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文壇一瞥

公元845年（唐會昌五年）的秋天，以寫“故國三千裏，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宮詞二首》其一）而聲譽鵲起的桂冠詩人張祜，從江蘇丹陽寓地出發，一路車船勞頓，風塵仆仆，趕到安徽池州，去參加一次杜牧發起的青年人的，新銳的，然而也是寥落的詩人筆會。

此時，江河日下的唐代詩歌，也已到了一唱三疊，餘音繞梁的尾聲了。

至少在唐代，中國文學的命運和國家的盛衰是相通的，兩者的走向趨勢也是一致的。國家強大，文壇興旺，反之，國勢日蹙，文運也就衰微。在“安史之亂”以前，唐帝國統一宇內，四海歸心，這時也是唐代文學最輝煌的日子。隨後，進入九世紀以來，由於節度之戰，朋黨之爭，甘露之變，宦官之禍，帝國便日益地陷入內憂外患之中，無法自拔，一直到民不聊生，導致黃巢暴動，最後走向滅亡為止。這一段如今稱之為“晚唐”的中國文壇，實際已是強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詩篇，珠璣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了。

816年（元和十一年），人稱鬼才的詩人李賀，像一顆隕星，在天空發出炫目的光亮以後，迅即消失。才二十六歲的天才，突然夭折隕落，對唐代文壇來說，實在不是一個好的兆頭，隨之而來的便是文壇巨星接二連三地逝去。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長慶四年）韓愈卒，831年（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會昌二年）劉禹錫卒，843年（會昌三年）賈島卒。很像秋末初冬，風吹霜打一樣，樹葉紛紛凋零，僅剩下光禿禿的枝幹了，一片蕭條景象。這時候，唯一健在的，稱得上扛鼎的文學前輩，也就隻有白居易了。

不過，這次筆會，並沒有邀請這位老一代的詩人參加，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文學這東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藝術追求，老爺子認為是好的，青年人未必讚同。同樣，後來者的探索和實驗，上了年紀的，有著光榮史的先行者，也許會不以為然。所以，杜牧免了這番客套；何況，白居易晚年的官做得很大，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可不是他謫居江州司馬落魄那一陣了。如今，致仕以後，和那位能歌善舞的家伎樊素小姐，寓居在東都洛陽城履道裏的一座大宅子裏，是老太爺級的大人物，過著清雅悠閑的生活，加之身體狀況欠佳，輕易也請不動大駕的了。

這次筆會是杜牧一手策劃的。他是當時詩壇新一代的領銜人物，和李商隱基本上算是唐詩的壓軸戲了。他既是很有名氣的詩人，又是領俸祿的政府官員，這個時候他正好擔任池州的刺史，也就是當地最高的行政長官。因此，他來操持這次筆會，多少是可以利用一些職權之便的，在州裏的小招待所，吃啊住啊的，用個車什麽的，總要看刺史的麵子，適當少收點錢吧！而且，池州的山水風光，也很值得一看。他自己寫過的那首膾炙人口的《清明》詩裏，“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那個村子，就在他管轄的這個州範圍之內。

相比之下，興衝衝趕來參加筆會的張祜，相形見絀，不免有點遜色了。那時的文學個體戶，可比不上今天那些文學大腕，連軟臥也坐不起的，更甭說有自己的轎車，直接從江蘇開到安徽去了。有點寒酸，有點淒慘，此人一輩子想當官，但總是不走官運，總是抑鬱不得誌；到死也隻是個“處士”，是個“自嗟窮賤”的酸丁。杜牧所以特地把張祜從丹陽邀請來，自然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友誼，與聲氣比較相投的緣故了。

而相投的主要方麵，說到底，也就是當時年輕文人，比之前輩瀟灑浪漫走得更遠的縱情聲色、尋歡作樂、浪漫輕靡、頹廢放任的生活態度，以及在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放浪不羈，流於頹唐，甚至輕薄的文學傾向。他們身上表現出的這種世紀末的苦悶，消極沒落的思想情緒，是和整個時代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相聯係著的，是元稹、白居易那個時代，也是更早的李白、杜甫那個時代所沒有的。所以，沉溺聲色之中，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消極擺脫。

從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和張祜的“人生隻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這些詩句看，當時四十出頭年紀的杜牧，與年齡大約要大十來歲的張祜，大部分時間是在揚州度過的，是在放浪形骸的浮綺**靡生活中，有了密切的來往。

唐代的揚州，是一個內外商貿口岸，街市繁華、店鋪林立，巨富豪商，紛至遝來。同時，又是一個文化中心，詞人墨客，酬唱應和，歌樓舞榭，仕女如雲。所以，揚州自然也成了一個聲色犬馬的消費城市。這裏還要提一下同時期的另一位詩人徐凝，他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也是有名的詩句。可以想象這些年輕詩人，在“二十四橋明月夜”裏，“春風十裏揚州路”上，是怎樣的紙醉金迷，狎玩冶遊了。

