忙辯說不過是個“窮波斯”而已。從這些胡人胡語，竟然能夠進入民間口語領域，也就了解絲綢之路，不僅僅是貿易，也還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從來是相互的，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也是領導潮流的先進國家，就像現在某些同胞，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一樣，彼時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國月亮比他們那裏月亮更圓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們了。但在唐貞觀年間，“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曾是個極文明的社會，而歐洲的日爾曼、條頓、高盧諸民族，按辜鴻銘先生語，還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
辜老爺子的中華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紀的歐洲，確實也是落後過的。貴婦人內急了，在路上蹲下來，靠裙子掩護，旁若無人地隨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風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紀，那位啟蒙者盧梭，並不把掏出他那發育不全的性器官當眾小解，看作是多麽不雅的舉動。研究者甚至認為，巴黎香水業所以如此發達，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的先人不常洗澡有關。
當君士坦丁堡通過絲綢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係統時；當拜占庭帝國後宮裸浴的旖旎風光遐邇聞名時；當蘇丹王爺們沉浸在這種東方式沐浴的快樂中時，很顯然，不過是學我們李隆基和楊太真，在臨潼泡溫泉桑拿，剝冰鎮荔枝，西亞版的“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罷了。而彼時彼刻的歐羅巴，男人穿著樹皮鞋，女人還鎖著貞操帶，剛走出野蠻時期。
這種人類發展過程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不平衡，正是曆史的常態，焉知在下個世紀，下下個世紀，會不會輪到我們去笑話現在笑話我們的人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事還真的很難說呢！
漢唐兩朝，大概是中國最具開放精神的朝代，那勢頭，當不弱於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的開放力度。如果中國一直保持著漢唐盛世，麵對世界的大開放的格局，沿續至今，那麽，其發達昌盛的程度，簡直無法想象。中世紀，羅馬十字軍東征，如入無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氣向東方搖晃一下威脅的指頭嗎？我想，即使借給他們膽子，也不敢的。
可惜，由於一部分中國人喜歡自相殘殺的毛病；熱衷於折騰，越窮越折騰的毛病；過不上幾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鬧一次的毛病；誰也不能好，誰好就掐誰的窩裏鬥的毛病；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兒完蛋的毛病……這許許多多的劣根性，發作起來，使得曆朝曆代的太平歲月，即使是輝煌盛世，也維持不了一百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正如舞台一樣，台上的演員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觀眾忍不住了，他們便要粉墨登場，於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些推動曆史前進的農民革命軍，好一個殺字了得，結果，天下大亂。一個黃巾，結束了漢帝國，一個黃巢，結束了唐帝國。而且，黃巢之惡，後來居上，甚於黃巾，在中國曆史上，凡標之為“末”的王朝，都有可恥的人吃人記錄，但唐末，稱得上是空前絕後，最為恐怖慘絕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黃巢（第三次）退出長安，在陳州被阻。”“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並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
中和四年（884）：“時黃巢雖平，秦宗權複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所至屠翦焚**，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備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用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目千裏，無複煙火。”
因此，湯因比先生如果挑選公元九世紀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楣了。誰也不能保證那些農民革命軍的兄弟們，會不會將這個來自不列顛的胡人，扔進大鍋裏煮了吃。那時的中國，烽火千裏，路絕人煙，屍骨無存，一片焦土，人類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時代，成了十惡不赦的食人生番，絲綢之路怎麽不湮沒在沙漠裏，連遺跡都難尋難覓呢？
絲綢之路一斷，開放局麵終結，唐以後的五代，五代以後的兩宋，隻有半壁江山，維持一個偏安局麵都難，哪有重開絲路的雄心壯誌明、清兩代，開國之初的幾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燁、弘曆，倒有過版圖上開疆拓土的意識，但複興絲路，重振貿易，根本不在他們的視線之內。及至明末清末，內憂外患，難以為繼，自顧不暇，哪裏還敢放眼世界。老實講，能喊出開放口號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氣。這證明了一個真理，強大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閉。在中國曆史上，晚明和晚清兩代的統治者，上下談夷色變，唯有閉關鎖國，最後，幹脆連片板也不許下海，關起門來當皇上了。