不過，這僅是末一代詩人的一個生活側麵，在那樣一個動亂紛爭、國無寧日的時代裏，詩人的良知，還是繼承唐詩“憂濟在元元”的傳統，杜牧的“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表現了他拯物濟世、憂國憂民的抱負。他的詩、賦、古文，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而且，他還是一位有才幹、有見解的政治家。由於他對晚唐的社會政治有著清醒的認識，屢持批判的態度，所以，在朝廷裏，他是經常議政談兵，慷慨陳詞的。由於切中時弊而獲罪權貴，他又不善逢迎，才被排擠出長安的。所以，生性耿介的他，在仕途上自然不會得意，流連風月場中，恐怕也是一種苦悶的宣泄吧？

現在這些詩人朋友，又聚齊在池州了。可以想象下船登岸的張祜，見到來碼頭迎接的杜牧，該是如何激動了。這對誌同道合、相互傾慕的老友，該是怎樣的雀躍和興奮的晤麵啊！毛澤東詞雲：“詩人興會更無前”，凡寫詩的人，感情較之常人特別充沛些。於是，以文會友的這次池州筆會，肯定是一次刺激靈感、活躍創作的相聚了。

好客的杜牧，自然要盡東道主之誼，款待與會的詩人。他是刺史，諒不難辦到。池州雖然不是揚州，但長江的魚蝦，山林的野味，新釀的甘醇，卻也有一番江南風味。教坊歌伎，梨園子弟，也並不弱於“歌吹是揚州”的水平。於是，“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的“宮詞”，是席間少不了的餘興節目了。那時沒有卡拉OK這種娛樂工具，否則，張祜自己也會拿起話筒唱他的“宮詞”了。

在張祜之前不久，另一位唐代詩人王建（約767～約831後），也是寫“宮詞”的名家，有人譽為“宮詞”的開山之祖。但評家認為王建的作品猶如一幅幅社會風俗畫，較有史料參考價值。而張祜則偏重於感情、心理的刻畫，更具藝術魅力。所以，他的“宮詞”能夠傳入禁中，譜成曲子供宮女們演唱，借以抒發心聲。這就好像現在歌星演唱的“金曲排行榜”榜首歌曲一樣，是相當流行的。可見張祜此時的文學聲名，並不比“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的前輩白居易遜色多少的。

也許，這是使極負盛名的文學前輩，總皺眉頭的緣故吧？

文學的潮流，從來就是這樣一波一波地湧來。李、杜的詩篇光焰萬丈的時候，初唐的王、楊、盧、駱，就退出文壇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的時候，李、杜也就覺得不新鮮了。同樣，當杜牧、李商隱、張祜等走上文學舞台中央的時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過時之感了。正如一千年後的中國文壇一樣，“各領**多少天，又有新人在頭前”一樣，這一點也不值得奇怪的，其實倒是文學發展的正常之道。

若是就老人家自個兒在台上，唱獨角戲，文武昆檔不亂，跟頭把式，跳來躥去，氣喘籲籲，血壓上升。雖然霸住了這塊舞台，風光透頂；可卸妝之後，對著空****的戲院子，恐怕也難免有“荷戟徬徨”的蒼涼感吧？

現在，很難懸擬白居易在洛陽履道裏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的日子時，對於這幫青年詩人突然被文學舞台的燈光照亮，而自己卻不免有一點點冷落，不知是怎麽一個反應？會不會為此氣得胡子飛起來拍桌子？會不會挑錯找碴，冷嘲熱諷來宣泄一番？如真是缺乏風度，也沒有什麽，人嘛，有幾個堪稱得上是完人的呢？

據同時代的另一位詩人皮日休的文字：《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及宋代計有功的《唐詩紀事》，老先生對於張祜大概有些成見，總是不能釋然於懷的。821～824年（長慶年間），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詩名、政聲、輿情、人望都正在如日中天的階段。一心想獵取功名的張祜，曾經托門子，走關係，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睞，舉薦自己到長安應進士試，這是當時知識分子攀登龍門的唯一捷徑。而京城應製主要是考詩賦，這一點，張祜有充分自信。若是樂天先生肯於推薦他，來一段優褒有加的評語，肯定是一言九鼎的了。

但是，他沒想到，白居易的確寫了推薦信，但薦舉的並不是他，而是那個“二分無賴是揚州”的徐凝。這顯然是白居易有意識的錯誤判斷，存心要使張祜難堪的，他不會胡塗到連這兩個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來。看來，他也免不掉前輩作家不大願意後來居上的心胸狹隘的毛病，存心要壓製這個具有實力的後起之秀罷了！文人，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類自身的弱點，那就是嫉妒的天性。他也寫過《上陽白發人》之類的作品，但其影響終究不敵張祜的“宮詞”，無論如何不是一件讓老先生高興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燒起來，哪怕是長者，也會不管不顧，做出一些貽笑大方的臭事來的。