於是，眼看著早年“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歐洲人，變得強大和人五人六起來。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打進了紫禁城，大清國的皇帝和太後，隻有挾著小包可憐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實在令擁有古老文明的中國人不勝唏噓。其實，漢唐盛世，中國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絕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來事物。大概，中國人總是在國力臻於強盛，經濟日見發達，才能挺起胸膛，抬起頭來，麵對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開放的內閉之時，也必是國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駝鳥政策，一腦袋紮進沙子裏，什麽都看不到，也就等於什麽都不存在了。
現在回想漢代的張騫、班超先後出使西域的場景，真是令後人神往鼓舞啊，他們曆經千難萬險，不辱使命，完成任務的同時，而且還有心地將原產於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蘿卜，統統引進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場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所提倡的“拿來主義”了。漢唐氣派，正是這種生冷不懼、大度容納、消化一切、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腸胃，進我髒腑，作我營養，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還能找得出一絲胡味嗎？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說的這款調味品，現在沒有一個中國人將它視為洋貨的。
所以，漢唐時中國人這種兼容並蓄的“拿來主義”，與世界平起平坐的氣魄，什麽都敢試一試，嚐一嚐的膽量，絕非後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臘和羅馬，本是作為貢品，隻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紀，香料貿易被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所壟斷，正因為他們發現胡椒不停地輸往東方龐大的帝國，他們很奇怪，那是個什麽樣的龐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尋找到遠東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們某些同誌，東西拿來，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資”還是姓“社”，才決定取舍。當時的一個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風氣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陽雜俎》裏，告訴大家，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為味履支”。而摩伽陁這個國家，“屬中天竺，距長安九千多裏”。從這個距離，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氣派。本土不產胡椒，敢不遠萬裏，從原產地，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一帶運過來。從地圖上看，從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長安，航空距離也得有三千多公裏。
這八百石胡椒，是怎麽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書》，發現代宗李豫時的權臣元載倒台時，查抄沒收其全部財產，從他家中搜出，竟藏有“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驚了。從古至今，中國官員們的貪汙，從金錢到女人，從房子到股票，從茅台酒到洋煙，從金針木耳到粉絲粉條，來者不拒，無不笑納，已經夠沒出息，夠下三爛，夠令人惡心的了。想不到從這位唐代貪官家裏起贓，竟有鍾乳、胡椒等大批物資，這在世界貪汙史上也是一條奇聞。
按中國曆史博物館藏唐武德元年的銅權，知道一石相當於今天公製的79320克。那麽這批贓物差不多有六十多噸，得需要上百峰駱駝，才能從印度洋的海濱，繞喜馬拉雅山的南麓，經克什米爾，到南疆，運抵長安。打那麽遙遠的地方，運來如許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賄者的財大氣粗，和受賄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這類官員有點為藝術而藝術似地，純係為貪汙而貪汙，所為何來？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裏，中國貪官的強烈占有欲，濃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過，由此也可了解唐代絲綢之路，幅員之廣，交易之遠，品種之多，數量之大。難怪湯因比先生要將他的倫敦戶口，遷到絲綢之路上的某個綠洲了。
元載的贓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過於來自阿拉伯群島的香料鍾乳了，多達五百兩，讓李豫簡直惱火透了，打開國庫，怕也找不出這許多。於是，他指派宰相劉晏主持工作組，清查這件案子，但“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實際上他親自坐鎮。肯定元載得意的日子，曾經不把這位年輕皇帝放在眼裏，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後，處理這筆鍾乳的辦法，也挺反映李豫氣急敗壞的個人色彩。他下令，凡中書省四品以上，尚書省五品以上的官員，都可以前來領取一份乳香，而且發布命令，朕要你們回家後，燃香慶祝，取得廉政勝利。
那幾天，長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滿城飄香的日子裏，李豫“下詔賜載自盡，妻及子並賜死，發其祖、父塚，斷棺棄屍，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裏二第，以賜百官署舍，披東都第助治禁苑”。在中國，隻有這件事不會引起異議，而且大家會拍手稱快，那就是處治貪汙犯。所以，元載貪汙集團的覆滅，史書稱：“及死，行路無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