一位有聲望的前輩，情不自禁地和青年人過不去，鬧別扭，豈止這位白老先生呢？

“九華山前雲遮寺，青弋江畔柳拂橋”，池州筆會期間，與會的詩人們自然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詩興大發，遊興更濃。毛澤東的“糞土當年萬戶侯”句，很可能源出杜牧在這次筆會後寫的那首《登九峰樓寄張祜》的“千首詩輕萬戶侯”。九峰樓，一作九華樓，清《一統誌》雲：“在貴池縣九華門上，唐建。”杜牧自然要請張祜登樓遠眺的。也就在這座樓上，杜牧才了解他的這位朋友為什麽總這樣“坐愁身兀兀”的一生了。

這雖是過去快二十年的事情了，但張祜一提起來，仍然覺得白居易把自己置於徐凝之下，十分地沒麵子。其實，他哪裏知道前輩獨獨對他不能容忍的底裏呢？

那是826年（寶曆二年），張祜南遊姑蘇，這時白居易任蘇州刺史，他去拜謁的時候，白居易戲稱他的詩，“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為“問頭”詩，而張祜也大模大樣地跟白居易開玩笑，說他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為“目連經”。據《唐摭言》稱，一時傳為詩壇佳話。

但實際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於與等而下之的人成為佳話中的主角的。張祜有其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一個後生小子，敢和前輩平起平坐，說短論長，毫無執弟子禮的謙謹，這本來失之張狂。加之，傳揚開來，無形中抬高了張祜，也使老先生心中不快的。假如，張祜是個無大實力的作家，前輩也許不以為意，而對一個有可能成為自己潛在對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當回事了。張祜不經意間觸怒了前輩，居然還指望他舉薦上京考進士，不啻與虎謀皮，這位青年詩人也忒天真了一些。

假如是一位年輕的女作家的話，也許，白老先生不至於這樣麵有慍色吧？

白居易身邊，特別到了晚年，定居在洛陽以後，身邊總有幾個小女子圍著的。而樂天先生，尤其對於那位樊素小姐，情有獨鍾，由此看，他也不是對誰都沒有好聲氣的。他對那蠻子姑娘的和善慈愛之心，憐香惜玉之情，情誌不貳之意，匡扶提攜之誠，甚至到他垂危時，還為她的未來愁腸百結，真是令人很感動的。

明代大文人王世貞在《宛委餘編》裏，曾經奚落過這種老年作家的情愛心態：“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雖見詞章，酸士所獲，寧堪上駟哉！”他世家子弟，當然看不上這些老作家說來也不免可憐兮兮的浪漫情懷。其實他哪裏知道，絳桃、柳枝也好，小蠻、樊素也好，甚至跟著蘇東坡走遍天涯海角的朝雲也好，都曾給這些垂暮歲月裏的老人，帶來許多溫馨和慰藉。

盡管，白居易為他弟弟白行簡編文集的時候，把那篇性文學作品《大樂賦》給刪掉了，但不等於他沒有弗洛依德的“伊底帕斯”情結。古往今來，老先生們對於異性作家的垂青，對於同性作家的排斥，大致可以從性心理學上找到答案的。張祜得到這樣一個結果，也是活該他倒黴了。

杜牧在那首《登九峰樓寄張祜》七律裏，後四句這樣寫的：“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那是他獲知張祜的遭遇後，對於白居易頗為不敬的微言了。目不見睫，不等於罵老先生有眼無珠嘛！

據皮日休文章，無獨有偶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元稹，那位老作家也很看不上這位年輕的晚輩。認為張祜的詩，雕蟲小技，有傷風教。這樣大搖其頭，話說到這種程度，就有點無限上綱了。現在也難辨別，這兩位老詩人是誰影響了誰，一致對他不感興趣，看來張祜也真是命運不濟的了。

當然，也不盡如此，張祜在青年讀者中，還是很叫座的。甚至一些持論公正的老作家，也對他刮目相看。有位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那是和白居易、劉禹錫一輩，經常唱和的詩人，他就十分賞識張祜，也為這位詩人的遭遇不平；他親自寫了奏章，讓張祜拿著自己的作品詣京進獻。結果，張祜也太不幸了，親筆繕寫所作詩三百篇，落在不喜歡他的元稹手裏，給扣壓下來，石沉大海，白費功夫了。

這兩位老人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所以，文壇本來應該形成這樣一個前繼後續的格局，先行者拓荒開路，後進者繼往開來，有甘作人梯的前輩，有接續走上文壇的新人，如此共同努力，攜手前進，人才輩出，後繼有人，實現這樣的良性循環，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學峰巔。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一個時期，一些文人，特別是有了一定文學地位以後的文壇宿將，往往不能忍受年輕一代的成長壯大，更不願意別人光彩奪目，而自己暗然無光，難免生出一種不大喜歡新生事物的霸氣。當然誰都明白，霸氣者，銀樣鑞槍頭，不過是失去競爭能力以後的虛弱表現罷了。其實，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寬容一點，寬厚一點，扶年輕人一把，豈不是功德無量的事嗎？又何樂而不為呢？

這都是一千年前的中國文壇的往事了，已經成為曆史的故紙堆裏的陳穀子爛芝麻，在一千年後的當今的中國文壇上，我想：大概是不會再現的了。