雖然《新唐書》稱元載“嗜學，工屬文”，《舊唐書》稱他“性惠敏，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全唐詩》還收有他的一首《別妻王韞秀》的七絕：“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看來是個知識分子無疑。但是，從他的聚斂行徑看，與老農把幾文錢掖在褲腰帶裏，並無什麽區別。因此，他雖然當上了國家幹部，始終未能擺脫他老爺子給人當管家，老老爺子說不定是扛長活的農民本質。元載看著他堆滿倉庫的八百石胡椒，五百兩鍾乳，那種視覺上的滿足，感官上的樂趣，收藏上的欣慰感，與老農民站在打禾場上，看著黃澄澄稻穀的快樂；與地主老財半夜三更點著燈下到地窖裏，看一個個金元寶的享受，是一回事。
這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農民最現實的物質欲求了。時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領導幹部，東窗事發，坐到被告席上，成為千夫所指的貪汙犯。他們原先誰不是根正苗紅的好出身呢，有的還當過放牛娃呢？但和元載一樣，血管裏還流動著老爺子，老老爺子那小農意識的基因，就經不起物質的**而墮落。曆史上那些被稱之為“流寇”的不成功的農民起義領袖，最後失敗的緣由，何嚐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驅動下，這些農民革命領袖，一旦獲得權力，必然會的兩件事，一是貪婪地攫取財富，一是瘋狂地發泄性欲，而罔顧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時，不也在夢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銀財寶，搬到土穀祠來，把吳媽、小尼姑、趙司晨的妹子，列為他的宣泄對象嗎？所以，農民起義，推翻王朝，他的奮鬥目標，也隻是想當下一任皇帝。而那個次於李自成的武夫劉宗敏，知道當不成大順國主，就滿北京城裏找那頭號美人陳圓圓，以求性欲的滿足。結果，吳三桂一火，開門揖盜，滿清入關，隻好繼續當流寇。太平天國那幾位來自廣西的農民革命領袖，到了南京後，不同樣如此給自己畫了句號嗎？
這就是小生產者跳不出小農意識的悲劇，自然經濟，靠天吃飯，在播種時的春天，未必能預見到收獲的秋天，正是出於難以把握的生產規律，所以，農民隻能有短期行為，而無遠大目光，這就是他們迫不及待的天性由來。元載將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裏，與現在從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貪官一樣，完全出於小農的本性。
龍顏大怒，元載賜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無非是從元載的府邸，搬運到皇家的庫房裏，在全社會受到儒家重農輕商傳統的製約下，政府和哪個機關，絕不會成立一個貿易進出口公司，或者調味品開發集團，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資本作用的。士農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恥於談商，甚至連錢這個字，也不能從嘴裏說出來。所以，這批胡椒的命運，會照舊堆放著，任其變質，最後成為垃圾罷了。
絲綢之路促進唐代商業活動的發達，是毫無疑義的。首都長安，這個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麵積約八十多平方公裏，人口達百萬，居民以坊為單位，全城共百餘坊，但隻有東西兩市，可憐巴巴的四個坊從事商貿活動。所以，如此不發達的商業行為，怎麽能使唐代社會的財富形態，從自然經濟進入商業流通或是更進一步的資本運作。
姑且不管元載是如何得來這些舶來品，即或是巧奪豪取又何妨？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階段，又有哪塊銀幣會是幹淨的呢？隻要能促進商業的繁榮，市場的興旺，也還有一點進步意義。問題在於他的腦海裏，從來不曾出現過要使這批物資成為商品，成為資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頭。從這個人身上的農民本質，看出整個社會的輕商思想。中國長達五千年之久，未能改變農業經濟的落後狀態，一步步地滯後於世界的進展，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到了近代，世界資本主義空前發展，中國隻有停滯不前，二十世紀初，以致衰敗到一蹶不振的地步，這就深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漢唐盛世，本是一個以寬闊的胸懷向外開放的社會，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段曆史。湯因比期許的盛唐時代，本來是可以通過絲綢之路的交流，與中西亞的接觸碰撞中，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更進一步地產生質的飛躍。然而，有開放而無改革，如無本之木，那一扇門，說關就會關起來的。同樣，有改革而無開放，如無源之水，不與世界接軌，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漣漪。因此，改革和開放，如同一枚硬幣的正麵和背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作為曆史學家的湯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爭議的著名論點就是：一個國家“其興起是由於在構成領導核心的少數有創見的人的領導下，成功地應付了各種挑戰。而其衰弱則是由於其領導者不再能創造性應付挑戰，文明在少數獨裁者的民族主義窮兵黷武和暴政中沉沒”。
從統治者更迭的角度，來闡述絲綢之路的興起和衰微，或許不無道理。但是，從整個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農經濟，是造成中國衰弱的物質基礎，與之相應的愚昧落後、頑固保守、狹隘偏執、短見局限的小農意識，則是封建社會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礎。所以，小農經濟的社會基礎，不僅使曆史的中國，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步發展的機遇，即使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改革開放的今天，這種仍流動在某些人頭腦裏和血管裏的小農意識，也不會馬上消失的。
所以，毛澤東說過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這句名言，還是不能淡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